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省议会“军人干政”记录

编者按：近十余年，不少人受舆论引导，以为北洋时期曾有“议会民主”，如此一个“民选政府”当然是合法政府，国民党北伐是以“一党专制取代民主政治”，借此扑灭反思国民政府制宪、行宪历程的民国宪政思潮。持此论者，对民初的政体结构、派系格局，都缺乏认识。须知，国会议员由省议会选出，控制省议会，等于变相控制国会。纵观北洋历史，北洋集团从来是议会民主的敌手，民初时有袁世凯、段祺瑞动用军警包围国会，尔后只有“安福国会”、“猪仔国会”等御用国会，殊能迷惑世人，以为军人干政不复存在，而金钱政治在所难免，北洋仍不失为“中国千年来首次民主尝试”。实则袁氏陨后，省政权即落入军阀手中，值第二届省议会筹组，军人干政屡现于全国南北，第三届省议会则多已成附庸矣。小编以为，基本史实的不彰，是标签化的成因，故将内容整理成文，概述华北至华南七省议会，力求简略，叙述和资料都未免粗糙，权当抛砖引玉。原文注释省略，仅列参考书目。正文如下。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下令停办地方自治，解散各地省议会。[1]袁世凯死后，《临时约法》、国会、议会恢复，却从未摆脱军人干政的阴影。

山东

各省第一届议会被袁世凯解散，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始恢复。在山东，皖系张树元在第二届议会选举期间，指使济南道尹张仁涛作弊，采取“磕匦(匣子，指票箱)换票”的办法，把得票最多的王采廷的票偷换成写错名字的废票，让王采廷落选。而后又利用武定府同乡的关系，把该府所属的12个议员拉出来，每人都挂上一个督军署咨议的名义，按月支领津贴。进步党和国民党则各出一位副议长，由张介礼和王朝俊发布电文，弹劾张树元侵吞军饷300余万元，要求北京政府查处。时靳云鹏刚当上国务总理月余，为了树立威信，并且出于控制山东地盘的考虑，遂免去张树元督军职务，由田中玉继任。

第三届议会选举时，田中玉先是在省议员复选时，重演“磕匦换票”，以作弊手段保证内定的竞选人当选。后在省议会议长选举阶段，一面收买议员，一面以便衣大闹会场。1921年冬，议会举行议长选举，由于军警穿着便衣包围议会，票未投成。1922年1月17日，议会再开选举议长大会，“督军田中玉调集军警三四千人，包围议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所有持旁听券的人均不准进入会场。票匦遭人捣毁，投票无法进行。[2]6月8日，投票议员们入场后，刚进行投票，万光炜受命率人殴伤议员十余人，选举被迫中断。直到1923年1月，北京政府指派熊炳琦担任山东省长，田中玉无权过问，才结束拖延持久的议长选举。

1926年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即告诉省议员“只可领薪，不准开会”。[3]

河南

河南第一届省议会解散以后，反袁议员们大半逃往上海。1916年秋冬之间，议员们返回省内恢复活动，曾向议会咨请豁免附加税，认为“年来豫省天灾匪患，居民无不?面?行，奄奄待毙，当时救死不?之时，又责以数倍他省之重负，直接增加人民痛苦。”省议会议决应豁免附加税，并咨请省长执行。[4]然而，河南财政厅长拟将附加税改折银元，办法为“每丁银1两，改征银元2元2角。”而当时市价为白银1两仅合银元1元4角2分。如若通过，意味着税收增加三分之一，无疑增加人民负担。12月13日，省长将此议案交议会议决，并谓“议会无议决之权，嘱即认可见复。”尽管众多议员质疑，但屈于赵倜的压力，议案最后竟然通过。

1918年春，进行第二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安福系派王印川到河南经营选举，赵倜予以积极配合，加以金钱收买和武力威胁等手段，致使安福系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1921年9月开始的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选举之前，赵倜已内定同乡胡鼎元为议长，并由胡提出名单，经赵核定后参选，全凭金钱开路：“至多以八千元为限，至少以千元为限……收款者则系托孝敬西屋太太(赵倜小老婆)名义。”未被指定的初选人姚某，在复选中拒绝按旨填写选票，被衙役锁在县衙前的石狮子上示众。更甚者，一些选区预先造好两个相同的票箱，票箱随时可以换去。议员选举前还要在胡鼎元面前填写愿书，对神发誓，终身为赵氏的忠臣，甚至有“生我者父母，成我者督军”和“若有背叛督军行为，天诛雷殛，水溺火焚”的誓言，并有具书人、保证人署名画押。[5]

湖南

袁世凯死后，由安福系当政的北京政府开始进行国会和省议会改选，原计划仍按民国元年的《省议员选举法》进行，在1917年完成省议员的换届选举，即第二届换届选举。但因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实施缓慢。1918年3月，湖南督军张敬尧攻占长沙，开始组织新国会议员选举。张敬尧采用毁原票易以伪票的办法，废掉得票最多的杨度、汪赔书，使安福系所派周渤、罗正讳、王毅等十余赴湘之人，无一漏选。研究系杨度用每张票500元的高价，收买了选票50张，不料开匦后，废票占30张，杨度二字被改写成“杨皮”、“杨之度”、“洋豆”、“羊豆”等，致有效票仅19张而未能得选，舆论哗然。且在新国会中，人数众多的湘籍国民党参众议员几被全部替换。

1918年11月12日，张敬尧下令改选省议会，时湘人闻张又将伪造民意、改选议会，无复容忍之余地，旋由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等推举代表，组成“各界联合会”，向督署请愿收回改选省议会成命。张敬尧乃组织所谓“公民会”与之对抗，亦向督署请愿改选议会，指斥对方“伪托民意”。为了争取士绅同情，各界联合会要求双方在教育会举行辩论会。张敬尧属员在会场大发脾气，几欲逮捕联合会员。翌日，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着论抨击公民会，同日被封。张敬尧亦知众怒难犯，改选终于搁浅，但民间怨愤已深。

1920年5月，趁吴佩孚撤防北归，湘军发动攻势，将张敬尧部击溃。6月，张敬尧被迫撤出湖南，史称驱张运动。[6]

湖北

1916年7月下旬，湖北第一届省议员齐集武昌，准备复会，国民党势力重新进入湖北。督军王占元害怕詹大悲、赵鹏飞与梁锺汉等人国民党议员控制议会，坚绝否认3人议员资格。1916年10月1日，省议会举行复会后之第一次正式会议，2日讨论詹、梁、赵3议员资格问题，表示同意承认。4日议长选举，詹大悲已经当选，引起王占元的恐慌，再度声明否认3人资格。国民党议员张国恩等向参议院请愿，黎元洪总统亦来电调停。然而王占元坚持己见，密电段祺瑞总理谓：“詹大悲之争议长，乃国民党竞争湖北政权，踞为地盘之初步计划……政潮翻覆将无已时。”获得段褀瑞的支持，将詹等逐出省议会，杜瑞、戴孚夏及丁荣学3人递补。此外还有十人没有报到，亦一一以他人递补。[7]

1920年8月30日任命王占元亲家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立即引起鄂人强烈反对。9月6日，省议会紧急开会，一致反对孙振家为省长，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并“致函各团体请一致反对”。9月9日，省议会再次开会，声明孙振家如若接任，公文一概拒收。孙振家自恃有王占元姻娅庇护，仍于10日接省长印。省议会不得不“公举代表议员数人入京会同请愿”。随着“倒孙运动”愈演愈烈，鄂人“声言王如不从民意，将进而为倒督运动”，危及王占元督军地位。

9月18日，北京政府免去孙振家省长职务，任命鄂人夏寿康为湖北省长，王占元则连请病假，明迎暗拒，称：“夏省长到时，恕不接待。嗣后积欠军饷、地方秩序，均由内阁与新省长担任，占元概不过问。”致使夏寿康在京滞留65天之久。11月22日，夏寿康抵汉口，王占元竟派督署卫队两连前往“保护”，实为监视。23日，王占元指使鲁籍军官孙传芳部下包围夏寿康住处，逼其“暂缓接任”，再度激怒鄂人。旅京同乡会召集大会，质问中央，风波及于全国。王占元不得不屈从民意，同意于27日在武昌省署迎接夏寿康，正式接任省长。然而夏寿康出于安全考虑，坚持不赴武昌办公，只得派人将省长印信送至汉口。及夏寿康接印视事，省长就任问题才告结束。[8]

安徽

安徽第一届省议会，于1913年被倪嗣冲配合袁世凯解散。1918年8月至9月，为皖省第二届省议员选举之期，正值皖系段祺瑞主持中央大权，倪嗣冲便通过“公益维持会”包办选举，肆无忌惮，被讥为“选举公卖局”。

1919年，省议会向财政部结算皖北工赈盐捐余款，获准该款148万元，作为全省兴办实项，非经大会议决不得动用。次年11月，议长晋恒履挪用公款十余万元，经议员发现，提案纠正，晋氏利用议长职权，将提案搁置数月，复不经大会公决，挪用40余万元。1921年5月，安徽督军张文生以新安武军缺饷，强借工赈余款32万元。[9]

1921年初，倪道烺唆使财政厅长陶熔截留教育经费77万余元，充作第三届省议员贿选活动经费。学联闻讯后，于6月2日派出12名代表去省议会质问，遭到驱逐，学联旋即组织千余人，奔至议会门前抗议，要求省议会通过“教育增费案”。倪道烺则命马联甲调兵镇压，伤40余人，死1人。社会舆论大哗，要求惩办凶手，倪道烺避往天津租界。[10]

1921年8、9月间，皖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倪嗣冲之侄倪道烺出款50万收买议员，结果虽然选岀第三届议员，却因全省60县当中，有44县发生选讼，几经波折，只得宣布全省选举无效。另行改选，又逢重重干预。终北洋政府时期，皖省第三届省议会始终未能成立。[9]

1925年3月，时隔血案四年，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章士钊以“教唆杀人案”将倪拘捕。倪重金贿赂公行，一个多月后以“不予起诉”被释。[10]

直隶

1918年，经曹锟保荐，曹锐被任命为直隶省省长，直隶从此处于曹氏兄弟的卵翼之下。第二届省议会议员的初选举于1918年7月20日开始。曹锐力图垄断选举，以控制省议会。另一方面，旧议员边守靖、王秉喆等希图当选，乃投靠曹锐，在选举时尽力推行指派之法，“与各县知事通函，令其见各初选人疏通。如大家不承认，则投票日之夜间开箱抵换。监视员、复选特派员共司其事。”在第12复选举区，有姚壁者“自称为组合员。声言正定区内已指令二十四人，非此二十四人，即满法定票数亦归无效。伊等二十四人又分甲乙两等，甲等者无票亦能当选。问其所以，则谓投票后，非指定将票尽行抵换各等语。”

1919年4月，曹锐以官商合办为名，将天津直隶模范纺纱厂与拥有10万元资本的恒源帆布公司合并，事后才咨行省议会要求追认。24日，该案一经提请讨论，即遭到议员们的反对。议员潘自濬提出应行调查再定合并与否，副议长彭桂馨指出事后追认与法不合。因争议太大，该案被推期解决。28日复会，经由特别委员会审查，认为合并事属合理，惟合并手续不宜，且对保障公款殊欠方法，并拟定几条意见，如省议会得随时质问营业情形，由省议会选监察1名以监督营业。潘自濬、张子钊仍坚持调查有无混弊情形后再作表决，但大会强行通过委员会的报告。议员们不敢触怒曹锐，只好口诛笔伐前模范纺纱厂经理王竹铭侵占公款。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为解决军费难题，曹锐径直挪用纺纱厂款50万元。同年10月，省议会召开常会，省署方送达议案，请省议会追认。27日讨论该案时，议员们只能作书面文章，并初步议定了《咨催省长速办纱厂，战费应由中央担负，无借省款之必要案》。29日进一步审议《提议讨段军费不宜直省负担案》，并通过《电请中央归还直隶垫付军费案》。11月1日，该议案经修改后正式定名为《电请中央拨还讨安福垫款》，并致电中央。12月21日，省议会又咨催曹锐及早开办石家庄纺纱厂，但终无音讯。

直皖战争后，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完全由曹锐包办。[11]

江西

江西第一届省议会在党派的制衡下，还有所顾虑。但二、三届以下，军阀政治带坏了选风，这种情形在第三届的选举尤为明显，省议会的选风一届不如一届。

1920年12月18日，第二届江西省议会投票通过《省长民选应规定选举法案》，以及弹劾省长戚扬案。戚扬自二次革命后到赣，1916年7月由巡按使改称省长，用人行政多门生故旧，喜滥借外债，结托军阀以自固。时过境迁，南方人多不满北人主政，自治声浪弥漫全国，江西自不例外。

戚扬得知后，指使警察改装便衣，伪称公民，赴议会旁听，扬言捣毁议会。督军陈光远担心弹劾通过，恐进一步惹出废督问题，遂以军警弹压议会，议会不得不宣告休会。时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力为声援，经江西省议会三次弹劾之后，迫于舆论压力，戚扬于1921年2月黯然去职。国务院命冮西南丰人赵从蕃任省长，议会虽对赵表欢迎，但却为陈督军暗中挡驾，使赵过九冮而不得入其门，最后只能称病沪上。5月13日，北京政府令陈的亲信、财政厅长杨庆鋆暂任，不久改为署理，最后实任。“赣人治赣”就此失败。

1921年11月，江西选举第三届省议会，陈光远、杨庆鋆动用军警操控票匦，“非经核可者，无论何人，票再多亦不能入彀。有特别关系者，虽无一票亦会榜上有名。”例如张勋之弟张嘉猷识字无多，竟以17票当选；又如临川县知事陈光迪，系陈督军胞弟，当选后还大詈不惭的说∶“我不过得几个钱，却为地方省多少事。”建昌区8月2日复选开票，本无一票之包应昌、傅绍庭居然以18票当选；而原有20票之严启仁、何昌荣等，或变为11票，或变为5票，一同落选。袁州区、赣州区的情形也都一样，投票时军警林立，开票时如非指定人选，再高票数亦不能获选。当选议员因此为人所轻，被谑称为“陈杨之私生子”、“直隶式附属官厅之议会”。

1922年6月，陈光远被北伐军打败后辞职，北京政府命赣人谢远涵任省长，省议会立即发表宣言应和：“赣人主张驱客军制省宪” 。不料北军援赣，11月5日，蔡成勋来，恃武力压抑民意，视议会如黻屣，不惟常年会不能召开，即谈话会亦悉被阻止，遇议会有顶撞之事，即令财厅扣发公费。11月闾蔡拒赣人谢远涵长赣，年底宣布自兼省长，把持军民两政，以致赣人痛呼要“光复已亡之江西”。[12]

参考资料

1. 停办自治机关令(1914年2月3日)、停止各省议会议员职务令(1914年2月4日)、取消京师地方自治令(1914年2月6日)、解散各省省议会令(1914年2月28日).
2. 吕伟俊. 民国山东史: 第169-170页.
3. 魏敬群. 民国初年山东军阀与省议会斗法纪事. 齐鲁晚报. 2012年12月13日.
4. 张爱华. 河南省第一届省议会(1913-1918). 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60页.
5. 徐有礼《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第12-13页.
6. 魏桃初. 民国初年的湖南省议会(1911-1926年). 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71-73页.
7. 苏云峯. 湖北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第314-315页.
8. 朱英、张超. 论1920年湖北省长人选引发的政潮. 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9. 谢国兴. 安徽省.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第191、197-198、198-199页.
10. 倪道烺.安徽省志·人物志《政治、军事人物传记》.
11. 刘建军. 直隶地方议会政治(1912-1928): 第136、199-200、193、160页.
12. 吕芳上. 民国初年的江西省议会(1912-192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8期: 第247-251、254-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