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入台但也無法「滾回去」的境外生——第一場「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側記

編案：

本文為「境外生權益小組」（台灣）於9月5日在台北「愁城」舉辦的第一場「不再隱形——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活動側記。境外生權益小組一直希望可以連結來自各地（包括台灣本地）的學生，促進各方溝通和理解，並在不同議題上為境外生爭取最大權益。8月，小組因抗議境外生返台檢疫費用過高、教育部政治凌駕學生權益的訴求，受到不少批評。很多人跑來留言質疑：既然對台灣有這麼多不滿，為何還要回來呢？來自全球各地，各自懷著不同身世和盼望的境外學生，在不同的時間點來到台灣。在追求學業、建立新生活之際，境外生亦與這座島嶼上的人們共住共生。新的「我們」是境外生得以好好地在台生活的重要憑據。沒有這個「我們」，境外生就只是一個又一個隱形孤立的人，埋名沒姓，離群索居。在第一場真人圖書館，三位真人圖書現身說法：為何境外生一直想要回到台灣？他們入境之後，到底想做些甚麼？不如大家都來聽一聽這些境外學生的心底話——關於來台後的一切順心或苦悶、關於新冠疫情中個人的觀察和經驗、關於那些細碎而又珍貴的生活、情感和連帶。

藉此機會，我們也邀請讀者參與第二個場真人圖書館【我心不／安處：三地境外生跨地經驗中的「撕裂」與「團結」】（時間：10月17日；地點：流民棧；ZOOM會議同步進行）。參見活動介紹：https://fb.me/e/1wPVPEx86；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s6ohSii5nwqNMWYXA

什麼是真人圖書館？

「真人圖書館」的概念首先是起源於丹麥。在這個「圖書館」中，讀者可以借閱的並不是紙本書，而是真實的「人」。閱讀的過程其實也是聆聽講者——也就是「書」——去講話的過程。創始人成立「真人圖書館」的初衷是帶著非暴力溝通的關懷，透過促進平等的對話及正向的連結，去達到化解社會衝突的目的。

真人圖書館乍看形式上會有點像是講座：有講者、聽眾、工作人員。但不同的是，講者是「書」、聽眾是「讀者」、聆聽的過程是「借閱」、工作人員則是「圖書管理員」。而有別於一般講座，真人圖書館在實踐上更傾向邀請社會中被誤解或歧視的人群去當「書」，讓邊緣化的聲音和角度可以被聽見；在借閱之前，讀者也必須答應遵守「閱讀守則」，這些規則一般都是要關於如何尊重書本及給予回饋，而過程也會有「圖書管理員」把關。在塑造了這樣一個比較非暴力、和平和安全的空間下，書本也會被鼓勵可以嘗試開放自己，去分享一些真實但脆弱的感受。因此，真人圖書館並不只是一種活動的形式，它更是一種文化的運動或實踐，承載著的理念包括了對邊緣弱勢群體的關懷、以非暴力方式化解衝突、重新建立社會連結等。

作為「書」的境外生在台灣社會中的非公民特殊性

這一次由境外生權益小組的真人圖書館，顧名思義，是邀請了境外生去充當「書」，與讀者分享自己在疫情下的經歷。而因為有些「書」和「讀者」目前還是被台灣政府以疫情為理由被拒入台，所以這一場真人圖書館是線上和線下同時舉行的。就如之前所言，真人圖書館不只是一種含情脈脈及溫柔敦厚的講座，而是帶有飽滿的政治及社會意識的文化實踐，因此，境外生權益小組之所以會把選擇以境外生去充當「書」，就是帶有政治及社會分析。

開場時，小組成員就提到了這次活動是借鑑香港居留權大學（居大）的真人圖書館。居大和境外生權益小組的相似性是在於，兩個團體都是有運動意識的團體，具備街頭行動的面向，而且在自身的社會都因為涉及爭取「非公民」的生活、居住及政治權益而有很大的爭議性。此外，兩者都是針對社會中有著移動經驗、跨越邊界的經驗、並因此而無法佔據政治及社會中「公民位置」而成為弱勢群體的組織。

境外生權益小組之所以會讓境外生當書，因此同樣是要回應境外生作為「非公民」在台灣的弱勢處境。台灣的境外生多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澳門、馬來西亞、印尼及越南等地。新冠肺炎爆發後，自2020年1月26日開始，台灣政府以疫情為理由對不同境外生採取了不一樣的入境措施——這是基於國族身分而不是旅遊史或接觸史上的差別待遇，背後的政治脈絡是台灣政府一向以「外籍生」、「僑生」、「陸生」等不同身分的界定對境外生分而治之。而這也導致了前後共26000名境外生滯留海外、學權受損、生活中斷。而境外生當中，也以陸生受到的影響最大，這是因為台灣政府對陸生的入境政策最為嚴格，這背後不只涉及防疫原因，也涉及兩岸的政治考量。

境外生因為並非台灣本國公民（特別是陸生及香港僑生被台灣所賦予的身分更是無可奈何背負了兩岸政治的歷史包袱），所以每每在提出異議時都會被牽扯進極其複雜的政治情緒當中，這包括了疫情下的全球不安感、高漲的國族主義熱情、社會排外及歧視等。譬如，當境外生權益小組因抗議境外生返台檢疫費用過高、教育部政治凌駕學生權益的訴求，就因此受到不少批評。很多人跑去他們的粉專留下仇恨言論：境外生——特別是陸生和港生——既然對台灣有這麼多不滿，為何還要回來呢？為何不滾回去？這也第一場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旨在回答的問題：「為什麼不滾回去？」

針對境外生的仇恨言論中「為什麼不滾回去」中的「為什麼」，一般都會被看成是一個殺氣騰騰的「質問」——也就是說背後其實早有答案。質問其實是早已預設了非公民在台灣新冠肺炎的關節點，並不具備「存在」的正當性。然而，境外生真人圖書館這一次則是把這一句質問首先變成一個真正的「問」去處理，而不是以「反問」（譬如以「那你們這些台灣人為什麼要留在台灣不移民」這種方式去回嗆）或「迴避問題」的方法去處理。境外生的真人圖書館的每一本書，以真誠和不卑不亢的態度予以回應這個質問，反倒讓質問失去了殺傷力，也改變了質問的性質——變成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從而把仇恨言論「轉危為機」。真人圖書館中書本們回應的態度、訴說個人故事的勇氣、溫暖的哀傷和對對話的執著，也讓讀者無法不同時勾起自身的脆弱和柔軟去承接，從而運轉出一個相對平等的對話空間。

撥開「特殊化」的濾鏡——境外生情感中的「普遍性」

首輪分享的TT在台灣居住年期長達八年，也是三本書中具備最多居台經驗的一位。掐指一算，她是第二屆入台的陸生，也因此以生命見證了整個陸生政策的起伏和變動。她的分享比較多是側重在「創傷」的感受。

一般人一想到境外生，就會認為他們在台灣彷彿只是穿梭在大學和宿舍之間，因此就算不能來台，似乎只要提供線上教學就已經足夠。但TT卻是分享了她這八年來在台灣的其他生活的部分，除了讀書以外，也有勞動、交友、戀愛、買菜、通勤、娛樂等。除此以外，TT也特別強調身體與地景之間的互動——空氣、天色、濕度、溫度，以至於食物的味道、每天會經過的街道、睜眼會看到的窗外的天橋、承載著私人感情的河堤等——是如何形塑她在台灣存在身體實感。同時，這八年來又因為生活重心全面轉移到台灣，讓她在老家其實已沒有太多的生活、人際以至於感情連帶。因此，她滯留在老家未能返台的每一天，感覺就是「好像有一隻從天上掉下來的手，像夾娃娃機的夾子那樣把我抓起來」，丟到一個不熟悉的「老家」。這種「失去座標」的感覺最終使得她陷入焦慮、憂鬱、迷失、虛無，而她也認為只有回到台灣，這些感覺才能被消除。

不過，另一方面，她也提出這種感覺的危險性是在於會過分「特殊化」自己的經驗。畢竟，要面對不適應、失去老家的熟悉感等，是許多有著移動經驗的人也會有的普遍感受，也因此有一定的「普遍性」。從部落移動到城市、從偏鄉移動到小鎮、從南部移動到台北等——移動所引發的身體上的不適應感以至於情緒等，對於台灣人來說並非遙不可及的經驗。她也因此希望在自己不去過分特殊化自己的情感的同時，台灣的民眾也可以同情以至於同理境外生移動的正當性。然而，她也表示這種同情及同理的困難在於它跨越了國境的邊界，而台灣民眾對於他國人民與自己的距離及差別的認定，往往會使得境外生的處境難以被想像和理解。這也是同時指出了國境的邊界如何在特定的時間和政治環境下，同時塑造了共情的邊界，也造就了人類之間的異化與衝突。

所以，她認為被拒回到台灣的家和滯留不熟悉的老家本身的不適應感最多只會帶來諸如「難過」的情緒——這本身是不足以帶來創傷的。所以，在分享的後半段，她開始細細敘述創傷的內核是怎麼形成的。對她來說，創傷感是後續才發生的——也就是當她想要對台灣的朋友以至於普遍民眾去訴說這種難過時，才突然發現自己原來是被社會「特殊化」的一群。而這個特殊化所伴隨的是拒絕共情、聆聽，甚至是輕易的切割、排走、謾罵、歧視、仇恨語言。她形容那種輕易是到了一種「不需要成本」的狀態。而這個創傷也隨著台灣社會對境外生及外籍配偶（特別是陸配及其子女）的排外情緒和仇恨言論日益高漲時達到了頂點。堆疊在日常生活失去實感之上的是更沈重的一層情緒，是一種根本存在被否定的感覺。她會開始懷疑在之前八年在台灣所感覺到的被接納的感覺，會否只是一廂情願或單向幻想。往日在台身邊朋友的溫情和關愛，對比到今日同樣的一些朋友對陸生突然轉向質疑和謾罵，這些高對比度的落差感也讓她覺得現實變得失真，從而不知所措。又因為她對台灣生活及社會曾經是高度的投入，此刻卻被當成異類排走，她進而會有一種自己的投入被根本否定，甚至是「不曾存在過」的感覺。當在台灣所建立及投入的一切，被發現原來是在一個很脆弱的根基上，就如她最後一句所言：「我發現自己哪裡都不屬於，那個才是創傷的核心吧。」

性別 x 國族交叉點上的移動者生涯

對比起TT，第二位分享的書鈴鐺是比較輕鬆及積極的，她來台灣的時間也是最短的，大概就是一年多而已。而她所分享的，是在台灣所感覺到的民間連結的可能性，當中也和她自身女同志的身分極為有關。

作為陸生的她，雖然提到了兩岸是在戰備敵對的狀態，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溫暖的。譬如，在大陸疫情最為嚴重、口罩最為短缺，而親戚又在超市工作不得不上班，家人生命每天受到威脅的狀態下，台灣的老師和同學都在為她張羅口罩。而又因為當時台灣的口罩無法寄出，到最後是其他境外生同學以很迂迴的方式從馬來西亞把口罩寄到大陸。這使得她認為在台灣因著疫情及政治原因對境外生歧視的當下，是被身邊的人際連帶保護了她，讓她沒有陷入太大的創傷和痛苦之中。

2018年的時候，她因為人在台灣而經歷了公投和大選。當時台灣LGBTQ社群因為經歷了同婚公投失利，出現的巨大的創傷氣氛，這包括了譬如同志孩子離家出走、學生跳樓自殺等。鈴鐺作為一名陸生——同時也是LGBTQ的一分子——因此有了和台灣的LGBTQ社群以至於更廣大的民眾互為主體的契機。她也表示，自己作為陸生對台灣的投入是從對台灣LGBTQ運動的投入開始的，在面對台灣LGBTQ社群所面對的創傷時，她也因此開始思考要如何為台灣這土地上其他共同生活的人「承擔一些甚麼」，因此也就超越了國族邊界這種「你」和「我」的界線，開始投入到在台灣的生活裏去，並且有了改變台灣社會的責任感與參與感。

這種想要「承擔一些什麼」的初衷，也因此讓她在被拒入台這段時間，參與到境外生抗爭的過程中。她更加強調的是，如何在這些群體中，透過實際的共同參與，去認識及確認超越國族身分的連結和愛的可能——這也是她認為是一條可以超越境外生被「特殊化」、重建「共同」的路徑，也是讓她對這片土地還抱有希望，因此希望回台的一些原因。

很有趣的是，第三本書丁仔和TT及鈴鐺一樣，都是女同志。而丁仔的分享，則是更為側重作為女同志及非台灣人在台灣的日常社區生活的經驗，故事中也展現了像她這種在性別、階級及國族的交叉點（intersectionality）上的移動者的生存處境。而和TT及鈴鐺不那麼一樣的是，她分享的比較少是她為何想要來台灣，更加多的是為何不能回香港的老家。換句話來說，她就是謾罵中那些「沒辦法滾回去」的境外生。

作為一枚女同志和一個普通的大學文科畢業生，在香港高地價政策下，丁仔就表示自己畢業後的工資就是無法承擔一個獨立的生活空間。在無法與女友搬出來居住、和家人居住空間狹小、香港物價高昂工作壓力太大、而自己又沒有準備好和家人出櫃的情況下，她提到了在香港生活的各種困迫感使得她每天猶如一隻「返工狗」（工作的奴隸）。這種困逼感有時候甚至只能以夢的語言去表達，就好像她提到她在壓力大的時候，曾夢到了母親把自己從狹小的衣櫃裡揪出來，質問她是否女同志。而為了尋求一個可以和女友安心戀愛及共同生活的空間，她決定和女友一同赴台灣讀書和工作，也漸漸把台灣看作是一個可以安心居住及發展自我的「家」。

但這個在台灣的新家的建立過程也不是毫無阻困的。儘管來到台灣後，與女友終於有了共同居住的空間、生活也是相對的安穩安全，但是在與台灣民眾的日常接觸的過程中，她也感覺到要步步為營的時刻。譬如，生活在同一個社區中的阿嬤曾經問到她和女友的關係，讓她突然緊張。又譬如，當她聽到有港生朋友在台南突如其來地被房東趕走，原因是「不想租給外國人」，也讓她擔憂自己會否他朝面臨到一樣的處境。而因為她對於自身交集位置的自覺，也連帶讓她對境外生被特殊化的處境更為敏銳，知道自己作為港生和其他陸生和外籍生某程度上是一樣的——都是對台灣的社會結構來說，某程度上被當作是可疑的「外國人」。

這種敏銳也會使得生活瑣碎的經歷和感受被堆疊起來，帶來一些限縮感與不安感。她提到有一次被鄰居兇巴巴的闖入對她來說是屬於私密空間的家中，原因只是因為「聽說你們從前陽台把煙蒂扔到樓下」。而儘管鄰居並不是因為她們是「外國人」而懷疑她們丟煙蒂，但一想到台灣社區中的友善和連結也連帶著八卦和以訛傳訛，就會讓她更為擔憂自己的性別以至於國族身分會否也被社區中的其他人討論起來。這造成了她對自己言行舉止的一定的限制。因此，一方面她因為階級和性別的交叉的困境而需要離開香港到台灣，另一方面在台灣也因著性別與國族身分的交叉而遇到新的問題，而這問題又因為台灣的社區中比較緊密的相處文化被放大，造成一種新的限縮感和不安感。

然而，也是因為對自身作為女同志的認同和自信，讓她意識到這些限縮感和不安感是可以衝破的。所以她會用了同樣的策略去面對自己作為境外生的身分，並且形容參與到境外生權益小組的行動中並承認自己是小組的一員也是一個「出櫃」的過程。這也是呼應到鈴鐺的路徑——即同時作為性少眾和非公民，在性別與國族交叉點上的移動的個體，在移動軌跡上必定會遇到因著兩線加乘而帶來的困難，讓她們或許會有更多的脆弱與敏感，但同時這交疊的兩線也讓她們有了兩個身分在體內，互相輸送著情感支持、論述理據、及行動勇氣。所以，她們參與到非公民權益的爭取時，其實都是有借用到性少眾平權運動的底氣，從而有了動力去藉著這個真人圖書館的機會去回應一些謾罵和質問。這也是另一種的轉危為機。

日期｜10月14日

文｜劉璧嘉

圖｜Krys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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