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當權者」的香港人「醒覺」了嗎？

直接的「暴力」總是最能吸引大眾的關注，因為至少在表面上，它具有明確的對象。由校園欺凌暴力、家庭暴力到社會層面的內部衝突等等，身處「暴力」中的「受害者」和「施暴者」，都是能引起大眾同情或恐懼心理的符號。可是，恰恰是「暴力」在心理上的強度，讓人難以思考問題產生的根源。在情緒上支配我們之餘，「暴力」使我們忽視「人們之所以暴力」的原因。更何況，若細心分析香港近兩年發生的「暴力」事件，在直視「市民『施暴』於警方」和「以警方為代表的政府機制『施暴』於市民」的這個怪圈，冷靜下來才是理解、領悟的第一步。

誰是「當權者」？

要知道，香港如今出現了一種以「香港人」為主體的想法，認為「暴力」是「人民」對抗「壓迫」的可行手段。然而，這個想法是否真正了解香港的客觀情況，卻令人懷疑。因為，一旦從歷史的維度看看這施加「壓迫」的東西，我們只會反覆碰撞一個不可回避的難題：在香港，「暴力」到底是對抗「暴政壓迫」的最後手段，即「香港人」作為平民對抗「制度暴力」的必然選擇，或只是當下香港人民，即包括「政府官僚」在內的「所有香港人民」，通過「暴力」進行自殘、拖延揭曉「壓迫」真正的來源原來是「香港」自身的內部問題？有沒有可能，我們只是在逃離面對自己，面對香港人內心深處所感受到卻無以名狀的壓力?

如果是「香港人」對抗「當權者」，那麼，誰是這個「當權者」？

當然，將「政府」的公僕也看作為「香港人」一部分，對於一般人而言，尤其是以「本土香港人」自居、把一切社會問題都訴諸於「當權者壓迫」的那些人來說，「當權者」只能是「政府」，而「香港人」則必然是後者壓迫的對象。只是，追隨這番論述的最終結果一定荒謬。為什麼？

首先，我們必須細心聆聽社會基層的民怨：為什麼薪資沒能跟上樓價？為什麼要這麼辛苦讀書？為什麼如此努力工作卻得不到成果？為什麼我們的政府不能做些更有用的事？在此基礎上，「當權者壓迫香港人」這看似簡單的答案符合實情嗎？還是，它只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大謊言，引誘我們走向一種「相對立於當權者的『香港人』」必須進行「無底線抗爭」的邏輯之中，而最後，在這無底洞中難以自拔。我們只需提出兩個問題，就能揭穿這番論述背後的遮蔽法。

試問，當年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計劃」究竟為什麼失敗？對比現今香港計劃一年大約起建的48,000個單位（2015年《施政報告》提出），16年來我們香港總共少了接近60萬個單位—而當我們以公、私樓房六、四分為例，我們又少了36萬伙公屋。那麼，究竟是誰使得香港因此多出了36萬個困苦生活的家庭？

又回想當年鄭經翰先生獨排眾議，阻止政府賤賣公屋資產給領匯基金，但最終失敗了，這裏的原因是什麼？在領匯上市11年的今天，在其管理下的馬鞍山頌安邨街市的租金加幅高達30%，而在同一個屋邨的商場連鎖店的比率竟然高達96%，迫使小商戶無法生存。究竟是誰使得今天公屋商鋪的小商家要面臨滅絕？

香港社會現在民怨高漲，但在人民並未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已開始出現自認為「醒覺」的一群大叫要「面對現實」、要對抗「當權者的壓迫」。他們並不過問誰在當年最用力反對董建華的「八萬五」，誰因為「自由經濟」四個字而大力支持私有化，不過問是誰認為反對私有化領匯就是「阻大家搵錢」。「醒覺」的一群只在乎將「香港人」說得是多麼純潔和天真，被邪惡的「當權者」入侵，因此要重新建立「香港民族」的自主、要一同對抗邪惡。

但客觀上這個「香港民族」是什麼一回事？政府嘗試去推動經濟產業的發展時，換來了「經濟學專家」們的鄙視和「本土」地產商的控制；曾幾何時，政府確實嘗試去聆聽「香港人」的意見，但換來了「香港人」怨聲載道；政府嘗試用「香港人」相信的「自由市場」把公有財產「分享」出去時，那一刻人人都說好，只是最後發現自己錯了，卻此時還是說「統統都是政府的錯」。

沒有當權的「當權者」

現時有不少人主張「香港人」原來長期以來都只是「港豬」，沒發現到自己所承受的一切問題都應歸咎於邪惡的「當權者」。對於一部分人而言，要一直等到社會中「醒覺」的一群破土而出之後，反覆大叫「從來令到社會亂嘅係當權者」之後，曾經的「港豬」才終於具備自我意識的條件，可以意識到自己必須成為以反抗為使命的「真．香港人」。年輕人主張「真正」的「香港人」受到「當權者」壓迫，而自己早已忍無可忍，更何況「和理非非」等非暴力手段也已經失效。因此之故，「我們」必須進入新的「無底線抗爭」暴力打倒政府、武力反抗欺凌我們的「他者」……

這個「他者」通過各種大型示威、嘲笑和人身攻擊政府官員、和「本土」財團通力合作，一同把「八萬五」殺下馬來；「他」又通過鋪天蓋地的「本土」傳媒，流利地用上孔子的教誨論斷盧少蘭婆婆「老而不死為之賊」，瘋狂攻擊盧少蘭婆婆和鄭經翰先生對抗領匯基金﹔「他」又高聲宣揚「香港人」的高貴和文化優越，嘲弄新移民和努力謀生的「卑鄙」走私客﹔「他」又排斥為「大香港民族」辛勞工作，即佔香港人口達百分之三的外籍家庭傭工，甚至不惜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人大釋法）來阻止外籍傭工居留—即使他/她們已經留在香港為「大香港民族」服務超過七年。「他」又為香港「效率為先」的社會文化和當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而自豪，只是忽略了同時作為父母的「他」，何以曾經過度依賴於這個小天堂，在寄望於孩子可以「努力向上」之餘，迫使孩子反成為了「努力上樓」的「上樓族」，潛移默化地讓年輕人在此高壓力的風氣中被迫得走投無路、前途灰暗。那麼，「他」是誰呢?

原來，當下我們所最崇拜的、最「本土」、最「國際」、最「殖民地」和極具文化與善良的「香港人」、「大香港民族」、我們自己就是「當權者」，沒有當權的「當權者」。

另一個「當權者」

不無悖論的是，作為「香港人」的政府公僕也是「他者」。「他」除了直接引致臭名昭彰的房屋短缺和私有化問題外，在香港醫療系統負荷滿載時，「他」還削減了我們醫護人員的2.5億經費。「他」容許本應是服務香港大眾的港鐵成為「發展商」，在改善民生方面毫無發展的同時，「發展」出一個接一個的大商場。「他」對一般市民置業的幫助全無，更是放縱港鐵年年盈餘卻同時年年加價，無意於處理隧道塞車和交通問題等等。最後，「他」面對香港露宿者日益增加的情況時，竟然想出在天冷時洗街，掃光露宿者家當和身分證等手段，趕絕一切露宿者。必須承認，同樣構成「香港人」一部分的政府機制也是「施暴」的「他者」。政府是「當權者」，但它並非唯一的「當權者」。

面對香港當下的「暴力」事件，我們感到其內部邏輯很詭異。這是因為，若香港政府是「當權者」，但香港市民自身也是「當權者」，是另一位當權者，則我們就必須回答以下這兩個問題：首先，誰是「被壓迫者」？其次，若「被壓迫者」認為只有使用暴力對付政府才有效，那麼，這「醒覺」的受害者又是否應同樣以暴力對付另一個「當權者」？

本文为2016年所作，我认为至今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关于鸡蛋和高墙关系的更多思考，所以分享给大家。

原文地址：https://www.hk01.com/01博評-政經社/18204/哲學01-對抗-當權者-的香港人-醒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