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叻星」人類學

「啊叻」陳百祥，一個娛樂圈中的散人，最近獲政府授勳。正如已故才子林振強所言，他一人之力便能使整個表演變得業餘，已經是「啊叻」未蓋棺的定論。倒因為授勳有人重提他當年的「我至叻」其實是一首維穩歌，據說由「民歌王子」區瑞強作曲填詞。配合娛樂節目使阿叻及其信息深入民心，成功配合了當日北方為香港人訂做的框框，一個筆者稱為「權力 — 歴史 — 人類學」的框架。

「至叻星」人類學，就是把人定義為揾錢至上的經濟動物。「轉數快」、「識揾錢」、「唔蝕底」等等是長期貼在香港人頭上的標簽。接著嘲笑香港人移民的水土不服，強調香港物質生活的優越，簡接貶損香港人移民追求自由。繼而論述香港的發展，只要膺服一切都會更好，好時代永遠延續。最後就揭開這一切的基礎，就是法力無邊的基本法。順法者昌，逆者不言而諭。

這個框架下，「我至叻」人類學只是個結果，只是含蓄地倒轉了次序來隱藏其意圖。一切的源頭來自左派日日掛在口邊的「話語權」，誰有權力就能陳述和顯示自己。人類只是物質主義歴史進程的工具，任何關係人的內涵，包括自由、主體性、對美好和倫理的追求等一律都是假象。基本法只是這權力的顯現，本來讓人有信心的小憲法今日卻成了遂其所願的工具，這權力隱藏的一手。不單在香港，北方的野心漸漸出台要取代成為世界歴史野心，以貿易輸出這意識型態，成為其征服世界的方式。宣傳歴史由勝利者所寫，與左派的歴史主義不謀而合。只要把定義「階級」的權力緊握在手，東方的巨龍就能與階級鬥爭歴史調和，確保自己是歴史的勝利者。在這背景下，北方帝國向香港人灌輸人性皆如「至叻星」，利用這些特性所作出的保證使香港人替其效勞。「理想唔可以當飯食」，「人性幾錢斤」之類的論述，從八十年代起不停由傳媒電影等不停轟炸，令香港人相信並繼續為利是圖才是普世價值。

到了2021年這意圖明顯示人，再不需要「至叻星」庸俗的包裝了，一個勳章只是事後慰勞。自19年起社會運動使香港人覺醒，對北方的權力和其背後的歷史說不。可是單單否認並不足夠，整個世界都需要深入挖出這框架下虛假的人類學到根源的權力，才能使之連根拔起。否則，仍然受其人類影響就很容易繼續墮入其歷史和權力論述的影響。

筆者認為，這時代需要一種新的人類學論述才能對抗「權力 — 歴史 — 人類學」框架下的產物，而筆者的目光投向神學上尋找資源。德國神學家潘寧博(Wolfhart Pannenberg) 指出，自啟蒙到現代性的歷史哲學發展很大程度上與人類學背道而馳。篇幅關係筆者只能扼要提兩點：

1. 潘寧博認為「權力 — 歴史 — 人類學」框架作為人類自我救贖為的論述已站不住腳。原因包括啟蒙對人性受教育後能理性追求共同美善而成歷史進程的「信仰」因兩次大戰而破產、歷史敘事者研究使歴史進程一說受極大懷疑等。結果使歷史中個人與集體的不協調無法以規律方式調和，所謂「大寫的人」已經不能成為歷史進程的產物，不能透過調整物質架構基礎去建立理想鄉。

2. 潘寧博認為傳統神學以人類為歷史的載體的教導一直長期忽略，人性唯一的定義和完滿就在於耶穌基督之內。救贖使世界和上帝復和的方法，就是基督作為人性的創造者和未來的成全者，每個人實踐人性合成歷史。換句話說，人性的內容，包括身份、價值、倫理等，不單不是歴史的產物，反而是歴史不斷重述去強化這些內容。人類並不能自我定義自己的內容，必需回到一切的根源（基督）才能使人類重生出發。

這不但從頭到尾顛覆了「權力 — 歴史 — 人類學」框架，也對後現代把權力當成形而上學的傾向作出挑戰。關鍵在於如何定義人，就產生怎樣的歴史；也因這定義是由上而非自然或權力所產生，這必定成為對哲學和權力的挑戰。產生人如和走獸一樣般「至叻星」的權力必需受到歴史 — 由神學人類學產生的歴史 — 的嚴重拷問。

筆者認為人類需要一個比自己更深遠的定義，其內容足夠承載個人和群體的命運，神學人類學正是這世代需要的解藥。回想起來，新儒家也強調「人禽之辯」、「天人合一」等對抗外來物質主義對人的定義，以保存中華文明。可是這文明本身的權力寫歴史的框架不變下，單純改變人類學的定義失去了對抗物質主義的基礎。其實，一邊秉持精英政治為自然卻又堅持人有內在的意義變得不能調和，至少世世代代的中國人選擇了向權力屈膝而鮮有至死追求人非凡的內涵（如仁義）。所以也回到同一個結論：人類需要一個比自己更深遠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