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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党破坏辛亥革命叙录

(edited)
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会成功吗?


作者:周小棠

前言

随着历史书物的畅销,写作的门槛和水准越来越低。“流量时代”以来,编写历史网文更成了赚钱的生意,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几成信史,简直触目惊心。例如“袁世凯乃辛亥革命成功的最大功臣”一说,流毒甚广,笔者特此汇集袁党破坏辛亥革命罪行一览,以正视听。所谓袁党,也即北洋军第二至六镇[1],以及袁的党羽和内阁直接指派之鹰犬是也。另外,本文参考了许多学者的著述,其中不乏资料属于转引,限于篇幅不便胪列,谨此表示感谢。

一、破坏湖北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4日,清廷将北洋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编成第一军,负责南下平乱。27日,袁世凯接任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当天,北洋军第四镇自滠口发起进攻,与革命军千余人交战。北洋军从侧面向革命军阵地猛烈开炮,革命军伤亡五百多人。革命军在鏖战当中,炮队队长蔡德茂、敢死队长马荣先后阵亡,退入大智门后,北洋军攻势暂停。28日,北洋军第六镇混成十一协炮队南下,炮轰革命军长达三小时之久;革命军从堡垒冲出,克复大智门车站,一度占领刘家庙,北洋军继以机枪猛烈射击,大智门得而复失,革命军四协代理统领谢元恺阵亡。[2]

30日,冯国璋亲抵汉口,眼见革命军顽强抵抗,下令先纵火焚烧街道,再派兵占领城市。于是北洋军连日纵火,“铺户所存洋油,北军悉数取出,沿路用以纵火。全镇火头无数,有出而扑救者,北军辄以手枪恫喝之。”[3]十里商街“烟焰蔽天,化为灰烬。”[4]革命军不得已,渡过汉水、退守汉阳,汉口随之陷落。

11月17日,冯国璋下令李纯进攻汉阳。至24日,美娘山、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革命军牺牲不下三百人。26日晨,北洋军用重炮轰击磨子山、扁担山,革命党人刘玉堂牺牲。同日,北洋军夺取汤家山,渡过襄河占领黑山。27日拂晓,北洋军攻占梅子山,另派一队攻占龟山,革命军伤亡殆尽。当天下午,汉阳终告陷落。[5]当革命军和平民乘船撤离时,北洋军更向江中开炮,“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6]“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7]

汉阳之战,革命军军官牺牲137人、伤85人,士兵牺牲2693人、伤400余人,共计伤亡3300余人。[8]

二、破坏河北革命

1、杀害吴禄贞

1911年10月29日,山西独立,为清廷增添腋肘之患。吴禄贞时任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当天,军咨府急令吴禄贞部下吴鸿昌率第十二协赴晋平乱,吴禄贞私底下却致信吴鸿昌延缓进攻。30日,吴禄贞主动向清廷请命,假称要亲自指挥军队平息山西独立,获得清廷准许。吴禄贞到石家庄后,跟阎锡山频繁通信,商讨组建燕晋联军、联合张绍曾驻滦州第二十镇新军夹攻北京的计划——“阎锡山派一支兵,守京汉路黄河桥,阻止袁世凯北返”,“一面电黎元洪,派兵夹击袁世凯”,吴、张集中兵力,全力夺取北京。[9]11月2日,吴禄贞下令扣留清军一辆满载军火和粮饷经过石家庄的列车,收缴了大量物资,继以“阻绝南北交通,而妨害第一军之后路”要挟清廷停战。[10]6日晚,吴禄贞在第六镇中高级军官会议上宣布翌日起义。

表面上看,吴禄贞等人占尽地理优势,又握有充足兵力,理应稳操胜券。实际上,吴禄贞当时虽是第六镇统制,但他的上任要得益于特殊的条件。一方面,清室皇族中的载涛正欲削弱袁世凯的军权,另一方面,归功于吴禄贞对庆亲王奕劻的贿通。尽管吴禄贞上任之初即着手改造第六镇,如撤换掉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的职务,但上下官士多数仍腐忠于袁世凯。[11]吴禄贞宣布起义计划当晚,马上就有“官长反对独立之说”。[12]7日凌晨,协统吴鸿昌、标统曹进将吴禄贞夜宿的车站包围,马蕙田入室行刺,结局是——“吴的尸体倒在司令部后门地上,头已没有了。他的秘书长周干丞也死了,房子里凌乱不堪。他的副官长张华飞也死在车站月台上,头上砍了一刀。”[13]吴禄贞联合山西、滦州革命军直取北京的计划不幸流产。

2、剿灭任丘起义

吴禄贞被杀后,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顺利返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准备消灭北方的革命势力,来巩固自己对北方的控制。12月9日,北方革命党人在保定召开会议,决定于12月18日“举义于任丘,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立起响应,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14]

12月18日当天,耿世昌率领五百余人、分三路向清军发起猛攻,成功占领任丘县。袁世凯闻讯,从保定调动两营淮军前来围剿。19日,革命军与淮军在任丘县激烈交战,歼敌数十;直隶总督陈夔龙急调重兵增援淮军。革命军缺少支援,弃城突围、北上雄县,迅速攻占县城。12月21日,顺天府派出禁卫军数营,张怀芝从天津派出毅军,纷纷开赴雄县。[15]21日下午,清军用大炮轰破城池、冲进城內;革命军寡不敌众,耿世昌等一百多革命官兵殉难,余部由靳广隆率领,向南撤返,行至任丘县梁台镇时,再陷清军重围。革命军奋战至26日,部队被敌人打散,靳广隆牺牲,起义最终失败。[16]

任丘起义孤立无援,汪精卫难辞其咎。由于汪精卫认定“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17]因此极力阻挠北方的革命活动。据胡鄂公回忆:“先是,予等之议商任邱(同“任丘”)起义于保定也,事为汪兆铭所悉。迨予与(孙)谏声至滦州南青坨,兆铭遂使人四出阻止。”“以此之故,任邱起义,京、津、保、通、石家庄无一响应。”[18]

3、摧垮滦州起义

因清廷对张绍曾的革命动向有所知悉,已经削去了他的兵权。“袁世凯入京后,调来军队拱卫京畿,对滦军早有戒备。”[19]然而,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和第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并未气馁,秘密与胡鄂公、白雅雨等京津革命党人互通声息,仍坚持要发动起义。12月31日,王金铭、施从云当面将起义决定告知标统岳兆麟,争取他一道革命。岳兆麟借口去秦皇岛寻求援军,谁知他跑到开平向王怀庆告密。王怀庆得知滦军图谋起义,立即将消息上报。袁世凯接到报告后,命曹锟将娘子关和保定的北洋军第三镇集结,做好镇压准备,同时令王怀庆寻机敉平变乱。[20]

1912年1月3日,滦州起义军在知府衙门宣布起义,成立北方军政府,声明从属中华民国,议和期内“袁氏不得派兵来攻”。[21]可是,冯玉祥所部却迟迟不来会师,原来冯已被袁世凯拘禁在海阳,失去自由。[22]起初驻天津良王庄的淮军营长李国靖约定好届时响应,此刻也不知去向,原来王怀庆提前探知,已下令李国靖移驻,并且亲临监视。[23]于是,北方军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王怀庆的奸细张建功便在城内公开叛变。[24]

4日傍晚,张建功率领第三营在城内外突然向第一、二营士兵开枪,双方战伐不休。“王金铭、施从云见到继续相持下去,徒给清军以从容准备的机会,带来更大的不利,遂决定先放弃滦州,当晚全军登车,挥戈西去。”[25]火车驶出滦州五十里、至雷庄车站以东时,忽然脱轨,无法前行,原来“敌人预将铁轨斩断”。曹锟所部的三个营及两队炮兵早已守候在此,当即倾巢而出,向起义军发起猛攻,枪林弹雨一齐俱下。激战过后,两军停战进行谈判,曹锟竟趁机将起义军一网打尽,“王金铭、施从云等从容就义者三十余人”,“官兵共战死者百余人”。[26]

5日晨,张建功占领滦州全城,“并诱骗孙谏声至城上,突以枪锋刺杀之,割其心肝、踢其尸于城下。”[27]“第一营及二营被截在城内的官兵均被杀害。”[28]滦州起义败于垂成。

三、破坏北京革命

1、设陷京城起义

11月27日,北洋军攻占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革命形势锋芒顿挫。北京革命党人预计29日在京城发难,以策应南方革命。可是,汪精卫自以为袁世凯跟革命党在合力逼迫清廷退让方面有共同利益,幻想“拥袁灭清”。[29]京城起义前夕,汪精卫出走北京,赴天津向胡鄂公讨取经费,据胡回忆,汪精卫称此次起义计划“实造意于世凯”,“炮响,吾党同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以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东华门以应之。”[30]

到了11月29日晚,革命党人陈雄领导敢死队潜伏在内城东南,于10时鸣炮示意,发出起义信号。随后,一大批清军迅速赶来。陈雄原以为是袁克定带来的援军,不意清军将敢死队团团围住。敢死队员李汉杰坚持抵抗,不幸被捕,三天后遭凌迟处死;队长陈雄悲愤交加,拔枪自杀,年仅27岁。[31]另一支敢死队由高新华指挥,潜伏在内城东北作为响应。炮响以后,高新华带领敢死队向安定门戍卫营投掷炸弹,成功占领安定门。然而,清军从四面而来,援军则迟迟不到,敢死队不得不南撤突围。高新华见革命同志死伤惨重,不堪悲痛,在永定门外投井自尽。[32]

2、扼杀通州起义

有鉴于吴禄贞等人在北方起义受挫,通州革命党人检讨其失败原因,在于石家庄等地距离北京较远,不能朝发夕至、直捣黄龙。通州位于北京城正东,假如能策反当地毅军,在京城近郊起义,“因得地利之宜,坐言立行,顷刻可至,胜利果实可以杯酒犹温而得。”所以,当地毅军是否支持革命,成了起义能否成功的关键。

协和书院是革命党人在通州的宣传基地,距毅军营房仅四里,双方时有交往。革命党人“向当地毅军进行工作”,不久就将“陈某等的四个营运动成功”,“他们都赞成起义、推倒清廷。”为准备起义经费,胡鄂公南下向武昌军政府筹饷,得到的允诺是军饷将在11月中旬发到,通州革命党人便打算11月21日起义。但武昌军政府同样军饷吃紧,因此未能按时拨款。通州起义按计划改期至27日,不料军饷仍未送到,只好再次推迟到12月5日,最后还是没有军饷。毅军官兵怨从心生,便有人告密。[33]

1912年1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余临江赶到起义司令部,声称奉汪之命告诫革命党人不得妄动,结果不欢而散。余临江走后,马上将起义消息呈报袁世凯。次日凌晨,200余名毅军骑兵包围起义司令部,当场捕去蔡德辰、王治增、王丕承、杨兆林、雷竹村、张雅堂6人,王斌只身逃脱(不久被捕)。危急存亡之际,张先培计议刺杀袁世凯,“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34]于是,张先培等10人组成暗杀团,趁16日上午袁世凯乘车经过茶店,当即投掷炸弹数枚,炸死袁卫队管带袁金标和卫兵多人。袁世凯骑马逃之夭夭,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被捕。

17日,由袁世凯下令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和毅军管带马松图,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在北京、蔡德辰等7人在通州惨遭戕害。[35]

四、破坏山西革命

山西宣告光复后,革命党人欲将联合吴禄贞扫荡虏庭。不料吴禄贞一朝身死,袁世凯派北洋军第三镇开赴山西,兵迫娘子关。景梅九直斥“袁奴远交近攻,欺人太甚。唯有一战,不可退让。”[36]12月8、9日,革命军在井陉、蔡庄两地与第三镇交战,死伤多人。10日,两军在雪花山激战良久,“民军死者五百余人,敌兵死伤约百余人。”“民军大败,被虏二十余人。清统制曹锟、统领卢永祥,各用腰刀亲杀十余人。敌兵复争至战地,将受伤未死之民军首级(“人头”古称)割下,到营前献功。”第二日,当地绅民公举代表二人,偕同一名学堂学生到北洋军营外请求两军停战,曹锟怒曰:“此必革匪细作,勿庸进见,即于营外正法。”竟将无辜平民杀害。12日,北洋军炮轰娘子关,革命军弃关退走。[37]革命军自知太原难守,于是兵分两路,阎锡山率一部北上,其余南下,太原遂为北洋军所据。

11月30日,革命党人在晋北大同起义,成功占领全城。袁世凯内阁派杨荣泰、姜桂题各拨五营清军,前往大同镇压。[38]12月5日,郭殿邦部清军先行抵达大同,翌日包围大同,向城内开炮,山西北路革命军第三营前来解围。11日,革命军与清军围城部队战于秀女村,王建基、贾英等三四十人牺牲。[39]稍后,杨荣泰部清军也抵大同。清军将大同围困整整四十天,革命军最终与之达成协议,南下返乡,清军进驻大同。大同起义形同失败。

1912年1月,李鸣风率革命军攻取晋南平阳(临汾),卢永祥率步、炮、辎重各队南下,一路烧杀,27日攻霍州,30日攻赵城,2月2日攻洪洞,3日攻平阳。半月以来,“由韩岭以至平阳,已无完土。”[40]革命军退至太平、候马、隘口等处。12日,清帝退位、共和告成,战局终结。

五、破坏山东革命

山东革命党人借学堂酝酿反清,由来已久,基础较为深厚。1911年11月12日晚,栾钟尧等革命党人在烟台起义,次日成立临时军政府。济南绅商与学界闻悉,群情激奋,立刻组织集会,宣布山东独立,并强迫山东巡抚孙宝琦担任都督。[41]“袁世凯以山东密迩京畿,关系綦重,设有异动,则畿辅摇动。”[42]任命张广建为山东布政使、吴炳湘为巡警道,赴济南设法扑灭独立。驻守山东的北洋军第五镇的协统、标统,如吴鼎元、张树元等人,都是袁世凯的旧部,公开胁迫当地的官绅和学界取消独立。孙宝琦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本就不愿担任都督,便于11月24日宣布取消山东独立,将军政要职交给张广建、吴炳湘等人,以供彼等逮捕革命党人。[43]12月10日,济南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计划泄露,蓝毓昌遇害,刘溥霖、萧兰池、孙绍周等10余人被捕。[44]

为挽回形势,1912年1月14日,徐镜心、邱丕振等人转移到登州,当地水师营猝不及防,兵士自动缴械,登州全城顺利光复。然而,此前“袁世凯深知登州地方重要,特派叶长盛为登莱青(登州、莱州、青州)镇守使,并派新军协统张树元以一旅驻扎莱州。”叶长盛遣其下属玉振率领一混成协,直奔黄县与革命军交战。“清兵配有大炮、机关枪,民军仅有步枪七、八百支,暨手枪百余支与自制之炸弹等,相形见绌。”革命军战不能胜,旋即败退,“玉振将俘虏民军一律斩于濠沟”。为增援山东,福建北伐军携手沪军先锋队,阻击北洋军第五镇张树元部包围黄县。[45]正值革命军负隅顽抗之时,清帝已下诏退位,玉振置之不理,仍旧“炮轰黄县城垣,残杀黄县民党,扬言剋日进取登州。”“盖袁世凯以登州形胜之地,不甘落于民军之手,仍欲一举夺回。”[46]

除登州一地以外,山东革命党人亦曾计划在诸城起义,但“刘懋德因事机不密,被标统张树元在丈岭杀害。青州方面举义计划失败,赵象阙牺牲。”[47]山东独立如昙花一现。

六、破坏辽宁革命

1911年11月初,张榕、蓝天蔚联络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商讨召开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大会,宣布驱逐赵尔巽、奉天省(辽宁)独立,以吴景濂为省民政长、蓝天蔚为奉天都督。11日,会议由吴景濂主持召开。然而,赵尔巽指使张作霖以军队控制会场,蓝天蔚无力发动第二混成协起事,因为“该协两标统、管带等,多项城(袁世凯)旧部。”[48]原本旨在宣布革命的大会,居然以成立“保民安全会”收场。

14日,袁世凯内阁借口“协统蓝天蔚与两标意不相洽,全协皆不听其命令”,下令“蓝天蔚著开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49],剥夺了蓝天蔚的兵权。蓝天蔚被迫出走,但革命党人矢志不渝,决意继续斗争。17日,张榕、张根仁、柳大年等人在奉天省城(沈阳)成立“联合急进会”,以武力夺取各县以及省城为宗旨。赵尔巽针锋相对,饬令各地方官死力维稳:“乱未起,预防之;乱初生,力制之;乱即起,痛剿之。”[50]“不久,有商等青年约二百余人,在辽阳高丽门举义,被防营统王怀庆和辽阳警务长王永江合力围击。青年革命突击队中,以郭斗生同志为首的数十人壮烈牺牲。”[51]

1912年1月,蓝天蔚筹划组织北伐军两千人在烟台登陆,“赴东三省攻略各地,以期克日光复该省。”26日,袁世凯电告赵尔巽:“蓝天蔚现暂驻烟台为根据地,拟日内派一支队于貔子窝附近登岸,其余大队于日本租界域外之地点登岸,进攻奉天、牵制北方各军,希饬严密探访。”[52]又派人到沈阳跟赵尔巽和咨议局议定办法五条,其中第三条是严搜民党,第四条是驱逐“急进会”会长张榕。[53]“不久,张榕、田又横等十余人被杀害。张根仁、柳大年在锦西被捕人狱,拯爰在县被冯麟阁拘捕。孙祥夫、刘桐阶、徐定甫在昌图、开原起义,又遭失败。其他党人有在路途被捕后装入麻袋掷进冰窟者,也有被巡逻官兵用刀刺死者。因此革命党人多离开奉天省城到大连,另谋策动起义。”[54]后来,起义不逞,双方对峙,直到清帝退位为止。

七、破坏河南革命

河南地处京汉铁路要冲,若稍有变动,足以牵动进攻武汉之北洋大军。因此,袁世凯委其心腹齐耀琳接任豫抚[55],在铁路沿线节节驻扎重兵,以备不虞。革命党人鉴于省城戒备深严,决定兵分五路,从各县城起义,对清军旁敲侧击。1911年11月底,王天纵率西路军自嵩县起义,进军洛阳。袁世凯派赵倜、周符麟所部前往围剿。王天纵出军迎战,无奈缺乏应援,相持月余后向西退入陕西边境。

其时山西一部革命军自娘子关失利后亦退入陕西,三军汇合,力量大增,遂决定分途东征。“秦军东征气势甚盛,袁氏乃调驻在京汉铁路线上的北洋陆军进驻洛阳。”12月29日起,革命军陆续出征,次年1月4日攻克灵宝,6日占领陕州,而后进据张茅,直追至渑池,势如破竹。清军“迅速失地四百里,中原震动。袁即令第二镇统制王占元、第六镇协统周符麟集中兵力,挟野炮山炮五六十门向民军进攻,又增调毅军十营”,将革命军击退至陕西潼关。[56]14日,革命党人刘纯仁、纪宗义、刘建中赴险议和,赵倜却将纪宗义、刘建中二人杀害,把刘纯仁绑在马后一路拖行,使之遍体鳞伤、气绝身亡。[57] [58]

至于河南省南、北、东各路起义军,亦接踵失败。革命党人刘积学赴外省求援,待机再举,未料河南巡防营统领柴得贵向齐耀林告密邀功。12月22日,中路起义军已经约定当晚举事,正在师范学堂内部署,突遭巡防营军警包围,被捕去21人。[59]24日[60],张钟端、张照发、王天杰、刘风楼、徐振泉、丹朋宴、李干公、李心敬、崔德聚、张树宝、张香尼共11人,惨遭杀害。[61]身处省外的刘积学前往上海,请求陈其美筹拨枪弹。陈其美召集士兵及学生数千人,组成“威武军”,由南京渡江入皖,希望打回河南。未几议和告成,威武军即被解散。[62]

八、破坏江苏革命

武昌起义成功,引发各省革命的浪潮一日千丈。两江总督、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张人骏,忧虑第九镇新军曾招收大量知识青年入伍,且士兵被允许读书阅报,深感南京“已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63],便将张勋所部江防营开拔入城,安插在新军营房附近严密监视,并在南京城内搜捕革命党人——“遇有剪辫之学生,即强指为革命党匿于城内”,“遂格杀勿论”;[64]革命党人文晋介、柳世裕即被捕遇难。[65]

为防止南京城内矛盾扩大、爆发冲突,第九镇新军被“调虎离山”,移驻城外的秣陵关,每人所配子弹仅5枚。[66]鉴于新军力量薄弱,革命党人只得敛翼待时、隐忍不发,决定到城外接洽同志,再反攻夺取南京。

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陶逊、郑芳荪立即向第九镇输送弹药。11月7日,第一批子弹运到镇江,但被镇军留用;不料当日晚,南京城内作为响应的部分江防营军队先行起义,以致全军覆没。于是南京城门紧锁,百余名参与起事的兵官被枭首示众,仅张勋提督衙门附近就钉了数个脑袋。[67]8日,第二批弹药到达镇江,仍在运往秣陵关途中,然而,第九镇新军统制徐绍桢急不可待、仓促起义,在誓师动员大会上留有壮语:“以徒手之伍袭坚城,死耳!然事急矣,机不可逸,否则守军将逆击我!”[68]结果,革命军遭到炮台守军的猛烈攻击,死伤逾两百人,溃兵东下。这支溃军被收编后,将来与援军组成江浙联军,终于12月2日光复南京,驱使张勋接连北窜。

九、破坏安徽革命

1911年10月30、31日,安庆新军曾经两次起义响应武昌,但为顽固军人联合张勋江防营所败。[69]淮上革命党人另辟蹊径,选择在寿州起义。11月4日深夜,安徽各路革命军齐聚寿州,当地知县、知州闻讯,仓皇弃城逃跑,寿州光复兵不血刃。淮上革命党人一鼓作气,全军分三路挥师出征,不过月余,就光复了皖北、皖西及江淮地区23个州县,配合江浙联军拱卫南京,让张勋坐立难安。11月24日,张勋调集江防两营约千人,进攻临淮关。淮上军杨穗九率军与之激战3昼夜,始将进攻击溃。

皖北形势稍定,淮上军转而分途西征、驰援河南。袁世凯急调北洋第三镇两千多人南下阻击,又派河南布政使倪嗣冲率武右军进入安徽,于12月10日攻陷太和,继则扑向颍州。其时正值南北方代表议和期间,停战令已于12日传达颍州,倪嗣冲却继续猛攻三昼夜之久。[70]张汇滔率军应战,力不能支,不得不于14日夜带领残部遁逃,颍州翌日失陷——“城陷之日,肆行屠戮。以剪发为革命军符号,杀之无遗。”[71]“尤可惨者,将民军财政司李澍堂剖心碎尸,薛某缠以草薪,浇煤油而焚之。”[72]此役淮上军阵亡584人,被俘者300人全遭处决。

安庆革命党人闻此噩耗,无不引以为恨,立即组织北伐军,率步兵、骑兵7营北上讨倪。1912年1月27日,北伐军出击颍州,迫使倪军溃退。战至28日,倪军畏缩城内,倪嗣冲几乎被俘。2月1日,袁世凯命倪嗣冲之弟倪毓芬出兵增援,使北伐军腹背受敌而败。正当北伐军拟待再战之际,2月12日,南北议和告成,北伐军奉命班师,撤回安庆。[73]

十、南侵苏北、皖北

1911年11月9日,广东光复,胡汉民委姚雨平组织北伐军,赴沪“以壮声势,牵制清军兵力。”计有8000余人、炮18尊、步枪弹300万发、机枪弹50万发,居各省民军之冠。12月8日,北伐军抵上海,受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布置,驻扎南京,枕戈待旦。[74]

12月26日,张勋率本部三千余众,加上从山东调来的三千北洋军以及三百骑兵,联合倪嗣冲所部,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进逼江宁。截至1912年1月22日,盱眙、亳州、宿迁、正阳关、宿州、固镇、寿州等地,皆被张勋一路攻占,大有荡平南京临时政府之势。[75]姚雨平“即以太平天国的失败为鉴,主张立组编军队北伐、直捣燕云,促清室瓦解。”[76]亦已于1月上旬誓师渡江,沿津浦线发动攻势。2月3日,北伐军“至固镇,便与清军张勋、倪嗣冲所部发生遭遇战。我军士气旺盛,大破之,追敌至宿州城外。”北伐军乘胜追击,复与清军大战,“自拂晓战至下午三时,清军复大败,退出宿州。事后闻北洋五镇正式陆军曾加入作战,此战远较前激烈。”北洋军不敌北伐军骁勇善战,张勋遂乞和停战。因张勋不愿退出徐州一百里以外,和谈无果,北伐军“复北进,一战而占徐州,追至徐州以北三十里,张勋走济南。”

2月12日,清帝退位,北伐军返回南京,不久解散。

结语

辛亥革命的全景,远远不局限在武昌、南京、袁世凯这几个焦点之上。但长期以来,作者们对各省的响应总趋于轻描淡写,更遑论详述袁党如何破坏辛亥革命了。以至于,民国宪政不知所出,无中生有一众争论。有道是:“雅音不响则杂声鼓噪”,笔者不才,草撰此文,几经精减,终得定稿,希望藉此破除邪说、阐扬正信——“共和政府为国民军各将士所造成,流几许热血,费多少金钱,始购得此共和两字!”[77]吾辈岂容青史成灰哉?!

民国108年5月16日初稿

民国109年12月20日定稿

注释

[1] 北洋六镇当中,除第一镇旗兵,其余五镇都是袁世凯的嫡系,统制皆由他委任,甚至继任的统制如张怀芝、曹锟,协统如李纯,标统如王占元、卢永祥、王怀庆等人,无一不是袁的亲信,故谓袁党。
[2]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第660、661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3] 《辛亥九月北军残毁汉口闻见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第26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谷钟秀《中华民国开国史》第23页。
[5]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第671-673页。
[6] 1911年12月1日《民立报》,引自上书。
[7]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57页。
[8] 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第309页。
[9] 孔庚《先烈吴禄贞石家庄殉难记》,《吴禄贞史料集》第73、74页,石家庄文史资料第12辑1991年版。
[10]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11] 参考李惠民《吴禄贞殉难新探》,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
[12] 谢良翰《吴禄贞被倒真相》,《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201页。
[13] 孔庚《先烈吴禄贞石家庄殉难记》,见同书第79、80页。
[14] 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1、92页,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15] 朱文通、王小梅《河北通史》(九),民国上卷第1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6]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五)第2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9页。
[18] 同上,第97页。
[19] 王葆真《滦州起义及北方革命运动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0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20] 赵润生、马亮宽《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第211、21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1] 同上,第221页。
[22] 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73页。
[23] 《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第207页。
[24] 张建功先前助王怀庆逃脱民军掌控,叛变前更委其亲信李得胜向王怀庆通风报信。以此之故,张建功与袁党同类。
[25] 同鹿钟麟,第175页。
[26] 同王葆真,第411页。
[27] 同上
[28] 同注23。
[29] 据袁世凯幕僚唐在礼透露,“汪精卫,袁很早就收买他,从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买通了。后来一直给钱,听袁指使。他的钱是通过陆建章领取的。”见《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六卷(下)第207页,唐在礼遗稿《辛亥以后的袁世凯》。
[30]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79页。
[31] 同上,第144、145页。
[32] 同上,第146页。
[33] 以上参考杨学羔《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444、445页,引文同出此文。
[34]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92页。
[35] 同上,第117页。
[36] 景梅九《罪案》第235页,京津印书局1924年版。
[37] 参考郭孝成《山西光复记》,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六)第179、180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引文同出此文。
[38] 《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山西巡抚张锡銮致内阁请代奏电》,《辛亥革命》(六)第200、201页。
[39] 牛诚修《山西忻代宁公团北伐纪略》,《山西文史资料》第1辑。
[40] 《声斥卢永祥的几篇旧存文稿》,《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41] 马庚存《山东辛亥革命大事记(1905-1913)》,《春秋》2011年第5期。
[42] 孙丹林《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26页。
[43]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第753页。
[44] 《山东省志》第2卷,《大事记》(上)第10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5] 杜伟《闽军北伐支援胶东光复纪略》,《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54页。
[46] 本段引文同出孙丹林一文,页数不具。
[47] 王麟阁《即墨、高密、诸城独立之回忆》,《山东文史资料选辑》(十二)第55页,1981年版。
[4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八)第17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49] 同上,第116页。
[50] 《赵尔巽给交涉司的札文》,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司档”。
[51] 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48页。
[52]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八)第139页。
[53] 同上,第183页。
[54] 程赶陆《关外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64页。
[55]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第755页。
[56] 张钫《辛亥革命中潼关的三次攻守战》,《陕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27页,1961年版,引文同出此文。
[57] 任芝铭《刘粹轩殉难简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393、394页。
[58]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第755页记载:马云卿曾率北伐军出兵豫南,驻扎南阳。南北议和休战期间,袁世凯部下吴庆桐偷袭南阳,马及其参谋长刘凤桐同时遇难。笔者最初亦承此说,而据《辛亥革命回忆录》(八),孙文青《光复南阳纪闻》一文,袁世凯镇压开封起义之后,派毅军董怀镇部开赴南阳,马云卿等人则退入新野,南阳光复虽得而复失,民军一行人并未殉难。故删除此处旧有段落,特此声明。
[59] 以上参考冯自由《河南志士与革命运动》,载《革命逸史》(三)。
[60] 李新《中华民国史》将日期记作“5日”,书中前文亦将革命党人预定的起义日期——农历1911年11月3日(公历12月22日)——当作公历,应属谬误。
[61] 张绛《辛亥革命河南十一烈士考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62]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下)第756页。
[63] 《两江总督张人骏奏折》,《辛亥革命》(七)第119页。
[64] 周新国、刘骁宁《辛亥江苏光复》第35页,南京《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版。
[6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77、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6] 朱伯房《南京光复前的官场势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六)第104、105页,1981年版。
[67] 胡宾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第143、1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68] 茅乃登、茅乃封《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39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69] 王一民《安徽光复经过与都督的争夺》,《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05页。
[70] 以上参考徐天琪《论辛亥时期的淮上起义军》,《安徽辛亥革命论文选》第114-116页,1992年版。
[71] 《张孟乙关于颍州失守详情电报》,1912年1月14日《民立报》,载《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第394页,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版。
[72] 《倪嗣冲颍州半日残杀记》,1912年1月31日《申报》,同上书第375页。
[73] 徐天琪《论辛亥时期的淮上起义军》,见同书第117页。
[74] 寿魁成《姚雨平与民元南京北伐》,《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75] 俞允尧《民元粤军北伐始末》,载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大观园》1991年第2期。
[76] 姚雨平《武昌起义后粤军北伐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421页,以下引文同出第425页。
[77] 《孙总统之言论》,1912年1月27日《申报》第3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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