墻裏的人

進擊的巨人,艾爾迪亞帝國人

谁来记住那些没有墓碑的生命?

从武汉封城到现在,满打满算已经二十多天了。断断续续,囫囵吞枣的,我终于把加缪的《鼠疫》读完了。

在书中,拥有二十万人口的城市奥兰,人们真正开始关注瘟疫对自己带来的影响,是通过每周定期发布,而又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

果然,第五个星期死亡三百二十一人,第六个星期又升至三百四十五人。至少数字增长颇有说服力,但是增长的幅度还不够大,我们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绪当中,仍保持原来的印象,觉得这无疑是个严重事件,但大不了也是暂时现象。

在奥兰城居民的眼中,鼠疫是一个不速之客,来了总有一天是要走的。即便在封城以后,奥兰人还认为不该把鼠疫视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没能忘掉鼠疫之前的生活。

奥兰人在疫情期间,喜欢看报纸。每天早晨六点,在所有商店开门前的一个小时,所有报纸就开始卖给了商店前面排队购物的人们。

与之相对的,据说现在的武汉人,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微信里面的「方方日记」,却没人打听报纸和电视说了些什么。这其实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毕竟在经历了一个月的魔幻生活后,所谓公信力这个东西,早就在病毒面前输了好几个回合了。

之所以输,其实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

前几天,武汉的媒体报道了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肖贤友的故事,他在病危时,写下了简单的遗言:

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

可惜,当地媒体却选择性只看到了前面七个字,忽略了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对至亲的眷恋和不舍。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在革命史观下形成的叙事风格,注重家国情怀,喜欢宏大叙事。

可是我想说的是,有时候哪有这么多家国情怀呢?大多数普通人的选择,往往都是发自最简单的愿望。但就是无数个简单的愿望汇集在一起,才能够形成推动进步的力量。就像《鼠疫》里的记者朗贝尔说的那样:

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幸福构成的。

这样看来,武汉媒体这位记者的认知,与朗贝尔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只看到了整体,却忽略了个体,更别提那些视野所不及之处的悲剧和惨状。

要注意这样的细节,其实不难。每天我都会在新闻的评论中选择一两个身处武汉或者湖北的用户,点进去看看他们的微博。这是一种窥私,但也是一种记录。

贝哟妮塔在某个微博评论说:

我爸爸也是,我们还是在武汉,床位爆满,所有医院都不收,只有少数几个医院可以打针治疗,我跪在地上求他们,都没有用,最后呼吸衰竭而死,非常痛苦


青空蓝lina说:

我早已不关心政府的乱七八糟通告,我只关心每天吃什么,什么时候该买蔬菜了,什么时候能买到肉,能抢到什么水果,价钱什么时候能稍微便宜点?家里近期会缺哪些生活用品。

agrov说:

大商超不对个人……蔬菜套餐里面土豆和不吃的葱姜蒜椒一堆……厕纸搭配套餐200……绝望……

这些都是我随机找到的评论和微博,他们都是身处武汉的人,还健康着,活着的普通人。可是,那些已经因为呼吸衰竭离开人世间的人,永远没有机会讲述他的遭遇和观感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加缪在《鼠疫》里,借塔鲁和里厄的口,说出了他对灾难的看法:

塔鲁认为「鼠疫总要留下痕迹,至少留在人心里」,里厄觉得「在同鼠疫博弈,同生活博弈中,人所能赢的,无非是见识和记忆」。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义务来记住那些没有墓碑的生命的细节。

之所以要记住,是因为这场浩劫已经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在不久的未来,它便会成为历史,才能帮助我们抵抗遗忘。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性地无视,但是正如加缪说的:

明显的事实自有巨大的威力,最终总要涤荡一切。

原文写于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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