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華多羅

Edit profile 墨鏡外望,仍舊失落。 香港土生土長80 後,信耶穌。自幼雜學,多嚼不爛。由中學讀歷史,大學讀電腦和商學,又旁及神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本來繼續日日做打工仔,但近年怪事頻生、邪風歪理當道。本著"I have a voice"的先知精神,在這亂世雜音中(自詡),貢獻一下正能量。

再思復和神學(一):作為處境神學的復和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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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實情是那裡就有人受傷的群眾,他們往往都不是受歌頌的對象。

據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實情是那裡就有人受傷的群眾,他們往往都不是受歌頌的對象。香港的歷史會寫上八十年代的歌舞昇平,但當年的動盪使人受的傷害卻不見經傳,只能在一些流行文學或電影等等略見身影。1987 年楊牧谷出版了《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下稱《復》)一書既是為了受傷群眾,又是為教會而寫。[1] 本文嘗試以處境神學分析和評價《復》一書的神學,並在文末探討對今日香港處境可能的新發展。

Hands Across the Divide,北愛復和象徵

1. 何謂處境神學

處境神學首重處境化(contextualizing)神學。這並不只是「所有神學都有場景」,而是指神學是因著場境而產生。據 Pears 所言,這方法起源於部份前線神學工作者,前線經驗使他們對傳統神學的普適性宣稱不滿,因傳統教會和神學與他們身處的文化相左。[2] 楊牧谷在書中也有類似看法,認為神學不單要繼承傳統也要「在地化」,與信徒的日常生活連結。[3]

下一步著重處境神學化(theologizing)以產生改變,以免流於離地空談。Pears 嘗言神學在地化的必然結果就是能夠回應處境的問題,如為受不公義制度影響的人發聲。神學論述最終能夠對應處境並提出相應的改變。[4] 楊牧谷在對應處境上加上可實踐性的要求,所討論之神學能否為處境所接受。[5] 因此,教會需成為神學的主體以接受批判免得偏離。[6]

從由以上可見,楊在《復》一書中的神學方法可被歸類為處境神學,既因處境而生也為改變處境而工作。以下分析《復》成書之處境。

2. 復和神學所面對的處境

八十年代對香港教會較有影響力的事件為〈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下稱「信念書」)與「辛維思」兩事。[7]

「信念書」產生於八十年代初,當時中英開始對香港前途談判,對於中共治下屢受迫害的教會甚為擔心。即使中共與英國簽訂聯合聲明和制定基本法,香港普遍聲音仍不信任中共能夠持守誠諾。一些基督徒學者起來回應並起草了「信念書」以回應時代的呼聲,內容包括歷史神學、教會與社會及教會改革。[8] 對於香港,「信念書」強調教會的社會參予和身份建立的角色;對於中國,就呈現一種既有承擔卻又恐懼的情結,間接亦反映了香港人的制度自信;但在政教關係方面卻顯得空泛,與加強社會參予形成矛盾。[9] 有論者認為,「信念書」功在推動華人教會各派在同一問題上一同回應,但卻未能產生一個持久的合作機制和參予社會的組織,以致在日後在各議上華人教會仍是充滿分歧,難以推動改變。[10]

在基本法起草的時候又有筆名「辛維思」86 年尾在明報投稿指責香港天主教和新教有政治化的傾向,變成「政教合一」甚至把教會的社會參予與「帝國主義外國勢力入侵」掛勾。[11] 教會一方主要由基督徒知識份子組成的「守望社」於報章反駁「辛維思」的政教觀點,雙方論戰至 87 年頭。「辛維思」一事引起了基督徒廣泛的關注,因為他彷彿是中方代表以一把「迷之聲」向香港教會喊話,使基督徒恐懼比先前更具體化。邢福增認為,此舉是中方嘗試以其自己對政教關係的理解硬套在香港身上,無論能否成功也向香港教會表達了對其參予社會不滿的信息。[12]

而楊牧谷在《復》 一書中分析其實中港兩地人民在這些歷史事件中都受到傷害,且無人理會。對香港人而言,傷害是來自自身的經驗。當代不少的香港人的父母,甚至其自身,皆為中共建政後逃到香港的人,對中共極端不信任。對於中共要回收香港主權,加上中英談判中港人的聲音沒有代表,喚起他們潛藏的恐懼。有能力者移民,餘下的人帶著無奈、不滿和受到傷害。對北京而言,傷害是來自香港人冷漠的態度。既是因為香港人的抽離,也因香港的物質主義而看不起當時百廢待興的國內而受傷。這種意識使所有確保香港人生活的諾言對他們而言也是卑躬屈膝,對他們的合法性和民族意識的藐視。楊認為,兩者表面的傷口即使受到掩蓋,心中的怨忿使兩者的共存空間所剩無幾,故楊認為中港之間需要另一條出路。[13]

正如《復》這本書也是為了這些「不願走和不能走」的人所寫,[14] 作者深明白香港人的恐懼,和中港雙方都受到傷害。而《復》這書中的神學就是從這處境產生。

3. 復和神學的傳統神學根源

楊牧谷的復和神學奠基於傳統神學,不單只是故紙堆中做學問,更著意歸找能夠對應當代情況以處境化的材料使用。以下重點簡述楊的選材:

系統神學方面楊牧谷選取由古到今有關復和神學,以愛任紐(Irenaeus)的「同歸於一論」及麥西馬斯(Maximus the Confessor)「宇宙復和論」為核心。對愛任紐而言,基督的工作就是「同歸於一」。罪對與愛任紐而言就是割裂,因為人的犯罪使人和世界都受著離開上帝的痛苦。透過道成肉身,基督把有罪的人歸到自己並提供人性新的基礎,最後能使人能和上帝復和。這包括「重建」:因著基督順服並克服試探和苦難,從而重建人和上帝的關係;「復和」:正是基督成為人並對抗了罪,化解了人向罪的投降;「重做」:基督重走了一次亞當失敗的地方使救恩得勝。結果,上帝對人義的要求都在基督的工作完成。[15] 後來,東方教會的麥西馬斯深化愛任紐的觀點並提出因著基督的救贖人能夠走出罪性而「入神」 ,透過人與上帝的契合而達至真自由。楊認為「同歸於一論」可以成為救贖論在地落實的基礎,一方面肯定世界而不抽離,另一方面否定當中的邪惡。人可擁抱自由而又能確保教會合一,又能反對教會抽身於社會政治的立場。[16]

聖經神學方面,楊牧谷選取了哀歌傳統。哀歌產生於秩序崩潰而原有的世界觀和信仰不能解釋和承載,楊認為哀歌就出現是活下去尋找出路的勇氣。哀歌重視生活經驗的實在,既不美化也不因信仰否定生活(或相反),就是因為現實的黑暗而保持對上帝的對話甚至質問。[17] 種類上,哀歌既可以為個人,也可以是群體和為著群體而發的。楊更看重為群體的哀歌傳統運用於當代的濳力,教會能承載中港人民的苦難,也成為兩者的牧者和中保而邁向復和。[18]

簡單而言,復和神學故然是《復》一書的核心,其處境化的方式就是聖經中的哀歌傳統。香港的處境產生復和的需求,而哀歌就是神學化這種需求的方法。讓人先因舉哀而聚在一起,才能走上復和之路。

4. 神學處境化及改變

教會要產生改變就必需神學化處境,讓神學能夠回應社會。以下是楊認為教會應因著處境而做的改革:

首先,楊牧谷認為中港要復和之前香港人需要放棄過客心態。這種心態根源於自中共建政後遷到香港的人都以香港為中轉站而非安身立命之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再勾起了這些傷害。繼而應用哀歌傳統於香港,探討教會和基督徒如何作哀歌式的「中保」。以耶利米為例,中保的角色包括一同受苦,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仍保持對他們的導正。可是楊認為當代香港教會仍未準備好,需要更新自己接受這挑戰。[19]

楊牧谷指出香港教會以至於新教的人類學產生個人主義,教會聚集卻未能產生群體,而著重內化屬靈。哀歌傳統能透過一同舉哀而建立憂戚與共群體,並一種對話式的信仰,如此才能承載未知的未來而向上帝的恩典開倘。[20] 面對社會,楊認為教會可以作兩方面承擔:

  • 對付恐懼:楊認為教會應該放棄過去對社會問題修補的態度,而協助人民直面受傷的經驗。[21] 教會不需要先有一套公式答案向人銷售,而是與受苦的群眾一同經歷和尋找出路。楊建議教會聚會應可讓人先正視自己經驗和所受的傷害,正視問題的本身已經有治療作用;繼而讓留下的人還有有正面地面對可能性。[22]
  • 重建意義:楊指出苦難奪去實存意義,失去意義的受苦令人難以接受。尤其紙醉金迷的香港社會意義本來已經十分空洞,物質並不能滿足對意義的需求。意義給人標竿和進步的目標,是自我實現重要部份。這種最求若能放在群體之中便發揮推動社會改革的力量。[23] 楊建議教會聚會應可讓人肯定生存是有意義,並讓教會和社會這目標之下一同實踐改變。[24]

最後,楊牧谷強調小組聚會的建議重點在交流,且很難一步到位,但至少讓人明白可以有另一個角度去理解自己的經驗,讓上帝介入當中。甚至可以作邀請不同立場對談,長遠便能達到復和之效。[25]

(後記:筆者曾在網上看過一篇幾年前的論文,也是用處境神學分析復和神學和嘗試建構本土神學的論文。可是筆者卻沒有發現當中明確指出需要神學回應的本地處境和轉化處境的神學基礎。誠然,本土神學可以作為處境神學,但筆者認為沒有清楚建構神學化處境和處境化神學兩條支柱,便容易走回純理論分析或欠缺神學基礎而實踐的兩個極端。畢竟,19 年後本土議題不是煙消雲散便是轉化成其他議題,可見所謂本土神學的基礎並不堅實,甚至淪為幫派意識型態。一直到 19 年前受苦流散的經歷再次成為教會的一部份,楊牧谷以處境神學的復和神學的議題才有條件再次放上香港教會的日程。至於三十年後發展如何,留待下回分解。)

[1] 下文「教會」 一詞若非明示皆指香港的基督新教教會。

[2] Pears, A..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11.

[3] Pears,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11-12.

[4] Pears,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12-17.

[5] Pears,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12-17, also see 21-22.

[6] Pears,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17-19.

[7]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香港:明風出版,2010)。391-395。

[8]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香港:宣道出版社,2014)。102。

[9]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102-106。

[10]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115-120。

[11]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香港:印象文字,2018)。143。

[12]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143 -144。

[13]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395-402。

[14]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32。

[15]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220-225。

[16]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263-268。

[17]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416-420。

[18]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433,另看451-453。

[19]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487-497。

[20]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00-506。

[21]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16-519。

[22]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25-526。

[23]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19-525。

[24]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25-526。

[25]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52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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