黄允
黄允

未遂的自由写作者

过年记

1、桌

我们这里,貌似每户人家吃饭都用上了带玻璃转台的圆桌。桌子一家比一家的大,而且趋向是,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所谓过年,基本就是从这家跑到那家,从这桌迁移到那桌。

当然,桌还得算上茶桌。

茶桌大都也长得像连胞胎。长方形,木的或石头的承台,有橡皮球的下水管。大抵喝茶不那么费嘴吧,茶桌边的内容总显得比饭桌边丰富。在茶桌边,除了永恒的家长理短,你还能听到强国宣传的回音,国家领导为人民的自发颂歌,对发达民主国家处理疫情不利的无知嘲讽,等等,仿佛茶桌连接了抖音、快手、B站的洗脑频道。不过,众多声音中频次最高也最响亮的,仍是起于本市县的高官巨贾的神话。这些神话经年累月,在杯盏腾挪间流传不息,逢到春节就攀上高潮。

2、将军故居

村里出过一个少将,全镇唯一。少将历经“反围剿”和国共内战,生平印成了书,我读小学时大家人手一本。

少将住过的老围屋前些年修缮一新,挂起了几块牌匾,当作故居,供人瞻仰。大门的对联一年一换,今年的,上句是“领导是天民是地”。不知出自哪方,但足以概括本地“信仰”。人们大年初一去庙里拜佛,求的最高的也不过是这等尊荣显赫。

若玩个文字游戏,“天”与“地”相距遥远,永无相交,用以形容官民和谐,岂不大谬?纵向上看,由水与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变为天和地,又是多大的历史倒退呢?

3、房子、家、亲情

我家在将军故居不远,是村里众多砖结构新房中的一座。和邻居们的一样,房子占田而建,用的是爷爷奶奶名下的一块地。起初遇到阻挠,地梁都被敲掉了些,后来能盖成,靠的是一个当别村村委书记的亲戚。一个电话就搞定了,家里人说;对方认了是“自己人”,道声误会,班师回朝。

就这样,乌纱的作用,上至庙堂,下至乡野,两千多年来几乎无往不利。而这与将军故居那官方颁布的荣光,与民族文化中对钦定功勋的不灭的崇尚,一脉相承。

有着这段插曲的房子我住得安心吗?说不安心,那是虚伪。家里人非得建它,而以近年形势,不经过那点摩擦又建不起来,规则如此,我只能拱手。总之,这房在我是可有可无的,我也就不会因为默认了不正风习而愧疚。势利地看,这房子在村里也并不起眼,但我母亲倒是言之凿凿,说它引起了我们家挺亲的某个长辈的妒忌。

我小时候,父辈们花样迭出地向我们展示了亲人间可以如何龃龉、相互背弃、争执、叱责、斗狠,遗风所及,至今阴魂不散,随便一件芝麻小事,便能激起新一轮冷战。现在,年轻一代接近成年,也已经学会旗帜鲜明跟着父母站队。氛围强大若此,早已厌恶这些的我有时也冲动起来,不免也要摆个立场。回过神来,自己对自己感到恶心,只想着以后还是照老样子,能不回来过年就不回来吧,眼不见为净。

反正,既有这样无趣莫名的别扭,春节几天,举国上下努力营造的,且在热心初一相互串门拜年的乡村尤其容易产生的那种天下大同、其乐融融之感,我就算相信,也不会相信超过一分钟。更何况,这错觉盛气凌人地遮蔽疾苦、不公和普遍的心理距离,将一切不幸排除在公共视线之外。

4、路与人

十来年间,新房子取代了绝大多数老瓦屋。车越来越多,经常没地方停。没地方停是因为村里布局凌乱,毫无规划。新房子们挨挨挤挤,好些在村道或小路边的,不肯为公共利益退让分毫,既使得不少人家没法把车开到自己门口,也导致唯一一条主路有两三处窄到只能一次过一辆车。这很好地说明,村里许多人的心胸或眼界,永远越不过这个村。

村道最宽的部分在村口,两车对向而过绰绰有余。这儿往镇上的方向住着少将本房的后人们,往村里的方向,在新修的混凝土桥旁,是少将自己后代的新房,总体西式,用了罗马柱和巴洛克线条,气派冠盖全村。这房子去年才落成,以少将后代——孙辈起统统定居首都四环以内——的权势财力,实在不太像话。大概纠结了一番,最后还是随了风气,非得在老家弄一栋大宅,切近地证明体面和地位。

乡愿。这禁锢国人两千年的魔咒。

孔子说,乡愿是“德之贼”;这不啻为先知之言。贼,偷也,偷走的是功名权力的好处,是为着更大集体的福祉与公义的真正雄心,是当年尚有些许纯洁性的革命精神。

100年前,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政府时期,鲁迅写下《故乡》,哀叹乡村的凋敝和没有进步。到今天,进步多少是有的,——至少在外观上。我们那个村,新房子看着都挺漂亮,村道上安了路灯;村里设了垃圾点,在混凝土新桥一头的路坎上,对过正是少将后人的大洋房,根据时节和量的多少,不定期有改造而成的专门车把垃圾拉到镇上某处焚烧。在表面和规模上,村里已有些像以前的镇。就如镇上像以前的县里,县里像以前的市区,市区最贵的写字楼地段,给人以仿若朝阳CBD的错觉(只是小一两个号罢了)和错觉过后的恍惚感。我们村里几乎没人再像成年闰土一家那样缺衣少食,也很少有人会像杨二嫂,贪图便宜,争抢外迁家庭不要了的破烂。然而,“我”和闰土的“那层可悲的厚障壁”并未消失,从人们心中所想,到社会的运行逻辑,等级观念依旧牢固深重。往小的说,比如你亲戚邻舍对少将后人的艳羡,如你父亲自打用顺了智能手机就恨不得每天发给你宣扬愚孝的“快手”视频,要你知道养育之恩非跪拜磕头洗脚捶背不能报答,或者如你某个当了镇干部的老同学,一有机会就颐指气使,想当你的人生导师。大的方面,不说其他,只一例就足够:市里前几年落成的政府机关楼群,风格、规模和分布都像极了象征无上权力的天安门。而这样的山寨版权力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还有许多,并将越来越多。

重读起来,《故乡》结尾所说的希望是非常模糊的。仅从全篇看,很难确定它指的是什么。若是指后代(闰土的儿子和迅哥的侄子宏儿)能有“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生活,那这种新生活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今过上了吗?物质上,我们的生活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算是新的,虽然我们许多人仍要辛苦辗转,许多人仍旧一边辛苦一边麻木恣睢。但在精神向度,以我观察,就像我们的社会机制,并未比百年前进步多少。这其中固然有国家历史进程与顶层导向双重媾和的作用,但许多时候,也是由于我们人民太过沉溺于积习和一些值得商榷的传统。

希望并非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我以为。希望有就是有,无就是无。这就如世上其实有许多路;只是,某一两条路走的人太多了,太理所当然了,也便好像没有了别的路。而这一两条几乎排斥和碾压其他一切的路,又岂能说不是可怕而危险的歧途?


2021.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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