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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维吾尔人真糟糕“:中国新疆的饭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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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翻译已获原作者授权。原文来自作者 Darren Byler 的个人网站 Art of Lif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此外也刊登于2020年6月3日的 SupChina

原文标题:'Uyghurs are so bad': Chinese dinner table politics in Xinjiang

原文作者:Darren Byler

*为保护人物身份,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对于回南疆老家,陆茵(音)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就是她可以吃到维吾尔族的食物。她的家庭隶属于一个由汉族拥有的国营农场、工厂、矿山和油田所组成的体系,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种族隔离的系统,但尽管如此,他们距离一个维吾尔人居住的绿洲城市比较近,这意味着她一直把维吾尔族的食物当作是家乡的味道。

但她上次回去的时候,她家乡附近的维吾尔餐馆看上去全都关门了。她的叔叔并未就此罢休,他是个兵团干部,说要安排她到他认识的一户维吾尔族人家里去吃一顿家常菜。

当他们抵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是一间陶瓦屋顶的泥砖小房子。屋中间两个小房间之间有一个院子,院子后面是一个更大的房间,里面铺着毛毯的炕边上有一个烧煤的炉子。和维吾尔族村落的大多数人家一样,屋内没有自来水。陆茵走进客厅时,发现电视开着,天花板上垂下一个灯泡。

一对维吾尔族中年夫妇用口音很重的汉语热情地招呼他们。饭菜在一张摆在炕上的矮桌上冒着热气。以屋主作为乡下农民的经济条件来说,这顿饭一定花了不少钱。陆茵告诉我,“他们给我们端上来的是上好的羊肉抓饭,羊腿肉做的那种”。她和其他三位汉族客人脱鞋上了炕。

当他们开始吃饭的时候,维吾尔族主人突然就谈起了“再教育”中心的事情。“他们说在那种地方,看守会说:’你们每天的面包是谁给的?’要回答:‘习近平!’如果你不这么回答,那你就没有饭吃 !”

突然的话题转变和夫妻俩说这些话的平常语气让陆茵感到震惊。更让她震惊的是,她的亲戚和他们的汉族同事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反驳这些话。他们没有试图去为拘禁营的暴力开脱。没有人针对就业培训或免费教育展开讨论。陆茵说:"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说的提出质疑,这个维吾尔族家庭就这样非常稀松平常地讲起这些拘禁营的暴力。”

事实上,她的亲戚在回应这种对拘禁营的讨论时,说的都是有关“社会稳定”、打倒“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的这类陈词滥调。

陆茵感到错愕。她说:"大家都在念口号。" 她观察着当时的情景、听他们说的内容,她发现这些口号并不止在口头上存在。"屋子里面到处都贴着口号,"她说。她的亲戚、维吾尔族屋主、他们的家、他们的村子,都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再教育“之中。

“维吾尔人说话时,没有人打断他们,也没有人反驳他们说的话。当谈话之间出现空隙时,大家都附和说:'维吾尔人真糟糕!'。那对维吾尔夫妇也回应说:'是的,维吾尔人太糟糕了'"。

当他们驱车离开维吾尔人的家时,陆茵的阿姨开始重复吃饭时说过的一些内容。"她翻来覆去地说,'维吾尔人真糟糕。维吾尔人太糟糕了。伊斯兰教很糟糕。回族人也很糟糕'。" 车里的其他人也加入进来,附和了同样的话。

陆茵问阿姨,她们和招待她们的这家人是什么关系。阿姨告诉她,这家人是“分配”给她们的。

“有时候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会给他们送大米”,她说。这对维吾尔族夫妻是他们的 "弟弟妹妹"。和其他一百多万(大多数是汉族的)公务员一样,他们被派去监视和改造一个突厥语系穆斯林家庭。陆茵刚刚目睹了这一切。更大层面上,她也见证了汉人在对待维吾尔族和其他新疆本土穆斯林的态度上的转变。


新疆的汉族人口可以被粗略地划分为两个群体: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来的“老新疆”,和90年代以后来的人。第一批人主要作为政府兵团屯垦计划的一部分被派到新疆。第二批人主要是经济移民,他们来是为了开发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工业,以及相应的管道、公路和铁路,以将这些自然资源与中国市场连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新的基础设施使得兵团变成了一个以工业化农业生产为中心的营利性企业。但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却成了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以此为生的服务经济。在全疆各地,汉族富商开发的新住房项目替换掉了城市里的维吾尔居民区。大部分经济形式都把维吾尔人排除在外,即使在维吾尔族人口占多数的地方,他们也被逐至边缘。许多人成为佃农和低薪的维修工人。他们被推入经济适用房。城市分区管理条例和通行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回想起这个驱逐的过程,陆茵说,过去,她的亲戚经常表达对维吾尔人的同情,因为他们能看到维吾尔人被迫迁出家园、找不到工作。她记得2012年的时候,她的阿姨看到一个维吾尔族妇女在扫大街,那妇人穿着一身橙色的衣服,戴着口罩以抵御灰尘与干脏活的耻感。她的阿姨曾说,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维吾尔人,除了卖烤肉串和扫大街以外,也找不到什么工作,这太可惜了。


“七五刚过那时候,我们汉族和维吾尔族真的都很害怕彼此。现在不再是那样了,但我们只是各过各的生活。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情。”

像陆茵一家这样的 "老新疆 "对维吾尔人的同情心,在2009年7月5日发生的暴力事件中受到了深刻的考验。正如2014年一位叫王健的兵团家庭出身的汉族艺术家对我说的那样,“七五刚过那时候,我们汉族和维吾尔族真的都很害怕彼此。现在不再是那样了,但我们只是各过各的生活。彼此之间很少有交情。”他说虽然他住在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但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很少与其他维吾尔人交谈,除了那些他在2009年之前就认识的维吾尔人,但即使是那些交谈的内容,与他们过往的情谊相比起来,也变得更加流于表面了。他觉得“新疆人”的含义正在发生变化。

在中国,因为国家以种种方式管控公共话语,大多数政治讨论都是在饭桌上进行的。新疆的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在新疆,政治气氛的浓厚意味着人们在公共平台上一旦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有被拘留的可能。在维吾尔人和“老新疆”开始各过各的生活之后,饭桌上逐渐就再也没有同病相怜的时刻了。这并不意味着汉族人不再议论维吾尔人,他们只是不再与维吾尔人交谈。饭桌政治开始了转变。


在乌鲁木齐生活的那些年里,我和一群 "老新疆 "汉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走得很近。他们经常在一个叫陈晔的艺术家的家中聚会。陈晔是个出色的厨师。他由于曾在佛教寺院住过一段时间,而且相信非暴力,所以热衷于素食。他住在一间没有电梯的简易水泥楼房里,公寓的地上铺着斑驳的白色和绿色瓷砖。他家整墙的书架上堆满了北岛和西川的诗歌,还有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作品的中译本。在一个小桌上,在贴着标签的醋瓶上方,他放着几个维吾尔族的馕。在维吾尔人的传统里,面包是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剩下的馕被掰成小块,准备喂鸟。

陈晔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小团体里的其他人都抽烟喝酒,随着饭局的进行,房间通常开始变得烟雾缭绕起来。陈晔有一套精致的茶具,受到大家的一致喜爱。当我们一杯接一杯喝着小杯普洱茶时,聊天话题往往围绕着艺术和哲学展开,但难免也会聊到政治。有时他们讨论香港或者讨论没完没了的伊拉克战争,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讨论的是“维吾尔问题”。

通常,当这群知识分子当中有人开始说起当他作为某些场合中唯一的汉族人有多么害怕,或者抱怨维吾尔人如何不肯学习普通话时,陈晔会先保持沉默。但最终,他还是会在谈话的流程中制造出一个小小的漩涡,提醒大家从维吾尔族的角度想一下自己所说的话。

有一次,在一次类似的抱怨发泄之后,陈晔对在座的十几位客人说:"维吾尔族是一个美好的民族。他们又慷慨又善良。他们彼此关爱。" 那个先前抱怨的客人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不照顾好他们的穷人呢?伊斯兰教不是这样教的吗?" 但陈晔没有被岔开话题。他跟大家举例,说这些年里维吾尔人如何邀请他去他们的家里,维吾尔人告诉他,如果他不留下一起吃饭,他们就会生气。他说:“他们告诉我,‘如果我们不一起吃饭,我们就没法成为朋友’。”


"伊斯兰教没有错,问题是有些人利用伊斯兰教来增加自己的权力。"

很多时候,陈晔和他的“老新疆”汉族朋友们确实尝试着去理解维吾尔人。比如,艺术家王健说,很多维吾尔人向土耳其寻求灵感,就像大多数汉族艺术家向美国寻求文化灵感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说:“这跟民族分裂主义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饭局上的很多客人认为,持续地谴责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这“三股势力”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回避对整个新疆普遍存在的真正不平等问题的批评。王健说:"(政府)说的东西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几乎都是为了‘保护面子’。他们只是在自保。"

然而,虽然陈晔和他的朋友们每次都以这些方式来思考,但它往往行不通。小团体中的一位知识分子在一个小区巡逻队做安全员。当别人说出与党的官方话语相悖的话时,可以明显看出他并不自在。他对伊斯兰教有非常激烈的意见。在好几个晚上,他一再地说他“就是没法理解穆斯林”。他说:“其它任何群体的人都会乐于与别人讨论他们之间的分歧;许多群体实际上都愿意帮助与他们自己不同的人。但穆斯林似乎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伊斯兰教到底怎么回事?”

对此,陈晔说:“这不是伊斯兰教的问题,问题是有些人利用伊斯兰教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当然,政府让它变得更糟了,政府纵容歧视导致维吾尔人变得更穷、更感到无力。这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些维吾尔人还没有形成一种认知,他们还没有看到接受差异的价值。”

在许多这样的饭局上,客人们会问我对新疆政治有什么看法。我经常从将其与美国的种族和殖民历史作比较的角度来回答。我谈到了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如何导致了各种形式的排斥和不平等,以及美国原住民的大量死亡和被剥夺土地财产。在其中一次讨论中,王健打断了我。“可是你们的总统都是黑人了,美国怎么会还有种族主义?”这引发了关于法律制度如何保护富人、就业歧视如何被制度化且难以改革的讨论。我说:“到头来,如果美国人不同意政府的政策或者警察的作为,我们可以公开谈论它。我们会上街抗议,争取改革。”

王健笑了笑。"是啊,我们这里只有在家里私下场合才能说话。在这儿,我们就像是已经生活在某种监狱里。"


在过去的五年里,自我最后一次参加这类饭局以后,维吾尔族和汉族社会的隔离现象严重加剧,而且隔离的方式也被改变了。人们可以在饭桌上自由谈论政治的家庭安全空间也因此缩减。再教育运动的日常政治已经侵入到每个家庭中。2017 年,我在新疆的几百个联系人把所有外国人都从他们的微信好友列表中删除了,自此之后我就与陈晔和他的朋友们断了联系。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聚在一起喝茶、聊政治。一个很清楚的事实是,100 多万公务员,包括曾很多次和我一起围坐在那张饭桌边的一些人,都被迫“自愿”去突厥语系穆斯林家庭里当“哥哥姐姐”。这意味着,他们被迫围坐在惊恐不安的穆斯林的餐桌旁,强加给他们一个政治议程,与那些很快就被人们贴上墙的标语相呼应。

这种政治斗争工作大幅限制了原本已经有限的批评国家政策的空间。正如《纽约时报》所显示的那样,2017年,国家当局“对新疆党员在‘反分裂斗争‘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了逾1.2万起调查,据官方统计,是上一年的20多倍”。2017年,国家当局开始面向中国其他地区大规模招募兵团人员。就业不理想的汉族大学毕业生被许以高薪、住房、官位和福利,以换取他们作为“忠诚的稳定器”的工作。


他们告诉她,维吾尔人比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中的非裔美国人还要“糟糕”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拘禁营和 "再教育 "工作会有必要。

在回家乡时,陆茵观察到了这场新运动的效应。到了2018年,她的亲戚们对就业困难的维吾尔人的同情已经消失了。她在家的那几周时间里,她觉得“他们仿佛试图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找理由”。她听到他们说,政府别无选择,不得不干预,因为“维吾尔人太糟糕了”。他们告诉她,维吾尔人比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中的非裔美国人还要“糟糕”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拘禁营和 "再教育 "工作会有必要。

总体来说,陆茵的亲戚们最大的不满不是维吾尔人受到体制的伤害,而是再教育运动阻碍了经济增长。许多人因此离开了新疆,除了安保产业以外,工作岗位很少,房产的价值也在下降。这种方面的不满与莎车县被降职的领导人王勇智所表达的担忧类似,王勇智因为批准将一些人从拘禁营中释放,而受到党组织的公开批评。虽然一些兵团的新员工可能受益于再教育系统给他们提供的新工作,但对大多数“老新疆”来说,再教育系统又给他们增添了一重道德压力和经济压力。

再教育系统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了新的摩擦来源和新的义务。与其他被再教育系统的安检所带来的不便影响到的汉族人一样,陆茵的亲属也对检查站颇有微词。比如,在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坐公交车进城,都要等待维吾尔人经受检查。不过几个月后,“情况就好些了”,因为公交车开始直接把维吾尔人留在检查站,而车继续往城里开。

再教育工程的平庸性一点一滴地影响着陆茵的亲戚们。这使得他们对维吾尔人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由于再教育系统作为一种例外状态存在于法治之外,维吾尔人能受到怎样的保护,完全取决于执行者的善意。这就是为什么陆茵深感不安,因为她在她的亲戚身上看到种族偏见的形态转向恶性。她的父亲告诉她,等到所有的维吾尔人都接受完了再教育,经济会腾飞。向前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支持再教育工作。

“最让我震惊的是(我的亲戚们)变得如此公开的种族主义,”她告诉我。“大约四分之三的时间里,他们聊天的话题都是在诋毁维吾尔人。”陆茵继续说,这一点特别令人惊恐,因为“我2016年回去时,这些(漫不经心的种族主义言行)每天只出现两三次。现在每天人们都提起它二三十次。”每当聊天中出现间隙,她的亲戚和邻居们就会感叹:“维吾尔人真糟糕!“然后他们开始谈论维吾尔人如何落后、如何忘恩负义、如何暴力。

如今新疆的饭桌政治都离不开再教育运动的语言和价值观。回想起与维吾尔族“亲戚”吃饭时他们说的那些话,陆茵猜测,维吾尔族屋主“想跟那些‘别的维吾尔人’保持距离。他们想向我们展示,他们很明白如果他们不能证明自己‘值得信赖’,就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她觉得维吾尔人似乎很清楚,他们在饭桌上的角色是对汉族来访者提出的共识表示附和。他们不得不假装拘禁营是正当的,假装他们也害怕“坏穆斯林”。

2019年的春天,陆茵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说起“老新疆”汉人身上发生的事。她说她觉得自己也许能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她说,她的大部分朋友都不了解发生的事情,所以她无人可倾诉。回到美国后,陆茵积极参加捍卫移民权益的斗争。她有许多黑人和棕色皮肤的朋友,这些朋友们和她一样经历了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这些歧视来自于一个保护美国白人权利和财产的制度体系。正是因此,当她看到在警察国家的支持下,她的亲戚们对伊斯兰的仇视和种族偏见愈演愈烈时,她深感困扰。当她第一次听说再教育营的时候,像很多海外中国人一样,她以为受再教育营影响人数的估计值很可能被外媒夸大了。但她后来意识到,事情甚至比媒体所报道的还要糟糕得多。


自从她上次回家以来,她的亲戚们不再与她谈论政治局势了。他们只是泛泛地与她交谈。这使得她对局势更加忧心。“走亲戚”时的饭桌对话在她脑海中回响。有时让她在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一想起这两张饭桌,一张坐着陆茵的“亲戚”们,另一张坐着陈晔的汉族知识分子朋友们,我就会想到几百年来,北美的黑人和棕色皮肤的人为争取坐在客厅饭桌旁的权利而付出的斗争。奴隶和仆人往往无权坐在他们的奴隶主和雇主的客厅桌边。他们被贬到了后台——厨房。就像很有可能正摆在陈晔的书架上的兰斯顿·休斯( Langston Hughes )的诗歌中描绘的场景那样,他们是“客人来了/他们让我到厨房去吃”的人,就像伊尔玛·麦克劳林(Irma McClaurin)写的那样,他们"等着被唤去,被吩咐讲他们的‘佐证’意见"。

在过去,即使维吾尔人很少被允许坐上他们的自治区的实权位置,他们起码被允许自己决定谁能坐在他们自家的饭桌上。现在,连他们自己的饭桌都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必须按照要求,用念口号代替说话。陈晔的饭桌很有可能也不复以往。他的一些饭局客人已经成为突厥裔穆斯林的“亲戚“,现在他们也会被唤去发表仇视伊斯兰的观点。我的维吾尔族联系人提醒我说,也有一些汉族朋友和邻居会想办法通过一些微小的途径帮助他们:让他们借用自己的手机把近况消息传递给在国外的亲戚,或者给被拘禁的维吾尔人做担保。然而总体来说,再教育的饭桌还是无处不在、谁都没法真正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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