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頽廢的書癡

隱世的學者─懷念麥仲貴先生

2020 年 4 月 14 日

引言

新亞研究所校友會計劃在《新亞論叢》這期介紹過往研究所教職員。我思考了一陣子，新亞先賢及師長輩已有不少文章或專書介紹。想了一陣子後，突然起在研究所讀碩士期間，在研究所內有一位老先生，他每晚最後一位離開，負責鎖門。他常獨自坐在進入研究所大門右邊的第一間房子內，內面有桌子和椅子，桌子上放著舊式的暖水壼。這位老先生也會走出房間在研究所中央的走廊踱步，也會坐在走廊盡頭的椅子上，椅子旁放了一個舊式電話，當寫字樓職員已放工後，他便會在這裡接聽電話。每次返回研究所上課前總是看到他坐在那裡，我也主動地向他打招乎，他每次微笑地問「返學呀？」心裡甚為奇怪，為甚麼每次問同樣問題？在傍晚時份，準備進入課室，不上課還可做甚麼？上課至中段時，經常聽到他在走廊邊度步邊說話，初時以為他與別人對話，後才知到他是自言自語。這位經常微笑的老伯怎會是位精神病患者？當年我不知他是誰，聽同學稱他為貴叔，我也跟隨稱他為貴叔。日子久了，每進入研究所習慣看看貴叔在不在，中段小休時，也會跟他閒聊，他多是問非所答，簡單問題例如吃了飯未，他能答，再多一點便不能答，間中他會鼓勵我說「畀心機讀書呀」等，雖然如此，心中感到溫暖，他的微笑依然常存在腦海。及後到圖書館借書，跟圖書館管理員李太談起貴叔，李太感慨地說，他本是唐君毅先生的得意弟子，成績很好，可惜患了精神病。心中想，他可能未畢業便得了精神病，實在可惜！有一天，我們又談起貴叔，李太讓我看看放在目錄櫃上的論文記錄冊，發現他1968年碩士畢業，指導教授是唐君毅先生，原來他是碩士，這位碩士怎會變成看門的叔叔呢？多年後，於是決定寫關於這位老先生的文章，讓世人認識有這樣的一位隱世學者。

生平事蹟簡介

貴叔原名麥仲貴，筆名扎克。原籍廣東台山，《瑩社同學錄》稱他鄉音甚重，由此推測他可能在台山出生，後移居香港，據研究所校友會同學說他有一弟弟，其餘關於他的身世所知不多。由於未能查看麥仲貴先生的資料，只能靠1956年培正中學的《瑩社同學錄》、1963年的《新亞書院校友通訊錄》、1969、1970年兩本的《新亞書院教職員通訊錄》以及他的四本著作，包括於1968年出版《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1970年出版《草窗隨筆》、1973年出版《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1977年出版《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等推測麥先生的生平。據培正中學的《瑩社同學錄》麥先生應是1956年高中畢業，估計他畢業那年是19歲，他在2009年去世，他去世那年應是72歲。他的生卒年應是1937-2009。據1963年《新亞書院校友通訊錄》麥仲貴先生是第十屆中文系畢業，應是1961年，從1962年起至1968年轉修哲學碩士，主要是跟隨唐君毅先生。據《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的〈自序〉中言，此書是1968年卒業的哲學畢業論文，他應是1968年碩士畢業。據《記億中的哲人──敬悼唐君毅老人》[1] 文中記載，他本在新亞書院讀中文系，因喜愛哲學，想中途轉讀哲學系，寫信給唐君毅先生，經唐先生的勸告，他繼續讀中文系。後因太仰慕唐先生，大學業後，再以書信懇求，感動了唐先生，終在研究所修讀哲學組。1968年哲學碩士畢業後，1971年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奬學金，先後赴台灣及日本兩地研究所蒐集資料，同時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把碩士論文出版。1969年至1971年間在新亞研究所任編輯。據鄺健行先生說麥先生在1977年後精神漸漸出問題，不能從事編輯工作，轉而從事文書工作，之後他病情惡化，轉而負責看守門戶等工作。在《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及《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兩書均有唐君毅先生的序言。現節錄《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一書唐先生的〈序〉：

麥仲貴，初治文史，後從予治哲學，而及於宋明儒學……以王門諸子論學之精微要眇，今欲明其同異，觀其會通，為之綜論，而期其圓融周遍，無所不及，自尚非麥君之意。麥君之文，因強探力索之事多；深造自得之功，容尚有所未逮。然麥君之為此書，於王門諸子之原著，可搜求得者，無不遍覽。凡見其與明儒學案所錄，有出入者，一語一字之微，皆一一條記；於明儒學案之論之傳承之體例，既有所商榷；於王門諸子之生平，亦本史傳，於明儒學案所述者，有所補正。其功力可謂勤矣。……麥君此著，可謂能對王門諸子之學，通觀其大體；於其宗旨之同異，亦能本歷史文獻，加以疏通而證明之。此較之黃梨洲之為明儒學案之偏尊江右，及近人之偏尊所謂左派王學，於明儒之李卓吾之流，加以盛稱者，實可謂更能為一客觀之論述，足以為來學之士所資。[2]

據上文，可見唐先生推許麥仲貴先生功力可謂勤矣，對麥先生《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評價頗高。以下再引述唐君毅先生在《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的〈序言〉：

疑慮叢生，遂從吾治哲學，欲藉義理以養心；乃廣讀宋明儒書，亦嘗慨然有求道之志。吾因告以為己之學，固當為本；然居今之世，為人之學，亦不可少；無妨兼本所素習，試為宋元明清諸儒之儒學編年之著，既以自勵，亦便來學。麥生乃往就教于錢賓四、牟潤孫、及嚴耕望諸先生。錢先生更告以編年之著，宜有一年表之書為先，逾二年而麥生遂有此書之成，其用力可謂矣。吾于史事，素極疏陋，對麥生此書，愧無所益。觀其所辨証，雖或有異議，其所採擇，亦容有未備；然要可為治宋元之學者，即其所備列之事迹，以觀學術之流變者，有所取資；其有益于世，應無疑義。[3]

綜合唐先生對麥先生的評價是很用功，重視文獻的資料，對於哲學深造之功未逮，撰寫時偏重於史學多於哲學。這位先習文後習哲的學者，為學用功刻苦，一字一句材料無不放過，他的研究集中於宋明理學，用功於文獻資料的整理及人物綜合論述，對於後學屬於資料性的範疇。觀今天的年輕學人，能如他這樣刻苦用功者不多。數十年前，電腦未普及前，互聯網未建設時，蒐集資料不容易，往往要翻閱厚厚書本，逐頁細心閱讀，每有合用的立刻以卡片記下，其艱苦情況，不是今天青年士子可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