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鳥

我是一團烤雞腿

阿Q

“首先是身体与行动的自由,其次是言论与表达的自由,最后才是思想与认知的自由。“

韩乾在最近的一篇关于政治信念的文章中如此写到。此处不讨论他的整篇文章,而着重于他文中一段对于认知自由的批判。韩认为公知的失败在于,他们认为人们倾向于把一个空间当成自由的言论平台,这个地方就真的能变成一个言论平台。这种做法任谁都知道,肯定是会失败的。

于认知中获得的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行于行动之前,行于表达之前的认知自由,其实是类似于阿Q精神的自我解脱。

鲁迅所讨论的中国人之麻木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行动无能、同时却在认知上充盈的状态。阿Q的每一次精神胜利都在讽刺其行动的无能,其自身所处的束缚。认知的解脱无处不在与压迫的现实相对照,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让其无法反抗。因为在认知中他是自由的,从这里他获得了继续生活的价值,也失去了行动的理由。

最近我在重读汪曾祺的一些文章,尤其是《受戒》。这是一种对现实的讽刺吗?是假意描写“轻”与“美”,实则揭露现实的“重”与“丑”吗?并不是吧,无论是文章内容还是后续他自己的解释,都在提示我们,作者真心诚意地在现实的束缚中挖掘出自由来,在清规戒律中扯出人性来。他并非如卡夫卡那样于在写作中强烈地曝露着现实,反而是积极地遮掩、清扫、扭转这些现实的束缚,然后转而在认知中颠覆它们。这恐怕也是认知上的胜利吧。

《受戒》当然不是一部歌诵现实的作品,但它反抗现实的方式,却只是在认知上的反抗。这是美的,却也是可惜的。

如果推到当下的现实,则令人焦虑的事情是,一些尚属进步的社会组织或机构也是以类似的方式在维持其进步性。具体来说,是理念论述支撑着其行动的意义,而不是因为行动本身能实际影响此社会结构,这些组织才以此方式来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对,我在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用反抗的认知来取代实际的反抗。用更学术的语言来讲则是,我们只看重符号意义。

还记得《中国女工》里面的论述,这里的工厂没有阶级斗争,没有阶级意识,但是在作者的写作中却发掘了其有阶级意识的萌芽,有反抗的实作。这种解放的认知无法取代认知的解放,实际上可能还是危险的。工人们下班后用消费武装自己到底是在反抗什么?女工们半夜的尖叫是集体苏醒的前兆?这种判断不也是在削弱一种政治介入的理由吗?似乎我们就此觉得,中国的工人已经同过去一样,具备了阶级斗争的能力。然而,看看现实,根本就什么都没有啊。

革命也需要打广告吗?如果打广告是为了争取更多支持,或是创造某种氛围争取政治立场不同者的默许,以达成政治目的。那或许还可以接受。但问题在于,当事人不能真心相信这些广告,不能相信我们做得很棒,我们正在解放,我们正走向光明。

解放的认知,终究无法取代认知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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