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海小赤佬的魔都故事六部曲——PART 3 魔都的霓虹金

1997年2月19日，小學三年級下半學期剛開學沒兩天。那天吃早飯的時候，正聽著早新聞無線電的母親突然神情肅穆，並平靜地囑咐我，今天學校老師如果喊大家站起來低著頭，你就老老實實低著頭，千萬別出聲。 我答應歸答應，可到了學校，當廣播裡喊大家站起來，低頭默哀的三分鐘期間，愛搞怪的幾個同學趁機對四周人做起了鬼臉。結果可想而知，許多憋不住笑的小朋友，都被老師罰站走廊，這其中也包括我。

當時的班主任特別事兒媽，很喜歡組織學生搞各種班會活動，為的是做出成績，去討校領導的歡心。我記得小學那五年裡，我就三年級，她當班主任那一年學習特別不上進，一看見她的臉或是聽見她的聲音，我熱衷學習、獨立思考的熊熊中二烈焰就被澆滅了。後來這班主任還莫名其妙地把我從中隊長降為小隊長，我媽為此也是氣得不行。 不過，此人也就做了我們一學年的班主任，後來不知為何，離開了我們學校。 小學三年級，我們已經認識不少字了，而每個禮拜，學校都會發給大家人手一張《小主人報》。

那年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小主人報》上的學生文章，用現在成年人的眼光來看，都覺得寫文章的孩子三觀太正了——那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我們不能將“日本人”跟“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劃等號，作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我們也不應該管身邊的日本友人叫“日本鬼子”或者“小日本”。我們不能忘記歷史，可我們更應該珍惜眼下的和平，互愛互助。 一直到今天，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大多聚集在兩個區域，一個是浦西的長寧區，另一個是浦東的花木地區。 小學時，在日立公司上班的父親，經常會帶一個同事上家裡吃夜飯。那人會講普通話，偶爾也會講幾句上海話。他叫我爸“王桑”，完全不懂日語的我爸叫他“渡辺桑”。

渡辺叔叔風度翩翩，出手闊綽，對我也特別好。他總是每隔幾個禮拜，就給我送來一個特大號、沉甸甸的瓦楞紙箱，裡面裝滿了各種印有日文和奇怪漢字的零食，其中大多數的零食都附贈各式各樣的小玩具和公仔。 好像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養成了不好好吃飯、愛吃零食的壞習慣。等懂事了，知道要好好吃飯的時候已然來不及了，導致我後來成了一個每隔幾年，就要胃潰瘍、胃出血的老胃病患者。不過這可怨不得人家渡辺叔叔，是我自己不愛吃飯。 我長大後，父親告訴我，當時的上海剛剛開發開放，日本企業從總部派到中國開拓市場的員工，都是那時日本企業中的頂頂老卵、最最結棍的精英，不僅要能流利聽說讀寫普通話和英語，甚至還要懂北京話、上海話和粵語——他們企圖佔領所有中國的一線城市的市場。在這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大和民族頂尖企業的勃勃雄心，由此可見一斑。 許多被派到上海的日本人，剛來到這座陌生的城市，還不怎麼適應。可後來他們漸漸發現，這地方實在太舒適了——沒有日本社會的壓抑拘束氛圍，也不存在任何沒有實際意義的等級禮儀。吃喝玩乐花样多，性价比超高，关键上海人跟日本人个性上也比较合得来，大家普遍都有个共通的特点：上海话叫拎得清、接翎子；日本话叫“读空气”（空気を読む）。 多年後，很多日本在華員工，都已經將北上廣視作他們的第二家鄉。不少日本男人在北上廣都有了自己的姘頭。家裡紅旗不倒，外面還彩旗飄飄。

父親當時算是幫助他們一起開拓日立家電市場的元老之一，那時候上海的經濟處於飛速發展階段，正所謂“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因此父親手上可供支配，用來請客戶吃花酒、玩會所的“公關費”自然就不會少。 日本同事特別樂意跟我父親一起出席“商務宴席”。廢話，要是哪個日本同事有這等好事不參加，十有八九是個“馬鹿野郎”——本來日本人在本國的居酒屋，每個人平常只敢叫兩瓶啤酒意思意思，清酒是偶爾才會破費；而在上海，父親每次都直接給他們喊上好幾箱啤酒，再加上幾瓶最好的清酒，想喝紹興酒、白酒嘗嘗鮮，也沒有問題，喝不掉的帶回家慢慢喝；菜肴方面，在這個烹飪超級大國，想吃什麼，當然都吃到盡興為止。只要生意上大家都盡心盡力，什麼都好說，大上海吃喝玩樂有的是，誰沒事兒跟錢過不去啊？ 酒足飯飽還不算完，不夜城裡的夜總會、KTV都還在等著他們去白相咧……玩得太晚？沒關係，我父親早就安排好了賓館的房間，然後自己找個由頭，偷偷幫他們結完賬，出門，攔一輛“差頭”，就溜回家了。久而久之，父親“風流不下流”的名聲，甚至傳到了日立公司日本高層的耳中。

父親除了擅長將日本公司的領導和同事伺候好，以便趁機為家裡多賺些錢之外，當他瞭解到我當時的班主任是個不省油的燈之後，也抽空對付起了那女人。 那時候體制內的老師哪見過什麼世面，父親一個在世界五百強呼風喚雨，春風得意的男人，稍微動動嘴皮子，就能套出這老師歡喜些什麼，於是隨便噱噱她，再順便送上一袋袋小家電、日本的高級伴手禮和進口文具用品，軟硬兼施，很快就拿下了這個愛好鑽營、鼠目寸光的小老師。於是事兒媽班主任也開始關心起我來，不會再找我父母、給我雞蛋裡挑骨頭了。 那年，班裡有個長相跟大家不太一樣的轉校生，這個男同學皮膚白皙，文靜懂事，頗受事兒媽班主任的喜愛。同樣是美顏正太，我要是那鄒忌，他就能算城北徐公，真的高下立判。（這都什麼狗屁比喻）

與大多日本家庭一樣，這位與眾不同的“帥哥同學”的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非常熱心於參加學校組織的活動。1997年春遊，帥哥同學的母親就幫著事兒媽班主任一起，照顧班裡的孩子們。春遊前，她還特別積極地幫全班所有同學一人買了一頂芝加哥公牛隊的紅色帽子，這樣大家出行時，萬一走散了，還可以通過辨識帽子，及時回到集體隊伍中來。 我對這位母親的印象深刻，是因為那次春遊，我第一次穿上了要系鞋帶的鞋子——我母親事先幫我系上了鞋帶，但沒有教會我如何系鞋帶。但是小朋友們一起瘋啊、奔啊，鞋帶就松掉了。當時一面幫我系上鞋帶，一面用上海話教了我一遍如何系鞋帶的，也是帥哥同學的母親。 但實際上直到一年後，我才真正學會如何系鞋帶。

1997年的暮春時節，事兒媽班主任開始利用大家下午做作業的自修課時間，讓大家排練主題班會的節目。我記得其中有小組唱節目《送別》。而最後的大軸，是全班的大合唱《我的中國心》。那時年紀小，我們也不明白班主任她又想幹嘛，反正老師說什麼，我們就照做。 幾天後，主題班會如期舉行。帥哥同學的父母來到班裡，觀看了這台為他們一家三口舉辦的主題班會。帥哥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昭和俊男，身材高大，禮儀得體。後來我回憶起來，他長得就像是短髮版的阿部寬，還能說一口算得上流利的中文：“謝謝大家為我們舉辦的這次活動，非常感謝。”

班會的最後，《我的中國心》合唱到高潮處，我瞥見帥哥同學的母親潸然淚下，事兒媽班主任也為自己使勁折騰學生才搞出來的這台主題班會，感動到自嗨不已。 中日混血的帥哥同學，就這樣跟著父母離開了魔都，移居日本，自此沒了音信。 不過我們小孩也不會在意這些，當時傷感完了，就真的完了，根本沒有什麼追憶和感歎。回到家打開電視，那部講述每一集弄破自己一套衣裳，卻從沒見他帶過拉杆箱的暴力男人動畫片，照看不誤。

1998年，父親因身體狀況不佳離開了日立。當時所有中國區的日本高層中層幹部，全數出席了他的歡送會。日本高層領導直言不諱地表示，對這位“財神爺”的離去，感到極度的不舍。 人性是多面的，也是辯證的。如果不事先告訴你，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在二戰期間服役於臭名昭著的“731部隊”，也許你會很樂於欣賞和品評那些他戰後拍攝的，講述平靜生活的名作。 但我們也要知道，只有那些真正經歷過殘酷戰爭、體驗過“今朝不曉得明朝”日子的人，才能夠真正明白，“無事在懷為至樂”的平靜生活是多麼的珍貴。無論是小津作品那些看似平淡如水的劇情，還是看小津許多影片中的運鏡和構圖，都多少能感受到一個參加過殘酷侵略戰爭的人，對太平日子是有多麼地渴望。何況，戰爭不僅需要可怕的財力，更需要大量的人力。戰爭中軍隊、政府強制徵兵，普通民眾根本無法反抗，而戰爭時期軍隊中的憲兵，對反戰人士及其家庭的脅迫和雷霆手段，根本由不得人們選擇遠離戰爭。

“你熱愛戰爭的唯一原因是沒參加過戰爭。”反倒是一些沒有好好體會過人類內心共有的苦難痛楚的人，才嗓門最大，整天叫囂著要去戰鬥、去立功，還特喜歡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死命抓住一些特殊歷史時期的往事，隨意地否定一個人，甚至一個國家的過去、現在和未來。要是這時候誰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還要被他們扣上帽子，並且想盡一切辦法批倒批臭。

於是長此以往，這個世間存在的最多的，便是“沉默的大多數”了。

1998年11月28日，一位長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提到：“有利於中日友好的事，要竭盡全力去做。不利於中日友好的事，決不要去做！” 偏見源於無知。我從小到大的經歷，讓我幸運地沒有戴上有色眼鏡，去看待日本友人。許多年以後，我跟幾個日本同事和朋友，一起工作、吃飯、打籃球、出差，或共處一室。加上還有網上的日本朋友，三天兩頭找我玩《街頭霸王》系列，空下來還會聊聊各自最近的狀況。大家相處得十分和諧。 而這種“和諧”，不是那種酒肉朋友為了共同利益而達成的“和諧”，更不是那種只想親近看得慣的人，而疏遠看不慣的人的那種“和諧”。大家都有各自的觀點、立場，但同時又互相捍衛著對方表達不同觀點的權利。我與認識的日本友人之間的關係，更多的是互相尊重、包容理解。 最后Encore一个：你们《小主人报》当年写的那篇文章啊……エキサイティン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