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那时候穷｜短篇小说

写作/阮卒

他们打扮类似：短袖花衬衫、西裤、皮带、脏兮兮的皮鞋——没有一件真正合身。手腕上的金表，暂时还没有被警察没收。后来这两块表换来了十七只干硬的面包和两张回家的火车票。

这两个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嫌疑人并不是太能明白厦门土生土长的警察在说什么，他们只关心自己被没收的走私货。情急无奈，两名警察只得用肢体语言和他们交流。被踢了好几脚以后，作为犯人之一的老七才领会了警察的意思，老老实实地贴着墙根蹲了下来。边上，他那绰号是"秃子"的伙伴反应比较慢，多挨了两脚以后，才效仿同伴的做法蹲了过去。

蹲着的时候，两个人简单反省了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并总结为一句：

"跑得太慢了。"

因为说出了声，他们又各聆听了警察不容亵渎的一踹。他们感到不服气，毕竟过去只有他们踹别人，并不存在被踹这样的事。

老七和秃子沦落到这一步大概花了三个小时：他们刚刚从海边拿到货物，回来的路上碰上了警察。他们本来有机会加速冲过去，但开车的老七明显被警察的制服所吸引，本能地踩了刹车，而不是油门。现在，因为这个错误的反射，能为他们带来十几万元的货物成为了国有资产，他们则面临着被判刑——犯罪涉及的金额多到能让穷人不再受苦，他们根据当年的行情估摸着自己搞不好会被杀掉——那会儿到我听到这个故事，中间可能有快三十年了。

细节丢失了许多，我只好说：两名嫌疑人当时就已经预计到大约不可避免的牢狱之灾。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做错了什么。在他们眼里：货是他们花了钱，冒死从走私者那里进来的，他们也会明码标价地把它们带回南京卖掉......这也有错吗？兴许没错，但是违法了。违法？他们当然知道；然而，这里的法律是会变的，而且经常变——一切都在变，只有穷人一直是穷的。

两个南京小子又将要回到熟悉的穷鬼队伍里。但是，这不能保证穷人们会表示欢迎。大家实在是太穷了，穷到见不得跟钱不沾边的事，跟钱不沾边还长了嘴巴要吃饭的人就更不欢迎了。刚刚过去的半个月里，他们把交货时间从上午改到晚上，从晚上改回下午，目的就是躲开沿海贫穷的渔民们。那些年，一些渔民不再下海打渔，而是调转方向，各自手持砍刀等趁手的工具，把目标转移到了那些"下海"的人身上。他们目的明确，具有穷人特有的适可而止的美德——打劫以后只留下钱和战利品中值钱的部分，比如货物、车、首饰、手表、麻袋和塑料绳；至于不值钱的部分，则直接丢进大海，比如说人。

他们成功躲过了这些，不过，家乡的其它穷小子们还眼巴巴等着他们带着钱回去——就算蹭不着好处，替他们卖力气也好过偷鸡摸狗还时常落得没饭吃的日子。虽然不那么公平，但他们不觉得帮穷兄烂弟们一把是多吃亏的事，即使他们付出了太多。

可现在，在老七和秃子眼前晃来晃去的，不是钱，不是货，而是两个焦虑的厦门警察。

他们蹲着不动许久，腿都已经渐渐麻了。其中一个警员可能想到了这点，心思细腻的他放下手里的卷烟，过去又照着老七大腿来了一脚。两个嫌疑人驯服地跟着调整了姿势。老七心里，不禁念起新街口那个没收他电影票的大妈的好来——她只是揪着他的衣领给了他几耳光而已！多少次，他落在她手里，最多一次也只被打了三个耳光！如今想来，这是怎样的福分！

"我日你妈。"

老七嘴里低声骂着，比这更加能反映他无产者流氓本性的，是他的身体言而无信地保持着蹲姿，直到被允许去院子的厕所。到了这时，老七和秃子才用翻过墙头的方式向两位警察倾吐了心中积蓄的委屈之情。

他们不停地跑。

跑到天差不多快黑透的时候，老七和秃子到了一条铁路边。两人未假思索便即刻沿着铁路继续逃命，一刻不停，连弄清铁路去向的空隙都没有留下。属于城镇的建筑在铁路两边渐渐消失殆尽，他们继续逃，时间在夜色和来不及读的表盘之间变得模糊。秃子已经因为疲劳和恐惧变得狼狈不堪，老七还勉强维持着小跑——这本该是属于梦境的时段；可目前，唯一接近梦境的就是，只消他们抬起脚，路便又立即向前延伸上一段。

他们甚至不知道，一天没到的时间，是怎样一种变化让自己处于这样一种陌生的状态：南方的铁路在星星和月牙的微光下舒展，周围已经荒无人烟，两侧的杂草长得有半人高，稀疏的树木在飕飕的风里摇晃着树冠，飒飒作响，夹杂着更多面目不清的声音。他们时而跑，时而走一阵，时间仿佛完全没有流逝，一切都在重复中达成静止，如同一个由地狱提供的旅馆两人间。

地狱大概就是这样，真空的，老七和秃子此刻无心回忆的，都自动流向夜幕。

老七那部分是这样的——

南京破败的回民区，老七就出生在那里。他有六个哥哥，他们没有一个吃饱过肚子，像杂草一样生长在小巷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根据他们父母的情况，我们可以猜测男孩儿们的这种饥饿可能是遗传来源的。在他们的父亲早早去世以后，饥饿愈发不可挽回——这是他们得到的唯一遗产。老七长大以后，完好无损地继承了家传的辘辘饥肠。

城镇居民的身份没有给老七带来多少庇护，奋发图强成了他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很快，老七的中学老师和校领导就发现这个小王八蛋在打群架方面有着过人天赋，并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用开除的方式引导他进一步发掘自己的才能。就这样，这个十一岁的孩子开始在王府大街一带发挥才干。他没有辜负师长们的殷切期待：只用了两年不到，十三岁，身形瘦小的老七便已经从那群小流氓里脱颖而出。

就在各处的把头都开始注意到他时，老七却悄然从南京地痞的悠长历史中消失了——这堪称是南京黑帮所经历的最惨痛的损失。而罪魁祸首则是老七的母亲，她因为脑溢血毫无预告地死掉了。

随后的日子里，新街口倒卖电影票的阵容从原先的只有一个瘸子增加到了一个瘸子加一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只要看到举止暧昧的青年男女经过，孩子便快步绕到他们前方，攥着电影票的手就藏在身后。他不断抖动那些它们，直到引起情侣的注意。如果事情顺利，一张钞票会递到男孩儿的手里，与此同时，电影票便就在此时脱手。也是从这时开始，老七与公职人员结下了挥之不去的孽缘：他总是观察着暗处，以确定那些带着红色袖章的老女人不会出来坏事。后来，老七把经营范围扩大到了粮票和零散的香烟，但吃到的饱饭依然没有挨在脸上的巴掌多。

所以，当来自海岸的喧闹抵达依旧沉寂的南京时，老七毫不犹豫地乘上火车离开了共经患难多年的小巷们，凭着当初积累下来的勇气，奔向遥远的南方。火车上，老七吃了十个冷馒头。下车之后，他吃了一碗面。随后，便开始在饥饿和危险中继续奔跑。

他们不停地跑。

火车头的光在他们身后亮起，巨大的噪音响彻夜空，仿佛巨塔正向他们倾倒过来。蓝绿色的树木颤抖着，逃犯脚下，碎石在地面上跳来跳去。老七和秃子躲到一边，站在被带过风里，看着长长的火车从自己面前"咣当、咣当"地经过，连同天上的月牙一道晃悠了好久。从火车的标注上，老七才知道：自己正在向鹰潭逃跑的路上。

由于事实上并不能确定警察有没有在追赶，被追捕的恐慌对于他们来说变成了一种持续的威胁。这种威胁甚至从他们来到福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和对饥饿的恐惧一起；即使坐在家里暂时吃饱了饭，恐惧的阴云却从未远离他们的屋檐。而他们也不知道哪条路的尽头可以远离贫穷和危险——他们不可能知道，穷人太多了，如果真的有这样一条路，那么，这条路上势必挤满了人。于是，穷人们只能漫无目的地奔跑。在奔跑的过程中，危险和饥饿呈现出一种不精准且无法预测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也许南方海岸的危险是打消饥饿的保证，但是如果碰到警察，一切就会发生变化，你只能不停地逃跑，从这里到那里，逃个不停，从来不知道目的地的名字，即便是出发点的名字也未必还能记得——一切都被简化成两个汗流浃背的亡命之徒，正在一段不甚确切的叙述中去往鹰潭。

向前追溯，老七的母亲所拥有的经历与此相似。老七和自己的兄长陪伴她度过了她的寡妇生活，同样没有抛弃她的，是那种身为城市贫民的疲惫无望。她无需考虑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去哪里；反之，每天堵在她眼前的，是"什么时候能吃饱"、"在哪儿能吃饱"、"做什么能让一家吃饱"这三个问题。她每天奔走在宇宙般浩瀚的生活里，累了就靠在墙角稍作休息。她并不知道那种疲劳感实际上是死亡的信息，直到那一次，死亡的本身倏然而至。

"娘没了。"

老七依然记得兄长的这句话。死亡像南京冬天的雨水一样让人讨厌，就算你知道它迟早会来，就算已经在心里无数次地模拟，但当它真的到来时，依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使人惊讶。当时，十三岁的老七作为小儿子哭得伤心欲绝。很快，他发现，能用眼泪来抒发悲痛是一种他已经不再拥有的特权：

失去母亲带来了持续的影响，伤痛未曾停止，但一而再再而三的哭泣是不可能的。

母亲死了，几个本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瞬间失去了他们在世上仅存的依托。成为孤儿以后，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母亲前脚去世，甚至还没有入土，后脚饥饿就已经找上了门来。几个孩子只好暂时把母亲去世的事情放在一边，带着必不可少的可怜相出门，去向邻居讨口剩饭。

可是大家都很穷，大多数邻居只能忧心忡忡地看着他们。

最终，那块电子表出现在老七面前，他决定为此赌一把自己的运气。那是一块价值十五元钱的日本手表，它在海边的价格是十五元伸手进口袋抓一把，具体的量取决于手掌的大小。当然，根据每年从南方送回来骨灰盒的数量来看，这不算是什么稳妥的买卖，时刻有可能把性命搭进去；但是，这也是老七唯一有可能损失的东西。除了性命，他同一棵杂草毫无二致，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坏，也没有太多其它选择可供犹豫。

就这样，走私货成为了他们这批商人的早期货源。在利益被垄断的年代，这种犯罪行为成为了穷小子们试图翻身的唯一选择。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这条犯罪道路并不好走，但为了避免继续和贫穷纠缠，也只有这条路。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具备了商人通常为人所不齿的趋利本性，在他们眼里，这种秉性决非商人特有。他们不知道终点为何物，只是在一片潦倒的水体中，凭借求生的本能挣扎奔走，不停地跑。

他们不停地跑。

第一声清脆的鸟鸣传来，仿佛空屋子里忽然听到的敲门声，使得封闭在黑夜里的梦被打破。从天空东边的一个边缘开始，黑色逐渐褪去，鸟鸣声开始趋于频繁，重叠在一起。老七和秃子逃跑的速度慢了下来，一方面是因为累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开始不再那么恐惧被抓——反正什么都没有了，即使跑得掉，前面也没有什么了——这心情并不难理解。

作为可作参考的例子，老七的邻居进过监狱，也许待了很久——至少在老七离开南京的时候，那位五个孩子的父亲还没有离开监狱。过了三十年，他想必已经出狱了，至于后来过得如何并不知道，但多半也死了。

在当时，这名罪犯的家是那个贫民云集地块儿最穷的一户，就连老七也只能甘拜下风。谈到他的罪行，主要就是将自己所在工厂车间的废旧车床私下里收走，当作废铁卖了钱。年代久远，法律条文一变再变，如今，我也搞不清这到底是怎样的罪行，而这对于我们的故事也并不重要。这位父亲被警察带走的当天，惩罚就已经来了：

"投机倒把分子于泽东，倒卖集体资产......"

在他家门板上，警察挥洒自如地写道。小巷里的穷孩子们围过来，警察写一句，他们便嬉皮笑脸地大声念一句。警察大概不喜欢穷人的这种幽默感，他心浮气躁地写着。写到末了，他直起身端详了一会儿自己的作品，沉思片刻，他把"泽东"两个字划掉，自言自语地骂了句：

"就你也配叫'泽东'？"

于是，门板上罪状的开头变成了，"投机倒把分子于小二，......"。屋里，传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哭声。

孩子们失去了父亲，这为母亲则必须一个人养活自己和五个孩子。男人走后，他们已经饿了一天。

很明显，于家的女人不如老七的母亲能干，丈夫被捕的事情对她来说太突然也太残酷。也许，给她若干年，她最终也会和老七的母亲一样接受自己命运直到死去。但现在，她成了一个标本，一个用于告诉别人"绝望"是什么的标本。

母亲猝然垮掉，稍微年长一点的儿子最后也被迫离开了充满嘲笑和羞辱的校园，出门为全家寻觅生路。缺少天分的他走上了和老七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没有选择像倒卖电影票这样拐弯抹角且门道繁复的生意。他太缺少经验，只能做一些直截了当的坏事。比如，每天早晨，他会守在城郊，等着运送蔬菜的板车经过，趁着驾车的人不注意，他便从后面悄然赶上去，掏下一棵菜来。可想而知，这样的生意并不稳定，空手而归的情况时有发生。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全家人会在沉默中饿上一天，等待第二天的到来。后来的他们很少流泪，当然，这并非本意，他们就是太饿了。

另一种可能是，于家的大儿子牺牲自己给年幼的老七上了一课，这样，日后的老七才没有选择偷窃作为谋生手段。是啊，怎么能偷东西？大家都这么穷，哪怕不吃不喝地偷，又能偷到点什么？大家别说防盗，出门连门锁都懒得用——家徒四壁，比起街上，家里可空旷多了。

不管怎样，老七沿着另一条未知的路心无旁骛地奔跑至今。可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实中的罗马，老七和秃子依旧一文不名。

他们不停地跑。

火车站已经就在不远处，天也整个亮了起来。两个逃犯感觉自己安全了，便卸下了作为逃犯的重责，疲惫地在铁轨上坐下。他们一言不发，仿佛知道对方也正想着些什么，不去打扰。

老七惦记起那些货来，想到它们已经和自己没关系了。他无法不想：来到南方的第三年，他终于积累了足够的本钱，碰到了愿意和自己冒这个风险的朋友。从身无分文地去帮忙拉煤保证自己有饭吃开始；他有样学样摆起露天的服装摊，却在晚上被当地人连架子偷走；他穿上不那么合身的花衬衫和皮鞋，接货时总会用刀片小心地将胡子削干净，好给合作者一点不错的印象；他带着负责本区域的警察挑衣服，表现出近乎卑躬屈膝的乖巧......终于，他水到渠成地开始做一些上规模的生意，却因为突然生效的法律在一天之内失去了全部。

他不明白警察的胃口到底是什么，不知道那些条文到底会在什么情况下发挥效力；他好奇自己在这三年里看到的像是希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生来就是个穷人。

"老七，我想死。"

一片沉默中，秃子忽然开了口，带着哭腔。老七转过头去，秃子没有因为难为情而停止嚎哭。他低下头，哭声不再受任何拘束地响了起来。老七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大概知道秃子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忍了很久的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

"一分钱都没有，我不想再回去了。"

老七若有所思，没有接话。秃子哭得像个刚出生的孩子，话里透露出一些不详的预兆。说完，秃子又哭了一会儿，仿佛要把心里的委屈耗完。末了，他安静下来，平躺下身，就躺在铁轨上。老七看了看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死，但也毫无异议地在秃子边上躺下。两个来自南京的穷鬼把手交叉，搁在扁平的肚子上，脑子里是痛哭之后惯有的平静的空白。

当火车经过，他们会一劳永逸地和自己的穷人生涯说"再见"。他们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并没有任何一辆火车经过。在中暑前，无可奈何的老七和秃子从铁轨上爬起来，继续他们的奔跑事业。

"幸亏那时候穷，火车少。"现在的时间里，老七坐在我的对面，如是说道。自嘲的笑容同时出现在了他通常缺少表情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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