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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天神/神仙打架——給香港的一封信

本文爲【「反送中」專題III:國際連結、警察暴力】專題之八,點此閱讀專題序言

編案:

    他們說他要寫一封給香港的信,或更準確地說,是要給「前線巴」寫一封信。

這信是關於攬炒、關於失落、關於絕望、關於不可能的出路,也是關於政治格局、經濟困境和一個「神仙打架」下各地被碾壓的情動與現實。有過街頭狂飆經驗的他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有比一般人更敏感與暴烈的筆觸,但又有無比慎密的推論和演繹。當火魔法的激烈燃燒隨著時間與疫情彷彿已變成另一個分身所經歷過的種種,在夜半惡夢中突然驚醒,我們可以怎麼理性地消化所經歷過的一切?我們在世界的政治經濟體系中,是如何落得如此下場?

     華語界講反送中的左翼的文章是有的,但比較多都是相對聚焦,而不觸及大格局的討論。而一旦是觸碰大格局的討論,有不少都有點過硬,硬得好像不食民間煙火,又有點高高在上,然後不小心就會有離地的感覺。但或許這不是真的離地,而是一種在運動中大家會覺得很陌生的語言而已。小編很感恩世界上有這一篇文章的存在,有別於懷火這個主題中過往幾篇比較想要捕捉「當刻」的文章。這篇稿子算是我們認為目前最經得起時間和局勢考驗的一篇,裡面的國際視野及簡潔的政治經濟分析,是可以延伸到許多關於國際連結以及運動的思考當中,而當中的與情感的緊貼又帶著包覆的質感。在所有街頭的情感躁動背後,作者靜靜地鋪開了一面世界地圖,訴說著關於「神仙」也是關於「造神者」(我們)的故事。

     英文原文大家可以在「闖」翻閱:http://chuangcn.org/2020/01/the-divided-god/。再次感激「闖」的貢獻及譯者Dashu的不眠不休。

     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之後,世界因為政治力量上突如其來的板塊飄移而變得四分五裂。那些一度在每個關於全球經濟的討論中都被視為常識的事情,在十年的危機之後,變成一個可笑的想法。回顧過去,我們可能會說「歷史的重生」始於阿爾及利亞或者埃及。然而現在,歷史甚至開始在富有的國家發生變動——發生在那些不斷擴張、閃閃發亮、透過過去幾十年的交易累積所打造的城市。那些一度被認為非常穩固——只需要中央銀行和智庫的技術官僚管理定期關照——的地方,都證明了它們其實一直有潛在的問題。

     所以當歷史在香港重新覺醒,它應該是什麼樣子呢?你當然比我們更加了解——在催淚煙中哭泣的雙眼、牙齒上的血、水泥和砂礫、塵土和汗水。參與在其中有一些好處,如果不是在過去幾個月一起受苦和經歷這些事情,很難真正地告訴別人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這裡也產生了某種因為距離太近而發生的幽閉恐懼症:擠在一起的身體、警察的盾牌向前推、地鐵上混亂的爭吵。有時候,過於靠近會扼殺對於問題的思考,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最小的仗看起來像是戰爭,最小的爭吵可以以長篇大論的、史詩式辯論的形式出現。這時,接受一個來自外面的視角可以幫大家更加了解現在的情況,就像當你嘗試去打倒敵人的時候,看一看大家一起定位出來的警察-街道位置圖。

     當外面的人隔著距離觀察抗爭,往往不太容易理解背後的邏輯。但是強烈的抗爭也代表著那些在遠處觀望的人難以避免會對你們的運動報以機會主義的態度,將它用作他們自己地方的運動的武器。大多數的時候,運動者會把它包裝成「團結」,這基本上是無害的,目前為止這也僅是社交媒體上的表演——因為這些人只有一點點的權力,而且沒辦法在物質上支持或反對。然而,當對運動的關注來自於政治家和商人——有能力來讓國家機器改變其運作的方向的人,這種對於香港運動的關注便以一個更危險的形式出現。因此,當像Ted Cruz這樣的政治人物拜訪香港,或是香港示威者揮舞美國國旗和尋求更加直接的美國介入——甚至去呼籲特朗普本人的支持,都有多重的意涵。現在《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並且得到了總統的授權,這些示威者向外尋求支持的策略的複雜性變得非常顯而易見。

何韻詩、黃之鋒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促《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Olivier Douliery/Getty Images)
2019年10月,Ted Cruz在香港(Credit: CNN)

     這些活動在美國和其他地方都獲得了褒貶不一的反應。一方面,那些視自己為「左翼」的人鄙視黃之鋒在國會前聽證、Ted Cruz在香港機場和示威者站在一起的畫面。他們的批評是老生常談的,基本上可以說是責怪天真的香港人向道德上有問題的美國政府右翼求助。可能這樣做的香港人之中有一些是白痴(你可能會覺得不好受);也可能你們之中有一些人是(誰的敵人?)敵人(如果是這樣,我不在乎你怎麼看)。如果不是這兩種情況的話,我們可以假設你——就像是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知道美國不是你們的朋友。也因此,左翼的批評在這裡完全搞錯了重點。不過有時候,較細緻地進行這種批評,的確指向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強調美國的介入不會那麼可行,或是像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好。這是一個我們會在下面繼續討論的論點。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美國對於香港示威的反應大部分還是正面的。一部分是因為在冷戰論述下的美國右翼論述,嘗試透過將大家的注意力引導向從東方而來的巨大威脅,來掩蓋自己日漸增長的極權特徵。這至少解釋了香港的運動在西方媒體接受到的廣泛支持——這是厄瓜多爾所發生的類暴動、巴黎的火魔法,或是美國的國內抗爭從來沒有得到過的。這些壟斷媒體的大財團對於示威(甚至是暴力的示威)非常踴躍的支持,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測試,讓我們看到這個事情獲得了真正廣泛的支持。也因此,不可能說美國人對香港的支持只是右翼的洗腦。事實上,我們可能要說,香港示威所獲得的正面評價讓我們有機會窺見,如果有一次媒體不是隱瞞或是譴責示威,而是報導示威,事情會是如何。

     這樣一來,透過觀察香港的示威在西方媒體中如何被描述,就能提供我們很多資訊,特別是在美國,看香港示威者如何尋求美國公眾(或者政治人物)的支持並且希望某種程度的介入。在西方媒體,我們看到運動中模糊的「民主」面向不斷地被強調,但卻從來沒有被定義或是展開過。這讓讀者假設香港人只是簡單地為了能獲得一些看起來像是美國政治體制的東西在示威。當然,對一部分已將「敵人的敵人」的邏輯深植腦中,而因此無法充分思考的香港人來說,這是真的。然而,我們懷疑那些抱持著熱切的信念而揮舞著美國國旗的人,比媒體或是某些「左翼」所假設的還要少。

     簡單的事實就是,因為香港在全球權力鏈中的結構性位置,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完全不被逼和地緣政治同流合污的香港示威,但地緣政治基本上是香港示威者用以對抗最可怕的壓迫而用上的險招:美國媒體的正面報導以及美國政治人物的歡迎(不論支持是來自民主黨或是共和黨其實都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屬於同一個政治機器),都只是在非常小的程度上減少中國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其中一個壞處就是中國政府變得更容易說這些訴求是外國勢力影響的證據,這在最後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的確在香港示威者和大陸潛在的盟友之間創造了一個細微的隔膜。順帶一提,運動最顯著的一個弱點是,目前為止大部分的香港示威者公然地漠視大陸存在盟友的可能性。不過,即使我們到頭來認為向西方傾斜的訴求有其必要,也不能過於簡化地討論現實政治,把香港的抗爭者想像成一個個小基辛格那樣。這樣想只會忘記「現實政治」有關國家利益的思考,只是一個掩蓋美國影響力單方面籠罩全球的神話。

     的確,在政治上香港人有非常狹窄的活動空間,而這也讓認清形勢對香港人來說變得更加重要。然而現在真實的形勢在地緣政治幻想的大霧中變得越來越模糊。示威者的雙眼被遮蔽,讓他們看不見中國的一些潛力,並且被遠方美國巨獸帶出的不真實的燈光給牽引著。這是什麼意思?讓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現在香港的示威者談論美國和中國的方式,彷彿他們像是兩個天神在高山上打得不可開交。大家的希望是,為了不要在中國的腳下被碾碎,香港人要向另一個反對中國的天神請求保護。大家希望美國會把手伸下雲端將香港放在手中撫育,或者他會幫香港遮擋一些行雷,或者甚至沒有這麼大的期望。這麼多年來,這個城市的示威者宣佈香港正在死去,或者已經死去,所以希望可能只是香港的血債可以被償還——沒有什麼國家比最血腥並且善於復仇的美國更適合這個請求?

     然而,這兩個國家當然不是兩個天神。事實上,在地緣政治學的看來,他們甚至不是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僅僅是一個全球經濟體系中因為一些矛盾而被撕裂的兩大塊。當這些矛盾激烈化,他們看起來像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身體發生衝突,但事實上他們只是一個身體中的兩個部分互相為敵。我們很容易犯錯。因為當兩個天神在雲端上打仗,我們忙著不要被他們踩扁,鮮少向上看。但是如果你真的抬頭向上面的黑暗看,你會開始看見完全不同於你在地緣政治的占卜中所想像的東西——在兩個天神的政治角力之外,一個醜惡的神靈在迷霧中浮現,它的身體不是用治理國家的政治才能而是用經濟連結起來。更可怕的是,你發現——你的國家、你的城市,不論哪裡,只是這一個跨越整個世界的神靈下面所從屬的微小部分。這時候你才發現,從來就不存在兩個在山頂打鬥的天神,一直以來只有一個神靈,它將自己分裂開來——用爪子把自己的胸膛劃破,突然折斷自己的腳踝,手舞足蹈地將自己的身體和整個世界撕裂開。現在我們所目睹的只是這支舞蹈最開始的舞步,並以此來預言仍然非常遙遠的將來會是什麼情況。但是當我們看著全球經濟的神靈的現實,在分裂中團結,讓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不論是中國或是美國都不會贏。不論香港賭任何一邊,都會失敗。如果這還不夠清楚的話:整個香港都是全球經濟這個身體的其中一部分,就算當你被全球經濟的重量碾碎,你也是它的一部份。

     重點是:永遠不要相信任何只單純用地緣政治的詞彙,來談論這個世界的人。他們認為世界上只有因不同利益而發生衝突的「國家」,地緣政治是一個在經濟的嚴酷現實下投影出來的全像圖,用政治領袖和公眾情緒的肥皂劇來掩飾全球範圍內共同保證的黑箱作業。香港的地位無庸置疑是不穩定的,但這也意味著,我們要穿透地緣政治的海市蜃樓,了解全球權力的真實樣貌——也就是全球權力基本上是「經濟的」。明確地來說是:是社會組織上,我們集體創造東西的能力的這種「經濟」——而不是我們習慣了的那種看起來只是抽象的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不在乎整體生產或是社會的那種經濟。在這個意義上,兩個不同的團體的政治領袖的地緣政治衝突可以被理解為一個控制社會的生產的能力的經濟精英階級內部的兩個流派的矛盾。

     矛盾是一個意義不清晰的詞彙,所以讓我們比較直接的來談「經濟矛盾」到底是什麼意思。當我們說這裡有一個全球經濟,但是被矛盾所撕裂,我們的意思是,相較於主流經濟學,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中,並不存在「平衡」。資本主義是目前存在於每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體系,因為每個國家的經濟一來都和其他國家的依賴關係鏈相連,二來全部在根本上是利潤驅使的。這當然是一個簡化的說法,但是這裡唯一需要補充的細節是:每個國家都只有一小撮的人擁有整個國家大部分東西——特別是土地、工廠、農場、商舖和倉庫和各種用來生產的機器,再透過註銷這些機構來搾取利潤。這些少數的菁英透過他們所投資的工業、商業、金融企業,來行使他們的所有權,透過和其他人的競爭來保證更多的市場佔有率和賺取利潤。如果失敗,他們則會被消滅或者被吸納進其他的企業裡。久而久之,更大的壟斷企業就被創造出來。儘管這些壟斷企業在規模上是國際企業,但仍常常寬鬆地和國家站在同一個陣線,因為他們往往跟其他國家中技術更好、勞動力更便宜的其他企業激烈的競爭。各國大企業間的互相競爭都和自己國家的貨幣系統在全球市場上的價值息息相關,這也形成了「貿易戰」的性質。每個國家都在找對他們自己的國家產業最好的待遇和對自己國家的貨幣最好的價值。這也就是「經濟矛盾」在這個脈絡下真正的意思。

     其中一個應對競爭的策略是:那些來自富裕國家、較大、較早成立的企業將更多的生產外判給新興的競爭國家,用一個相互合作的協定取代惡性競爭。對此,香港當然並不陌生。香港過去就是美國和中國相互合作發生的地方:當美國(和歐洲和日本)的企業尋求外判低技術生產到中國,香港就變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連結口,提供從中調節兩者時必要的金融和文化網絡。香港之所以可以扮演這個角色,是因為在物理上和文化上和中國相近,這也讓這個城市急速地去工業化,遠遠在美國開始仿效之前就將生產快速地轉移到大陸。並且因為其特殊的法律和政治地位,讓香港可以擔當調節閥的角色,讓大陸在轉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免於受到全球市場的不穩定氣流影響。但是這個角色是奠基於存在已久的工業能力上的不平等。美國將生產外判到中國,是因為他們在其他亞洲地區生產成本增加。在台灣和南韓,不但工資開始增長,來自這些國家的在一些企業亦加入日本和德國的行列,變成直接的市場競爭者。今天的貿易戰只是中國脫離了他從屬地位,不再是一個為美國壟斷企業的價值鏈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的貧窮國家的結果。中國現在為美國帶來的威脅遠大過於他們所能提供的。同時,雖然外國資本仍然重要,但由於中國菁英過去多年在中美相互合作中累積了大量財富,對於外國資本不如過往依賴。再重申一次,今天我們稱作貿易戰的只是中美相互合作的協定開始瓦解,肯定不是完全分裂成為敵對關係。

     但是這對香港來說代表著什麼?會有什麼實際上的後果?第一個殘酷的結論是,你過去從來沒有過「一國兩制」,未來也不會有。在回歸之後維持一段時間相對自主性的假象基本上只是中美互相合作的結果。因為要確保香港的自主性,才能把人民幣變成美元,並且讓外國投資輸送進中國大陸。這是「一國兩制」的假象可以延續的結構性事實。現在,當大陸較直接地向全球市場開放,香港只是多個金融服務基地的其中一個,大家會選擇香港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結構、經驗,以及已建立的關係。我們不是說香港在全球權力分配中不重要——事實上,中國政府想要有效地以上海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並提供服務的意圖,進行地比想像中還要不順利。

     但是,這也表示大陸在這個城市無孔不入的滲透並不是某種「極權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只有白癡才會這麼說)取代自由資本主義的殖民遺產系統的表現。在香港發生的事情基本上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在發生:各個城市都變得只有少數人負擔得起,對大部分的人來說不可負擔;監視擴張到了每條街,監獄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人被囚禁。這樣的情況以種族的形式在美國發生,在中國大陸則是以民族團結和打壓極端主義之名進行。這裡沒有「兩制」,只有一個制度:資本主義。所以,香港的危機並不是一個中國的入侵。當這個城市的金融地位開始被蠶食,這是一個被包裹在中國國旗裡的資本主義的危機。大家誤以為這是關於中國的危機,但其實是一個關於資本主義的危機,強逼人們認識到服務經濟需求的同時生產出了一個沒辦法生活下去的世界。香港作為中國和全球經濟的中介角色漸漸變得不再重要。香港只是在慣性下繼續生存,這也表示這個城市越來越多的經濟維繫於在增多中的投機買賣。在這個情況下,你真的認為習近平家人的地產投資和李嘉誠的地產投資對你生活的影響有什麼不同嗎?當然沒有。用繁體字或者簡體字寫成的合約讀起來是一樣的。

     再者,這表示香港人向美國權力尋求幫助的呼籲,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用,但只能產生非常有限的效用。因為這是一個美國掌舵的全球系統,香港不可能脫離中國然後加入一個截然不同的影響力複合體。中國本身就是深度地置身於美國全球權力架構中,雖然它和美國產業力量日漸增加的競爭,強逼它裝腔作勢作勢地將自己擺放在一個完全分離的位置。同樣地,香港也不可能不融入中國——畢竟這是一個大量貨物經過的出口港,卻繼續利用自由港的位置從全球經濟體中參與和獲利。這也正正是中國政權一直推動和促成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大灣區」融合的原因,因為中國的政治制訂者認為現階段香港經濟發展的希望需要和位於廣州和澳門-珠海的中心巨型城市複合體徹底地連結。當神靈將自身分成兩半,不論香港請求他們其中任何一半的支持,都無法拯救在神靈下方的小島。

     現在,我們要記住貿易戰仍然只是一個低層次的事情,需要更多年來演變成為更大的規模。但是如果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衝突持續激烈化,有兩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第一種,是全球經濟體屬於美國的那一半打敗了屬於中國的那一半,但也在過程中令自己嚴重受傷,就像八〇年代日本被擊敗的情況。貨幣政策是貿易戰的核武,而美國因為握有發動核武的選項而有勝利的保證。在1985年,當中國和美國簽訂《廣場協議》,日本投降並且日圓升值,因此令日本產業受到的競爭惡化。早在協議簽訂之前,日本的利潤率已經長期下滑,資本開始湧入進行投機買賣和海外投資——特別是在亞洲其他地方。這個貨幣的重新調配不僅加速了前面的這些趨勢,也讓日本產業剩餘的一些核心變得更加不穩定,最終造成了1990年之後接踵而至的大量的資產泡沫化,造就了「失落的十年」。事實上,從全球經濟體的神靈分割出來的日本這一部分,在美國那一部分的壓力下,為了神靈整體的存活,進行了一個儀式上的自殺。日本的這個衰退是快速並且嚴重的,它摧毀了整代日本年輕人的前景,讓出生率降到前所未有的低,直到現在整個國家還未脫離人口統計學的陷阱,未來的幾個世代也似乎無法脫離。

照片來自網路

     不過,如果這種情況發生在中國會是怎麼樣的呢?我們很難想像,因為這些事件會以更大的規模發生。除此之外,當時日本對於美國權力的妥協在一個截然不同的脈絡中發生:日本當時是完全以美國為中心的軍事經濟同盟的一部分。日本的產業也從來不像今天中國的產業一樣,是全球經濟體中心。同時,當日本發生危機的時候,其他東亞製造中心的出現,包含中國,補上了全球生產的缺口。在過去,當那些自我分裂的神靈開始打擊日本的部分,看起來像是切斷自己的手臂,但完全知道它可以自己長回來。但當現在在打擊中國的部分,比較像是全球經濟在捅自己的心臟。

     它的影響可能是緩慢而且輕微的。中國掉入一個中等收入的陷阱,經濟增長甚至比高收入國家還要緩慢。這樣一來,香港就會很大程度上維持在一樣的情況,在消耗中死亡。或者這個情況也可以變得更加奇觀——可能蘇聯所經歷過的巴爾幹化在中國發生,每個統治菁英派系組成不團結的寡頭政治執政團體來統治,美國帝國出現新的軍事入侵。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彷彿可以獨立,但是政治的獨立取決於經濟的獨立。然後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可以怎麼生產?香港只能和一樣的寡頭執政集團建立一樣的腐敗聯繫,但是現在變成以省份對省份為基礎的聯繫。向軍閥來進貢真的有比向帝國來進貢好嗎?

     第二種可能的情況並沒有比較好,中國不論是經濟體的大小、規模和情況都難以和日本做比較。中國仍然在自身外匯的調控和資金的控管上比較強勢。最重要的是,中國從來都不是美國在亞太平洋的軍事複合體。事實上,中國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複合體對抗的目標。不同於日本的合作順從位置,中國一直被置於一個對抗的服從位置。這也代表著,如果中國拒絕像日本一樣服輸,那這個兩個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中的兩個流派的競爭就會演變成半世紀以來未曾見過的對抗。在很多方面,這都會回到一個經典的帝國主義競爭,會涉及到貨幣、資本、貿易和和不同權力體結盟的軍事集團等等形式。然而,如果我們認為因為這種結盟已經存在,所以我們有可能尋求美國的幫助與其結盟來反對中國的集團,很明顯是錯誤的。就像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完全不是現在的情況。如果這種陣營的結盟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成立,香港是否被逼融入大陸,或者說任何版本的「一國兩制」是否能在短期內存活,根本不重要——唯一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香港如果緊密地和美國結盟,則註定會毀滅。在這個意義下,若美國以強大外交介入目前的抗爭,事實上會有反效果。

     在這個情況下,最不暴力的結果就是回到冷戰的情況。當時世界被兩個強權分裂為二,以軍事毀滅為威脅。這在我們已經在這樣的情況下:分裂的天神們可以從中列為兩半,兩邊都受苦並且對對方動手。但是和冷戰不同的是,在這個戰爭中,每一個陣營都是另一個陣營經濟上的雙胞胎——一模一樣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兩面,切割開來,每一邊在想要殺死他的手足的時候,自己都同時在挨餓。在這種情況下,在最終被中國大陸佔領之前,香港會持續地是一個曠日持久的代理人戰爭發生的地方。今天有些人希望,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城市國家,類似於新加坡,不過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下,也就像是縮小版的台灣。然而,在地理和歷史上,這個可能性有一些重大的限制。台灣的存在一直都是美國海軍力量部署的關鍵,以對抗中國和蘇聯聯手的威脅。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強大的地理分裂或是有利的軍事敵人,這種程度的美軍部署不可能可以守護香港,除非在未來數年間,在美國選舉中發生一個難以想像的輕率轉向。

     但事實上,這個「我們正在進入冷戰」的想法也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假設。因為冷戰本身的前提是,兩個勢均力敵的軍事強權在一個緩慢的戰役裡面打得不可開交。今天,美國並沒有一個和他勢均力敵的對手。中國在各方面,包括作戰的能力都比較弱。中國可能可以打贏一個保衛戰,但絕對沒辦法做出發動戰爭的威脅。所以如果壓力在這個方向上升級,不太會出現一場勢均力敵的緩慢策略戰,反而因為美國霸權受到和中國衝突的牽制,衝突會在地區發生,並且演變為一系列的全球內戰。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選項某種程度上避免了核武災難——然而也不是一件值得歡呼的事情。但是,看來這種戰爭跟全球氣候變化引起的浩劫結合起來,是唯一能夠恢復全球利潤率的方法。香港在當中如何存活?當中涉及因素太多,難以預料。但老實說,看來最有可能的是被徹底毀滅——可能被中國、「內奸」或被美國的「解放行動」毀滅,正如美軍在巴格達所做的事。

     看來我們用盡了選擇,同時,我們在憤怒的天神分裂世界的舞步中,和祂們連結,並在祂們的腳下被碾碎。但是歷史不是天神創造的,是人民創造的。而且這是你們香港人正很快學起來的。不論你是否喜歡,這個城市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小島,當新爆發的鬥爭環繞全世界,他變成全球階級衝突的火山群島的一部份——從海地、厄瓜多爾到智利,再跨過海洋到加泰隆尼亞、阿爾及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當然,還有在庫爾族發生的許多希望和悲劇,最後才移動到更遠的東方,到達印尼和最後的香港。組成這個抗爭火山群島鏈的參與者可能不彼此直接相連,但是每一個都在火山爆發中升起,超過現狀的海平線。因為重要歷史的板塊構造力量沒有平均地分佈在世界上,或者往同一個方向發力,於是形成像這樣的抗爭島嶼。地球先扣緊了一些地方,之後再扣緊一些地方。很多時候這些這些激烈的島嶼很快就被浸沒。他們在不同的方向駛去,並且看起來根本上和彼此沒有聯繫。他們的確在很多部分都沒有聯繫,唯一聯繫他們的力量是大家都是歷史再生的產物,以及未來的窗口的事實。更多的島嶼會被形成,並且活下來,他們在最終會交匯在一起。這些掙扎在全球經濟的身體中打開了一個截然不同的傷口——一種突變,可以說是一種威脅轉變整個社會組織與基本生產方式的突變。

     與此同時,舊的政治立場在抗爭和壓制的猛烈攻勢下被逐步破壞。在香港,人們可能嘗試去謹守過去比較小而且限制的事件中承襲下來的一些詞語,用此稱呼自己或其他人:泛民主派、本土派、自決派或是城邦派。但是事實上,這些詞語都已經過時,因為他們不是從歷史的運動裡面出現——如果和街上的任何年輕人談話,只有很少部分的人會認同上面的任何指稱。這並不表示這些政治已經過時,雖然當真正具歷史規模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看起來會是這樣。慢慢地,截然不同的位置會從新的情況中形成。他們首先會嘗試回答在長期的運動中「我們要做什麼」的問題,接著最初比較廣泛的答案為了能得到更多的支持,會再細分。最有力的細分不會是基於分析上最大的不同(例如:獨立和一國兩制),而是最操作性的不同,因為這些策略的區分有助於我們聚焦在理論上的不同(例如:只有中國或是警察的財產才應該被攻擊嗎?或是本地的資本家的財產也應該被攻擊?當之前支持香港的菁英說夠了,應該停止示威的時候,我們應該做什麼?)。當這個城市演化成黃色陣營和藍色陣營的時候只是第一步——支持運動的反對他的敵人,然後又會開始分為紅色和/或黑色,來區分最直接的中國勢力,再來以綠色指比較模糊的機構。但是最終我們都會需要一個比較仔細的描述,來區分這個勢力為什麼、又應該如何被反對,而這些都需要分析。

     在這個分析下,更加清晰的政治立場會出現。那些採用有限的地緣政治立場的,會將他們自己放在一個災難性的歷程。在短期的策略選擇上,揮舞美國國旗是非常吸引的,透過大量的全球媒體報導去爭取一個最低的保護看起來是必要的。但是長期而言,這些策略只會讓我們錯判形勢。最危險的是,他們甚至會加大香港示威者和潛在盟友的裂縫,例如那些在經濟成長放緩時前景停滯不前的中國工人。中國政府可以用香港的事件來引起國族主義的熱情,將國內的不滿導向一個「外部」的敵人。雖然這些來自中國的恨意看起來是完全被內化的,但事實上,這非常清楚地是中國政府利用大量媒體機器將原先對中國有錢人的恨意,轉嫁至對相對有錢的香港年輕人身上的結果。這個分別微小但也非常關鍵。最能夠威脅全球權力架構的聯合是最自然的,但是也最難實在地建立起來,因為全球權力架構花了很多努力令這些聯盟的成立看起來不自然或是不可能。如此一來,積極地向美國請求支持會產生一個反效果,不太可能藉此獲得美國的介入,但是一定會強化中國對運動的國族主義反彈。

     與此同時,那些嘗試繼續謹守香港舊政治座標的人會迅速地被超越。不論他們是泛民主派、本土派或是其他,那些座標只會被拋棄或是轉化成其他之前從未被承認過的東西。相形之下,對情勢掌握最精確的貌似是最初看起來最虛無的示威者——那些從亞皆老街的人行道把磚塊挖起,並在起火的地鐵站的牆壁塗上「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或是「寧化飛灰,不作浮塵」的示威者。為什麼最不政治化的團體——他們看起來只想要整個城市燒起來——事實上卻成為唯一對於真正的政治形勢有準確直覺的人呢?這是因為,一方面,這些示威者缺乏政治座標的定位的這一狀況本身,就是對於這個運動的集體意識狀態的準確反映,他們將城市撕裂的行爲也是對於城市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做出具象的廢除。

     另一方面,這些年輕的虛無主義者充分認識到政治鬥爭中必然涉及到權力的作用,以及現有的權力皆反對他們,所以必須被摧毀。這樣的覺悟當然可以發展成一個反動、自殺式的虛無主義,只希望看到痛苦被施壓於其他人,也因為如此,可以接受恐怖主義、全面戰爭、以及殲滅敵人。然而,事實上,這個虛無主義是了解在地緣政治的海市蜃樓背後的全球經濟形勢的種子,也是一個關於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拯救」香港的覺悟,因為香港目前的存續必須倚靠中國位於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他們意識到不論大家認為自己在為哪種香港而奮鬥,香港都已經死了。真正的問題不是他們如何拯救它,而是要在挖開人行道之後裸露出來的沙灘上,建構起一個什麼樣的空間。或許香港不是一個慢慢被殺死的城市的名字。或許它可以是一個尚未建構的城市的名字。


【1】For more detail on the role of the Japanese crisi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ee our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ra: “Red Dust: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China,” Chuang, Issue 2, 2019. http://chuangcn.org/journal/two/red-dust


文|闖 Chuang

譯|Dashu

圖|T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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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divided-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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