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赐我以丰盈的人们（一）

做老师之后，接触到很多大孩子，做儿童戏剧期间，接触到很多小孩子。我们相处的很好，像朋友、像家人，我不板着脸孔说话，他们也不唯唯诺诺对我。无论年龄，我们以人与人的方式相处，非常简单，非常快乐，也因而有机会相互学习。看着年轻甚至稚气的脸，常常想起我的来时路，想到我的老师们。

我小的时候，父母被下放到农村一个小医院工作，我也跟着在乡下生活过很多年，所受的教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当时还是农村公社时代，村办小学的老师大都是那些身体有残疾，无法从事劳动的人，于是英语老师把ABCD和啊喔哦混在一起教，语文老师则把残酷读成残告。极度匮乏的年代，父母对子女并没有太高要求，健康活着，平安长大就好，我父母也是。送子女读书只是因为惯性，或者只为了有个地方，能把孩子圈起来，父母可以安心上班。因此，那时学习成绩从来就不是衡量标准，我也稳定保持在门门功课不拿零蛋的水平。

小学阶段遇到过很多老师，但现在依旧能记起的只有一个。那是一位男老师，是个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需要用手拄着腿走路，练就了巨大的掌力，经常罚我们在院子里的乒乓球台上补作业，有时还会打屁股。想必我也挨过，否则不会对他和他的掌力印象那么深刻。

十一岁，父母调动工作去一个工厂做厂医，我被转到附近的村中学读了初中。刚上初一时，我只有11岁，是班里最小的一个，现在完全记不清有没有做过作业，只记得连续蹲班两次，上了三年初一，两年初三，总共经读了六年初中。

果真是年长一点容易记事，初中老师记住了四五个，三个是师范生，两个民办教师出身的老教师。最老的一个是我的校长，姓马，永远笑眯眯的，但他也是那么笑眯眯的告诉我，你就不用学了，就你这脑子，就是个种田、和泥的料。第二老的是我的英语老师，喜欢写那种很华丽的英语字母，唯一一个始终在努力将方言说成普通话的老师，依稀记得大家说他教的不错，但我真没学会多少，初中毕业时英语成绩为15分。

师范毕业的学生，在那个学校算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多少都有点怀才不遇或者大材小用的感觉，上课时也毫不掩饰地讲这种情绪传递给我们。政治老师是其中最坦诚的一个。他那时非常年轻，我上初二是刚刚毕业分配，小个子，很瘦，一张小脸尖尖的，像一把锥子。他似乎从没笑过，或者正常的笑过，他讲政治时一侧嘴角会斜向下方，然后文雅的说，你们很愚蠢，读书简直是浪费时间。

教历史、地理和生物的是同一个老师，也是师范毕业。男的，很高，有点勾背，走路的时候脚撇着，像走在田埂上。喜欢放学时在教室门口擦那辆已经擦的锃亮的新自行车，无论多冷都把袖管卷得高高的，不是夸张的抖一抖，好向我们炫耀他新买的手表。跟着他反复学了六年，三门课几乎一句没记住，因为一直在读小说，一本接着一本，他训我，我就和他吵架，然后，他就让我滚出去。第一次滚出去，我带着屈辱的眼泪，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麻木了，脸皮也厚了，逐渐发现了在门口罚站的好，虽然有点冷，但没人搭理，也没人打扰，我可以抱着小说一口气看几个小时，可以读得飞快。

化学老师是位女老师，高三时兼教我们的生理卫生。已经不记得她的名字，但容貌乃至神态却非常清晰，她高大美丽，总是冷冷的，话很少，声音不大，会一边讲着课，一边径直向后排，突然脚步声停止，一推某个人的背，说，“你，上去做题。”她是极少数从不打骂学生的老师之一，但毫无缘由地怕她，或说敬畏，像我这样数学成绩位于5-15分之间的学生，初中毕业时的化学成绩是98分。父亲去世那年，回故乡送别，途径一个公园，偶然遇到了她。时隔几十年光影，我也已是中年人，她竟然变化不大，依旧冷冷的，不苟言笑。急忙上前问候，但她根本不认识也不记得我了。很想给她鞠个躬，没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