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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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我們有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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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在巴黎一個平凡的晚上,警方以緝毒為由截查了一班青年人。其中一名無犯罪記錄的22歲黑人社工當場被捕,逮捕當晚,青年人不但遭受催淚毒氣攻擊、更被四名警員按在地上暴打。警方一邊粗言穢語侮辱青年人的族裔,一邊持續地毒打他,甚至用警棍強行插入青年人的私處。那一刻,青年人以為自己要死了,全身已沒有任何力氣。送院時,院方診斷青年人有深層的肛門撕裂。之後,警方銬起青年人帶上警車,於車內,警員再次侮辱他、向他吐口水,更毆打他的私處。事後,警方聲稱虐待和性暴力只是一幀意外,這顯然易見的謊言、毫無誠意與尊重的不負責任態度,自然沒有任何正常有知的人會信服,激發起連串反抗警方暴力的示威。

這是《抵抗的義務 — 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第二章<為非文明抗命辯護>的開首,讀到這裡,是不是有種痛心又似曾相識的感覺?被殘暴虐待的青年人很勇敢地說出恐怖的經歷,也幸運而堅強地存活下來。可是,又有多少受害人是畏懼警方的壓力而不敢說出來、或是在虐待途中不幸喪命,我們無從得知。即使在巴黎這種現代化的大城市,還是會有嚴重的警暴問題,證明執法機關如無有效監管,就會為所欲為、無法無天。

那麼,這段法理不容的故事與<為非文明抗命辯護>的主題有何關係?作者指出,事件引起的連串反警暴示威,並沒有引起一般市民的關注,反而指斥示威者扔樽和石頭的行為暴力。原來,「文明」的市民反而被所謂文明蒙蔽了同理心和良知,讓他們對不公義和壓迫視而不見,無視抗爭者爭取權益的迫切性。而問題並非只是人們缺乏同理心,而是人們對抗爭者的聲音不聞不問,把勇武抗爭看成單純的暴力,看不見當中抗爭者痛切的呼聲。抗爭者之所以用「文明」的市民不太歡喜的方式發聲,是因為抗爭者長期受壓迫、權利長期被剝奪,不得已只能用較激動的方式表達。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漠不關心、或對抗爭感到反感,可說是道德上與認知上的殘障。

當面對嚴重而持續的不公義,基於民主、展示集體不服從、法制改革等可貴的目的,所謂「暴動」形式的政治抗爭,具有合理和正當性。崇尚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言的宗旨本身就是迷信,妖魔化合理使用武力的行為,只是政權為了維護穩定的洗腦教育。就像往日香港,教人強身健體、陶冶性情的武館廣為流行,也因此培養出一代宗師葉問,可見使用武力不一定就是壞事、錯事。書中舉例說明,比如目標清晰地破壞某些資產(如破壞紅色資本的商舖),跟無差別地毆打市民,有明顯的分別。前者抵抗了長久以來不公不義的權力壟斷、偏私無道的既有秩序,後者則是喪心病狂的恐怖襲擊、人格缺失的無差別犯罪。

有時候,所謂非文明的抗爭可能比和理非更有效,因為可以有力地打破現狀、迫使社會面對不堪的現實與安居樂業的理想之間的矛盾。勇武抗爭指出現有體制排除異見聲音的專制,打破既有道德和政治共識,鼓勵人們重新思考,抵抗長年累月被馴服、奴化的習慣。在不公義的社會政治環境裡,公民服從政權、服從法制,反而是推卸責任、給別人製造爛攤子的表現。這是因為法制和政權的所作所為都只是維護當權者的利益,而非保障市民應用的權利。

同時,非文明的抗爭亦對公眾政治社會參與的規則、標準和界限提出質疑:誰可發聲?可以在哪裡發聲?在甚麼時候發聲?如何發聲?情況就如今天香港,藍營人士就可以請願、集會、暴打異見人士、甚至扔磚頭殺人都不用負責;反觀年輕人與抗爭者,任何表述都被打擊,連一個人買小吃也要被控告違反至少要多於四人的限聚令,足見政權不放過任何濫用法制、打壓市民的機會,也令人擔心執法者是否被毒物或業障迷惑心智。

最後,作者尖銳地指出——要如何期待一個專制的政權會建立公平、自由的社會?那是不可能的!但,即使社會政治上的改革、甚至道德良知上的改變都顯得遙不可及,抵抗行動的本身就有意義,抵抗行動的本身就展示出抵抗者的團結一致,也確立了抵抗者的行動力和主體性。

最後想推薦這部介紹近期熱門書《暴政》的影片:

其實做這類型的書評、導讀很花時間,像我都要花上半天去整理和撰寫,更何況做成影片。這部影片和頻道講解得由淺入深,配上切題的動畫、圖解,實在是很高質素的知識型頻道。抗爭既需要鍛煉身體,也需要鍛煉頭腦,做好自己、齊心協力,才能走到最後。正如片尾引用邱吉爾的話:「勝利非終結,失敗非致命,重要的,是繼續走下去的勇氣!」


參考資料:

Delmas, C. (2018). 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因手上沒有中文版本,自行翻譯了相關語句,請見諒)

RTHK 香港電台:五夜講場 — 哲學有偈傾 2019:勇武和理傾

討論很是精彩,內容引人反思,十分推薦。

如當中談及,很多思想家會認為,在一個民主而接近正義的社會,和理非的抵抗模式會比勇武有效。原因是民主、較公正的社會擁有具體的制度途徑令政府需要回應民間訴求。但香港很顯然不是一個民主、公正、正義的社會,和理非的抗爭模式或許會換來國際間的掌聲,卻未必能換來民主、自由、人權的實現。

另一方面,亦需釐清、區分參與和理非的原因。假如參與和理非的原因是害怕勇武抗爭的後果,就無法展現抗爭者跟政權平起平坐(亦即作為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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