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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让我监视Ta”，该做告密者吗？｜蓝方专栏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注：本文首发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46期。

在C计划的交流群里，一位妈妈发来一张让她非常困扰的图片。

这是孩子班里一位小干部做的课堂记录。学生用的笔记纸上，稚嫩的字体端端正正地记录着：xxx上课接老师的话，xx和xx说话2次，xxx老回头，xx上课吃东西……老师将这份记录发到班级群，要求被记录的同学的家长“教育一下”。

为了方便课堂管理，鼓励孩子们相互揭发，甚至直接任命培养“小间谍”。这张记录纸让交流群里家长们忧心忡忡。一位家长向大家求教：怎样才能把这个道理给孩子讲明白，让她/他知道不应该去告状、检举揭发同学呢？她一直教育孩子不要做告密者，但孩子告诉她，如果没有人向老师揭发，老师最后会“连坐”惩罚全班同学。

关于要不要做“告密者”，孩子们在校园生活中遇到的案例有时甚至比家长们想象到的还要棘手。另一位爸爸分享了孩子最近遭遇的一个难题。考试时他发现自己的同桌作弊，最后成绩出来，同桌考了98分，他自己考了96分。老师让考试95分以上的同学起立，接受同学们的掌声鼓励，这位同桌毫不脸红地站了起来。孩子愤愤不平，但却不知道到底应否向老师告状。

群里还有位老师讲到了校园欺凌。她班里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总是重复着说“我要离开这里”，但她怎么询问也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直到一个孩子“打小报告”，告诉她班里有另一个男生总是悄悄打他。面对霸凌与不公，如果学生们保持默契的沉默，成年人又该如何发现和解决问题？

要鼓励告密、或者为告密行为辩护，一个非常基本的道德基础，即是被举报行为本身是需要被惩戒的。无论是在班级还是在社会中，一系列的规范，应该站在公义的角度禁止、惩罚这些过错行为。告密举报，则是对规则的配合。

当家长和孩子一起去思考该不该告密时，首先面临的挑战，便是判断这些规则的正当性。在校园里，我们不难见到一些严苛的行为规范：上课必须保持绝对安静、不得有小动作、发型着装必须一致、必须时刻佩戴红领巾，甚至还有老师会要求学生午休时头都朝向右侧……这些规范是否必要、合理，本身就值得讨论。同时，对所谓失范行为的惩戒方式也需要审视。因为忘带一次作业而被惩罚跑操场，因为上课说小话而被惩罚一整节课面壁思过……这些典型的过度惩戒，在校园里绝不罕见。

当这些行为规则本身就不正当、合理，配合其执行的“告密”行为，自然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将儿童的品德发展分成不同阶段。5～8岁被称作“他律期”，这个阶段的孩子会倾向于简单服从外部规则，接受权威指定的规范，机械按照老师的指令判断是非；而要到10～12岁，他们才会成长到“公正道德阶段”，不再依据僵化的规则，而有能力去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正、公平。这一成长过程，需要孩子自主的探究与思考，也需要成人的帮助与引导，让他们逐步意识到权威不是必然正确，规则不是一成不变。成人需要和孩子在具体的场景中，不断去探讨权利的边界、惩戒的比例。如果缺失这样的教育，最终看到的，将是两种遗憾的结果：

其一，是延续“他律期”的简单思维，无条件服从权威。拒绝自主、独立的思考，拒绝承担独立的道德责任。在他们成年进入社会后，不去判断某些规则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正当与否，反而将自己卑劣的告密视为正义；

其二，则是明知规则不正当，却通过举报损人利己。在校园中，一些孩子会将“举报”当作是讨好老师的重要手段，甚至以举报威胁自己不喜欢的人；而在网络时代，此种“告密”甚至成为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的固定套路：需要攻击某人时，在他/她的网络历史中总能打捞出某些“不轨言论”，只要向当局网管举报，即可消弭反对者的声音。

即便某个举报行为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告密的问题上，我们往往还面临另一层价值的衡平：当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确实做了某件应被惩戒的错事——我是否应该举报他/她？

所谓“大义灭亲”，并不是容易做出的抉择。在每一个具体场景中，当事人都需要衡量，“亲”与“义”孰轻孰重。要求每个人都为了“大义”而牺牲自我、牺牲亲情、爱情，如此严苛的道德规范，反倒可能摧毁社会网络的根基。

制度需要为人性留出空间。中国古代有亲亲得相守匿的原则。容忍亲属之间的包庇，而不追究包庇者的责任。但法律制度也需要划定每个公民道义责任的底线——即便牺牲情谊，也应维护的基本“公义”。在古代立法者眼中，此条底线是“谋反、大逆”等重罪。

中国现行《刑法》否定了这一原则，将“有罪必惩”作为司法优先目标，规定知情者都有作证义务。但时至今日，这样的规定也还是学术和实务界激烈争论的问题。

回到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显然也需要更明确的思考和指引——作为班级的一员，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需要承担的最底线的道义责任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甚至是牺牲友情、同窗之谊，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指责、发声。面对某些人对弱小的欺凌，面临投机者对基本公平规则的破坏——孩子们的正义感应该得到明确的鼓励和赞颂。除此之外，成年人不应再给孩子们苛以揭发的义务，将他们陷入两难的选择困境。例如将举报变成某些孩子的责任，用额外的奖励鼓励学生相互揭发，对拒绝这样做的孩子予以惩罚、连坐。仅仅为了一些并不必要、合理的纪律规则，而毁掉孩子们之间友好亲密的情谊，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可怕记忆。

在告密的问题上，一位我尊重的师长曾写过一篇流传广泛的文章，标题即是：绝不培养告密者。可是我想，好的教育，恐怕不仅仅是“不培养告密者”。我们更应该培养的，是有着道德自省、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有坚定的正义感，面对是非对错能在情理间审慎斟酌，拒绝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狭隘私利，愿意为不公义、为弱者勇敢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