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鷙

主業:臨床心理和心理治療。 副業:記錄生活,寫寫文章。 過了憤世嫉俗的年齡,只想找到一條繼續生活下去的路。

“我不想再加班了”: 系统性压力下心理咨询的局限

發布於
“内卷(化)”是去年的热词之一,它描述了在当今中国社会,年轻一代身不由己,陷入恶性内部竞争,并不断自我剥削、自我耗竭的怪圈。为了维持生存,人们不得不参与这场没有退路的竞争,努力适应恶劣的职场环境,拼尽全力完成工作任务。

系统性的内卷使“休息的权利”成为奢谈,过劳猝死并不罕见。职场压力与过度疲劳会引发众多健康问题,但当996成为“奋斗”的默认模式,不得不生存下去的个体也无力反抗。不仅如此,现今社会更是期待人们咬牙坚持繁重的工作任务,并且同时仍“幸福地生活”,并且热爱自己的生活。这些扭曲的、无处不在的绩效内卷与“幸福内卷”使很多人精疲力竭,人们感到自己的精力与热情被加班一点点耗竭,濒临崩溃边缘。


感觉身体被掏空

很多人都体验过在办公室里加班到深夜的绝望感,压力和睡眠不足使人们难以调节自己的情绪。若总是被迫在失落、痛苦、紧张的情绪中工作,职业倦怠 (Burn-out)就可能会出现。职业倦怠是指一种与工作有关的长期疲惫状态。它通常被描述为一种体验到情绪耗竭(emotionale Erschöpfung)、去人格化(Depersonalisierung) 与工作能力下降的综合征。


如果一项工作对人际关系有着较高要求,需要员工消耗较多情感资源来完成工作。那么长期的、超过个体所能承受极限的人际交往压力会使人们感到自己的情绪过度疲劳。当情绪耗竭感产生后,在工作中任何与他人的接触都会使当事人感到不堪重负。

在工作压力下,人们会通常会将自己有限的精力做最优化处理。有限的精力将被分配在更快、更好地完成任务上,而不是人际交往。为了避免在工作中投入过多的情感,人们可能会倾向于将同事“工具化”,这意味着将职场上的他人仅仅作为获取信息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着感情和目标的个体。此外,去人格化也可能则是情绪耗竭的产物,为了保持基本的工作能力,体验到情绪耗竭的人倾向于在工作中表现出冷漠和厌倦的态度,对他人采取消极的、没有感情的、愤世嫉俗的态度。Belmi (2020)的一项调查覆盖了超过2700名参与者,他发现,当人们想要尽自己的职责,把任务尽快完成时,工具化现象最严重。然而体验到“被工具化”的个体会降低对团队的归属感,更冷淡地对待其他人,并且更倾向于丧失工作积极性。这种冷漠的相处模式如果无法被及时干预,甚至已经成为了公司内部司空见惯的氛围,就会成为影响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职业倦怠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心理调节能力的慢性侵蚀。如同所有的慢性压力一样,它使得个体在应对新的挑战与压力时更脆弱了,它就像一个放大镜,使人们在工作中作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一项元研究 (Guthier,2020) 综合分析了48项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均为长期研究,它们调查了工作场景中,不同压力源对职业倦怠的双向影响。分析表明,工作压力和职业倦怠确实是相互关联的。这暗示着,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可能存在着恶性循环,压力导致了职业倦怠感,而职业倦怠感---独立于其他具体工作压力的影响,如工作时间过长、人际冲突等,则会进一步加剧员工对压力的感知。


对压力过于敏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知与情绪调节能力的下降。长期在精力耗竭的情况下工作会使人们感到悲伤与绝望。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人们可能会丧失自己的自信与职业自我价值感。与这些负面自我评价和情绪作斗争会消耗大量的精力,导致认知能力被影响。Lemonaki (2021) 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在第一次调查中出现倦怠症状的受试者在第二年的测试中,认知能力显著下降。他们的工作记忆受到了损害,区分事物重要性的能力与做计划的能力也不如从前了。


是否应该坚持下去?

棘手的问题是,出现了职业倦怠的症状,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咬牙加班?在健康受损的情况下仍继续工作被称为 "带病出勤" (Präsentismus) 。社会规范、公司或组织的具体工作文化会影响人们是否选择带病工作。以往的心理学研究 (e.g., Ruhle, 2019) 证实,过高的工作要求、繁重的工作量、人员短缺、考勤制度,以及欺凌、骚扰或歧视等行为往往是带病出勤的触发因素。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制造 "出勤压力",使员工即使生病也不敢请假,从而间接提高带病出勤率。它们也会直接损害员工的身心健康,使更多的员工患上身心疾病。然而,是否选择带病工作,很大程度上由个体的动机决定。有些员工在健康状况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工作,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但大部分人认为,带病出勤是人们所希望和期待的,而他们实际上并不想来工作。

越来越灵活的工作形式也提高了带病出勤的发生概率。人们尽管能更灵活地选择工作的时间、地点,但却要为项目或任务承担更多的责任,并被要求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使用新的工具更快、更多地完成工作。为了赶在最后期限前完成任务,带病加班变得非常普遍。在996内卷文化盛行的社会,无法按时完成任务通常意味着失业、减薪的风险提高,而这总是使个体长期、被迫在健康不佳状态下工作的最大驱动力。

然而,带病出勤对于公司和员工来说都不是一个最佳选项。如果员工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来工作,就有可能犯更多的错误,工作效率也会降低。对员工来说,带病工作则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压力,不仅原本疾病无法尽快痊愈,患其他疾病的风险也会显著提高。


心理治疗的盲点

很多年轻人因为职业倦怠而走入了心理治疗师的诊室。难以承受的工作压力是他们寻找专业心理治疗帮助的主要动机。社会学家Sabine Flick在她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在谈话治疗中,“工作”这个主题渐渐地被隐蔽起来了。治疗师将重点放在追溯来访者的个人历史上,他们通常假设,导致过劳症状的另有原因,而职场只是放大了这些潜在的问题。治疗师通常引导来访者思考自身的应对模式和策略,比如对压力的过激反应,难以拒绝领导的不合理要求等等。心理治疗师们总是建议,“要设定更清晰的心理界限”。然而,当出问题的是恶性竞争的工作系统时,再明晰的心理界限也会一次次被践踏。这时,倘若仍坚守自己的心理界限,个体可能会无法抵御系统性的压迫。而这正是治疗师常忽略的,或者说是他们无能为力的:坚守自己的心理阵地是否会给个体带来更大压力呢?换句话说,教导一颗鸡蛋变得勇敢,能否能让它们躲过被砸碎的命运呢?


Flick建议,在心理治疗师的培训中,应增加关于提升“结构性能力”(strukturelle Kompetenzen) 的培训内容,治疗师应该将病人的症状放在他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中理解。这项建议无疑给心理治疗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然而,这项挑战也是他们必须迎接的。尽职的心理治疗师需要具备从个体叙事中发现社会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受到系统性压迫的个体才不会受到二次责难。


“心理治疗照亮了个体,而他所处的环境却仍是一片黑暗。”如果个体只能在心理治疗中被视为一个活生生的,有着尊严、痛苦和理想的人,而当他一旦走出咨询室,又会立刻被工具化为一颗螺丝,那么,这样的心理治疗究竟又能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呢?


回到我们的主题,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被迫加班呢?尽管距离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罢工已经一百三十多年,这个问题我们仍无法回答。



参考文献:

Anne Kratzer (2021), Der blinde Fleck der Psychologie, Psychologie Heute.

Christina Guthier u. a.: Reciprocal effects between job stressors and burnout: A continuous time meta-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stud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20. DOI: 10.1037/bul0000304

F.W. Nerdinger et al. (2019), Arbeits- und Organisationspsychologie, Springer.

Rodanthi Lemonaki u. a.: Burnout and job performance: a two-wave study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cognitive functioning.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21. DOI: 10.1080/1359432X.2021.1892818

Sascha Ruhle u. a.: „To work, or not to work, that is the question” – Recent trends and avenues for research on presentism.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9. DOI: 10.1080/1359432X.2019.1704734

Peter Belmi, Juliana Schroeder: Human „Resources“? Objectification at work.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20. DOI: 10.1037/pspi0000254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