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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obot

《大典》--- 梦造仪(3)

开着暖风,刘刚放倒车座睡了一刻钟。梦中他似乎又听到伊好呼喊:「……硬啊……好硬啊……」醒来下身硬邦邦。天安门前灯光下已是人迹寥寥。点燃一支烟,取出梦造仪。外表低调的设计有意避免求酷,几个按钮和转盘,以及两个仪表,都无标识,就是为了不让不相干的人知道如何使用。梦造仪的内机状如较厚的大号手机,一面有显示屏,可以回看最近一次的录像。大队长们摸索出的经验,梦造仪达到最佳效果须女人全身都在射频范围内,才能使其完全忘我,任凭欲望激情摆布。男人的身体在射频范围有助提高性感受和性能力,但头部保持在射频范围外才能清醒,避免陷入性癫狂,因此最佳姿势是所谓「办公室性体位」——即女人仰卧办公桌上,男人站立在女人两腿间;或女人趴在桌上,男人站立从后进入。那时梦造仪笼罩女人全身和男人身体时,男人头部正好在射频范围外。

刘刚重放刚才的录像。虽然他搞伊好不是为了性,事先也没期待有什么特别,不过他得承认受到吸引,再次产生了想搞伊好的欲望。他跟伊好一共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为了检验她的反应。这是第二次,便拿到了签名。按照避免与对象纠缠的工作规则,能断则断。不过他需要先弄清伊好会怎么对待她的签名,才能确定应对。不能排除她不承认签名,甚至指控是刘刚挖的坑。挖坑没错,但是她没有把柄。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成了花痴,为达到性高潮而在没看过的文件上签名。刘刚没有清除她对性过程的记忆,因为必须让她保持签名的记忆。以对伊好的心理分析看,她死也不会让人知道她是在不能自持的性癫狂下签名,再不情愿也得承认,何况那报告跟她的观点没有根本分歧,只是方法不一样。

当刘刚定下以发现瘟疫为突破时,问题归结到瘟疫是什么?瘟疫在哪里?他在各种防疫会议的后排位置竖起耳朵捕捉每一个字,寻找就是这个突破点。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次例会上,讨论呈现蔓延趋势的流感时发生争论。伊好是少数一方,主张信息要公开,处置要谨慎。首先应该让公众知道情况,才是最好的预防,因为只有公众的普遍警惕和共同预防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疫情蔓延。而具体的处置,如注射疫苗,隔离患者,公共场合测体温那些政府行为作用不大,反而容易引起恐慌,不要轻易采用。另一方的意见相反,信息要控制,处置要及时。因为公众长期形成了对官方说法的怀疑心态,即使公布的信息完全真实也不会得到信任,反而调动猜疑,夸张想象,扩散谣言,引起更大恐慌,因此不如让公众尽量少接触这类信息,通过严密控制,对疫情进行及时处理,消弭于未发之萌芽。

争辩中伊好举例,在她对H7N9禽流感病毒的跟踪研究中,已经发现变异样本。原本断定H7N9不会在人类之间传染,前提是病毒不发生变异。现在的变异病毒是否会进行人类传染不能定论,但足以警惕。今年H7N9禽流感扩散趋势明显,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九十。随着春天将至,候鸟迁移,家禽活动增加,可能导致H7N9更大范围传播。万一变异病毒真能进行人类传播,提前告诉公众存在这种可能性,可以提高警觉,注意身边人情况,注意洗手戴口罩等。这些看似简单的普通预防措施可使传染降低百分之八十以上。虽然公众一时紧张,但因为并无大规模发病,就不会变成恐慌,而是形成有益的警惕。这种全民动员方式对遏制H7N9传播比政府更有效。因为政府再有能力,也不可能看住亿万老百姓是否洗手和戴口罩。

刘刚马上就能理解疾控中心的官为什么不喜欢伊好的思路,按她说的做法,疾控中心的位置该往哪摆?信息发布靠媒体,公众预防靠自觉,疾控中心除了提供科研成果和科普知识就没事了。而若信息不对外,由疾控中心掌握,按需要提供给政府,再由疾控中心作为政府机构承担防疫处置,权力和资源都会由疾控中心掌握。防疫形势越紧张,疾控中心得到的权力和资源就越多。伊好的意见必定会遭否决。中心主任是位专家,从专业角度否定H7N9发生变异,论证到中途被党委书记打断。书记的说法是,今年是大典年,确保稳定是重中之重,对内不能造成民众恐慌,不要没事找事,而是以无事为大事;对外不能造成不良影响,给千方百计看我们笑话的国际敌对势力提供弹药。一旦让他们利用瘟疫做文章影响了世博会,谁都负不起责,尤其不能由我们来当这个源头。

那么大的帽子,伊好也不好再多说,只是回了一句,无事当然好,万一真有事,也得问我们的责。书记回答是,我们对上级从来知无不言,但交上去的必须是经过周密验证的结论,不能空喊狼来了,那才是不负责任。

这一点刘刚信,从官僚性质而言,把情况及时通报上级是推卸责任必不可少的,微妙在于通报给哪层上级。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业务上级是国家疾控中心,行政上级则是北京市政府。前者只是指导业务,后者则决定中心官员升迁和待遇。相比当然是后者对中心官员更重要,所以他们会跟特派组的组长一样,首先考虑北京市的需要。北京市觉得该上报,中心就会往上报,北京市觉得没到时机,中心就会压下来。目前北京虽然死于流感的患者有增加,按人口比例仍属正常,未到必须上报的程度。 H7N9迄今一直是由禽鸟传染给人,预防相对简单。如果真出现能在人类间传染的变异病毒,当然严重,然而目前大部分专家都不支持这种担忧。伊好发现的变异尚无定论,有可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个别现象。在不能定论的情况下,上报是庸人自扰,公开更会制造恐慌。

防疫界目前普遍是这种态度。各地疾控中心都和当地政府配合,既不进行社会动员,也不上报中央,跟往年一样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从官僚理性而言,这是稳妥的。流感年年都会有,时多时少不奇怪,既没有灵丹妙药,也不会造成太大问题。针对每个流感患者,专家说法是吃药一星期好,不吃药七天好,人为干预没多大作用。以往遇到季节性流感基本都是任其自生自灭,即使大典年也没必要大惊小怪。如果上报了又没有措施,还不如不报,反会被认为是失职。

刘刚以前从未在意过的四个字符 ——H7N9在那次会上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连续几天,他在网上搜索有这四个字符的文章。虽然大多读了半天不知是什么,但当做浇水施肥的过程,四个字符的种子从朦胧直觉逐渐变成明确方案——这就是他寻找的突破点!

他先写了一条特情。「特情」是「特派员情报」还是「特别情报」的简称没有正式说法,特派局每天出一份,把各地特派员写的特情选编在一起,提供给安委会高层,其中一份由特派局专人直送主席办公室,可以说是呈现特派局日常工作的主要载体。刘刚写的「特情」题目是「警惕变异病毒破坏大典年」。因为高层没时间看长文,特情文字必须极简练,一般三四百字就得把问题说清楚;既要符合党八股,不惹高层反感,又要能刺中高层神经,不被当做老生常谈而错过。写特情的技巧关键在此。

刘刚归纳了几点:一、H7N9禽流感病毒传染给人的致死率为百分之四十;二、病毒专家伊好发现H7N9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异,有可能在人类之间传染;三、人类之间传染速度会比禽类传给人的速度快得多,不及时控制会形成爆发;四、届时高死亡率会造成巨大社会冲击;五、国际社会一直将H7N9视为重大威胁,一旦发现人际传染,势必封锁与我国的人员往来,影响世博会;六、承载双大典的北京若重蹈SARS危机的覆辙,会导致大典年失败。

SARS危机是指二零零二年底到二零零三年中从中国大陆扩散至全球的疫潮。因为中国地方政府在最初阶段隐瞒疫情,错失时机,疫病蔓延到全球。中国政府广受国际社会批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撤职。那时刘刚年龄小,但是在最偏远的喀什也感受到人心惶惶。那时代过来的人都忘不了SARS。

不出刘刚预料,他的特情在组长审批环节被卡。组长训了他一番——特派员不是街头侃大山的混混,不能听风就是雨,自己先陷入危言耸听的幻想,没有扎扎实实的调查和证据确凿的立案,凭想象乱说不配当特派员。刘刚态度恭敬,不分辨,不惶恐,内心也无沮丧。与其说这是挫折,不如说正是他设计的环节。他事先反复熟读特派局规章,特派员递交特情未获组长通过,特派员有权越过组长上报特派局;特派局不通过,可直接上报安委会最高层,即直接送达主席。设置这种条例本是为打破中间层次对信息管道的垄断,然而现实中从未有特派员这样做过。特派员会顾虑这样做首先是对组长个人的挑战;其次特派局一般都会支持组长,因此要么白白挑战了组长,要么就得继续越级,挑战整个特派局。那样即使真给高层送上一份真实情报,高层看完就完了,越级的特派员并不会因此受到高层青睐与保护,却会成为特派局的异类甚至叛徒。是否值得?报复是一定的,虽不会明说,但是在人手下,什么理由都找得到。借调期满时给个负面鉴定,回原单位继续发展的前程基本就毁了。对单位而言,特派局的鉴定就是中央意见啊。

刘刚却决心赌一把。反正在这个组长手下吃不上好果子,怎么缩头也不会有用。他断定自己结束借调时只能得到负面鉴定,新疆那边的竞争对手就会有充分理由排斥他再度入局。现在放手一赌,要么一举改换新格局,还有翻盘希望,即使输了也坏不到哪去,不赌就只能束手认命。

不过他的赌可不是闭眼撞大运,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刘刚相信高层需要下面有人勇于发现问题,否则不会成立特派局。反腐运动造成的官场人人自危使得粉饰太平的无作为成为主流。在多数官僚都用报喜不报忧敷衍上面时,自己敢于越级上报特情,更会显得突出。以前从未有过特派员越级上报,仅凭这一点,他的上报就会引起高层注意。而他不仅要引起注意,还要得到赏识,靠的是不仅指出危机,还能拿得出处置方法。对高层的效忠与贴心既不是不报忧,也不是只报忧却无解决方法,徒让高层烦心。要报忧又能解忧,拿得出让高层眼前一亮的方法,才会为自己打开进入新天地的门。

然而,只是他刘刚说疫情威胁是不够的。没有专家意见,高层可以视为他的个人臆测,甚至当成危言耸听,他的孤注一掷就是白费。因此必须拉上伊好。她作为北京市的总防疫师证实疫情,才会让高层真当事儿。他越级上报的特情一定要有一份伊好签名的报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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