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野兽按：虽然天涯博客算是国内尺度最松的博客网站了，但是还是有不少文章发布后被隐藏。自2006年2月22日受李国盛邀请，要天涯开办【陈寿文专栏】，至今已经十四年了。不过自从2013年有了微信公号【心灵自由】之后，就很少使用这个博客，只是偶尔想起会去那里发一篇微信公号发布不了的文章。刚才看了一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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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总共有74篇文章被隐藏。今天开始，把这74篇翻出来。站友们，我又要开始刷屏了。

4.戴晴：我的四个父亲

作者：陈寿文 提交日期：2007-9-24 23:01:00 | 分类:生活 | 访问量：839

编按：第一次知道戴晴女士，是几年前在网上读到这篇《我的四个父亲》，她的这篇文字和李南央女士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都让我印象深刻，以后在网上有意无意地会搜寻她们的消息。今年在人物频道上看到“记者戴晴”的专栏，其先还不敢相信，后来看了几篇文章后，确认就是她。后一次在醒客咖啡问国盛兄，是他把戴晴女士请过来的吗？他说不是，是苏里兄。当时苏里兄也在场，可惜忘记问他如何说服戴v晴女士来的？

找到旧文，贴上，向记者戴晴致敬一下。^_^

我的四个父亲

作者：戴晴

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父亲，而一个女孩子没有父亲是很残酷的。现在，当他们一一离开人世之后，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个父亲，四名知识分子，四位共产党人 ——我的生父、养父、继父，还有公爹。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l'bv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叶剑英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强迫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革命”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政治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权利，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永恒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政治偏见？

在医院保卫部的监视和监狱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顾忌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爷爷……”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１９８９年底，“5＋1·5－1”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父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在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

〔一〕我的生父　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证实。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１９４１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章这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骨干”。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牺牲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学生运动时，父亲是当地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妈妈说，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一种话——想来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顽固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反面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

敢道滹沱麦汴香，

臣惭仓卒帝难忘。

艰难险阻亲尝尽，

天使他年晋国强。

蔼蔼苍松伴紫芝，

颌眉妙墨出瑶池。

朽株新被祥风拂，

一夕青回两鬓丝。

广谋贤甥正　冯恕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共产党父亲以主义征服了顽固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老人只认藏喇嘛，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和尚。

所有这些，他什么时候学的呢？或者说，以他的天份，几乎不用下功夫学？他们那一批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么？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他受了很重的刑——这是我的有充分依据的估计。因为，妈妈作为从犯，又有孕在身，还被抽打、灌凉水、过电——我的妹妹生下来的时候，小身子上一块紫一块青——对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节，他的感受一定非常复杂。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４０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电般地结合，政治，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搜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生死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的。１９４１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

郎才女貌两相忘，

赢得倾心是庆璋，

绝俗文章师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强。

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迹，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与才气。在那首打油诗旁边，是叶参谋长的批语：

好不要脸！

但也不是所有的与宴者都如此顽皮。‘胡公’周恩来的题辞是：

形式与内容统一，

大璋和大庆同心。

他的贤妻给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经验：

相爱合作，

善处始终。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的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思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ＣＰ的母亲都以“革命”的名义容忍谅解了。在他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房。牢饭，发霉的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狱卒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妈妈差点呼出来。没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终于有了位置，终于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个在如此不堪的景况下悄悄长着的小生命。可是，不是有点晚了么？妈妈此时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涩的。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２０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光明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自由、无剥削、无倾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抗争⑷。

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太单纯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争官。但他应该明白，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党内职务，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只有官儿们才可能获得的一切 ⑸。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时候。当然人世间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伤害——当然，在他的愿望被冷冷拒绝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而且，他的孩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路，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这，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叛徒”揪斗的时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４０年了，她已将近七十岁！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

妈妈曾很潇洒。１９５０年初，当她被告知傅大庆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国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舅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徐冰亲自到我们家来致谢。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作。１９６０年，妈妈终于回到北京。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与王震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全不同。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得到真正精神上的满足。那就坚持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１９７０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有要求房子，也没有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

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共产党的女友，千辛万苦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辑，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