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int of no return

试解我孤独的愤怒——另一个大陆学生的困惑

从用微博开始,我看着关注列表里的人一个个被迫沉默、消失,发现自己渐渐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上都站在了官方立场的反面。从大部分新闻的评论区就可以预见到自己的观点会是少数人的异见,我是个怯懦的人,从未尝试与谁争执;可是有很多次,在看到长辈、同学甚至好友发出应和propaganda的声音时,我感受到的失望、无力与孤独是加倍的。最开始我看到一些新闻时会生气到浑身颤抖,到现在已能平静地愤怒,但我的困惑一直在:为什么一些在我看来平白的恶与谎言,却能让身边人不容置疑地为之辩护,即使在墙外的同学也大多如此?

直到近日,我偶然与相处很好的两位朋友和一位长辈谈到了香港的反抗,谈话间又触及了长辈三十年前亲历的学潮。我们都是由大陆来的留学生;正如我大部分中国同学,两位朋友不喜欢“关心政治”,也反感香港青年人的行动。长辈,我敬称为“老师”,也是一样的看法。我在对话中隐藏了我的立场,一方面是出于胆怯,另一方面也希望了解与我对立的人是怎样想的,因为朋友们都是非常友好善良的人。我将我们的部分对话和我的思考记录在此,算是我纾解自己困惑的一次尝试。

一位朋友认为香港的游行完全出自港人对大陆的敌对和偏见。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和优越感早已有之,若非出自固有的敌对情绪,港人没有理由反对送中条例,更不会发起游行;这种敌对情绪则是毫无道理的“被洗脑”的结果,对此香港媒体难辞其咎。我提到内地“请喝茶”的事例,另一位朋友能理解香港居民对大陆法治的不信任与担忧,但不能接受游行发展为暴力冲突。听到“洗脑”和“煽动”,我说:“但我很惊讶,最终会有二百万香港居民走上街头。我感到很难理解,仅靠少数人的煽动,能让七分之二的人口不顾风险,放下自己的生活去游行。”朋友们告诉我香港“和内地不一样”,香港人有比较强的参与政治的意识,因此这种事在香港发生并不令人吃惊。

这时老师提到了当年的学潮,“青年学生这个年纪,就是比较容易被煽动。我们八九年的时候也是一腔热血,喊着反对腐败的口号,觉得自己非常正义,其实是被人利用了。”我们都是在那之后出生的人,虽然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却难有机会听到亲历者的讲述。当时学生间充溢着义愤的热血,所有人都走上街头,也广受市民的欢呼、支持和同情,“连公务员、老师,各行各业的人都是和我们一起的”。到后来风向转变,“老师们首先要保住自己的职位”,自上而下一级级地处分、检讨,约束学生。做毕业设计的一整个年级受到了惩罚,没有人能按计划在毕业后寻一个体制内的岗位,而不得不被“下放到工厂”,从此的人生“走了一段弯路”。

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我问老师:“你觉得怨吗?”

“怨能有什么用?能改变什么吗?还是只能调整心态,接受现实,重新努力,日子总还得过下去。”

我听过许多相似的话了,“抗议有什么用”,“投诉有什么用”,父亲对我说“你关心那些有什么用”。我第一次想到,一部分人对官方立场不可动摇、近乎本能的辩护,可能始于认知失调,即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打消内心的不满(“怨有用吗?”),以在最大限度上回复和维持自身正常的生活。不满不仅无益于改变现状(至少个体相信是无用的;这种习得性无助的来源又是另一个话题了),还更可能使自身承受长期的心理创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若还想要继续生活,则不得不选择从流:最开始可能是尽力忽视和忘记过去的伤痛和无力改变的事实,做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努力;在习以为常的过程中,因为系统性的缺陷从未被改变,类似的不公义仍然会在视野内发生,为了使这些不公义不再刺激和伤害到自己的内心,人会(甚至不得不)“调整心态”,对无法改变的现状进行合理化,从刻意回避、视而不见,逐渐到以其为正常,“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人忍受痛苦的阈值只会变得更高。第一次的不公义忍过去了,再遇到第二次、第三次,追问不仅会揭开从未愈合的伤口,被迫再次面对无力改变的事实,甚至还可能产生“白白忍受之前的痛苦”的想法——反抗会推翻自己忍痛重建的生活,“要是站出来有用,上次就站出来了,何苦忍到现在”。我见过进一步的畸变,“我能忍,别人能忍,你凭什么不能忍”的指责;有些人忍过来后终于到了决策者的位置,也可能不会选择改变现状以使后来者不要再遭受同样的痛苦,反而会合理化自己吃过的苦,认为那是有今日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认不公义为常态之后,再转变为系统自发的维护者,本能地批评“闹事者”,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也可以想见,会有人趋利避害,选择成为迎合系统的成功人士。

他们并非不知道系统的弊病;甚至在聊其他“非原则性”话题的时候,都会批评中国“体制的问题”,批评“人心坏”,劝告后辈“不要回中国”。然而,对香港游行的评判就是不可动摇的“不对”。更有趣的是,对游行的是非判断产生了“论心”的标准:老师认为游行的青年如果是出于改变不合理现状、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则正如八九年喊着反腐口号的学生,他们是“初心是正义的”,但被“煽动和利用了”;而没有认真了解事实、判断条例好坏就参加游行的学生,属于“盲从”,当然是不对的;至于混在其中的“港独分子”和“煽动”大家“盲从”的势力,则更是坏中之坏了。在谈及自己当年的经历时,很自然地,老师会为学生要求公义的真心辩护,进而解释自己“被利用”而与当下的政治正确相调和。我问,“我觉得这个逻辑听起来很容易接受,不能就这样告诉全国人民,学生的初心是好的但被利用了吗?为什么这件事到今天还不能谈论呢?”三位立即回答我,“因为政府杀学生了啊,”“政府杀学生肯定是没法洗白的…再怎么说也是军队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政府能承认自己错吗?那肯定不行,这个要影响政府形象的,所以必须隐瞒。”

至此,为什么“政府肯定不能承认自己是错的”,为什么“影响政府形象”就“必须要隐瞒”,我不能再问了。好像此刻,不需要任何思考,大家都把自己摆在了当权者的立场上,都可以将心比心地理解政府的“必须”和“不得已”。讨论没有再继续,但我在别处见到过种种进一步的辩护,比如“西方的政府就好吗”(加之以民主制度的混乱低效和我国体制“高效”的优越性事例),比如“西方政府肯定也会出动警察压制游行、惩罚暴力分子”,比如“维稳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等等。我只能以我的偏见妄自揣测:如果一个人真心认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日的美好生活”,不论这位朋友是热情相信还是未经思考地接受“当下政权的稳定统治与自身(及广大人民)福祉绑定”这一点,那在这种底层逻辑的统治下,任何反驳都只能触及对方表面的论据,而无法推翻对方为当权者辩护的本能。

理由总是找不尽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四十年中确实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我从未想要否定这一点。我的诉求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比如我希望帮工人维权的学生能够被释放,比如我希望在事故发生后不要有删帖和隐瞒,比如我希望儿童能用上安全的奶粉和疫苗,比如我希望性侵受害者都能得到应有的正义。我希望错误的事能被改正,该被追责的人能被问责,并且能有某种方式来防止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我看不出为了“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实施今日所见之扭曲、监控、隐瞒。就连为学习强国App辩护都有“它可以用来免费看会员视频”这种middle ground。就算能理解香港市民的诉求,也抵不过一句“这有什么用?这能最终改变什么吗?”的现实逻辑。

香港市民也知道“现实”。早在6月9日三立新闻的采访中就有这样的对话:“你觉得游行会带来改变吗?”“不,绝对不会。”“那你为何还要这样做?”“至少你有争取过。”

今日的鸿沟,当然不能全责怪我的朋友们“调整心态”,“接受现实”。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让人“接受现实”的不公义发生了?为什么类似的不公义一再发生而使人们不得不“调整心态”让自己生活下去?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产生了为当权者辩护的本能?撇开看重稳定、吃苦能忍的文化因素和实用主义的处世哲学不谈,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疯狂的inception,最“成功”的统治。当权者当然希望看到如上所述的“心态调整”,并用实际的制度运行来鼓励迎合系统者,打击较真的、不认命的、坚持维权的、提出问题的人。何止如此!指责相信官方的人当然很容易,但如果想到,这片土壤上不仅从未有过公民教育,从未有人教过我“中国”这个词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或一种民族与文化认同的区别,还有从小学到大学的思想政治课,还有删节过的历史课本,还有墙,还有消失的电影、书籍、音乐、微博,还有国家运营的宣传机器,还有可以随时随地“抓了”的网警和因维权/帮他人维权/问了不该问的问题而消失的人,还有那些知道“怨有什么用”的父母让孩子“调整心态”的劝告,还有千姿百态的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这房间里的大象,既有人极力培植,又像一个自我繁殖、不断进化的怪物。在这种天罗地网的“爱国”规训下,又能期待多少朋友保持异见,理解我的愤怒呢?

可是记忆是没有那么容易被抹去的。威权可以让发生过的事在公共话语中消失,但当老师谈到自己被下放后“去民兵办接受审问”的经历时,记忆的重量仍然落在了静默的房间里。

我们有出路吗?结局会是怎样的呢?我不知道。还有更多问题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比如“换一个政府就会更好吗”,比如应该用什么样的新体制来取代现有体制,又怎样实现这种转变。我只能坚持,有些事就是不对的。我只知道我为房间里的大象感到难过,也为身边人不能看到它感到难过。我所受到的自然科学的训练使我本能地想,不知道有没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告诉我改变现状的方法——我很受到Erica Chenoweth“有3.5%及以上人口参与的非暴力抵抗都成功带来了改变”这一研究(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feb/01/worried-american-democracy-study-activist-techniques)的鼓舞,也想知道,我们能从香港的抵抗中学到什么(虽然终局仍未定,甚至越来越令人担忧,但至今日,我觉得已经看到了令人敬佩、鼓舞的希望)。我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和希望是否存在,但我想知道的,我想知道更多。

我写下这些,说到底,还是对自己的“心态调整”。我从关注“时政有害新闻”开始,有时会因愤怒而彻夜难眠,无法工作。但我最痛苦、最心绪难平的时候,还是在听到我的亲朋、我平素所认同的身边人为当权者辩护的时候;那种时候,我往往想辩而不能辩,倍感孤独,而要应激反应一般加倍去微博上寻找立场相同的声音,仿佛这就能安抚自己。我讲不清楚那些时候的感觉:愤怒,却也不是生讲话的人的气,更多的是失望和悲哀。我一直对一些激愤的推特感到不舒服;我能理解他们的愤怒,就像我能理解不得已而冲击立法会的香港青年。但我做不到像这些推主一样,决然地划清界线,称所有为政权辩护者为“支畜”,尤其当他们是我身边的朋友时。我不想自己只有一团愤怒。写下这些思考,能帮我理解身边的人,能让我认识到我所对抗的东西的久远、庞大,能帮助我不要在听到身边人与我对立的观点时产生伤痛感和应激的愤怒,因为今日的现状不是我的无能,也不是他们的错。写下这些东西,也为了时时提醒自己,不公义一直存在,但我可以不必被规训到忘记甚至认同它,而可以铭记我的愤怒而清醒地生活,乃至努力寻找改变现状的办法。我不知道现状能否改变,也不知道在我在世时是否还能看到真的改变,但我也从微博上坚持发声的人们那里、从“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香港人那里学到了,能尽一分光热则尽一分光热,就算被迫沉默,也可以保持作为个体的反抗,尽力过无愧于心的生活。

真的很感谢那些在微博上坚持发声的师长和同辈们。虽然异见的声音日渐稀少,监控还在加压,但一件一件不平的事还是有很多人在坚持发声;是他们教会我,在任何一个议题上,整体的舆论氛围是在一次一次争论中进步的,因而每个阵地都应尽力坚守,“人不应当学会闭嘴”。我希望自己也能有一次次删帖炸号后仍然呐喊的坚韧和勇气。微博是我获得政治启蒙的地方。我有时会想,假如我从没开始用微博,也像大多数同学一样毫不“关心政治”,我会不会更轻松开心一点。但这绝不是一条可以逆回的路,也不是我愿意逆转的思考。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知道自己的痛苦和愤怒远不及身在香港的青年所承受的。我从推上看到,要坚持 watch, learn, support.

香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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