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耀華
鍾耀華

人之所以為人,世界之所以為世界

我們總是喜歡以上帝視角去思考問題,當我們做一件事,我們會問這個對社會有甚麼作用,社會的氣氛怎樣怎樣,有諸如此類的困難,大家怎樣才能合作起來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去抵禦極權,諸如此類。但是我們終歸不是上帝,事情也不是這樣發生的,幻想成為上帝之類的,其實是對上帝的輕忽,對自己的輕蔑。我們要思考和理解社會歷史經濟文化各種各樣的大結構,但這不過是其中一步,結構有其不變的動力及慣性,或者如某些人來說,歷史不以人的意志轉移,可是,歷史同樣是由人創造出來的。我們理解結構,知道他們的支撐點在哪裏,然後要問的,其實是回到自己的內心——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在哪裏,還有,自己到底是否願意,成為你心目中想成為的那個人。這些年來,在許多的公開講座,社會論壇,讀書組裏頭,人們經常會問,我們怎知道這樣可以改變社會,社會該怎麼做?其實這樣的問題,我甚至可以說只是思想與行動上的懶散。如果我們在這些問題之先,自己沒有緩慢且費勁地去實踐與嘗試過,這類的問題只不過是一個又一個為了讓自己好像活得心安理得且理所當然的說辭而已。

結構有不同形式的結構,人生而自由但無處不是枷鎖,但在重重枷鎖與生而自由之間,我們到底要怎樣過自己的生命,在甚麼時候明白枷鎖之沉重,肉身之疲憊,甚麼時候知道意志與運氣的作用,卻是所有甚麼政治分析大理論至為根本的問題。所有的理論,其實不過都是出於我們怎樣去想像「人之所以為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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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字的人——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事》是台灣獨立書店「小小書房」成立十年的出版計劃三部曲之一。這本書以「小小書房」十年來總暢銷榜裏,列出前十名的書單,試圖回溯每一本書的生產過程,訪問與其相關的出版人。為了讓大家了解,我在此按銷售量列出他們十年暢銷榜的書單:《一根稻草的革命》、《解說愛麗絲漫遊奇境》、《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單車失竊記》、《浮光》、《無III 實踐篇》、《假牙詩集——我的青春小鳥》、《下課後的台灣小旅行》、《我等待》及《地球使用者的樸門設計手冊》。在這當中,有六本為「正規」商業出版社所出版,三本為環境、生態、運動相關的組織所出版,還有一本是以個人之力出版。

從這樣的書單,我們可以看到跟平常很不一樣的風景,作者、出版社、書店、讀者,共同把某一種特定觀看世界的視野,共同的關懷,帶到我們的眼前。獨立書店之為獨立,在於他們有各自的思想與呈現,並不從眾。上年香港的「序言書室」開業十年,也出版了一本《十年一隅——序言書室十年記念集》,裏面所列出的十年書榜上,就沒有一本書與小小書房的相同。然後我們再看看數數字,小小書房十本書裏,有九本是賣出破百,其中最暢銷的一本,十年內共賣出一百六十六本。這個數字,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圖書作為一門商品,相對來說經營困難,因為他們所佔空間大而倉存成本高,亦因書本的重量令運費成本貴,而且這個商品沒有重複購買的特質,不像消耗品使用完後需要再次購買。在社會資訊選擇未豐的年代,作為文字載體的書本是人們普遍獲取資訊及思考的媒介,亦此紙本書出版業興盛。而在當今集中力分散的年代裏,人們的閒暇被各種彈出的通訊及消息奪去了,再無法集中閱讀,紙本書銷售日差,卻還是有些人願意辦書店,把書裏頭的思想呈現出來、卻還是有編輯願意出版,願意把文字印刷成書,就是對紙本書,對文字,對出版,有一種超越商品邏輯,有著一種精神價值上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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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讀書並沒有留意到「書系」這個概念,只是在每次買書的時候,模糊地見到台灣出版的書書脊上總有個重複出現標籤,但也沒有放在心上。後來我才知道,書系是一個出版社的用心所在,希望透過書系的規範,去把各種不同的作品串成共同的主題,,讓編輯詮釋一本書時有所依循,亦希望透過書系所營塑出來的氣息與關懷,建立起讀者對出版社某一書系的信任,繼而去引介讀者認識其他未知但優秀的文字。

比如說時報出版文學線就有一個叫「大師名作坊」的書系,專門出版外國百花盛放的文學,開拓中文閱讀世界的視野。逛開舊書店的朋友也許知道,許多經典的東歐、美洲文學,其首次面世於華文世界,就是出自這個系列,這次在小小書房書榜上卡爾維諾的《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也是其中一本。《馴字的人》採訪了時報出版公司與此書相關的前後編輯三名,現任時報文學線主編嘉世強透露這本書自1996年至今,每年都能賣出四、五百本,這本書因為篇幅不大,讀起來不會有太大壓力,而且形式上是演講稿,沒有複雜的結構或修辭,讓讀者很容易就明白卡爾維諾對不同作品的審議,很多學校老師都把之拿來當教材。書出自1996年,時報公司一直希望改版,但鑒於購買的學生很多,改版後勢必漲價,會增加學生負擔,嘉世強不願這麼做,而是把它當作長銷書行銷。

編輯需要選書,與作者聯繫,拿下國外文學的國際版權,考慮他們文章在華文世界的引言,負責聯繫譯者,校正;對於本地創作來說,編輯需要的則是發掘有潛質的作者,讓作者發揮出自己的文字風格,給予他們發表的平台,孕育一代又一代的作者。換個說法,編輯需要在茫茫文學大海裏頭,大量閱讀,培養起對文字的嗅覺、品味以及判斷力,再以策劃者的身份,去串聯起一切出版所需的事務。不同的出版社有不同的業積考慮,比較有商業壓力的出版社可能一年需要出四十多本書,有些則一年十二本,而這些年來因為群眾閱讀興趣的變化,大部份人都不會無端白事拿起一本書在手裏閱讀了,於是出了好些小而有針對性的出版社,一年也許只是出版幾本書,但每本書都有很特定的關懷視野,比如說台灣的「游擊文化」,他們「容納積極反叛的選材,出版各種來自群眾且走入群眾的作品,以銜接書房與街頭的距離、填補知識與行動的落差」,比如說人類學者魏明毅在高雄碼頭的田野思考《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楊鎮宇關於台灣食農教育的《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等等。

大塊文化文化副總編輯說林盈志說,書系對他們來講,就是在現有的體系裏,怎麼透過書去詮釋它,或者讓書透過它,呈現出不同於一般印象的樣貌,書系在過去有這這作用,而且讀者也真會受書系的影響去蒐集某些系列的書。但到了二千年以後,書愈出愈多,書系愈來愈多,每個出版社也有自己的書系,書在媒體曝光時,讀者已經不會留意書是在放到哪個系列,也沒有耐性去理解。林盈志說,在目前的環境裏書系的品牌作用正是在逐年減少——「畢竟這是個連音樂專輯都不買,大家只下載單曲的時代,對整體的概念、大的論述都覺得是種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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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與出版,也許沒有當年那人所稱頌改變社會的威力了,今天媒體談得最多的是大數據,看得最多的是影片。影片才是我們的生存基礎技能,數據才是成功的鑰匙。我們也大可不必強調再強調讀書作為唯一的選擇,畢竟那就像青菜咸魚,人門口味不一,有些人選擇看電影,聽音樂,只要能夠滿足到思想的飢渴,又有甚麼所謂呢?有時候我們做許多許多事,任你再花甚麼巧思,如何籌備到貼服,都不必有你想要的效果的。像《一根稻草的革命》的編輯吳東傑說,也許這本書出來,「會帶來更多討論也有可能。對我來說,並沒有一定要在一本書,或者一場座談引起甚麼,只是希望,這個訊息可以被傳遞出來。這本書,可以被拿到一個人的手裏,他可以再去傳遞,那個種子是要撤下去的。要找好的種子,做撤種。像一個種子一樣,丟下去,會長多高?沒有人知道。因為它需要很多條件,也許丟下去會被鳥吃了,那株就死了。但是,做一個運動者,你還是要保持運動的心,你不可以停,不斷地運動,生命才會延續。」

那些總會覺得某些事才是更優先,具有更高等秩序的人們,其實搞錯了世界運行的法則。因為無論甚麼的等序結構,都有各種的支點。沒有一個支點是孤獨的,正如沒有一個人是孤島一樣。我們不過都在各個力點出力,去嘗試打鬆那個要人活得不像人的基礎。我們大可不必問,我們做了些甚麼後,世界會作出甚麼改變,難道我們真看不到那些眼前具體而可觸的變化嗎?我們如果能夠靜下心,去感受人們面容的變化,那個默默無言到事情發生的喜悅,難道世界真的沒有變化嗎。那些幽微的精神變化,正在起各個不同的作用,我們又怎會不知道,最終會開成甚麼種的花朵?綠草成原,千樹成蔭,難道你又能說沒有那些蚯蚓細菌禽鳥走獸的功勞嗎?樹不會這樣說,花不會這樣開,只有人才會這樣輕忽別人輕蔑自己。你看不到,其實是你自己的問題,而不是那些東西不存在。

「編輯做書是為了甚麼呢?我認為是跟文化對話……若干年之後,人們還會記得『噢,這個出版社出過某某書,那是一本好書』,那麼,即使走過的路再艱辛,一切的努力就算是值得了。」

(原刊於香港01,
https://www.hk01.com/…/%E6%9B%B8%E8%A9%95-%E9%A6%B4%E5%A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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