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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之谬:以论带史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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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故意放走红军,借剿共攫取西南吗?
1938年4月,纽约华人声援中国抗战(徐宗懋上色)

编者按:“剿匪不力”本是网络段子,近年却变成蒋的“罪名”,称蒋有意削弱各藩属政权,实际上为共产扩张铺路。(刘仲敬《远东的线索》第191-193页)持此论者,以“蒋介石放走红军长征”为例,引据则多拾人牙慧,卑之无甚高论。考“放水”一说,源出西南派反蒋宣传,蒋纬国一反之为老蒋“高瞻远瞩”,后黄道炫综而括之,刘仲敬不过转袭黄著。然而考察细节,红军南下突围,因赣南接壤广东,中央不便增兵;红军过境粤北,陈济棠与潘汉年达成协议,不加封锁;红军闯入云南,龙云将主力收回昆明防守,为红军打开通道;蒋介石令张学良剿匪,结果身陷囹圄……总之,与其“恨蒋公剿匪不力”,不如怪军阀以邻为壑。本来,学林争长论短、是非曲直,皆属常事,唯刘仲敬自命非凡,大谈“格局”而轻史实,直言不讳“以论带史”,狂妄自大可见一斑。只是,“格局”脱离了史实,自然构不成格局,只能是其“姨学”的主观框架。具体到“蒋介石放水”一说,便是不加考察而偏信材料的误判。

郭昌文,著有《国民政府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1928-1937)》一书,指出蒋在中原大战后以妥协为主,谋求对地方实力派的整合。郭著史料饱满,论述娓娓道来,限于篇幅,本站仅分享作者一篇论文——《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考辨》,载江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正文如下,小标题为编者加。


1934年夏秋,南京方面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取得重要进展,迫使红军进行战略转移。蒋介石是否为了某种目的而“放水”红军突围是近年来颇具争议的热点话题。其中围绕蒋介石建设四川大后方而“放水”红军长征的说法最受关注。

学界也主要针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辨正,在大体上否定建设四川大后方而“放水”红军说法的同时,也出现了细节上的分歧。郭昌文提出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对准备突围之红军实施“驱其离巢”“远处张网”的策略,但显然是出于军事目的以加快“剿共”进程,并非对西南的有意布局。卢毅对蒋介石“驱其离巢”“远处张网”的策略进行了进一步考证,指出蒋在第五次“围剿”后期有意弱化西南方向的防御,有“放水”之嫌,但只是蒋实施“驱其离巢”“远处张网”的策略需要;且蒋“剿共”态度坚定。尽管后来借“追剿”之机统一了川黔等地理上的西南,但不能倒果为因地反推他当初便纵共突围。[1]杨奎松认为所谓“放水”红军长征建设四川大后方说法缺乏构成史料链的证据支撑,并指出西南防线的薄弱实际上是与国民党内部各派力量利益格局及其矛盾冲突有关。在否定“放水”说的同时,也不认同蒋有意弱化西南防线的说法。[2]但需要指出的是,蒋并非有意使西南防线薄弱是一回事,是否利用西南防线的薄弱而对红军实施“驱其离巢”与“远处张网”又是另一回事。对于这一问题,拟另撰文讨论。

本文感兴趣的是“放水”说另一个版本,即“放水”红军突围解决政治概念上的西南——1930年代初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两机关成立后,以广东为中心包括广西在内,所形成与南京中央相对抗的局面(为避免混淆,本文以下所指的西南均是指政治概念上的西南,涉及到川黔等地理上的西南时均用具体省名。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一文(以下简称“黄文”)根据蒋介石逼迫红军向西突围的部署,结合“西南-南京”对抗下南京有解决西南问题的主观动机以及西南自身的说法,认为在红军长征前后,蒋也有为解决西南问题而“放水”红军突围。本文主要针对黄文中引为证据的一些材料进行再讨论。比如,如何看待蒋方资料中那些反映南京方面优先解决西南问题的说法?如何看待蒋介石私人记录中颇为急切的图粤之意?又如何看待西南方面对蒋介石“放水”的指控?不足之处,敬祈方家斧正。

一、“谋西南”仅意见之一

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由于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对南京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在外患尚不急迫,中共红色武装割据对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威胁不大的情况下,蒋介石优先处理反蒋派系,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并未实现国民党内的真正统一。蒋介石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称,“过去先灭阎冯、后剿赤匪,以为统一可期,其结果相反。”[3](669)中原大战尤其是1932年下野再起后,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应对内外危局的总体方略,将中共定性为“心腹(腹心)之患”。1932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对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上说:“长江一带,中枢各省,遭此匪患,正是国家腹心之患。”[4]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又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公开宣讲:“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5]1934年3月1日蒋介石告诫其亲信刘峙:“目下心腹之病仍属匪患。”[6]无论是公开演讲,还是与亲信之间的函电往来,蒋介石均明确称中共是“心腹之患”。蒋介石既视中共为“心腹之患”,也意味着在其处理上居于优先位置。在日记中,蒋介石提醒自己“对国内军事政治皆取守势与忍辱负重,以全力剿匪”[7]。在面对西南问题时优先选择“剿共”自然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近年来开放的资料中,南京方面某些优先解决西南问题的说法颇容易引起揣摩和想象。比如黄文引用陈诚的说法:“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长此模棱两可,形成半独立之局势,国防剿匪,均被牵掣。似应乘此时机,以较强硬之态度,促其听命,作进一步较彻底之解决,以除患肘腋。”[8]黄文进一步指出:“此中广东为‘剿匪’先决问题之说,细细琢磨,其实意味深长。”这些优先解决西南问题的说法成为判断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重要依据。其间的逻辑或许是既然优先解决“西南”,“放水”红军向西突围进而为解决西南创造有利条件就是一种可能的选项。

实际上,体现南京方面优先解决西南意图的材料并不鲜见。在西南半独立局面形成后,黄绍竑可能是最早建言蒋介石优先解决西南的。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人,新桂系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桂系三巨头。中原大战后黄绍竑离开桂系开始追随于蒋介石,与拥蒋派系政学系关系颇为密切。1933年初黄绍竑奉命赴粤,与粤方协商合作“剿共”,结果“很失望”“很懊丧”。[9]黄绍竑遂向蒋介石建言:“先收拾岭南。”[3](650)岭南一般代指两广。潜伏于粤港等地为南京搜集情报的相关人员亦积极建议武力讨伐西南。1934年2月11日,时任香港《天南日报》社长的罗伟疆又向蒋介石建言武力平粤,声称“粤为统一最大之障碍非速解决不可,此际实为平粤最好之机会”。并提出五点必操胜券之理由:“一、粤民痛恨当局而同情于中央之统一主张;二、粤军心不统一,余汉谋、李扬敬、香翰屏三军长皆为陈(指陈济棠)所忌,一有变故,当不为彼效力而全局必至动摇;三、自我军击破十九路逆军后,粤军心已寒,各怀自危,且军官多富裕,必无斗志;四、自传闻我军入粤消息后,人心浮动,纸币大跌,金融恐慌;五、粤军虽逾十万,但防线亦多不能集中,且对桂不能切实合作,形势孤立。”[10]黄埔嫡系将领刘峙认为粤系“兵强财足,隐然敌国,不无可虑”,故建议蒋介石“密定平乱计划,于各要点均先密为预备以便进行”,为此“对各基本部队予以更番休息整理,勿完全使用尽净,以免均致疲惫”[11]。无论是黄绍竑“先收拾岭南”说,还是罗伟疆建议“粤为统一最大之障碍非速解决不可”,与陈诚表达意思相同。至于刘峙,在南京方面组织第五次“围剿”进入最重要的攻坚阶段,其“对各基本部队予以更番休息整理,勿完全使用尽净,以免均致疲惫”建议,简直就是“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的另一种表述。

但问题在于,对西南长期的杯葛寻衅,南京方面实有不同的主张,对西南愤懑不平、磨刀霍霍进而向蒋介石建议优先解决只是南京方面其中的一种主张。如果把这种主张者名之为“急进派”,在对待西南问题上还有与之相对应的“缓进派”。“缓进派”认为面对内忧外患,对包括西南在内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应宽容大度,优先“剿共”才是根本的原则。比如,1932年6月罗贡华奉蒋介石面谕向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提交了一份应对危局的详细“政治计划”,其中提到:“政府对于现在中国民族之三大敌人所谓日本、共匪、军阀者既不能同时根本解决则应先集中力量专心剿匪,俟解决其一,再对其它。在剿匪期间之内其它恶势力无论如何牵制阻挠剿匪计划决不可因之而动摇,此对剿匪之先决问题不可不预为解决者一。”[12]罗氏计划中所谓“其他恶势力”虽未具体所指,但西南作为国民党内最主要的在野反对派,亦应包括在内。比较罗贡华与陈诚的主张,二者其实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的逻辑,即“剿共”有先决问题需要解决;区别在于对什么是先决问题有截然不同的主张。无独有偶,蒋介石的盟兄,时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的黄郛亦力主对西南大度包容,认为“剿共”才是蒋介石事业成功的关键。为此,黄郛以兄长语气提醒蒋介石,“此时对各方应大度包容,对匪应专力并进,果能在最短期内肃清闽赣残匪,则吾弟之一切大业或即由此收功业。”[13]

因此,南京方面在对待西南问题上既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在判断南京方面的意图时,若只采信其有关优先解决西南问题说法的材料,对与之相反的说法视而不见,从研究方法上讲,未免有偏信之嫌。

二、蒋介石以“剿共”为先

当然,在南京的党国体制中,由于蒋介石的特殊地位,其个人往往能够左右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决策。尤其在军事问题上,依靠军权崛起成为国民党的党国领袖,又牢牢掌控南京最强大武力的蒋介石基本上占着主导地位。优先“剿共”还是优先处理西南最主要的是军事问题。蒋介石本人如何抉择无疑才是最具决定性的。

近年来公开的蒋方资料显示,蒋介石在对苏区“围剿”过程中亦常常流露出防粤、谋粤之意,有时甚至十分迫切。这种对西南的防谋之意似乎有悖优先“剿共”的原则,进而成为“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证据链中重要一环。比如,黄文如是说:“由于当事者的讳莫如深,可以直接证明这种企图的材料很难出现,但蒋方防粤、谋粤的用心还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其所引用蒋介石的材料是1934年7月10日的记录,“以后每日以平粤计划与首都防御二者,列入注意栏内。”[14](523)

以常情度之,西南长期高举反蒋大旗,即使蒋介石没有在日记中记录,也很难相信其没有防谋之心。换言之,仅从主观意愿上讲,蒋介石“防粤”、“谋粤”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问题在于,什么时机谋粤?如何谋粤?在南京方面已经判断红军在第五次“围剿”重挫后必将向西突围的背景下[15-16],蒋介石1934年7月日记中“谋粤”之意是否能理解为即将实施的行动?是否又能把“谋粤”与红军即将向西突围联系起来?实际上,只要更为全面地引用蒋介石的有关记录,或许就能找到答案。蒋介石1934年7月10日为什么将“平粤计划”“列入注意栏内”?在7月6日,蒋介石是这样记录的,“何键自粤来报告,余知粤已绝望,当速进行,乃预定对粤计划。”[14](498)7日记“粤非速征不可”;[14](499)11日记“平粤准备”;[14](538)18日记“对粤准备。”[14](665)从“绝望”“当速进行”“非速征不可”这些用语来看,似乎对西南的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但蒋介石在私人记录中的“速征”,是否意味着行动上的“速征”?结合其具体语境来看,蒋介石是在“何键自粤来报告”后而对粤绝望。1934年6月,湖南实力派何键奉蒋介石命赴广州。对于何键此行,舆论有颇高期待。

《国闻周报》称:“仅就剿匪工作言,无请何入粤面洽之必要。意者何氏此行,与整个的统一问题有关乎,此国人一致之希望也。愿两粤负责当局,其深念之!”[17-19]但结果并不理想,蒋介石难掩失望,所谓“绝望”“当速进行”“非速征不可”便是这种情绪的爆发与宣泄。蒋介石7月30日又记:“对粤桂方针,急者缓之,擒者纵之。示之以威,感之以德,动之以诚,待内部整顿妥适而彼仍不感悟,则再加讨伐,则水到渠成或易为力乎?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20](193-194)显然,蒋介石经过近半月的平复,愤怒失望情绪宣泄完毕,从“绝望”“速征”回归到“示之以威,感之以德,动之以诚”,“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当然,西南问题终归是要解决,“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蒋介石这种因受刺激对西南流露出愤懑之情与急于解决之意,在其私人记录中并不鲜见。1932年4月2日,蒋介石考虑国防计划时要修建粤汉与同成二铁路,“故急思统一广东。”[21]1934年9月4日,因为得知白崇禧秘密巡视赣南桂系“剿共”部队后,蒋介石记“白逆巡视赣南,煽动军队,此逆不除,民族不安。非先平两粤,无以定国安民。”[20](400)从表面看,所谓“非先平两粤,无以定国安民”,亦类同前引陈诚所言“广东一隅,为国防剿匪两大决策之先决问题”。但区别在于,陈诚等人是建议付诸行动,作为最终决策者以及后果承担者的蒋介石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许,对于志在完成实质统一的蒋介石而言,西南的半独立状态本就令其不快,再受刺激在行动上却只能隐忍,实在需要通过私人记录宣泄情绪。与之对应的是,在未受刺激时,蒋介石对西南的态度显然又是另一番景象,比如1933年2月7日记,“西南之事,一时只可听之,以力所不及,时有所未至,强之无益,更无所用其忿怒。”[22]因此,在判断蒋介石的真正意图时,只见其私人记录中颇为急切的图粤之意,而未对其具体情境进行分析,未免有误信之嫌。

之所以言蒋介石急于图粤之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更为重要理由在于蒋介石对其部下持续不断的优先解决西南问题的建议其实都有明确无误的指示。针对黄绍竑“先收拾岭南”的建议,蒋介石指示:“为党国计,万不可乱此步骤。”“若此时急进,徒与共匪以良机,而岭南决无法收拾,兄等共为党国之罪人而已。故此时应力劝各方,合力剿匪,去其共同之害,方能成其各别之利。”[3](650)对于亲信刘峙近乎“放水”红军解决西南的建议,蒋介石一方面对其进行鼓励,“卓见甚佩”;另一方面提醒“目下心腹之病仍属匪患,吾人应并力急趋于此,倘匪能肃清,则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均可迎刃而解。”[23]至于黄文认为需要“细细琢磨”的陈诚的说法,蒋介石实际上亦有明确指示,“为湘边追击及赣南清剿,必须用其全力先完成此种任务。”[24]此中“全力”一词,足可见蒋介石之态度。因此,在判断南京方面的意图时,若只采信蒋介石部属优先解决西南问题说法的材料,对蒋介石本人已经作出的明确指示视而不见,仍是一种偏信。

总之,蒋介石在优先解决国民党内反蒋派系受挫后,面对“安内”“攘外”多重危局,以优先“剿共”为基本应对原则。缓进派劝蒋不受“恶势力”牵制阻挠,集中力量专心“剿匪”。但对于西南的杯葛寻衅,蒋介石难免有情绪上的波动,在私人记录中与急进派分享着“非先平两粤,不足以定国安民”的认知;实际行动上,则对急进派有明确的告诫,呼应缓进派专心“剿共”的诉求。

三、“纵共”乃西南派口实

从地缘战略上讲,在西南与南京长期的博弈过程中,江西中央苏区的存在起着一定程度的缓冲作用。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后期,西南方面颇为密切关注着双方的一举一动,并作出蒋介石将“放水”红军以解决西南的判断。这些判断自然也是认识蒋介石处理西南问题策略的重要佐证,但对这些基于其自身立场的相关说法在使用时需要谨慎的考辨。卢文在辨正“放水”说时,亦注意到西南方面的说法,但仅指出是西南基于立场之指责,并未进一步的分析。

根据前文对蒋方材料的分析,西南的主观判断虽非空穴来风,却并不符合客观实情。其实西南有关蒋介石“放水”的说法本身亦不无自相矛盾之处。以黄文所引用的李济深和李宗仁的说法为例。李济深的说法是“中央原欲驱共入两粤,以计不得逞,现改取军事长期包围式,但吾人总有善法应付。”[25]李宗仁则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自应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若仅就以上黄文所引用内容而论,二李均指责蒋介石有意驱共入两粤(西南),可互相参证。但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说:“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民国十六年贺、叶南窜,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26]引用材料完整后,不难发现二李说法其实自相矛盾。李济深判断蒋介石的意图是驱共入两粤(粤桂),李宗仁则认为蒋介石本应驱共入粤,却驱共入桂。二李自相矛盾,或因这些判断毕竟只是猜测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指责蒋介石“放水”中共还是西南一贯的反蒋策略。国共合作破裂后,反共、“剿共”成为国民党内的政治正确,指责纵共、“放水”是打击政敌的有效手段。1931年初蒋介石因约法之争扣留胡汉民,酿成西南与南京对抗的局面。西南方面的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通电弹劾蒋介石,其主要借口之一是蒋介石纵容中共,“养兵自重”,致使其发展壮大。[27]面对西南纵共指责,蒋介石对约法之争后未能亲赴前线“剿共”以弭粤变深以为憾,“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藉口,则其变或可暂缓。”[28]但当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嫡系部队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部参与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亲往南昌指挥时,西南旋即又指责蒋介石此举意在“藉剿共而图寇粤”,“现在蒋介石居然到江西去了,口里依然嚷着剿共,但谁都知道他是藉剿共而图寇粤,……他现在计划,以共匪为先锋,蒋军尾其后,直捣潮汕,而窥广州,若此阴谋实现,则粤省人民必将尽死于蒋氏之手了,且又有一证明:当张辉瓒惨败,头流赣江之时,不见蒋氏亲剿;长沙攻陷,杀人盈城之际,亦不见蒋氏督师,今独于两广反蒋之日,突然勇气百倍,亲自出马,其用心如何,不待智者而后明也。”[29]总之,在西南看来,蒋介石“剿共”不力是“拥兵自重”;“剿共”用力则是“藉剿共图寇粤”。无论哪种情况,都难逃纵共之嫌。有学者曾指出胡汉民为西南制定了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基本策略,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蒋介石对着干,这种为反对而反对是一种典型的在野派思维。[30]在分析西南对蒋介石纵共指责时亦应考虑此种在野派思维的作用。蒋介石本人则自感冤枉,“闻粤伪府已下令讨伐,谓余联共,谓余剿匪不力,呜呼,天下尚有此忍心之叛徒,以诬陷人过至此者乎!”[31]

近年来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方面相关资料的开放,是蒋介石研究成为学界颇受关注的重要因素。这些资料价值之一在于有助于了解蒋介石政策与策略的出台过程及其心路历程,有助于了解其外在行动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内幕。就本文所涉及第五次“围剿”后期蒋介石是否“放水”红军突围以解决当时颇为棘手的西南问题而言,新近开放的资料显示出南京内部对待西南问题上固然有优先解决的建议,但亦有不受干扰、全力“剿共”的呼吁;作为最终决策者的蒋介石亦流露过颇为急切的谋粤之意,但主要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行动上仍是明确指示全力“剿共”。总之,只要更为全面地运用相关资料,不偏信,不误信,并不能得出蒋介石“放水”红军解决西南问题的结论。

(完)

推荐阅读: 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

注释

[1]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J].历史研究,2016(04).

[2]杨奎松.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J].史林,2017(01).

[3]王正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0册[M].台北:“国史馆”,2005.

[4]蒋介石.清剿共匪与修明政治之道[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620-621.

[5]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A].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1[M].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66-67.

[6]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5册[M].台北:“国史馆”,2006:4.

[7]蒋介石日记(手稿)[M].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1933-07-25.

[8]陈诚.电呈委员长蒋中正以十八军久战残破请准积极整顿并对广东问题敬陈所见:1934-11-04[A].陈诚“副总统”文物:文电甲类[Z].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150-088.

[9]黄绍竑.五十回忆[M].上海:上海书店,1945:242.

[10]罗伟疆.电蒋中正近传我军入粤消息人心浮动纸币大跌胡汉民召各方代表拟组府粤民盼中央统一:1934-02-11[A].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Z].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147-048.

[11]刘峙.电蒋中正请予基本部队以更番休息整理密定平乱计划于各要点密为预备以便进行全国统一大业:1934-02-27[A].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Z].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150-088.

[12]吴淑凤.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5册[M].台北:“国史馆”,2004:228-229.

[13]黄郛.电蒋中正闽局定后应全力剿匪并限期肃清闽赣残匪等:1934-02-12[A].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Z].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147-084.

[14]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6册[M].台北:“国史馆”,2006.

[15]黄道炫.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J].近代史研究,2011(1).

[16]卢毅.蒋介石“放水”长征说辨正[J].历史研究,2016(4).

[17]何键赴粤[J].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二十五期.

[18]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J].历史研究,2006(2).

[19]肖自力.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以何键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4(3).

[20]高素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7册[M].台北:“国史馆”,2007.

[21]吴淑凤.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4册[M].台北:“国史馆”,2004:14.

[22]高明芳.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8册[M].台北:“国史馆”,2005:310.

[23]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5册[M].台北:“国史馆”,2006:4.

[24]周美华.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8册[M].台北:“国史馆”,2007:442.

[25]陈其尤.电蒋中正李济深昨来港见胡汉民并嘲讽中央欲驱共入两粤失败改取军事长期包围:1935-01-07[A].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一般资料[Z].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199-168.

[26]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下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77、488.

[27]四监委等弹劾蒋主席电文[N].大公报:1931-05-07,第1张第3版.

[28]蒋介石日记(手稿)[M].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1931-06-10.

[29]剿共与纵共[J].南华评论:1931年第1卷第8期.

[30]陈红民.在朝与在野:1932—1936年间蒋介石胡汉民关系之研究[J].二十一世纪,2004年5月,总第26期.

[31]蒋介石日记(手稿)[M].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193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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