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田

我是個頽廢的書癡

讀《中國學人》發刊辭〈說學術研究之歷程與其成果〉有感

六期的《中國學人》期刊

為了出售《中國學人》要寫一段關於只出了六期的期刊簡介,便把唐君毅先生那篇發刊辭〈說學術研究之歷程與其成果〉讀畢。那篇文章的副題是「學術之顯與晦與當前中國學術研究所處之時代情勢」。這刊物創刊於1970年,那年國內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化大革命帶來前所未有的災難,唐先生心繫中國經歷這場文化浩劫而導致文化步向滅亡危機,因此用盡方法培育後學青年,傳授中國文化精神,並期望文化能傳揚開去。整篇文章看到唐先生對中國文化的擔憂與使命感,不禁對唐先生在逆境中仍堅守理想而肅然起敬。


文章開始時介紹了「研究歷程」與「研究成果」的涵意論述。他分作六點談論:第一是研究歷程是個人的主觀的,研究成果是社會客觀的。第二是研究歷程是動態的,研究成果是靜態的。因為研究歷程是動態便可形成研究風氣,此研究風氣影響後來的學者。第三是學術研究必須隸屬于一時代地域之社會文化之全體。因此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便有不同的學術研究風氣。第四是學術風氣應是時代的顯學,然而只要能達到學術真理之追求,能關注於人類文化之全體,可能未必切合當世的需要,亦應受到尊重。一般學術研究主在學院,是獨立學者的存在之地。但能實用於當世之社會文化需要的學術研究不限於學院研究。第五是顯學可能是非純粹學者,可能被稱為「俗流之學」,而純粹學者的研究並非顯學,可能被稱為「無用之學」二者,二者對學術要求而產生了衝突而互相責難。第六是唐先生認為二者很難完全一致,因此可稱為顯學與晦學。純粹之學當世為晦學,將來可成為顯學,今之顯學隨時代之變遷將來會成為晦學,顯與晦隨人類社會文化變遷,因此學術之研究與當世有用及無用之學應是同時並存。第七是學術研究與社會連繫,要得社會人士的理解及贊助,因此要獲得社會人一般人所了解及認同,對於純粹學術之研究最多只可及身而止,對學術能否將來成為顯學皆成疑問。


唐先生述說西方顯晦學之歷程,從古希臘蘇格拉底至柏拉圖,再至亞理士多德等哲學家,於不同的時代的社會文化變遷成為顯學與晦學。當得到社會的認同,對社會有實用意義,取得社會之承認同情與贊助。中世紀時,基督教文化成為了顯學,更孕育中古時代的大學,成為近世大學的前身。近世西方的顯學是自然科學,唐先生認為將來顯極可能是人文科學再度成為顯學。中國的顯學與晦學與時代社會相關切。唐先生從先秦時說起至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元、明、清等各朝學術的顯晦不同,如先秦顯學是孔墨諸子之學,兩漢是經學,魏晉南北朝便是佛學,至宋明儒學是顯學,清乾嘉之學為顯學,清末康、梁變法曾為一時之顯學,至辛亥革命章太炎與劉師培重視中國民族,主華夷之辨,唐先生認為是承乾嘉樸學之流,有助民國的創建,因此成為一時的顯學。


上述所言不論中西學術在歷史上時顯時晦,晦可以再顯,顯可以再晦,因此學者不應只求顯學而求學,唐先生稱為曲學阿世,最終會自喪所學。唐先生提出「守先待後」,意思是不期望當世實用,但不忘求用,唐先生稱為「中立而不倚」之「強哉矯」的中道。近世西方的專門之學,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而學術,成了民國以來的顯學。傳統的經學,通古今之變,論當世之得失被否定,轉而為暗合西方科學的疑古反古,打倒傳統中國文化,當時學者只重在整理國故之根本為目標。到了七十年代,整理國故成為了政治主義作註釋。一方面是政治上之要求,另方面是學者的故步自封,學術難已得到發展。唐先生在擔憂之餘,期望透過栽培後輩,能復興中華文化。在此情況下學術之研究不得求之於海外,包括日本、韓國、歐美、台灣、香港及東南亞。日本與歐洲尤以青年一代,基於政治因素,對中國的研究日漸痿縮。


台灣與香港是華人為主的社會,能保存中華文化最多的地方。唐先生說台灣所倡議的文化復興,莫不與政治有關,因此未必能使中國文化真正的復興。香港是大陸學者主要流亡之地,香港相對自由的環境,經濟起飛,為學人提供了較安全及穩定的環境。台港兩地以華人為主的地方,最有條件復興中華文化,唐先生便呼籲兩地學者共同發心,相互觀摩了解,增強中國學人對中國學術之研究之風氣,尤以培育兩地青年人為重。唐先生認為不能寄望西方乃至日本、韓國等青年對中國學術文化之研究,反求諸己,把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回到香港與台灣。

唐先生寄望《中國學人》能讓青年學者把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成果發表,對社會文化有影響及對後一代有陶冶啓廸之效用。唐先生認為所謂成果無最後,而是繼續的用心栽種培植,不斷的產生更多的果實。研究範圍也不應有所局限,所包含的範圍很應廣泛,研究歷程、方法、與他人的論學等同樣也可以是成果。因此《中國學人》主要為年輕一代之學人,不期望有成熟之見,重要是引發從來者對研究的興趣,互相啓廸,不因一時之晦而氣餒,期望此刊物能得社會同情贊助。將來能成為時代之顯學。


《中國學人》不過出了六期便停刊,總計不過出了六年,似乎唐先生期望「通中國與世界之學術聲氣,亦見學術研究與時代之社會文化之關聯,並籍引發來再後之來者之從事學術研究之興趣與志願」落空了。唐先生也於1978年去世,《中國學人》期刊也成了絶版,四十多年來再沒出版。此刊物稱為「中國學人」換言之是以中國學術研究者為主,他在發刊辭中言到中國自清末至今(七十年代)中國學術處於晦的情況,寄望將來能顯。晦是因時代政治環境的變遷而出現。唐先生苦心栽培了不少學人,使儒學再顯,這儒學已是融合西方哲學的新儒學。如今港台兩地人才輩出,但是否真能復興文化?共產黨仍是當權者,不錯,近年已較前開放,但仍保留了學術為政治服務的思維。為了維護當權者的統治地位,對學術的利用從沒停止,今天新儒學表面上受大陸各大院校所重視,甚至有人對唐先生膜拜,卻不出為政治所要求的範疇。試問如何談得上復興?


今天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浩劫,一方面是病毒的侵害,另方面是政治的壓迫。病毒侵害似與政治無關,政府遲遲不封關,不行緊急措施,每事要看中央意思,豈非與政治無關?國安法立法至推行無不是黑箱作業,國外的批評動不動說別國干涉內政,為樹立威信而強推反人權之法。港府官員唯命是從,推市民走入死路,這樣荒謬之事各大院校校長,行政人員,教授們竟然助紂為虐,齊聲表示支持,這是知識份子的「風骨」嗎?文化的復興不是講空話,也不為政治而服務,要有獨立的思考,也不是「以某種現實社會政治上之要求,作為絶對的標準,以衡量學術價值之態度,所轉成之種種政治勢力」


先賢先後離世,我不敢批評後繼者是否每一位能如先賢先輩們,在苦困環境下堅持宗旨,不計較個人的名位利祿,艱苦奮鬥,栽培接班人,對青年人寄予厚望。四十多年前的年輕人,今已步入暮年,是俗語所說的收成期,不少是大學教授,有可觀的收入,生活充裕,試問有誰敢說句真話?能願意捨棄名利,毫不計較地付出,為有心求學的士子循循教誨者甚少,恐怕只餘新亞研究所,可惜新亞研究所面臨的困境比最初興辦時更甚,在濁流滔天的情況下,研究所是僅存的一道清泉,但不知這道清泉還可堅持多久?《中國學人》只能出六期,在唐先生離世後已不復再,好像預言花果凋零難復生。今天知識份子,不少是重利輕義,為學與做人二者相距甚遠,儒學要再顯恐怕還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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