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

莫洛托夫鸡尾酒 大气运动观测员 逆练治理术、影像工作者、不自由撰稿人、NGO老狗

《野狼disco》:锈带蒸汽波与东北的另类现代性

 

2019年夏天,董宝石凭借专辑《你的老舅》火爆全网,《野狼disco》更是封神年度洗脑歌曲。《你的老舅》刻画了一个落寞的东北老舅形象,但这个东北老舅,不再是都市外乡人,而成为了90年代舞厅的潮人,紧跟港台流行文化,消费新鲜电子产品。潮人老舅获得了年轻消费主体的认同,老舅这一符号建立在东北曾经领先的工业化、城市化基础上,这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与社会主义运动为东北构造的独特现代性进程。在全球新自由主义浪潮下,东北的现代性进程被遮蔽,沦为市场化转型的祭品,成为发展主义神话中愤怨的幽灵,是流行文化中污蔑的对象。如今,一代人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过去了,标志性的东北作家群崛起,这些包含老舅在内的创作者在书写这片土地曾经的丰饶与苦难。过去的年轻人变成如今的老舅,今天的年轻人和老舅能获得和解么?两代人之间如何面对东北的创伤与另类现代性?作为漂泊关外的东北年轻人,如果面对自己的历史与身份呢?

蒸汽波、City Pop与东北市民文化     

《野狼disco歌词 》

《野狼disco》的歌词杂糅了多重时空和语词,既描绘着80年代东北舞厅场景,也有90年代至今夜店的消费经验,还有诸如“富二代”“《无间道》”“牌牌琦”“懵逼”等晚近的事物与词汇。这是一种语言的无意识或记忆的碎片性,并在流行文化的本身的快速与不严谨中被放行。 往事不复,老舅为我们打开了一种特别的时空记忆。此间的老舅彷佛在多重时间中穿越游荡,本质上只是重温一段未醒的幻梦,而绝非真实的回溯。因为它经不起扰动,经不起实在界资本的较量,老舅注定是个失败的欲望主体,因为“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这种时间杂糅也制造出一种复调般的时间格局,两通电话中的故事与回忆更有种“梦中梦”的感觉。

蒸汽波专辑封面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前面什么G8富二代,我拿脚往里踹。”

在媒体上流行的东北伤痕叙事,通常是计划经济阳光记忆与市场改革没落现实的二元对立。但《野狼disco》籍由老舅之口,为我们打开了一段东北历史的褶皱,旧有的东北意象被打碎,重组为铁锈带(一般称东北重工业基地为贴锈带)的多重时间线索。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东北就逐渐成为了东北亚工业文明的前沿,以日俄为代表的列强资本以及奉系军阀为代表的本土官商资本竞逐于此。东北也长期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到1990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52.1%,而全国城市化水平才达到18.96%。(取自曲晓范著《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产业基础孕育着更繁荣的城市经济,80年代末,东北兴起下海经商潮,东北各省会城市都有繁荣的商品经济,并不输南方省份。这时的东北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还有巨量市民,各种个体户,小有产者,农村进城务工者,不稳定职业者。董宝石的父母就是在长春市的黑水路做过批发生意。

 作为经济发达的共和国长子,此时的东北形成了繁荣的市民文化,即各种城市社会人组成的城市文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北的铁路公路网与有线电视的铺设速度领先其他省份。东北城镇家庭的购买力还是相当强,无论是电子产品、文化产品都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辽宁有线台曾直接用ESPN信号直播NBA,东北许多电视台率先引进了日本美国的动画片,家用电器的消费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沈阳市的中山路商业街是全国闻名的。

“大背头、BB机,舞池里的‘凌凌漆“

当时欧美-港台流行文化已经传入,借助东北的广播电视系统和物流网络,奔涌在东北平原大城小城。歌舞厅、录像厅、书报亭,游戏厅,人潮涌动。《野狼disco》里面的老舅就混迹于此。90年代的东北录像厅中最卖座的当属香港黑帮电影,当时每个街头小混混都幻想着自己是洪熙大哥。香港文艺片、繁华都市、摩登女郎也成为东北对南方的想象。      

B站流行的昭和时期大众消费品可口可乐广告

蒸汽波的魅力就在这种时空纠缠。董宝石接受采访时说,第一次在网上接触蒸汽波就被吸引了,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的老舅》专辑里招牌的蒸汽波说唱,都带有这种朦胧、颓废、复古、对昔日繁荣乌托邦的怀旧情绪。

 蒸汽波(Vaporwave)是2011年出现于互联网社区的一种电子音乐和视觉艺术类型。作为起源于北美的亚文化,蒸汽波与北美人童年时期的电子产品消费经验有关,他们曾经笃信的日式科技未来伴随日本经济泡沫而崩塌了。因此,蒸汽波往往采样日本1980年代的City-pop和大众商品广告。City-pop的封面一般是美式假日海滩,大型游泳池与停车场,带有泡沫经济下日本年轻人对经济增长与繁华生活的笃定幻想,是昭和时期独特的社会气象。

 所以,蒸汽波表达一种失落的未来可能性的乡愁,北美蒸汽波是北美人对日本电子消费文化的怀旧,中式蒸汽波的语境则是对信息社会加速迭代下的赛博经验考古,如微信公号“X博士”对老式Windows系统、机房鞋套、BB机、小灵通手机的挖掘。

 在时空纠缠与符号拼贴中,蒸汽波完成了对线性时间观念的质疑,质言之,说历史并不是线性进步的。多重拼贴下的东北意象,早已混含不清,那么从共和国阳刚长子到都市外乡人,再到潮人老舅,如何理解东北在流行文化中的形象变迁?东北蒸汽波是对失落的未来的挽歌,失落的未来是什么?又是唱给谁呢?

塑料粤语、小品腔东北话与另类现代性

 《野狼disco》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东北腔唱出的塑料粤语。董宝石与同样来自东北的作家班宇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到,大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借助录像带和录音机等媒介,港台文化传入东北,第二代东北人喜欢模仿港台电影,由此发明和使用了“东北粤语”,他们清楚这种东北粤语和真正粤语不同。大概同时,早期的小品腔东北话也被发明出来,是老舅为代表的第二代东北年轻人中最先开始流行的。 那为什么流行文化中,小品腔东北话似乎成了东北人的标配,甚至“东北话居有极强的传染性”和“东北人学不会普通话”的刻板印象广为传播? 其实,小品腔的东北话是一个使用者与观赏者相互建构的结果。 第一批登上全国舞台的喜剧演员以黄宏和赵本山为代表,他们都来自辽宁省文工系统。通过夸大松锦-辽北方言,糅合以市井俚语,有意制造诙谐的效果,进而塑造的“小品腔东北话”。这些小品演员大多来自曾经的话剧团、戏曲团。如电影《站台》里,集体主义文化事业解体了,这样文艺工作者从变成原子化的打工者。 事实上,黑龙江和吉林以及蒙东的东北官话非常接近普通话,口音很轻,辽宁南部口音腔调比较重。所以一般吉林北部和黑龙江的东北人并没有所谓的“东北腔”,东北城镇的年长者可能小品腔更少,他们是看长影和评书长大的,并没有经历过小品腔东北话的语音输入。 在20世纪的历史中,东北人主要使用哈阜-吉沈官话演变而来的“通用东北话”。今天,在东北的老人口中,偶尔可以听到这种残留的语音特征:尾音调值较低、突出逻辑重音、短截有力。我们可以参考长影配音的老电影,来体会这种老派的东北国语。(例如著名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林海雪原》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2156027/spm_id_from=333.788.videocard.1)。

电影《林海雪原》剧照

正是东北在市场化转型之后逐渐地衰落、边缘化和地方化,作为一种方言的东北话才被制造出来。小品腔东北话的逐渐流行过程中,东北也把自己异化为现代性的他者。 建国初期,东北工业化发展迅速,全国的资源、人才向东北集中,还包括各种文艺工作者。在六七十年代,东北生产的评书和电影是面向全国进行输出的,那时候的东北文化产品并不强调“本地特色”。例如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英雄儿女》和刘兰芳讲的《岳飞传》,无论是人物还是剧情,这些作品都不突出东北地域气质,东北文化事业体系是面向整个国家来生产民族共同体的形象。《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等跨炙人口的作品,是东北领先的电影工业制作的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 伴随80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长影为代表的东北文化工业体系,整体没落和解体,如同东北经济的逐步下滑。曾经的共和国长子的形象坍塌,全国的观众需要一个替代形象,赵本山的东北农民小丑就应运而生了,通过取笑这个土里土气的农民,借以嘲笑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现代性。另一方面,这个东北农民也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吃苦耐劳、朴素善良来自我修复创伤,这些创伤正指向市场化改革后急剧扩大的城乡差异、贫富分化。       

在流行文化中,东北被不断塑造为前现代的、农村的、铁锈带废土的形象,是资本主义有待开拓的边疆(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尤其是赵本山小品塑造的东北农民形象,他拥有农民的阶层身份、毛时代的外形装束、东北人的地域特质,三位一体,东北人由此被固化为“都市外乡人”的角色。但是,都市外乡人与老工业基地本身就是不证自明的悖论。刘岩指出,在春晚集体观看赵本山小品过程中,新市民阶层通过嘲笑这个东北农民,凝视前现代历史残留物,不同阶层的观众获得了一种线性历史进步的虚假快感。

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剧照

跳霹雳的老舅,不断在多重时间中游荡,打破了单一的历史进步论,在线性历史之外制造了断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认为,历史不是单一线性的连续体,而是充满裂缝和捷径的“虫洞”,这些虫洞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入口。

时间是线性的、连续的,这是庸俗历史进步论的假定前提。蒸汽波则是对线性时间的质疑与反叛。历史的某个时段可能更具有进步,或是曾经开掘的社会进程被阻断,我们丧失了另类可能,导致了更糟糕的现在进行时。蒸汽波就是这种断裂与往复中的美感——对失落的未来可能性的乡愁(a nostalgia for lost futures)。

东北所标志的另类现代性,是一种均衡协调和集体共享的发展模式。

上文提到的长影制片厂是新中国最早最专业的电影制作机构。在60年代,长影制片厂支援建设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而这两个西部电影制片厂与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关系密切。

 《刘三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团队到广西拍摄的,拍摄过程培养了广西本土能够拍摄故事片的人才队伍。《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是东北文化工业生产的等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的电影培育了一批享誉全国的演员,但是这些演员并没有被吸纳到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是仍然在本土的文化工业当中。

不仅是文化事业,在经济领域,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同样进行了大量援助,这些“全国一盘棋” 的政策大大缓解了城乡差距。从1964年开始,共和国在内地省份进行的一场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简称三线建设。大量的东北的工厂援助到云贵川等地,输送人才、设备、技术,帮助欠发达地区快速工业化。

东北曾经领先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是20世纪地缘政治与社会主义运动为东北构造的另类现代性。一再重提共和国长子并不是标榜东北曾经的领先成就,因为东北并没有将领先优势转化为特权进行垄断,而是强调地理空间的发展均衡、配套的公共服务与分配平等。东北在50-70年代的发展模式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不同——用均衡发展的互助与共享理念取代竞争与垄断导致的不平等,这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广泛的存在发展模式。然而,在新自由主义转型之后,东北所标志的另类现代性就此衰落了。

市场化改革的祭品,流行文化的幽灵与新天使

《野狼disco》显影的时代正是1984年(开启城市经济改革)到1997年(国企工人大规模下岗标志性年份)。改革开发早期的的放权让利让东北的公有制经济出现了“畸形繁荣”,企业领导层不再为长期的全国计划负责,而更多将“再生产基金”(研发经费、储备金、公积金、设备折旧费等)倾泻于商品生产,占领地方市场,在全民消费缺口大开的时代,赚取短期的丰厚利润。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 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 6.3 倍。这一时期,知青返乡,为了消化大批城市待业青年,出现了退休顶替制度,即父母退休,子女顶替原来的岗位。与此同时,贫富分化已经初步显露,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从1984 年开始,展开了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制与厂长制改革,承包经营制模糊了公共资产的所有权边界,厂长制逐步架空了职工代表大会。还有工厂干部的“四化”政策,替换了遵循鞍钢宪法精神的老干部。改制前的国营企业,企业资产为集体所有制,职工代表大会是拥有一定决策权,基层工人、技术人员参与企业日常管理、技术革新。厂长制改革后,厂长独揽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工人等权力,逐步剥夺了工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资格。失去职工代表大会的制衡,管理层才可以进行“寅吃卯粮”的“畸形繁荣”,岗位顶替,替换了拥有斗争经验的老工人,涨工资发奖金等物质刺激手段来麻痹年轻工人。

可以说,曾经的工人阶级的衰落存在着一个过程,80年代通过经济收买,逐步剥离了工人对企业的政治权力,为90年代末企业私有化——剥夺工人的经济权力准备了条件。

国企改革简史图示(天人授图,版权没有,转发有功,逆练司马)

90年代开始了贫富分化与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歌词描述,国企改制早期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往往是工厂管理层及其亲属,通过合法的名义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或公开攫取公共资产。股份制改革过程,企业经理获得大部分股份,其收入是职工平均收入的上百倍。 到1997年大规模下岗,曾经的国企管理层摇身一变成私营业主。管理层甚至故意亏损经营,使得国企破产,破产之后就有理由进行私有化,管理层可以获得银行低息贷款,以远低于国企资产的评估价格进行私人收购。在这个过程,政府职员、企业管理层、银行之间错综的特权关系发生了重要作用。 东北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本积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公开攫取曾经的集体资产,国企改制与工人下岗,贱卖国企资产给私人,破坏对工人社会福利许诺和曾经的所有制契约;二是社会公共服务商品化,住房、教育、医疗、养育的市场化,这些原本由国家免费提供的公共服务,逐渐走向私有化和商品化道路。在这些巨大的变化之中,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社会由此拉开贫富差距。 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全国国企职工总人数为10766万人,而从1998年开始,人数下降为8809万人,到2002年只剩下6924万人。六年间,国有单位职工减少了3000多万人——这些下岗的工人,成为庞大的、弱势的自由劳动力进入市场。

 如《野狼disco》歌词:"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时间恰好与英国和美国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致,很难不把这视作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巧合。 

东北是新自由主义转型的祭品,如今,成为流行文化当中愤怨的的幽灵,萦绕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症候之中。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里提出“Hauntology"(幽灵学)的概念:“幽灵,既不存在,也没有缺席,既不是死的又不是活的”。例如,在《哈姆雷特》中,老哈姆雷特的肉体已死,却以幽灵的形式还魂,在一侧引导他的孩子哈姆雷特复仇雪恨。      

    

在《社会老舅摇》的结尾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老舅带着侄女去蹦迪,可能老舅之前和侄女吹嘘自己开的是宝马,侄女发现老舅开的不是宝马车,老舅露陷了。

 “宝马”是经济资本的象征。另一部东北题材电影《钢的琴》也出现了宝马车。影片结尾,傍大款的妈妈开着宝马车,载着女儿来到车间,资本闯入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生产空间,即使父亲为女儿造了一台钢琴,女孩还是被妈妈带走了。孩子离开了父辈,离开了生产车间所象征的东北土地。

 无论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社会人老舅,这一代父辈都遭遇了经济资本的挫败。曾经的社会主义领导阶级变成了弱势群体,如《钢的琴》里炸烟囱的废墟场景,炸毁烟囱象征着共和国长子的阉割痛苦。而伴随这这一代父辈的挫败,是孩子的丧失。在电影《天长地久》中,失去孩子的家庭就失去了未来。现在,东北老龄化并置的危机是年轻优质劳动力的流失到关内。孩子离开东北,与父辈祖辈的共和国工业化历史割裂,也失去对东北历史的认识。漂泊,是我们这代东北年轻人的宿命。

 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旨在从历史主义遗留的废墟之上恢复一个整全历史的可能性。他描述的历史新天使正是逆向梳理历史的形象:  “克利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表现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历史天使就可以描绘成这个样子。他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着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而他所面对着的那堵断壁残垣则拔地而起,挺立参天。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 

《新天使》(angelus novus)

  本雅明把画中的形象比作历史天使——面向过去的未来使者。东北的另类现代性就是这样的历史天使。召唤历史天使,需要重新走进东北的”废墟“——回到东北空间的现场,多重时间中的吉光片羽散落于废墟之中,这是是20世纪以及当下的东北形成的时空纠缠。流行文化或许是破译时间的引子,在噪音中破译另一重时间的密码,离散东北的孩子也将重新获得自己的历史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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