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離開之後，會最想念香港的什麼？」（一）

我們沒有機會道別，也不太有機會再見。除非，我再回去香港。

我們都喜歡煮飯。當我少一顆蛋，就跟丹丹借一顆。感冒了，丹丹會從那扇棕色門背後送來一碗蔥白粥，用很大的鐵腕乘著。濕氣重的時候，丹丹會送來一碗有各種黃色的混濁湯水；熱氣的時候，會有梨湯。有很多時候，我也不確定這些祖傳的知識是不是「真」的，但也無害吧。在懷疑和信任之間，我選擇擁抱她的善意。

甚至，因為我和室友總是出門在外工作，她ㄧ有空就會幫我們打掃家裡，包括掃地、拖地、澆花。陽台上的花都是丹丹從一樓的花店拿上來的，過年時有水仙，母親節時有康乃馨，也有很多平時用來點綴家裡的「什麼什麼星」。那段時間，我工作忙碌，不太關注植物的樣貌和成長，聽了很多花語，但是一樣都不記得了。

那些花是開花店的房東不要的，就是沒有客人想要，已經在花瓶裡擺放了一個多星期，即將枯萎的花。這些花的身世和丹丹很像。

丹丹的獨生子多多那一年九歲，剛升二年級，在一間很遙遠、要渡維多利雅港的小學就讀。那間學校在他們搬到西營盤之前的深水埗附近。深水埗是全香港最常發生火災的地方。我不想這樣記憶一個地方，但這確實是我對它最鮮明的印象。有一晚，多多聽到馬路上大聲的撞擊聲就一直尖叫，說他好怕好怕。因為這個孩子常常尖叫以得到大人的注意，所以我當時只是覺得煩躁。後來他跟我說了之前在深水埗的劏房裡發生火災的事情。他總是在逃離。那裡的老房子之間沒有什麼棟距，要是一家起了火，就蔓延到全棟全區的房子裡。多多小時住在一個丹丹在垃圾場撿來的衣櫃裡。他覺得很有趣，就像躺在墳墓裡，像在玩扮家家酒。櫃子外是幾塊和鄰居隔開的厚木板，旁邊常常傳來吸食毒品的味道。站起來，走兩步是一個突出30公分的小陽台，這個陽台也算在他們家的「室內空間」。丹丹在陽台上搭建了一座牆，用那種90年代港人北上時會帶上的藍白紅塑膠袋鋪成的牆。「這樣不就是一個家了嗎？」丹丹對她在香港這座並不歡迎她的城市能夠帶著多多維生至今感到驕傲。

丹丹來自廣東茂名，是一個靠海的城市，聽說那裡所有最好的海產都第一時間運到香港。丹丹是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碩士畢業生，學的是教育心理學。她在香港沒有工作，或者，她沒辦法合法工作。

多多的爸爸來自香港。我可以得知的訊息就只有，他在九年前的一天出門，就沒有再回來了。他當時和懷著多多的丹丹並沒有婚姻關係。

九個月後，多多出生了，成為了香港公民，而丹丹呢，旅遊簽證已經過期且沒有續簽理由，在這座百年的「庇護城市」成為了一個無身分的人。香港政府勸丹丹早日回家，多多交給政府照顧就可以了。丹丹走了，多多會接收到良好的社會福利和教育，只不過他會沒有媽媽。為了讓多多有媽媽，丹丹留下來了，靠著政府給多多的「綜援」（類似低收入戶補助）活到了現在。丹丹手持一張雙程證，每三個月要出境一次再回來。

丹丹每年寫一封信給香港現任的行政長官。那一年是林鄭月娥，是一個曾經請幾十位丹丹們去她家吃晚宴，並應承他們將會派發永久身分證的角色。有一年的聖誕節，我和丹丹一起出發去林鄭月娥辦公的地方，看著丹丹和丹丹，多多和多多，一個丹丹接著一個丹丹，一個多多接著一個多多從中環的愛丁堡廣場走向禮賓府，最後停在禮賓府前上演一部詼諧的行動劇，大意就是聖誕節大家來向林鄭要身分證，而林鄭看著這麼多可愛的小孩，就給了他們的媽媽一人一張身分證。大家最後將各自寫給林鄭的信件遞交給警衛，就解散了。解散後，大家有說有笑，討論著要怎麼下山、回家。社工們跟大家閒話家常，並請大家不要這麼急著走，還有超市的優惠券要派發呢。

在每一場邊爐宴裡，如果有機會，丹丹都會在我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面前提到她的身世和面臨的困境，包含高學歷但沒辦法工作的這件事。有些朋友很同情她，並會每個月固定捐款給多多學鋼琴。有些人覺得多多是個很事故的孩子，知道該怎麼善用單純的眼神來換取大家的疼愛。有些人覺得多多很霸道，就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說如果自己這樣吵鬧，早就被吊起來打了，所以不怎麼理會他。有些人覺得丹丹的故事有很多「破綻」，言下之意是，丹丹

就是一個想要獲得香港身分的廣東女子，而多多的爸爸只是這個被編織出的故事中必須出現的角色。

房東在地面的花店開張了，邀請丹丹做店長。我由衷地為丹丹感到開心。她終於可以做一份有薪水的工作了，而且還是她喜歡做的事。常常看著丹丹澆水的模樣就出了神。她和花朵常常融為一體。只是過了兩個月後，我才得知，原來這份店長的「工作」是無償的，是房東給丹丹一個可以「報答」的機會，感謝房東兩年來都以低於市價的房租租給丹丹。我聽了，覺得丹丹又被剝削了。這些年來，她不曾停下為房東清掃樓梯和管理大樓的工作。這些都是她主動的答謝。原來這份情是永遠都答謝不完的，只要欠過了，就欠了一世，要隨時準備待命，半夜準備接電話，下樓處理貨物搬運。如果不做了，好似又欠了更多，擔心隨時會被「趕出去」。這一回，如果真的被趕出去，丹丹確實沒辦法在這座城市找到一個像樣的居所，可能又要回到多多的衣櫃床所在的屋子裡。

「我是不會再找一個香港人嫁的了。就算我們彼此相愛，但只要哪天吵架了，這件事（丹丹因為婚姻取得身分）就會成為把柄，成為我們之間的裂痕。」這樣的骨氣讓我不想懷疑她的身世。她常常跟我說，一百多位像他這般處境的媽媽常常彼此猜疑，覺得誰誰誰其實是做了誰的小三，欺騙大家伴侶失蹤，其實每週都有和伴侶見面。也會彼此競爭，看看誰跟社工的關係更好，就能更早拿到身分。

2019年中開始，就有不少朋友相繼離開香港，去紐約、回台灣。離開前，都會儀式性地來我家吃火鍋。其實這個空間，與其說是我家，不如說是我和丹丹和多多的家。我們會詢問即將離去的人：「你離開之後，會最想念香港的什麼？」大多人的答案都是「人」，這一班隨時聚在一起打邊爐的朋友。有香港本土派青年，與有身在異鄉的台灣、中國、緬甸和法國學生群體，配上丹丹熬煮一天的魚湯湯底、廣東辣度的四川麻辣雞、私藏在陶甕裡九年的女兒紅。還有素食朋友自制的純素甜甜圈。其實，就算丹丹只是因為嫌棄自己本國福利，希望孩子可以承受良好教育，而編了這個淒美的家庭故事，把大家耍得團團轉的姑娘，那又如何呢？她對香港的愛何嘗不真？她對多多的愛何嘗不深？她從那扇棕色門後遞來的那碗充滿各種黃色的混濁的湯水，何不療癒了我疲倦的身心？

她照顧過的花，何嘗不美？又何嘗不凋謝？

我沒來得及和丹丹道別。也沒來得及辦一場儀式性的火鍋宴。更沒來得及說「我離開後，最想念香港的會是什麼」。我因為多個月沒有薪水，而租不起這間單位了，兩天就把所有東西都搬去了公司的免費宿舍。之後我回了台灣過年，疫情便爆發，至今還在台北的租屋work from home，或者說，我已經默默決定在台灣定下來了。現在和丹丹和多多唯一的連結就是一位每月固定捐款給多多上鋼琴課的朋友。她常常忘記匯款，而丹丹在逾期好幾個月後才會很不好意思地問我：「姊姊，那個鋼琴費…」，我才再次做起橋樑。現在聯繫我們的是「錢」，或者說是一份「愧疚」，一份我覺得聽到了很多沈重的故事，卻沒辦法做什麼的愧疚，只好用「錢」解決。只是常常在說感謝的還是丹丹，她總謝謝我幫了她很多很多，是她遇過最好的人云云。而我只是覺得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