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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武汉女性医护人员的生与死

野兽按:用爱人的百姓写作来平衡爱事的官媒写作,用自媒的公民写作来制衡党媒的臣民写作。

根据丁香园疫情实时动态统计,截止到4月4日14点08分,国内累计确诊82875人,境外输入888人,累计死亡3335人。全球累计确诊1086229人,累计死亡59118人。

而人不是数字,数字反而把人的死亡抽象化了,灾难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记忆是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它是具体的。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这种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正因记忆的具体性,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否则它就会被抽象数字埋没。而且数字和术语都很有可能引起争议,乃至于某些篡改者会得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结论。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灾难意味着的不是一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灾难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象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

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见证对为什么记忆和记忆什么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的对象是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

“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佛陀说:慈悲待己,如母爱人。

即使在废墟之中,也有新生命等待被孕育。修好桅杆,或者建一艘新船。

分享几篇爱人的媒体写作,作为见证的一部分。

两名武汉女性医护人员的生与死

黄瑞黎, 王月眉

2020年3月16日

这两位年轻的母亲没有告诉她们的孩子,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她们只是说,妈妈在治病救人,工作特别忙。


实际上,邓丹菁和夏思思正在她们各自工作过的医院里与死神做斗争,她们发着烧,身体虚弱,呼吸困难。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她们从工作在中国武汉疫情前线、身体健康的医护人员,变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危患者。

世界仍在努力全面了解这种新病毒及其症状、传播途径和来源。对一些患者来说,它的症状与患普通感冒差不多。对另一些患者来说,感染将导致死亡,病毒给他们的肺造成严重损害,使免疫系统超负荷运转,甚至健康的细胞也被破坏。生与死的区别可能取决于患者的健康状况、年龄和接受治疗的机会,但也并非都如此。

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13.2万。绝大多数是轻/中症病例,症状有限。但可能出现急转直下的情况,那之后活下来的概率会大幅下降。有约6.8万人已经康复,但也有近5000人死亡。

邓丹菁和夏思思的命运反映了一种对不同人有不同影响的病毒的不可预测性,有时甚至违背统计平均和科学研究。

中国新年到来之际,这两名女性还过着非常相似的生活。两人都是29岁。都已结婚,各有一个宠爱的孩子。

邓丹菁是一名护士,已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工作了三年,她在武汉长大,那里也是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地方。她母亲也曾是当地的一名护士,娘俩闲的时候喜欢一起去看电影或买东西。邓丹菁最喜欢逗自己的两只宠物猫——胖虎和小白,小白是她生病前三个月才捡来的。

疫情暴发前,邓丹菁曾答应带五岁的女儿去水族馆。


夏思思是一名消化内科医生,也来自一个医务工作者家庭。小时候,她会陪着当护士的母亲去工作。2015年她到武汉协和江北医院工作时,是科室里最年轻的医生。同事们叫她“小思思”或“小甜甜”,因为她总是笑盈盈的。她喜欢吃以麻辣汤底闻名的四川火锅。

夏思思喜欢和家人一起旅行。她最近去了海南的蜈支洲岛。


当一种原因不明的新病毒袭击这座城市后,这两名女性都开始了长时间工作,为似乎无穷无尽的患者治疗。她们采取了防护措施保护自己。但最终她们都被感染,这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深入到她们的肺部,引起发烧和肺炎。住院后,她们各自的情况都急转直下。

她们中一人康复。一人去世。

症状

 发病和住院

邓丹菁是武汉人,喜欢化妆,喜欢和朋友一起去星巴克。她追随母亲的职业脚步,当上了护士,已有八年时间。


症状的出现很突然。

1月14日,夏思思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夜班工作,就被医院叫回去救治一名疑似感染了新冠病毒的76岁男子。她多次对他进行检查。

五天后,夏思思开始觉得不舒服。筋疲力尽的她在家里小睡了两小时,醒来后给自己测了体温:38度9。她感到胸闷。

夏思思深受老年患者喜爱,她为治疗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长时间在医院工作。


几周后的二月初,护士邓丹菁准备在医院办公室里吃晚饭,但一看到食物就让她恶心。她没把这种感觉放在心里,觉得那是因为自己工作太累了。疫情暴发初期,她一直在走访确诊患者的家庭,教他们的家人如何给家里消毒。

强咽下一些食物后,邓丹菁回家洗了个澡,然后感觉头昏,就去小睡了一会儿。醒来后她测了体温:37度8。

发烧是新冠病毒感染最常见的症状,近90%的患者都会发烧。约五分之一的患者有呼吸困难的症状,通常包括咳嗽和鼻塞。许多人也会感到疲劳。

两人都赶紧去看了医生。胸部扫描显示她们的肺部受了损伤,据一项研究,至少85%的新冠病毒患者有这种表现。

尤其是邓丹菁,她的CT扫描显示,右肺下半部有医生称之为磨玻璃样混浊的表现,表明她的肺泡周围有液体或炎症。

由于医院没有床位,邓丹菁住进了一家酒店,以免感染丈夫和五岁的女儿。她整夜都在出汗,小腿还抽过一次筋。第二天早上,她住进了医院。她做了咽拭子检测,结果证明她感染了新冠病毒。

她住在为受感染的医护人员新近设立的病房里,房间很小,里面只有两张标有号码的小床。邓丹菁躺在28号病床上。她的室友是一位也被确诊的同事。

在大约30公里以外的协和江北医院,夏思思呼吸困难。她住在一间隔离病房里,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医生和护士为她治疗。房间里很冷。

治疗

 住院治疗开始的第一天

邓丹菁住院后给丈夫发短信要他照顾好自己,并提醒他在病毒14天的潜伏期里注意自己。丈夫把他正常的体温发过来,让她放心。


邓丹菁住院后,努力保持乐观。她给丈夫发短信,敦促他即使在家里也要戴口罩,叫他用开水洗他们所有的碗和筷子,不然就全扔掉。

丈夫给她发了家里两只猫中一只的照片。“等你回来撸,”他写道。

“估计得十天半个月,”她回答说。“你注意自己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Covid-19)目前还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所以,医生们靠其他药物,主要是抗病毒药物的混合使用,来缓解症状。

医生给邓丹菁开了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以缓解她的症状。


邓丹菁的医生给她开的药物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用于治疗流感的抗病毒药物阿比多尔、国际上其他地区更常见的治疗流感药物达菲,还有一种被认为可以阻止病毒复制的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克力芝。邓丹菁每天至少要服12片药,还有中药。

尽管她保持乐观,但身体仍越来越虚弱。她妈妈把家里做的饭送到病房外面,但她没有胃口。为了补充营养,一名护士每天早上8点半来给她做静脉输液。此外,输入她血液中的还有抗体以及抗病毒药物。

夏思思问丈夫是否有可能很快结束氧疗。他乐观地回答了妻子。


虽然夏思思的病情也很重,但她似乎正在慢慢战胜病毒。几天后,她的烧退了,上了呼吸机后,她的呼吸也变得容易一些了。

她有了精神。1月25日,她告诉同事自己正在康复。

她在微信群里发短信说:“我会尽快归队的。”

“我们最需要你,”她的一位同事回复道。

2月初,夏思思问丈夫吴石磊,他是否觉得她能很快停止氧疗。吴石磊也是一名医生。

“慢慢来,不用太着急,”他用微信回复。他告诉妻子,可能下周会脱离呼吸机。

“老是想快点好,”夏思思回答道。

有理由相信她正在好转。毕竟,大多数新冠病毒患者都能康复。

后来,夏思思做了两次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阴性。她告诉母亲,预计将于2月8日出院。

 住院后第4~16天

在医院里,邓丹菁唯一能接触到的就是她病房的室友和医务人员。她在一张与医生的合影上写道,笑声可以把病魔赶跑。
夏思思两次病毒检测结果都显示阴性,但她的情况突然恶化。


到住院的第四天,邓丹菁再也无法假装乐观了。她开始呕吐、腹泻,身体不停发抖。

她发烧到38度5。2月5日清晨,她从断断续续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药物并没能降低体温。她哭了。她说自己已被列为危重病人。

接下来一天,她吐了三次,直到吐出白沫。她觉得自己出现了幻觉。她失去了嗅觉和味觉,心率减慢到每分钟50次左右。

在电话中,邓丹菁的母亲试图安慰她,说她还年轻,没有什么其他的病,病毒会像一次重感冒一样过去。但邓丹菁仍然恐惧。“感觉在死亡的边缘游走,”躺在病床上的她第二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中国对危重病人的定义是呼吸衰竭、休克或器官衰竭。根据迄今为止对冠状病毒

最大规模的病例研究之一,中国约有5%的感染者属于危重病人。其中,49%的人死亡。(如果世界各地检测出更多病例,这些比率最终可能会改变。)

虽然夏思思看上去正在康复,但她仍然害怕。检测可能出错,阴性结果并不一定意味着已经没事。

她请母亲给自己一个承诺:如果她没撑过去,父母能照顾她两岁的儿子吗?

为了消除她的焦虑,她母亲姜文艳开玩笑斥责她:“你自己的孩子,自己不带,还让我们带?”

夏思思也很担心丈夫。在视频聊天时,她要他在医院上班时穿上防护服。“她说她会等着我平安归来,”他说,“病好后要和我一起去一线。”

后来就是那通电话。夏思思的情况突然恶化。2月7日凌晨,她的丈夫赶到了急诊室。

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康复

 住院后第17天

出院后,邓丹菁与自己生病期间在医院工作的母亲短暂见面。随后她回到家中自我隔离了两个星期。


大多数情况下,患者身体会自我修复。免疫系统能产生足够的抗体清除病毒,病人就能康复。

住院一周后,邓丹菁退了烧。她可以吃母亲送来的食物。2月10日,随着胃口的恢复,她在网上搜索了烤肉串的图片,并满怀希望地发到了社交媒体上。

2月15日,她的咽拭子检测结果呈阴性。三天后,检测结果再次呈阴性。她可以回家了。

邓丹菁与母亲在医院门口短短见了一面。然后,因为武汉仍在封城,没有出租车和公共交通,她一个人走回了家。

“像个小鸟,”她回忆道。“还给了我自由。”

她还需要在家隔离14天。丈夫和女儿与她父母住在一起。

到家后,她把在医院里一直穿的衣服都扔掉了。

那之后,她就靠陪猫玩耍和看电视打发时间。她开玩笑说,自己提前尝到了退休的滋味。她每天都做深呼吸来增强肺部功能,咳嗽症状也减轻了。

中国政府敦促康复病人捐献血浆,专家称血浆中含有可以用来治疗病人的抗体。邓丹菁回家后不久就联系了当地一家血库。

一旦医院允许,她打算马上回去工作。

“那是国家救了我吧,”她说。“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回报一下国家。”

 死亡

 住院后第35天

在夏思思的办公桌上,她的同事们留下了1000只纸鹤,在中国这是希望与祝福的象征。纸鹤翅膀上写着这样的寄语:“一路走好,我们将同生命接力,战胜疫情。”


夏思思被紧急送往重症监护室,是在2月7日凌晨3点过后。医生首先给她插管。随后,院长紧张召集了几位市里的专家,包括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

他们给武汉每家大医院打电话借人工肺(Ecmo)来抢救。

夏思思恢复了心跳。但她肺里的感染太过严重,已经衰竭。她的大脑严重缺氧,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伤。很快,她的肾脏停止了工作,医生不得不让她接受连续不断的透析。

“脑袋是司令部,”彭志勇说。“她没办法指挥其他器官,其他器官都会衰竭的,只是时间问题。”

夏思思陷入了昏迷。她于2月23日去世。

对于夏思思在病情似乎好转后却去世的原因,彭志勇仍然感到困惑。就像很多医务人员一样,她的免疫系统可能因为持续暴露而受到损害。或许她遭遇了专家们所说的“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系统对一种新病毒的反应会导致肺部被白细胞和积液吞没。或许她是死于器官缺氧。

在夏思思的家里,儿子家宝以为妈妈还在工作。电话铃一响,他就想从外婆手里把电话抢走,嘴里喊着:“妈妈,妈妈。”

她的丈夫吴石磊不知道怎么跟家宝说。他自己都还没接受她的离世。他们在医学院认识,是彼此的初恋。他们原本约定要白头偕老。

“我很爱她,”他说。“她现在没了,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咋办,只能硬挺着。”

Amber W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记者。她报道中国近十年,关注社会议题、性别、基因监测、医疗保健以及人口和经济的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suilee

Vivian Wang是一名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vwang3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个月,北京街头的行人。这次疫情动摇了一些人对政府的信心。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新冠危机中,中国年轻一代走向政治觉醒

王月眉, 赫海威

2020年3月30日

学生们涌入社交媒体,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国医生组织捐赠。工人们走上街头,要求赔偿封城数周造成的失业损失。年轻的公民记者们在YouTube上呼吁言论自由。

新冠病毒的暴发将中国的年轻人动员起来,向一代人发出了行动呼吁,这是对执政的共产党的议程近乎顺从的一代。

只要党提供就业机会、保持社会稳定和向上流动性,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威权主义交易中履约,许多中国年轻人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愿意放弃政治自由。新冠病毒现在已暴露了这种交易的局限性。

中国有许多愤怒不安的年轻人,正在反击政府试图掩盖失误、拒绝让民间社会提供帮助的努力。

一些人已公开站出来讨论遮掩的代价,将矛头直指审查制度以及对吹哨人噤声的做法。一些人通过组织志愿者和抗议活动,来考验共产党对独立团体的敌意。还有一些人通过揭露公众捐款首先流向政府部门而不是医院,来试图追究政府支持的不透明慈善机构的责任。

这场疫情唤醒了一代人,其后果可能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界定性效应,并可能破坏中共赖以生存的社会稳定。

“我觉得最近的这一次来说的话,有一些人意识到,我爱国,但是我批评不代表我不爱国,”34岁的北京居民汉娜·杨(Hannah Yang)说,她在加密即时通讯应用Telegram上建了一个人数超过1.4万人的群,把被删的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的截屏发到这里。

“将来某一天,一定会有一个关于最近发生了什么这样的narrative(叙事),”她说。“至少可以让别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着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许多国家的年轻人肯定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对政府的信任、经济保障、生活方式等。

但这些问题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代人对中国在共产主义革命后几十年里的贫困和动荡基本上是陌生的。

与发动了导致政府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大学生不同,这一代人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充斥着官方宣传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对现状几乎从未表现过不满。

本月,北京的一些就业者已返回办公室,但即使生活在逐步恢复正常,仍一些人也在质疑现状,质疑对他们政治上顺从的预期。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未来几个月将检验中共是否能够减轻年轻人新产生的担忧,以及这种压力是否会逐渐化为更广泛的不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中国最近在遏制疫情方面取得的成功,帮助重新点燃了民族主义狂热——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封城和旅行限制措施。如果中共能够迅速重启经济,而同时意大利和美国等国在恢复日常生活上困难重重,中共推销的那种强大的集权国家可能会更具吸引力。

但是,如果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减少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结束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话,人们对中共的不满可能会加剧。由于政府遏制病毒的措施可能引发中国经济自1976年以来的首次收缩,许多年轻人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就业前景。

“这一事件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痛苦的、破坏性的,这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经历和未来的前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周雪光说,他曾写过有关中国政府的文章。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信誓旦旦要保护工人,让工厂重归正轨。他的政府正在加大民族主义的宣传,将其应对疫情的做法描述为其他国家的榜样。而且,政府还在压制不同意见,打击那些将武汉危机未经过滤的报道分享给公众的公民记者,以及像直言不讳的地产大亨任志强这样的批评者(他称习近平是渴望权力的“小丑”)。

尽管如此,这场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创伤不会轻易消失,它在中国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

28岁的卡罗尔·黄(Carol Huang)以前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漠不关心,接受大多数人似乎支持中共和习近平的现实。

北京的一个大屏幕播放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视察武汉的新闻。大量的民族主义宣传将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的做法描述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最近,黄女士在社交媒体上与中共的支持者展开争论,并为批评政府应对疫情做法的中国记者进行辩护。黄女士来自疫情暴发的华中城市武汉。

“政府认为,‘要么听我的,要么完蛋’,”她说,“没有中间选择。这就是我在社交媒体上试图改变的。”

互联网上还有人用不这么直接的方式削弱共产党的叙事(据官方统计,中国互联网用户近一半人的年龄在30岁以下)。

一些人,像北京的杨女士,建起了“网络墓地”,专门收集被政府审查人员从互联网上删除的有关新冠病毒的报道和评论。几所大学的学生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大规模活动,为武汉的医院募捐,转发医生和护士描述医院物资短缺情况的求救信息。

几名精通技术的志愿者分析了来自武汉红十字会和武汉市慈善总会的数据,这两家政府支持的慈善机构控制着人们帮助抗击疫情的捐赠。他们发现,这两家机构拨付给政府机关的资金和口罩比给医院的多,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有关细节。

北京一名参与了红十字会数据分析的志愿者说,他们做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是环境驱使:全国范围内的出行限制迫使人们呆在家里,盯着来自武汉的新闻和社交媒体报道,让人们无法忽视呼救的声音。

“武汉人民给了包括我在内的旁观者很大的勇气,”这名志愿者说。此人平时的工作是教师,由于担心政府报复,要求不具名。

北京和其他城市限制出行的措施引发了人们对就业稳定的普遍担忧。一些中国工人走上街头,要求赔偿数周失业造成的损失。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那些从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做志愿者的人说,疫情让他们与自己所在的社区关系更近了。

今年1月,随着疫情的恶化,武汉的官员采取了封城措施,在那里从事摄像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林文桦(音)从制作广告转为记录危机。

38岁的林先生把视频放到网上,他的交谈对象包括完全没有时间休息的医护人员,以及因为疫情失业、无家可归的工人。他在中国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网站之一新浪微博上吸引了500多万粉丝,尽管其中一些视频被政府的审查人员删除。

“人性在这场危机中被放大,”他说,“既看到了热情善良的人,也看到了特别丑陋的人。”

一些年轻人已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

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李泽华以公民记者身份前往武汉报道疫情,他采访了无法回家的农民工和火葬场工作人员。在他发的最后一段视频中,25岁的李泽华敦促同龄人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

“我不愿意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他在两名便衣男子进入公寓,视频被迫中断前说,“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站出来。”

在那之后,李泽华失联,武汉的另一位年轻公民记者陈秋实也杳无音信。

最近刚从大学毕业的梅清远(音)今年1月曾去韩国旅行。虽然为许多新冠病毒的受害者感到难过,但他觉得大多数人关心的还是赚钱。


尽管如此,虽然对当局早期处理疫情不当存在广泛批评,但在一个从小就培养了强烈爱国主义的国家里,呼吁减少审查和集中控制的人可能仍是少数。

影响范围更广的,是对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担忧。

最近几周,一些年轻人加入到抗议队伍中来,要求对疫情以及政府随后采取的封城措施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28岁的彭伦(音)是南方城市广州的一名服装经销商。最近,他与数百人上街游行,要求降低商家的租金。他说,他和妻子买食物和交房租的钱快用完了。

他说,“不再有人来买东西。我们靠什么活呀?”

专家表示,中国的经济可能是年轻人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能否持续的决定性因素。奥斯陆大学(University of Oslo)研究中国年轻人的教授刘凤淑说,虽然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可能转瞬即逝或遭审查,但失业问题更难掩盖。

“失业对年轻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刘凤淑说。

经济问题使家住中国东部城市杭州的梅清远(音)忧心忡忡,他最近刚从大学毕业。疫情暴发期间,因为无法回到上海的实习岗位,他不得不在家工作。他父母的服装厂由于许多农民工被困在其他地方不得不停工。

尽管如此,他认为自己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他父母的工厂已重新开工。尽管为武汉经受的苦难感到悲痛,但他已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一方面比较痛心,”他说。“但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也很难免。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而且在中国关心政治方面的事情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他补充说。

本月,北京一个几乎空无一人的购物中心。政府能否平息要求减少审查和集中控制的呼声,可能取决于它接下来的做法。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Vivian Wang是一名驻华记者,此前曾为城市版报道纽约州政治。她在芝加哥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vwang3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时报驻北京记者。他自2008年加入《纽约时报》,曾负责报道教育、金融市场和纽约市政治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HernandezJavier

翻译:Cindy Hao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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