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晦之

暴大文研。創作者。評論人。

自我行為模式的革命

1.

極權之產生,即來自對權力生產體系本身之不自覺。權力生產權力,變成難以控制的權力交叉巨網。先鋒黨形式的左翼將生產關係視為最大敵人,而忽略權力關係本身的惡,因此跟法西斯殊途而同歸於極權的路。要瓦解世界的惡,就要瓦解權力關係本身。注意,是瓦解,而不是消滅。惡是人類行為的一個後果,而不是本質性說法的「劣根性」。權力關係也是人類行為的習慣性組合,而不是生來繼承的特權。因此,一旦人類會行動(「會做啲嘢」/once human act),他們都不會消亡。

要瓦解惡,要瓦解權力關係,只有通過重新調配人類的行為模式,才有可能達成。因此,單純瓦解舊有的生產關係、財產關係,是沒法瓦解惡、瓦解權力的壓迫。甚至乎執行再分配的機構本身就變成了新的壓迫體系,變成了比以往更壓迫的權力體系。

2.

既然權力關係來源於行動本身,一行動,便會產生新的權力關係。要反抗既有的權力關係,同樣要求製造新的權力關係。正如爭取民主的方式也必然是不民主的,如果早有民主就不用民主了。

但這其實又是一偽命題,是概念混淆。行動就會生產權力,這是事情的本質;但要生產怎樣的權力關係,又是另一個問題。

3.

怎樣的行為模式,決定它生產出來的權力關係是甚麼模樣。若我們都在爭取一個更公平的權力關係,自然要通過一種公平的行為模式加以生產。

為自己作主,其實就是為自己生產在權力關係裡的位置。不為自己作主,結果就是在新產生出來的權力關係中受到宰制。因此,只有每個人都為自己作主,才能在權力關係中恆久地談判、討論。參與的結果,就是把權力關係變成呼吸一樣的東西,變成生活的一部分,變成整套自我追尋與人生計劃的一部分;放棄的結果,就是把初衷再好的權力關係都變成壓迫。

4.

人生存沒法單靠自己,因此出現分工。

分工的意義,可能原先只為求便利。但因為這種便利,每個人都更有機會、更有門路的想要做自己的主人。

一旦進入分工,人就跟別人開始建立關係。建立了關係,便會互相影響。開初這種關係是隨性的、快活的、自由的。只是當關係愈複雜,每個人不得不跟更多陌生甚至無從認識的人建立關係。每個人之間的關係分得愈來愈稀薄,愈來愈難以察覺。

分工是為了生存,最終分工卻變成了生存。分工變成了一個失去目的的習慣,人忘卻了分工本是為了自主,而不是自棄,於是紛紛欲從分工中逃離。直到有一天,他們發覺逃離的分工的結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因為他們自以為freeride了分工,實際上他們不過是把自己的參與權、討論權、決策權放棄,放棄給其他分工者。一些這樣承擔得更多的分工者,在複雜的財產、生產關係的再複製下,變成了特權,變成了新的權力關係中的上層。

壓迫,是緣自於自棄。而愈加沈重的壓迫,帶來愈加普遍的自棄。

5.

要瓦解惡,瓦解壓迫,就要先認識權力的運作,了解權力是如何積累,最終產出了惡。

而再激進前緣的革命者,也免不了借助舊有的社會關係、財產關係、行為模式去達成目的。因為他們就是生於這樣的世界條件,他們擺脫不了這些世界條件。

因此,沒有一場革命,可以把所有舊有的權力關係與行為模式都顛倒,而不複製出同一套甚至比原有更惡的權力關係和行為模式。尤其當這套權力關係自我複製的能力愈來愈強。

6.

藝術的意義,不能再是再現原有的權力關係。就連單單揭露舊有關係的缺陷也不夠。藝術必須是離開複製,走向生產。產出新的行為模式,產出新的權力分配模式。

這自然是跟世界條件的制約相違背的。

7.

同樣,一切嘗試改變現有權力關係的努力,都是跟世界條件相拉扯的。之所以說是拉扯,而不是矛盾,是因為權力關係受世界條件制約,世界條件同樣是由權力關係所形成。

改變的力度,來自於自我的承擔,來自於重求自主的渴望,來自於對世界的介入。改變的廣度,來自於人數。改變的深度,來源於覺悟。

因此徹底的革命,也必然是普世的,全民的。來自於更多人行為模式的改變。行為模式改變,自然影響權力與惡的生產狀態。而個別的行為模式改變,也必要拉闊至眾人的行為模式的改變。


—— 寫在風寒入體日的東拉西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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