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0004

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党国英

　　发表在今年《读书》第一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是一位在农村生活过２３年的人士的大作。我出身于与农村差别不大的一个北方小县城，又在地道农村“插队”三年，但我读了这位高默波先生的大作禁不住怀疑自己的眼睛：这个高家村是世外桃源么？

高默波不算大账，算小账，算高家村的账。他说人民公社制度下高家村的农民有积极性，甚至还享有做人的尊严，真让我开眼。不过在我插队的地方看不到这种景观。那时，家乡农民一年四季劳作不休，却填不饱肚子。农民被逼无奈，偷跑到数百里之外的子午岭山区垦荒种地，为躲避政府的打击，日子过得像打游击一样。县城里居民也不好过，吃一顿饭，要接待十几拨讨饭的农民，而城里我辈的饭碗里也不过是陈玉米面挤压的面疙瘩而已。“学大寨”的运动要榨干农民的最后一滴汗，哪怕寒冬腊月，农民也要披星戴月挣扎在“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谁敢不“与天斗”，就要遭受“与人斗”的惩罚。天公作证，那时农民何曾有什么“国家意识”、“社区意识”，他们有的是噤若寒蝉，苟且偷生。

也许我的经历归于我的命运，这小账不算数。那么拿《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算大账吧。１９７８年，我国３亿农村劳动力约播种１８亿亩土地，产了６０００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少说是３００天。１９９６年，我国农村实际上是２·５亿劳动力（大多为妇女、老人）约播种了１６亿亩土地，产出粮食为１万亿斤粮食，每个劳动力的年工作日不超过８０天。劳动效率天上地下。这都是化肥的功劳么？没人相信。人民公社是不是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本来有良知的人们凭直觉就可以判断。如果书读得多了，没有了直觉，该有记忆吧？但凡有过务农经历的人都知道，那时“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生产队的好，好过几倍。农民的积极性什么时候才焕发出来，这不是很清楚么？再说，当年打破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是农民自己先行动起来的，时过几年，中央政府才正式予以承认。

道理摆不了，就拿道德说事，时下很风行，但在我看来这不管用。农民该偷懒时就偷懒，扯不上道德不道德。在基本行为上，城里人，包括城里的知识分子，与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偷懒，那不是理性之举么？是的，当然有反例存在，但那是个别现象，是某种宗教情感支撑下的异常表现。当年就有过宣誓“扎根农村”的英雄豪杰，他们现在在哪里？现在还有那么些个人民公社的最后堡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那里上演的是禹作敏式的“庄主经济”。庄主们能量不小，他们不仅在找知识界的代言人，更在找政治上的保护伞。高默波就像是他们的代言人。但高默波一定错了，就像浩然写《艳阳天》那样错了。

农民广泛崇敬毛主席兴许不假，但这不代表农民要回到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怀念过去的平均分配制度，并把它与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这也可以理解。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确不意味着农民主观感受到的福利水平提高了，因为决定福利大小的主要是物质财富的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现在贫富悬殊扩大了，并有其不合理性，普通农民不高兴。在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平均主义制度具有降低农民生存风险的价值，农民向往它，也是农民的理性表现。但不能说平均主义制度永远是合理的，当中国农村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终归会摒弃平均主义，到那时，高默波想一想，农民会崇敬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能回避现在的问题。农民的确需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面援助。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努力。但在我看来，目前的所有问题加起来，也比不上人民公社制度复辟可怕————如果它还有可能借尸还魂的话。现在有不少人说自己在为农民说话，但我仔细一看，不禁想起马克思的一个精彩评论。１９世纪中叶数路人马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但其中一路人马的屁股上烙着一记封建主的纹章！跟在他们后面的无产阶级们一哄而笑便散开了。在这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决不可笑。我体会到的是沉重。我想对农村的朋友们说：对那些说要把你们引向天堂的理论，可得警惕啊！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文革”究竟好不好？

徐友渔

　　在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谈文化大革命，意味着中国人告别那场噩梦已经快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人们多半会不假思索地把它称为十年浩劫，说它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现在突然有人著书立说（见《读书》今年第一期：《书写历史：〈高家村〉》），称以上看法是“精英们制造的历史”，据他自称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上写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却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方面达到最好的黄金时期。作为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我倒想和这种看法辩驳一番。

如果要辩论的话，作者已经把自己放到了极其有利的地位：他说的是自己居住了２３年的村庄的事，他只是说高家村的历史证明文革好。谁有那功夫去高家村住上２３年，再来摆事实、讲道理？幸好，作者还是道出了他的理论立场：“ 写历史从来就不是把事实找出来然后记录下来，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包含理论假设的事实……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发点不同会写不同的历史。”看来，我和作者还是有一点共识：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说：“‘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时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于是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不禁使我想起，文革中隔三差五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把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成（都）昆（明）铁路的通车、氢弹爆炸成功等等都归功于文革。但事实上，这些事情是早就可以完成的，是文革使计划的完成一拖再拖，经费再三追加，工伤事故恶性加剧。作者为什么不反过来问一下，为什么建国近２０年，高家村竟然连小学都没有呢？我们不是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作者不是反复讲文革前的“毛泽东时代”如何使教育水平提高了吗？除非你认为高家村的人只配当文盲，儿童能读一至三年级纯属锦上添花，甚至皇恩浩荡，才会把这件事当成文革的伟大成果来宣传。我疑心作者确实持有这个标准，因为他说，高家村的村民“不觉得他们理所当然地得过好日子”。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１９６９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

提起忆苦思甜会还使我想起，开会前书记使劲打招呼：“这次是忆１９４９年之前的苦，千万别忆成１９６２年的苦！”但几乎每个老农都要说到公社食堂化时期他们吃不饱，饿死人，说这是刘少奇使他们受苦了。只是文革之后我们才知道，正是刘少奇为矫正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触怒了毛泽东，使他在文革中被打倒。可见，吃不饱是农民的亲身经历，不会错，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农民却可能大错特错。现在，作者说高家村的人认为文革有多么好，是每个人都这么说，还是一些人这么说？说这种话的人明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农民头上？

作者把文革说得样样都好，而把改革开放分田到户说成是“不伦不类的私有化”，对提高农民生活毫无助益。我倒想和作者打个赌，问问高家村的农民：“ 你们愿不愿意把分到手的土地交回去，重过‘一大二公’、学大寨的日子？”这位自诩为站在贫困农民立场的人，敢和我赌一把，拍胸脯说乡亲们一定愿意回到文革，回到他所谓的“毛泽东时代的黄金时期”吗？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

我成长的村庄

焦国标

　　今年第一期《读书》上高默波先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这个题目起得不怎么好）并未让我过于起急。高要独立写史————与文革中受迫害的当权派、知识精英和农村地主不同的文革期间农民的历史————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其合理性应无大问题。只让自己记忆，不让别人记忆，过滤别人的记忆，有意泯灭某种记忆，是日本右翼混蛋编教科书的伎俩。

可是高的一些具体观点，我不能赞同。一些例证得出的结论，似嫌简单。比如“文革是教育最好的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一至三年级的小学。这个村历史上第一次全部学龄儿童入学”。这是事实，我老家也是这样。但是那时小学都教什么？我大约是１９７０年入小学，语文课前四课还能背：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高说：“没有简单的理由说在公社制度下的农民不积极投入（生产）。”实际情况是“投入”了，但“积极”是被驱赶的。高提到那时“大兴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农民十冬腊月是被“投入”到结满冰碴子的河里挖河的。我的一些叔伯们因此留下终生的腿疾！去年八月去甘肃天水，看见西部连绵的大山全部被公社社员修成精美的梯田，真是又感动又悲伤。人力之大如帝力之大，造化造山的力量有多大，社员修梯田的力量就有多大。可是在这旷古未有的改天换地工程中，有多少父老压弯腰累断腿落下五劳七伤！而今西部要封山了，要恢复植被。几十年过去了，转一圈又要回到原先的大山面貌。等到恢复成功，一百年过去了。

高说：文革过激行动，不是农民发明的，也没跟着去做；农民对村里的地主富农也是同情的；他们对阶级斗争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极抵抗云云。高这些结论太轻松了些，起码在我的文革经历里不是如此。回忆起农村文革期间打派仗，至今心惊肉跳。我是１９６３年生，文革早期的东西记忆不深，有件最伤心的记忆就是斗地主。地主“赵猴儿”７０多岁了，极瘦极佝偻，真的像个老猴。每晚去挨斗，常常吊起来打。有一天晚上，他又“自动”挪着去挨斗。乡村街道高低不平，“赵猴儿”走到我们胡同口不小心歪倒，再也起不来。我妈看猴儿经过，将他扶起来。老头问：“你是胡同里的媳妇吗？”我们这个胡同很大，而且是一大家族。我妈不敢多说话，只让他快走，怕给胡同里添麻烦。我们那里文革期间换亲（两家）、转亲（三家及以上）的很多，多半都是地主的女儿给自己的兄弟换媳妇。有一次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悄悄跟我感慨说：“没有改革开放，我儿子哪里找媳妇！”他家是富农。

文革期间农村有些文体医疗建设，不说高默波先生特别肯定，我本人也有神往的东西。比如合作医疗，我父亲１９７０（或１９７１）年在我们开封地区医院住院四十多天亡故，基本没花多少钱。他去世后留下５００多块钱的遗产，母亲把它藏在房顶二檩子上，我们孤儿寡母好像花十年才花完。搁现在，当场就得家庭破产。

《南方周末》 200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