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贡献

贪污问题在中国，由来以久，特别是我们国家出现过很多贪官，越贪越提拔，让老百姓愤怒不已。于是人们将这种越贪越提拔的情况定性为群体性腐败，也就是说，当官的上下沆瀣一气良心都坏了。更有人认为，这种有伤的提拔是强奸民意的体现。但事实上，越贪污越提拔，不仅在当前的中国合情合理，更反映了老百姓真实的期待。

前不久，小侄子和我讲了件趣事，让我感慨许久，小侄子在外地上大学，宿舍正对着闹市，几个小孩整晚无法入睡，于是就想换个房间，一群学生从辅导员一直找到学校的党委书记。什么校医院，教务处，后勤处，系主任，院长全都跑遍了。证明开了6-7个，得到的答复大意是，“换宿舍的事虽小，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和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很复杂很复杂。所以需要系领导，院领导，校领导，各方面领导全面研究后，才能决定。”然后就是无限期的漫长等待。几个小孩多方打听后，听说一位副书记为人很“仗义”于是，几个小孩就凑了千把块钱，拿上点东西去副书记家“烟酒”了一下。第二天这个事情就办成了。后来侄子的学校票选先进教师，这位收礼的副书记高票当选。我听后，想都没想开口讲到“这是假票选，这样的老师也能当先进？”侄子立刻反驳，说这是“真民意”，因为这位副书记拿钱就办事，不玩虚的，说话讲信用为人仗义，全校同学都知道，同学们都喜欢他。

这是件让人尴尬的事情，但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中国，贪官人人都在骂，但事实上，却是人人都喜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找有关部门办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能有幸遇到一位贪官。我们并不期待着为我们办事的官员，多么两袖清风，我们最期待的是他能拿钱办事，讲点“义气”。而“讲原则”在很多时候，是老百姓最怕的。

当你想生小孩的时候，有关部门一讲原则准生证办不下来，只需要让你开几个“证明材料”，就能罚你在出生地与居住地之间跑几个来回。

当你想调工作的时候，有关部门一讲原则档案拿不到手。为了办档案，搞得某编译局漂亮的女博士后向自己的“局长导师”献出色相，可最终还是没有调动工作成功。

当你想办个护照的时候，有关部门一讲原则，一个小伙在北京与河北之间跑了6趟共三千公里的路，耗费几个月才把护照拿到手。

讲原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中，而老百姓事事都要向政府部门报批，就算没有以权谋私和故意刁难。同样也意味着低效率和慢速度，也必然造成人不能尽其才而物不能尽其利。

于是贪官的价值就得到了体现，贪官就如同润滑油，在僵化的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让生锈的机器重新运转起来。

当老百姓面对制度阻碍束手无策的时候，贪官出现了。老百姓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社会恢复了活力，每个人正常的走在自己的事业轨道上，人尽其材。

当很多资源在政府手中沉淀，无法发挥效用的时候，贪官出现了，他们通过化公为私的办法，将很多资源从“公家”手中转移了出去，虽然造成了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但却让这些在政府手中无法发挥效益的资源流向了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实现了物尽其用。

贪官现象在中国的蔓延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维持高效运转的客观要求。没有贪官的存在，当前的中国无法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贪官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80年代，村官都讲原则，“盲流”不能进城，哪今天的农民工就不可能存在，中国的制造业也就无从发展。如果当年外贸部门都讲“原则”，外贸活动只能由外贸公司垄断，对广东的走私不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而是从一开始就严厉禁止的话，就不会有深圳90年代的走私浪潮，哪今天深圳的大小老板不知要去哪淘第一桶金，所谓“深圳奇迹”恐怕也就是从小渔村变成了大渔村而已。

贪官是制度的产物，也是社会的客观需要。当制度束缚生产的时候，就需要贪官来加以润滑。因此当我们指责贪官化公为私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些“公产”是否应该存留在政府手中？当我们指责贪官为他人私行方便，弱化应有的“审批”及“手续”时，我们是否想过这些被弱化的“审批”与“手续”是否设计合理？

贪官不只是因贪婪而存在，也不会只因打击而消失。贪官的存在是因为有客观需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与生产中，有太多的事情正门走不通，才不得不去找贪官“走后门”，贪官于是越来越多；想控制贪污的蔓延，就必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破除体制对人们不合理的束缚，当人们办事不用再走后门时，人们自然也就不再需要贪官，到那时贪官现象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