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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野兽爱智慧》

撰文:野兽爱智慧



今天推荐的书籍是《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作者是刘绍华,2018年10月 ,卫城出版发行了繁体中文版。

刘绍华,人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领域主要从爱滋、毒品与麻风等疫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国际与全球卫生,理解当代社会变迁的本质与倾向,以及身处变迁中的个人生命经验与转型。此外,亦从自然资源的治理变迁,研究环境、社会与政治经济角力等议题。

我是2019年2月去参加台北书展时,购得此书,但一直没空细读。在疫情爆发后才想起这本书,于是翻出来读,发现这本书非常应景。也发现作者也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疫情。刘绍华在脸书上发文感叹说:“我的研究一直攸关一九四九年后中国的传染病防疫。不论学者研究得如何尽心费力、如何提醒谨戒历史教训,中国却每逢大型防疫,混乱与苦难的历史总是如预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从未发生过甚么事似的。而如我这般高度关注那块土地上广大生灵苦难的学者所写的历史与提醒,也依然被压抑消音无法面世。一个无法累积朝向幸福所需的历史感的社会,如何能记取前车之鉴以造福后人?”

麻风,一个高度污名化的古老疾病,常令人闻之色变。2003年,刘绍华在四川凉山首度踏入麻风村,一趟漫长的探索旅程就此展开;之后,她持续造访中国各地的麻风聚落和防治机构,并陆续正式访问了四十五位资深麻风医生。一砖一瓦,她在田野中重建中国共产时期的麻风防疫史,这个浩大工程,历经十多年终于完工。

作者自言,原本「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但因眼见受访的高龄麻风医生逐渐凋零,而决心为这群恐被历史遗忘的人振笔。她以数十位不同世代麻风医生的集体生命史,来编织贯穿全书论述,人类学家当行本色展现无遗,并辅以丰富的历史情怀与材料,为我们揭开那个至今仍压在当代中国历史底层的动荡时代,打开我们的情感通道,感受那一个个人、一个个不可被时代化约的曲折人生。

此书也得到了重量级学人的认可推荐,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树民说:这是一本超越时代的跨界之作。一本学术经典,从构思、研究到草拟大纲、下笔完稿与不断修订,非得十年以上的专心投入,才可能尽其工。绍华的这本书,最足以代表「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毅力与功力。绍华开始酝育这本麻风病专书,始自她在凉山进行爱滋研究。但是,她的眼界与格局超越时空,透视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的麻风防治动员,直指当代中国政治与历史的核心。透过宏观与微观、理性与知性兼具的流畅文笔,绍华让我们看到中国曾经如何倾力对抗这个流行风土病,更揭露了埋在当代中国历史底层的珍贵故事。此书一付梓,便成了解现代与当代中国的必读经典。

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梁其姿认为:此书讨论中国在一九五零至八零年间的麻风防治政策,强调这个过程不但延续着历史遗留的道德隐喻,同时纠缠着不同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国族主义、阶级政治、科学主义与战后的全球主流卫生论述。作者结合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参考了大量的档案与文献,做了详实的实地观察与参与。她对几个现已离世的麻风老医生的访谈更成为珍贵的中国麻风史资料。作者的笔锋常带感情,细腻地描述麻风病患与医生在风雨飘摇的三十多年间的共同命运。本书从崭新的角度探讨中共建国初期卫生政策在政治体制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 发人深省。


在中国,为什么灾难总是如预言般重演?

日光之下无新事。正如刘绍华所说:看着武汉肺炎疫情的变化,一切太过熟悉了,从近年的萨斯、爱滋,到一九四九年后的麻风防疫,中央、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反应,如同书中的历史不断重演。政府没有丝毫的进步,甚至没有原地踏步,唯一的变化是以直线坠落的方式变得更坏——“矢口否认、疫情爆发、被迫承认、强迫且大规模隔离、污名恐慌比传染病蔓延得还要迅速、民生规划缺乏、医务人员被推到第一线却无政策做后盾、众人恐惧愤怒。然后呢,待疫情经过慌乱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离防疫手段而终渐消退后,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认如常的日常生活状态,遗忘历史、禁绝历史。”

在疫情失控之际,政府还有余力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战。五毛疯狂发布冠状病毒是美国对中国的细菌战的假消息,却不让民众知道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美方三度申请派遣顶级专家小组到武汉帮助控制疫情,却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妖魔化美国,是将美国当作奥威尔所说的“公共污水沟”,如此才能让这个遥远的敌人承担中国民众的愤怒与怨恨。

在书中,刘绍华以“后帝国”的意识形态来分析中国一九四九年后的麻风防疫工作,她发现最关键的问题是,用大白话讲就是爱国主义的面子,用政治术语来讲就是中国面对心中之痛的“帝国”或“外侮”时的“主体性”。防疫的成功、失败、手段、消音或选择性荣耀,都因中国反帝反美的主体性心态主导,以致众人主动或被动地配合国家“面子”而隐匿丑闻、反驳外界质疑、因人废言、牺牲个人成就集体形象。早在上个世纪五零年代,中国就全盘否定此前西方教会所做的防治麻风病的事业,渲染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战”,无不是为了达致此种目的。

刘绍华在前言中写道:“中国的防疫故事带给世人什么意义?这些不仅是医疗和公共卫生史的议题,更是政治社会史的提问。”她排除万难,深入麻风病村做田野调查,她写的是历史,而历史不是故纸堆,乃是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如果未能公开检讨防疫手段与历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碍,起码的代价就是下列关键词的恶性循环:否认、污名、恐惧、持续无能、生灵涂炭。

刘绍华在研究中共麻风防疫史时发现,毛时代,在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背景下,防治麻风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即强制隔离方式,这跟此前较为宽松的教会介入方式大不相同。一九五七年,官方估计全国约有三十八万麻风病人。一九五零年代末集体化热烈开展,全国不同层级的防疫人员和地方干部接受指示,动员寻找麻风患者,有时威吓胁迫,有时软言劝说,将登记在案的病人送入邻近的麻风聚落。

到了文革期间,毛下令对党政机关“军管”,穷乡僻壤的麻风病医院也不例外。刘绍华指出:“军管命令胜于医学判断,甚至基于歧视恐惧而规定看诊地点。”军管也影响到病人的组织形式,刘绍华以安徽省嘉山县四山村麻风病医院为例指出,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间,这个医院按军事化的班、排、连来临编组。颇有讽刺意味的是,麻风病医生多属“成分不好”的政治阶级,而被指派麻风工作。麻风病人则多为底层农民或劳动者,属于政治正确的阶级。两种不同政治阶级的人被隔离在一起,整日相处,系因卫生防疫同时以科学之名与污名之实而行。

报喜不报忧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昨日的麻风防疫如此,今日的武汉肺炎防疫也是如此。《财经》杂志在一篇题为《统计数字之外的人:他们死于“普通肺炎”?》的报道中写道,前线记者采访了十余位病患家庭,多数全家感染。他们还搀扶着病危的老人、孕妇辗转在各家医院,“医院告诉我们只能自救”,他们的家人们处于生死一线间。

其中一位名叫杜红利的市民,自己感染了,带着也感染了的父亲,把所有方法都试了一遍。一月二十七日,他去小区做了登记,一直没有消息。他向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强撑着带父亲到处寻找医院收治。有三百多个床位的武汉六七二医院,没有住院单不让进;新开放的有七百个床位的武汉协和医院汉阳分院也告诉他:要等。次日,杜红利赶到区政府信访办,得到的答复还是没有床位;找卫健委,对方回复称没有办法解决,只能等。因为没有办法跨区域协调病人,只能等所在区域的对口医院收治。

杜红利的父亲曾参军十五年,上过抗美援朝战场,曾是两位高级将领的贴身警卫。杜红利告诉《财经》记者,现在全家被感染,自己头晕胸闷的症状也越来越厉害,不知道还能带着父亲扛多久。他父亲不停对他说,自己没有死在几十年前的战场,却可能死在医疗资源调配失控的现在。劣质的管制,居然比战场还要危险。

幸存者不仅要活着,还要记住

在如今这场前所未见的疫情期间,刘绍华特别告诉中国人:“如果能安然躲过这一波疫情,恳请中国幸存的众人关注与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桎梏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平日就经常因爱国爱面子而容忍纵容有问题的治理措施、配合主体意识来攻击国际批评、当有人揭露令人愤怒的真相时却因家丑外扬以致指控的手指头不是朝向政府反倒是戳向揭露真相的人,那就只是紧抓着这块爱国主义主体性的遮羞布,不愿从历史中学到教训。那么,当下一次新兴疫情又来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时,这个依然学不会历史教训的政府仍将搭上遮羞布,将依然无法保护你、以及你所钟爱的国与家。”

有书评作者某某建议:读《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可参考法国学者福柯的专著《规训与惩罚》和英国学者波普尔的专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可参照美国学者詹姆士·C·斯科特的专著《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反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斯科特指出,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公民退化成“无印痕的公民”或“抽象的公民”,为了执行计划的需要,成为没有性别、品位、历史、价值和终极想法、没有传统和特定个性的人。武汉的一千多万市民,湖北的五千多万居民,中国的十三亿人,都是如此。因此,斯科特总结说:“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


如何看待公卫防疫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

当中国武汉肺炎风暴席卷全球的时候,任职于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家刘绍华成了诸多媒体追逐询问的对象,只因她是台湾少数专研中国1949年后传染病防疫史的学者。《我的凉山兄弟:毒品、爱滋与流动青年》和《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实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两本著作,不只投注了她绝大多数的研究心血,更揭发了中国长年来在传染病防疫上的问题;既是疫病史录,也意外成为中国再一场传染病疫不幸爆发时的预言。

今天看到《新京报》也有个对她的专访《专访刘绍华:如何看待公卫防疫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一篇非常专业详尽的采访,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全文,这里我摘要分享。

在回顾中国麻风防疫的成果和代价后,刘绍华在著作中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话题,即公共卫生防疫与个人自由的争议。她在书中写道:

“现代卫生的论述核心议题便是‘个人’与‘公共’的拉锯。在前现代时期,卫生与健康基本上是个人与家庭的命运和责任。关于国家卫生或国民健康的讨论已指出,自十六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卫生逐渐成为国家所关切的公共性议题。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兴治理、都市化与工业化陆续扩张、细菌理论带来的生物医学科学知识、医疗专业社群逐渐掌握人口健康的论述与管理等历史背景,卫生正式成为欧美工业先进国家政府的治理责任。在医疗专业化与社会医疗化的趋势下,公共卫生兴起,进入褔柯所指众人身体是卫生治理产物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时代。”

但是,在国家生物政治时代,她认为“分类、界限与区隔可能成为维护公共卫生的有效方法,但同时也挑战了关注个人福祉的人道主义”。按理说,“不论是医疗对个人病痛的照护,或是公共卫生对大众健康福祉的关注,‘人’应该都是卫生治理的根本。然而,社会成见、人群区隔、政治目标、国际连结、功绩评断、经济效率等因素,却常让根本目标退居其他考量之后。实然与应然的矛盾,显示卫生治理中常见的道德、政治与规模尺度盲点,在影响我们对于集体利益与个人自由的衡量。”

所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古至今,社会对疫病的过度反应可谓常态,世人一再重复历史,且以公共之名为之”,“从历史中获取的教训似乎有限”。不过,刘绍华认为,“所幸,自由开放的社会主张透明机制与尊重个人的治理基调,对于这种一再发生的防疫混乱与无谓伤害,具有自我批判反省与修补错误的能力,让社会得以调整对个体造成无谓伤害的可能性与程度。”

对于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刘绍华仍然秉持同样的观点:人们只有真正检讨反省历史,才可能让历史不再重演。“我非常希望社会反省,这样就有可能去影响政治的反应,进而让下一次的疫情不会重演。”她说。

如何思考社会反省和疾病污名化之间的关系?

新京报:无论是你早前做的凉山艾滋病研究,还是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污名和恐慌的现象同样屡见不鲜。你如何看待传染病和污名、恐慌之间的关系?破除这种污名和恐慌是可能的吗?

刘绍华:如果能够公开所有资讯,能够反省历史,一定有可能克服我们对传染病的污名化。如果疾病污名化的社会现象没有被消除,如果污名化现象在社会观念中仍旧强大,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进行社会反省。关键的原因就是根本无法公开讨论以前的政策和措施是否犯错和如何犯错,包括政策的错误生成和错误实践。如果社会没能反省和检讨社会根源和施政措施,怎么可能重新看待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进而恶性循环,错误政策理念只会不断地促成恶性的自我复制。

传染病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在没有办法了解新型疾病的不确定性之前,大家都会恐慌,也都会做出蠢事。在一个能够公开反省的社会,如果再度发生传染病时,社会能够很快产生平衡机制。如果一个社会已经对疾病污名化这种恶性人性反应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在面对恶性污名化现象再度发作之时,社会免疫力便会与之同时起来对疾病的恶性污名化。所以,提升社会对于恶性污名化的自我免疫力,就必须公开检讨和护卫善的存在和好的能力。否则,污名化只会卷土重来,进而再度撕裂社会。

如何理解疾病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个人处境?

新京报: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既看到了医生的可敬和勇敢,也看到了他们的脆弱和崩溃,很让人难受,所以想问问你怎么看待这次疫情中医生的处境?

刘绍华:医生的处境主要有二:医生的共同处境和不同医生的不同处境。共同的处境,就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受到政策的好支持。这不是寻常个体的医疗,已经是达到公共卫生层次上的医疗危机。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医生在救治个体病人的面向,一个是公共卫生防疫的面向。

在公共卫生防疫的面向上,需要大量社会跟政治协调,才可以达到人群效果。你说这些医生,他们能做这些吗?能把这些事情丢给他们吗?当然不能。可是,我们看到的医生处境是,大家以为这些事情全部都与医疗相关,让平常只能做个体救治的医疗人员,去应付已经达到大规模人口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病人涌来,大量医疗资源被快速消耗,医务人员自己也没有办法自我防疫,也没有好的公共卫生防护。不管是怎样的医生被放到这样的处境,都只能拼命地豁出去,压力很大。他们也一定很清楚自己深陷于怎样的危机;可是,他们也深知,倘若自己不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治疗这些病人。所以,重要的就在公共卫生防疫那一块,不管是物资补给、防疫动线,还是人员配置、社会层面的规划,公共卫生专家和官员必须要搭配政府其他部门,做通盘协调跟全面支援。

很多医生都是全然无助地以一己之力,赤裸裸去应对集体的公共卫生疾病。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在这里面至少可以看到两大类型的医生:一种是让大家不断哭泣、感动和惋惜的医生,另一种是有可能半路脱逃的医生,后者会被大家谩骂,但这也是正常的人性反应。虽然,他好像违背了学医时的训示,但这是处在一个没有办法获得国家社会支持的个体医生的个人决定。即使那些医护人员可以拿出来反省,可是我们对他们的反省,必须放在对更大的社会跟国家的脉络下去反省才有意义。

如何看待公共卫生防疫中的个人权利?

新京报:从根本上来说,检疫隔离的问题涉及你所关心公共防疫和个人自由的争议问题,包括你也提到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里说的“生物政治”。所以看你能不能再补充一些你如何看待公共防疫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复杂性的看法?

刘绍华:隔离的目的是为了防疫,而不是为了让他们自身自灭。患者配合国家在公共卫生上的要求而被隔离,但国家也应该尊重个人福祉和基本人权,实施医疗和生活等方面的照顾。这就是个人自由跟公共卫生防疫需求之间的妥协。就专业来讲,隔离是防疫的必要手段;以隔离措施为防疫手段,是建立在从一开始就采用公共卫生专业的做法。当错过黄金期之后,本来在公共卫生防疫的有效手段都会变得无效。

公共防疫和个人自由之间的挣扎,如同我曾在书里写过两段话:

“‘公共’的界定基础为何?以公共之名牺牲个人权益的底线何在?不论是‘公共卫生’、‘公共福祉’或‘共善’,以‘公共’之名而行的政策,实则可能依照特定的政治及道德理念而大异其趣。其间的关键就在于该理念所在意的‘公共’人群定义。例如,主要关切的是‘下层阶级’还是‘中产阶级’?‘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没有感染的人群所构成的‘公共’,还是众多感染者所构成的‘公共’?抑或不同介入者(如慈善团体、公民组织、医疗人员、政府官员)所在意的‘共善’目标?这些不同的立场者及其权力、权利或目标,有何不同?该如何平衡?”

“人类社会永远存在以集体之名牺牲个人自由与权益的动机。那么,如何维持两者之间那条红线的位移平衡,是社会必须保持警戒与关注的焦点。而维持警戒的前提应是:必须认知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是一场拉锯,辨识当中无可回避的政治理念与社会道德,才可能尽量免除‘以集体之名’为理所当然的公共正当性,伤害个人。即使疫病再起或其他紧急状态出现,若欲对个人自由进行暂时性的约束,以保护集体利益,也仍然不该忘却对个人权益的尽力维护。如此才能将牺牲个人所导致的伤害降至最低,也才能避免国家或专业以集体之名而滥用权力。”

2020年2月19日,周三,正月二十六,20:22完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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