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反中运动吗？或者，什么样的反中运动是可接受的？

对于大陆居民以及很多左派人士来说，对香港当前这场运动最大的排斥，主要因为这场运动被定性为一场反中运动。许多批评文章都认为运动起始于中港两地实力对比变化而出现的焦虑情绪，此种焦虑情绪结合现实中年轻人恶劣的经济处境，而形成了这场民族主义式的反（送）中运动。

我也不认同反中的社会运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反中运动以民族国家冲突作为唯一解释模型，掩盖了议题的多面向解释。

2.在既有冲突的前提下，反中运动加深了歧视、隔阂，导向你死我活的零和局势。

3.反中运动名义上在抵制专制，但实际上却在助长专制权力。

我想，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觉得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不认同反中运动，觉得排斥的人大概也是基于以上三个原因。什么样的社会运动是典型的反中运动呢？眼前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黄国昌与馆长在6月底联合举办的“反红媒”凯道游行，这场运动名义上在反对伤害民主的假新闻、假讯息，但是其具体诉求却是要求运用国家权力清除与中国有密切联系（主要是资金）的媒体。这种运动诉求就很明显是在用民族国家冲突的视角作为唯一解释模型，认为假新闻、假消息，韩国瑜之所以当选，通通都是中国在背后动的手脚。却完全忽视台湾多年来新闻媒体追逐流量，盈利优先的商业化恶果，也没有对称检视三立等所谓本土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偏差。

配合游行的是时代力量所提出的广电三法修法：要求”我国交战或武力对峙之国家、政府或团体一定金钱，或其他财产上利益资助或补助之自然人、法人及由其所控制之关系企业，不得直接、间接经营或控制有线广播电视、卫星广播电视与广播电视经营之事业。” 时代力量的修法画上了一个危险的等号：“与中国有财产利益往来”=“中国政府代理人”=“企图颠覆台湾的叛徒”。

之所以说这个等号危险，是因为我看着很熟悉呢，黄国昌等人所敌视的中国政府一直都是用类似的等号来处理异议的：“接受境外基金会补助”=“受境外反动势力支持”=“企图颠覆中国的叛徒”。目前两岸经贸往来密切的情况，与前些年中国国内NGO与境外基金会的往来密切情形是相似的，这么多台湾企业都在大陆有工厂，都接受过政府优惠政策或补助。危险的等号一旦被国家使用起来，打到谁，谁都有理说不清。吴介民的中国因素论也是有一样的问题，他其实只提出了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中国赚钱的企业家会配合中国政府政策，但是不能就此认为与中国存在经济关系就是潜在的卖台叛徒。我们看到，反中运动持续下去，台湾人正在以缩减民主权利为代价（国安法修法等）来消灭敌人。迎来的不会是民主自由的台湾社会，而是冷战回潮，墙的两侧都是专制。

那么，以这样的视角来考察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法的社运抗争，这是一场反中运动吗？

我觉得不是，因为香港目前的抗争虽然在情绪上厌恶中共政府，认为林郑背后是北京政府，但是运动中的诉求明确指向香港政府（及其暴力机构——警察）的。“撤回逃犯条例”、“撤回暴动定义”、“撤回所有抗争者控罪”、“追究警队滥权”、“立即实行双普选”这五条都非常清晰、具体地在处理政府滥权专政的问题。早前论述反对逃犯条例修法的联署中也清楚写明，反对的原因是北京政府在政治犯相关问题上的斑斑劣迹，引渡条例缺乏足够的民主监督，有可能对香港民主产生负面影响。

香港的运动是“反（送）中”，但是运动中的人把反中是在反什么清楚讲出来了。这里的反中不是盲目反对中国，而是反对将在香港的犯人在缺乏民主监督的前提下转移到一个司法不独立的国家。换言之，只要这个陈述中的任何一点发生了变化，反中就不会存在，如果中国具有司法独立，如果逃犯条例仍给予立法会足够的监督权限，如果修法讨论中尊重民间意见，那么反对的理由就消失了。“反红媒”游行是缺乏这样的具体指涉的，如果中天不再每天都报韩国瑜，如果国台办没有指使中时集团的报道方向，如果中国给予旺旺集团的补助是纯粹经济性质的，那么运动恐怕还是会存在，因为在“中国是敌国”的前提下，敌意不会消失，中天不报韩国瑜但也还是跟中国联系密切，可能是正在透过吹捧另一位候选人来渗透台湾嘛，或者，中国账面上补助虽然是经济性的，但是背地里可能存在政治交易呢。中国民主了？民主的中国也会侵害台湾。这样的怀疑几乎不可能消解，所以时代力量要一直提修法一直提修法，防堵再防堵。

香港的运动是一场延续自雨伞运动，甚至更早的追求民主代议，要求限制政府权力，追讨警察暴力的民主运动。其反中性质也是建立在中国不民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民族冲突论调也没有在运动中公开成为主流诉求。当前的抗争并没有加深香港人与中国人的隔阂、歧视，反而是香港政府/警察的暴力行为在加剧冲突，在摧毁沟通的可能性。另外，最重要的是，这场抗争并不敌视在港的大陆移民，例如由大陆新移民女性所组成的同根社也在积极参与运动，共同的主要敌人是专制政府，以及所有可能支持专制政府的力量（黑道、某些商人、北京政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