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則實習時的故事

2016年12月26日

我過去實習的醫院是一間退輔會系統的公立醫院。某次值班，我被叫去幫一位病人放鼻胃管，點開系統發現該名病人名字和別的病人很不一樣，被「特殊註記」。小小實習醫生，我才不管對方是不是VIP，反正我這麼廢，也沒辦法對病人特別照顧，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最好的照顧。但一過去病房，我就被他和他的看護頤指氣使，要幫他放鼻胃管，他不但揮拳攻擊我，還威脅要派人把我抓起來關，並舉起手比出開槍的動作。

回到宿舍，實在覺得很幹，便上網google一下這位病人的名字，看看到底是VIP在什麼地方。殊不知不查還好，可能就當作自己衰，又遇到不講理的病人和家屬；一查才發現對方的確來頭不小，過去當過「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非常高的高官。知道之後火冒三丈，我幹你娘勒，這種人在台灣不用被追究責任，還在公家的醫院當VIP，用政府的資源台灣人的錢去養，派林北去看他臉色，讓他像以前白色恐怖時代一樣，不爽就要讓他威脅要抓起來關和槍斃。

一個和我很好的朋友看我這麼生氣，便和我說，說不定對方也過去沒做什麼錯事啊，又不一定幫國民黨工作的都是壞人。於是，那天我就和他大吵一架了（其實大部分時間是我在罵他）。後來他和我道歉，他說他從來不知道「台灣省警總備總司令部」是什麼特殊的單位，以為就只是一個普通的軍事單位。

現在一堆人用國際觀、政治正確、歷史知識當理由，去罵拿納粹當梗的光復高中學生，但我很好奇，這些理由是這件事最重要的點嗎？我們台灣到底在乎的是什麼，是在國際上不要丟臉？是不要被第一世界國家譴責？是要學會政治正確好風度翩翩？如果只是單單為了這些事，只是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成為厲害的風向球，也難怪這些高中生會不服氣。

仔細想想，台灣有多少人對國外發生的事有很好的政治正確敏感度，絕不會幫納粹祕密警察說話，平常也提倡民主、人權、自由，卻絲毫不知道「台灣省警備總部」是什麼單位（或知道但沒人在意所以沒差）？認為龍應台在書中寫到看著朋友家中掛著毛澤東的相片氣到發抖，卻在她擔任文化部長時舉辦台灣設計蔣紀念蔣介石，這是沒問題的？應該正名為軍事警察的憲兵（military police）敲平民老百姓家門買普洱茶抓人時，覺得這又不怎樣，而顧立雄嚴厲的質詢只是借題發揮（其中還有一個崇拜台灣特務頭子蔣經國，卻號稱自己也是政治受難者的政治人物）？認為彭孟緝等人一輩子沒被追究過責任，當高官領退休俸到死，這也沒什麼關係（誰是彭孟緝，你問個納粹的蓋世太保大家可能比較熟）?

如果台灣社會大部分的人，對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又怎麼能奢求歷史課本幾頁的篇幅，學校老師上台講個幾堂課，就可以讓台灣的學生了解人權、了解轉型正義、了解人類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並且要共同走過集體的傷痛，需要對司法、人權、正義有更文明的價值觀，還要能同理並面對這些過去的創傷，處理這些歷史的遺緒。在害怕得罪以色列、德國、西方世界之前，我們是否應該先想想看，要學生們生長在缺乏這些價值觀的社會之中，擺脫環境和前一代人身教的潛移默化，對人權和歷史正義，在不同的風向下有不一樣的政治正確，被責罵時不會感到服氣，這件事是多麼荒謬。試問誰能在這一切荒謬之中，沒有疑惑不會犯錯地長成一個正直的人？「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了。」在台灣天天都有人為了自身的目的拿這句話出來講，現在真正讓人憂心的事發生了，有多少人真的想到，我們要怎麼去教孩子？

與其要台灣的下一代成為超強風向球，我們這些大人是否應該先問問看自己，我們真的在意世界聞納粹色變的原因嗎？我們真的有勇氣追求這些價值嗎？我們有要為台灣的轉型正義努力嗎？如果都沒有，如今卻指著學生大罵，那我們才是最噁心的人類。學生們不知為何需要感到羞恥，還可以學；我們則是完全不怕羞恥，因為我們已經是一群窮盡一切學習能力，知道如何用政治正確敏感度掩飾沒有價值（甚至充滿偏差價值）的內心的，恐怖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