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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傳說中的日本文化入門書《菊花與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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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與劍》成書於二戰末期,是美國政府為了解日本而邀請人類學家潘乃德所著。由於日本是敵國,作者無法親身研究當地風土人情,一手資料只能取自美國日僑;加上作者不諳日語,運用了不少英語作者論述日本的資料,作品如同三次創作。在此情勢之下,時至今日,仍有人引用此書來解讀日本人性,不免令人擔心。

《菊花與劍》面世後,日本社會環境已經過多次變革:盟總時期美國的高度影響、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神話、平成年間的泡沫經濟爆破等等,日本人性一方面已不再是純粹「日本的」,而是摻集各種西方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隨時間情況而有所轉變。因此書中許多的觀點,而不適用於現代日本人。如書中一再強調日本人把天皇放在尊崇的頂點,視對天皇的忠為不可動搖的價值,很明顯是不適用於現代日本的。自從日本戰敗和人間宣言的發表後,人們對天皇的信仰已普遍陷落。現在,儘管一般人對天皇抱着尊敬的態度,但其舉止及王室一家已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不乏對王室戀愛情事、教育方針等方面的批評。

書中又提到日本人更注重行為稱職、少找借口,往往自己承擔責任而不找替罪羊,實為對日本人的誤解。研究 A Discourse 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Japanese Apology 就反映,日本人道歉認錯並不等同承擔責任,反之是祈求對方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一種策略。國民級社會心理學家南博所著的《日本的自我》提到,日本人的自嘲與自罰也是為了逃避或減少他罰而作的,而集團主義的重視是通過集團決定與集團責任來淡化個人角色;更提及對戰爭的所謂「一億人的總懺悔」實為不負責任,以同罪意識來弱化個人責任。311大地震發生後,我們看到的東電,有沒有做事稱職、承擔責任而不找替罪羊?事發一年半後,東電才首度承認缺乏適當的海嘯防範措施;時至今日,東電仍未表示應對核災事故負責。其實面對重大事件,一般人都會想否認事故的發生、逃避責任,為何日本人就會一反人性的常態、直接面對呢?

作者認為日本人信仰秩序和等級,就如同西方人信仰自由和平等一樣。認為日本人寧可安守本分,也不要做出與身份不符招人猜疑之事,比如致富。而上位者有權決定下位者的事務,並同時背負地位提升帶來的責任。輩份和年齡都是一些決定等級的因素,並且等級輕易不改變。確實這種觀念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隨著終身僱用制度崩潰,年功序列制逐步消亡,加上西方思想的流行,日本人的等級關係已不像以往般嚴密,變得較為尊重作為獨立個體的個人。

潘乃德指日本人嚴格遵守道德規範及禮節,把個人約束最大化,務求不負他人所望。然而,《日本人的心理結構》表示關係越疏才會越講禮貌,所以日本人希望把身邊人盡量拉入內圓,並不喜歡講客套。假如我們誤會了這一點,以為對待日本人極盡禮貌之事,想必難以與日本人建立真正友好的關係。

《菊花與劍》有一著名論述,指日本文化為恥文化,依靠外界約束力來維持好行為,以致日本人並無分別善惡的能力,認為自己本性善良只要洗滌體銹便可變回善。然而此說法被猛烈批評。著名精神病學者土居健郎於《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一書中,便說明日本人的罪惡意識明顯,雖然不會過多大追究個人責任,但會視背叛集團為罪惡、受到集團譴責為極盡羞恥之事。其實,指任何人無分別善惡的能力都是招人話柄的,用潘氏論點詮釋今天的日本人很可能會引來不和爭執。

潘乃德亦提出了日本女人的角色是被動而從屬於男性的,女人要作為母親才有地位,妻子是傳宗接代的工具而非浪漫愛情的提供者。誠然現代情況已大不相同,現代日本女性的地位與男性相若,相親結合的夫婦數量很少,會選擇生育的家庭也越來越少,以致日本成為生育率最低的國家。日本女性亦越顯主動,甚至比男性更主動,故有肉食女草食男的說法,也出現了積極也結婚為目標的「婚活族」,力求擁有浪漫愛情與安穩生活。

書中忽視了時代背景對人民性格表現的影響,如政局不穩、屢有政客被殺,四民平等、商人抬頭等,等於把當時出現的問題歸咎於民族性,變相推在個人身上。但人類的行為是會因應時勢環境而改變的,如千年前中國有禮儀之邦之稱,今天的中國人的禮儀卻有許多令人不敢苟同之處。民族性並非一成不變,民族性也不是人類行為的唯一原因。以《菊花與劍》解析現代日本人性無疑是片面的。

《菊花與劍》把日本人視為一個整體,描述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曖昧日本印象。就好似,即使把藏人與山東人同視為中國人,兩者的生活習慣、價值觀等也截然不同;而就算一樣為漢族的北京人與上海人,也有京派海派之分。由此推進,日本人性亦應有地區、種族等方面上的差異,例如擁有營商傳統的大阪人就被認為是較為世俗現實的。《菊花與劍》把日本人性一般化的觀點,容易令人忽視每個獨立個體所擁有的特質,對理解文化、理解社會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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