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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6阎连科新书《速求共眠》新书发布会

时间: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14:00~16:00

地点:杭州拱墅区大关路乐堤港的“单向空间”书店

主讲:阎连科


现场图 photo by me

【分享内容】

开场的话

近年来新书出版的形式发生了改变(媒体发生了变化,权威媒体的消逝)

“一流的作家像三流的演员一样的奔走,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新书发布会开始前,不断循环的新书宣传片中,阎不断重复“作家站出来宣传自己的书,是一件让人羞耻的事情”。)


正题

第一个问题:故事的本身

当代中国文学愧对了正在发生的、现实的历史,愧对民族所遭遇的灾难,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灾难并未在文学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eg:大跃进、文革所造成的伤害)

 生活困境对当代中国人的桎梏,是导致当下好的文学作品难产最主要的问题,具体的生活困境禁锢人的创造力。

 中国人对历史灾难是最宽恕的,远胜基督教对罪恶的宽恕


第二个问题:已有的经典作品

除鲁迅外,近代作家中找不出与人的困境相关的文学作品,现代中文小说在故事上可能很出彩,但在艺术上并未达到期待的高度(?)

【判断中国当代文学的维度】应看到中国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怕是茅盾奖的作品拿到世界维度上,也没有一部能产生重大影响。


l 我们的文学理念存在着很大的误区

1.我们常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但真正伟大的小说并不应该执于语言艺术这一点;

2.“小说应体验生活”是一个巨大的误区,eg:柳青的《创业史》;

3.“文学应贴着地面走”是出不来伟大的作品的,作家的想象力远大于对于生活的体验,靠想象力写作的作家的作品,是不会完全贴着地面走的。要重视作家“文学生命”之短。作家应避开熟悉的生活,应“离地三尺”去写作。


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小说的方法比故事更重要?

1.  面对现实写作

作家应面对自己的宿命(不可写的题材、审查制

歌德:“对作家而言,勇气是一种才华”

2.  面对故事写作

在当代,作家已无需去构思故事,生活本身已经将故事的灵感托到了作家面前。


以《白鹿原》为例,中国当代作家长于故事,而短于艺术创造。

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上是没有方法论可言的;小说创作方法已经停滞不前。

在当代,中国文学需要一种反动的力量。


作家(阎连科)规律的生活:上午8点起进行写作、下午读书。


《速求共眠》的创作背景:七八年后想拿出作品与读者沟通,《速》成为了阎连科创作自由度最高的一部小说,对小说精神的坚持。(阎自评)


【我的感受】整体感觉所获不大,一个半小时的分享基本上都在重复。

阎的文字能力以及语言的节奏感应该是80s成名的那一批作家里最差的一个,不过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姿态摆得很低,此次分享会上也是如此,所以从内心里对他还是很尊敬的。

单说阎下午分享的内容,其实乏善可陈。阎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几句话可以完全概括:

1.  中国作家并没有很好的开发当下的现实富矿,或者说从来也没有;

2.  中国当代文学(主要指小说)不乏优秀的故事,但短于创作的方法—这个方法具体指什么没有展开,我暂且理解为小说技巧,不过应该不准确,其实结合阎分享的上下文来看,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一种视角——在具备关照现实、历史的前提下,创新叙事的手段等。

3.  在承认审查制的前提下,依旧应该坚持面向现实挖掘、创作—阎认为较之新闻记者、人权律师等职业,作家的发挥空间较大,并没有到寸步难行的地步。


看的出阎的观念与言行对得起他身上的tag——“禁书作家”,,他对当前主流、权威的文艺政策持相左的看法,但是对审查制以及当前社会的现实感知仍然停留在十年前,他所运用的语汇系统很可能仍是胡温晚期“道路大讨论”时期的那一套。且无论他调用的新闻事件,还是他对目前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通读书人所面临的困扰,都相当滞后了。

一个月前描述许知远的那些话可以原封不动的拿来描述阎,那便是“完全没有进步”——这里主要指的是对世界的认知能力和各方资讯的消化所获。


我本来想提问:高行健的小说是否可被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发展面向,个人经验的无限延伸作为对中国自古以来沉重的历史痛感的替代、意识流的蔓延对于缜密、细致的故事结构某种执着的逆反、非西化也非白话的戏谑语言风格对或简洁或冗长的语言风格的反动……(提问限额,没有能够问到,可惜)

阎问答环节还是说了一些很精彩的东西,那时候有点烦躁(提问怪太多,就没有记录了。  可见这是一个做命题作文能力大于自由发挥能力的作家。


答问环节目睹的一些读者对于文化偶像的无原则性崇拜,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算是明白了自己为什么现在非常反感沉溺于封闭空间的“文学青年”,遇到一个辞职创作的人,从他的描述中看得出是受传统文人风骨的影响,对封闭的文学的精神世界有着过分的迷信,十分同情,感觉他应该完全意识不到,完全的依附型人格的创作者(或者说是模仿者)不太适合去搞文艺创作,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喜欢的只是某种文艺的形式,但某天他真的能触及到某些文艺的自由内核,我想他会被推到另一个极端的反面——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学文科害人。”


PS:结合阎连科分享过程中举到的杨永信的例子,想到最近看过的一部实验性的论文电影《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影片相当自以为是的将异质化的中华文明的未来概括为六个词:Computing, Copying, Gaming, Studying, Addiction, Labour and Gambling其中,addiction的部分就是以杨永信的网瘾治疗所为背景,讲述一种社会教化的规训作用,其实也就是福轲的那一套,虽然也算是陈词滥调了,但由此能感觉到,阎连科这类在批判现实领域走得比较远的作家,知识结构里好像是比较欠缺后现代的这一系脉络,他们对于社会控制的认识,还停留于传统的anti-authority阶段,我赞同阎所说的,我们缺乏能真正揭露时代困境的作品,但我也觉得期待这一代作家完成这个使命,真的太难了,我们这代也许有这个能力和视野,但是也不再有这种情怀了,对所谓伟大作品的期待,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过时的幻想?或者说新时代的伟大作品不再是以文本化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我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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