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orpion

讀過傳媒,又修金融,皆不精通 目標是把個人簡介寫的有趣一些

一些思考 | 答疫情期间,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困惑,欢迎讨论

最近很难条理的思考和书写,如果有答非所问,权当抛砖引玉。请谅解。

六个好问题,最近有些感触。想分享一下疫情舆论爆发期间我观察到的,让我觉得非常矛盾的一些场景和思考:

强权到底是少数既得利益者挟持了民众?还是渴望“被安排”的民众与统治者的合谋?
如何解释我们对于稳定无与伦比的渴求?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惧怕“乱”?我们“求稳”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值不值得?

在疫情爆发最开始的几天,李文亮和其余几位吹哨人“被造谣”的事情一再被提出,于是言论自由和自由这一议题不断的被提出来。也看到很多人呼吁需要开放言论空间,给予人们言论自由。但是我也观察到,有人认为,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如果有牺牲,那自由就没有意义。更多人觉得世界观崩塌的原因,是自己一直以来让渡权力,但求安稳,却依然换来这样一个场景,不能接受。看到这些话,我突然明白,原来很多人并不是意识不到自己的权力空间一再被压缩,而是他们“半自愿/半被迫”让自己的权力空间被压缩。我突然觉得,后者是在赌一个概率,“你都得到这么多了,会不会分一点出来给我”,假如确实分出来一点,就能在没有明显可量化的损失下,获得权力。不可量化或者不为人知的损失,是他们选择让渡的那一部分。

我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想,是年纪尚小,尚未了解人性,抑或是我们教育里缺失了某一部分。但是我也有另一个貌似沾边又貌似不沾边的想法,我觉得儒家文化教育下,抑或是近年宣传“和谐”下,中国人极其害怕矛盾冲突,尤其是冲突带上实际利益。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府都觉得冲突造成的代价过大:普通人面对的最轻微的代价是浪费时间和金钱,严重的可能是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政府面对的可能是需要花时间去陈述自己的态度,在国内外各方势力中周旋,耗费精力,甚至可能被推翻(哪怕是在民主体制下,一个党派被拉下台的情况是家常便饭)。于是政府用压制去维护利益,普通人用逃避去维护利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平衡点。

我便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冲突造成的代价过大,冲突有没有除了你死我活的解决办法。在我们的文化里,隐忍这个品质比面对/直面更加受推崇。避免冲突的结果就是,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难以习得处理矛盾冲突的能力,于是我们惧怕”乱“,歌颂和谐,同时指望利益对立方的自觉/道德。所以经常看到一个很矛盾的场景:在这件事里谴责政府不作为的人,同时也会辱骂废青,反对香港医护罢工。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并不认为,要求对方珍惜我的付出,和为我的付出也付出同等的努力,是理所当然的想法。政府会觉得,我为你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你们就乖乖的作为社会的螺丝钉而存在,不要要求再多。民众会觉得,我都这么乖了,你是不是也应该回馈我一点好处(所以他们才会谴责政府不作为,因为活着是作为螺丝钉存在应得的好处)。这又是另一个奇妙的平衡点。

边界是在一次又一次冲突之中被识别和确立的,失去直面冲突的机会,就造成了职权不明,边界不清,也就最后导致这个一向被认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机器被疫情杀了个措手不及。

怎么看待在集体利益面前对个体的牺牲?例如侵害个人隐私公布确诊病例名单?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挺矛盾的。一方面,作为没有患病的个体,当然希望自己受到周全的保护,了解确诊病例的动向,确实可以减低感染的概率。另一方面,我确实觉得,公布住户门牌号,或者确诊病例的个人信息,极大的侵犯了对方的隐私。

所以对此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在防疫中,公布确诊病例信息,究竟有多大帮助?公布什么信息,对防疫是有帮助的?因为缺乏相关常识,我觉得,跟确诊病例住在同一栋楼的居民,或者潜在的接触者对某些内容是有知情权的,即是知道身边有人确诊,和一些基本信息,例如流行病学调查。但是我反对对集体/社会公开确诊病例的个人身份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电话号码。


为什么有很多中国家长把“听话”当做对子女最首要的要求?为什么他们似乎只能赞赏子女自己控制之内的行为和选择?为什么父母有些时候不会把成年子女当做成年人看待,给予基本的隐私和尊重权利?甚至把成年子女送去电击?为什么父母对子女的言语和肢体暴力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可以接受的,而反过来就是大逆不道?

这三个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家长至上而下的权威是如何被确立的。但是这个问题很难直接回答,所以我想从个人体验方面讲一下自己的想法。

家长vs子女,(甚至有时候男朋友vs女朋友),把“听话”“懂事“作为首要要求,在我看来,是历史积累的重重压迫,导致上一代人无法做自己,下一代人也被要求不做自己。但是正好到我们这一代,中西文化交融,无论你愿不愿意,都受到个人主义文化的影响,自我的需求终于被发掘和重视,反抗这种集体主义压迫。其次,与上面的回答相似,是逃避人际冲突导致的人际边界不明确,不仅是子女和家长之间的边界不明确,我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家长对自身的能力边界也不明确。分不清实际上能掌控的,和实际上掌控不了的,把子女看作“死物”据为己有。面对冲突,不是商量与妥协,而是压制对方的实际需求。再者,在对自身能力不了解的情况下,试图控制的一方很容易把对方否定某一个决定或看法,当作否定自己整体和整一个人生,于是就更在关系里强调“权威”不可抵抗。

并且我想提出一个观点,是不是被情感勒索的一方在情感勒索里也有责任。被情感勒索的一方,如果能跳出”孝道“和“爱”的束缚,不去回应对方情感勒索的需求,只回应对方用正常态度提出来的需求,在情感勒索屡屡不奏效的情况下,对方也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

如果我在发展个性方面完成度高,有些时候我就不得不得罪人,或是和别人起争执,这让我有点沮丧,也有些畏惧前路。

最后,对于这一点,其实我(以前)也心有戚戚焉。最近疫情让我暴躁,发现与人争执,被人拉黑,也死不了,哈哈。

言归正传,还是认识到自己能为自己的利益负责的同时,发现与一些人争论,其实最后可以不要一拍两散(也有很多一拍两散的),很多执念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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