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记住那些没有墓碑的生命？

从武汉封城到现在，满打满算已经二十多天了。断断续续，囫囵吞枣的，我终于把加缪的《鼠疫》读完了。

在书中，拥有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奥兰，人们真正开始关注瘟疫对自己带来的影响，是通过每周定期发布，而又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果然，第五个星期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个星期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数字增长颇有说服力，但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大不了也是暂时现象。

在奥兰城居民的眼中，鼠疫是一个不速之客，来了总有一天是要走的。即便在封城以后，奥兰人还认为不该把鼠疫视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没能忘掉鼠疫之前的生活。

奥兰人在疫情期间，喜欢看报纸。每天早晨六点，在所有商店开门前的一个小时，所有报纸就开始卖给了商店前面排队购物的人们。

与之相对的，据说现在的武汉人，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微信里面的「方方日记」，却没人打听报纸和电视说了些什么。这其实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毕竟在经历了一个月的魔幻生活后，所谓公信力这个东西，早就在病毒面前输了好几个回合了。

之所以输，其实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前几天，武汉的媒体报道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肖贤友的故事，他在病危时，写下了简单的遗言：

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

可惜，当地媒体却选择性只看到了前面七个字，忽略了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对至亲的眷恋和不舍。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在革命史观下形成的叙事风格，注重家国情怀，喜欢宏大叙事。

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哪有这么多家国情怀呢？大多数普通人的选择，往往都是发自最简单的愿望。但就是无数个简单的愿望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形成推动进步的力量。就像《鼠疫》里的记者朗贝尔说的那样：

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这样看来，武汉媒体这位记者的认知，与朗贝尔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只看到了整体，却忽略了个体，更别提那些视野所不及之处的悲剧和惨状。

要注意这样的细节，其实不难。每天我都会在新闻的评论中选择一两个身处武汉或者湖北的用户，点进去看看他们的微博。这是一种窥私，但也是一种记录。

贝哟妮塔在某个微博评论说：

我爸爸也是，我们还是在武汉，床位爆满，所有医院都不收，只有少数几个医院可以打针治疗，我跪在地上求他们，都没有用，最后呼吸衰竭而死，非常痛苦

青空蓝lina说：

我早已不关心政府的乱七八糟通告，我只关心每天吃什么，什么时候该买蔬菜了，什么时候能买到肉，能抢到什么水果，价钱什么时候能稍微便宜点？家里近期会缺哪些生活用品。

agrov说：

大商超不对个人……蔬菜套餐里面土豆和不吃的葱姜蒜椒一堆……厕纸搭配套餐200……绝望……

这些都是我随机找到的评论和微博，他们都是身处武汉的人，还健康着，活着的普通人。可是，那些已经因为呼吸衰竭离开人世间的人，永远没有机会讲述他的遭遇和观感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加缪在《鼠疫》里，借塔鲁和里厄的口，说出了他对灾难的看法：

塔鲁认为「鼠疫总要留下痕迹，至少留在人心里」，里厄觉得「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义务来记住那些没有墓碑的生命的细节。

之所以要记住，是因为这场浩劫已经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在不久的未来，它便会成为历史，才能帮助我们抵抗遗忘。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性地无视，但是正如加缪说的：

明显的事实自有巨大的威力，最终总要涤荡一切。

原文写于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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