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冠疫情叙事能成功吗?:谣言、谎言及民族主义分析

野兽爱智慧

杨佩昌:大国自信的细节

 9月 27, 2016 

这是一个只有35万平方公里、8000万人口的国度,如果以国土面积和人口而论,联邦德国根本就算不上大国。与伟大祖国相比,顶多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是,如果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人均国民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德国无疑是一个大国。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11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25700亿欧元,国家财政赤字267亿欧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远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上限,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4558美元。

当然,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只是表现在GDP上,而更多地蕴藏于一些细节之中,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国家软实力。为了直观地了解德国的软实力,让我们到德国实地走一圈,看看什么叫真正大国的自信。

国不设防火墙,可以无限制上网

今年一月初,我和一位中国企业家到德国考察。在考察期间需要上网查阅资料,通过网络与德国同行联系,为此,这位企业家临行前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有关上网的问题,比如,如何在德国上网,政府对于老百姓上网有啥规定等。我告诉他,在德国上网没有任何限制,对于成人而言,即使看黄色网站也没有问题。

到了饭店,这位企业家马上打开电脑验证。果然,德国网速很快,可以无限制访问任何一个网站。由于不设防火墙,所以能看到的东西很多,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本来当天晚上有朋友请客,但我们认为,社交性的吃饭太耗费时间,还不如吃简单些,多留点时间上网。为此,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在饭店里上网,与我同行的这位企业家开玩笑:“我们花这么多钱和时间来德国,似乎是为了上网而来”。对于德国不设防火墙,可以无限制上网的问题,这位先生很不解。他问:“万一有人利用互联网工具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怎么办?”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我也只能告诉他,可能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目光比较短浅,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吧。

示威游行不需要事先批准

第二天,我带这位企业家到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参观,走近勃兰登堡门,看到前面有十几个人身穿白布,似乎在举行示威抗议。因为在国外,所以才敢上前了解情况。问了后才知道,他们是库尔德人,在抗议土耳其军队屠杀库尔德地区的妇女和孩子。这位企业家这辈子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游行示威,所以有些害怕。他问:“既然是游行示威,怎么没有人来管?”,“你们不怕德国警察抓吗?”这些库尔德人很奇怪地反问:“为啥要抓?”再问:“经过批准吗?”回答:“报备即可,只要不在道路上,不妨碍交通就行”。看到示威游行没有安全问题,这位企业家才敢壮着胆子与示威者合影留念,而示威者也很友好地配合我们照相,并把白布挂在这位企业家的胸前。

勃兰登堡门不远处是欧盟委员会德国代表处,一位老人举着牌子坐在门口。牌子上写着:“欧盟是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位企业家又开始担心起来:“在大街上举牌子抗议,难道不怕警察和城管来干涉?”我告诉他,只要不使用暴力,在德国你随便表达不满和抗议,只要你有时间和精力。另外,德国没有城管这个职业,城管是伟大祖国对世界的一大创新性发明和贡献。

敏感问题无禁忌

在勃兰登堡门的东边,一位年轻人在大街上身穿军服,手拿国旗与旅游者照相。与我同行的企业家问:这是什么军服和国旗?我回答:他身穿的是民主德国军服,手拿民主德国国旗。企业家问:他在干啥?我告诉他,这个小伙子不过想让人和他照相,收点小钱而已。企业家说:“此人如果在中国就火了,因为,如果某个人身穿国军军服,手拿民国国旗,必定遭到全国人民的痛骂,甚至有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如果在北韩穿韩国军服,可能就被北韩军人直接射杀了”。

继续往东走就到了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我们前往该校参观“孙中山摄影展”。在主楼大厅的正面墙上居然有马的一句名言:“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关键在于改造世界”。这位企业家很好奇地问:“东德消失了,马主义作为东方阵营的一种意识形态,西德政府为何不取缔?”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只好问摄影展的举办者。这位德国人回答:“虽然该理论基本上属于谬论,但还是有句把话有些道理”。凭心而论,该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个别内容也有其合理之处,并非一无是处,只是一些国家将其上升为唯一的意识形态而被歪曲利用了。尽管如此,德国人并没有谈虎色变,也没有人对此有任何禁忌。

德国国徽与屁股同高

在菩提树下大街边上就是德国国会大厦办公室。办公楼南门的门外雕刻着德国的国徽以及“德国联邦议会(Deutscher Bundestag)”几个大字。令人惊讶的是,国徽和德国联邦议会几个字位置很低,在腰身下部,甚至在屁股下面,而且旁边还摆放了一辆破自行车。同行的企业家感叹:“德国人太不把国徽和议会当回事了。在我们心目中,国徽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应该悬在建筑物的最高处,或戴在头顶上,这样让人仰望后才会有一种崇高的感觉”。“建议德国人到北韩取经,看他们是怎么把国徽设计得庄严、神圣、光芒万丈的”。

在国会大厦北侧有一组新建筑,这也是德国国会工作人员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是透明的,从外面就能清晰地看到里面的情况。同行的企业家问:“办公室太透明了,官员办公的时候大家不都看得一清二楚了吗?想打个盹、泡个妞都没有可能。”“万一有人拿枪往里面射击怎么办?”的确,德国议会和政府的办公室都是透明的,也没有官员担心会有人来加害他们,因为他们第一不往自己兜里捞钱,也不暗算老百姓,干嘛有人会和他们过不去呢?而且,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参观,只要事先预约。不像有些国家,工作人员成天躲在高墙里面,不知道在抚摸小蜜还是在算计他人。

德国的软实力不仅仅体现于上述几个方面,而且还有更多,比如,高校无围墙,图书馆随便进;高速公路不限速不收费;城乡无差别,甚至农村更富裕等。只有完整考察、细心体会才能够发现,其实德国的软实力就是:自信、宽容、亲民、高效和共同富裕。这才是一个真正而不折不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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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政治学家韩博天:数字列宁主义下,中国将如何重塑全球秩序?

灵活坚韧的党国体制,加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高效工具,中国犹如一只突然出现的“红天鹅”,对全球秩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特约撰稿人 于渊 发自香港

2018-02-22

政治学家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的新著《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Red Swan: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本书的出现可能正当其时——在一个中国全面崛起,对本国国民、周边地区乃至世界都造成巨大影响力的时刻,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观察中国?

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

作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

译者:石磊

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韩博天是位于柏林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以下简称墨卡托中心)的创始总裁,和特里尔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曾经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从事中国研究的工作。墨卡托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欧洲最大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致力于全方位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推动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经过几年的发展,该中心已被普遍认为是研究中国的权威机构和在欧洲政界有实际影响力的智库。不过,它对中国的一些负面分析也曾招致《环球时报》以整版文章批评。

韩博天本人对这些批评处之泰然。他称自己是一位“正视中国及其崛起”的政治学家,喜欢务实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如何解决问题”,也因此曾与中国各层级官员广泛接触。他非常熟悉中共官员的用词,诸如“作风”、“由点到面”等,在访谈中,会直接用汉语说出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7月赴德国参加 G20 峰会时,韩博天就“一带一路”问题接受过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其文章、言论也经常被“观察者网”等持国家主义立场的网站引用或转载。

但韩博天也提到,最近几年,接触中国官员变得越来越困难,而即便能接触到,他们能对研究者讲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观察仍正在快速变动中的中共政权,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新作《红天鹅》中,他试图解释的,就是中国何以成功?为了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韩博天把中国比作一只巨大的“红天鹅”——我在采访中询问“红天鹅”的含义,他解释道,因为红色中国超越了人们此前的一切假设,它和其他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都截然不同。

“游击式风格” (Guerrilla Style)是他自创的另一个术语。他在书中写道,“中国游击式政策风格的历史传统之前很少有西方学者关注。永恒流动和持续变化是政治和权力的常态,即使是建立机构,也不能有效终止或疏导这种态势。”因此,很难用西方惯常使用的二元论,如集权和分权,或者宪政概念中的联邦制来分析中国。因为这些理论归纳,都包含着一种权力制约和平衡所带来的稳定性——而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并不存在。韩博天认为,这些僵化的理论无法捕捉到中国制定政策过程的关键所在,也就是他在书中强调的“试点”和“由点到面”的中国式政策模式——这种“不稳定”但是有成效的模式,将“分散实验”和“中央干预”结合在了一起,带来了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但他指出,在习近平上台后,大张旗鼓地引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彻底改变了以往中国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灵活性与探索性,让过程变得僵化。

在访谈中,韩博天尤其谈到他对中国未来的最大担忧——“数字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在他看来,由于拥抱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中国政府和大科技公司达成了广泛共识和利益联盟,而中国的普通百姓,甚至警惕政府的知识分子,也因为享受唾手可得的便利而失去警惕。就此发展下去,会形成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数字极权,远远超出《一九八四》的寓言。个人作为数据元,与权力作为数据的掌控者,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前所未有地悬殊,甚至会令反抗失去组织化的可能。韩博天在采访中说,这一局面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在中国发展得如此之快,不仅世界其它国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即使中国的人们意识到个人信息已经全面暴露和上缴的危险,也为时已晚。

同时,世界局势也显然有利于中国, 2007年到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美国、西欧和日本,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声望和公信力明显下降,中国看上去是当前唯一有能力填补这块空白的国家。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衰落,正是中国在世界赢得声望和影响力的前提。那么,中国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体制,手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高效率工具,是否会挑战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体制?端传媒对韩博天进行了长篇专访。

中共与苏共不同的 DNA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你在书里提到, Nicholas Taleb 解释了“黑天鹅”是什么,而你的新书名叫“红天鹅”(Red Swan),人们对这个您创造的新名词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你能解释一下“红天鹅”究竟是什么吗?

韩博天(以下简称“韩”):“黑天鹅”被视为一种认知挑战,所以我们的整个假设都受到了“黑天鹅”的挑战。 此前,我们假设天鹅一定是白色的,但是一旦出现了黑天鹅,我们就必须修改以前的所有假设。所以这指的是那些让你意想不到、颠覆认知的突发事件。而“红天鹅”的中国,也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包括中共的韧性(Resilience)、创新能力(Innovation Capacity)、经济发展等。基于传统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科学假设,包括我们所经验过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例如东欧、苏联、东德——它们在技术创新面前总是非常不适应和处于被动局面,但中国却不一样。中国的革命颜色是红色,所以这就是“红天鹅”。

端:你又创造了一个叫“游击式风格”(Guerrilla Style)的新术语。能否介绍一下“游击式风格”的特点?它与“实用主义”又有什么不同?

韩:“游击式风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共的历史传统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这与苏共截然不同。

中共领导的革命,是在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他们用非常在地化的政府体制,来转变当地的经济与社会观念。历史上,中共虽然有一个党中央,但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等级制度,中共在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处理各自的问题:在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挑战上,当时中国各地的情况各不相同,这种不同的程度甚至比今天还要更甚,所以中共必须要给当时的地方领导人一种创造性的决策权(creative policy making powers)。这种措施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当革命胜利以后,中共就认为,中央的集中领导和分散的地方举措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而这与苏共对体制的设想就很不一样——苏共高度集权,官僚体制层级严明,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

“游击式风格”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植根于中共的历史传统中,是中共 DNA 的一部分,这与苏共截然不同。

“游击式风格”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使这种分散的举措,变成了制定政策的方式——使其合法化了,于是这真的鼓励了官员们尝试了一些新东西,去探索那些未被触及的领域。这意味着——至少邓小平明确表示过——中共必须勇于面对新的挑战,例如在科技方面。虽然你可能不知道未来的技术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你仍会努力发展科技。在今天,中共仍然有可以与革命传统相比较的“游击式风格”的特点,比如在抓住机遇上的大胆与积极态度,比如管理紧张局势,动员群众力量发现潜在“敌人”等等,都会涉及到“游击式风格”的执政策略。

高效却不稳定的“游击式风格”

端:“游击式风格”带来了大量的政策“试点”,这种“由点到面”的方式,你在书中提到,是富有成效、然而却不稳定的模式,这怎么说?

韩:政策实验,“由点到面”是先执行,但没有立法,之后再来立法。先实施一些事情,看看这些实验能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将其合法化,并推而广之。如果不成功,甚至有灾难性后果,中共通常就是不再谈论它。从中央决策者的角度,如果你的地方官员愿意尝试新事物,你会很高兴。因为如果事情最后出错,责任可以归咎于他们。而如果事情顺利的话,你把它拿出来推广,功劳就归于自己。从政治逻辑上来讲,让地方官员在地方一级做政策实验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对中央决策者有利、风险很低。而地方官员也会因此获得相应的回报——至少过去是这样。作为地方官员,当你成功实验了某项政策,为解决诸如农村贫困人口、医保等难题创造了解决方案,不仅招商引资会变得容易,你还将获得政治上的回报,通常会步步高升。

“因地制宜”的做法虽然富有成效却不稳定,但这不会给党的领导带来风险。

这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很特别,这与西方很不一样。中央在一定程度上设定目标,然后让地方成为“试点”,然后再试图推出一些新东西来。“由点到面”的重点是,只能由上面来决定,如何来“由点到面”。但这些“因地制宜”的做法,并不会在法律法规中被明说出来。它虽然富有成效,但却不稳定。因为没有预先制定的法律,没有国家的明确规定,你永远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有可能同样的试点,在广东做得很好,在山西却失败了,这就对山西很不利,这就是我所说的不稳定。

端:你觉得高层官员是否看到了这种不稳定的影响?他们会担心这种不稳定吗?

韩:从政治角度来看,地方实验是非常好的,因为地方实验有时候失败,有时候顺利,很不稳定,但是国家制度本身、党的领导永远不会有风险。

高层官员知道党中央是稳定的。即使地方出了问题,也是他们的错,中央会纠正的。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所以。在中国做一个县市一级的领导真的很难。特别是现在,对政治风险的演算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官员的纪律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腐败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忠诚问题。

端:那么中国的中央政府是如何给地方支持的呢?

韩:这要视情况而定。有时候他们会获得资金援助。但在过去,依赖的完全是当地的创造力,中央不会给任何资金支持,所以那时候需要激励农民。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钱。在如何发动农民的积极性方面,他做了很多努力。在邓小平被下放的时候,他在农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没有投资的情况下,让人民的积极性被发动起来。

端:有些经济学家,会因此认为中国已经事实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了。

韩:这是很肤浅的看法。很多人都没真正把中共当回事儿。在中共体制的等级制度下,“试点”一直都有干预,中共一直是领导者;联邦制是另外一种东西了,它意味着不同的层级和地方,都会有非常不同、但是确定无疑的权力(编注:例如立法权)。这在中国就很不一样了,这些学者很习惯使用西方的术语和经验,去描绘那些在中国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西方有西方的制度、社会和理念,如果我们把它们作为框架研究中国,就会忽视巨大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中国真实生活的进展感兴趣的原因,它给你一个更大的角度去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追寻政策的来历,看看中国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你会从中看到各种导致变化的原因。研究中国如果置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中国的地方可以自主自治),这就是用西方的思维去臆断和想象中国。

研究中国如果置于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就是用西方的思维去臆断和想象中国。

我这本书想要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我们必须纠正此前的臆想,要用开放的态度去研究中国。我的研究,很大程度都基于我对不同层级中共干部的访谈上,高层和地方层的都有。我问他们,什么是他们当前主要的关注点,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和克服困难。从那些谈话中,有一些奇怪的术语经常出现,就是“试点”、“由点到面”。当我尝试寻找“试点”的来源,或者这种特殊方法论有哪些特色时,才发现他们根本不思考这些问题。这是我的访谈中很有趣的地方,他们从来不认为“试点”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作风”,——“这就是我们的作风”。他们不思考到底是什么。比如我问如果“试点”失败了,你会做什么呢?他们回答,“不了了之”,就不讲了。

习时代:回到顶层设计与中央再集权

端:这种“游击式政策风格”,在毛时代、邓时代和如今的习近平时代,有不同吗?

韩:习近平时代更加行政化了。但分散实验的基本思路还在,习近平还在谈论实践工作,比如他也谈到“试点”工作,也谈到“由点到面”——因此,“游击式风格”还在那里,习近平声称欢迎实验性的政策。但是另一个术语“顶层设计”则是在中共革命传统的反面——这意味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集权和严苛的纪律,而这是习近平如今所要求的。

我认为,这个新体制让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党的领导力和党的纪律上,这很显然有压缩地方实验和创造力的风险。这是我目前正在观察的事情: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不敢再进行因地制宜的创新了。当然,与此同时,政治腐败也减少了。这是中共目前想要做到的一个艰难的平衡。

端:最近几十年来,中共已经削弱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削弱了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而这两方面恰恰是你所谓的“游击式风格”的核心。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正在越来越偏向“正规化”?

韩:“游击式风格”和“正规化”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中国政治体制有很官僚化的一面,他们有很多庞大的官僚机构,这在毛时代就已经很明显了。但是,这种来自上层领导和下层执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都被官僚体系的内部游戏规则制约着。中共当然也强调书面规定,但是这种“正规”与“非正规”之间的紧张,内生于中国政治体系当中,从邓小平时代以来,这变成了越来越强的官僚系统内部规则,领导人会用权力意志去处理。

习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权,就是往正规化方向努力。现在习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于原有体系的官僚机构,来控制原来的官僚体系。

习近平目前所做的中央再集权,就是往正规化方向努力。现在习近平正在建立完全平行于原有体系的官僚机构,来控制原来的官僚体系,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例如国家监察委的设立,就是在原有的官员反腐和党员纪律检查的制度挑战下,所作出的反应。我们可以观察这一举措能走多远。

不过习近平治理下的大部分政策制定,都更像是一种“危机模式”下的反应。他并不相信原有系统能够执行他的政策,所以才要创造新的制度,让他可以一直施加压力。2012年以来,习一直试图保持“高压政治”。因为那时候出现了薄熙来、周永康等事件,中共领导层因此陷入严重危机。我认为,他正在尝试继续维持这种危机氛围,以此制造一种永久危机的模式,来增加自己的核心权力。

数字列宁主义:政府与科技巨头的合谋

端:那十九大以后呢,这种危机模式会解除吗?

韩:看起来不会。

我知道有人希望会如此。习的地位已经稳固了,那么他可以放松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习近平来说,他的使命,第一就是要在21世纪振兴社会主义中国,第二就是要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重新定义中国的地位。我认为这两个他自我定位的历史使命,超出了短期的政治计算。

我在书里没有谈到的,就是中共如何将新的数字技术用于实现目标。这是目前中国领导层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痴迷的原因,他们真的想让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这契合共产党的科层制度与它的组织原则:他们利用数字技术实施全面监控、控制、引导、审查等,新技术对共产党来说是完美的控制工具。以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很可怕,因为新技术似乎完美地契合共产党的统治需求,共产党将支持和加强新技术,它随时更新,让你时时刻刻都处于在这个技术构建的牢笼之中。

端:根据你的观察,习近平真的能驾驭这种力量吗?

韩:他并不只是一个人。中国的科技巨头和当局的方向完全一致,大公司和共产党,都对数据十分饥渴,都需要尽可能多的数据,这让事情变得很诡异。政府、大公司、投资者,有时候甚至是普通消费者,都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他们达成了一种一致。这才使得这一体制变得如此强大,在利用数字技术控制上,没有任何辩论、任何争议和任何间歇。

对我来说,可怕的是,虽然不同的科技巨头有着不同的商业目标,但它们都乐意为共产党服务,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这很难(接受),但我们得面对这个现实。

例如华为,除了在美国以外,华为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业务的公司,它无处不在。但华为会说,我们只提供技术和网络,各种应用的基础设施。就像其他大公司也可以做物流、旅游和城市管理的业务,并声称不一定为政府监视的目的而服务。但实际上,利用这些大数据做什么,是由人来决定的。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政府来说,技术可以成为非常不同的工具。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目前为止,中国的科技巨头和政府已经形成了联盟,他们合作得很好。

虽然不同的科技巨头有着不同的商业目标,但它们都乐意为共产党服务,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

中国政府之所以迅速地拥抱数字技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起步早,我观察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在朱镕基任总理的时代(编注:为1998年3月到2003年3月)这就是重中之重了。在西方国家,政府常常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附加的东西,但中国政府在那时就将其视为变革性的技术,认为它将会改变一切。

在中国政府看来:我们必须使用数字技术,否则我们又要落后,所以我们要将这些技术用于我们的目的。这就是中国政府和西方的差异。在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领导层本能地把握住了它。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太被动了,他们在等待事情的改变和发生,不知道如何面对新技术。

这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事情,也导致许多西方政府和民众对此的认知缺失,我们最近才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影响和变革(现实世界)的,而中共比别的国家政府早了15年。

端:你曾定义这种靠大数据提高极权精度和效率的做法为“数字列宁主义”,现在它是否真的已经扩展开了?

韩:目前流行的“社会信用体系”显然是数字列宁主义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共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它在收集数据的基础上,带来了新一轮的对市场参与者和市民的监管,这带有非常强的入侵性。

我认为,即使在香港,你们也低估了“社会信用体系”对香港人在本地活动的重要性和入侵性。所有和大陆做生意的人、每一笔交易都会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而每一个来过香港的大陆游客,也会将体系延伸至此。除此以外,这一系统还将囊括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必须受它的约束,遵守《网络安全法》,不仅是外国媒体,还有外国企业。

中央如何控制如此庞大的组织和巨大的社会,一直是共产党面临的永恒挑战。而现在,数字技术解决了他们的困扰,这是完美的极权控制。

这个看不见的系统会不断扩大,这会改变每个人和每个公司的行为与他们对自身风险的计算,会构成真正的重大改变。我认为大多数人还是低估了这一点。人们会认为他们(中国政府)做不到,他们不会做。但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全新的事物、一个全新的战场,他们用此来规范市场和社会。从香港的角度来看,你应该认真地正视它,因为它一定会来。

在传统模式下,中央如何控制如此庞大的组织和巨大的社会,一直是共产党面临的永恒挑战。而现在,数字技术解决了他们的困扰,这是完美的极权控制。

端:而普通人能在数字技术的发展中获得许多便利,所以每个在其中的人都感觉很舒服。

韩:对,因为这十分方便。通常,我们会把监控、控制的责任归咎于政府,但中国的网民和消费者本身也是问题。他们太容易地接受这一切了,根本没想过这些事情。他们会说,让我们使用这些产品吧,让我们使用微信的一切。之后,他们就把这个数据笼子一直戴在自己身上。在中国大陆,即使是非常聪明的人、即使是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会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大多数人都是盲目的。盲目的消费主义者,他们陷在方便的网上商城里不可自拔。

端:人们为什么想不到呢?包括知识分子。因为缺乏批判思维?因为改变不了所以无力去说?

韩:我认为并非如此。我1980年代后期在南京大学学习,当时大学生的批判思维很强。直到1989年,他们仍然有很多批判性的思考,想要独立于体制权力之外。而消费主义是另一种权力。1989年以后,执政者的基本思路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人们的一切精力都转向经济、商业和消费主义。这很可能也部分地解释了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对过去无知,在政治上非常被动和冷感。

端:在你看来,将来中国人会对隐私的被监控和侵犯感到愤怒吗?

韩:我觉得将来会出现的。但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多的人意识到或恐惧这些技术。大数据监控从另一方面来讲,确实让交通更顺畅,让物流更高效,给城市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潜能,让人们生活更便捷。但是当人们完全失去了自己的隐私空间之后,反对的声音可能就会来得太迟了。

端:你觉得现在已经太迟了吗?

韩:只能说现在的进度非常快。我认为中国政府正在快速推进,我不确定是否还有时间来阻止。必须说,中国的数字技术进步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安装上面。而这些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已经都搭建好了,我预计,中国对公共空间的全面监视工作很快就会完成,听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村庄里,比如云南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安装摄像头了,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而是交叉路口这种关键位置,这通常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而这种摄像头非常廉价。

端:你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有足够的了解吗?

韩:没,他们完全低估了。香港政府,包括美国、欧洲的政府,对于公众的数据抓取会遭遇很大阻力。我们知道网络大数据会有隐患,互相竞争的公司之间、互相竞争的党派也会指出这些问题。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互相竞争的公司可以不为政府提供数据,Google 和 Facebook,他们都不喜欢政府,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获取数据,有太多这样的事了。正因为政府与大公司之间并不相互影响,所以保障了竞争的透明度、也有助于政治竞争。但在中国不是这样,政府获取数据没有任何阻力,这些公司也为技术的发展而疯狂,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也很有道理。

端:在西方,法律方面有没有关于数据权利的规定?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数据应该归谁所有?

韩:当然。德国宪法法院有一个判决,叫做“信息自决权”(The Inform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这已经是很老的判例了,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还有其他几个案例。欧洲人对待“信息自决权”,采取了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立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里面包含了许多(对政府)的恐惧、不信任,这些一直都是被广泛讨论的议题。在中国,这种数据不受保护的情況从来不被讨论,最终可能发展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世界将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时代

端:最后让我们再来谈谈习近平时代。在最后一个章节,你对这个时代有很多批评,你说到了“习李体制”,就像“胡温体制”——现在你还认为有“习李体制”吗?

韩:我不再认为是这样,现在只有习体制。

端:在你的书里,最后一章习时代之前的六个章节,你觉得中国的政治体系是行之有效的。

韩:不,我只是认为此前中国的体制具备“韧性”(Resilience)。这一体制当然有很多不足,失败时常发生。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是,为何共产党能保持灵活,而不是高效——我不会用行之有效这个词,我会用“韧性”。

端:但是在最后一个章节中,你对习近平时代中国体制的韧性保持怀疑。

韩:因为如今的中央集权化程度令人窒息。曾经的去中央集权,是可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有数据表明,“试点”活动,从2012年起是逐渐减少的。所以这种过度依赖中央集权的领导方式,是有明显风险的,尤其当领导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让整个系统都充满风险。

端:在这种模式下,你怀疑“顶层设计”的有效性,对吗?

韩:是的。我认为,如果你在进行“顶层设计”的时候,是否想过地方的不同政策,地方一级将会失去所谓的“因地制宜”。这就意味着,一旦是党中央决定的,都将被执行,不管这是正确还是错误的。这就是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的危害,如果最高领导人说必须朝着这个方向走,即便这是灾难性的方向,也没人阻止得了。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为一旦他错估了情况,导致中国走错了方向,这将会成为全国性灾难,乃至于全球性的灾难。

端:目前在党内,对最高领导人仍然会有约束力吗?

韩:目前恐怕没有那么多。习近平愿意倾听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听取对抗性的建议。党内没有对抗性(势力的存在)。如果他宣布一个决定,他认为这是重要的事情,没有人会站起来说,“不,这是错的,你不能这样做”。

端:举一个例子,如果“一带一路”最终失败了,习近平会对它负责吗?

韩:这是一个风险。像“中巴经济走廊”这样的大型外商项目,发展下去可能也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如果类似这样的事情失败了,对习来说是一个风险。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会公开表态,但大多数人会私底下责怪他。 这确实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失败了,会有反弹,但也许是隐藏的、缓慢的反弹。

端:你如何看待前美国总统顾问班农(Stephen Bannon)的言论?他此前曾把现今的中国与1930年代的德国相比较。

韩:这是错误的比较。

中国和那时候的德国非常不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处于在世界上占优势的地位。所以中国显得更放松一点。中国的发展也无关军事侵略,甚至没有武力夺取台湾。可能会有军事摩擦冲突,但我看不到军事侵略。我也没有看到纳粹德国时期的种族主义问题在中国很普遍地出现。

中国带给世界的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西方从来没有面对过,因为中国太大了,引力也太大了。像日本、韩国这样的小国从未有机会改变全球舞台的格局,中国崛起与日本崛起也因此没有可比性。中国有有潜力改变全球的游戏规则,这就是不同。

端:你在书中最后一章认为,当前,日本、欧洲、美国都在衰退,而中国现在是填补这个空白的唯一国家。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的衰落以后,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获得了国际声望和国际影响力。你如何看待未来五年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能否挑战美国的国际影响力?

韩: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我毫不怀疑这点。因为中国正在去欧美不曾到达的地方,这实际上也是“游击式风格”的原则,中国在“避实就虚”,避开主要战场。

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时代。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要去非洲、要去拉美。那些美国影响力没有那么深入的地方,就是中国找到机会的地方。中国正在为此而努力,而那些中国科技巨头也是如此。他们正奔向那里。我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国会更加全球化。最重要的是,中国也会出口一套技术标准,为了安全、物流、交流等诸多原因,中国也会尝试把在国内已经普及的技术系统,输出到其他需要的国家。

此外,在大数据、公共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方面,这是中国所熟知的技术。就技术层面而言,由中国推动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由中国驱动的全球化时代。

(张洁平、李若一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野兽爱智慧

野兽按:端传媒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系列专题是我认为华文媒体中最好的一组报道,尤其是其中的深度文章,我是每文必读,受益匪浅。遗憾的是中国大陆读者绝大多数读不到,我个人也是尽我所能将端传媒的报道转发到朋友圈,但读者寥寥,很多朋友没有爬墙的习惯,有爬墙习惯的朋友没有成为会员。对于有爬墙习惯的朋友还好说,让他们购买端传媒会员即可。

而对于不爱爬墙的朋友该怎么办呢?也只能用好文章勾引她们爬墙,来到自由世界看看真实的世界。还是遗憾端传媒同仁们的努力没法进入中国大陆的公共空间,没法通过真实的报道和深入的解析增强公共舆论场的公民理性,没法通过独立媒体培养公民素养,没法成为社会整体文明的一股推力,2月18日深夜我在微信公号上编辑方方的武汉日记时,想到我们要用方方所说的”爱人的百姓写作”来平衡“爱事的媒体写作”,用“公民的自媒写作”来制衡“臣民的官媒写作”,人道精神的落地需要价值创造者、价值传递者和价值接收者的三者合力。我们即使做不了价值创造者,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价值传递者和接收者。

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

自信叙事被广泛认可,也意味着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实习记者 张美悦 李瑞洋 发自香港

2020-03-19

两个月前,在新冠肺炎正式被确认能够人传人、广泛进入公众视野后的第二天,《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连发三条微博,呼吁武汉市公安局重新调查“查处8名造谣者”的事件,以回应公众因未能提前知情产生的集体愤怒。一个多月前,“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而引起的民愤依然汹涌,胡锡进在微博表示,官方应该为训诫李文亮做出道歉。

时间进入三月,胡锡进的笔调转守为攻。3月1日,他援引钟南山的发言,说病毒的源头至今没有搞清楚,不应该贴地域性的标签,并且中国迅速控制疫情扭转局面,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到了3月12日,他干脆直言“中国是世界的吹哨人”。

作为中国舆论场的风向标,胡锡进一方面是执政者忠诚的护旗手,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在公共讨论中扮演党内开明派的角色,以获取更广泛的民意支持。因此,他在疫情期间发言着力点的转变,也大致描绘出了主流舆论的拐点。

胡锡进言论的变化,在更大视野里,是中国宣传系统步步为营,夺回舆论场话语权,引导民间情绪,重建“大国自信”叙事的过程:嘲讽“要自由不要命”的意大利人民,赞美中国体制才有可能付出代价实现封城壮举,谴责美国污名化中国的同时制造“美军带病毒进武汉”的阴谋论,并进一步否认中国早期瞒报疫情的指责,把中国塑造成全球疫情的警示者和拯救者形象。

虽然,也正是这套自信叙事,曾经降低了许多人的警惕性。如今回看,去年12月31日,正是新冠病毒基因测序结果令武汉第一批医务人员心惊的时候,江苏网警身份的微博大号江宁婆婆曾发出一条科普:“武汉拥有全国第一个P4级病毒实验室......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三个月后,因为这条微博被网民群嘲的江宁婆婆重整旗鼓,转而批评国外的抗疫措施:“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才知道这个病毒有多厉害,结果喊破嗓子也没人听。”

从“武汉搞得定”到“喊破嗓子没人听”,中国的形象变成了前后一致的强人与先知,而瞒报疫情和一刀切治理引发的灾难,以及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则慢慢游离在叙事之外。自信叙事被广泛认可,也意味着宣传系统在1月和2月份屡次失手之后,终于借着国内疫情减缓、全球疫情暴发的“机会”,夺回了舆论场的话语权。

2020年2月18日中国武汉市体育馆设立的临时医院,医务人员在患有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中行走。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失去公信力的政府和被伤害的“大国尊严”

这个时期,舆论焦点仍集中在疫区民间艰难自救、物资分配不合理、要求问责官员等方面。

1月24日晚,时值大年三十,武汉一个医护人员在休息室崩溃大哭,喊着“我受不了了”的视频流传于网络,各种求救信息频繁发出,社交媒体一片凄凉。与此同时,成龙在春晚舞台演唱的“看我国家哪像染病”画面截图广为流传,不少人形容“讽刺”。两天后,环球网发布了《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视频“火”到国外,多国网友“酸”了》的消息,借推特上的外国网友之口称赞火神山医院的建造速度,但遭到网民的集体痛斥。

渲染外国人对中国强大国力和基建速度的羡慕之情,是官方媒体最近几年惯用的宣传手法。或者出于路径依赖,又或者为了在深陷疫情的问责声里险中求胜,环球网试图将国外“赞美”的声音引进国内的舆论场,但民间对此并不买账。这个时期,舆论焦点仍集中在疫区民间艰难自救、物资分配不合理、要求问责官员等方面。

官方的公信力跌倒谷底,网民言论的基调尽是不满,甚至罕见地出现直指最高领导人的情况。1月28日,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时表示,对于疫情防控,他一直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由于他实际一直未去湖北,“亲自”二字引起众多网民嘲讽,迅速成为社交媒体的敏感词。

从舆论场中反映出的似乎不只是民间的信任危机,也有各处地方政府在中央统一部署之外独断行事的反常行为。2月5日,云南省大理市卫健局发布消息,承认征用了重庆市购买的由云南发往成都的口罩。在发布消息之前,网络上已经流传着大理市发出的《应急处置征用通知书》,同时流传的还有各地口罩被不同政府部门拦截的小道消息。此前湖北的封省、河南的“硬核”挖路已经在物理空间上把各个省份隔离开来。物资的被征用更进一步,在心理层面切断了中央十分看重的运输经脉,人心惶惶之下,地方政府开始急于自保,而之后大理市委市政府多人也因为此事被问责。

此时,世界各国已经接连从武汉撤侨,在中国外交部近些年的一贯论述中,撤侨是“祖国助你回家”的行动,是一个强大国家对处在危险地区的国民的庇护,这意味着各国的撤侨行动,伤害了中国的“大国尊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因此在2月3日指责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并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对中国疫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但跟一个月后的发言相比,这时的外交部仍是相对温和的防守姿态。

2020年3月18日中国中部湖北省武汉市,一名来自云南医疗队的人员与当地人自拍。摄: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全面胜利”目标的展开

0是最受青睐的数字,从2月22日开始,《0!》(多个地区确诊病例零新增)、《21个0!》、《28个0!》等标题接连出现。

从1月20日疫情的消息正式放开,到2月6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医生李文亮去世,民间舆论因为政府失能、湖北疫情下惨剧频发、民间艰难自救而有着无穷怨气。在李文亮去世当晚,无法纾解的愤怒甚至引发了网民在微博呼吁“言论自由”的声音,虽然相关内容在第二天一早就被清理殆尽。

不过,就在几天之后,尽管互联网上的情绪没有发生太大转变,但是官方媒体显然迎来了一次重要的宣传战略调整——因为这一天习近平吹响了“全面胜利”的号角。

虽说习近平在1月25日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表示“我们就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但之后除了会见柬埔寨首相,习近平没有再公开露面,许多人都在揣摩他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含义。直到2月10日,习近平前往北京一个社区调研的画面被放出,并把抗疫的目标重新表述为“全面胜利”——“我们一定能取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最高指示下达之后,2月12日,《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找到了一个宣布“好消息”的报道角度,他们发现湖北省之外的地区新增确诊病例人数连续8天下降。这条以《8连降!》为标题的消息被官方媒体广泛宣传。

此后,《15连降!》、《16连降!》如法炮制,类似格式的还有《3位数!》(各地新增确诊病例均降至3位数)。“消息越短越重要”是官方社交媒体的常用修辞,口号式的标题和感叹号,有效地建构了“好消息不断”的胜利叙事。0是最受青睐的数字,从2月22日开始,《0!》(多个地区确诊病例零新增)、《21个0!》、《28个0!》等标题接连出现,并配以“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宣言。官方媒体从这时开始采用减法式报道,只通报“胜利”的消息,而对仍然出现的确诊案例和死亡案例则不予关注。

三月之后,随着疫情有所缓解,一些方舱医院患者逐渐清零,《人民日报》反复选用《关门大吉!》作为相关报道的标题,“大吉”表达的喜庆意味,几乎宣告了全面胜利的来临。而同时,3月4日澎湃新闻关于一名患者出院后死亡的报道被紧急撤回,也有前线医生质疑“出院标准太宽了”,广东14%的出院患者都存在复检阳性现象。

在这期间,一些非洲、欧洲国家政要、前政要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也为“胜利叙事”添柴加火——“中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果断采取行动,有效控制疫情并及时分享信息,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中国政府开放、透明的坦诚做法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采取预防措施是极其有益的”,《人民日报》在2月20日一篇报道中连篇累牍地引述了不同外国官员对中国政府抗击疫情表现的赞美。

在官方建构“全面胜利”叙事的同时,民间舆论关注的议题也开始碎片化,除了因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和共青团虚拟偶像“江山娇”引起了大规模抗议之外,征用武汉当地大学生宿舍、火神山农民工被拖欠工资、柳帆护士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武汉监狱释囚回京、各个政府单位就瞒报疫情的责任“击鼓传锅”等事件,均在短时间内引起舆论关注又迅速降温。

胡锡进在这段时间,也频繁对各个短暂的热点进行回应,可以说是到处灭火。而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除了谴责《华尔街日报》一则评论标题中的“亚洲病夫”之外,并没有显示出它好斗的一面。后来在推特抛出“美国军方带病毒到武汉”言论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月24日的记者会上回应“美国是否为新冠肺炎幕后黑手”的提问时,也曾表示“疫情面前,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理性、合作”。

2020年3月18日,北京外交部举行的记者会,一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摄: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大国自信叙事的重启:制度优势和世界救星

在新的官方叙事里,中国不仅没有瞒报疫情信息,还为世界争取了抗疫时间,向疫情严重的国家输出抗疫物资和医疗队伍。

在初期被中国严重的疫情伤害的“大国尊严”,随着国内疫情放缓,国外疫情蔓延,重新拾起了自信叙事。

2月23日,习近平出席会议,通过电视电话直接面向17万名县团级别以上的干部发表讲话,亲自为防疫行动的“胜利”定下基调:“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历史学者章立凡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评论,习近平传递的信息是“不承认自己以前有失误”。

在习近平总结“成功经验”的同时,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也引起中国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注意。2月23日,因为累计确诊人数连日增多,韩国上调疫情预警至最高级别,一时成为中国舆论场的焦点。由于大部分新增确诊者与新天地耶稣教会有关,许多网民嘲讽韩国人只顾“哈利路亚”而不重视防疫,表示庆幸生在中国,并奉劝韩国“赶紧抄作业”。

从这天开始,“韩国”的微博讨论量急剧增多,直到韩国以每天2万人的检测速度和分级治疗的策略,控制住了疫情,它在微博的关注度才开始下降。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疫情的防控失效也让它在微博的热度飙升。

全球疫情的暴发,使得官方媒体有了足够多的话题在舆论场上夺回话语权,宣传中国的“制度优势”。同样在2月2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发表文章,指“一些国家对病毒反应迟钝”,失落了两个月的“大国尊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日复苏。3月4日,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均转发了一篇自媒体文章,称“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3月16日,《人民日报》更是在标题中用“反超了!”,来报道其他国家的累计确诊案例已经超过中国的事实。

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也成为中国体制的歌颂者,3月11日的《新闻联播》,报道了谭德塞对中国政府领导抗击疫情的高度赞扬,他把中国模式塑造为世界的救星:“如果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它们就可能控制住疫情……受益于中国正在采取的大规模防控行动,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才有了窗口期,我们要利用好这样的窗口期。”另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艾尔沃德则说:“如果我感染了新冠肺炎,我想在中国治疗。”这句话和塞尔维亚总统含泪向中国求助的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被疯狂转发。

在新的官方叙事里,中国不仅没有瞒报疫情信息,还为世界争取了抗疫时间,向疫情严重的国家输出抗疫物资和医疗队伍。但是各国并没有好好利用中国争取来的时间,导致疫情在全球扩散。美国则不依不饶地向中国泼脏水。

不过,把海外国家渲染为控制不住疫情的疫区,也使得“撤侨与否”成为一个暧昧的话题。一方面,从电影《战狼2》开始,宣传系统塑造出的“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大国尊严”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无论是出于现实成本的考虑,还是出于曾经谴责过从武汉撤侨的国家的考虑,中国外交部显然都不太愿意撤侨。

于是,3月10日,在中国看来意大利的疫情显然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但外交部发言人却对是否会从意大利撤侨语焉不详。这也让官方媒体无法在撤侨议题上做文章,少数民间自媒体用“战狼”式的抒情笔法吹捧了外交部从伊朗“撤侨”的壮举,而官方媒体则统一冷处理了这类消息,不予报道。

2020年3月15日北京,在防止外人进入胡同的路障内有一个不戴口罩的居民。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官方节奏与民间情绪的再次合流

中国民间的批判声音渐渐消失,终于回到了此次疫情前的光景——舆论与“大国自信”的步调常保持一致,甚至走在国家宣传论调的前方。

当国家制度优势的叙事重新站稳脚跟,中国民间的批判声音也渐渐消失,终于回到了此次疫情前的光景——舆论与“大国自信”的步调常保持一致,甚至走在国家宣传论调的前方。

正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有21种语言的版本在国外出版一样,中国政府也准备把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对外输出。新华社2月26日发文介绍的《大国战“疫”》正是中国抗疫“全面胜利”的成果展示,而这一表达的真实所指被网民用另一个词不遮掩地讲出口:快来抄作业。

“抄作业”在疫情期间最早被用于向不作为的湖北政府的喊话,要求他们学习河南、江苏等地的“硬核”手段。到了2月底,中国疫情进入相对稳定期,而韩国、日本等国家的疫情刚刚开始暴发,这个说法又被挪用到这些国家身上,同时也作为对中国经验的自我肯定。《中日韩三国演“疫”,抄作业很难吗?是很难》、《如果不是钻石公主号这面照妖镜,你都不知道疫情面前的中国有多牛!》等类型的文章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

宣告“全面胜利”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回应对疫情前期中国政府瞒报的质疑。2月14日,接受路透社访问的外交部长王毅选择的策略是不予承认,他说:“中国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开、透明态度,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开展国际合作。”这是部分的事实,因为中国在1月3日就已经向美国通报了疫情信息,然而批评者所指的瞒报是对内的瞒报,并导致病毒扩散到全球各地。其他外交部发言人大部分时候的策略,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回答,强调病毒的源头尚未可知,要求其他国家不要把它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避免污名化中国。

这一策略是有效的,并且民间舆论比外交部走得更远,越来越多人相信病毒的源头在美国。3月12日,两周前还表示“需要科学理性”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声称“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要求美国给一个解释。他的理由是,美国CDC主任承认最近被认为死于流感的美国人有可能是死于新型冠状病毒,因此推导出零号病人可能出现在美国,继而传染给了武汉。这一看法在中国民间也广为流行,赵立坚的发难随即引来舆论的一片叫好,其中一部人要求美国给个解释,另一部分人表示不太相信是美国做的,但是乐见外交部的“硬气”。

3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事进行了回应,外交部网站的正式文字记录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在微博报道的回应版本是“事实上,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对病毒源头问题有不同看法。中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然而,《人民日报》在抖音发布了一个挑衅意味更强烈的回应版本,耿爽说:“你是在关心赵立坚的观点是否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我想你更应该先去问一问,最近一段时间来,美国个别的政府高官攻击抹黑中国的言论,是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而这一关于病毒起源政治阴谋论的最新回合是,川普连续在推特使用“中国病毒”来称呼新冠病毒。

总之,无论是对“病毒源头”发起的信息战,还是对其他国家疫情的添油加醋的报道——在《人民日报》的抖音账号中,可以看到美国人正在焦虑地囤积枪支子弹、为抢购商品而大打出手的末日景象——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胜利叙事,引起了大量海外华人回国“避难”。

宣传系统之重启“大国自信”叙事,离不开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助推,而这种骄傲和好斗的情绪,有时连胡锡进都无法预料。

一开始,这也是“大国尊严”自信叙事的一部分,18万一张的回国机票正是中国制度优势的最直观体现:再贵也要回到安全的祖国。但是,随着一些境外病例的输入,地方官员和民众都感到恐慌。针对海外回国群体的污名化也迅速开始。

3月16日,新华社报道了从美国回北京,隐瞒健康状况而被立案侦查的归国人员;澎湃新闻报道了从海外回来集中隔离“撒泼”要求喝矿泉水的事例。3月17日,澳大利亚籍华人回北京后不戴口罩外出跑步,被网民人肉搜索继而被拜耳公司辞退的故事是当天的热点。集中的负面报道引起了舆论场对“返国人员”的普遍恶意,他们被认为是刻意隐瞒病情、胡搅蛮缠、不服从管理、自私的“巨婴”。

拉萨市广播电视台在抖音发布了一个短视频,主播坐在演播厅谴责回国华人:“家乡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贵州省铜仁市一个区政府的新闻中心拍了一个小品视频,刻画了一个自私且不听管理的回国“巨婴”,并配以标签 #中国不养巨婴# ,这个视频有100万人点了“喜欢”。对海外归国人员的妖魔化迅速升温,有不少在微博提到要回国的网民甚至收到了私信恐吓,要求他们不要回来。一些媒体不得不再次“灭火”,呼吁网民冷静,不要以偏概全。而官方的最新态度是在昨天,3月18日,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出面建议,“留学生无十分必须应暂停回国”。

宣传系统之所以能在深陷舆论危机之后,重启“大国自信”叙事,离不开民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助推,而这种骄傲和好斗的情绪,有时连胡锡进都无法预料。

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出阴谋论推特之后,《环球时报》一个深受民族主义者欢迎的编辑,在个人微博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没有证据不应该提出这种说法,但他很快遭到爱国网民的攻击。在官媒紫光阁的一条微博留言区,《环球时报》和胡锡进甚至被网民形容为“屁股是歪的”、“一群公知”。这一精准的中国民间舆论风向标,此时却被认定在帮美国说话。

不过,也很难说这不是胡锡进想要的效果,他也不需在意这些一闪而过的批评。就在今日凌晨2点,他还在关注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最新的数字强烈震动了他,也震动着他的微博读者——其中一条高赞评论这样说道:“怎么感觉和我们的不是同一个病毒,这么严重。”

野兽爱智慧

后疫情时代的治理:监视资本主义和数字利维坦

一个更高效率的数字利维坦非但不会去主动解决问题,在常态治理中,反而会引发新的治理危机。

炎海路

2020-04-16

尽管 Covid-19 疫情还远未结束,但是人们已经开始担忧疫情后的世界。这些担忧不仅涉及全球化进程和经济复苏,也涉及国家和社会、技术与个体关系的重塑。正如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全球史很大可能会被分为 Corona 前和 Corona 后纪元。

当人类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的角色又重新回到霍布斯《利维坦》里关于现代政治的经典命题:人民必须让渡权利于主权者以实现自我保存。我们看到世界各国为了控制公民行动以阻止肺炎疫情的蔓延,采取了诸如无人机巡航、个人行动轨迹跟踪、算法识别可疑病毒携带者等多种方法。这背后当然反映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长期的忧虑: 例外状态的出现,令国家能趁机尽可能地延伸国家权力的触角。

而在后 Corona 纪元中,其中一个对“国家”的最大想像是,各国为应对疫情而采用的大数据技术和监控手段,是否会随着例外状态的延长而常态化;一个反乌托邦式的数字利维坦(Digital Leviathan)会否从科幻走向现实。

长期以来擅长使用监控技术的中国政府,毫无疑问站在了这种想像舞台的最中央。

后911的监视资本主义

政府对社会的监视、审查和控制,不单靠国家力量,其背后是私营部门的支持和公私合作关系的扩展。

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指出,国家对社会的专制权力在战争时期能够得到极大的增强。冷战结束以后,在传统的军事,外交和政治安全之外,包括了自然灾害、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气候和环境、粮食安全、失业和不平等,等“非传统安全”,成为民族国家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的重要领域。尤其是犯罪与反恐,为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提供了新的理据。在此背景下,911引发了各国政府对恐怖主义全新的认识和警惕。始于美国,全球迎来21世纪电子监控第一次大规模扩张。

通过《爱国者法案》和其他国家安全制度设计,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和警察军事化得到广泛的增强。新的制度和机构原本仅针对恐怖主义,后来逐渐面向日常执法。近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对地方治权、国会和公民自由的侵蚀,早已被媒体,学术界和社会团体广泛批评,但正如施奈尔(Bruce Schneier)在《数据和歌利亚:收集个人数据和控制个人世界的隐藏战争》一书提醒我们的,政府对社会的监视、审查和控制,不单靠国家力量,其背后是私营部门的支持和公私合作关系的扩展。

这种商业利益和国家安全治理的共生关系,无疑是冷战时期形成的间谍资本主义(Spy capitalism)和“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在反恐年代的延续。每年,私人企业可以从美国情报和安全相关工作的外包合同中赚取数百亿美元。据估计,全美大概有1900多家私人企业从事此类业务 。

911事件之后,焦点城市纽约的警方(NYPD)一直致力于铺设更广泛的电子监控网络和安装更高密度的电子眼,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参照伦敦同名监控系统工程的铁环(Ring of steel)项目,及其后和微软等公司共同开发的辖区警报系统(Domain Awareness System)。前者总值2亿美元的项目外包给著名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而后者的启动资金3.5亿美元主要由联邦支持。随后,DAS系统的授权被微软卖予华盛顿、巴西和新加坡的警察部门使用,而纽约方面能从中获取30%的收益回报。

监视社会研究者普遍的共识是,911事件是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美国投入电子监视(Digital surveillance)的转捩点,而中国很可能是当中最出色的学生。尽管在江泽民时期,中国就提出了科技强警规划和金盾工程建设,但其早期规划和建设并不涉及对社会大规模的电子监控,而是从属于中国整个电子政务系统建设的“十二金”工程的一部分(涉及税务,金融,审计,海关,社保等),目的是搭建公安内部的信息化工作平台和人口身份数据系统。美国思科公司曾在这个时期深度介入过中国公安的信息化建设。

911的发生令中国政府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而数年后2005年的伦敦七七地铁爆炸案,加强了中国政府在城市推动建设电子监控平台的紧迫性。在这个时期,相关部门曾认真考察和学习了纽约和伦敦两地城市综合监控平台的建设经验。在经历了2005年到2008年短暂的地方试验之后,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开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为基础,名为“平安城市”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及联网工程,率先在中国大中城市中展开。到习近平时期,三期平安城市建设被纳入更庞大的“天网工程”的一部分,并随着2016年综治委的“雪亮工程”深入到县、乡、村一级。

不止于公安部门,交通、环保、工商、城管、应急、林业、水务等部门也纷纷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视频监控平台,以便利自身的行政执法。庞大的监视基础设施建设令中国在2016年之后,成为世界最大的监视设备和相关集成业务的消费市场,而其中约60%主要归于公共部门采购。硬件,集成和服务合同产值估计达到5400亿人民币。在此过程中,中国也诞生了全球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其中最突出的是海康威视和大华,两家公司不仅长期占据国内市场主要份额,在获取其他国家的城市安全或智慧城市项目的订单中也极具竞争力。

由于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弱势以及公众对人身安全威胁的普遍恐惧(这种恐惧通过2008年西藏,2009年新疆和2014年云南昆明等事件被进一步建构),中国政府在推动公民监视和社会控制上几乎全无阻碍。各级地方政府也特别擅用“例外状态”来培养公众对监视和安全检查的服从,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各大中心城市推动的地铁全面安检。很多地铁安检均开始于城市承办大型国际性竞赛和会议(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深圳大运会等),公众被要求“识大局”地配合特殊对外窗口时期的安保工作,而在特殊时期结束后,安检的器材、人员及程序则顺利地延续下来成为常态。就连未在2010年亚运会后常态化地铁安检的广州,也在2017年财富全球论坛后执行了该种做法,并在其后计划投资2.7亿建设130个站外的安检房。

详细描述监视社会背后的机制和政商关联需要另文再叙,当中还涉及了对国家监控(monitoring)、监视(surveillance)和审查(censorship)行为的进一步区分。总的来说,仅就电子监视来说,后911时代国家监视社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反恐和预防犯罪:国安和警察部门监视执行“黑名单”制度,针对特定的“嫌疑人”群体。研究发现,美国在警务大数据监视的实践,会强化对特定种族或群体的偏见;而在中国新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为预防特定人群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极致的制度和群体行为管控的设计。

Covid-19 期间的监视新貌

政府对个体的监视已经不能局限于具体的人群,而是要将国境内部所有人都视为对整体安全的可能威胁,这使得国家对监视技术有了更全面的追求。

在911事件发生过后的第20年,2020年的全球 Covid-19 大流行将恐怖主义外的另一个非传统安全威胁——传染病——带到了国家安全治理的中心。由于传染病传播跨越边界、种族、宗教、阶层的风险特征,政府对个体的监视已经不能局限于具体的人群,而是要将国境内部所有人都视为对整体安全的可能威胁,这使得国家对监视技术有了更全面的追求。

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的政府正依赖于电信数据和物联网的支持,也将以生物识别为主的预防犯罪技术用于协助流行病调查、追踪病毒携带者的行动轨迹并识别密切接触者。拥有高密度电子眼的中国和韩国都大量采用了视频监控技术去确定传播链条,结合手机定位和用户消费记录等数据,精准追溯感染者的行动路径和周边的接触者。台湾运用对 Sim 卡的定位技术去监测居家检疫或隔离的民众,该系统能在民众离开检疫范围时,对当事人发出警告并通知有关政府机构。香港则要求家居检疫人员佩戴能显示地理位置的监察手带,这种监控技术的理念本身针对的是保释人员。新加坡政府则开发了以手机蓝牙为基础的 Tracetogether 系统识别密切接触者。

在东亚以外,一直拥有极强安全和监控技术的以色列,其内务安全部开始使用手机定位的缓存数据支持防疫,这些数据本来是为反恐而收集。政府也开发了名为 The shield 的程序。该程序通过匹配手机使用者的 GPS 数据和卫生部患者行动轨迹数据,识别密切接触者。在疫情严重的国家如意大利,通讯商向政府提供用户手机位置数据,来监测市民对封锁政策的遵从情况。除意大利外,英国、德国和奥地利等电讯公司,都将用户地理数据提供给政府部门。此外,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中国一样使用了无人机来侦察人群动向,保证社交限制令或宵禁令得到有效执行。

新的监视资本主义的主体,转移到了垄断和操纵巨量个人行动、及网络痕迹数据的互联网公司手中。

手机信息成为各国分析和监控公民行动的核心,反映了移动终端在21世纪网络时代的第二个10年中,已经成为每个公民个人的身份代理和认证,也正如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揭示的,新的监视资本主义的主体转移到了垄断和操纵巨量个人行动、及网络痕迹数据的互联网公司手中。

在美国,数据巨头正为公共机构提供海量数据协助追踪和确认人们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行动轨迹。比如谷歌公司已经将地图数据开放予美国政府使用。近日,谷歌和苹果更宣布合作利用蓝牙技术,帮助手机用户识别在14天内是否接近过自我识别为 Covid-19 检测阳性者的设备。

与谷歌和苹果基于用户自愿性和选择性加入的设计不同,先行一步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通过开发“健康码”,协助中国政府将广大用户纳入到基于算法的强制性社会管理体系当中。

在疫情期间,中国的商业数据巨头不仅将包括用户消费和移动在内的痕迹数据提供给政府,同时也投入了大数据平台和系统的开发帮助政府监测疫情,比如百度的迁徙数据平台、阿里巴巴的疫情监控云屏等。当防疫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头号大事,国有企业也在为政府提供防疫技术支持的背景下,扩张自己的业务。中国三大通讯运营都开发了自己的大数据应用方案,其中,中国联通为政府开发了疫情防控大数据平台,和13个疫情防控模型;中国移动对停留在武汉及湖北的手机客户进行流动分析和大数据画像,结合医院,商圈,校园等区域的人口分析,为湖北省各级政府提供管控支持;中国电信也对重点疫区人员流动情况和各个省份重点区域人流变化进行监测,为河北,安徽,福建等多个地方政府提供疫情防控排查系统。

国资委旗下一众电子和电力企业也参与其中。比如美亚柏科研发了适用于全国相关政府部门的“2019冠状病毒传播监测平台”,亦在现有由该公司建设的各大城市公安管理平台上提供疑似病例交通、住宿和密切接触者信息,同时帮助执法部门统计疫区进入本地的人员和车辆情况。杭州供电公司基于自身掌握电力数据研发了“电力大数据社区网格化”算法,这套算法包括居民短暂和长期外出,举家返回,隔离人员异动等3个场景6套模型以方便社区管理人员对辖区用户进行监测。

疫情中扩张的数字利维坦及其限度

疫情确实为铺设全面的数字利维坦之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一次,政治指挥棒完全以防疫为中心,使得部分地方政府能够进一步打开数据接口。

那么这种监视会否在疫情后继续扩张呢?笔者认为,考察数字利维坦的限度,可先回到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生活形态的“健康码”上去。

健康码是通过综合计算个体与疫区相关的时间信息、个体的动态地理信息及个体与密切接触人员接触状态三类信息后,生成的个人健康状态标签。健康码现已成为中国公民是否可以自由出行和出入公共场所最重要的辨别标准。事实上,健康码已经被部分官员认为是可在今后保留并拓展的数字治理工具,也有中国公共管理学者主张可以通过“健康码”为杠杆,撬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孤岛”。

疫情确实为铺设全面的数字利维坦之路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肺炎前的日常治理中,中国各级政府长期致力于打通条块分割体制下数据壁垒的问题——尽管各个省份为了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和整体利用都成立了大数据局,但以大数据局的行政级别,要协调各个省厅部门提供完整的数据,事实上阻碍重重。出于风险和责任规避的官僚逻辑,政府部门并不愿意跨部门共享数据。

然而这一次,当湖北以外的省份进入一级响应之后,政治指挥棒完全以防疫为中心,使得部分地方政府能够充分利用防疫动员卫健委、公安、应急、交通等行政部门以及有关国有企业,进一步打开数据接口,共同实现对社会和人群的监控。

以“健康码”为例,即使在紧急状态尚未完全结束的当下,要实现“健康码”跨地域的互通互认或全国一体化都非常困难。地方政府推动健康码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实现更好的风险管控,不如说是为了简化自身工作,克服基层官僚惰性,为基层防疫工作提供一个可供执行和被监督的标准化依据。在“守土有责”的官僚行为逻辑里,这种标准在跨越了行政区域边界之后,就要被重新认定。地方健康码在互认上产生的纠纷,甚至引发了江西九江和湖北黄梅两地警方的冲突。

当然,地方健康码的背后也同时是监视资本主义下互联网巨头的争夺。支付宝和腾讯分别在他们的大本营杭州和深圳推出各自的健康码后,就不断在全国各个城市“攻城略地”,其目的是窥视接下来电子政务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蛋糕,尽管他们采用的是同一套开发标准,两大公司均不愿意轻易放弃自身利益实现融合。

没有停下商业扩张脚步的不止是数据巨头,还有其他国有或民营大数据和AI企业。浪潮帮助云南政府搭建了横跨省市县三级的疫情监测系统和云南版本的健康码。科大讯飞公安大数据平台团队也在安徽建立了疫情防控平台。中国电科,航天云网,旷视等公司也开始投入口罩遮挡和无接触式的测温技术研发,部分项目也已经在社区落地。

在政治需求和商业利益两种力量的驱动下,中国政府似乎可以依靠政企合作,利用技术达成任何的目标去实施安全治理。湖北以外的省份经验表明,运用网格化管理和监控技术确实控制住疫情蔓延。

但是,笔者不禁要反过来追问,为什么监控技术在武汉初期没有显示任何作用?

要知道,武汉不仅有着中国最好的病毒研究所,也是中国最早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纯碎从监控及大数据技术层面看,在武汉疫情早期(1月初)就针对少数病例进行溯源和路径追踪,计算出受影响的区域并对特定焦点社区进行隔离并非难事。

笔者认为,监视技术本身并不能脱离制度发挥作用,监视国家在中国的面孔也体现了其威权体制“碎片化”和“分权化”的特征。一旦疫情结束,部门和地方之间将会逐渐恢复到界限分明的状态。

同样的设问也适用于为何2003年SARS后斥巨资建立的垂直传染病监控系统没有起到及时预警作用——这表明,当政府因制度,利益和信息等原因无法做出决断时,即便积累了充分的技术,这些数据和技术都会在关键时刻沉睡。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利维坦当然可以预防公民及社会对政权安全的威胁,并在疫情爆发后遏制疫情的扩散,但其并不能化解导致疫情爆发的制度失灵。

数字利维坦当然可以预防公民及社会对政权安全的威胁,并在疫情爆发后遏制疫情的扩散,但其并不能化解导致疫情爆发的制度失灵。

正如前文所说,大数据和监控技术能够得到协同利用,各个部门有意愿将数据共享,是因为防疫构成了中国各地政府的政治优先性,这是碎片化和分权化的监视制度在特殊时期的集中化和中央化。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武汉封城前的隐瞒和怠慢,封城后到更换主要领导前的混乱,这些都是在中国吸取非典教训后,建立了一整套传染病监测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应急响应制度的条件下发生的。如果若干年后某个地方政府再次面对一个未知的传染病时,中央和地方主政官员就能及时宣布进入传染病防控状态,动员各个部门共同防疫码?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中国政府的反应有极大概率会继续陷入集权体制的信息困境、及周雪光所言的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历史的故事仍会沿着以下脉络发生:专家团体在政治权威前唯唯诺诺,吹哨的前线医生遭到训诫,媒体难以报导有害于社会稳定的消息,地方官员碍于经济和所谓大局不敢决策和作为,官僚体制内部在等待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政治决定的时间内错失防疫良机。

在没有中央垂直的目标压力和地方主政大员强势协调的情况下,那些掌握巨量监视数据的机构,如电讯央企,公安和应急部门,几乎不会主动地协助卫生和传染病防控部门。相反,如果面对一个新的传染病,一个更高效率的数字利维坦非但不会去主动解决问题,在常态治理中,反而会以更高的效率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从而在随后引发新的治理危机。

缩的合法性

民主国家中紧急状态下有关公共权力对社会控制手段和强度有着法律依据支撑。疫情导致的国家监视手段的扩张已经引发了关注与批评。

罗(Sidney Tarrow)在一篇新近的文章中,运用曼的理论,分析了美国战争年代和战后基础权力和专制权力间的张力。

他谈到美国911后,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渗透以及其利用私人行动者资源来实现国家目标的能力(比如FBI因反恐强行利用第三方公司破解苹果手机),令人们发现美国可能存在将基础权力的工具用于专制目的的趋势。不过,斯洛登事件及其他公民团体的行动,和苹果对FBI的抵抗仍然显示着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在笔者看来,这反映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国家监控的领域会成为公民为自己权利而进行斗争场所的判断。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国家监控会弱化国家对暴力手段的依赖,强化行政力量。这也是肺炎疫情下中国大多数城市正在发生的,在没动用军队和过多强制性力量的前提下,依靠技术监控与基层人力(下层干部,街道网格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实现了城市的停摆和人群管控。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民主国家中紧急状态下有关公共权力对社会控制手段和强度有着法律依据支撑。疫情导致的国家监视手段的扩张已经引发了社会团体、媒体和知识分子,新一轮的对公民隐私和个人信息数据自主权利的关注与批评。行政机构可以和监视资本主义合谋强化其监控能力,社会也有渠道要求商业公司和立法机构平衡这种扩张。

中国不存在公民社团与政府方面的协商与协调,公共权力到底可以为疫情防控做到什么地步,更多取决于基层官僚的自主性。

由于中国不存在公民社团与政府方面的协商与协调,使得由安全治理产生的社会-国家间争议没有共识支撑,公共权力到底可以为疫情防控做到什么地步,更多取决于基层官僚的自主性。因此,社会自主性和国家强制性的矛盾,被转化为基层代理人和辖区民众的矛盾。为了平缓这种矛盾,仍需要有一个第三方去为控制社会手段提供标准,因此只能依赖于看似中立和科学的算法和数据技术,健康码则成为了一种没有法律基础的权宜做法。

健康码表面上隐匿了监控的政治性,回避了监控领域中“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失衡,将安全治理转化为技术问题。但由于它的实施终究不是基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广泛协商同意,它限缩了行政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绝大多数人在权力面前选择遵从算法,但是算法本身不会帮助社会建立信任。社会上不少人并不会因来自疫区者持“健康绿码”就对他们表示接纳与包容;既有人质疑健康码有效性,认为其根本不能杜绝无症状感染者;也有人认为健康码不能准确反映其健康状况;更有人直接无视这种技术,甚至选择冲关。

也即,依照健康码的管控并没有平息人们在基层的逃避和对抗,也没有缓解基层工作者的压力和疲惫。

⋯⋯虽然绝大多数人在权力面前选择遵从算法,但是算法本身不会帮助社会建立信任。

为应对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放缓,中国正在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今后“新基建”的浪潮中,更深入的个人数据汲取和监视技术工程包裹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的概念里大肆扩张是必然的趋势。于中国而言,全民移动支付、手机号码实名制,以及广泛的人脸识别,使得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信息和行动偏好早已完全对数据公司和公共权力透明,中国人基本丧失了对数据的自主性。

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合作当然有可能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监控体系。然而,这个数字利维坦在面对全新的安全威胁时,它所凭依的制度就不会犯同一个错误吗?

(炎海路,政治经济学研究者)

野兽爱智慧

新冠疫情简报

简报:中国修正武汉疫情数据;特朗普鼓励右翼抗议

SUE TONG, SAMMI ZHENG

2020年4月18日

武汉大幅修改新冠病例数字,死亡人数增加50%

面对外界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周五修改了武汉的疫情数据,将该市死亡病例数修改为3869例,较之前增加了1290例;确诊病例数修改为50333例,较之前增加了325例。

武汉官员表示,修改后的死亡人数包括在疫情暴发初期在家死亡的人,以及未被医院报告或未登记死亡证明的人。

中国此举似乎是在对国际舆论作出回应。此前中国官方数据的准确性备受质疑,许多人还认为中国应对这场演变为全球卫生危机的流行病负责。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周四对路透社称,危机过后,中国将不得不回答有关大流行如何发生以及它本应如何更早被阻止的“棘手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曾告诉白宫,中国的官方数据被严重少计,尽管它不清楚确切数字。

广泛的报道表明,中国当局起初对疫情进行了不当处理和掩盖,最终在1月下旬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病毒传播。北京则坚称,它在疫情沟通方面从一开始就是透明的。

另据中国卫健委通报,周五中国大陆共新增确诊病例27例,其中17例为境外输入,10例来自本土(黑龙江7例,广东2例,四川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中国官方目前累计通报确诊病例82719例,死亡4512例。

中国在国内推行的宣传叙事,在国外行得通吗?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正利用冠状病毒大流行来稳固其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但中共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正在对其国际地位构成危害。

中国要求那些得到其专家和物资援助的国家赞美习近平;北京还批评其他国家在疫情中的表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指责资方政府未能保护弱势人群,任由养老院中的老人死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提出阴谋论,认为是美国人将病毒带到中国。

这些都在国际上引发了愤怒。过去一周来,法国、英国和二十多个非洲国家的官员已对中国政府的行为进行了谴责。中国被指控伪善、傲慢,故意混淆病毒起源。日本已承诺帮助企业将生产转移出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质疑中国的强硬手段是否是民主国家效仿的榜样。

而在中国官方媒体的表述中,习近平是一个有力而仁慈的领导人,在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通话时强调全球团结和中国愿意提供帮助,各国领导人则回以热情赞扬。

与此同时,中国一边猛烈抨击世界各地的反华情绪,一边对国内的仇外情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予以鼓励。中国已限制外国入境人员,并把这一威胁描绘为“境外的“,即使这些人中大部分是回国的中国公民。

欧盟最高外交政策官员约瑟夫•博雷尔最近指责中国煽动“叙事斗争”,并污名化欧洲人。在成员国抱怨从中国购买的医疗用品不合格后,欧盟表达了对台湾捐赠口罩的感谢,这种举动此前被认为过于危险,因为有可能冒犯北京。

中国第一季度GDP萎缩6.8%,经济增长奇迹终结

这是中国官方自1976年来首次承认经济萎缩,说明当局为抗击疫情付出惨重代价,也昭示着全球经济重启将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疫情逐渐消退,中国正试图重启其庞大的1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这一努力有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注入一支急需的强心剂。新冠病毒传播到美国和欧洲,冻结了那里的经济,人们因此预测,今年全球的产出萎缩幅度甚至可能超过金融危机。

全球停摆也将损害中国重新走上正轨的努力,给北京的最高领导人带来巨大的经济难题。即使中国试图恢复运转,由于疫情及防疫措施极大地降低了全球对中国商品的胃口,也可能会导致工厂关闭和工人停薪休假。欢迎阅读时报上海分社社长Keith Brasher带来的详细分析报道

特朗普鼓励右翼抗议,呼吁“解放”实施严格限制措施的州

周五,特朗普总统公开鼓励反对限制措施的右翼抗议活动,主要针对民主党人执政的各州,这些地区实施了严格的居家令。

此前一天,他宣布了一项联邦指导方针,建议各州应如何按照时间表有序重新开放社区。他告诉州长们,可以“自己做决定”,并表示重新开放将在“每一次每一步都要谨慎”的情况下进行。

随后全美各地出现抗议活动,许多人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成群结队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周围,要求立即解除限制,并试图妖魔化他们的民主党州长。

在福克斯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后,特朗普用全大写字母在Twitter上发表了一系列推文,声称要“解放密歇根州!”、“解放明尼苏达州!”,这两个州均设定了严格的社会隔离限制。他还猛烈抨击弗吉尼亚州,称要“解放弗吉尼亚州!保护伟大的第二修正案。它正在遭受围困!”,该州的民主党州长和立法机关敦促采取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

→ 根据时报数据库,美国已有超过32万人死于冠状病毒,疫情重灾区纽约市的死亡人数超过1.3万。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全球感染人数已超过224万,死亡人数超过15万。

→ 美国已知最早的疫情暴发始于西雅图的养老院,此后的六个星期中,养老院不断成为各地区的疫情热点。如今,时报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各地的养老院及相关设施中,至少有7000人死于冠状病毒,远高于此前已知的数字。

→ 特朗普宣布,联邦政府将向遭受冠状病毒影响的美国农民和牧场主提供190亿美元资金。

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有多致命?

一些地区的验尸官已不堪重负。疫情热点地区的殡仪馆几近崩溃。报纸讣告版面不断记录着新增的死亡。与季节性流感相比,Covid-19今年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造成的死亡可能要多得多。

但流行病学家尚无法确定,这一新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的致命程度。

随着病毒在2月下旬和3月在世界各地蔓延,传染病学专家对新冠病毒病亡率的预测看上去似乎有点可怕:1%左右,也就是典型流感死亡率的十倍。

而根据各种非官方的Covid-19追踪系统的计算——他们通过将总死亡人数除以总病例数的方式得出病亡率,全球感染人数中大约有6.4%的人死亡。

病亡率因不同国家而异。根据已知的病例和死亡数据,在意大利,病亡率约为13%;美国的病亡率约为4.3%;而在实施了广泛检测来控制疫情的韩国,这一数字约为2%。

不过,所有这些数字都有一个基本缺陷:没有人真正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了这种病毒。对死亡人数的计算也远未达到理想水平,但比计算感染人数要容易得多。而且,一些国家做的检测量也比一些国家多得多。换句话说,目前尚不清楚全球各地明显有差异的病死率意味着什么。

病毒学专家说, 没有证据表明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新冠病毒变异得更加严重。

更多消息:

• 虽然儿童相对而言较不容易感染冠状病毒,但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这场大流行给全球儿童带来了“潜在的灾难性”影响,正在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儿童权利危机”,并将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研究人员发现,由于学校关闭、家庭失去收入、食物资源变得更加难以保障以及健康需求得不到满足,成千上万的儿童可能丧生或陷入贫困。

• 德国公共卫生研究所表示,冠状病毒在该国的传播速度已降至临界阈值以下,表明这一传染病正在得到控制。德国卫生部长周五称,4月12日以来,该国记录的康复病例均多于新感染病例。德国本周已逐渐开始放宽限制措施,允许部分商店重新开放,高中学生也可以返回学校准备或参加考试。

•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考虑推广使用一个智能手机跟踪应用程序,该程序可以告知人们是否已与感染者接触。法国内政部长曾以对“个人自由”的威胁为由,拒绝采纳几个亚洲国家实施的数字追踪措施,但随着死亡人数在过去三周内持续激增, 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此外,该国查尔斯·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的大约2300名水兵中,已有近一半人病毒检测呈阳性。

• 印度仇外事件增多,该国的许多早期病例为外国旅行者,一些南亚人认为西方人携带冠状病毒。最近几周,在印度的美国人和欧洲人被赶出旅馆和公寓,在大街上遭到严厉诘问,不得不前往偏远的海滩城镇购买食物等生活物资。

•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今年7月1日的加拿大国庆日庆祝活动将改为线上举行。国庆日是加拿大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许多民众会前往首都渥太华参加盛大的庆祝活动。

• 在特朗普决定中止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资金后,爱尔兰周四表示,该国将把对这一公共卫生机构的年度捐款增加三倍。多个国家都批评了特朗普的决定,并宣布将继续支持WHO。

• 库尔德人控制下的叙利亚东北部政府上周五宣布,该地区出现首个死于Covid-19的病例。官方还表示,在将这一病例通知地方当局之前,WHO已经获知相关情况超过11天。

• 疫情造成的封锁沉重打击汽车制造商,欧洲汽车销量三月份暴跌。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表示,上个月欧盟的新车注册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5%,原因是经销商关门,买家被困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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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matters,林垚,2 月 25 日)

5.杨佩昌:大国自信的细节(独立中文笔会,杨佩昌,2016年9月27日)

6.专访查建英:对我来说,现在的转折点很不幸(端传媒,张洁平,2018年8月17日)

9.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当代中国研究,徐贲,2005年第4期)

10.从卢雪松事件看“新极权主义”的组织与思想控制(当代中国研究,吴大志,2005年第4期)

11.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当代中国研究,李慎之,1999年第4期)

629 影像医生张笑春的百日抗疫:为抗疫拼过命的人,却被时代“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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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治愈|邢台学校集中隔离点防疫之困

01/13/2021

在邢台、南宫两地集中隔离的学校里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偶尔治愈」从公共卫生视角进行观察,截至目前,学校隔离点内没有阳性确诊病例的报告。

征用学校宿舍作为隔离观察点是打赢疫情防控武汉保卫战的成功经验之一,但在邢台、南宫两地最近的抗疫实操中,引发了大量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最普遍的担心是隔离点内部的聚集性感染风险。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对「偶尔治愈」表示:「在全球疫情仍在继续扩散的当下,国内输入病例与聚集性病例不可避免,只要能及时发现某处疫情,即是拐点。第一时间隔离一密二密三密,第一时间核酸检测,就会控制相应的疫情。我国有强大的密接者信息追踪系统和超强的核酸检测能力,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再次流行。」

图源:微博截图

「在过去的一年,我们有非常好的成熟的经验,我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只要发现某个地方有疫情,那么这个地方的疫情控制的拐点就来了。」卢洪洲说。

不过他也指出,核酸检测因为采样时间等因素可能存在前后两次检验结果不同的情况。在不确定被隔离者是否阳性的情况下,应该把他们都当做有可能阳性的人,避免相互之间接触。「集中隔离观察点如果有阳性,就比较危险。」

隔离点内部也应隔离

卢洪洲告诉「偶尔治愈」,学校场所空间大、便于管理,是用于集中隔离的理想场所。但也必须做好隔离点内部的隔离和防疫。

不过 1 月 9 日前后开始,有社交媒体出现大量视频,反映在邢台的学校隔离点内,被隔离人员共用厕所,扎堆吃饭打水,卫生条件脏乱的画面。「偶尔治愈」找到了其中几位正接受集中隔离的当事人了解情况。

家住邢台市的医学生吴月目前在南宫市的一家公立医院实习。1 月 8 日上午 9 点多,她接到集中隔离的电话通知,于是带上一些基本用品后,和另外 5 个人一起被接送到南宫市第一中学宿舍楼里。

在位于邢台市的邢台高等医学专科学校(邢台医专)隔离的李杰情况也同样如此。

1 月 3 日,李杰从石家庄返回到邢台市区的家里。当天他接到社区电话,需要居家隔离。到 1 月 10 日下午,社区打来电话,通知李杰当晚就要到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让他准备一些日常用品。

到了晚上 6 点多,李杰独自一人乘坐社区派来的救护车达到邢台医专。他所在的小区已经采取管控措施,不允许车辆进出。李杰告诉「偶尔治愈」,到达隔离点时,他看见有的人是步行,有的是自己开车,也有像自己这样被急救车送来。

通知来得突然,相应隔离点的准备也明显不足。


1月11日,邢台医高专集中隔离点被隔离者所住楼层的楼道摆放着几个餐盒。

受访者所供视频截图

张莉莉带着孩子入住的集中隔离点就是南宫市丰翼中学。她所在的宿舍房间里,只剩几张上下铺结构的床。她告诉「偶尔治愈」,同来接受集中隔离的,「有怀 7 个多月的孕妇,有不满一个月的小孩,还有一个带着 3 个孩子的母亲,有的小孩甚至还要上网课」。

吴月和李杰在隔离点的所有用品都是自己带的,包括被褥和口罩。「宿管阿姨看见我们,像看瘟疫一样。跟她要东西,都说让我们离她远一点。」

在两地的隔离点,吃饭时间都无法确定。吴月和李杰跟「偶尔治愈」交谈时,都接近下午两点,但他们的午饭还没有送到。张莉莉说:「来了两天,吃了 5 顿饭,有 4 顿是凉的。」

不过在邢台医专接受隔离的许文看来,虽然菜是凉的,但也能看出隔离工作的一些用心。1 月 12 日下午 2 点多,许文吃到的午饭分别是米饭,狮子头、鸡蛋炒黄瓜,还有一碗蛋汤。但缺少热水让他非常难受,「从住进来到现在,就给我送来了一壶开水而已。」许文说。


1月12日下午,许文(化名)在集中隔离点内吃的午饭。

受访者供图

卢洪洲认为,对于来到集中隔离点的隔离人员,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基本投入,政府有责任向到来者发放口罩、消毒用品等防疫物资。这在集中隔离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要做好防疫培训

「对集中隔离点的入住人员做好相应隔离防疫的培训也十分关键」卢洪洲说。

吴月和李杰分别告诉「偶尔治愈」,入住隔离点后,并没有相应培训。连基本消毒措施也难以保证。「要过消毒的东西,想要手消(毒),甚至我们提出对厕所消毒,一直没有落实。」在南宫一中隔离的吴月说。

不同隔离点的防疫管理存在明显不同。到达隔离点之后,吴月和李杰都表示没有收到具体的防疫指示,也不知道谁在管理自己所在的集中隔离点。

在吴月的隔离点,没有人给隔离人员测体温。「是我们自己测了自己报。测温器是到达集中隔离点第二天才要来的。」

李杰说,自己所在隔离点会有人给大家测量体温,但除此之外基本属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负责的社区办事人员只有五六个人,主要负责给整栋楼的隔离者送饭。

不过,最让他们难以忍受和担心的并不是隔离点的「艰苦」条件。而是人员聚集的感染风险。

据在南宫一中隔离的吴月介绍,她所在的集中隔离点一共53人,每人一间宿舍。「我们这楼大部分是医务人员」。刚到隔离点时,吴月看到来的人中还有抱着几岁孩子的年轻妈妈。

在邢台医专隔离的李杰所在的宿舍楼一共 6 层,每层 40 多个房间,每人一间。女性在低楼层,男性在高楼层。「昨天( 1 月 10 日)住进隔离点的人很多,每个楼层基本都住差不多了。」

同在邢台医专隔离的许文告诉「偶尔治愈」,自己所在的楼「现在每层都住满了人」。

李杰表示,大家出不出屋基本靠自觉。但宿舍楼内各个房间和各个楼层之间并没有隔离指示或措施,而且相邻两个宿舍之间有阳台相通。

在吴月所在隔离点内,情况同样如此。虽然没人走动,但也同样没有明显的隔离指示。

设置单独卫生间

「偶尔治愈」了解,在几个学校隔离点,被隔离者面临着的共同问题是——公共卫生间。

在吴月和李杰集中隔离的宿舍楼,没有独立卫生间,大家日常解手和洗漱都需要共用同一楼层的公共卫生间。「只要出门,包括上厕所都戴着口罩,急的时候也没办法等到没人。」李杰说。


邢台医专宿舍楼内厕所

图源:受访者供图

然而,李杰不知道的是,邢台医专隔离点并非全都没有独立卫生间。以许文为例,他被分配那栋楼的房间就装有独立卫生间。

李杰原本被分到了自己所在楼的 6 楼,但因为供水问题,他要求挪到 5 楼。

同一隔离点内,基本硬件条件并未统一。

除了基本生存水准骤降之外,让「吴月和李杰们」最焦虑和担心还是感染风险。


吴月房门旁的便桶

图源:受访者供图

在 1 月 11 日中午,吴月所在的隔离点似乎也意识到要预防「聚集」风险,但措施是封锁了公共卫生间。

吴月的门口多了一把高脚的凳子,上面放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红水桶作为便桶。很快,在隔离点微信群中,不同楼层的人说:自己楼层里的公共厕所被封了。那是吴月在邢台南宫市一所中学宿舍里隔离的第三天。

「我认为隔离的初衷是避免感染。但是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厕所共用,洗漱也是。虽然现在把厕所封了,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医学生吴月说。

对于集中隔离点的规范标准,卢洪洲给出了三个:首先布局要合理,最好单人单间,包括卫生间。第二,管理者对于防疫要点一定非常清楚和专业。第三,隔离点要做好隔离人员的紧急医疗需求的准备,有应急预案。第四,一旦隔离期间出现确诊病例,转诊和处治流程要明确。「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了。」

两次核酸全部阴性

1 月 9 日,位于南宫市的丰翼中学被征用为集中隔离点的消息最先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此后引发一轮激烈讨论。

公开资料显示,丰翼中学是南宫市当地一所民办学校,涵盖初中到高中共 6 个年级,有 4 栋学生宿舍楼,是当地一所规模较大、生源较广的中学,有师生万余名。

高三年级学生家长陈斌说,学校原本通知家长,孩子将在 1 月 8 号回家。直到 1 月 9 号上午,学校还发了一张现住址的统计表格给家长,因为计划用大巴车送孩子们回家。

但中午以后,学校告诉他们:「接上级通知,暂不离校」。

「偶尔治愈」了解,在 1 月 9 日,丰翼中学最东侧两栋独立宿舍楼被临时征用为备用隔离点,腾出 5000 个床位。也是在当天,校方开始将孩子陆续送回家中。但在 1 月 10 日,丰翼中学隔离点就已经陆续入住隔离人员。


图源:微博截图

也是在当天,邢台市宣布,市区出租车、汽车、城际公交、城市公交、旅游包车全部停止运营。

学校当天抽调个人车辆最先将家在南宫市低风险地区的学生送走。但因车辆数量有限,学校通知南宫市市内低风险地区的家长来自己接走孩子。

但在当天晚上,得知消息的一些非南宫市内学生家长也赶到了学校,一度造成拥堵和混乱。

1 月 10 日,学校正式向家长发出通知并解释情况。一条写给丰翼中学七年级全体学生家长的微信通知显示,本县市学生将在政府运力允许的情况下,分批有序离校,外县市学生则将继续在学校封闭一段时间。

学校在通知中表示,两栋宿舍楼是被临时征用,一共紧急腾出 5000 个床位。

校方请求家长不要再到学校集聚,并解释说,当地疫情爆发后,政府派专人对全体师生进行了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并且也派专人对校内所有设施进行了消毒处理。学校已在执行每日三次消毒和两次测温的防疫措施。

隔离点是独立场所

外县市学生家长的紧张情绪还是被瞬间引爆。「学生还没走,怎么能让隔离的人住到学校里来呢?」家长们为此十分不解和担心。

林琳的女儿在丰翼中学读初三,她家在邢台市临西县。「老师 10 号中午发的消息,但是学校里 9 号傍晚就开始腾空了。学校根本没有提前通知我们。」

不同家长告诉「偶尔治愈」,学校在东区腾出的两栋学生宿舍楼原本住的是初三年级学生。但被征用为集中隔离点后,两栋楼里的初三学生只能打包自己的被褥和其他年级的学生混住。

林琳告诉「偶尔治愈」:「我很确定女儿 9 号是和高年级的学生挤一张床睡的,直到市内的学生们被陆续送回,她才有单独的床。」

同为丰翼中学初三学生家长的张致儒在 1 月 11 日给女儿打电话时得知,女儿已经有两三个晚上是和同学两人挤一张床过夜了。

「本来她们一个寝室是住 8 个人,现在一个寝室挤了十几个人。而且她告诉我,她每晚住的寝室还都不一样。」张致儒说。

1 月 11 日下午,南宫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偶尔治愈」表示,在丰翼中学设置集中隔离点,是南宫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他说:「全市所有学校都被征用宿舍,设置集中隔离点,不仅是丰翼中学。」

这位工作人员强调,丰翼中学的集中隔离点是一处独立场所,「隔离人员从北门进的学校,学生走的是西门;隔离人员住的地方和学生住的地方,大概有 500 米的距离。」

在学生家长提供的通话录音中,校方一位负责人表示,校内集中隔离点接收的是次密接者。

针对丰翼中学集中隔离点设置情况、学生安顿情况及防疫举措,「偶尔治愈」11 日多次尝试联系此负责人及另一校方领导,两人电话均处于关机状态。

上述教育局工作人员证实,学校集中隔离点内住的确实是次密接者。「至于密切接触者,都住在专门指定的隔离酒店。」他介绍说,「之前还有家长能接走学生。从今天( 1 月 12 日)开始不行了,学生都要留在学校,至少七天。我们也接到通知,要待在教育局里。」

减少家庭内部传染风险

「为什么不采取居家隔离?」从石家庄回来的李杰告诉「偶尔治愈」,在来到隔离点之前,自己已经居家隔离一周,也做了核酸检测。

卢洪洲对此给出不同看法。理想状态下,如果李杰需要进行集中隔离,应该从抵达邢台的第一天就开始,而不是让其在家隔离,因为「居家隔离可能给家庭内部造成传染风险」。

对于邢台要求已经在家隔离一周的李杰再到隔离点进行集中隔离的做法,卢洪洲认为,「那就是想到了危险性,所以他们还要进一步完善,要弥补。这个还是要看当地政府他们自己怎么说,应该有自己的考虑」。

李杰曾因为邢台医专的隔离条件差,问过社区办事人员为何要到学校隔离,对方的答复是:「抢不到酒店了」。

「偶尔治愈」致电邢台和南宫当地的多家酒店获悉,确实已经被大量征用。

邢台市一位酒店联系人说:「我们这里是 9 号征用的,已经算征得晚的了。像速 8 、万峰大酒店这样用中央空调的暂时还没被征用,但是之后位置不够,可能也会征用。」

一位在当地隔离点工作的民警证实了这位酒店人员的说法:「征用从 5 号就开始了」。

「我们这里毕竟条件有限,个体经营,不能和市里面的条件比。一方面房间数比较少不好管理,另外卫生上隔离条件也不一定能达标。」一位旅馆工作人员说。

他说当地的村镇没有承担隔离人口的房屋资源。「有很多人分流到了别县隔离,因为那边有大型的酒店。还有(分流到)学校,一拉拉过去几百人。」

转移至标准隔离点

1 月 11 日晚上丰翼中学集中隔离点的隔离者,陆续被通知将撤离此地,去往其他隔离点。

张莉莉说,他们之中有的去往邢台市下辖的宁晋县和巨鹿县,「也都是去学校」。她和孩子则被送到邢台市威县第二中学,还是住学校的宿舍楼。

1 月 12 日,有几位刚被转移到新隔离点的被隔离者告诉「偶尔治愈」,「房间没有暖气,只能靠老旧的室外空调保持室内温度。」当天邢台的室外气温在 0 到 8 摄氏度左右,「屋里可能就高个两三度,像被推进了冰箱冷藏室」。

下午两点,张莉莉对「偶尔治愈」说,「这次隔离的宿舍内部装修比上次的好,就是缺物资,说是『物资等等就会到』。」


图源:微博截图

在新的集中隔离点,张莉莉说她不想让孩子吃凉的饭菜,就泡了自带的方便面。泡方便面的热水,则是「要到公共区域去打」。

1 月 12 日下午 5 点多,邢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通过微博发布公告称,近日,有网民反映邢台市个别防疫集中隔离点管理不规范、条件不达标,经查,网民反映问题发生在南宫市、信都区的两个隔离点。

上述公告指出,因纳入集中隔离人员增多,当地需紧急启用一批临时安置点,但由于时间紧准备不足,隔离人员刚入住时,出现了网上反映的问题。

目前,「两地政府已紧急行动组织整改,居住条件不符要求的原临时隔离点入住人员,现已全部转移到标准隔离点,原临时隔离点也做了规范处理。」

(出于对受访者隐私保护,除卢洪洲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野兽爱智慧

肌肉萎缩者的新冠疑云

原创 雪夜访 大时代小记事 2020-12-14

不管他们是否新冠病人,都反映出新冠疫情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困境之下,他们需要医学救助,需要生活救济


◎ 谢海涛

中秋节,李强(化名)的老家已有些冷了,白天10℃,夜里就掉到了3℃左右。

这天,也是国庆日,全国的新冠疫情似乎已远去,劫后余生的人们,在八天长假里,或举家团圆,或“报复性”旅游,热闹得像过年一样。

这天,李强说,他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过的。老婆从家里过来,给他送来了鸡腿、鱼、月饼。月饼有10块,他吃了一块,豆沙馅的。

老婆和他一样,整个人没精神,送完东西,就回去了。她得照顾儿子。儿子13岁了,三个多月没见着面了。他觉得儿子恨他,想起儿子,就不由得恨病毒,“是新冠毁了我的一家……”。

他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1月底,他在外地打工时,出现症状,不咳嗽,但腹泻,低烧,心率快,暴汗,全身乏力……起初,因肺部无症状,血常规正常,他做不上核酸检测,后来回到老家,才做上核酸和抗体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但他的症状不断加重,大半年下来,他说肌肉萎缩严重,走路乏力,基本上每天躺在床上。

医院说他是焦虑症,邻居说他抑郁症,也有人说他是长期不活动导致肌肉萎缩。老婆孩子起初也不信他,直到她们也出现类似症状。

他失了业,在医院得不到治疗,只能在家自救,不断找药试药,失望出现又破灭,精神深受折磨,至12月初症状稍有好转,老婆的病情又一天比一天严重。

他的遭遇并非孤例。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一二月份,全国有一些人,突然先后出现多种症状,肺部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低烧,干咳,乏力,腹胀,关节痛,肌肉萎缩,心率快……这些症状不符合官方定义的新冠肺炎典型特征,但和一些新冠轻型、普通型患者症状类似,而且没完没了,此起彼伏,像一场慢性长期病,而且疑似有传染性。他们四处求医,但至今不愈,有人因而失业,有人卖房治病,生活陷入困境。

核酸和抗体检测都是阴性,但他们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检测出来。医生们对他们说法不一,有医生说,不排除他们中真有人感染新冠,更多医生认为他们是焦虑症、神经官能症。

对于李强,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张明(化名)认为,他的症状和新冠联系不那么紧密,可能不是新冠疾病,但不管他是不是新冠病人,都反映出新冠疫情下产生的社会问题。

笔者调查发现,这一罩在新冠阴影下的患者群体,不在少数,他们身处困境,需要医学救助,也需要生活救济。  

诡异的症状

42岁的李强,是在1月28日,大年初四出现症状的。

那时,他在外地打工。那个县是百万人口大县、劳务输出大县。武汉疫情爆发时,恰逢春节,当地卫健委官员说,全县返乡人员多,归国学生多。

大年初三,县城疫情风声紧张,李强就呆在家里,没再出去。第二天,他开始拉肚子。

李强住在叔叔家,全家加上他,有七口人,房子有100多平米。李强拉肚子,叔叔、堂弟、两个堂哥,也跟着拉肚子,后来才慢慢好了。

只有李强,从小体质弱,症状严重,拉了五六天肚子,感觉浑身没劲,肌肉酸疼,“什么运动都没做,就全身酸疼,从来没有过那种感觉”,他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生病十几天后,他开始乏力,腿无力,胳膊无力,甚至没劲拿手机。之后,他开始低烧,体温在37.1℃-37.3℃。

生病半个月后,他心率快,坐着时心率在120次/分,站起来就有130次/分,如果一活动,就到了140、150次/分,心脏跳得特别难受。

姑父和表哥也住在县城,不时来叔叔家串门,之后,他们也先后出现症状。表哥心脏不舒服,浑身难受,吃了不少药,姑父也去医院看过几次,但他们体质好,慢慢就挺过去了。

李强还是难受,2月11日,他去了医院检查。导诊台给他量了体温,37.1℃、37.2℃。做了肺部CT检查,无明显异常,只发现肝右叶小囊肿。血常规基本正常,淋巴细胞百分比20.3,在正常值的边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偏高,嗜酸性粒细胞偏低。


2月11日,李强在医院做的胸部CT检查报告


2月11日,李强在医院做的血常规检查报告

李强要求做核酸检测。医生问他有没有武汉接触史,有没有新冠病人接触史,他说没有。医生说他肺部没感染,血常规也正常,不是新冠。

隔了几天,李强又去医院,医生还是看肺部CT和血常规。李强说自己感染新冠了,医生认为他是精神太紧张。之后,李强又去县里的疾控中心,也没做上核酸检测。

马某某

李强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现症状的。折腾了十多天之后,他在网上看到,县新冠疫情处置小组2月11日发布了新冠确诊患者马某某的行动轨迹。

消息称,1月23日,马某某与大娘、堂弟驾车从武汉回来。1月26日13:00至14:32,到一家超市购物……

李强后来对笔者说,这家超市共四层,一天客流量上万人。他打工的店铺,就在超市一楼。1月26日,是大年初二,他还在店里上班。下午13:30左右,他去超市四楼上厕所,走到那里,要经过超市的大门,然后上一个电梯。

李强不知道,他是否和马某某有过直接接触,但可以确定,他们曾经同时出现在超市里。李强怀疑自己被马某某传染了,当时在县城里,总共就没几例确诊病例。


新冠确诊患者马某某的部分活动轨迹

上述消息敦请曾在以上时段活动的市民,看到公告后,不要外出,不要会客,立即居家隔离观察,同时立即拨打县新冠疫情处置领导小组电话,报告情况。

李强有些犹豫。他后来对笔者说,当时不了解新冠,不明白它到底是啥症状,国家公布的信息就是高烧,肺部感染,100%传染,但自己查了血常规和胸部CT,都正常,肺部没毛病,而且一家七口,只有自己有症状。

李强觉得自己不是新冠肺炎,就没打上述电话,后来他一度为此后悔,但又觉得,即使当时打了电话,也未必能检查出来,自己的症状不在肺上。

多种症状出现

虽然觉得自己不是新冠,但身上还是难受,李强把自己隔离起来,自己吃饭,单用碗筷,单住一个房间,一天通风好几次,喷84消毒液和酒精好几次。

叔叔一家觉得他得了抑郁症,“我肺部没问题,血常规正常,他们也没症状,就认为我不是新冠,说我是自己想出来的症状,你跟谁也说不明白”。李强说。

医院没开药,李强就自己找药吃。看新闻,在百度上搜索,看到有人说什么药对治疗新冠有用,就买来吃,“就是自己瞎吃药”。

生病20多天时,他的脸开始发红,像喝过酒似的,之后开始有点肿,然后手脚也有点肿,慢慢地全身都开始肿胀。眼睛红,干,疼,眼屎特别多,瞅东西不清楚,像眼花那样,到了晚上,眼睛充血严重。

生病一个多月时,他感到手麻,脚麻,走路没力气,发现腿上的肌肉松弛了,软软的。慢慢地,全身肌肉都有点软软的……

到了3月中旬,他生病已50天了,决定回老家去。随身行李只有一个背包,不过十几斤重,他感觉浑身没劲,拿不了,坐着都特别累,一动就全身都是汗,大汗淋漓,从未有过这种状况。

堂弟把他送到县城汽车站,他坐车到了市里的汽车站,离火车站只有200米,但他浑身无力,走不过去,只能打车。一上火车,他就躺在了卧铺上,暴汗,感到很累很累,躺了一天一夜,回到了老家。

老婆孩子出现类似症状

回到家,李强跟老婆说,他感染新冠了。

老婆不信,但第三天,老婆和儿子就开始拉肚子,然后低烧,一个月后,干点活,或活动一下,都感觉比较累,浑身肌肉疼。

老婆从来不怎么出汗,但有一段时间,全身出汗厉害,有时衣服都湿透了。有两个月,她也浑身无力,天天躺着。

李强也浑身出汗,即使到了晚上,也是大汗淋漓,睡着觉,出汗能把自己出醒了,“感觉汗珠从皮肤上往外淌”。

生病两个多月时,李强感觉后背发紧,疼,肌肉似乎少了,“身上的肌肉一点点在萎缩”……

李强平时体质弱,他说,五六年前,因打针过敏,病了半年,也是浑身乏力,肌肉软软的,皮肤像火烤一样疼,身上也肿,当时没查出什么病。那时症状轻,慢慢治疗,就好了。但这次更严重,他觉得不像是过敏引起的。

一家三口都有了相似症状,李强更加怀疑他感染了新冠。

回家后,李强又去了两次医院。他很恐惧,说自己感染新冠了。“老家病例少,更缺乏经验”。李强说,医生还是看肺部CT和血常规,说他身体正常,只是忧郁和焦虑,根本就不是新冠。

李强住在乡里,当地只有两万人,没出过新冠确诊病例,只有他家出现症状。

他每天呆在家里,浑身没劲,出去也走不多远。亲戚邻居不理解,说他一个大男人天天在家待着,都不出屋。

李强说,他感染新冠了。邻居们都不信,说“你不高烧不咳嗽,要是得了新冠,几个月了,你还能活吗?”也有人说,他是精神上出了问题,病是自己寻思出来的。

李强想不通,感到特别委屈。“怎么说都不理解,不理解就不理解吧,我们一家三口知道怎么回事,就可以了”,慢慢地,他不再纠结了:即使你真是新冠,又能怎么样?如果确诊了,也没特效药,还要遭到嫌弃。

新冠综合征

在李强看来,亲友邻居的反应,在于他们不了解新冠病毒。他们只相信媒体上经常报道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什么得了新冠,就是肺部感染,咳嗽,高烧,没多久,人就不行了”,对于新冠患者的其它类型,他们不知道。

在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里,新冠患者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四类,其中重型、危重型患者因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轻型和普通型患者,肺部无炎症或炎症轻微,常被一些医生和公众忽视。

李强觉得,新冠病毒感染后,不一定肺部就会发炎。他得病后,不咳嗽,肺里一点毛病没有,但心脏和肌肉受到了攻击。

3月底,李强在网上看到,武汉大学药学院教授丁虹的一篇文章。丁虹是湖北省生物医药评审专家、武汉大学内科学消化内科博士,学兼药学、医学,在武汉疫情初期即作为志愿者参与新冠患者医学救助,也是武汉地区为数不多的长期关注新冠轻型患者后续症状的专业人士。1月25日起,她放弃申请专利,公开了自己十余年的研究成果:“防御型鸡尾酒方案(甘草酸二铵+维生素C+芦丁)”,供无法及时住院的新冠患者服用。后据《健康时报》报道,该方案经国家药监局备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临床试验。她和学生们还陆续构建了4个新冠肺炎患者群,义务提供心理安慰和医学、药学咨询服务,全程跟踪了2000余患者的病情发生、发展和康复过程。

丁虹在文章中称,2月15日起,她在患者群里发现,有一些患者,遭新冠病毒攻击的主要靶组织不是肺,而是心脏、外周神经、肌肉等。他们肺部无感染或轻度感染,低烧,血常规正常,血氧饱和度正常,静态心率90-130次/分,胸痛、胸闷,心率加快,同时出现肌肉萎缩、皮肤游走性跳痛、男性生殖器跳痛、体感麻木、乏力、虚汗、口干、头痛等症状,病程也持续较长。

这些患者的症状,不符合官方定义的新冠肺炎典型特征,丁虹将其定义为“新冠病毒综合征”、“疑似新冠病毒综合征”。这个概念提出后,已近武汉疫情尾声,并未得到广泛传播。

之后,丁虹在另一篇公号文章中称,新冠综合征的临床症状,很可能是新冠病毒攻击周围神经所致。

文章称,周围神经是指脑和脊髓以外的所有神经,包括脑神经12对,脊神经31对。其中,脊神经以其前根和后根连于脊髓,脊神经前根是运动性的,可含有支配骨骼肌的躯体运动性纤维和分布于平滑肌、心肌和腺体的内脏运动性的纤维。脊神经后根是感觉性的,可含有传递温痛触压觉和本体感觉的躯体感觉性纤维和传递内脏感觉的内脏感觉性纤维。

文章认为,感觉神经功能受损,可导致疼痛、麻木感、针刺感、触觉异常、温度觉异常等;运动神经功能受损,可导致肢体无力、发紧、动作不灵、肌痉挛、肌肉萎缩等。

丁虹在文章中同时开出了营养神经的药物。她说,神经损伤是可以自愈的,但需要时间。现在只能通过营养神经促进其修复,可以吃一些营养神经类的药物,如维生素B1+维生素B12,适度配合谷维素、α-硫辛酸、谷氨酰胺等。

李强看到了上述文章,怀疑自己也是新冠综合征,自己一家三口都没有肺部感染,不咳,不喘,不高烧,但乏力、心率快、手肿脚肿,肌肉萎缩……

生病三个月时,李强去医院看过神经内科。他对医生说,他可能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引起多发性神经炎。医生给他做了肌电图,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说,做一下腰穿刺检查,也许可以确诊是否多发性神经炎,但也不敢完全保证。

李强有些犹豫,怕做了穿刺有后遗症,也怕检查不出来,就没做穿刺检查。

丁虹后来分析过李强的症状,她认为,仅从目前症状来看,37.1℃到37.3℃的体温,肺部无感染特征,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偏高(细菌感染后这一比例也会升高),不应该是典型新冠患者的表现;肌肉萎缩+疑似有传染性,有一些细菌感染也会这样。即使是新冠综合征患者,很多人最后肺部也会有毛玻璃影,查出IgG抗体阳性,才能证明其感染过新冠。当然,新冠综合征患者也有肺部没有感染的,但李强是否新冠综合征,目前没有太多证据,只能说是疑似。

肌肉萎缩的不止他一个

3月,李强加入了一个病友群。病友7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是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一二月份,突然先后出现多种症状:肺部无典型症状,胸闷,心率快,乏力,低烧,身上游走性疼痛,肌肉萎缩,腹胀……或在湖北以外,因没有武汉接触史,或在武汉,因症状轻,在发病早期,做不上核酸检测。后来能做核酸、抗体检测了,结果都是阴性。但他们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检测出来。

李强发现,病友群里,手脚浮肿、心率快、肌肉萎缩的,不止他一个。

病友们比较常见的是手掌肌肉萎缩。“我两只手指指腹不一样,右手指腹饱满,左手都皱了,干扁了”。有病友说。

北方人张玲(化名),在2月初出现症状,胸闷,憋气,嗅觉、味觉消失,之后发热,心率加快……到了4月,她感到手掌、脚掌肌肉萎缩。8岁的儿子出现症状后,也是手掌和脚掌变薄,大鱼际上有明显塌陷。


李强手掌处的肌肉萎缩

也有病友说,“胸部肌肉出现萎缩,右边肋骨处肌肉凹陷,呼吸的时候感觉肺部很紧”。

海南人赵勇(化名)也是这样,他在1月21日开始发冷,喉咙痛,肌肉酸痛,高烧,全身乏力,腹泻,干咳,双肺相继出现炎症…… 生病3个月左右,他发现胸肌酸痛,洗澡时照镜子,发现胸锁骨下方的肌肉萎缩了,骨头变得明显了;右边肋骨酸痛发紧,然后发现凹陷。

也有病友说,摸到身上肌肉的形状,是条索性的,成块。李强当时没有接话,他对笔者说,早就摸出来胳膊、腿上的肌肉,是一块一块的。“那是怎么回事呢?说明肌肉在萎缩”。

还有病友说,头皮发紧,李强的头皮就特别发紧,“头皮发紧,说明里面的肌肉萎缩了”。他这样判断。

他从网上看到,新冠确诊患者中也确实有人肌肉萎缩。39健康网4月9日的一篇文章称,曾采访到一位武汉的轻症新冠患者,据他介绍,自己和多位病友持续出现肌肉颤动、四肢无力,手部肌肉萎缩等状况。

核酸检测的困境

让李强和病友们苦恼的是,尽管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但核酸和抗体检测都是阴性,确诊不了。

生病三个多月后,将近5月份,李强才做上核酸检测。一家三口都去做了检测,但核酸和抗体检测都是阴性。

之后,李强没有再去做核酸检测。他看到群里,有人做了八九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他觉得,自己肺部并未感染,也许病毒没在呼吸道里,做咽拭子检测没用,要是能做粪便拭子检测,兴许能查出来。

核酸检测是用来检测患者的呼吸道标本、血液或粪便中新冠病毒的核酸,在中国医疗界是新冠肺炎最终确诊的金标准,但国内多家媒体曾报道,其准确率并不高。武汉疫情期间,一些患者虽已白肺,但核酸检测还是阴性,无法确诊住院,有人甚至因此死在家里。

四川资阳一位女性,2月份8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后来根据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才确诊为新冠肺炎。北京一位患者,1月从湖北返京,10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4月进行抗体检测显示IgG阳性,才修正为确诊患者。

武汉市中南医院影像科前副主任张笑春,是武汉疫情期间用CT影像鉴别、分析新冠肺炎的专家之一。她曾分析了1月14日至2月2日中南医院2400多例肺炎影像数据,发现CT显示肺部损害的阳性率为51.25%-80.98%,而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只有11.7%-38.1%。后期核酸检测试剂盒改进了,核酸检测的阳性率才达到50%。

疫情危急时刻,她接触和联系到一些无法确诊住院的白肺病人,深受震动,冒着风险,吁请CT影像作为特殊时期湖北省新冠诊断依据,该建议后来为国家卫健委短期采纳,帮助了2万余疑似新冠患者住院,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张笑春后来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称,核酸检测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在于存在几方面局限:核酸试剂盒研发时间短,产品质量不稳定;采样的准确性依赖于操作者;每位患者不同疾病阶段肺泡内病毒载量不同,导致上呼吸道咽部分泌物病毒载量也不同;传统核酸检测试剂需要时间比较长;病毒对人体侵害可能存在器官特异性的差异等。

在确诊新冠的方式中,还有一种特异性血清抗体检测,主要是检测人体应对新冠病毒产生的特异性抗体。通常新冠病毒入侵人体后,免疫系统会产生免疫球蛋白,最早产生的是IgM抗体,多在发病3-5天后出现;IgG抗体产生较晚,且持续时间较长。往往IgM抗体阳性表示近期感染,IgG抗体阳性表示感染时间较长或既往感染。

抗体检测可弥补核酸检测漏检的风险,但也有局限性。据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第八版诊疗方案,由于试剂本身阳性判断值原因,或体内存在干扰物质,或标本原因,抗体检测可能会出现假阳性。

武汉疫情期间,也有媒体报道,即使新冠确诊患者,有人并未产生抗体。复旦大学8月18日在国际医学期刊《JAMAInternal Medicine》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175位从上海公卫中心出院的康复患者,其中有10人体内的抗体水平未达到可检出的最低值。《中国日报》也曾报道称,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冠患者的抗体会在数月内消失。这些都会对通过抗体检测确诊新冠肺炎带来困扰。

抗体检测的准确性,也和检测方式有很大关系。张明医生说,有时检测抗体时,使用不同厂家的试剂盒,检测结果会不一样;抗体检测的方式不同,结果会相差很大,定量检测准确,定性检测时,有时定量阳性的会变成阴性。

为什么一些患者的核酸和抗体检测总是阴性呢?武汉某三甲医院的医生李华(化名)称,我们的核酸检测总是采用咽拭子检测,这也会导致检测出现偏差。其实,不是以肺炎为主要特征的患者,完全可以检测其他样本,如果腹部症状很重,就可以进行粪便拭子检测。另外,如果患者病情迁延不愈,一两个月后,有的免疫系统已被摧垮,本身也不产生抗体,或者即使原来有少量抗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减少,同样测不出来。这样,一些疑似病例,如果错过了敏感样本的取样期(新冠病毒在体内,最敏感的检测期,是最初感染的三天),又不产生抗体,核酸和抗体检测就会成为双阴,陷入两难境地。

试药

核酸检测阴性,并没有消除李强的疑惑。他还是按照新冠病症为自己找药,试药。

一开始,他吃肠炎宁、莲花清瘟、阿奇霉素、阿莫西林、阿比多尔,又吃甘草酸二氨、维生素C……

群里的病友们也是这样。张玲和儿子出现症状后,初期做不上核酸,得不到医院治疗,也只能到处托朋友,去找一些医院治疗新冠患者的药:柯立芝、阿比多尔……各种各样的药,张玲大剂量地吃,给儿子试药。

病友赵勇一家三口,都出现症状,也是一直在求医,吃过各种药:头孢、罗红霉素、银黄颗粒、苏红止咳胶囊、连花清瘟、泰诺、贯黄颗粒、蒲地蓝、银翘解毒丸、莫西沙星。吊针打过甲硝唑、头孢,还喝过多种咳嗽水。

药吃了不少,但李强感觉效果并不好,“一点缓解都没有。就是吃阿比多尔时,第一天感觉比较轻松,以后还是那样”。

营养神经的药,吃了2个多月,他感觉没效果,就停了。

补血补气、活血化淤的中药还在吃着,有一盒子是人参养荣丸,用于心脾不足,气血两亏,形瘦身疲,病后虚弱。

倍他乐克也一直吃着,但心率降不下来。

和病友们一样,李强天天看新闻,寻找药的信息。“希望盯着盯着,哪天会研发出特效药”……病友们时常这样说。

群里不时讨论各种各样的药。一些病友对症求药,肺部不适的,讨论中医的宣肺败毒方;心率快,心脏颤,或是心前区疼的,讨论倍他乐克、速效救心丸的效果……

更多病友关注直接抗新冠病毒的药。他们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服用的单克隆抗体药物,以及可以退烧的阿司匹林、作为免疫系统助剂的维生素D、锌等;也讨论羟氯喹、磷酸氯喹的用量,虽然国家卫健委第八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不推荐使用羟氯喹或配合使用阿奇霉素,但有病友称曾服用该药感觉有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news报道称,香港大学化学和微生物学者研究团队发现一种临床常用的抗溃疡药物——枸橼酸铋雷尼替丁(RBC),具备潜力作为有效的抗新冠病毒药物。研究团队让金色叙利亚仓鼠感染,模拟人得新冠病症的情况,发现RBC可以非常容易且准确地打破新冠病毒中解旋酶的功能,抑制掉解旋功能之后,新冠病毒就可以被消灭。李强看到了这条信息,把它发在群里,和病友们共享。

世卫组织公布地塞米松对新冠重症患者有效时,群里一片欢腾,病友们以为看到了希望。

病友赵勇说,女儿低烧十多天后,10月2日突然高烧39.9℃,吃退烧药不退,血常规检查,发现淋巴细胞偏低,白细胞低,中性粒细胞高,10月3日,医生给她打了地塞米松,就降温了。

李强也认为,如果自己当时打上地塞米松,可能早就好了。

但有病友称,自己在7月住院时,“打了7天地塞米松,跟要死了一样,出院了才好些。”

这名病友说,地塞米松属于肾上腺皮质激素药,具有抗炎、抗过敏、抑制免疫、抗休克等作用。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很多出现炎症风暴,免疫系统对病毒产生了过度反应,在杀毒过程中,不分敌我,伤害了自身机体。地塞米松可以抗炎,又能抑制免疫,所以对重症患者有效。但是轻症患者,本身免疫力就弱,打地塞米松只能适得其反。

希望又破灭了。但病友们并不气馁,仍是不时讨论着各种药,不断试药,虽然也担心药物的副作用,担心肝肾功能受损。

李强也在不断吃药,老婆孩子一直没吃药,就那么挺着,虽然全身肌肉都软软的,每天感觉都很累。

“她们不知道吃啥药”。李强说,他要为老婆孩子试药。“自从我得病,医院检查不出来时,我就各种各样地试药,我想救老婆孩子,是我害了她们”。

出租屋的自我隔离

五月初,李强出来租了房子,把自己隔离起来。他情绪低落,担心肌肉萎缩治不好,说不上哪天挂了,会吓着老婆孩子。

也担心传染,自己不咳嗽,肺部没症状,他觉得病毒没在呼吸道,传染率低,一般人际交往不会传染;但近距离亲密接触时,还是会传染的。虽然家人也已出现症状,他还是想搬出来住。

房子离家不远,只有200米,在三楼,有80平米,乡里的房子租金不贵,每月350元。

老婆不想让他一个人住,想陪陪他,就和儿子也搬过来。住了不到一个月,儿子不习惯这里,回家了,老婆也回去照顾他。之后,儿子再没来过。

李强在出租屋里,不怎么活动,也不大出去。六月时,他去一位中医家里看病,出去了三小时,回来时,倒不怎么出汗了,就是感觉特别累,浑身疼痛。之后,再没出去过。

他总是感到浑身无力,啥也做不了,做饭也费劲,但也对付着做。有时炒盘木耳炒蛋,就着米饭,吃一天。有时,做一顿菜吃两天。也在饭店里要过菜,一天天地对付。

饭量也不行,一顿就吃一碗饭,不到原来的一半。有时,一天的饭量也没以前一顿多。

屋里没电视,他没事干,天天看手机,看新闻,看快手。

也不跟朋友聊天。最好的一个朋友,都不信他是新冠,说他是精神问题,自己寻思出来的病。“没法聊,真没法聊”,他说。

在病友群里,他也不常说话。他感到自己的症状比病友都严重,偶尔说起自己全身肌肉萎缩,皮肤变软,病友们就沉默一阵子。他赶紧说,每个人被病毒攻击的器官不一样,你们不用害怕,我不说了。

 “孤独寂寞”,“度日如年”,他不愿向病友过多描述出租屋生活,只是说,“和蹲监狱差不多”。

出租屋里没外人来。姐姐想来看他。他不让来,怕传染。

邻居们也不来,他们只知道他有病。他不出屋了,邻居们更加以为,他忧郁了。“抑郁症不就是不见外人吗?想和外界隔离起来吗?”李强说,他是没劲出去溜达。

慢慢地,他的作息时间也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六点就起床了,现在7点多起来,吃饭时都九点了。晚上睡七八个小时,上午还得睡两个小时,下午再睡一两个小时。他说自己嗜睡,“这个困和以前不一样,我说不出来。也有过失眠”。

老婆的担子

老婆有时一天,有时两天,给他送一次东西,吃的用的,日常用品。

老婆很少埋怨他。“她不说这些,但是能不埋怨吗?如果我不去外地打工,不感染病毒,她们娘俩也不会感染……”李强很是自责。

一家三口都这样了,日子还得过下去。李强说,我们一家都去了医院检查,但医院查不出来,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怕传染,但也得生活,不赚钱,怎么办呢?

李强原来在外地打工,一个月能挣5000多元,现在他天天在家躺在床上,啥也干不了,“就是个废人了”,一分钱也挣不着,还要自己买药,做检查。

生活的担子都压在了老婆肩上。她平时开着一家小店,卖妇女儿童用品,一个月能挣3000元钱。李强感觉,这点钱一家花销根本就不够,夫妻两人的养老保险,一家三口的商业保险,一个月就得2000多元。

李强说,老婆比自己坚强。她症状轻些,坚持卖货,洗衣服,做饭,照顾儿子,“她不坚持,这个家就完了”。

老婆每次上楼送东西,都有点喘,脸色特别难看,她卖化妆品,懂得保养,原来的肤色还行,现在就有些发黑发红。人也没精神,和以前就像两个人,虽然不怎么出汗了,但一看就是很累的样子。她个性坚强,不主动说。

李强问她累吗,她说能不累吗?你都那么累了,你说我们能好吗?她说,自己浑身累,后背疼,心脏也不舒服,头也不舒服。体力和以前差很多,以前洗完衣服不累,现在洗一次衣服,得歇两天。

时间长了,李强慢慢观察到,老婆似乎有点抑郁……

加重的症状

到了9月,儿子要上学了。孩子上初一,开学第一天,坐校车去了学校,下午回到家就哭,说太累了。

李强听说了,心里难受。这大半年,他的状况更惨,基本上躺着,从怀疑自己是多发性神经炎,又拖了5个多月,没再去过医院。他说对医院失去了信心,也有了恐惧。他觉得,病毒太厉害了,就是去医院,也未必能检查出来。

只是,病症一天比一天重。

心脏还是跳得快,现在更是一阵一阵的疼。每天吃倍他乐克,心率也降不下来,不吃又不行,心率会更快。

眼睛也没好,他感觉瞳孔中间的黑眼仁有点变小了,眼睛特别混浊,越到晚上充血越严重,视力有点下降。体温也变低了,有时35℃多一点。

更让他揪心的是肌肉萎缩。他说,感到全身肌肉都在萎缩。肩膀和后背萎缩得最严重,9月时,那里的肌肉“几乎快没了”。颈部肌肉也萎缩得厉害,感觉脖子细了一圈。耳朵原来又大又厚,现在只是薄薄的一层。手掌处的肌肉少了,脚上也是这样,一度鞋穿上去“感觉可宽松了”。

他还说,稍微一走路,就浑身酸疼。肌肉萎缩越重的地方,越是酸疼。走路不长时间,就浑身没劲,感到累。

有病友不相信他说的肌肉萎缩。他发过去后背的视频,“视频里肌肉萎缩可能看得不清楚,实际上是很明显的”。他说。也发过腿部视频,能看出他腿上肌肉很软。也有病友不信他说的肌肉萎缩是病毒造成的,说即使是健康人,长期卧床不起,也会肌肉萎缩。


9月16日,李强说,小腿处皮肤很软,“像海绵似的”。

皮肤没以前疼了,但他感觉全身皮肤都变薄了,就剩外边一层薄皮,就连皮肤最厚的脚后跟,皮都变薄了。

此外,他说,感到全身都浮肿了,“脚上肌肉先是萎缩变薄,之后就浮肿,变得肥肥的”。他给病友发过来手臂的照片,说手臂处皮肤压过后出现印子,很长时间不退,以前不是这样。

家里有台体重秤,他之前没怎么量过。后来,感觉自己脖子、肩膀的肌肉少了,他让老婆拿来体重秤,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秤一下体重,看看到底掉了多少斤。

他身高1米68,体重原来有150斤,最近大半年,饭量只有原来的一半,他感觉体重会掉个二三十斤。结果秤下来,他发现,体重并没掉那么多。

10月15日,他一秤体重,居然比前一天重了3斤。“按理说体重应该减轻,现在反而增重了”。他从网上查到,浮肿能使体重增加,他觉得自己是“肿了三斤”。

之后,他说,自己的体重还在增长,肚子越发大了,到了10月底,体重达到152斤。

他注意到,病友群里,也有不少病友称,自己莫名胖了许多,脸上肉多,脖子粗;或是肚子也大了,也有人怀疑是每天运动少的结果,试过每天多走路,没效果,又开始节食,看看能不能瘦下来点。

对于李强的症状,丁虹建议他尽量做些康复训练,不能老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卧床,也需要给肌肉负重,比方说举哑铃,或站起来扶着床深蹲,这些都是锻炼肌肉的方式。

精神折磨

身体损伤之外,李强的精神也深受折磨。

上观新闻11月10日引路透社报道称,美国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20%的新冠患者在9天内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

报道称,这项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The Lancet Psychiatry)上的研究,分析了1月20日至8月1日美国6900万人的电子健康记录,其中包括6.2万多例新冠病例。这是迄今有关新冠病毒和精神健康挑战之间联系的最大规模研究。

研究发现,在新冠检测出阳性后的3个月内,每5名康复者中就有1人首次诊断出患有焦虑、抑郁或失眠。在确诊新冠后的14至90天期间,5.8%的新冠康复者首次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而对照组的比例为2.5%至3.4%。

研究作者、牛津大学精神病学教授保罗·哈里森(Paul Harrison)说,这可能与几个因素有关,包括病毒的直接神经或生物效应、用于治疗它的药物、患者感染后引起的担忧和焦虑情绪,以及对大流行的更广泛担忧。伦敦大学学院精神科顾问医生迈克尔·布鲁姆菲尔德(Michael Bloomfield)说,“这可能是与新冠大流行相关的心理应激和生理影响的综合作用”。

新冠患者精神受创严重,疑似新冠患者也是一样。

李强所在的病友群里,病友的症状此起彼伏,没完没了,大家备受煎熬。“肺、心脏、肌肉反反复复,这里好,那里犯”……一位病友说,得病的时候长了,而且总治不好,肯定会焦虑。

在丁虹的新冠患者群里,也不时有病友抱怨,缺氧加重,咳嗽,胸部肌肉萎缩等,同样是日复一日的煎熬:

 “我也是半年多了,疼痛感不减,以前是胸膜增厚,粘连疼痛,现在感觉腹部也有一些,腰部疼痛明显,站不能站久,坐不能坐久,躺着也要不停地换。这些症状真的没办法吗?有时候都对自己没耐心了,不知道后面还要折磨多久?”

 “好不容易好了一种疼痛,又出现另外一种疼痛,没完没了,不知何时是个头。稍微活动大点就疼,都没法多活动一下”。

像很多病友一样,李强一直坚信自己不是抑郁症,但几个月以来,他对病友说,自己想过自杀。“这个病太折磨人了,我知道自己好不了,走一天看一天吧,如果实在不行了,皮包骨的时候,与其那么活着,真不如早点……”

在病友群里,他是情绪最低落者之一。和病友聊天时,他不时抱怨,这个病毒太厉害了,自己症状太多了,活着也是遭罪,真的太累了。有时也说自己没有勇气自杀,但基本放弃治疗了,就在屋里挺着,“就这么等着它,也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丁虹曾经安慰他说,即使你检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实际上70%的病,我们没有药物可以治疗,都是依靠身体的自愈能力,自己好的。不要焦虑,焦虑会放大自己的病情,造成恶性循环。一定要尽量放宽心情,接受这件事情,尽可能积极地去生活。

丁虹在公号文章中称,“如果你是新冠患者,焦虑、恐慌没有用,你唯一能做的是坦然面对,用最好的心态和免疫力对抗病毒,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科学家”。

不断破灭的希望

天渐渐冷了。北方的乡镇,该烧锅炉取暖了。

9月底,老婆买了两吨半煤,和姐夫用推车运到家,花了三个钟头,累得症状更重了。李强还在出租屋里躺着,往年,都是他干这活。

10月15日,出租屋里通了暖气,他的心里还是冷的。他说,身体还是那样,全身皮肤浮肿,皮肤变薄,脖子、后背肌肉萎缩严重,心率快……

11月初,他把房子转租出去,搬回了家。“老婆说我在楼里太孤单了,一家三口也都这样了,还是在一起,好好珍惜每一天吧”,他说,“也省点房租费、取暖费”。

几个月没见着儿子了。儿子还是经常感到累,上学一天,回家吃完晚饭,先得睡两个小时,睡醒了才能写作业。

在家里,李强的身体仍不好。搬一袋煤,就累得心率快,喘气粗,要赶快躺下休息。“这在以前,都不算活”。

11月底的一天晚上,儿子睡醒,起来写作业了。李强看到他和自己一样,全身皮肤肿胀,胃也不舒服,一个劲地打嗝,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是我害了儿子,我对不起她们娘俩,当初我不该回家的……”    

自责了一阵子,他又为今后的生计发愁。

初步估算了今年家里的花销:三口人的保险要三万,自己买药看病两万都不够,一年的房租四千块(房子转租出去了,可以省点),冬天买煤两千多,一年吃喝花销两万,孩子还补课……

 “还是在乡下啊,就花了这么多钱。现在还有点积蓄,还能坚持,如果这病拖个几年,自己还是干不了活,把积蓄花没了,可怎么办啊?”

在愁苦中,他继续试药。11月底,他开始服用磷酸氯喹+枸橼酸铋雷尼替丁(RBC),同时在吃丁虹关于营养神经的药:维生素B1、维生素B12、α-硫辛酸……

吃了两天药,他感到奇迹发生了,“手脚后背出了一夜汗,全身有热气向外走,肚子一直叫,然后开始放屁,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他激动得一夜没睡。凌晨1:43,他在病友群里说,还有失眠的没?凌晨5:55,他迫不及待地给笔者发来信息,“我看到了希望,我再吃几天看看,如果我好了,再让老婆试试。”

但到了当天晚上,他感到吃药没反应了,皮肤还是疼,全身肌肉软软的,一摸就到骨头了,情绪就又跌到了谷底,“希望又没了……”

他不死心,继续吃药。又过了几天,感觉全身浮肿有些减轻,身上有了些力气,脸上的红肿也好了些,虽然肠胃还是难受。

12月3日,他和老婆去了县里,来回4个小时,回到家也不那么累了,倒是老婆下楼时特别疲惫。李强让她开始吃磷酸氯喹,“看看效果吧,只有这个希望了”。

12月4日,他说,吃了9天药后,感觉自己体力恢复得很好,他从80多米远的仓房,用推车推了八九百斤煤。只是干活时,把肩膀闪了一下,骨头疼。

老婆吃磷酸氯喹,吃了四次,每次两片,不料副作用强烈,停药五天了,还头晕得厉害,儿子也不敢吃那药了。

“老婆又哭了,头晕,是我害了她……”李强又陷入痛苦中。

野兽爱智慧

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的人

原创 雪夜访 大时代小记事 2020-11-14

核酸阴性却被类似新冠症状折磨大半年,他们徘徊于抑郁、恐惧中

导读:

低烧,干咳,肺部无感染或轻度感染,乏力,腹胀,关节痛,心率快,肌肉萎缩……他们是一群“另类”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在新冠疫情爆发的一二月份,出现了和一些新冠轻型、普通型患者相似的症状,反反复复,至今不愈,而且有人疑似有传染性。

他们的核酸和抗体检测都是阴性,但他们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被检测出来。他们中有普通人,也有医生,许多人被诊断为焦虑症,但这一诊断不能完全解释其症状,也不能驱散其心头疑云。

在长达数月的煎熬中,因病因不明,他们在医院得不到系统治疗,在社区和家庭得不到理解,在单位复工困难,而徘徊于恐惧、焦虑与忧郁中。

他们渴望获得系统有效的治疗,走出疾病阴影,回归正常生活。

 

作者 谢海涛

编辑 措雪 王吉陆

中秋节,赵勇(化名)是在海南的乡下,岳母家过的。

吃团圆饭时,他和老婆、女儿坐一桌,碗筷是自己从家带来的。岳父岳母和家人坐在另一桌。

以前的中秋,赵勇会带来很多礼物。今年,他只买了岳父爱吃的五仁月饼。他很惭愧,因为生病,这大半年收入很少,买太多礼物,怕老人不高兴。

团圆饭很丰盛,白斩鸡,清蒸鱼……满满两桌菜,一家人却吃得没气氛。赵勇心情麻木,女儿爱哭爱闹,岳母一家也闷闷的,大家都知道女婿一家身体不舒服。

中秋这天,赵勇还是感到胸紧、胸疼、后背痛,偶有呼吸困难。他其实对回家过节有顾虑,总觉得那个“病毒”还在,如果亲密接触,可能还会传染。但又觉得,如果吃饭时保持距离,可能不会传染,而且岳母家曾经出现症状,似乎已好了。

过去8个月,赵勇一直想证明,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

1月底他出现症状,被诊断为感冒,虽然肺部出现炎症,但因为14天内没有武汉接触史,做不上核酸检测。后来,他多次争取做检测,但核酸和抗体检测都是阴性,而症状并未消失:干咳,高烧,腹泻,双肺炎症,关节痛,低烧,呼吸困难……

中秋这天,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病友群里露面。病友群里也是闷闷的,大家多在谈论症状,“倍他乐克(心血管科常用药,适用于心律失常、心绞痛等)不能停,停了就开始心率不好”;“时不时打喷嚏,是抵抗力下降,还是病毒还在”……70多人的群里,仅三人提到过节。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大多发病于新冠疫情爆发的一二月份,或在湖北以外,没有武汉接触史,或在武汉,因症状轻,在发病早期,做不上核酸检测。后来能做核酸、抗体检测了,结果都是阴性。

他们的症状,和一些新冠轻型患者类似:肺部无典型症状,胸闷,心率快,乏力,低烧,身上游走性疼痛,肌肉萎缩,腹胀……而且这些症状反反复复,此起彼伏,至今不愈。

他们大多被医院诊断为焦虑症、神经官能症,但一些症状,如血氧饱和度低、肺部结节等,焦虑症解释不了。他们自费检查买药,承受着家庭财政压力,更因为病因不明,得不到系统治疗,而恐惧,忧郁。

他们想回归社会,又担心自己有传染性,有人因病不能复工,有人数月不敢出门。在社区和家庭,也得不到理解,被视为心理有问题。

他们一天天熬着,一直希望能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获得系统、有效的治疗。


英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报告《与新冠病毒共存》称,有些新冠轻症患者出现长期症状

他们的长期病症并非孤例。10月15日,英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Research, NIHR)发布研究报告《与新冠病毒共存》(Living with COVID-19)称,有一部分新冠轻症患者出现了持续三个月以上的长期症状。报告还提到,许多患者经检测是阴性,但血液和胸部X光片检查都显示新冠症状。

诡异的症状

赵勇30多岁,在海口工作。1月21日,公司放年假的第一天,他突然发冷,喉咙痛,肌肉酸痛,以为是感冒,吃了头孢和泰诺,不见效果。

他不知道是怎么中招的。也许是去超市时,也许是去医院探望岳父时。去年底,岳父因糖尿病住院,他三次去看望,病房和呼吸科在同一栋楼上,上楼梯时人很多,也没人戴口罩。

而且,去年12月底,他出差回海口时,曾在武汉转机,当时上来一批武汉人。那时,武汉已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赵勇去诊所打针,一量体温38.5℃,打了2天吊针,不见好转。他并未想到新冠,尽管从新闻上看到,1500余公里外的武汉已出现疫情。

1月23日,赵勇和老婆女儿回到海南乡下老家。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一早醒来,他感觉头昏昏的,好像被什么东西罩住了,全身乏力,高烧39.5℃。下午就反复腹泻,“拉出的东西像水一样”;干咳,“从肺的底部往上咳,感觉整个肺都在嗡嗡响”。他感觉不对劲,叫老婆马上送他回海口检查。

在医院里,赵勇做了CT检查,发现双肺纹理增粗、模糊,右肺下叶见少许索条状模糊影,出现少许慢性炎症。他一向身体很好,每周都踢足球,呼吸系统也没有基础疾病,公司每年体检,肺部都很干净。血常规检查,发现他的淋巴细胞下降。赵勇之后在网上看到,有医生称淋巴细胞偏低是新冠肺炎的特征之一。他让医生看这篇文章,要求做核酸检测,并且说明他去年12月转机经过武汉,医生不同意,说他没有白肺,武汉接触史也超过14天。


赵勇1月24日的胸部CT检查报告

医生给赵勇开了感冒药。晚上回来,他早早睡下,睡到凌晨四五点,感觉呼吸困难,跑到窗口,用力地呼吸,才好受一点。半小时后,才慢慢好了。

第二天,赵勇一整天都在睡,此后半个月,他每天都睡不够。晚上冒汗厉害,大冷天,有时每天要换2次衣服。失眠,持续一个多月。而且,他发现自己特别能吃,平时吃饭每顿也就一碗多,现在要吃三四碗;对蛋白质的需求特别强烈,一顿不喝牛奶,整个人都会抖起来,此后十多天都这样。

1月30日,赵勇退烧了,去医院检查,CT显示左肺上叶、右肺下叶见少许索条状模糊影,双肺少许慢性炎症。赵勇觉得奇怪,1月24日只是右肺感染,一周后左肺也有炎症,除了肺部影像不是典型的新冠影像,其他症状跟新冠很像。他再次要求做核酸检测,医生还是不同意。


赵勇1月30日的胸部CT检查报告

1月26日,老婆也出现症状,嗓子痛,全身酸痛,体温38℃多,持续发烧七天,吃药无效。第八天,吃了两粒银翘解毒丸,夜里转为低温35℃多,整个人在发抖,过了两三天,体温才升上来。

之后,她也每天乏力,嗜睡。从发烧算起,第十天开始干咳;半个月左右开始,眼睛发红,痛,怕光;一个月左右,腹泻,腹胀。她有几次半夜起来,说胃特别难受,一个人在房间走来走去。她又特别怕冷,晚上睡觉要穿很多衣服,头包得实实的……

艰难的求医

和赵勇一样,北方人张玲(化名)也不知怎么出现症状的。

如果细说身体异常,她想到2019年12月,她手抖,夜里突然寒颤,但很快过去了,她一度怀疑是帕金森症。那时,8岁的儿子也头晕,脱发,书本上常有落发。

2月初的一天,张玲感到胸闷,躺下就憋气,“那种憋闷是从未有过的”。肌肉抖,手抖,在洗手间消毒时,闻不到84消毒液的气味。做菜时,尝不到咸味……张玲怀疑,这跟新冠有关。后来,国内外新闻相继报道,新冠患者出现嗅觉、味觉失灵现象。

这天夜里12点,城里下着雪,张玲叫了救护车去医院。医生给她量了体温,不发热。又问她有没有武汉接触史,她说主观上没有,但有症状,让医生看她的皮肤,就是后来新闻里说的“新冠脚趾”(趾头发红、发紫,类似冻疮)。她说,医生不看,也不给她挂号,让她回家。

隔了一天,张玲又去另一家医院看急诊。医生给她拍了胸片,发现肺纹理很粗,又验了血,说不像有问题。张玲心率很快,不动时有120次/分,很难受,但医生只是让她到时去看门诊。

过了几天,张玲实在难受,又去了第三家医院。医生给她拍了胸部CT,做了血液检查,还是没发现问题。这时张玲已发烧,37.8℃,医生说,这肯定不是新冠肺炎。

回家后,张玲乏力,瘫在床上动不了,抬手的劲都没有,但呼吸还算正常。

过了一周多,将近二月底,儿子吸气吸不到底,憋得慌。之前他有哮喘病,但日常状态还算正常。

张玲带儿子去了医院。医生用听诊器听了肺,验了血,说没事,回家吧。给了两盒阿奇霉素。张玲求了半天,医生才给儿子拍了胸片,一看他双肺都是间质性肺炎。张玲求医生,给孩子做个核酸,医生不答应,说他又没武汉接触史,验什么核酸?

后来,张玲找遍城里能去的医院,但儿子都做不了核酸,得不到治疗,住不了院。

孩子开始肚子疼,胸闷得厉害。张玲感觉自己快崩溃了,只能自救,采购来设备,给儿子雾化,吸痰。后来,又准备了呼吸机、制氧机,以防万一。

张玲认识很多医生,他们帮助去找一些医院治疗新冠肺炎的柯立芝、阿比多尔,各种各样的药,张玲大剂量地吃,给儿子试药……

在患者群里

2月,张玲在知乎网上加了一个低热群。她才发现,很多人有着相似症状。

低热群里有很多武汉人。在张玲印象中,大家当时一看这么多武汉的,觉得不对劲,就彼此交流,各说症状。有人怀疑自己是新冠,有人觉得自己是肺癌,因为发低热,有肺结节。

张玲又看到,有个武汉网友在知乎上发帖子,描述自己1月26日怀疑感染新冠轻型肺炎的状况:凌晨4点突然每分钟心跳100多下,最快时120多,持续2分钟,被震醒,然后一晚上发抖畏寒,浑身像被打过一样酸痛,手脚麻木……帖子后来不能更新,仍有176人赞同,1195条评论。

武汉网友建了群,张玲也加进来。群友来自全国各地,以湖北人最多,各种黑暗消息乱飞,有些人扛不住,又私下拉了小群,大家讨论病情,有时不免言辞过激,群就被封了。

2月底,有病友转给张玲一篇文章,是武汉大学药学院教授丁虹关于新冠综合征的文章。

丁虹是湖北省生物医药评审专家、武汉大学内科学消化内科博士,学兼药学、医学,在武汉疫情初期即作为志愿者参与新冠患者医学救助,也是武汉地区为数不多的长期关注新冠轻型患者后续症状的专业人士。1月25日,她放弃申请专利,公布了研究多年的“防御型鸡尾酒方案(甘草酸二铵+维生素C+芦丁)”,供无法及时住院的新冠患者服用。后据《健康时报》报道,该方案经国家药监局备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临床试验。她和学生们陆续构建了4个新冠肺炎患者群,义务提供心理安慰和医学、药学咨询服务,全程跟踪了2000余患者的病情发生、发展和康复过程。

3月,张玲加入了丁虹的患者群。在张玲印象中,在群里,丁虹首先从专业角度解释大家的症状,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有效地安抚了大家的情绪。她一度24小时向大家提供医学、药学咨询服务。大家出现症状,在群里@她,她基本上有问必答。

有了丁虹和病友们的帮助,张玲稍微安心些。三月初,张玲带着儿子去医院检查,CT显示肺部有改善,但晚上睡觉时,他憋气还是厉害,需要吸氧。张玲也经常刚一睡着,就被憋醒。

3月19日,城里的新冠疫情高峰过去,张玲带着儿子去定点医院,想去做核酸检测,医生不给做。张玲在感染科门口哭,遇到一个医生,在其帮助下,她们才做上核酸检测,但结果是阴性。

3月底,按照丁虹的疗法,张玲从药店买来甘草酸二铵、维生素C、芦丁,给儿子服用,他的肺部逐渐有所改善。又过一段时间,他还是胸闷,憋气。张玲继续给他做雾化、吸痰。

3月,武汉人李凤(化名)也出现症状。有一周时间,每天睡到半夜,她感到口特别干,喝水也解决不了。之后,连续3天,半夜里被心跳声惊醒,“跟打鼓似的,咚咚咚”,心率达180多次/分……

李凤的心脏出现症状,在武汉疫情中并非孤例。后来,有病友看到一篇报道,是中青网4月份编译的: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心脏病学》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武汉,超过1/5的新冠患者心脏受损,其中一些患者没有心脏病史。

丁虹在咨询过程中也发现,许多患者即使发热不明显、血氧饱和度正常,也会胸闷,呼吸困难,心跳加快。她认为,一些新冠病毒感染者,不仅可发展为肺炎,还可能同时发展为心肌炎。

上述中青网编译的文章称,心脏病学专家认为,以下情况可能导致新冠患者心脏受损:缺氧的情况下,心脏难以泵出血液;病毒侵入心脏细胞;人体在试图消灭病毒的过程中引起免疫风暴,造成心肌损伤。

想方设法做检测

赵勇一直在求医,每隔三四天去一趟医院。吃过各种药:头孢、罗红霉素、银黄颗粒、连花清瘟、贯黄颗粒、银翘解毒丸、莫西沙星等。吊针打过甲硝唑、头孢,还喝过多种咳嗽水。

咳嗽一直没好,干咳半个月后,开始带点痰液,感觉有东西揪在肺里,像石头压着,怎么都咳不出来。

腹泻断断续续七天,之后大概一个月,又有五六次腹泻。赵勇发现,每次大便后,卫生纸上都有黏黏的东西。他后来听说,法医解剖新冠遇难者尸体时,发现肺部有黏黏的东西,像浆糊一样。

发烧后一个月,赵勇全身起了斑点,像是血栓症状,持续了一星期。一根手指上出现“冻疮”,又痒又肿,手臂出现淤血,身上毛细血管特别明显。赵勇是海南人,从未生过冻疮,他后来看到美国的研究称,新冠病毒感染后会出现冻疮样皮肤病变。

从1月到4月,赵勇一直乏力。四五月,全身关节肿痛,上不了楼梯。后来,他发现扁桃体变小了,出现虚胖、双下巴。扁桃体可产生淋巴细胞和抗体,具有抗细菌抗病毒的防御作用。

赵勇一直怀疑,他感染的是新冠病毒。他多次致电海南省卫健委反映情况,他们让他去医院检查。

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从第二版起,对新冠患者临床特点有如此表述:“发病早期外周血白细胞总数正常或减低,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赵勇曾经找出方案跟医生说,自己白细胞正常,淋巴细胞偏低,双肺有炎症,夫妻都有症状,凭这几条,就可以作为疑似病例了。医生说,你还好端端地跟我说话,如果是新冠,肺早白了,早躺下了。

白肺是新冠肺炎重型、危重型患者的特征,在武汉新冠疫情中因媒体报道而广为人知,俨然成为新冠肺炎的代名词。而在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中,新冠患者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其中轻型和一些普通型患者,肺部无炎症或炎症轻微,常被一些医生和公众忽视。

2月7日,赵勇终于做上了核酸。那时海南已发现本土病例,试剂盒也相对充足了。检测结果是阴性。之后,他又先后做了七八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3月,赵勇知道医院有血清抗体检测了,跑去要求做检测,还跟护士长吵了一架。护士长说,这个检测是给核酸确诊患者做的,以方便治疗,不是你们普通人可以做的。

3月底,赵勇看到报道,说新冠病毒会攻击免疫系统,CD4细胞会降低。3月31日,他去医院做了细胞免疫(CD4/CD8/CD3)芯片检测,发现自己的CD4、CD3淋巴细胞也降低了。


赵勇3月31日的细胞免疫芯片检测报告

接下来几个月,赵勇都争取去做抗体检测。5月,他跑到海口的码头,假装刚从武汉坐船回来,骗过保安,冲进做抗体检测的地方,但最后还是被识破。

同病相怜

4月,赵勇在知乎上看到一篇帖子。作者是个河南姑娘,1月17日从武汉旅游回来,一直干咳,低烧,背疼,胳膊抬不起来……她从2月中旬发帖,每天记录症状。赵勇看到这些症状和自己的非常类似,帖子后来有230多人赞同,评论达1300多条,很多人说自己也有这种症状。

赵勇加入了网友们组建的微信群,在群里遇到了张玲。群里不时有人散布消极言论,诸如这个病已治不好,大家赶紧去找坟地之类,时有争吵。后来,张玲重建了一个小群。小群有七十多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湖北人至少占一半,赵勇和李凤都在里面。

在群里,赵勇发现,病友们真的很可怜。不少人是全家出现症状,有一家三口中招的,也有五六口中招的。

群里大概一半的人,一到傍晚,就低烧。赵勇刚生病时,高烧5天,38.3℃-39.5℃,后来去医院看病,又发现自己低烧。之后,他跟踪量了几个月,发现从下午五六点到晚上八点,开始低烧,37℃-37.5℃。

张玲在2月发热,3月退烧,4月又发热。最开始,白天体温高,傍晚降到36.4℃左右,再到后来,全天都在37.1℃左右。一发烧,就哪儿都去不了,医院、商场都进不去。

大家讨论低烧,说来说去,觉得低烧也不是大症状,就不把它当一回事, 懒得量了。

群里的女性,胸闷、憋气的多,呼吸不到底。有个陕西姑娘,一直呼吸不畅,胸闷憋气乏力,都挺明显的,持续有痰,时而喘不过气来。

有人一躺下就心悸,感觉胸口像压了石头。有人半夜里心率会突然加快,白天心率也达到110次/分。

有人气短,说话时,带着哭音,像害羞的人在台上发言,一字一句都在颤抖。

有10多个病友,一直咳嗽,痰吐不完。赵勇夫妇就是这样。

不少病友腹胀,有人说吃完饭,肚子胀得像怀了小孩。

也有病友出现血栓症状。赵勇就有冻疮手指,手臂毛细血管瘀血,几个月都没消,但去查D-二聚体,又不高。

不少病友说自己肌肉萎缩,“我两只手指指腹不一样,右手指腹饱满,左手都皱了,干扁了”。“肌肉酸痛,软软的,严重的地方能看到肌肉明显薄了”。

有人称,自己全身游走性疼痛,“不是这根筋疼一下,就是那根筋疼一下,疼一下就换地方了”。

有人手麻,脚麻,说脚底像针刺一样。有人手抖,说不拿东西也抖。

有几个女性,生了妇科病,医生说是念珠菌感染,说只有身体抵抗力很差时才会发生。就有群友说,这说明免疫系统受到病毒攻击。

不少人脱发严重。洗头时,手一顺,一团头发就捏在手上了。有人感慨,额头脱没了一块,有人说“早就秃了”。

有人动不动就会出汗,稍微走一下就大汗淋漓,白衣穿出去,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前后都茄湿(武汉话,湿透了)。   

有人嗅觉消失,有人视力模糊,干涩,或有异物感,总觉得有东西掉眼睛里,几个月不好……

诡异的是,他们的症状此起彼伏,没完没了,像一场长期慢性病,好一阵儿,又有几天不舒服。“肺、心脏、肌肉反反复复。这里好,那里犯”。“我觉得病毒有时休眠,过几天又有症状,总是反复,有时头,有时心脏,有时腹部,有时腿”。有人这样说。


病友群里的交流信息

这些看似匪夷所思的症状,和一些新冠轻症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出现的后续症状,非常相似,而且病程都十分漫长。

丁虹称,在她的新冠患者群中,也发现上述症状。一些患者和典型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同,肺部无感染或轻度感染,低烧,血常规、血氧饱和度正常,静态心率90-130次/分,胸痛,胸闷,心率加快,肌肉萎缩,皮肤游走性跳痛,男性生殖器跳痛,体感麻木,乏力,口干,头痛等,病程持续较长。

这批患者的症状,不符合官方定义的新冠肺炎典型特征,丁虹将这类病症定义为“新冠病毒综合征”、“疑似新冠病毒综合征”。

她认为,其它病毒也会导致患者长期生病,但症状一般不会持续这么久,新冠病毒有可能这样长时间发作,其原因在于新冠病毒进入一些体质的人体后,因症状轻,免疫系统没有应答,不能识别病毒为入侵者,无法尽快抑制、清除。

新冠病毒对患者的长期影响,目前国内外尚无充分研究。9月15日,《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39位医生的联名信,希望公众和政府重视新冠病毒的长期影响。上述39位医生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初期几乎都是无症状,但后来大多情况恶化,如肌肉无力,走两百米就会呼吸困难,失忆,甚至出现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和长期晕眩。

在这封信里,医生们呼吁即使新冠检测呈阴性,但有新冠症状的人也应该进行治疗,并建议设立一站式诊所,集中能够治疗长期症状的医生专家。

检测结果总是阴性

在群里,赵勇还发现,病友们和他一样,几乎都是核酸、抗体阴性,始终未被确诊。

在发病早期,湖北之外的病友,很多人因没有武汉接触史,或没有肺部症状,做不上核酸;武汉的病友,早期因为症状轻,也做不了核酸。等到后来,能做核酸检测了,结果都是阴性。

群友们不时交流做核酸检测的体会。有人认为常规检查查不出问题,做核酸和抗体检测才是王道。有人觉得,自己做八次核酸也不行,离刚发病时隔得太久。也有人说,核酸就算测出阳性,又能怎样?没有特效药。不如找个好中医,按症开药。

核酸检测是用来检测患者的呼吸道标本、血液或粪便中新冠病毒的核酸,在国内医疗界被认为是新冠肺炎最终确诊的金标准,但多家媒体曾报道,其准确率并不高。武汉疫情期间,一些患者虽已白肺,但核酸检测还是阴性,无法确诊住院,有人甚至因此死在家里。

四川资阳一位女性,2月时8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后来根据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才确诊为新冠肺炎。北京一位患者,1月从湖北返京,10次核酸检测阴性,4月进行抗体检测显示IgG阳性,才修正为确诊患者。

武汉市中南医院影像科前副主任张笑春,是武汉疫情期间用CT影像鉴别、分析新冠肺炎的专家之一。她曾分析了1月14日至2月2日中南医院2400多例肺炎影像数据,发现CT显示肺部损害的阳性率为51.25%-80.98%,而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只有11.7%-38.1%。后期核酸检测试剂盒改进了,核酸检测的阳性率才达到50%。

疫情危急时刻,张笑春接触和联系到一些无法确诊住院的白肺病人,深受震动,冒着风险,吁请CT影像作为特殊时期湖北省新冠肺炎诊断依据,该建议后来为国家卫健委短期采纳,帮助了2万余疑似新冠患者住院,有效阻止了疫情的蔓延。

张笑春后来在接受《健康报》采访时称,核酸检测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在于存在几方面局限:核酸试剂盒研发时间短,产品质量不稳定;采样的准确性依赖于操作者;每位患者不同疾病阶段肺泡内病毒载量不同,导致上呼吸道咽部分泌物病毒载量也不同;传统核酸检测试剂需要时间比较长;病毒对人体侵害可能存在器官特异性的差异等。

在确诊新冠的方式中,还有一种特异性血清抗体检测,主要是检测人体应对新冠病毒产生的特异性抗体。通常新冠病毒入侵人体后,免疫系统会产生免疫球蛋白,最早产生的是IgM抗体,多在发病3-5天后出现;IgG抗体产生较晚,且持续时间较长。往往IgM抗体阳性表示近期感染,IgG抗体阳性表示感染时间较长或既往感染。

抗体检测可弥补核酸检测漏检的风险,但也有局限性。据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第八版诊疗方案,由于试剂本身阳性判断值原因,或体内存在干扰物质,或标本原因,抗体检测可能会出现假阳性。

武汉疫情期间,也有媒体报道,即使新冠确诊患者,有人并未产生抗体。复旦大学8月18日在国际医学期刊《JAMA Internal Medicine》上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了175位从上海公卫中心出院的康复患者,其中有10人体内的抗体水平未达到可检出的最低值。《中国日报》也曾报道称,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冠患者的抗体会在数月内消失。这些都会对通过抗体检测确诊新冠肺炎带来困扰。

为什么一些患者的核酸和抗体检测总是阴性呢?武汉某三甲医院的医生李华(化名)称,我们的核酸检测总是采用咽拭子检测,这也会导致检测出现偏差。其实,不是以肺炎为主要特征的患者,完全可以检测其他样本,如果腹部症状很重,就可以进行粪便拭子检测。另外,如果患者病情迁延不愈,一两个月后,有的免疫系统已被摧垮,本身也不产生抗体。这样,一些疑似病例,如果错过了敏感样本的取样期,又不产生抗体,核酸和抗体检测就会成为双阴,陷入两难境地。

 “怎么能证明我们就是新冠患者?没法证明”。张玲说,“你看我们核酸、抗体都是阴性,很难从科学角度拿出证据,证明症状是由新冠病毒引起的”。

群友王秀(化名)是山东一名医生,对于病友们是否新冠病症,她觉得不好说,“也许有些人不是,因为他们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出现症状,反正我觉得我是。”

王秀的核酸和抗体检测,也都是阴性,出现症状也较早。她在去年底接触了一个“感冒、胸闷”的武汉籍邻居,之后心悸,胸闷,腹泻,妈妈和妹妹也相继心悸、胸闷。1月24日,王秀开始低热,头晕,咳嗽,肌肉跳动,胸背痛,心悸得不能入睡,静态心率到了120次/分。在医院检查时,发现血压收缩压170,舒张压110,已到高危状态,而她从未有过高血压。

 “这个没有确诊、但一直存在症状的特殊群体,不知有多少人?”,赵勇感觉,病友群仅是冰山一角,群里的病友多是在“知乎”认识的,他相信还有很多不用“知乎”的人也有类似状况。

李凤同样有此感觉,生病期间,她在微博上看到很多有类似症状者。赵勇想起,他去医院反反复复看病时,曾碰到两三个人,也是看病很多次,一直腹泻,低烧,做核酸是阴性,拍CT没问题,但身体很难受。他觉得,他们也是一样的人。

 “我们这群人一直被忽视,没有经过系统治疗”。赵勇一直希望,能有人为他们这个特殊群体发声,让他们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获得系统有效的治疗。他曾在群里提议大家联名反映情况,但有人担心风险,不愿参与。

焦虑症疑云

在赵勇印象中,四五月份,大家在群里特别积极,互相询问对比症状,拼命去检测核酸,做常规检查,跑了很多医院,把检查结果发在群里,相互鼓励,相互诊断。

让大家崩溃的是,尽管身体很难受,有各种症状,但在医院检查不出太明显问题,医生总是诊断为焦虑症。

 “比如说有人心脏难受,去做holter(动态心电图)、彩超,查不出问题,但他就是心率特别快,医生会说这是神经官能症;还有人全身游走性疼痛或胸闷,医生认为是焦虑引起的躯体化障碍”。张玲说。

李凤就是这样。三四月的半夜里,被自己的心跳声惊醒后,她冲到医院看急诊,医生给她打了安定,让她吸氧,说她太焦虑了,让她回家调整。回去后,李凤发现心脏暂时好了,后来做CT、心电图和彩超,都没发现问题。她一度以为自己真是焦虑症。

王秀医生在医院治疗时,也被诊断为心理问题。“当然不相信,我也从医十几年了”。她感觉,自己的症状就在那里,到现在,还是咳嗽,心率不稳,血压高,皮肤有出血点,各项检查勉强正常,但躯体症状比较突出,“颠覆了医学各种诊断”。她一度认为自己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但“一家三口都这样,就有点牵强了”。

3月起,赵勇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觉得他说的症状太多了,这里痛,那里痛,但查不出问题,肺部CT影像不支持是新冠,很多医生也说他是焦虑症,还有医生给他开过抗抑郁药物,他吃了一段时间,没效果。

赵勇有个发小,是三甲医院的医生,认为他常规检查没问题,CT影像特征是陈旧病灶,也说他想多了,叫他放开点,不要太焦虑,并建议买点补品,补脑安神。

赵勇不相信自己是焦虑症,曾经反问医生,“焦虑症会咳嗽吗?”群里的病友也不认可,“有人肺上出结节,有人血氧低,焦虑症还能这样?”张玲说。

赵勇曾经提议,在同一个城市的病友,一起去医院挂同一个医生的号,说出几乎相同的病状和病程。可惜,大家顾虑太多,没能统一意见。

去医院检查的次数多了,又查不出明显问题,病友们感觉自己也不受医院欢迎。“每个科室医生都说下次不给我挂科室号了,好像我没事找事,占用医疗资源似的”。一位病友说。他们很羡慕确诊患者,“确诊的那些人很幸运,至少可以彻底治疗了。咱们这种算什么,各科都不当回事”。

对于一些患者的症状,医生们诊断为焦虑症,并非无依据。

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出院患者主要功能障碍康复治疗方案》认为,新冠康复患者的心理功能障碍,会导致生理反应:可能会出现因情绪而引起的心慌、头痛、肌肉酸痛、消化不良、胃胀、反胃、食欲下降等反应。

武汉市第一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梅俊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一些患者的睡眠障碍与疫情导致的焦虑、抑郁紧密相关,这些情绪问题或心理障碍没有以心理症状表现出来,而转换为各种躯体症状,我们把这称作“躯体化反应”。

丁虹曾经在文章中,对焦虑症进行解读:焦虑症(anxiety),又称为焦虑性神经症,是神经症这一大类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以焦虑情绪体验为主要特征,可分为慢性焦虑(广泛性焦虑)和急性焦虑(惊恐发作)。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很多急性焦虑现象,与新冠症状高度重叠。焦虑可导致免疫功能降低,尤其影响淋巴系统;可使植物神经系统症状同时出现,如胸闷、心慌、呼吸困难、出汗、全身发抖,可能会引起体温轻度升高,可产生严重的濒死感或失控感。

丁虹在她的患者群里,发现有一些患者和典型新冠肺炎患者不同:低烧,静态心率90-130次/分,胸闷,胸痛,肌肉痛,皮肤游走性痛,乏力……他们血常规正常,肺部CT大部分正常,一部分有少许病毒感染特征,核酸检测大部分为阴性。

这些患者大多情绪不安,最初,丁虹也以为他们是焦虑症,后来感觉到,他们与焦虑症患者有区别。焦虑症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一般表现为头晕、头痛、心慌、胸闷、腹痛、腹胀、腹泻、尿频尿急、手抖出汗等,但很少会有低热、肌肉酸痛、外周神经痛等症状。

丁虹认为,这类症状在医院,通常会被诊断为焦虑症和抑郁症。但她怀疑,这些患者有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只是由于症状轻微或肺部感染不典型或多次核酸检测阴性,不被承认为新冠患者,很长时间,他们因为病因不明十分恐惧,无归属感,也确实伴生了抑郁的症状。后来有些患者IgG抗体检测出阳性,证实了她的判断。

丁虹后来被拉进张玲建的上述微信群,她感到,群友们每天发言太多了,在病症之外,确有一些焦虑表现。

 “他们很爱我,坚信我是抑郁症”

很长一段时间,张玲感到心里没底。她和病友们的症状,在社会上不被承认,在家里也不被理解。

张玲家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关系,但母子生病后,多方奔走,甚至都快给医生跪下了,儿子都得不到针对新冠的治疗。

张玲的遭遇并未孤例。有武汉病友称,她在微博上发帖求助,街坊们不相信她说的多种症状,“从头到脚都有病,哪里都疼”,说她是在编故事,造谣,“真是新冠早就挂了。李文亮每天在医院抢救,都没她扛得这么久”。

有街坊认为她是装可怜博取同情,以骗取网友捐款或国家免费治疗,甚至认为她是精神病,还曾有人跑到她家门口,说要拉她去精神病院。

在家里,不少病友也不被理解,家人觉得他们脑子有毛病,家庭矛盾由此激发。“我一说病毒,公公就炸毛”,“火药味很浓,动不动就要吵架”。病友们说。

在病友们看来,家人只信医生,相信核酸阴性就是没事,相信得了新冠肺炎,就会很严重,不相信还有轻型患者。 “我爸说他只信医生。哪怕我死在他跟前,他说也不信我。我当时就炸了……我没被毒弄死,先被他气死。”

有病友称,家人防范心重,说她在网上瞎聊,聊得精神出了问题,不时会像间谍一样,检查她的手机。也有病友称,曾被家人逼得退群。

也有家人语重心长,委婉教育,“不要每天活在童话世界,赶紧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回到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家人拉他们去看心理科,“前几天,我还乏力得无法走路,吃不下饭,胸腔像中毒一样难受。就这样,还是被家人带着去看心理医生,他们都很爱我,轮番带我去看病,因为查不出病,都坚信我是抑郁症”。

他们因而活得焦虑不安,如惊弓之鸟,在疾病的煎熬和未知的恐惧中,担心被人骂死,担心“如果现在确诊,会不会被捉起来”;觉得自己离世界很远,没有能走到心里的事;容易发火,好像跟谁都不想亲近了,甚至会因此怀疑人生,“之前的那些年,活得太理所当然”。

他们甚至有了负罪感,不敢上班,不敢有正常社交生活,唯恐接触了别人,把别人也传染上。

武汉解封很久了,仍有病友不大出门,就在小区里晃悠,出门也不敢坐公交、地铁,就骑电动车,或走路,偶尔去趟人少的超市,一看到人多就焦虑。

有病友甚至不敢和家人接触,孩子快开学了,不敢让她上学。有病友辞了职,有病友在外租房住,也有人想去大山里过日子。最难熬时,有人写过遗书。

 “其实,我们这样的群体应该引起社会关注才是,那些医生和专家知道我们的存在吗?”有人这样问。

 “理想只剩下了好好活着”

与病友们不同,赵勇感到欣慰的是,亲友们没有抛弃他,家人一直挂念他,只是不相信他是新冠。

他是家中长子,两个弟弟都是他带到社会的,一般家里的事都由他主持。大年三十,他没跟家人吃团圆饭,就回到海口看病,之后半年都没回家。

家人不理解,一开始也说他是神经病。“他们跟当地医生一样,也认为新冠就是白肺,需要马上抢救”。赵勇说。

3月的晚上,三弟打来电话,哭着说他,“医生都说没问题,你为什么把自己逼成这样?”挂完电话,赵勇也哭了很久,“上天为什么选择了我?”

二弟弟媳同样住在海口,经常说他想多了。老家杀了鸡,他们不时送过来,让哥嫂补身体。

岳父岳母挂念他们,经常寄来肉、鸡、菜。岳父问过他们发烧的时辰,私下请人做法事,为他们除妖,除病,“给我们一家搞了很多‘迷信’活动,我这黑发人让白发人操心了……”赵勇心里难受。

家人之外,他们也不和同学朋友来往。疫情之后,同学朋友、足球队队友经常约他,他都说工作忙。小区保安时常问他,怎么不上班。他说,公司停工。

公司知道他和老婆一起生病,症状很像新冠,一直不让他上班,每月发基本工资,后来基本工资停了,社保停交了,“逼我离职了,我还在这家公司干了10年呢,心累了”。

他感觉他的病每天循环,早上状态差,起来时头昏昏的,有时呼吸困难。下午过了三点,状态才好一点。这种状况,也无法复工。

久病不愈,他惶恐不安,“真的想得到系统治疗,害怕一直被边缘化”。他才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负担不轻,也害怕如果长期自费治疗,在费用上顶不住。

生病大半年,他们收入很少,医药检查费、生活杂费已花了十二三万元,而病还没好。6月,他卖掉了婚房,“卖完房子,我和老婆抱头大哭”……


赵勇6月卖房的委托合同


赵勇7月租房的合同

“我原来有很多理想,我跟老婆说,争取每五年买一套房,生活会越过越好。现在我的理想只剩下了好好活着,求上天放过我们……”他说。

还在自救

五月以后,群里的病友们,慢慢有些麻木了,不想去医院,不想在群里发检查结果了,谈论病症的也少了。但他们的症状并未消失,有人不时呼吸困难,有人关节酸痛……

在知乎发帖子的河南网友, 5月20日以后就不再记录症状了。赵勇打电话问她,她说一直没好,被折磨得差不多了,反正都那样了,懒得更新了。

赵勇和张玲还在自救。

4月,张玲手麻,脚麻,心率快,脱发,有时头晕眼花,手掌、脚掌肌肉萎缩,左手没有温感,做饭时烫出大泡。儿子脱发,肚子疼,胀气,静态心率140次/分,手掌和脚掌变薄。

到了5月,儿子还是浑身没劲,胸闷,憋气,有时眼睛痛,记忆减退,有时会突然大叫。张玲觉得这是儿子的脑神经受到影响,按丁虹针对神经营养的药方,她给儿子服用卵磷脂、硫酸锌、甲钴胺等。

5月底,张玲带儿子检测肺功能时,发现他有小气道通气障碍。之后,儿子住院,通过视频脑电图、脑血流图,结合脑CT,发现他有脑血管痉挛,之前,儿子在傍晚时,头疼得厉害;通过末端脑钠肽的血液检测,发现他心脏损伤。

儿子出院后,张玲又按照丁虹的建议,给儿子改善血管,他的疼痛减弱,心慌稍有改善,但心率还是快。

赵勇隔几天,就去一次医院,做各项检查:肺结核、艾滋病、风湿免疫、内脏彩超、核磁共振……

6月底,他和老婆去了广州,找到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了钟南山徒弟的号,但医生也说他们焦虑。

回到海南,赵勇又去医院,强烈要求做核酸、抗体检测,说自己刚从广州回来,那里也有病例。跟医生争了很久,他终于做上抗体检测,但结果是阴性。

7月,赵勇关节不痛了,不乏力了,但开始缺氧,不时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降至94%—96%。8月初,他感觉晚上要吸氧,才能睡觉。8月3日,肺部CT显示,他有肺气肿改变,左下舌叶少许慢性炎症。8月14日,他咳嗽时有血,左肺上叶下舌段、右肺下叶后基底段少许纤维化灶。医生诊断为:“咳嗽变异性哮喘?”


赵勇8月3日的胸部CT检查报告

老婆的咳嗽也越来越重,好像每分钟都要干咳。8月10日,检查发现双肺有多发性小结节。

担忧传染

更让赵勇夫妇不安的,是担心自己有传染性。

因为害怕传染,他们不敢回老家,二弟住在海口,也不敢往来。从广州看病回来,做了核酸和抗体检测后,他们略微放心,才敢去二弟家吃饭。

女儿只有4岁,快7个月没见她了。大年三十,他们回海口看病时,女儿放在了老家,后送到岳母家。听岳母说,正月底,女儿有三四天不爱说话,早上起来一个人坐着,“想爸爸妈妈”。接着,就发烧了两三天,咳嗽。之后,动不动就躺着,晚上冒很多汗,身上起了小斑点。

8月11日,老婆下定决心,无论怎样,一定要回去看女儿,认命了。他们在老家呆了两天,但回来没几天,在跟女儿视频时,赵勇发现,女儿咳嗽了。岳母也说喉咙痛,有3天全身乏力,嗜睡。

8月12日,在和弟媳微信聊天时,他们发现弟媳干咳十天了,在诊所打吊瓶,一直没好。追问之下,弟媳说她每天腹泻,乏力,肌肉酸痛,胸闷,气短,和赵勇发病时几乎一样。

8月17日,弟媳在医院检查,CT显示双肺多发磨玻璃密度影,双肺下叶显著,渗出与肺泡含气不全相鉴别,双肺间质性改变,右侧胸腔少量积液,医生初步诊断为间质性肺炎(病毒性)。二弟没症状,也查出左肺上叶下舌段及双肺下叶少许慢性肺炎,跟赵勇早期的CT检查结果一样。


赵勇的弟媳8月17日的门诊病历


赵勇的弟媳8月18日的胸部CT检查报告

二弟弟媳刚结婚,很健康的身体,怎么会突然出现病症呢?赵勇怀疑自己和老婆传染了他们。自7月中旬起,他6次去二弟家吃饭,最后一次是在7月26日,弟媳在8月2日出现症状。后来,二弟说,他们小区有个女邻居,也因肺炎住院,她老公经常在自己家吃饭。弟弟怀疑,他们传染了邻居。

赵勇想起群里,病友们的家属多少都有事。有个天津病友,自我隔离几个月,在7月放松警惕,跟爸妈一起吃饭,没几天,爸妈就各种难受。有个东北病友,出症状后,一直在亲戚家,50多天后才回家,第三天,老婆孩子都出现症状。

 “我感觉我家真的废了,后悔跟家人接触啊”。赵勇又致电海南省疾控中心报告情况。弟媳去医院时,赵勇跟着去了。他提示医生,弟媳已查出病毒性肺炎,症状跟自己之前一样,而且自己还在咳嗽。医生说,你在这里好好的,你都好了,不会有传染性;又说,肺部磨玻璃阴影不一定是新冠,很多感染也会这样。

赵勇请求给弟媳做抗体检测,又说服医生,给自己做了支气管镜取痰做核酸检测,但结果还是阴性。

赵勇在网上看到《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炎症后肺纤维化的现状与思考》,文章称很多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时都有炎症后肺纤维化,部分表现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或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并有不同程度活动后呼吸困难。

赵勇还是咳嗽,感觉缺氧,血氧饱和度在90%-94%,他认为这是间质性肺炎的表现,托朋友请武汉三甲医院的影像科专家,看了8月初的CT检测文字结果。医生说,仅凭CT检测文字结果看,算不上间质性肺炎,肺部病灶不会引起血氧低,要查其他方面,看看是什么原因引发血氧低。

弟媳还在住院,先后做了两次核酸检测,一次抗体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常规检查查不出原因。8月26日,医生给她肺部取痰,送去武汉病毒所做化验,但医院后来称,没查出什么。8月31日,检查发现她双肺多发磨玻璃密度影基本吸收,但右肺下叶新出现斑片状磨玻璃密度影,双肺斜裂微小结节。

赵勇快要绝望了。弟媳明明有症状,就是查不出原因。这时,家人不再说他焦虑了,“他们也多少理解了,我们为什么远离大家。”

9月,女儿要上幼儿园了,赵勇决定接她回海口,“要是女儿有什么事,我们也认命了”。

女儿回来时,赵勇发现她的脸,跟自己一样有点浮肿,晚上睡觉时,翻来覆去,睡着时有喘鸣声。赵勇给她量血氧饱和度,只有95%。

9月28日,赵勇夫妇带女儿去检查,发现她有支气管炎征象,左下肺局限性空气潴留。10月2日,女儿高烧,查出肺气肿征象。赵勇的状况也是不好,9月底感觉缺氧严重,有时上午就需要吸氧。 


赵勇的女儿9月29日的胸部CT检查报告

这时,弟媳出现转机,说自己好了。病友张玲也暂不低烧,不乏力了,她退群了,试着去过正常生活。

10月底,赵勇看到《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间质病变诊断和治疗专家建议》,专家组成员中有三人来自南京鼓楼医院。他又带着老婆孩子,一家三口远赴南京求医。

这时,微信群里,病友们还在熬着。陆续有人离开,悄无声息;也有人进来,引发新一轮症状讨论,之后又沉寂下来。

张颖钰对本文亦有贡献。

消失318天后,李志回应封杀原因

野兽爱智慧

“Leica六四宣传片”触动中国审查和封杀,在审查时代下,历史该如何留存?

由于三十周年的迫近,信息、相关人物甚至歌曲等,均遭当局严密监控或删除,你遭遇过六四“噤声”吗?

端小二 发起2019-04-19

有关Leica的宣传片被指涉及六四,公司澄清非官方发布,相关消息则在中国大陆遭封锁,由于三十周年的迫近,信息、相关人物甚至歌曲等,均遭当局严密监控或删除,你遭遇过六四“噤声”吗?

香港大学教授傅景华追踪过去十万被删除的六四信息认为,体现当局严控的同时亦反映一些中国网民的不惧怕,你怎么看?

在被封锁的环境中,该如何认识六四历史?三十年前的事件于你而言又有怎样的意味?

4月18日,YouTube中出现一则名为《The Hunt》的相机公司Leica(莱卡)宣传片,片尾表示向用镜头揭露真相的专业摄影师致敬,影片中“Beijing 1989”及镜头里的坦克被认为指涉六四事件,影片后来被上载者删除,但仍在中国大陆引起讨论。目前,4月18日与“Leica”相关的微博均遭删除。

同时,由于Leica早前曾与中国电讯商巨头华为签订合作协议,为华为手机提供镜头支持,其刚刚推出的旗舰手机P30及P30 Pro便是使用Leica,事件发生后引发部分网民的抵制和指责。

Leica发言人Emily Anderson回应《南华早报》称,影片并非Leica官方授权拍摄及发布,Leica与影片中内容毫无关系,对片中引起的误解表示遗憾,并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影片在Leica社交媒体中不会出现。

后来有消息指,这段影片由一家跟Leica长期合作的巴西广告公司制作,该公司曾制作过不少获奖广告作品,而这也非他们首次发布类似题材的作品,早前其为Leica拍摄短片《莱卡100年》,以35张照片重现百年来经典历史瞬间,其中就包含美国摄影师Jeff Widener拍摄的“人民阻挡坦克”画面,不过,这张经典照片的具体拍摄者及拍摄者所用相机也曾有争议。

六四三十周年临近,相关信息陆续被噤声

事实上,由于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的迫近,当局对于相关信息、人物甚至歌曲等,均严密监控或删除。

4月15日胡耀邦忌日30周年,有消息指胡耀邦家属与百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到场祭奠,不过,苹果日报引述胡耀邦陵墓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说法表示胡家属的祭奠“可能有领导会陪同”。

此外在4月初,曾创作《广场》、《1990年的春天》等歌曲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大陆歌手李志遭中国大陆封锁微信、微博号,并下架所有音乐作品。香港流行歌星张学友演唱的《人间道》,亦于近日被中国主流音乐平台下架,疑与歌词敏感、暗喻六四有关。而同样疑因有关天安门事件被下架的音乐作品还有香港知名乐团“Beyond”的《岁月无声》、中国乐团“黑豹乐队”的《别去糟蹋》、崔健专辑《红旗下的蛋》,以及美国知名乐团“枪与玫瑰”专辑《中国的民主》。

4月15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傅景华在香港大学“八九民运30载 被灭声的记忆”研讨会中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他通过追踪超过10万个微博帐号发现,在2012至2018年每年的6月初,共搜集到逾千条与六四相关的贴文或图片,被“人工审查”(manual identification)以人手方式删除,当中13%与香港的悼念六四游行及集会有关。

傅景华认为,研究结果除了显示中国网络审查对于六四事件的严控之外,亦反映一些中国网民的不惧怕,“无论多微弱、多短暂,他们都想表达一些信息、表达对于审查和宣传机器的不满”。

尽管事件被中国政府刻意淡化,至今仍严格限制任何有关六四的活动,但各种形式的纪念仍在中国遍地开花。社会上的纪念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散发传单、穿白衣纪念、上书人大公开信、义务献血点献血、“六四上街找手机”、为死难学生扫墓、绝食24小时、模拟坦克人挡坦克场景、到天安门广场打手势纪念六四、“投案自首”、六四酒案等。不过,相关纪念者事后均遭到当局指控或约谈。

据端传媒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共发生至少84起纪念六四被当局拘捕或约谈的案例,其中曾有以“政治偏执症”囚于精神病医院,有被监居,更多则以煽动颠覆或非法聚众被控,同时,如六四酒案等不少当事人仍在拘压中。

关于六四,我们还有多少记忆?

在美国之音中文网推出的节目“六四与我的人生”中,全美学自联理事黄慈萍表示,六四让她“放弃美国梦”,转而试图努力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与思想;审计师李恒青表示,从那以后,“要为死去的同学和朋友而活下去”;“改变中国”杂志的主编曹雅学开始致力于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把国内对民主自由诉求的中文版翻译成英文。

女权主义媒体人赵思乐曾撰文指出,在“广场一代”的生命中,有重要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个广场上。那年那天,长安街上的鲜血和坦克留给他们的执念,成了不可磨灭的基因,塑造了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

六四历史也被教育系统和宣传系统有意识地抹杀。媒体对事件的评价从“动乱”演变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大陆的中学历史教材对1989年前后所发生的学潮运动、六四事件、以及中共的前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存在,都避而不谈。

而这段历史,在香港教科书上被描述为“6月4日,中共出动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把运动平息。事后,颇受国际社会的议论”。据明周文化援引支联会的统计,目前香港所有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均未提及六四事件死伤人数。

端传媒曾在伦敦、纽约、台北、香港的大学校园随机询问了超过30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对于六四事件的理解,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不知道六四,或者了解非常模糊、有限,对历史事实“听说过”“不了解”“觉得离我太远”。

种子

哈佛大学研究员杨建利撰文认为,自由民主的理念已成为原运动的延伸,观念的传播、集会抗议、思想讨论、维权抗争、围观声援、传播真相、网络发声、民间互助……都是在构筑于天安门和长安街之外的力量基础。

香港学者周保松在脸书上发文认为,八九年的民主运动也是香港的民主运动。香港人不仅是站在外面声援,同时也是在抗争,在民主启蒙和政治觉醒,在为自己的命运呐喊。政治评论者李卫东则在纽约时报中发文表示,三十年前的事变造就了今日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你如何在被封锁的环境中获知六四?三十年前的事件于你而言又有怎样的意味?

野兽爱智慧

“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中)

30年后,他们受访时,反复思考“记者在现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仿佛和30年前在现场采访的自己对话。

端传媒记者 李志德 发自台北、新竹

2019-05-29

王震邦家里仍然有两整书柜的“六四书”,他顺手抽起一本,翻动之间,几张夹在书里的纸落在地上,捡起来细看,是这本书制作之初,日本出版社有意接洽翻成日文,请求代转王丹授权的传真信函。

架上的六四书大多数是绝版“珍本”,王震邦仔细挑了两、三本重复收藏的递给我,“这送你吧,有兴趣带回去研究”。但对我始终盯著的另一本,王震邦正色说道:“这不能给你,我只有这一本了”。

《六四的内情 未完成的涅槃》,作者包遵信,八九民运期间被官方定性为“幕后黑手”。广场镇压之后,包遵信逃亡了一阵子,与王丹先后被捕,判刑五年。王震邦受访时反复提到这位八十年代在中国知识界拥有巨大影响力、在六四镇压之前力劝学生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的学者。

王震邦最早认识包遵信是在一九八八年访问北京大学的行程,当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达到最高潮 —— 当然,那时不可能有人知道八九年将发生什么事,自然意识不到八八年已经到了“最高潮”——王震邦受邀在北京大学演讲,谈两岸关系。私下办的沙龙,没有海报宣传,但仍然吸引满座的学生。

在那趟行程里,王震邦结识了包遵信、李泽厚和汤一介,也发回了方励之的专访和冯友兰的直言不讳:

“现实经验证明,今天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而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是都在寻求改革?这说明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不如马克思所说是科学的,而是空想的。”

1988年的北京行, 让王震邦采访八九民运有了比较丰富的消息源。他也是《联合报》当时在民运现场的记者里,唯一一位专程为学运而到北京采访的记者,而不像同报系其它记者,是因为其它行程之后留在大陆支援采访

“【特派记者王震邦╱北平卅日电】北平各大学今天纷纷贴出了大字报,交相指责中共官方没有和学生对话的诚意,参加对话的北大学生更惨遭大字报指名批斗。

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以“忍无可忍”来形容学生对对话事件的愤怒,指责官方和学生的对话是一小撮人的安排。并要求同学不要上当。

有的大字报则指出,对话层次不高,在没有实质对话出现前,并有了具体的进展,绝不能停止罢课,廿九日的对话不过是一场聊天会,有的学生更指出,那是官员在向学生们示威,向学生训话。”

这是王震邦采访八九民运的开端。用他的话说,那时民运处在“即将走出学校外”的阶段。五月十二日,绝食静坐即将开始,王震邦拍下北大教师在燕春园为绝食学生开的饯别宴。十三日他写道:

“二千多名北平大学生今天誓言绝食,黄昏前陆续集结天安门广场,......只见到处是“绝食”“绝食”的字眼,掌声中听到的是“绝食”“绝食”的呼声,把上个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学生抗议活动,推上了另一新高点!”

在部分学生发起绝食的同时,另有一批学生前往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邀请”即将访问北京的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 (戈尔巴乔夫) 到北大演讲,但使馆回答戈巴契夫行程已满,学生碰了个软钉子。但八九民运确实因碰上戈巴契夫访问北京,一时间得到全世界的关注。不少原本申请采访戈巴契夫行程的记者,日后就直接留下继续采访学运,孙扬明就是其中一人。

孙扬明、王震邦和另一位联合报记者汪士淳,是联合报系六月三日当晚最靠近冲突现场的三名记者。六月三日晚间,军队大举进城的消息传到和平宾馆。孙扬明和汪士淳商量了一下,说好汪士淳进入天安门广场留守;孙扬明骑脚踏车往沿著长安大街往西奔,寻找军队和民众的接触正面。王震邦则在南池子大街,隔长安大街观察情况,事实上,当时再想接近广场,也已经过不了长安大街。

在五日的报纸上,孙扬明发出了四日清晨的现场报导:

“凌晨一时正。戒严部队从公主坟、木樨地沿西长安街强行推进,遭逢民众强烈抵抗,有数十辆装甲车被抢占后,浇上汽油烧毁,当时百姓欢声雷动,不旋踵军队对空鸣枪警告,随即传来有人被部队的子弹所伤,惟数目不详。

群众开始撤退至民族宫前时再度聚集,以木棍、砖、石与土制汽油弹攻击部队,部队则以催泪弹还击,由于群众势张,部队向后退撤约两百公尺至民族饭店门口双方展开拉锯战,一时间满天砖块、石头与任何可能当武器的物品飞舞,部队由于有头盔、透明盾牌因此转为有利,但由于向前冲锋,因此至少有八人重伤,被送入民族饭店做紧急处理。”

三十年之后,孙扬明受访时,大致准确地重现了当年自己笔下的这一幕现场,但时间让他抽出了不同的元素,而他现在,更愿意强调这些元素:

“部队就一路拉进来,中间看到的其实不只是外传的,坦克车哗拉哗拉一路打进来,那是过度简化了事件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是“打来打去”。所谓打来打去,是我们看到,或者听到群众拿著砖头、石头、木棍往解放军丢,丢的同时还喊“冲”,几个来回。部队刚开始没有动用热武器,就是用枪,后来才动枪,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打来打去”,看起来是“(军队、学生)各打五十大板”的评价,但孙扬明意欲与之对话的,是一种日益“善恶分明”的扁平叙事。访谈之间,他不断追忆当年的诸多细节,反复提醒历史现场的复杂。例如前几年曾有媒体报导,号称引述“英国解密档案”指出当年天安门广场死亡超过万人。孙扬明和当时在广场留守到最后的汪士淳,特别发表一篇长文,描述当年在广场所见的情况。至少就他们所见,最后清场阶段在广场上没有人死亡。

在南池子大街的王震邦,也有同样的判断:

“整个广场是我扫瞄的视野所在。我看不到任何冲撞性的行为或是动作,足以导致死人.......那至于说有人睡在帐蓬里面就被辗过去的,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情境里面,不可能。除非他吃了药,没有人。我只相信有人几天几夜没睡,我不相信有人在现场可以沈睡。”

“在街上解放军有没有开枪?当然有。有没有打死人,当然有。但广场有没有?我们当时所见是没有的。分辨情楚这些细节, 对于理解当时那个复杂的情况,以及后来各方对运动的诠释,非常重要。”孙扬明强调。

天安门广场有没有人死去?只是30年来诸多公案中的一起。孙扬明记得的还有:当年进城之时的解放军,行经外交公寓时遭到枪击,子弹来自楼上不明人士;六四之后,北京一处高楼也有子弹攻击坦克车上的军人,引来战车开枪向这处民宅射击。这些冲突、对抗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时隔愈久,孙扬明愈觉得不该简化个中的关系。

如果把镜头再推一点,血腥镇压是最后的结果,但这结果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孙扬明和王震邦受访时,不约而同提到在八九民运期间,从五月到六月,曾有两次广场上学生的抗议行动几乎无以为继,但一来当时“恰好”进来了大批外地学生;二则,每当讨论学生“是不是该撤退”时,激进的主张总是压倒一切,包括知识份子们到广场劝退学生,结果也相同。两辆相向而行的火车终于对撞。

王震邦受访时这样总结:“当时共产党内的两种力量,一是通过学生,取得自己这个路线更大的空间;另一条是控诉学生。这两种力量互为挤压。”而他想问,激进路线每每在关键时刻取得胜利,“究竟是谁扮演了这种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动能是从何而来?”

五月十三日,学生在天安门的绝食行动开始;隔天,包遵信连同一批著名学者到广场与绝食学生沟通,同时发表一篇《紧急呼吁》。首先要求中共中央承认学生是爱国、民主的行动,不秋后算帐,不采取暴力手段;但同时也呼吁学生“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

改良派知识分子向左向右喊话,却没有一方理会他们。在清场之后的逮捕中,这些基本立场支持学生的学者、作家也同步落难。七月一日,在法国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筹备处发布了六四后遭秘密逮捕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的名单,包遵信“理所当然”在列,其它的还包括《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河殇》总撰稿人苏晓康、王鲁湘、《中国青年报》学校部主任李大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张伟国......等等。

对这一批改良派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的遭遇,王震邦为他们在愤恨不平,又满怀亏欠。这样的心情,与他对学生运动“应退未退”的遗憾和批判互为表里:

包遵信六月下旬被捕,八月传出被“双开”的消息。“后来包遵信在牢里不是认罪了吗,还有人骂他。我说:没有坐牢的人,没有权利骂人。”王震邦说。

“包遵信坐牢出来之后穷途潦倒,我去看他,我对他有一种亏欠感。”说起那一年的采访团队拿下了当时台湾新闻界最高荣誉的金鼎奖,王震邦声音变得低沈,“他坐牢了,我写的新闻得奖了,这算什么?!”

过去三十年来,王震邦说自己几乎不曾受访。而问他认为记者在现场的意义是什么?王震邦认为,意义在于:在一个历史激烈变动的现场,能参与进去,这不是一般人有的机会,因而那样的经验带来的反省力量也异常巨大。

但王震邦不乐于诉说这些,或者不乐于简单地诉说。因为太简化的表述,“就像鲁迅说的,吃人血馒头。这个吃人血馒头,就一个悲剧来讲的话,(记者这一行)就变成殡葬业而已了。”

时隔三十年,王震邦大概可以比较无所顾忌地谈,当时在北京,包遵信带他进入许多新闻现场;戴晴带他到了一处“豆花庄”,出入其间的,有教授、记者、政治人物的幕僚......在民运期间,这里是各路人马交换信息的中心,不少报上的独家新闻都从这里来。让王震邦津津乐道的一次,是赵紫阳辞职,他就是在豆花庄里听到消息,再观察赵紫阳会见戈巴契夫的谈话内容,觉得八、九不离十了就出手,之后美联社也证实跟进报导。刘晓波被捕的消息,也来自这间豆花庄。

在八九民运期间,真消息确实有,但假信息更多。例如邓小平已死、王丹伤重不治......等等,事后都证明是假消息。甚至会有这样的信息见诸报端:

“亲赵紫阳的第廿八军已开抵北平,今天下午并派出战车与士兵,与亲杨尚昆的第廿七军在北平西边主要街道上,捉对厮杀。”

或者

南苑空军基地。一名上校级指挥官和政委被戒严部队司令部扣留,于是三十八军两个营拒绝撤出,戒严部队便在清晨派出装甲部队封锁空军基地所有通道。基地官兵和三十八军团结一致,声称反对‘杨家将’和打倒李鹏。”

王震邦和六四之后进入北京采访的《自立晚报》记者胡元辉,都提到了当时信息满天飞,但真假难辨的情况。王震邦坦言,很多新闻是“喂”的,“哪条新闻是被喂的,发稿的人心知肚明,而且还不能不发,有时甚至挺高兴的,谢谢喂食的人。”

假消息见诸报端,如果不是因为利益交换,那就是记者对事件已经有道德判断,一厢情愿地从“应然面”做文章,专门选符合自己期待的信息,但和真实情况完全不同。例如“共军内战”这类新闻。

胡元辉则说,那时“自己找上门”的关系确实不少,供来的信息真真假假,不要说查证,连第二消息源都没有。所幸那时自立报系并不盲目要求记者“拼独家新闻”,因此举凡这类信息,他可以只留笔记本上,不必发稿。

信息采取的偏失,事实上和消息来源有关,王震邦就坦言,会多用学生和自由派知识分子提供的消息的主要原因之一:“学生们愿意和我讨论信息,愿意和我讨论,官员不会这么做的”。

而一个更大的情境是,在整个八九民运里,学生尽管人多,但就是这么弱势,面对著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记者会不会出现一种心态,自动就站到学生这边来?

“当然有,包括我在内。”王震邦坦率承认。

更有甚者,“在这么一个混乱、动荡、强者和弱者如此分明的情境下,一个记者会不会、能不能跨出采访工作的“红线”?不管是主动去救死扶伤,或者回应别人的求助?”

胡元辉被问道这个问题时,语气变得非常缓慢、犹豫而不确定。他说自己确实知道民运期间有外国记者参与后来的民运人士救援工作,但台湾记者并没有。但即使记者不主动参与,也有被动遇到别人求助的情况。

“我不敢确定我一定会说‘NO’,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天人交战的课题。它牵涉到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安危。”胡元辉说,一般做法是帮忙把求救信息传递给真正在进行援救的人,“我也许就会这么做,而不直接成为援救者。”但胡元辉也也坦承,“我不在那个情境里,我也不敢说一旦真的面对那个情境里,我会怎么做。”

该怎么评价八九民运?孙扬明的答案是:目前没有办法。

“要再等三十年,六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他认为,目前谈这件事,还有太多的个人、党派乃至于国家的力量纠缠在中间。必须再等一段时间,这些人、事和关系慢慢都远去或者逝去了,到时才可以从一个比较凌空、没有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给它一个比较好的或公正的评价。

八九民运的结果则重击了胡元辉。他说,这场采访让他亲身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点。他说,那时自己原本对中国有一份朴素的期待,希望走向自由经济、民主开放。但六四事件活生生地向观察者展示,这些期待中国改革、变化的可能性, 如何硬生生地被共产党切断。抗争者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声音,如何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消失;就如同他在成都所感受到的,所有的人都知道几天前发生过一场抗议行动,带来流血镇压。但所有的迹象,都可以在极短时间被抹除,高压政治会变得如此的有效。胡元辉说,这一段经历令他“惊骇莫名”。

王震邦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但从他对包遵信和一班改良派知识分子的亏欠之情,或许可以爬梳出他真心认同的状态,是一个由八十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诸如包遵信、汤一介、戴晴、严家其、苏绍智、任畹町、苏晓康、方励之......引领思潮和改革的中国。如果这样的期待成真,现今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但无奈的是,历史就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转了弯。

野兽爱智慧

台湾深度六四·三十年

六四专访

“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 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见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

端传媒记者李志德 发自台北

2019-05-25

“这是我第一次去大陆,”高源流生平第一次踏上大陆就是为了采访,而且是举世震动的六四事件。

高源流当时是台湾《联合报》地方新闻中心副主任,以往主跑司法、社会新闻,和国际、大陆新闻距离很远。之所以在六四时被派到北京,高源流回忆从五月学生运动开始,每天编前会总要花很长时间讨论最新情况。五月下旬,解放军将动手镇压的传闻无日无之。总编辑开始物色资深记者增援北京。“他说要有采访经验,懂得趋吉避凶,总编辑刚讲完,眼睛就一直看著我,大家就只看著我,......就是你,这个是你最有经验,你去!”

高源流订下六月三日下午飞香港转北京,同行的还有大陆新闻中心主任蒲叔华。落地后发现预订飞北京的班机停飞,会不会、什么时候恢复没有人知道,只能在机场坐等。正在回报,台北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城镇压,当下情况危险,要求高、蒲两人先回台北。

“我人都在香港了,你要我再回去,这不是临阵脱逃吗?既然来了,就再等等看。”

到晚上九、十点,班机恢复,上了机“我我前后坐的都是大陆人,他们还很不安的问我,你怎么这时要去北京?我都不敢讲为什么,只说去做生意。”

“北京机场灯都是暗的,也没有什么海关的人。”在行李转盘边,一位“个体户”来拉生意,问高源流两人要去哪里。进市区?对方回答今晚不可能,只能到接近市区的丽都饭店,天亮再见机行事。 “那时候北京几乎失去秩序,沿路都是解放军的车子,军车、装甲运兵车,也有坦克车。我一生没有见过这么多军车”。高源流从车窗往外看,有些解放军士兵就在军车底盘下和衣就寝。载他们的“个体户”司机边开车,边喊“解放军万岁!”“解放军万岁!”还把手伸出车窗挥动著。

为什么要这么喊?“他们说这样比较容易通过”。果然沿途没有任何人盘查,一路开到丽都饭店。

行李转盘边的“个体户”

胡元辉也是在行李转盘边遇上“个体户”司机招揽生意。他比高源流晚三天,六月七日晚间降落首都机场。 胡元辉当时是《自立晚报》采访主任,他也是第一次到北京,来接下驻京记者黄德北的棒子。黄德北从学运初期就在北京采访,经历广场抗议、学生绝食、解放军进城镇压,身心俱疲,而且经费用尽,有些帐单需要胡元辉来“解决”。

胡元辉和高源流受访时不约而同提到,自己是带著上万美元进大陆,有现金、有旅行支票,在1989年,这笔钱在台湾已经可以付买房子的订金。除了现金,两人也都提他们另外还带著十来个“金戒指”、“金项链”,以备碰上“留下买路钱”之类的不时之需。

胡元辉和个体户司机谈好的进城车资是500美元,原本就很窄的车里,胡元辉坐在中间,左右各有一位“乘客”,胡元辉问这些人是谁?司机只答“他们可以保护你”。车子开出机场不久,忽然一转弯开进树林里,停在一座貌似农舍的住宅前,司机和同乘的“乘客”问他:身上有没有美元?

“车子一转弯我就知道大事不妙,我想夺门而出,但也只能‘想’,因为我的脚在发抖。”他暗忖著,自己把一万美元分三个地方放,皮夹里是800元,其它在身上另处和箱子里。他抽出皮夹,告诉司机,有800美元。

“好,我们跟你‘换钱’”,按当时的市场价格,100美元应该兑800元人民币,但司机的“汇率”是100美元兑200人民币。“换钱”之后,个体户司机将胡元辉载到城外一处饭店附近,一见灯光就赶他下车,胡元辉自己拎著行李走到饭店。

胡元辉事后回想,自己之所以没有碰上“更坏的事”,可能是因为他最初跟司机说,自己是应作家协会邀请来参加活动,市区里有领导正在等著我。司机忌惮如果胡元辉没有赴约,恐怕引发公安强力调查。

“不可能说是来采访,但我行李里头有一大叠稿纸,就跟他们说我是作家好了!”胡元辉笑著说。

要在大陆的记者,都到北京报到

六月四日一大早,高源流搭上同一部车继续往市区走,通往市中心的路上有不少路障,“那个司机很厉害,到处转,遍地都是碎石头、碎铁块,撞烂的铁栏杆。沿路可以看到被烧的卡车、军车,有些还在冒火、冒烟......。”

和同事会合前,高源流和蒲叔华请司机先开到北京饭店,这里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五、六百公尺,两人希望先看一看现场情况。一夜清场之后,广场四周仍然气氛严峻,还没走到天安门广场就撞上一条封锁线,军人趴在地上,枪口朝外。成排的军人后头是成排的坦克。 高源流看著看著,卧姿的解放军突然向两边散开,坦克车向著群众前进,抗议者纷纷走避,边逃边骂。这时车上的机枪突然打响了,高源流连忙拉著司机跟著群众避开,他说,所幸它是对著天空开枪,没有打中或打伤人。

如果在旧报纸上点数记者的名字,会认为当时《联合报》为了北京学运派出了庞大的采访团。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参与报导的记者,只有王震邦是为了采访学运而到北京,其它都是因为不同的事件恰好在大陆,都被要求留在北京。例如采访前苏联总书记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孙扬明和翁台生、采访台湾财政部长郭婉容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陈承中、参加其它行程的艺文组记者景小佩等等。原本到福州采访偷渡集团的汪士淳,也在五月中到北京加入采访,六月四日凌晨,他在天安门广场留到最后一刻,报导了学生、教授和市民最后撤出广场的情形。

有趣的是,1989年尽管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已经解除戒严,但两岸关系体系尚未完整建立,中共统治大陆的事实还不完全被政府承认。因此《联合报》依照政府规定,记者署名仍是“北平报导”。

“肖斌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胡元辉所属的自立报系有《自立早报》和《自立晚报》两份报纸,是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非常重要的反对派报纸。1987年9月,自立报系率先冲撞政府禁忌,派记者李永得、徐璐前往大陆采访,写下台湾新闻史上的重要一页。

自立报系这次的规划是在镇压之后加派胡元辉到北京,另一位记者到上海。胡元辉在北京采访六四后续,之后北京交给徐璐,胡元辉自己转往成都,沿长江往东一路采访;到上海的记者南向采访沿海城市。自立报系希望借助这个行程,比较完整描写当时中国各地情况。不过宥于六四之后的严厉气氛,这两条路线都没有走完。

六月八日一早,胡元辉雇了一部车前往北京大学,车费要价100美元。他想试试能不能访问到一些市民对事件的看法。到了北京大学外,还没有进学校,就看到人行道上挤满了市民,人人都在高谈阔论,找受访者完全不是问题,甚至“你不必开口问,只要静静旁听,都可以听到一堆可以写报导的材料。”

但情况在“肖斌事件”后随即改变了。肖斌是一名来自大连的工人,六四事件时他在北京出差,目睹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接受美国ABC电视台采访,讲述了自己见到军队镇压的情况,包括推估的死伤人数。新闻一播出,肖斌随即遭到大连警方逮捕,日后被判刑十年。

“电视上就出现一张字卡、一条新闻:‘造谣大王肖斌抓到了’,从那时开始,路边再也听不到有人谈论这件事,也不会有人接受你的采访了。”胡元辉说。

著就不要站著,该趴著就不要蹲著

军队进城镇压后的几天,北京城气氛依然肃杀。高源流和孙扬明曾经目睹一辆战车在马路上,士兵以机枪射击一幢房屋,子弹在墙上打出一个一个弹孔,水泥碎屑四溅。孙扬明说,战车攻击民宅的原因,是里头里疑似有人持枪射击士兵。

碰上这种情况,“大家都在台湾都当过兵的,该蹲著就不要站著,该趴著就不要蹲著。”孙扬明曾在六月四日凌晨,遇过一次“一股很热的风擦过脸颊”,是不是子弹,他也不敢肯定。另一次,一颗催泪弹就在他脚前炸开,逼得他闭住气,摸到身边的脚踏车,拼命骑出几十公尺才换了口气。孙扬明回忆当时语气轻松,说那时并不太担心自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高源流也说自己不曾有过“接近死亡”的感受。最惊悚的一次经历,是军队镇压后两、三天,他和孙扬明骑车出门采访,骑过紫禁城靠东侧的围墙,远远看到路的那一头是两辆坦克车,一大队士兵站在两侧,整条路只剩中间一条通道。

要不要往前走? 高源流说,就在他俩进退两难时,对向一位老人骑著车过来。“他低著头一直骑,都没有看我们,骑到我们旁边嘴里就念著: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得到老人的“忠告”,两人硬著头皮继续往前,骑过坦克车和解放军中间时,“我第一次感觉到‘毛骨悚然’这个字,那些解放军可能一进城以后都没有休息,全身脏兮兮,眼睛都是血丝,他们就这样一直看著我,我真的是背脊发凉。” “你那时穿著是什么样子?” “一看就知道不是大陆人的样子,我脚上还是一双NIKE球鞋”,高源流回答。

冲突的痕迹迅速抹平

天安门事件期间,不少外地青年学生、工人和民众也到北京参与声援。胡元辉曾经搭上一趟往天津的火车,看看这个左近北京的城市,有没有留下民主运动的迹象。

车厢里有不少年轻人,胡元辉攀谈了几位,有人就提到自己是进北京参加运动的学生。就在谈话之间,车厢里出现三名军警,“随机抽点”盘查行李。“‘你,打开行李’,大概三个人就有一个被点到,必须打开行李让他们检查。”胡元辉亲眼目睹,一位青年的行李箱打开之后,发现里头有一张运动期间的传单,立刻就被带走。“如果是我被点到,那真的完了。他只有一张,我行李里有二、三十张啊。”

结束了在北京阶段的采访,胡元辉开始走预订的成都行程。但当时国台办严格监控在大陆台湾记者的动向,怎么可能随便让他前往成都?胡元辉说,那时是以采访“都江堰”和“猫熊保育基地”的名义提出申请,而国台办也真的准了,但同时也派人随行。 成都是六四事件期间另一个发生激烈冲突和严厉镇压的城市,当时就有传闻位于市区的“人民商场”整个被烧掉;锦江宾馆也发生激烈冲突等。只是在随行中共官员的监控下,胡元辉除了老老实实采访“都江堰”和“猫熊保育基地”外,没有办法独立进行任何采访,看著手上可以联络采访的电话,一个也不敢打。

胡元辉的确住进了锦江宾馆,传闻里在冲突中被打碎的大厅吊灯的确不在了,但其它地方看不出任何异状。车子路过人民商场时,土地一片平整,偌大的商场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完全没有暴力镇压的痕迹。

这趟不成功的成都采访之行一直被胡元辉摆在心里。他说,在后来的采访里,他有机会采访许多大陆人士,有一次真的碰到一位来自成都的教授,胡元辉谈起89当年的传闻与报导,那位教授回答,当年自己就是参加抗议的学生,锦江宾馆和人民商场的事,大致都是事实。事后这一席谈话更让胡元辉感慨,极权政府抹除社会记忆的效率,可以如此惊人。

长长的撤侨车队直奔机场

在北京,联合报采访团原本住在和平宾馆。高源流回忆,六四后全市气氛肃杀,住客渐渐搬走,宾馆到最后只剩下采访记者。有一天凌晨三点,门外有人拍门要求查房,高源流回忆,进房公安人员荷枪实弹,上上下下把房间翻了个遍,但没有查扣任何装备物品。当时采访团发稿回台北全靠一台传真机,当时就在床头,但高源流猜测,当时传真机还是非常罕见的东西,公安应该不知道这是什么,或者以为是旅馆物品,才逃过被没收的噩运,采访团也能够继续发稿。

经过查房之后,采访团决定搬到建国饭店。当时几乎所有还留在北京的外国记者都住在这里。墙上贴满了各种语文打印的使馆通告。西方记者进进出出,晚间还有菲律宾乐队演奏,和门外的北京城仿佛是两个世界。

六四事件期间,西方国家也在北京启动撤侨作业,“那个情景就像二战或者逃难电影一样”,高源流说自己生平第一次见到撤侨,“大使馆他们通知侨民到大使馆报到,之后就派出车队,一次总有十多部,有轿车有厢型车。是英国,车顶、侧面就贴英国国旗,还有美国国旗、日本国旗”,时不时就见到一支支车队呼啸而过,直奔机场。在机场,主要西方国家的撤侨工作似乎都由美国负责,美国国务院在机场设了一处柜台,停机坪上专机待命,“一坐满就起飞往东京,像巴士一样”。

说起撤侨,高源流地沉默了半晌,说起一件没有公开过的事。

“事实上我们那时在和平宾馆,‘收容’了一对带著小婴儿的夫妻。”高源流说,这件事并不是采访团每个人都知道,因为这家人非常低调地住在饭店里。这家的男主人,是一位中国公费留学生,学成返国服务不久,妻子是台湾人,曾经是联合报系员工,在美国认识了先生,两人在美国结婚,生下一个孩子,一家人一起回中国生活。

高源流说,这家人的男主人在学运期间,出于满腔热血参与了部分活动,六四之后深怕遭到秋后算帐,妻子于是出面向采访团里的老同事求助,躲进了和平宾馆。

“我在机场的时候一看美国外交官有人在那边,我就想到这几位可以送走”,回饭店后,高源流问清楚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确实有美国籍,就说动男女主人同意,第二天收拾行李,一大早就用采访团的车将他们送到机场。

一进机场直奔柜台,高源流拿出孩子的护照,问“这位能不能撤侨”?美国官员回答当然可以,细看发现是个小婴儿,忙问“他的爸妈呢?”这时男女主人上前,各自拿出护照,“他们一家人三种护照:妈妈拿中华民国护照,爸爸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小baby美国护照。” 登记结束,一位美国官员引著三人往出境通道走,“他们走在那条通道上,我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有人会把他们挡下来”,直到三人走到尽头,准备上飞机,“他远远的这样转身过来,跟我挥挥手,我也跟他挥挥手,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也过三十岁了? “对!差不多。我跟你讲,如果没有送走他,他后来的命运我就不晓得了。后来我常常想到这件事情,想著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情。”

野兽爱智慧

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 正午

原创:叶三 正午故事 2016-11-24

11月20日,李志发布了一张新专辑,售价20元每张。上线48小时内,卖出超过5万张,“成为独立音乐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
烧碟、维权、众筹、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独立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孤独的人。


李志:如果没有人看着我

文 | 叶三

1

李志的身材不高,圆脸上五官分布得平和。2016年,他在发胖了,脑袋、手腕、臂膀和腰腹都往浑圆形发展。所幸,并非人到中年那种疯狂的膨胀,而是带点锋芒尽藏的松懈劲儿,好像第二泡的茶叶,正在开水里舒展。这使他看上去颇为和善,像个业务一般的程序员,或者脾气不错的公务员,也像个工程师,还有点像个生意人。总之,如果纯从外表判断,李志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个歌手。

2016年6月22日下午两点半,南京太阳宫演艺广场地下一层的欧拉艺术空间,年轻的服务生和志愿者穿着欧拉Live house的T恤穿梭往来。在过去的一年中,从设计、施工、装修到试运营,李志一直在为欧拉忙活。

这一天的凌晨三点,李志从机场接到来演出的歌手老狼,送到酒店,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又赶来欧拉。下车进场前,他在车上呆坐了30分钟,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光。五个小时后,欧拉的第一场开业演出即将开始,500张门票早已销售一空,然而李志面临着严峻的问题:空调坏了。

盛夏的南京潮热难忍,李志把脑门前的头发扎了个辫子竖在头顶,像个忘了剃额发的月代头武士。好几个服务员也是这个造型,让这个团队有了迎战的气势。 

武士造型的李志正在拖地。李志拖地像他小时候插秧,从酒吧区的这一头横平竖直写到另一头,收住。水泥地散发出新鲜的潮气,上升到半空成为热雾。坏消息传来,今晚空调修复无望。李志没露出着急的样子,他利落地将拖把收好,安排员工去搬大风扇和冰块。踏过一尘不染的地面,李志脚上还是那双纽巴伦,一个多月前北京的“降噪”专场,在一片“逼哥牛逼”的叫喊声里,他曾脱下这双鞋,盘腿在椅子上,抱着吉他唱“妈妈,我会在夏天开放吗?(《这个世界会好吗》)”。

李志踱到舞台前,听老狼和乐队调音,同时掏出手机打开微博,为坏空调向观众道歉。和着汗,他的T恤贴在身上,勾勒出肚腩。台上的老狼在唱:“这冬季的校园,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老狼大李志10岁,李志说他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十几年前,还在家乡时,李志对大学校园的想象来自老狼。

1978年,李志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小时候,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插秧的季节,地犁一遍,人们捆着秧苗弯着腰从田的一边插,对齐插满一行,再后退。李志插过秧,干过所有的农活。小学一年级暑假,爸爸带他去了趟上海,住在爸爸打工的工棚里。开学后,他给同学们讲上海有多大,火车是什么样子,电梯又是什么样子,没人见过,没人相信他。那时候李志的理想是“长大了不种地”,就像他奶奶说的:“想不想以后穿皮鞋?那就得好好念书。” 虽然也没人知道念书能念出什么来。

1995年,李志买了第一把吉他和《刘天礼吉他教程》。上高中之前他觉得自己是个天才。后来上了高中,他意识到自己很一般。“也是这样一个局面”,直到今日,他还是这观点,“我不是多聪明,只不过我的同行太懒了。”1997年,李志高考,村里没人懂志愿怎么报,他随便填了一个,考入南京的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

那一年的南京,长江上只有一座桥,每天的交通都是堵。东南大学的浦口校区在长江北面,很新,最粗的树还没有李志的胳膊粗,像个漂亮的工厂,完全没有老狼歌唱的浪漫。

第二年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挂在桃园6舍230门口,被检查卫生的阿姨当垃圾收了走。在《98年周围的浦口的那些弹琴往事》中,李志说自己是“一个19岁的愤青,一个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安静的愤青。”如文艺青年的标准出厂设置,他听Nirvana、Dire straits、Pink floyd ……谈恋爱,弹琴,大规模读书,喝酒抽烟,忧伤。

大二快结束的夏天,一个极为炎热的中午,李志在校园里奔走,到各个部门盖章,办理退学手续。系主任告诉他,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都是人家求爷爷告奶奶找关系想把子女安排进来,“你是第一个自己要退学的,不可思议。” 盖到最后一个章在校长办公室,一幢苏联式建筑中。层高,空旷,午休的人们趴在桌子上。寂静里,一个工作人员拿着钢印,“砰”,当头砸下来,整个房子振了一下。“疯狂不见了,恐惧出现了(崔健《缓冲》)”。

烈日照着学校的大门。李志迈出第一步,慌了。该往左还是往右?他觉得自己像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

退学是因为年轻气盛,无法忍受学校和老师,李志在多年后总结。那之后的几年,李志靠同学救济生活,他们在学校旁边的村子里合租了一间房,房租 80元一个月,后来涨到120。房子十几平米,一床一桌,大小便要去公共厕所。

2004年夏天,李志去银川找大学同学玩,看出租车司机罢工,顺便看“贺兰山摇滚之路”音乐节。看完唐朝和崔健,他们又去了西夏王陵。

戈壁滩无垠,盛夏阳光下,李志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呆住了。延绵的贺兰山下一个土丘,一代枭雄李元昊埋在这里,孤零零,少人问津。“他建立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军队,西夏王,那么大一个国王,到最后就剩个土丘。现在的年轻人里,有几个知道李元昊是谁啊?”他又想,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李志在王陵前拍了张照片,白T恤蓝牛仔裤,背把吉他,表情悲壮。 

从宁夏回到南京,李志找朋友帮忙,从手上大量以前的歌中随便挑了几个,录制成小样。“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知道这个人曾经还写过东西。是个存在过的证明。”他说。第一张专辑花了5000块,录了一个月,李志自己弹吉他和一点键盘,唱,没有乐手,其他声部都是电脑做的。录完,刻成200张光盘,找朋友设计封面,打印裁剪了,自己装盒,放到卖打口碟的小店里卖。为卖,他还和朋友们吵了一架。大家说付出这么多劳动卖卖吧,他说,太屎了,没法听啊,都不想署名。最后折中,李志署名BB,成为“逼哥”和“李逼”的由来。这第一张专辑,后来被命名为《被禁忌的游戏》。

2005年,李志录制了第二张小样《梵高先生》,花了2万块。第三张专辑《这个世界会好吗》 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发,共800张,定价48元,除了CD,还包括一本册子,一张海报,一个笔记本,一本收录了李志6万字杂文和诗歌的小集子《About B&B;》。他把这张唱片称为工艺品,在唱片介绍里写:“对这个价位的确定花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花了很长时间在计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觉得花了这个钱不值得,那么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很遗憾。”

《这个世界会好吗》的首发演出卖出去118张票,气氛热烈。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给李志赚到钱。2007年,他找了个SP技术工程的工作,去成都朝九晚五地上起了班。

李志去成都的目的很清楚,从南京这个所谓的圈子里脱离开,赚钱还债。那个工作包住,他吃得很简单,也不怎么社交,两年存了20万元。离开成都时李志翻手机,除了同事之外,就多了四五个电话号码。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李志自己做了一个小型巡演,起名“单刀赴会”。每到周五,他一个人一把琴出去演出,周一飞回来上班,共演了15场。2009年秋“动物凶猛”巡演,70天他跑了35个城市。两轮巡演都是为了存钱,他打算辞职回南京,再录专辑。

2009年10月,《我爱南京》发行,成本30 万。李志自己认为,这是他的第一张正式个人专辑——标志着他脱离了合成器和简单编曲。在这张专辑中,李志翻唱了歌手张玮玮的名曲《米店》,录音前他给张玮玮发去正式的授权合同。张玮玮拿到合同觉得挺新鲜,琢磨了一会儿,他在款项一栏填了个“十元”,给李志寄了回去。

《我爱南京》中的《结婚》由李志与万晓利和老狼合唱。从万晓利那里要来电话号码,李志给老狼打了个电话,老狼说“好啊”。同年10月16日,万晓利和老狼担任李志“我爱南京”演唱会的嘉宾。

在李志看来,“我爱南京”专场是他的转折点——标志着他脱离了酒吧的声场和硬件。这场演出在剧场举行,音响设备从上海租来,成本8万,演完算账,一共亏了4万。李志给了老狼和万晓利每人1000元的演出费。“说起来丢人,不给钱还好,演完狼师傅还买了我10张唱片,120一张,他还亏200。”李志笑了,眼镜后面的眼睛眯成一线,露出一口常年烟熏的、不太整齐的牙。

老狼形容他和李志是“惺惺相惜”。坏空调并没过于影响欧拉的首场开业演出,端着啤酒的听众挤满了演出厅,气氛和气温一样热烈。晚上十点半,李志像一名张罗了一晚上的饭馆掌柜,把毛巾搭在肩上,搓搓手,松口气,在全场“逼哥!逼哥!”的呼唤里登台,与满身大汗的老狼勾肩搭背,合唱了收场曲。而欧拉外面的南京,一场雨已经下过又停了,夜空如拖过的水泥地一般干净。

大学时的演出_摄影不详

大学时骑自行车去全国各地_摄影不详

开业第三天,欧拉的空调终于修好了。

问题出在管道里。一名工人顺着木梯子爬到管道里疏通,下面放着大铁桶接水,李志扶着梯子,警惕地站着。随着一声欢呼,清爽的凉风冲出来,迅速占据了欧拉。李志笑嘻嘻地收起梯子搬回演员休息室,管道里的工人探出头来大喊:“哥,哥!我还没下来那!”

演出歌手张玮玮看到拖地的李志,马上赞赏。“这是董事长的作法。逼仔真需要拖地吗?这是给员工作榜样。”张玮玮背着手风琴盒进了休息室,又夸,“终于有带卫生间的休息室了!不用在厕所里跟粉丝合影了。”

跟张玮玮等民谣歌手一样,李志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红起来的。他只记得迷笛音乐节从2007年开始专门设立了民谣舞台,之后,演出市场开始慢慢好起来,民谣火了。

李志开始有了广泛传播的“金曲”、集体大合唱的专场演出和大批粉丝。他作品中饱含颓废和迷惘的青春气息在文艺青年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李志判定自己的音乐天分为“中下”,除了时代,他将自己的走红归于勤奋和运气。当年,陡然面对大量无原则的吹捧,他愤慨:“你们都是聋子瞎子吗? 都疯了吗?你们没有耳朵吗?” 那段时间他认为所有表扬他的人都心怀叵测。“你是在说谎,你是想跟我上床。”——他说自己那时候瘦,还有点帅。临近30岁的一段时光里,他崩溃了无数次,自己跟自己较劲,换电话号码,在豆瓣上跟人家打嘴炮,骂人,吵架。

李志聪明,经历过理工科的思维训练,逻辑缜密,反应快,措辞不忌生冷,特别适合网络吵架。微博开通后,“逼哥撕逼”几乎成了每季更新的剧集。他骂同行“缺乏对工作的尊重和敬畏”;也骂歌迷: “其实中国的民众音乐欣赏层次低也挺可爱的。”他讨厌歌迷的愚蠢,更讨厌迎合歌迷的歌手。“歌迷全在意淫一个偶像,一旦发现有一个小动机跟意淫的不一样,立马把你抛弃,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对好妹妹他们那套。”他说,“你应该聪明一点,想办法去把他们的层次提高,而不是利用他们。”

豆瓣的秘密小组“我们代表月亮消灭居心不良的乐手”有个帖子,作者“十三月的果儿” 以自述口吻连载她与诸多民谣乐手的风流账,当时火爆非常。李志看到,认为是编的,“那文笔什么玩意,吹什么吹。”30岁生日过完,李志以第一人称开了贴,悉数记录他与女性ABCDE……的往事,名为《李志自传》。

这篇曾名噪一时的“自传”至今仍可在网上寻到,标题后挂个括号:“口味重,有洁癖者慎重”。时隔多年,李志有点后悔,“因为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对于自己,他无所谓,“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人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有缺点有优点,你可以去努力改缺点,但是不能为了塑造一个所谓的形象去说谎、去否认——我们不是那么牛逼,那么干净的。”

李志表述着严肃的观点,南方口音略微咬字不清,但语速很快。他很喜欢用反问句。“是不是呢?” 话说完,他歪过头,笑得和气里有狡黠,像演示完一道难题的解法,将粉笔头随手一扔,一脸等着你出错但又不希望你出错的表情。

现实中,李志生气的最高表现是不说话,走人。在38岁的人生中,面对面地跟人吵架,他只有两次。“一次在2001年,一次在2012年。” 他的得罪人全是在网上。张玮玮教过李志一个办法:特别生气的时候用手机或电脑写下来骂,自己看两遍,然后把它删掉。

跟李志一样,张玮玮也生活在北京之外。2016年6月,张玮玮在大理的房子正在装修, 这些年以来,除了网络,张玮玮和李志碰面的场合经常是各种各样的音乐节。不跑音乐节的时候,张玮玮在大理的生活很恬淡,早起去买菜,做饭,下午排练,晚上跟朋友们玩一玩,早早睡觉。他的朋友圈里常出现大理的好山好水。

李志在南京的生活很忙。他有详尽的规划:2004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一张唱片,然后休息两年,再三张,随后休息两年,以此类推——直到搞不出来为止。跨年演唱会从2010年开始每年一场。 除此之外, 排练、演出、建设乐队、开文化公司、建Live house……按部就班。他目标明确,执行严整。他近乎苛刻地管理自己,并试图将正规的商业规则带入音乐圈,“再艺术,只要涉及到人跟人就是商业关系。是商业关系就要有你最基本的底线。”

为保证演出品质,李志有固定的排练时间,有演出就排演出曲目,如果没有,正常时间排唱片,没有演出也没有唱片,那就练习、换编曲。他几乎每一首歌都有三到四个版本。6年以来的排练,李志迟到的次数屈指可数。音乐对他而言是一份工作,虽然这工作给他带来的乐趣越来越少。“也许排了五十次,可能某一个下午,有那么一两秒钟的迸发挺好玩,那是音乐的乐趣。工作本身没啥乐趣。”

对于音乐节而言,李志仍是强大的票房保证,截止到11月,今年他接到的音乐节参演邀请超过80个。目前李志参演音乐节的价格是30万加5万直播费,不还价,没有回扣。他的团队共18人,全体人员采用雇佣制,拿工资,优胜劣汰,除了他和乐队成员,18人的团队还包括和声、灯光、调音、VJ、生活助理和舞台助理。在他看来,这是品质保证的必须。

李志总是在重申,他不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才能在别处。从2013年起,他才开始从音乐上赚钱,之前,除了朋友的赞助,他每年要投入四五十万以维持团队,那些钱来自他个人投资软件公司的分红。建立欧拉,李志和几个朋友共同投资了500万,他希望能在两年内达到收支平衡。 一次媒体采访中,李志说:“音乐圈的乱和其他行业的乱是一个道理,由国家和人性决定。我没有由于乱象而受益。如果要说我是受益者,不如说我没有和乱象一起乱象。”

“我觉得我是一个好人。”李志说,“我接触过的这么多人里面,能够像我一样心地善良,还有点理想,还愿意这么辛苦的,不多。我没什么天赋,知识量也一般,智商比普通人高一点,挺不容易的,你就想吧,世世代代全是农民的一个人,村子里面只有一台电视,没看过课外书,题不会做都没人帮你解决的这么一个人,能够上一个重点大学,退学,从事这个行业,没有任何朋友关系,还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内心里很自负,觉得运气只是一部分,全是我自己拼出来的。”

张玮玮一直叫李志“逼仔”。李志的团队称呼他为“董事长”,李志也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个音乐人,越来越像个企业家。他的电脑里有细分到每小时的工作列表,日程已经排到了2017年。他的微信名字经常随着心情改来改去,他没有朋友圈。

6月24日晚上演出完,按惯例,李志在欧拉附近的酒楼摆了庆功宴,筵开两间,一间招待后一天演出的“万能青年旅店”乐队,一间答谢张玮玮乐队。万青乐队回了酒店睡觉,张玮玮这一间还在喝酒聊天,弹琴唱歌。凌晨一点半,李志钻进包房,从吉他手小夕手里接过冬不拉,拨弄了一会儿,他得意地说:“这个我会弹嘛”——于是他摇头晃脑地和朋友们唱了起来。

2005年8月贺兰山西夏王陵贺兰山音乐节 摄影ElderWang

2008年5月512成都地震期间 摄影ElderWang

2009年06 我爱南京录音 摄影_梁瀚晨

2009年丽江拉市海  摄影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

3 

欧拉的第二场开业演出是万晓利。那个晚上,迟斌没有去看演出。当天下午,李志的微博发起了与某饮用水品牌的“探讨”,它们的二十周年广告片配乐的前30秒和李志作品《山阴路的夏天》几乎一模一样。为处理此事,迟斌在办公室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迟斌是李志铁三角中的一个角,目前,他担任李志的经纪人和公司合伙人——铁三角的另一个角是欧拉主管老林。

2007年,迟斌在豆瓣上认识了李志,他很喜欢他的歌。直到那时,迟斌都是个正常的男青年:80后,留学英国主修IT,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标准的理工精英。2009年1月1日,李志“单刀赴会”到了上海“现场”酒吧,他给迟斌打电话:“你能不能来帮我检票?”迟斌去了。后来他跟李志说,自那之后,“每年元旦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

2010年,李志全网维权,到处都没有他的歌,迟斌帮他建了一个官网,提供全部作品的下载和支付频道。那个时候,他们是单纯的朋友,迟斌偶尔给李志帮帮忙,聊聊工作,也会聊许多其他,他们还一起去爬长城,唱卡拉OK,迟斌记得李志喜欢唱罗大佑的老歌。2011年情人节过后,李志把滞销的唱片全部整理出来,扔到野外一把火烧掉。迟斌记得,整个过程拍成了一个视频,配乐是齐秦的《把梦烧光》。

每年李志会强制自己度一次假,2012年他想去美国。那时迟斌刚从某英语培训机构辞了职,下一份工作还没开始,正闲着,他又接到李志的电话:“我想去美国,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在电话里,李志告诉他,找你去,是因为你会开车也会说英语,所以我决定可以给你买机票并负责一部分的费用,但是我们俩长时间每天同吃同住,“万一我要是路上崩溃,跑了,你千万不要介意”。

迟斌觉得这事儿蛮有意思。“这就是李志的语言习惯。产生合作关系时,他会说一个最坏的结果给你听,如果你接受他才会愿意去做,他非常怕给你一个好的预期但最后没有达到。”

迟斌和李志一起去了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他们租了辆车,两个人都抽烟,但租车公司不允许驾车抽烟,迟斌要求李志抽烟的时候停在路边,打开窗子。“他居然同意而且做到了,对他来说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纽约的一个晚上,他们住在皇后区,酒店房间里一人一张床,迟斌看电视,李志下楼去买了两瓶酒回来,说,我陪你喝酒吧。李志是个不喝酒的人,迟斌知道他这样做肯定是很怕他觉得无聊。果汁调的伏特加喝了半瓶,李志就醉倒了。迟斌说:“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共处一个多月,一路闲聊,迟斌发现他俩挺像,旅游都不购物,不逛景点,会喜欢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看看。进而又发现,两人的价值观也差不多。但那个时候谁都没想到合作。“李志没有半途跑掉,”迟斌说,“是因为我不打呼。”

2013年,迟斌开始在上海一间公关公司上班,业余时间也更多地参与李志的事务。年底两人聊天,迟斌给李志出主意,提出一大堆想法。李志问他,谁来做?我没时间做那么多事情。他邀请迟斌过来一起干。迟斌犹豫了,对他来说这是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如果到时候没干好,我可能既少一个朋友,又失去了事业。”

磨蹭到2014年春节,迟斌跟李志说,好吧,我们来试一年。从此迟斌成了李志的经纪人。在迟斌看来,李志是音源,他的工作则应该是功放。

2014年11月,在迟斌的坚持下,李志的新专辑《1701》在虾米首发,相当于与虾米达成和解,而虾米正是李志与各音乐平台维权之争的首家。为此迟斌在“知乎”回答了“怎样看待李志入驻虾米音乐”说明来龙去脉,在文末他写道:“在我眼里,没有江湖恩怨,只有对,或者不对。”文章发表不久,李志给迟斌打了一次电话说,他觉得这样做还是对的。

至今,迟斌也没问过李志他有没有看过“知乎”上那篇文章。

2014年的跨年演出,迟斌邀请乐视来拍摄直播,版权交还乐视,他们保留素材和成片。这样,迟斌说,他们就得到了非常宝贵的战略上的“物料”。到2015年,从文字、音频到视频,李志的各种“物料”几乎已覆盖了所有主流音乐平台。 用迟斌的语言说,这是“Branding”。 “做出品质,就是给这个行业的人看,李志现在的制作和水准是这样的,他的团队和演出状态是这样的。”

“试试看”的一年结束时,李志的文化公司成立,实行合伙人股份制;李志的团队全职化运营,排练房也搭好投入使用。迟斌觉得这一年过得很值。“我本来是个外行,进来以后,我发现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过往的经验被推翻了,新的方式还没建立。我们在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之外土法炼钢,居然在一年后成了大家都很感兴趣的一支团队。 ”

迟斌曾问过李志,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李志说,我需要在身边有一个反对派。整个团队里,迟斌是唯一能够说动李志的人。对李志,迟斌提过不少相反意见,比如讲话不礼貌,比如歌难听——2016年10月李志发布的儿歌翻唱专辑《8》,其实去年就录好了,迟斌觉得特别难听。“李志也同意,他的天赋就在于他能听进去,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天赋吧。”

相处多年,迟斌从来没有见过李志情绪激动。他认为李志“在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摇摆尺度很大。理性的时候他可以做到完全靠逻辑去判断和作决定,感性的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些全推掉。”上一次迟斌目击李志头脑发热,是欧拉开业没几天之后李志搞的免费演出。“正吃着饭,他冲过去马上就演,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搞得一团乱,大家都很怨恨他。”

只是这种时刻越来越少。到今天,李志做每个重大决定,都必须要经过考量和论证。他不再是一个人一把琴的“单刀赴会”。

2014年李志参演了3场音乐节,2015年12场,2016年15到16场。所有演出都由迟斌来筛选、接洽和安排。迟斌刚加入团队的时候,李志对他没有具体要求。“现在可能会有一些,他希望我把他从音乐以外的事情中最大限度地解放出来。从开始到现在,我也没让他失望过,可能我们的信任感就来自于这里。 ”

罗永浩是李志非常欣赏的人,他称之为“精神导师”。“中国可以没有锤子手机,但是应该有无数个罗永浩”,李志曾这样说。在迟斌看来,李志取得了一些世俗成功的原因,来自于李志和罗永浩相似的理念:“他认为罗永浩的商业价值观是对的。行业里的陋习要剔掉,真正的商业规则就应该是我做好,然后你认可我的价值观和我的产品。所谓工匠精神和情怀等等都在这里面。”

几年前,在李志租下的排练房,每次排练他会提早半个小时到,帮所有的乐手买好饮料、小食、水果。直到现在,李志的固执和焦虑仍会体现在这种细节中。他会反复地想,欧拉啤酒的入货量每个月控制在多少,每个人的工资是怎么发的,演出有没有准时开始,我们自己有没有人倒票……迟斌告诉他,你要做大事,就不能控制到那么细节。李志说好像不行。他就是过不了自己的这一关,晚上一睡觉他就会想,那些事他们搞得怎么样?得马上打电话去问一下 。迟斌说:“他会跟自己抗争,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控制。当他想要做的事情进步太快,超越了他的可控范围,在那个临界点他会变得非常焦虑。他觉得再勤奋一点,再认真一点,再花点时间,可能还能控制得住,可能还能按照他的设想一一运行。”

李志放松自己的手段只有一个:打牌。他曾说过自己的巡演之路就是“演出和打牌”。他没有什么交流的欲望,除非必要,他不想给别人灌输什么,也不需要理解。在一站又一站的演出间隙,工作和应酬之外,他和乐手们围坐在牌桌边,投入地将纸牌一张张摔在桌上。

迟斌告诉过李志:“我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你的员工,我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你的合伙人,这样我们才能做好。”这两年,他们的状态都不太轻松,迟斌很难再单纯把李志看作一个朋友。“不轻松来自于我们做的事情都认真了,我们每天在各种决定,各种取舍当中度过,这需要我们两个人都很冷静,很理性,这种理性和冷静不一定是很好的朋友之间相处的方式。”他俩已经很久没坐在一起,聊聊工作之外的事情了。迟斌对李志说最多的话是“这个你不要管。” 

迟斌小李志两岁,但看上去要年轻更多。他中等身材,神情精干,整个人像一张做得十分漂亮的EXCEL列表。跟李志一样,迟斌烟瘾不小,长期缺乏睡眠。“我们都太忙了。”他说。

几年前,迟斌跟李志商量过写一本书,将这段独立音乐的时期记录下来。为此迟斌搜集了大量李志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以编年体分文件夹详尽地保存在电脑中。李志试图写了几万字,停掉了,他又不肯接受出版社找人帮他写的提议,这个计划便搁浅至今。有时迟斌翻翻这些东西,会觉得,李志今天这个样子,都有前因后果的。“其实要写李志,最应该我来写。可是,”迟斌再一次说,“我们都太忙了。”

2011年0627 老狼万科_摄影 梁瀚晨

2012年0603张玮玮郭龙 青果专场_摄影 牛华

2016年6月26日,欧拉开业演出的最后一天,参加演出的四支乐队“野外合作社”、“五毫克”、“冷东街”和“续弦”全来自南京本地。这天晚上的欧拉是一场南京土著文青的聚会。

晚上九点多,LEE拉着女朋友晃进了欧拉。他拎着啤酒,走几步,就和遇到的熟面孔打个招呼。看见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忙碌的李志,他感到往事如烟。

2005年,LEE自己有个重金属乐队“复活”,当时挺火。他早知道有李志这么一号人,但没见过。一个晚上,酒吧里,几个金属乐队演出完,正是乱哄哄大部队退场的时候,一个人穿着大裤衩拖鞋拿着吉他上了台。他觉得挺有意思,就站在台前,跟零零散散的听众一起看了一会儿。那是LEE第一次见到李志。

2009年,李志的专辑《我爱南京》大红。见到李志,LEE说,你这张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唱片,制作上了一个层次,“以前那些制作是什么玩意儿!”李志说你批评得对。那年LEE发现,周云蓬、张玮玮、小河以及李志,这一批原来只能唱酒吧的民谣歌手忽然浮出了水面,世界不是重金属的天下了。 

那一年李志开始实行乐手雇佣制。组乐队,一开始总是一帮朋友一起玩,但朋友一起做事会出现各种问题。李志想把事情弄简单一点,便将成都打工时学到的公司管理理念移植了过来。第一次听李志提出这个想法,所有人都特别不愉快:“大家高兴一起玩,你这算什么?要当老板吗?”

LEE说:“排练迟到扣钱,像工作一样,很多人没有做到,他们不具备这个脑子 。”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觉得这事儿除了李志没人能做到。“李逼他自己不是也经常说吗,不是我的东西多牛,而是你们好多人没有这么去做。”

还没微博的时候,LEE玩开心网,偷菜,停车,看那时李志猖狂攻击XXX的言论。现在他关注李志的微博,看他撕逼,也看讲道理的长文章。

在LEE看来,李志是一名“谐星”。“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歌手,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界的发声筒。‘谐星’的意思是他把好多话当段子讲出来,比如科学民主自由那些,这是他给自己塑造的形象:公知。 打造自己的个人形象其实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不是贾斯丁比伯,那你就得这么玩,把自己标签化,你总得给人家一个能够形容你的东西——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民谣歌手。重金属可以写英雄主义,可以写战争,写黑暗,写撒旦,民谣歌手你没有社会责任感是什么? ”

业余时间,LEE仍然在玩他的重金属乐队,他也仍然保留着长发、仔裤和皮靴的打扮。对李志的执行力和自制力,他很佩服。“不是你喜欢李志,喜欢什么画什么歌,或者写写文章,你就文艺了,你不想上班,你自由职业,你早上都起不来,做什么自由职业?执行力和自制力是很重要的,像我就干不了,我只能是体制内的。”在他供职的南京市广播电台,LEE的乐库里存着李志所有的歌。

LEE的女朋友是“万青”的粉丝,前一天晚“万青”在欧拉演出,他俩没抢到票,但想都没想过要找李志走走后门。“你玩出来了,大家自然就会按照你的规则来办。”LEE说,“实打实来说,李逼不可复制,只能借鉴或参考。没多少人能做到他这样的——个个都能这么干了的话,李逼他也出不来。”

2015年夏天,汪峰在南京开演唱会,将李志请到了现场。 唱《觉醒》之前,汪峰说:“向全场观众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南京摇滚乐的光荣和骄傲——李志!我看他就坐在第一排。”无数观众站起来寻找李志,坐在李志身边的吉他手袁峥忙着喊:“这儿呢!这儿呢!”这个段子,在音乐人——尤其是南京音乐人中——广泛传播。LEE说,这说明李志的江湖地位。“在南京文化圈里,李志是CEO、董事长。他是南京的标志。”

2016年3月2324动静上海MAO_摄影 七仔

南京,欧拉空间。摄影 老三。

具体的地名常成为李志的歌名,像为生活轨迹插上图标,将恍惚的心绪钉死。李志的排练室位于南京应天大街,于是新专辑就有了《在每一条伤心的应天大街上》这么一个名字。2016年11月20日,新专辑在网易云音乐独家首发,售价20元每张。

打开新专辑的评论区,嘲讽多于吹捧,然而上线48小时内,这张专辑已经卖出超过5万张,“成为独立音乐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新闻这样描述。

烧碟、维权、众筹、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独立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很多。 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塑造形象,我反对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诚实地面对外界,表达自己。我很坦诚地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动机,至于这个东西你认不认同,你看不看,你听不听,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歌手只是李志目前做着还算顺手的一小步。他并不担心有一天他会失去创造力。 “天才没几个,大部分人都碌碌无为。在艺术领域当然是天赋比勤奋重要,但是放到整个人类,天赋叫那几个人完成就行,我们就把勤奋做好。”歌手,实业,投资,都是在为李志人生的终极目标做准备,世俗上的成功对他而言,是手段上的重要,是可以控制的资源和做事的能力。 

今年李志38岁。他的人生规划是在音乐行业中做到50岁,然后从政10到15年,在60到65岁的年纪参政。

2016年5月1日中午,李志发布了一条标题为《知天命》的长微博,意图未来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做334场演出,这是一个长达12年的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时李志正好50岁。“普及现场音乐,让更多的人听到、看到、参与到现代音乐中来。”在这个意图的内里, 李志想锻炼自己,观察民众的生活状态,学习怎样去跟普通的百姓沟通,“像哈维尔一样”。

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社交网络,李志认为讨论社会现实是他必须尽的责任。“具体讨论的内容是次要命题,主要命题是我们能不能谈论这些问题”。要讨论,而且要谨慎。李志在微博上的发言越来越敦厚、越来越耐心。每发一条微博之前,每个用词、标点乃至表情符号,他都会斟酌半天。他说:“一个很好的想法别人接受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现在更看重的是如何去把我的想法让民众清楚地知道,而不是一定要实现。要做精英,在中国还是谦卑一点。”

李志重视他的终极目标。“这个是很严肃的理想,”他说,“我不知道我行不行,但我想尝试一下,给更多的人甚至全人类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好的东西。赚多少钱,或者生活有多好对我来说是没有诱惑力的,我想帮助别人,我活着是为了能让这个世界更好。”

2013年,李志结婚。在别人面前,他很书面地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妻子”。他与父母的关系很融洽。2015年的工体演出,他特地将父母请到现场,以这种方式第一次当面告诉他们“摇滚是一份工作,我做得还行”。之后,他觉得父母应该对他很放心。在《黑色信封》里,李志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如果现在没有家庭、没有父母,他说,也许有些事情他会做得非常极端。

年底是李志最忙碌紧张的时候。今年,李志将跨年演唱会的地点挪到了体育馆,供票8000张。开票前一晚,李志在欧拉看武汉朋克乐队“生命之饼”的演出,他有点焦虑,因为最低票价提高了一倍。第二天开票,仍是十几分钟内卖光。迟斌把微信名字改成了“迟没票”。千头万绪之中,又发现了恶意刷票问题,除了长微博解释说明,李志在排练现场给迟斌打电话,高屋建瓴地叮嘱:“一定要彻查”。

李志忙完回到家,通常都在夜里。他的家两室一厅,不算宽敞。还有个大些的房子他没去住,因为没钱装修。家人入睡之后,李志在阳台上对着电脑长时间地坐着。

每天,李志从国外网站上获取信息,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时间系统地去学习知识,只能在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试图理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还不能够将自己的价值观完整地表述出来,但能感觉到那条线隐隐约约存在,他在靠近。他要求自己言行一致,逻辑自洽。碰到难题,偶尔,他会跟别人聊两句,但不是去求助,而是缓和一下情绪。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孤独的人。迟斌说,“李志在情感上是完全独立的,他的心理和思维很充足。”

李志知道,最难的问题最终还是要自己去想。他说他不需要朋友。他的经验是:“我跟那么多人尝试去谈深的问题,他们想得都比我浅。到最后又变成我教育你,我在嘚瑟,有什么球意思呢?大部分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就是瞎开玩笑闲扯。 朋友只能解决事情,解决不了我的脑子。”

李志的脑子,李志自己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好多也是放着,解决不了。他常年入睡困难。没有“一杯长岛下肚,转身跳进西湖(《杭州》)”这样的事,李志极少喝酒。南京的冬天阴冷,他打开阳台的窗抽烟,就更冷。一个人呆着的时候他什么音乐都不听。

多年前,李志曾经有过一个朋友,是至今为止,他认为在智商、信息和思想上和他完全对等的一个人。有一年的时间,他们住在一起。那时候朋友每天去上班,李志闲着没事做,朋友下班回来,两人就面对面地聊天,各种话题都聊。突然有一天,他们聊不下去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也是唯一的问题,就是维特克根斯坦所指出的语言的问题。比如我说一盏灯是红色的,这句话,我表达的信息,对方不可能彻底地理解。我们再怎么交流都要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但是这个工具本身有巨大的缺陷,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解决不了这个。”后来,他们就不说话了。不久之后朋友要去上海,李志写了首歌,请这个朋友填词——那是李志唯一一次叫别人填词。朋友填不出来,李志也填不出来。最后,这首歌就成了一支乐曲,名叫《你离开了南京,从此没有人跟我说话》。

题图:2005年8月贺兰山西夏王陵贺兰山音乐节  摄影ElderWang

所有图片,都由李志团队提供。

464 胡因梦的身心灵疗愈之旅(1)

野兽爱智慧

般若之旅

Exploration into insight

作者: J.Krishnamurit

原文作者: J.Krishnamurit

譯者: 胡因夢

出版社:方智

出版日期:1991/04/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170元


如果你一心向道,如果你熱愛真理,如果你覺得傳統佛經如同天書,而大部分的詮釋都有些隔靴搔癢,那麼,這本書就是你的「救心」了。

《般若之旅》取的是「逗機說教」的形式,在毫不留情的質問、探索、查詢、聆聽及觀察之中,徹底剖露了人類內心最難以捉摸的惑業。

這段深入時間、深入過去、和深人無限的旅程,毫不保留地闡明了正統「禪宗」和密宗「大圓滿」「大手印」的智慧解脫之道,也揭露了「煩惱即菩提」「轉識成智」「體用不二」「應無所往而生其心」「觀世音」「觀自在」……的真諦。更為能量和修行的關係做了最現代的解析。

作者簡介

基督.克里希那穆提(一八九五─一九八六)是二十世紀最卓越的靈性導師,天生具足多樣神通,少年時被「通神學會」揀選為再來的「彌賽亞」(東方的「彌勒下生」)。一九二五年他悟道以後,為了保持教誨的獨立無染,毅然脫離「通神學會」,從此展開長達半世紀的宣講工作。

他主張真理純屬個人的了悟,一定要用自己的光來照亮自己。他一生的教誨悲智雙運,皆在幫助人類從懼和無明之中徹底解脫,體悟慈悲與至樂的況味。因此佛教徒肯定他是「中觀」的導師,印度教徒認為他是徹底的「覺者」,神智學者則認為他是道道地地的「禪」師。

他的四十本著作,全是從空性流露的演講集和談話錄,已經譯成四十七國語文。歐美、印度、及澳洲皆有推動克氏志業的基金會和學校。

譯者簡介

風華絕代,一向特立獨行的胡因夢,在絢麗的演藝生涯後,致力於生態保育,並積極推動新時代運動,為台灣社會注入一般清涼的覺醒意識。

在靈修的過程裡,胡因夢曾走遍海內外尋訪明師,宛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最後終於宿願以償,在克里西那穆提的教誨中,找到智慧的解脫之道。

從此她埋首於翻譯克氏的教誨,並且在生活中實證真理。

目錄

譯者序

前 言

簡稱表

一、自知之明與克氏的教誨

二、認知的結束

三、心靈的探索能有多深

四、全神貫注於當下的行動

五、定境與混亂

六、退化的各種因素

七、能量與修行的關係

八、恐懼的根由

九、喋喋不休的心

十、自我中心與二元對立

十一、絕望的本質

十二、數千年的記錄

十三、腦細胞與圓滿境界

十四、用心聆聽

前 言

三十年來,有一群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朋友,因為深深關懷人類面臨的各種危機,而且急欲建立起自知之明,因此時常聚在克里希那穆提的身邊,透過討論的形式,探索人類心智、意識、和能量的本質及結構。這些討論的主題大多環繞在內心的解脫。也就是如何從記憶和時間中得到解放,造成意識的突變,透過洞察力來建立穩定的心智。

今日的科技已經有了令人夢想不到的變革,但是人類仍然無法找到智慧和慈悲的源頭。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內心的革命。人類一直沒有領悟,所有的問題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而問題的根源就是他的心。只有察覺到這一點,人類才可能獲得終極的自由與解脫。

所有的討論都是從假設開始的,再透過毫不留情的質問、探索、查詢、聆聽以及觀察,逐漸揭露人類內人最難以捉摸的惑業。對克里希那穆提而言,這項探索就是深入時間、深入過去和深入無限的旅程。

雖然陷在矛盾的生活中,質疑的人卻極為罕見。他總是想從自己的孤獨和痛苦中逃脫。處在言個強調一切要「過癮」的世界,人們就轉而追求上師、宗教經驗和各種的超覺感應,這一步刺激他那欲振乏力的欲望。而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則否定上匠崇拜和神通經驗,只有如此才能通達終極的解脫。他要求人們要過「正當的生活,脫離所有「自我中心」的活動。一有神通經驗產生,就要立刻擱置一旁,因為它很可能變成礙障,蒙蔽了洞察力。只要有洞察力,人類就能從時間和二元對立的束縛中解脫。

克里希那穆提在這些討論中所處的地位十分有趣。這些討論其實不是一問一答的傳統。他的心一直不斷地假設、適應、學習、追尋和探索。討論就在提出問題,停歇,觀察,後退、和前進之中發展。其中沒有意見的交換,沒有廢話,也沒有個人經驗的覆述。在這種炙熱的探索之中,洞察力就產生了。克里希那穆提曾經解說這種狀態的本質,他說:「除了覺察之外,其他蕩然無存。覺察是超越時間,而其他所有的活動都在時間之內。」

「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印度分會提供了這些談話的資料,和所有關懷生命的人分享。

普普.賈亞卡

蘇南達.帕爾瓦當

野兽爱智慧

般若之旅

Exploration into insight

作者: J.Krishnamurit

原文作者: J.Krishnamurit

譯者: 胡因夢

出版社:方智

出版日期:1991/04/01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170元


如果你一心向道,如果你熱愛真理,如果你覺得傳統佛經如同天書,而大部分的詮釋都有些隔靴搔癢,那麼,這本書就是你的「救心」了。

《般若之旅》取的是「逗機說教」的形式,在毫不留情的質問、探索、查詢、聆聽及觀察之中,徹底剖露了人類內心最難以捉摸的惑業。

這段深入時間、深入過去、和深人無限的旅程,毫不保留地闡明了正統「禪宗」和密宗「大圓滿」「大手印」的智慧解脫之道,也揭露了「煩惱即菩提」「轉識成智」「體用不二」「應無所往而生其心」「觀世音」「觀自在」……的真諦。更為能量和修行的關係做了最現代的解析。

作者簡介

基督.克里希那穆提(一八九五─一九八六)是二十世紀最卓越的靈性導師,天生具足多樣神通,少年時被「通神學會」揀選為再來的「彌賽亞」(東方的「彌勒下生」)。一九二五年他悟道以後,為了保持教誨的獨立無染,毅然脫離「通神學會」,從此展開長達半世紀的宣講工作。

他主張真理純屬個人的了悟,一定要用自己的光來照亮自己。他一生的教誨悲智雙運,皆在幫助人類從懼和無明之中徹底解脫,體悟慈悲與至樂的況味。因此佛教徒肯定他是「中觀」的導師,印度教徒認為他是徹底的「覺者」,神智學者則認為他是道道地地的「禪」師。

他的四十本著作,全是從空性流露的演講集和談話錄,已經譯成四十七國語文。歐美、印度、及澳洲皆有推動克氏志業的基金會和學校。

譯者簡介

風華絕代,一向特立獨行的胡因夢,在絢麗的演藝生涯後,致力於生態保育,並積極推動新時代運動,為台灣社會注入一般清涼的覺醒意識。

在靈修的過程裡,胡因夢曾走遍海內外尋訪明師,宛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最後終於宿願以償,在克里西那穆提的教誨中,找到智慧的解脫之道。

從此她埋首於翻譯克氏的教誨,並且在生活中實證真理。

目錄

  譯者序

  前 言

  簡稱表

  一、自知之明與克氏的教誨

  二、認知的結束

  三、心靈的探索能有多深

  四、全神貫注於當下的行動

  五、定境與混亂

  六、退化的各種因素

  七、能量與修行的關係

  八、恐懼的根由

  九、喋喋不休的心

  十、自我中心與二元對立

  十一、絕望的本質

  十二、數千年的記錄

  十三、腦細胞與圓滿境界

  十四、用心聆聽

前 言

三十年來,有一群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朋友,因為深深關懷人類面臨的各種危機,而且急欲建立起自知之明,因此時常聚在克里希那穆提的身邊,透過討論的形式,探索人類心智、意識、和能量的本質及結構。這些討論的主題大多環繞在內心的解脫。也就是如何從記憶和時間中得到解放,造成意識的突變,透過洞察力來建立穩定的心智。

今日的科技已經有了令人夢想不到的變革,但是人類仍然無法找到智慧和慈悲的源頭。我們真正需要的其實是內心的革命。人類一直沒有領悟,所有的問題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而問題的根源就是他的心。只有察覺到這一點,人類才可能獲得終極的自由與解脫。

所有的討論都是從假設開始的,再透過毫不留情的質問、探索、查詢、聆聽以及觀察,逐漸揭露人類內人最難以捉摸的惑業。對克里希那穆提而言,這項探索就是深入時間、深入過去和深入無限的旅程。

雖然陷在矛盾的生活中,質疑的人卻極為罕見。他總是想從自己的孤獨和痛苦中逃脫。處在言個強調一切要「過癮」的世界,人們就轉而追求上師、宗教經驗和各種的超覺感應,這一步刺激他那欲振乏力的欲望。而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則否定上匠崇拜和神通經驗,只有如此才能通達終極的解脫。他要求人們要過「正當的生活,脫離所有「自我中心」的活動。一有神通經驗產生,就要立刻擱置一旁,因為它很可能變成礙障,蒙蔽了洞察力。只要有洞察力,人類就能從時間和二元對立的束縛中解脫。

克里希那穆提在這些討論中所處的地位十分有趣。這些討論其實不是一問一答的傳統。他的心一直不斷地假設、適應、學習、追尋和探索。討論就在提出問題,停歇,觀察,後退、和前進之中發展。其中沒有意見的交換,沒有廢話,也沒有個人經驗的覆述。在這種炙熱的探索之中,洞察力就產生了。克里希那穆提曾經解說這種狀態的本質,他說:「除了覺察之外,其他蕩然無存。覺察是超越時間,而其他所有的活動都在時間之內。」

「克里希那穆提基金會」印度分會提供了這些談話的資料,和所有關懷生命的人分享。

普普.賈亞卡

蘇南達.帕爾瓦當

624 内卷时代:无节制的投入、同质化的竞争,与中国增长模式的极限

野兽爱智慧

走进体制的年轻人,渐渐成为它的一部分

体制里的潜规则是——“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那么,打不破的是什么?

端传媒记者 来福 发自香港

2021-01-12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16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林秀丽的报告被打回来了。

那是2018年,26岁的她进入广州一个乡镇政府工作,常会接到上级要求、请他们提供某一项数据。林秀丽发现,辖区内村干部给的数据都是随口估算的,要求他们重新统计、提交真实数据。

在报告上,她诚实地写道:“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0场,共有0个支部参与,0名党员参加服务,共服务0名群众”。结果,领导嫌报告“不好看”,委婉地请她“润色”。

如何报数据,是体制里的重要一课。

2020年初疫情爆发,深圳各社区进行封闭式管理。在街道办事处(简称“街道办”)工作的张念负责招募“青年突击队”,到缺人手的小区或商业区出入口负责测量体温。张念在居民群和共青团员的群里招人,但因为没有提供防护物资和补贴,几周后,常来帮忙的十几个人逐渐不见踪影,“青年突击队”名存实亡。

每周,领导依然要求张念上报人数和完成的工作量。“本周青年突击队人数13,补位测温78人次。”连着几个月,张念都报了一样的数字,领导则回以“收到”、“辛苦了”,照单全收。“她其实也知道我在虚报数字。”张念说。他今年27岁,在街道办工作两年。

“倒逼你作假,你要么撒谎,要么得罪一圈人还干活干得累死。”

刚入职时,领导要求张念两周内把街道辖区内近1000位团员的团费收齐,他煎熬到最后,无计可施,他自己掏了400多元垫上。

注:成为共青团员后,会被编入团支部或一个小组,组织关系即团员对基层团组织的隶属关系。团员从学校毕业后,组织关系一般会转接到新的工作单位,如果所在单位没有团支部,则挂靠在当地街道办。不过,挂靠在街道办的共青团员未必会在本地工作,更换住址、电话也无需向街道办报告,街道办无法和他们保持紧密联系。

“其实没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张念说,刚进体制工作的年轻人,最大的心理压力就来自这类“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听说过不少新来的同事,挂了电话就开始哭。

张念也逐渐意识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背后,是上级没有明说的要求——编数据。“倒逼你作假,你要么撒谎,要么得罪一圈人还干活干得累死。”

体制里的工作,自有一套运行法则,加入其中的一些年轻人,在经历了不解、愤怒和试图改变后,亦渐渐成为了法则的一部分。

3334:1

2011年,在深圳一间建筑事务所工作一年的欧阳开始备考公务员,同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在外面闯多好,当公务员限制多,工资也不高。”尽管当时欧阳的月薪只有4000元,但她毕业于重点大学中山大学、又有一份前景很好的工作,身边人都觉得,进入政府拿“铁饭碗”并不是最优选择,相反,这多少意味着退出竞争、选择一种更保守的生活。

这样的想法正在现实层面遭遇更多挑战。2020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下辖的几个街道办两年前聘用了10名毕业于北大、清华的硕士和博士的消息流出,引起热议。

在中国行政层级体系中(中央-省-市-县-乡),街道和镇属于最低一个级别,也就是说,在街道办和乡镇政府做公务员,如果没有特殊际遇,仕途的顶点大概率不会超过科长一级(注:街道办和乡镇政府的领导职务最高到正科级,广州、深圳的行政级别是副省级,比其他城市高半级,因此镇领导可以是正处级)。因此,名校生参加公务员考试,通常会选择中央、省级等行政级别更高、仕途前景更广阔的单位;而街道办岗位对公务员学历水平要求普遍不高,大专学历、军转干部(注:重新安置工作的退役军官)十分常见。

林秀丽毕业于一所二本学校(注:按大学招生时录取批次划分,二本即第二批次。整体来说,二本的录取分数、教育资源次于一本。),是这个乡镇政府第一批大学生劳务派遣雇员(注:“劳务派遣”又称“人力派遣”或“临时劳动”,是一种临时工制度)。在此之前,这里的岗位没有公开招募,多由本地村民直接任职,学历普遍是中专。而最近两年招募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办事员,大部分都是广东省内的名校毕业生。

名校生进入街道办,表明体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进一步扩大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导引述北京大学发布的就业报告,称超过3/4的北大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到民企就业的人数仅为2015年的一半。招收北大毕业生最多的20个单位,只有华为、腾讯两家是民营企业,有8家是省级党委组织部。

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共有公务员(拥有国家行政编制)719万人。此后,官方没有再更新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2019年底,“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单位(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国家机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机构,可看作广义的政府机关单位)的就业人数达1989.8万人,其中除了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还有大量劳务派遣职员。

注:事业单位指由国家行政机关举办、公共财政支出提供经费的社会服务组织,如学校、医院、报社。事业单位编制人员,工资也由财政拨款,但并非公务员。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因为编制数量的限制,除了狭义的“公务员”即国家行政编制人员外,还会有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以及没有编制身份的编外人员。

2021年,超过150万人报名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有3334人考同一个岗位。除了一直最受青睐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从省级公务员考试到街道办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欧阳庆幸自己早做了选择。那时考街道办公务员还很容易,一个岗位只有20、30人竞争。到2020年,深圳福田区一个街道办放出一个科员岗位,有543人同时竞争。

在体制内工作的优渥待遇不言而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5.3万元,政府机关单位就业人员则为9.4万,接近前者的一倍。

她很少跟体制外的同学谈工作上的烦心事,在他们看来,她做的是一份“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显得矫情。

林秀丽一直强调自己的幸运:“对我们普通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公务员是性价比最高的工作,在民营企业工作很难赚到这么多钱。要是晚两年考,(以现在的竞争激烈程度)我很可能就考不上了。”进入乡镇政府工作前,她在职业中学做了5年老师,月薪5000元左右,工作强度和压力却并不小。如今,她很少跟体制外的同学谈工作上的烦心事,在他们看来,她做的是一份“钱多又不用996”的工作,抱怨显得矫情。

张念是东北人,毕业于北方一所三本大学(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分数线通常较低)对外汉语专业,毕业后在当地做过补习老师,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后来在一家优衣库门店做店员,每天工作到晚上10点,月薪大约4000元。如今在深圳街道办做劳务派遣,每个月工资8000元,对他来说已是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

尽管,劳务派遣的身份,时常令他感到不便。

身份

进入体制,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互相识别“身份”。

一个行政机构可以招多少公务员,是地方机构编制委员会在“三定”方案(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人员编制)中确定的,难以更改。张念所在的街道办,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加在一起不足100人,按张念的说法,这100人不可能完成基层需要的工作量,所以还招了300多劳务派遣员工。深圳基层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年薪在28万元以上,大部分劳务派遣的月薪则在4000-8000元之间,后者的人力成本远远低于前者。

除了领导,张念和其他同事都在同一间大办公室工作,表面上看,公务员和劳务派遣之间也没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金字塔状的人事结构,才是街道办行事规范指引。

“劳务派遣做的是重复性的劳动,整理文件、统计表格。公务员要写材料,作报告,出外勤去现场解决问题。”张念说,他是三本学校毕业的,而其他同样是90后的公务员同事,基本都毕业于国内名校。他常常被公务员同事催着帮忙扫描文件、打印材料,大家都默认,有编制的同事可以支使雇佣性质的同事,琐碎的、辅助性的工作一概交由他们来做。

一些细微的端倪提醒张念,公务员和劳务派遣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办公室一个公务员同事休假旅行,在朋友圈发了照片,张念和另一个公务员同事闲聊提起,对方诧异:“你也看得到这条朋友圈?”

做了一年劳务派遣后,林秀丽考上原单位的事业单位编制职员,尽管不是公务员,但也有编制了。她的年薪从不足7万涨到25万元,也觉得自己获得了更多“尊严”。

“我去跟一个有编制的人沟通事情,如果我是编外人员,她不会听我讲话的。但我要是也有编制就不一样了。”林秀丽说,不需要自我介绍,体制内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编制本身不多,谁来了立马就知道了,那是同一个阶层。”

林秀丽说,在这个“阶层”之中同事关系比较友善,因为大量琐事都交给“编外人员”去做了——“我每周的本职工作是一份材料,我需要什么数据他们都得停下手上的工作找给我,但是没人敢叫我干活。”

与此相比,之前做劳务派遣的工作她总是很疲惫。单位里有一个工作10年左右的编外同事,觉得基层工作没意义,事情完成得很粗糙。她常常嘴快提出工作建议,而这会被同事当成挑衅:“他们辈分观念很重,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我们的分工就像流水线上的女工,她做不好就会影响到我。”林秀丽考上编制后,这种敌意突然消失了。“他们会把你当成比他高一级别的人”。

不需要自我介绍,体制内的人一眼就知道你的身份。

乡镇政府里和林秀丽同龄的90后,也几乎都在准备考试——劳务派遣希望考上编制,事业编制想要考行政编制,名校毕业的公务员则希望在35岁前通过遴选(注:在职公务员不可以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但可以通过参加遴选考试,跨政府层级、跨工作部门,任职其他岗位)去中央或省里工作。

张念也看到,半只脚踏进体制门槛的人,都拼命想挤进去。一个同为劳务派遣的同事,本科毕业于名校浙江大学,8000元的薪水对他来说“当然太低”,他做这份工作是为了积累考公务员的基层工作经验优势。张念的母亲是石油企业工人,一辈子吃“公家饭”,对他进街道办工作十分欣慰,常常问他,能不能请领导安排一下,“把身份转成公务员”。

林秀丽依然在参加公务员考试,她希望在35岁(公务员考试的年龄限制是18-35周岁)前从乡镇考走,到深圳或上海当公务员,她觉得自己不可能离开体制了,只希望去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做事。但这个愿望渺茫:“现在很多新鲜血液涌进体制,很多地方30岁就瞧不上你了,我还是女生。我要是走不了,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了。”

友圈

张念一度小心翼翼,工作、生活类朋友圈开放给同事,涉及观点的朋友圈则对同事不可见。后来大胆了一些,同事可以看见他转发的各种评论:倡导同性婚姻合法化,谈论重庆公交车落水,或批评《民法典》设立离婚冷静期。不过,同事和领导始终只给工作朋友圈点赞,对私人生活和观点没有任何回应。

2019年夏天,香港反修例运动最炽热之际,深圳的餐厅、商铺、出租车上随时可听到市民在讨论此事。张念所在的街道办和香港只有一水之隔,办公室里也有从香港高校毕业的同事,但大家却彷佛此事没发生一样,没有人提起。

“大家在政治上都很敏感。”张念说。同事一起吃饭,没有人讲自己的私事,只讨论段子、明星。有领导一起,话题就变成区长或市长:“之前在哪里履职,他做工作多努力,要多向他学习,讲这种正面的、积极的、表扬的话。”之前一个同事请假结婚,回来给每个人发了喜糖,也只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的寒暄。

不过,和张念在同一个街道办工作的欧阳说,自己所在的城管执法队同事间关系融洽,会聊私事,也会一起吐槽领导。欧阳形容张念所在的党政办公室为“权力的中心”,每次经过,她都会低着头匆匆走过。“可能每天绕着领导转,党政办的人会比较谨慎,我们是最边缘的部门,感受不到什么官场的氛围。”

她有时抱怨对体制的不满,一些人会警惕地质问她:“你发表这种言论你是想干嘛,注意你的站位!”

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欧阳和同事激烈地讨论一河之隔发生的示威,她尝试向同事解释香港示威者的诉求,而同事则重复着主流舆论场的观点——这是一群受外国势力鼓动的港独分子。

7月,欧阳有朋友去香港参加游行而被举报,她担心自己不加掩饰的“亲香港立场”也惹上麻烦,不再和同事讨论此事。“以前我的同事会批判一些,但这两年他们对党国的认同更多了,更加亲近民族主义了。”有时开会,她会看见同事在刷短视频,都是“中国的高科技把美国甩开”之类的内容。

欧阳的爷爷在文革期间被打倒,80年代得到平反,后来又得了癌症,去世的时候很不甘心。欧阳从小听着爷爷的故事长大,跟着父亲看香港的电视新闻,在对“国家”概念有批判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在朋友圈悼念李文亮、批判北京清除“低端人口”、支持女权运动,从未屏蔽同事,也没有领导为此找她谈话。不过,她是街道办的公务员里最晚晋升职级的,其他同事3、4年就晋升了,她则是到第5年、街道办换了“一把手”才得以晋升。

和欧阳一样,林秀丽跟同在体制内工作的同学交流时,有时会抱怨对体制的不满。一些人会警惕地质问她:“你发表这种言论你是想干嘛,注意你的站位!”她说,体制里的人会天然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这也是公务员考试的答题思路。

林秀丽还遭遇过一次同事的“举报”。她休假去湖南玩,跟同事透露了自己的行程,恰逢当时北京有新一波疫情,同事就报告给了领导,要求她去做核酸检测,尽管她去的湖南并没有疫情。“只要你离开了这个系统,再回到这个系统之中,他就会质疑你。” 

“我本来不应该接受你采访,但我想到自己可能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我还是想稍微做自己,我想做个人。”谈话中,林秀丽常常在这两种心态间转换。她似乎已接受了这套游戏规则,她的一位刚毕业的同事说:“我觉得我来到体制,我就是一个对创造性没什么渴求的人。”林秀丽补充:“它并不需要你有多强的创造力,它只需要你有服从性。”

改变

年轻、高学历的公务员来到基层,的确改变了一些东西。林秀丽举了几个例子:重点大学会计专业的同事来了,发现之前的财务审计一塌糊涂;辖区内一家工厂发生泄露,化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同事判断气体有毒,要求前去现场的执法人员配上防毒面具;她当过教师,妥善地处理了一起家长上访事件。

不过,林秀丽说,发挥专业所长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持目前的稳定,应对上级的检查,不出什么重大纰漏,政策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并没有自己的目标。”

张念不这么想。

他见过同事眼中焕发价值的时刻。疫情爆发初期,他们被通知新年假期取消,回街道办值班。确诊人数迅速增长,几乎没有人请假推脱。“平时你觉得这个人挺势利的,这时又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氛围,大家身上都有种英雄主义的感觉。”

这种潜规则,用他的话概括——“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

他对这份工作的价值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情感。一方面,他发现的确可以帮“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有人跟房东起了租房纠纷,去街道办上访,真的会有人接待、会帮忙解决问题,跟他过往理解的被消声的“上访”很不同。“有群众困难,没钱了,到街道办门口一坐,最后也真的给他想办法了。”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任何政策的初衷都在执行过程被扭曲了:“比如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它有一套说法,这样做为这个城市好,为市民好。但实际上指导我们做事的不是这些东西,而是哪个级别的领导提了要求,要做到什么标准,什么时候应该完成,不完成会怎么样。”

据张念所知,2020“创文”期间,仅团区委请志愿者在马路上指挥交通就花了100万元,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宣传文明城市的大幅广告牌。检查组来临前,社区的人被动员去一户一户敲门,和居民套好“口供”。

张念执着于做出一些改变。

比如,体制里所有命令都是”不可商量”地往下推给基层。他向下传达指令时,会给社区制造一些缓冲空间。“他们定了今天下午下班之前报,其实也就意味着第二天上班之前报也可以。如果周五下班之前报,其实也就是他们想在周一上班就准备好。”张念觉得,任务一层一层往下催,留给社区做事的时间本来就很少,应该尽量帮助他们,而不是互相为难。

林秀丽对这种时间限制的层层下压也有所感受:“市里面给一个月,到了区里面给15天,等区里面反应过来发通知的时候只给7天,到镇里领导只给你3天。 ”

张念好几次提到,这个困境并非不可打破,只要街道办之间团结起来,向区里讨价还价。他说,自己消极抵抗过,的确迫使上级降低了一些要求,“他们还是需要你来干活”。

自下而上推动改变,在欧阳看来是不可能的。前年,在一个区城管局对接各街道办城管执法队的微信群里,一位隔壁街道办快退休的大姐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上级领导取消城管执法案件的数量指标考核。欧阳深表赞同,打了一长段话附议。“后来,欧阳在大会上被领导批评,告诫她有意见要通过内部渠道表达。

在体制内工作了8年,欧阳承认自己是体制的受益者,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和受人尊敬的身份,在深圳这座中国最难落脚的城市买了房子。但她说自己对体制越来越感到悲观。“我不止一次听到处级干部以上的领导在开会的时候说,他的年收入是60万还是70万,他讲这个是想给大家画饼,但是下面坐着的劳务派遣同事,一个月就拿几千块钱,他是看不见他们的。即便是在基层政府,大家对底层的人也关心得很少。我觉得挺无力的。”

“站着说话不腰疼。”张念对欧阳的态度表达出不屑,“她以一种很悲悯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人,但是不愿意做任何改变。你要真觉得不好,就从这退出。你享受优渥的待遇,还表现一种很愤怒的态度,我就觉得很虚伪。”

张念曾尝试联合其他街道办给上级施压,但呼吁了几次,没有人答应。

他是办公室里唯一一个没有报名公务员考试的劳务派遣。他说工作两年逐渐摸清了基层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也越来越失望。这种潜规则,用他的话概括——“明面定下的规则都可以随便打破”。

打不破的,是枱面下的规则,以及它们留在人身上的痕迹。

被改变

张念办公室新来的公务员,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归国留学生,受科长所托重建街道办里的公章使用制度——先由部门领导和分管签字,后拿到党政办盖章。新制度确立后,一个辈分高、资历老的公务员同事循旧例拿了一份文件请她盖章,说之后再补上签字,被留学生同事严辞拒绝了——按程序走。

“把这个大哥给得罪了,他有很多机会为难新来的同事。”张念说,几个月后,挫败的新同事也学会了向哪些人要求规则,给哪些人行方便——关系亲近的可以违反规则,不亲近但得罪不起的,请示自己领导。

尽管张念每天都加班到8、9点,但他觉得只有20%的时间是在做实事,80%的时间都是应对工作中这种人际关系。

有太多类似的东西需要“学”了。谈到被打回来的报告,林秀丽说自己后来“学乖了”。“把市里面的政策一读,把区里面要干的活都捋出来了,我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了,超过多少的数据可能会是异常,低于多少的数据就会被检测到,我报个中庸的数永远没问题。”她看起来很柔弱,但讲话语速很快,连珠炮发式的,“这是浪费我的青春,我不愿意干这种弄虚作假的活。”

后来,每当有报数据的任务下来,她就摆明态度:不要找我,找我我就较真,报真数据,到时你还得改。她拒绝了自己厌恶的任务,自然有别的同事承担。“这是我的生存之道。”

疫情期间,有一周张念没报数字,领导打电话过来:小张啊,青年突击队这周的数据,你在微信上给我报一下。

“一定要留下记录,这个数字是由我报给她的,她才可以撇清责任。”张念总结道。

在中国体制里,这被称为“痕迹管理”。2013年,习近平在共产党的纪律会议上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民间谚语要求从严治理党和政府内部的不良风气。在党政机构内部,这演变为每一件工作都必须留下可供追溯的文字、图片和档案纪录。张念说,他去餐厅贴“光盘行动”的宣传标语,辖区内几千个餐厅,每一个都必须拍照做台账,之后会有一队人去检查,检查的人也需要拍照,做“台账的台账”。

“我们在体制里干活,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共产党内部对此新兴的党政机关绩效考核手段有不少批评声音。2018年,《湖南日报》一篇评论引用了“一位基层干部”不堪其扰的抱怨:“过去一年,光领导讲话内部通报发了100多期,各类会议纪要发了八九十期,这还不算各种综合汇报、专题汇报、调研简报……特别是今年以来,领导开口就要有记录,开会就要出纪要,调研就要有微信,会议就要有传达,‘凡事留痕’已然成了常态。”

像张念、林秀丽一样的基层工作人员,一方面受其所累,另一方面也迅速学会了用形式主义来确保自己不必担责。

“我现在说话都是一个口径——接哪位领导的话,有这样的安排。从来不说是我说的,而是领导说的,哪怕里面有半句是我说的。如果他反馈说做不来,我就说那我帮你汇报一下领导。”刚进政府工作的时候,林秀丽还没学会这么说话,因此得罪了不少同事,“他们会觉得这个任务是我派给他们的”。

工作快3年,林秀丽总结道:“我们在体制里干活,不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经过两年“搏斗”,张念已习惯了随时扑面而来的诸如“全区人都在等你一个人”的威胁性话语,也更能化解随之而来的心理压力。他可以分辨出哪些是硬性任务,哪些是虚张声势,是另一个人急着交差的焦虑——“如果交代得比较笼统,基本属于吓唬人;如果他说几号几点之前要达到多少,而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那大概是真的。我也会去打听一下其他街道的情况”。

不久前,街道办招了一个新的劳务派遣员小红接替张念负责的部分工作,交接期间,张念教小红:“要让对接工作的人以文字的形式确认自己说过的话。如果他打电话过来沟通而不是发微信,说明有问题,一定要自己整理他说的话,在微信发给他,请他确认,固定证据,以免过后推诿责任。”

几天后,张念的领导发消息给他,严厉训斥道:“不需要你教给她这些,领导的命令只需要执行!”

应受访者要求,林秀丽、张念、欧阳、小红为化名。

野兽爱智慧

中国宣布全面脱贫后,还有哪些关于贫穷的问题亟需回答?

“政府说我不再穷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穷。”

特约撰稿人 李瑞洋 陈一朵 端传媒实习记者 乐佳文 记者 来福 发自香港

2020-12-29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7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五年前,在广西某国有银行上班的彭程被派驻到当地一个贫困村,负责扶贫工作。一天24小时都在村里,“生活条件还不错”,有空调、热水和厨房,但工作辛苦,只有周六才能回家。2020年9月,村里最后两家贫困户实现脱贫。同年11月,贵州省宣布最后9个贫困县脱贫,意味着中国大陆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但彭程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去留,他询问政府工作人员,大家都不清楚具体安排。“这应该是一个全国的布局来的,我们在下面这个层次是不清楚的。”彭程说。2020年,他即将年满50。

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北京出席“减贫与发展论坛”时表示,未来五年要让中国贫困线下的七千多万人口全部脱贫。五年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入脱贫攻坚战。2016至2019年,中央累积发放2800多亿(人民币,下同)专项扶贫资金,2020年一年则达到1461亿。

除了为贫困户修房、修路、修水电,提供教育补贴和医疗补助外,这场以“精准扶贫”为口号的脱贫运动,要求每一户贫困人口都有专门的负责人。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都要承担对口的扶贫任务,并委派其工作人员进驻到贫困村,吃住都和贫困户一起,为他们设计扶贫项目,例如发展农业、旅游、手工产品等。此外还有大量民营企业和公益组织被动员参与。截至2020年10月,至少有300万机关及国有企业干部参与驻村帮扶,此外,还有200多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的村干部投入这场运动。

2020年12月3日,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听取脱贫攻坚汇报后,习近平表示:“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开始宣传扶贫“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是“中国人走过的不凡之路”。在官媒的评论区下,网民表示:“一种自豪感和喜悦油然而生”,“这就是最大的人权”,“这个壮举在世界独一无二”。同时也有评论表示质疑:“今年疫情对经济影响这么大,居然脱贫任务全部完成了”,“大街上要饭的算贫困人口吗?大山里的小孩全部都能脱贫了?”。人们开始在百度搜索:全面脱贫之后怎么办?端传媒通过整理资料及采访,试图回答以下几个最常被提出的问题。

扶贫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我们的生活变好了。”“投入实在太大了,政治任务嘛,效果是第一位的。”

关注中国乡村转型与发展的作家吴马太(Matthew Chitwood)曾于2017至2019年间,作为美国当代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Current Affairs)研究员,驻扎云南省临沧市下辖的邦东村。这是一个位于滇西的群山褶皱之间、人口仅为350人的偏远村落。村民主要靠贩售种植在梯田上的茶叶、核桃和咖啡为生,山坡的另一边就是碧绿深沉的澜沧江水。

吴马太在2017年初第一次探访邦东村时,便注意到各种工程项目正建得热火朝天——从村民的两层新居到造价上亿的玉临高速公路。彼时,脱贫攻坚战已在这里进行了两年。村里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门口都贴着一张表格,列出基本家庭信息和致贫原因,还有扶贫工作组为他们订制的帮扶计划。根据公开统计数据,邦东村所属的临沧市临翔区有贫困户10828户,共计43000人,2014年该区的贫困发生率为23.89%。

修路是邦东村实现脱贫的第一步。市级和省级政府提供了300万元,资助邦东村修建了一条长达两公里、连接村内各家各户的水泥路。不远处的玉临高速也在建设之中,它将把昆明市和邦东村之间22小时的旅程缩短至4小时,预计在2020年底通车。

吴马太向端传媒介绍,邦东村每个贫困户都可无条件获得2万元补助,住在危房里的家庭还可得到5万元的建房资金,这些钱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扶贫政策)所有的都满意。”广西一个村庄的贫困户黄建也告诉端传媒,建档立卡后,驻村干部为他争取到低保,也为他安排到一所中专读书。他知道今年是全面脱贫的年份,但不清楚自己是否会“摘帽”。黄建希望政策能持续多几年:“不可能我工资收入超过低保线了,低保几百块钱就给我停掉吧。”

“农村都大变样了,我们刚去扶贫村的时候,路很小,坑坑洼洼的,现在一律双向水泥路。”彭程的上司、广西某国有银行负责扶贫相关项目的凌波也对扶贫成效表示认可,但他同时指出:“投入实在太大了,政治任务嘛,效果是第一位的。”

凌波认为,扶贫中资金使用效率不高,项目论证也不够,但“后期处理了很多基层干部,得到了改善”。他提到,之前有信用社将钱贷款给贫困户,贫困户再把钱给“经济能人”搞猪和鸡的养殖,或是农副产品加工,贫困户则可每年领分红——这也是精准扶贫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项目失败,贫困户还不起钱,信用社只能把贷款核销了。凌波说,失败有猪瘟的影响,但主要是管理能力差,“现代化养猪场都经常出问题,农村所谓能人又有多大能力,再加上管理者不出钱,用心也不够”。

凌波负责的贫困村搞光伏发电项目,投入十几万。村集体将光伏发电产生的电卖给电厂,每年能拿到七千到一万的收入。“虽然要十几年才能收回成本吧,但这个项目能给贫困户带来稳定的收入。”

几年来,凌波他们还投入五、六百万做了一个药谷。他们培养贫困户种植中草药,帮找技术和种子,再联系中药市场和医院收购,每个贫困人口每年能分到2万。

中央财政拨款之外,企业利润和社会捐赠亦是扶贫资金的来源。例如,国企被要求在扶贫上投入资金。据凌波介绍,他们银行“包村”,即负责一个村的全面脱贫,包括基础设施和贫困户生活。“国家不投,你得想办法投。”凌波任职的银行,每年总行董事会会划出一笔用于扶贫的资金,广西每年能分到两三百万,该银行在广西的利润大概是每年一百亿。此外每年还会在扶贫日举行捐赠仪式,每个员工都会被要求捐钱,但多少不限,凌波说,员工一般捐五十、一百,领导捐两、三百。

在以茶作为特色产业的邦东村,村干部急切地想为邦东茶拓宽销售渠道,希望以此带动贫困户脱贫。除了修路改善运输条件,村干部还为茶农组织了电商培训班,但对于教育程度大多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农民来说,学会使用这些新科技并不容易。

“这是‘思想问题’,”一名干部曾对吴马太说道。“你不可能使一个没受过教育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贫困户的“思想问题”被一些地方政府视为其贫困的原因。广东省扶贫办曾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不客气地指责贫困户的懒惰和贪婪:“躺着要钱”、“这个贫困户因嫌太晒而拒绝上班就业”、“对‘伸手拿钱’越来越依赖,结果就会越帮越穷”。

在邦东村,让每位茶农拥有自己的网店、将茶叶销往全国各地的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对于那些卖不出去的茶叶,扶贫干部只好动用自己的人脉,把它们卖给熟人。

培训不仅难在学生天资不够,也难在老师时常“误人子弟”。吴马太参观过一个专门为邦东村女性开办的培训班,为期5天的课程旨在教会她们一些诸如带孩子、打扫卫生的基本家政技能,令她们能够在距离邦东村大约4小时车程的临沧市找到一份保姆或钟点工的工作。然而,当地政府请来的培训公司根本无心授课,只顾着卖力推销他们的保洁产品。“5天里,这些女性并没有学会什么有用的、可以帮助她们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的技能。”吴马太说。

2019年,邦东村所在的临翔区宣布,全区所有贫困户均成功脱贫;2020年,全区无新增贫困户,亦无脱贫返贫户。吴马太回忆,大部分村民都对他表示“国家政策好”、“我们的生活变好了”。“他们将这些成果直接归功于共产党和习近平本人。”吴马太说。但也有一位邻居曾对他倾诉道:“政府说我不再穷了,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很穷。”

面脱贫之后还有贫困吗?

“脱贫的标准是什么?”“全面脱贫之后还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吗?”

根据官方要求,贫困户脱贫需满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即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元(2020年标准),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随后需要通过村委民主评议、驻村工作队核实,再于村内公示无异议后,才会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系统中被标示脱贫。

贫困县脱贫的标准是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2%(西部地区低于3%),脱贫人口错退率低于2%。每个省还会制定自己的脱贫标准,以广西为例,贫困村脱贫须满足“十一有一低于”,即有特色产业、有住房保障、有基本医疗保障、有义务教育、有安全饮水、有道路通村屯、有电用、有基本公共服务、有电视看、有村集团经济收入、有好的村两委班子,一低于是指村内贫困发生率低于3%。

也就是说,即使贫困县全部脱贫,仍存在未脱贫的家庭。中部某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这部分贫困人口大多属于重病、重残或是劳力较弱的情况。“说句实在话,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不是什么问题,实在不行全部兜底也可以实现脱贫,我们首先想的还是要去帮扶”。据他解释,兜底的意思为政府直接补助资金让贫困户到达脱贫标准。

根据新华社的解答,脱贫攻坚战消灭的是“绝对贫困”,即收入低于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根据2020年的标准,绝对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而2019年,全国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0733元,相对贫困还将长期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贫困标准相对很低,即使贫困人口的收入成功过线,也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摆脱了贫穷。

世界银行的国际贫困线折合人民币约4542.36元/年(中国贫困线为4000元/年)。若依据世界银行衡量中高收入国家的贫困人口的标准(5.5美元/天),中国作为中高收入国家,在2018年,全国仍有17%的人口(约2.37亿人)生活在贫困中。这个比率低于其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巴西(19.8%)、墨西哥(22.7%),但高于伊朗(15%)、土耳其(8.5%)等国。

另外,相比中国政府在农村扶贫工作上的大量投入,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贫困人口的帮扶则仍处于真空状态。关注社会运动及弱势群体的平台多数派曾发表《我脱贫了吗?》,指出大部分农民工的年收入已超过国家绝对贫困线,但仍在忍受包括工作贫困、教育贫困、迁徙贫困和居住贫困在内的多维度且动态的贫困,并且缺乏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权利和机会。2019年,中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91亿人。对于这一不属于农村贫困人口、却也无法跻身城市居民行列的庞大群体,中国官方并未出台相应的帮扶政策和体系。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旗下的中国力量计划(China Power)发布的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只有22%的农民工有基本的养老与医疗保险,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农民工更是只有17%。

全面脱贫之后还有相关福利吗?

“脱贫之后还有医疗补助吗?”“脱贫之后是否取消低保政策?”

12月上旬,端传媒致电广西、广东及河南扶贫办等,对方均表示没有具体的文件通知,并不知道2020之后的具体操作。深圳扶贫办表示,虽没有具体文件,但“十四五规划期间都属于过渡期,中央和省里开会传递出的精神都是至少明年政策是不会变的”。广西扶贫办则表示,至少三年内政策都不会变的。

据新华社的表述,扶贫政策将会“保持总体稳定”,并将在过渡期内保持“四个不摘”,即不摘责任、政策、帮扶和监管。

很多网民搜寻“全面脱贫之后还有医疗补助吗?”对此,中国东部某地级市某卫健委职员对端传媒表示,目前健康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包括医疗报销、大病和慢性病兜底等政策都和之前一样,“在国家有新政策之前,会‘无限期’延续下去”。针对“全面脱贫之后还有助学金吗?”等问题,广西某国企银行派遣的驻村干部彭程表示,他们负责的贫困户子女仍然享有减免学杂费的补助,并没有改变。

针对无劳动能力的对象,政府文件表示将通过低保、医保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解决。根据国务院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报告,从2017年底开始,全国所有县的农村低保标准均动态达到或超过国家扶贫标准。

全面脱贫后,下乡扶贫的干部会撤退吗?

“驻村得驻到啥时候啊?”“全面脱贫之后扶贫部门还在吗?”

目前,官方并没有文件明确解答上述问题。端传媒致电广西扶贫办询问时,12317扶贫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广西刚宣布贫困县摘帽,还要等待国家的检查,那肯定不能撤退,文件也没下来。”深圳扶贫办的工作人员说,深圳派往广西的异地扶贫干部19年才去,合约上签了三年,所以至少这三年不会撤退。在贵州一贫困村驻村的某基金会成员浩龙预测,因为政府说的是未来三到五年脱贫不脱政策,扶贫工作队可能还会在未来三年继续工作。

一名不愿具名的党媒记者近期曾到广东汕尾采访,他告诉端传媒,陆丰扶贫指挥部设置了一个全面脱贫倒计时的牌子,“KPI都提前完成了,就等着大大(习近平)一声令下开庆功会”。对于全面脱贫之后会如何的问题,他和多名驻村干部交流后,认为政策会以另一个名目比如“乡村振兴”继续推行;企业的资金也不会撤回,因为扶贫另一个任务是“产业转移”;至于驻村扶贫干部,也不会离开,因为各位第一书记还有领导村支书选举等政治任务。

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将第一书记制度向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拓展,这可能意味着将建立第一书记派驻长效工作机制。

“我们的员工(下乡)应该是不太乐意的,虽然每个月多了两千多的补助,但起码是离开了城市的繁华,(但)工作安排还是要去的。”在广西一国有银行负责扶贫相关项目的凌波说,派下乡的基本是年龄接近退休的管理岗位人员,“他们做过科长,觉悟高,能力也强”,或者是派下去锻炼的后备干部。

2018年,唐涛从黔东南法院被选派下乡,在贵州一个贫困村做第一书记。他说自己的主要职责有五个:“一是宣传党的政策,二是加强基层组织,三是推动产业发展,四是加强乡村治理,五是推进精准扶贫”。今年38岁的唐涛说自己是第一责任人,是“上级党组织选派到基层组织建设相对薄弱的村的”,负责指导和帮助村支书开展各项工作。

脱贫之后,驻村干部还能做些什么?驻贵州一贫困村的浩龙说,脱贫工作队的工作是持续跟进情况及接受县里、省里和国家的检查。他说,上周还有一个省里扶贫办的检查小组来抽查脱贫工作情况,他们会入户调研,看村容村貌,问村民年收入和是否享受到政府政策,核实村干部提交的材料是不是真实的,还会录音。

彭程表示,扶贫办的检查很细致,暗访抽查都有。大伙大概知道哪几天有人来检查,但是并不知道抽查哪个村和哪些项目,要准备好工作流水和台帐。他说如果出问题就会被要求整改,也有领导因为贫困户还住危房,“人家该享受的政策没享受到”,而受到处分。

两年前,唐涛负责的村脱贫,他认为工作队伍会稳定下来,自己也会留下来投入“乡村振兴”的工作。驻村干部彭程也表示,扶贫结束后,马上会开展“乡村振兴”的工作。乡村振兴计划于“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

扶贫效果是否可持续?

“如果贫困户返贫怎么办?”

吴马太指出,目前已脱贫的人口中仍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政府发放的补助才能维持在贫困线以上,未来这群人是否会返贫,主要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具备“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资源”去延续这些福利政策。

针对返贫问题,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建立了监测机制,此外,对于有劳动能力的对象将会加强劳务技能培训,通过扶贫车间、劳务扶贫协作,增设公益性岗位等多渠道帮助提高收入。

彭程负责的广西贫困村里开设了许多做加工服装的公益性岗位,“技术含量不高,不是很难的,正常工作一个月都有2000到3000元,还有外省的公司来投资,砍甘蔗一天都有几百块钱,不过那个比较辛苦”。

端传媒重点关注了2018年底才提出的“消费扶贫”。文件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和国企要优先采购贫困地区的产品,引导干部职工到贫困地区旅游,鼓励民营企业采购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在2020年8月召开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特别指出,消费扶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那么2020之后,享受该政策的贫困户会怎么样?消费扶贫可持续吗?

广西某地市国有银行的食堂从自己对接的贫困户手上采购鸡、鸭还有加工好的萝卜干。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凌波说,“只要保证质量,又是贫困户,价格因素考虑不大。”但他提到,这个供应链是自己银行的驻村工作人员直接对接的,如果派下村的工作人员回来了,很有可能就会停止采购,“没人在现场把控就难了,毕竟对食堂的食材质量要求高”,只能在之后帮贫困户找销售商。

贵州一个贫困村依靠打造原生态苗寨旅游品牌为村里创收,目前已没有名义上的贫困人口。村民最大的一笔收入来自茶叶、手工艺品的礼盒订单,两年累计收入215万。驻村扶贫的某基金会成员浩龙指出,消费扶贫是响应号召来购买,“特别是国企、央企可能是有要求的,但现在也有很多其他企业参与消费扶贫”。他认为目前国务院扶贫办还在大力提倡消费扶贫,未来几年企业还是会在号召下采购,但具体会怎么发展,“还是看企业有没有意愿继续来做”。

吴马太指出,中国当局继续施行帮扶政策的意愿较为强烈,但资源问题则存在更多不确定性。过去四年间,中国政府欠下了15万亿美元的债务,投资的回报率也在逐年降低,很可能将影响中国经济未来的表现,继而影响社会福利的发放。

政府要怎样维持住脱贫运动取得的成果呢?“为了确保脱贫攻坚战的成功,中国政府投入了如此大量的金钱,以至于很多都被官员浪费在了那些不成熟的主意上,”吴马太说。“譬如地方政府常常一掷千金,试图把一个小村庄转变成旅游胜地。”要解决这一问题,吴马太认为政府得学会精明地管理财政、规划投资,并对地方官员使用资金进行问责。

吴马太还表示,中国政府必须努力维持住经济增长,以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此外,要毫不吝啬地投资教育。 以同样推行减贫政策的越南为例。从2002年到2015年,越南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从3.7%增加到4.2%,成为亚洲最高。中国的比重在2018年为4.11%。“长期的教育是使中国农村繁荣起来的唯一途径。”吴马太说。

应受访者要求,凌波、彭程、浩龙、黄建为化名。

野兽爱智慧

我们的活法就快不一样了:迎接后瘟疫时代6大建筑空间动向

家、城市、学校等等都会变,后瘟疫时代,我们需要冬眠穴居但又能保持跟外界的连结⋯⋯

特约撰稿人 黄静 发自伦敦

2021-01-09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十四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去年初到今天,瘟疫令全球人类生活遭受重创,同时却也改变不少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增强创新和改变的可能。其中一个改变,该是“社交距离”于今已成为占据日常生活的新词,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轨迹都因之改变;而这个体与他人及外在世界的距离更变,也促进了关于未来“空间”的再思考。

世界各地的建筑师由此展开了对空间和距离的新构思:建筑作为长远规划范畴,是一种提前建造的未来,无论瘟疫最终如何结束,后瘟疫时代建筑的实验已经展开,有些更已进行实践。

方向一:家,动物的穴

瘟疫让我们重新发现,家作为掩蔽处、庇护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现代主义的去个人风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剥夺。

今日四处林立、自二十世纪起统领世界的现代主义建筑,正源于人类对上一次席卷世界的传染病——肺结核——的恐惧。结核杆菌被发现前,19世纪的西方医学界把肺结核的传播根源,归纳为潮湿肮脏、幽暗的地面和环境(尽管这说法其后被推翻),十九世纪的欧洲迂回多房、铺满地毡的传统住屋,及城市肮脏水渍处处的街道被认为是元凶。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在1935年著作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中,把肺结核病和现代建筑作为救治者的角色直接连结起来,把巴黎老区和过去的巴黎说成是“肺结核的巴黎”,病菌传播的媒介则是地面(natural ground)。

回应肺结核恐慌,现代主义建筑师提出了理想图像:光线、空气、干燥、绝对的洁净。柯比意构思架空,让空气流通和阳光照遍每一个角落的开扬建筑。曝露在外来空气之余(天台花园),他同时提出“精确呼吸”(exact respiration),信奉室内空气自我循环和洁净,以达致无尘和无毒的空气。

现代建筑师还把当时的西方疗养院设计移植到家居住宅中来。疗养院的大露台设计、素净的墙身和极简家居配置代替个人化的装饰或家具,设有健体设施、日光浴区域、网球场,疗养院的“统一洁净观”、“医治身体观”,都被引入家居住宅中来,更进一步延伸到办公室等各种大楼。

然而,过去一年新型冠状病毒疫症引发的隔离生活,令人们看到现代主义风格住宅未能满足的需要,它甚至为人们带来了恐慌和压力。有人认为家中工作终于令人拥有较人性的生活,有人却认为是灾难的降临——因为无处可去,只能全天望向窗外一小片天。

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空间上,世界的痕迹糅合个人的世界落在这一个穴居处,家是累积个人或社会历史的地方,而不是一道道无感情、无质感、与世界割裂的白墙。

一家人或同屋分租户(这在大城市很常见)长时间宅在家工作、在家网上工作、开会、学习,大家发现开扬的居所无法维持令人安然工作和生活的私隐,声音未能隔阻,也未能避免同屋者彼此之间的传播。时兴的 loft 或 studio因属全开放式工作室型居所,尤其难以使多于一人的同住者全天候安全共处。

疫情爆发后,西方建筑界不约而同指出,现代无间隔设计令个人私隐角落丧失,共居者长期对他人屋内行动的“监视”因而滋长很多不满。为惠及精神健康,不少建筑师认为可参考日本塌塌米住宅多用途房间,而灵活建立间隔和私人空间的趟门设计,对未来有可能长期窝在家的日子有正面作用。

据《New Yorker》去年六月报导,纽约的建筑师Koray Duman就在瘟疫期间和伴侣及16个月大的孩子共居家中,久而久之,这样的日子令人极为疲累,“有种完全失去自由之感”。隔离期间,来自纽约的建筑事务所 SO-IL正在布鲁克林设计一幢12层共30单位的房子,以回应病毒焦虑。他们的设计里,厨房、厕所、客厅皆分隔开,增加墙身隔音功能,划有书桌区;另外有30%为户外空间,从不同门口可达,是家居的延伸和透气处。而美国建筑师Michelle Ogundehin也说,那意味了家或许从此要有幽暗、自我省思的隐秘角落。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文化评论家、多年研究极简主义的作者Kyle Chayka。她也在文章中讲到,包浩斯设计师Hannes Meyer曾在20世纪初提倡理想的家居应该是一个居住机器:它不应延续传统,或盛载、体验情感情绪,而是应该服务于功能主义和效率主义。Meyer 设计了一个居所原型,一个给现代工人居住的单人“理想房间”(Ideal Room),一个最小的住房(minimum dwelling)概念。理想房间不是给一个人的,是给整个文明的一个居所范本。理想房间内是一个近乎牢房(cell)的陈设空间,里面有张床板,一张放了一座留声机的槢椅,另有一张空椅和两个入墙的小架。就这么多。把城市中人的存在缩至最小。

然而我们知道的21世纪的现实却是,人们在回应高密度高楼价生活方式的时候,更多奉行以最小空间安置最多个人物品的方法,例如在与人挤乘地铁时用耳筒听音乐或广播节目——由最小的存在达至“极繁”的占有,来建造更广大的形而上空间。尽管如此,这些年来,建筑潮流还是一直被简约现代主义统领,Kyle Chayka却指出,瘟疫告诉我们,如今极简或极繁主义都未必能够最恰切地回应当下。

瘟疫让我们重新发现,家作为掩蔽处、庇护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现代主义的去个人风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剥夺。Kyle Chayka认为,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像动物的“窝”那样的空间: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空间上,世界的痕迹糅合个人的世界落在这一个穴居处,家是累积个人或社会历史的地方,而不是一道道无感情、无质感、与世界割裂的白墙;家作为一个“窝”,应当专属于个人,令自己能长期居住的甚至足不出户地冬眠,并且依然能和世界保持连结。

同样在疫情冲击下对“家”进行思考的,还有乌克兰建筑师Sergey Makhno,他说,瘟疫流行,或许“家”需重新加入庇护(shelter) 的用途,以及各种生活机能的储藏,需要能够包含各式活动空间。“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堡垒式生活’的概念。”Makhno这样说,他在疫情中建造了一处概念建筑 Plan B,看起来就正是满足这些功能的一所地下堡垒。

方向二:垂直社区,自给自足

隔离生活引发了对自给自足生活的需要和想像,为社区设计带来革新思维。近年社区农场、同区经济圈流行,全球化横向、大型的跨地域移动得以反思,而今次疫情更进一步令人们发现:病毒正是随人类跨区跨地域的频繁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各国隔离措施因此规模空前及严格:在地球许多角落,基本上你只能在家,外出只能因为购买食物、杂货、药物,交通工具的使用也被减至最低。

意大利建筑团队Piero Lissoni & Partners就因此为纽约一个投标项目设计了一栋名为天际线(Skylines)的摩天楼,作为一个巨型的纵向社区来回应这个后疫时代。

他们的设计中,大楼已超越大楼,而是把一整个社区、几条街道展示的生活机能商店设施都包含在内。大楼同时还建造食物生产链、天然资源和能源再生循环的生态系统。生活机能、处理身心健康的各种配套齐全,形成自给自足的垂直社区。

大楼分为核心楼和包围核心楼的大型农圃,目标是生产楼中的人所需的果菜,以及形成有树木和灌木林的森林。大楼设收集雨水自我灌溉的功能,落地玻璃和引入外间空气通风设计,同有吸收外间太阳和风的再生能源设备。底层是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上面是体育设施和无土种植场。中层是医院;然后是学校、商业办公室、co-working space (共用工作空间),最高层则为住宅。

它容许住客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就留在大楼里——听上去有点荒谬扭曲,也未必是良性的生活模式,但到疫情灾祸的非常时期,这种模式便提供了一种可能。

近年社区农场、同区经济圈流行,全球化横向、大型的跨地域移动得以反思,而今次疫情更令人发现:病毒正是随人类跨区跨地域的频繁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

更有建筑师把这种自给自足的构思扩展至整体城市规划,而且回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健康和观念,甚至是强化版本。马来西亚O2设计工作室的“The Post-Pandemic City of Tomorrow”方案里充满了一幢幢架空的高塔,城市再无街道,高塔里面各种生活工作空间设施齐全,资源分享和社区网络以塔楼为单位。关键是,建筑师把大楼和生活的核心放回“健康”——塔楼的核心部分是医疗中心、隔离空间和检测站。这座城市里,人们以彻底消毒的飞行胶囊作为主要代步工具,还有现代城市皆有的高速桥梁为城际交通网络。

方向三:教育,帐篷课室

很多公共大楼常见的粉饰建筑物的形象工程将大大减少之余,新趋势将会集中改善内部空间的功能性,例如大量增加多用途室、可移动的桌椅用具、流动分隔墙同样可叠起变身为书架等等。

英国伦敦东边塔村区(Tower Hamlets)万纳菲小学(Manorfield Primary School)和北伦敦一间小学正在试行帐篷课室授课。建筑师受丹麦户外教学的模式启发,将户外教学概念放到疫情期间搭建的临时学校(pop-up school)的设计中来。这些临时课室也提示了未来教学空间新的可能。

万纳菲小学建起20多座大大小小的帐篷,包围原有的教学大楼。这方案借用佛塔的概念引导人们顺时针流动,而使各人不会相交。方案重用节庆用的旧帐幕和流动厕所,另外设有吸收太阳能装置以制造热水。那些帐篷通风力很强,各具不同功能,学生午膳也是在营帐内。

教学行为和学校生活本都发生在密集空间里,孩童好动好奇,会产生大量难以抑制的肢体触碰,因而加速病毒传播。年初疫情高峰时期学校正是被最早关闭的空间之一,及至欧洲地区第二、第三波疫情封锁措施,学校却又获豁免——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看到回复学校运作的需要和急切性。

万纳菲小学校长指学生离开学校太久了,我们需要创造更多集体而安全的空间,令他们回归。“在长期家中和zoom教育下,大家发现原来学校的物理空间对教学实践和个人滋养起到如此关键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印度建筑师Pallavi Dean指灵活有弹性、有效率的空间变换,将成为未来学校建筑的主要概念。

丹麦在疫情期间把教室和课堂转到户外,除了使用帐篷,更大量走入森林、阳光下,在土地和林木间滚动,以接近大自然的方式学习知识。丹麦学校重开后的成效甚佳,而有些国家如德国在幼稚园和学前教育早有户外教学的传统,美国也在开展。未来将有更多国家试验更年长班级户外教育的可能性。

在欧洲,多数学校将会在2021年回复疫情前原有的空间距离和密度。但建筑界表示校舍设计概念却从此不一样,有著长远而深远的影响。很多公共大楼常见的粉饰建筑物的形象工程将大大减少之余,新趋势将会集中改善内部空间的功能性,例如大量增加多用途室、可移动的桌椅用具、流动分隔墙同样可叠起变身为书架等等。

方向四: 办公室,混合型模式

ThirdWay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把家中工作新发现的工作成效放到办公室的空间想像当中,恍如在办公室Home Office。

家中工作(Home Office) 模式为公司员工、管理者和建筑师带来新的领悟:一直以来到办公室工作、跟家庭生活分家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设置;另一方面,办公和文娱社交生活被认为应该近乎完全分隔割裂。但疫情令人思考,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英国建筑团队ThirdWay,就著对疫情居家工作形态的观察,刚在不久前交出了混合式工作型态 (hybrid working mode)的方案

这个方案里,办公室有文娱社交的空间,甚至令员工工作的同时也能育儿、照料孩子。近年不少机构的办公室设有餐厅、健身房、甚至篮球场、泳池等饮食康体设施,这其中工作和余暇分家的法则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强化了“保持身心康健以能更有效率工作”的劳动为本的社会规律。ThirdWay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把家中工作新发现的工作成效放到办公室的空间想像当中,恍如在办公室Home Office。在社交、育儿中工作、居家生活、休憇和工作相间:例如可在泳池边的太阳椅上回复电邮,在客厅装潢的梳化区和同事开会,在用餐区域打稿做平面设计工作等。而这些设施邻近较传统或正式的办公室空间,以助员工频繁交叉往返。办公室甚至有摇控工作的相应设施,以及ZOOM区域,让在公司和家中工作的人能顺畅互动。

另一个因著疫情加快推动的方向是以科技减低细菌传播。这个方向在近年办公室开始流行,但进程较慢且不彻底。办公室本身因商业机密、或规训员工的投入度而起用封闭式设计,且办公室内通常职员间互动甚勤,人口密度甚高。商业机构和建筑师在想的是,办公室如何能在未来的病疫中继续成为可用而安全的空间?

纽约建筑团队FXCollaborative在疫症期间刚好在设计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座商厦。他们因应疫情而立时调节内部设计,无触环境是重点之一。这个设计里,自动门、无触水龙头等基本设施齐备,还将有大量户外空间及可供借用的代步单车;还有就是建造最先进的通风设施。

土耳其建筑工作室Salon Alper Derinbogaz 设计的伊斯坦布尔伊迪兹科技大学(Yıldız Technical University)办公大楼,也是半开放式的浮台建筑。办公楼摒弃空调,直接引入室外空气,以及起用高效能散热物料和恒温技术来保持室内不会过热。办公室不同区域之间的走廊是室外有盖走道,甚而一些供开会、会客的区域也设在户外座位区。

方向五:室内无菌环境,材质的变革

铜制品两小时内可杀灭99%的细菌,“这是古希腊人用了数千年的器具,是前人的智慧。”至今,病菌仍未能对铜演化出抵抗性(resistance)。

新冠病疫启发的不止是防止某种病毒散播的设计,而是整体对生活环境细菌和病毒感染度的彻底检视。不少家居、办公室和餐厅都会定期清洁室内空间,但原来看上去窗明几净、像跟外来车尘污染隔绝的室内空气可以比室外更脏。跟据英国专业医护组织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报告显示,家居的室内空气比户外空气的污染度高逾十倍。墙身油漆、家具和地毡藏纳的细菌、霉、清洁剂的化学物质等等,全是释放有害气体和病毒的来源。和科比意的现代主义提倡的相反,世界卫生防护组织表示,室内内部循环的空气(re-circulated air)流动设施,如空调,是病菌传播的加速器。

建筑师提出种植大量植物可制造效力强大且天然的空气清新器。美国建筑师米雪安特然则建议参考日式建筑的玄关设计,把衣物鞋履放在玄关,把外来细菌留驻在家居最外头。而更多建筑师们皆不断研究和精进空气真正流通的环境,例如前文提到的Skylines摩天楼和伊斯坦布尔伊迪兹科技大学办公大楼。

在室内用具的物料上,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也展开了仔细的研究和改革。例如曾经常见的合金铜制厨具家品不易清洁、易生锈,昂贵(医疗用品尤其摒弃之),而为塑胶和不锈钢制品大规模取代——但现在,设计师重新起用铜制品,因为它比塑胶和不锈钢、甚至比银器更有效抗菌(新型冠状病毒可停留在前两者表面达三天,有些病毒则停留达数月)。据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研究员Larrouy-Maumus表示,铜制品两小时内可杀灭99%的细菌,“这是古希腊人用了数千年的器具,是前人的智慧。”至今,病菌仍未能对铜演化出抵抗性(resistance)。

同时,设计师也正研究使用低密度材质物料制作家具——即是自然物料如木材、昆虫翅膀,会减低病菌的留驻时间和传播。昆虫,尤其是大体型的蝉的翅膀,其超疏水的表面具天然洁净除菌功能:污染物会随水珠滚走。而翅膀表面超微小的刺也令细菌难以逗留繁殖。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受此翅膀物料和小刺表面启发研发器具的制作的新物料和方式。

物品的制作方法和形状也在进行革新,如钛合金超薄片,石墨烯(Graphene)薄膜,其超细微和尖锐的边缘,能把细菌的细胞膜刺破。其他杀菌杀病毒的天然物料也正在被试验用作物品器具的涂层,如精油、松木、啤酒花提萃物等。

不过以上这些材质、制作方法和保养涉及较高成本和洁净水源,低收入和卫生情况欠佳的地方或许难以生产和使用保持。

向六:公共空间,新城市体验

隔离生活令人们只能到公园和超市,如今可以在之前未能行走的地方留驻,开启崭新的“以人为本”的体验。

疫症把都市人长期在城市流动的生活模式喊停了,但同时,他们又以另一种方式被唤回,以新的方式感受户外的城市空间,成为疫情时期社会的主要疗愈。

不少国家出于疏导长期受困于家的市民的需要,把以行车为主的、商业行为主导的公共空间回归于人。那可能是暂时、又或是未来长远的规划方向。

很多城市开放因封城而关闭了的行车街道,例如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伦敦开放马路和行人路予餐厅和咖啡店设立户外座位。纽约市政府在市中心辟出了四十英里长的马路,再无车辆、只供路人和单车使用者踏足。隔离生活令人们只能到公园和超市,如今可以在之前未能行走的地方留驻,开启崭新的“以人为本”的体验。例如有市民搬了椅子,在曼克顿马路中央优悠品茶。此外,不少城市开辟更多单车行车网络,以回应因为疫情而生的庞大单车群体。

而使用大量车路改建成餐厅露天茶座,也是疫情爆发以来全球最常见的空间转型。英国建筑师Ben Masterton-Smith 认为,露天用餐(Alfresco dining) 有可能在后疫时代继续流行,“还能因此解决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或者现在是时候培养出一个批判的目光,询问为何餐厅外泊车会成为优先、成为城市规划的常态。”

社交距离为不少公共、共用空间的使用带来难题,但同时因新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创造了新的美学和互动的想像。例如很多室内表演空间和餐厅要保持社交距离而封掉座位,自然有种荒凉的衰颓感。柏林剧院 Berliner Ensemble 却在今年9月重开剧院之时把700个座位的500个暂时拆掉,如今剧场场地看上去掉了牙的老人或小孩,有种喜感。“我们想令这件事变成创意:如今座位如装置艺术,不像是被废置的空椅群。”剧团艺术总监Oliver Reese说。而对观众来说,在集体的场所中能处于自己的小泡圈(BUBBLE)中观赏演出,也是私密和公共的交错糅合的有趣体验。

把在隔离生活布满城市的警告——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逾越的界线——化成一种游戏,一种正面的生活体验。

而柏林设计师Martin Binder和心理学家Claudio Rimmele也合作设了无感染游乐场(Infection-free Playground),其构想是让孩子在湖上的一些睡莲平台上游玩。浮萍叶子之间区隔至少数米,让他们能保持社交距离之余,也令他们感受和想像跟他人似远还近、互相照见的诗意。而且,如此也会激发他们在新的距离下积极发展与他人沟通的模式,继续发展其社交技能。

相近的化疏离为游戏的概念也可见于一些设计师的新意念中,例如是圆型如卫星图的野餐垫,各人有其以颜色圆布显示的“座位”,之间相隔两米。这种清晰的设计反而教人安心地共处,不用时时检测自己有没有跟他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正是设计师希望能消弭的病疫带来的焦虑,把两米的警惕化为轻松戏谑的、如坐音乐椅般的感受;也把在隔离生活布满城市的警告——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逾越的界线——化成一种游戏,一种正面的生活体验。

野兽爱智慧

内卷中国:习近平时代的“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形式主义、反效果、低效⋯⋯就连中国国家监察部门都在公开文章中表示,要警惕国家治理日益出现的内卷化现象。

2020-12-21

【编按】: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题的第四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内卷,是中国大陆今年的热门网络词汇,各类论坛、知乎、B站等,都有对它的讨论,主要形容大陆民众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高消耗、低收效的表现。人类学家项飙曾形容内卷为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引起社会极大反响。端传媒推出年终系列评论,希望进一步把内卷从生活层面放到体制层面分析,探讨内卷的结构性原因及出路。本篇为第一篇,政治篇。

武汉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严厉的疫情防控手段。湖北各地市采取了全民隔离、坚壁清野的封城与全民禁足政策。其他省份则严格实施外来人口隔离14日的规定,当出现零星个案的时候,通过监控系统锁定密切接触者,辅以动则数万人的大规模检测迅速切断传播路径。在最近成都的一个酒吧集聚传播中,成都市政府在12月9日一天就检测了超过48万人

极端的防控手段成功阻止了疫情的传播。零星的个案对人们出门工作和消费的意愿影响甚微。在政府投资拉动和国外进口需求增长的情况下, 自5月起中国内地的生产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再次创新高。 日经中文网的报导显示,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2020年反而进一步提升,超过了历史新高。根据IMF的预测,中国有可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录得经济增长的国家。

疫情之后中国的生活秩序、经济秩序的恢复看起来井井有条,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欧洲各地却仍然深陷疫情之中。甚至连《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出来强调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并把中国当作一个正面例子。疫情从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变成了西方的“滑铁卢”,成了中国人民制度自信的源泉。

最近一项关于中国大陆居民疫情下的政治态度调查发现,大陆居民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的一党专政”和“能够保证言论自由的民主政体”的信心和居住意愿的选择上,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区别,甚至一党制的得分更高。自信心爆棚的网民在微博上纷纷讥讽英美“抄作业都抄不好”,中国官方也公开发话要向其他国家传授治理经验,仿佛中国治理的现代化已然实现了。然而,就连中国国家监察部门都在公开文章中表示,要警惕国家治理日益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中国的治理能力是否真的如想像般高效呢?

低效、形式主义、反效果的治理

近年来中国在治理中采用了大量的新科技,在制度上也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基层管理者的工作却肉眼可见的越发繁重。就结果而言,治理的效率也未必都有提升。

还记得年头疫情爆发的初期,人们对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湖北地方政府的质疑吗?为何那么多吹哨人都被噤声,处罚?为何SARS后建立起来的传染病直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假如人民日报通报的是真的,中央早在1月初已经对疫情做出指示,为什么武汉仍然拖延了半个月才承认疫情并做出反应?这些已经被淡忘的声音,本身就提醒了中国的治理能力并非那么完美。

近距离观察疫情控制的过程也会看到疫情应对上的很多低效表现。一个朋友从刚刚出现了肺炎案例的上海回到广东,还未到家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要求登记个人行程信息,然后又连续被公安、社区和卫生部门的人拜访。这个过程中还要拍照片作为工作记录。在已经有大数据监控的条件下,这些人工不但费时并且重复累赘。即使在没有疫情的城市,根据中央的要求,并非卫生部门的公职人员也需要承担额外的任务:下沉基层,帮助社区开展疫情排查、物资生产、生活保障、帮扶济困、维护稳定等一系列工作,补齐社区疫情防控短板。

近年来中国在治理中采用了大量的新科技,在制度上也进行了很多改革,但是基层管理者的工作却肉眼可见的越发繁重。就结果而言,治理的效率也未必都有提升。尤其是在硬骨头领域,环保,扶贫,社会治安等等,都出现了越来越多形式主义,甚至出现反效果的政策执行情况。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环保减排领域大量出现“一刀切”,无视具体情况地制定政策标准并严格执行。2018年冬的“蓝天保卫战”运动为了改善冬季的雾霾问题,要求降低PM2.5的排放——鹅毛层层压、指标层层加码的结果是,华北农村被要求进行全面的煤改气。接到任务的村干部被迫在大冬天下基层,一家一户地监督供暖设施改造和抓燃煤户。然而由于天然气供应不足和烧气供暖成本高企,导致私煤横行,结果非但没有减少排放,还出现了大面积民众挨冻的现象。政策推行两年后,国家能源委员会一锤定音回到老路子,“宜煤则煤”。

一刀切的“煤改气”也同样发生在雾霾相对较轻的南方省份。同是2018年冬,广东省环保厅出台了相关行动政策指导方案配合 “蓝天保卫战” 运动,制定了比国家环保部更严格的标准。各地市于是编制了《建筑陶瓷行业清洁能源改造工作方案》,要求相关企业全面改烧天然气以保证颗粒排放达标。而由于优质天然气短缺,使用劣质天然气凑数恶化了整体排放质量,反而让佛山这个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的陶瓷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完全偏离了上级政府产业升级节能减排的理想。

就在前几天,浙江多地规定机关单位3℃以下才可开暖气,同时对很多企业实施了拉闸限电,其中除了有中国限制澳大利亚煤炭出口所致的疑虑外,也被认为是以煤炭短缺发电不足的借口来实现节能减排的小算盘。

政府大力投入资金和人力、却对生产和社会福利造成负面影响,遭到舆论反弹的情况,也有不少发生在城市人身边。2017年开始的垃圾分类试点就是一个例子。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试点,民众必须对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等进行严格分类,混投的行为会招致罚款。然而很快有人发现,环卫工人在回收垃圾时仍然是混装混运,而实际上垃圾站根本没有能力分开处理。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成了形式主义。

文明城市整治市容市貌中也存在许多肉眼可见的低效的治理,统一街头招牌,完全忽略了商家利益和市民的感受,上海市静安区某街道边店铺招牌整体被换成了黑底白字,被嘲讽为“墓地风格”。

审视国家治理的新视角

项飙关于内卷的定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尤其是当下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治理效率改善不佳的问题。在治理问题上,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体现为越来越多的运动式治理。

这些繁琐、时而有效时而做无用功的现象背后,是近年来通过基层治理改革,将街道居委会制转向社区制所建立的“网格化管理”——为了强化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警务室、工商、卫监、城管、消防、交警等执法部门进驻社区。由网格长和网格员负责”。即使有强大监控系统来进行疫情管理,还需要基层公务员上门的现象,便是网格化的结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连中纪委国家监察委员会都意识到了网格化管理低效的问题,三个月前的《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一文直接用上了内卷:“网格化管理特别适应于管制、应急、动员类事务,但对基层服务、协调类事务易出现内卷化问题”,“比如,基层治理功能泛化。在压力型体制驱动下,凭借趋向网格化管理全知全能的目标运行,管理职责不断下沉,基层承担了更多无限责任”

《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并不是唯一一篇抨击治理中的内卷的机关文章。中纪委机关刊近日也撰文《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抨击越演越烈的形式主义。在学术研究里,内卷化更是分析中国治理的常用视角。最早把内卷概念引入政治经济学的是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他在研究爪哇岛的农业生产历史时发现单位土地上的人力投入越来越多,产出却鲜有提升,以此为例整理并发展了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把内卷定义为“外部扩张(比如资本土地资源等)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农业运作)的精细化发展过程”。杜克大学的历史学家杜赞奇则把内卷概念引入了中国治理研究,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杜赞奇认为晚清政府的现代国家建构努力是一个内卷的过程。政府通过复制和吸纳业已存在的非正式的国家社会关系到政治制度中,来把政权扩张到县和更低的层级,比如招募在乡村内有影响力的基层“经纪人”进行税收征收。然而这么做并没有能够带来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因为税收的增加可能还赶不上这些机构的开支。更糟糕的是,民众的税负反而提高了。

杜赞奇和格尔茨所讨论的内卷的主体是国家,根本原因是缺乏竞争。但是随着内卷使用的范围越发广泛,从学术进入新闻报纸到日常用语,讨论内卷的主体和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化,更贴合项飙对于内卷的定义:“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项飙讨论的是社会中个体之间互相挤占生存空间,竞争白热化最终造成精力精神的浪费,走入死胡同,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教育的内卷。

有趣的是,项飙关于内卷的定义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国家治理,尤其是当下大量的资源投入但治理效率改善不佳的问题。在治理问题上,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体现为越来越多的运动式治理。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从疫情应对,节能减排,垃圾分类,到文明城市的执行过程中,无一不包含运动式治理。虽然并非所有的运动式治理都是内卷的,但许多运动都产生了很大的内耗,最终导致结果严重偏离了原本的目标。

内卷的根源:权力集中

强调党建、集中权力成了中国政治最近八年来的核心主题,中央政府大大强化了对地方政府以及官僚体系的领导,巩固了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降低了行政部门对运动式治理的抵抗。

运动式治理原本是中国的治理逻辑中对常规治理的一种必要补充,主要用以应对棘手的问题。运动式治理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曾经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推动招商引资到经济特区都有它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越来越频繁的运动式治理成了社会治理的主角,并非由于社会问题频发,也不是因为新技术的挑战,而是近年来权力集中的结果。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治理中委托-代理的困境愈发严重。一方面经济社会的管理权已经变得相当的去中心化,另一方面,党内山头林立,强调党建、集中权力成了中国政治最近八年来的核心主题。通过大刀阔斧的反腐运动和2018颁布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大大强化了对地方政府以及官僚体系的领导,巩固了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降低了行政部门对运动式治理的抵抗,保证了运动顺利开展的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如邓聿文指出的,“党从过去隐身背后,只扮演决策和监督者的角色走向前台,集决策和执行为一体”,就必须在治理中承担起更大的角色和责任,而他们最擅长的便是运动式治理。从官僚系统的角度上看,中国基层公务员退出体制的成本很高,不但很难在业界找到同等待遇和福利的工作,想再回体制内也非常困难。因此当对大量政策的目标都变得严格、不允许失败的时候,政策执行上的竞争就开始频繁出现。

运动式治理中不仅有自上而下的运动,也有自下而上的运动,最终导致了运动型治理变得频繁而且变味。

运动式治理中不仅有自上而下的运动,也有自下而上的运动,最终导致了运动型治理变得频繁而且变味。自上而下的运动由上级制定目标和展开方式,主要包含几个核心要素:政治动员,意识形态宣传,领导协调组织建设,责任制实施。典型的自上而下运动包括环保,反腐,还有自2018年初开始的,针对“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自上而下的扫黑

扫黑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中央扫黑工作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囊括了公安部,中纪委,财政部,教育部,审计局等等在内的28个部门,然后派出了扫黑工作督导组深入省市甚至直接到县一级指导工作。

在政治动员下,省和市一级都各自建立了类似格局的领导小组,到了2018年9月为止,全国70%的地级市都建立了由市委领导担任组长的扫黑工作小组。新华社更是把扫黑形容为打一场“人民的战争”。然而不少被迫参与的部门发现,本身分管的领域很难和黑恶势力联系起来,只好在政绩的要求下制定了荒谬的目标。网络上流传的一张《无锡市新光幼儿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摸排表》显示,该校的35名幼儿被列入了扫黑除恶摸排对象,且“通过排查,未发现幼儿有涉黑涉恶情况” 。这并非个案,另一张贵阳市第九幼儿园的横幅显示,要“坚持打早打小,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令人啼笑皆非。

另一些地方则把精神病患者和失独家庭纳入扫黑斗争的对象。许多地方在运动的后期还设定了硬指标 – 案件数。一些地方政府在早期以旧案凑数,后来演变成把不相干的案件定性为黑恶案件。随着三年的扫黑运动进入尾声,今年下半年还频频出现某地有债主在正常追讨欠款过程中被以黑恶势力的名义抓捕的新闻。

这些操作的背后是疲于奔命的公安部门,和包括税务,教育,审计等的一系列辅助部门的尴尬表演。

自下而上的节约粮食运动

与扫黑除恶运动不同,节约粮食运动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闹剧。今年八月十一日, 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尽管中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并称中国的餐饮浪费现象 “触目惊心 ”。新华社次日评论称,“餐饮浪费现象,不只是个人消费习惯问题,更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挥霍”,并点名批评了网络大胃王吃播 。当日,中国商业联合会联合烹饪协会,饭店协会和美团联合发起《关于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培养节约习惯的倡议书》。北京、江苏、西安等地行业协会率先发布倡议书,建议餐厅摆放“节约粮食” 提示牌,提供半份或小份的食物。北京市还举行“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专项宣传引导活动推进会,发布了包含餐馆、机关食堂、饭店等在内的《“制止餐饮浪费 践行光盘行动”指引》。

紧接着,全国31省份的餐饮相关协会纷纷开始发声,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武汉餐饮协会出台了《10人就餐只能点9人份规定(N-1)》,之后其他9个省市加入N-1,其后辽宁餐饮协会则继续加码到N-2。各地政府也纷纷亲身下场,比如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联合监督局等部门召开专项工作部署会,还建立了举报投诉机制,对坚决不改的被检举人进行“批评曝光”。河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迅速通过关于节约粮食,反对餐饮浪费的规定,于2020年11月1日起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则计划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珍惜粮食、反对浪费专题调研,旨在加快建立法治化长效机制,为全社会确立餐饮消费、日常食物消费的基本行为准则。

闹剧飞速发酵,仅仅十天之后就引发了人民网舆情频道出来降温,提示需谨防相关舆情风险,不让制止餐饮浪费行动“变味”

多元出路能解决内卷吗?

保持官僚体系繁忙且惴惴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专制统治者维护权力集中的一个手段。

在日常生活中,内卷是人们在“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少量竞争优势,挤占他人的生存空间,同时造成精神内耗和浪费”(项飙语),而对于每个官僚来说,则是拼尽全力以显示自己比同侪执行得更好。然而很多时候政策目标实现存在严重困难,抑或执行结果难以测量,时间精力的投入和执行的表现力就成了评判标准,引发了以地区部门为单位的官僚组织争相进行形式主义表演。社会学家孙立平对垃圾分类运动的评论一针见血:“把这个事情分步来做…效果也会好很多,但问题是,如果你这么做,就看不出来是在做事情,而只有那种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的方式,才叫做事情”。

频繁的运动式治理和内卷最直接的后果是行政资源的浪费,一方面运动短期改变了政策目标的优先级,可能影响一些部门原有的日常工作计划和进度,另一方面对参与运动的部门造成了额外的政治压力。从组织的角度看,运动式治理的程序与常规治理相冲突,可能增加不同部门间的矛盾,在一党制国家中会导致政党组织资源的消耗。如果运动式治理效果不佳,可能导致部分权威下降,影响执行部门的士气,降低对上级的决策能力的信心,还会打击诸如“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服务动机,造成普遍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长期来看可能严重伤害治理的效率。

项飙为日常生活的内卷提供了一个整体解决思路——需要打破目标和竞争手段的单一,创造更多的赛道,多元的评价体系。诚然,多元出路是也解决治理内卷的一个办法,但是解铃人并不在基层官员自身,而是在于面对治理和政治双重目标的统治者。

正如项飙在访谈中提到的村长的例子,“竞争导致的高度的整合能力,就把所有的人都统一思想,所有的人一起消耗精力和生命”,保持官僚体系繁忙且惴惴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专制统治者维护权力集中的一个手段。

孔飞力的《叫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出于对帝国官员们掌握的常规权力缺乏信任,乾隆为了实现“清理妖党”的政策目标并顺便敲打官僚体系,借“叫魂”案的机会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整肃运动。各地的官员们迫于相互监督和竞争,争相缉捕子虚乌有的“妖党”。通过确认专断权力乾隆重新巩固了皇权。虽然军机处最后发现事情的起源不过是一起小小的谣言,皇帝还是对运动治理结果表示了满意和认可。

然而,“清理妖党”的运动最后把底层的老百姓也卷了进去,全国自上而下都陷入了一场歇斯底里的检举揭发审查迫害的运动之中。皇权和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造就了乾隆盛世,十全武功,但是也为大清的危机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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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或独?战或走?台湾人心中的一百个秘密

支持两岸统一或独立?愿不愿意上战场?这些藏在台湾人内心深处的真心话,我们将制作一部“声音页面”来说给你听。

端传媒记者 陈莉雅、李易安、何欣洁 发自台北

2020-12-31

2020 年,全球受到疫情笼罩,台湾因防疫成功、台美关系升温,集体认同快速凝聚。7 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公布三份民调结果,其中“我是台湾人”认同度高达 67%、“支持独立”则是 27%,是自解严以来最高的数字。同时,另一份台湾民主基金会民调显示,如果两岸发生战争,有八成民众愿意上战场,如果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导致战争,也有七成民众表示愿意上战场。

所谓的“台湾统独问题”,看似已是一个陈腔滥调的老议题,但这些“统独”民调数字的背后,究竟代表什么?每个人的复杂思想与认同情感,是否适合被化约成简单数字?2021年1月4日,端传媒将推出〈统或独?战或走?台湾人心中的一百个秘密〉专题页面,此篇文章为专题页面正式出刊前的精华预告。(连结为1月4日更新)

在页面中,我们访问了 35 位不同族群、性别、地域的台湾人,包含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 97 岁老兵、公务员、社运行动者、医生、台商子女、陆配、东南亚新住民、家庭主妇、海归青年、学生等,请他们回答三个简单的问题:你支持统一或独立?如果两岸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上战场?你愿意拿中华民国国旗吗 / 对中华民国的看法是什么?

这三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特别容易引发争议,可能因为表态支持台湾独立 / 两岸统一而面临不可预知的遭遇,甚至连累亲友或事业合作伙伴,平日是多数台湾人不愿轻易向外人谈论的话题。因此,在进行访问当中,不少民众对于公开回答此一问题,充满犹豫与恐惧;即便最后愿意“发声”,多半也采取匿名的方式为之。“统独问题”作为台湾最大的政治问题,却被架空为一个失效的语言,同时,让“表态”成为一个被恐惧埋进深处的秘密。

这一次,为了呈现这些珍贵而难得的声音,我们特别以声音媒材专题页面的方式,让你听见普通台湾人藏在心中,关于国家、认同与战争的回忆与秘密。此篇摘录其中六位受访者的心声,化为文字,想聆听更多的深度声音故事,敬请锁定端传媒在 1 月 4 日推出的专题报导页面。

纪敦明,97岁,跟随国民政府撤退来台的军人,现居桃园市

“大陆都给你了,你已经够了,还要把国民党逼到哪里去呢?”

我是 1924 年 10 月 8 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出生。在我 19 岁那一年,抗日战争还没结束,我年纪轻,毕业后没工作,一心只想跟着部队去打日本人。所以自愿加入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这个跟前线部队不一样,不是在前线打,而是在敌人后方扰乱。

但我加入游击队的隔年,抗日战争就结束了,所以也没有参与太多抗日战争。抗战胜利之后,我加入国民党的正式编制,在保安队担任分队长。没想到,才刚跟日本人打完,现在换打共产党。不过,毕竟是打自己同胞,跟打日本人不一样,心里上还是挣扎的,感觉上总是比较残忍,但你不打也不行,你不打他,他就打你。

1949 年(民国 38 年),几乎是每一天都有战事,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军人,湖北老家常常被共产党骚扰,我就想应该要把家人从湖北带走,但当时我儿子才五岁,年纪很小,跟着我太危险了,只好把他留在湖北让我妻子和爸妈照顾,先把我唯一的弟弟接走。

某天午夜,我带着弟弟到码头,打算搭一艘渔船南下,才上船没多久,就遇上一个人盘查,他问船长,船上还有没有别人,那船长很好,跟对方说除了他没有别人。当时天色很黑了,那人也没有进来搜,我们这才顺利地坐船南下,一直到湖南国军部队的所在地。

在湖南时,我是在第一兵团里的警卫团团部担任副官。起初,我们的司令官是陈明仁将军,但 8 月的时候,他叛变加入共产党,由黄杰将军取代他成为第一兵团的司令官兼湖南绥靖总司令。

后来战况越来越不好,我们一面打一面撤退,从湖南长沙往南撤,退到衡阳,再到邵阳,最后退到广西桂林。本来,我们打算撤到海南岛,但还没到海南岛的时候,海南岛就已经失守了,不能再过去了。这时候,根本退无可退了,上级就指示我们继续往南撤,撤到越南的富国岛。

当时,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向联合国寻求帮助,我们才能暂时待在富国岛,加上越南当时还是法国的殖民地。不过,后来韩战爆发,碍于国际情势,我们被迫留在越南,无法跟着其他部队一样撤到台湾。(注:富台部队 ,意即富国岛的台湾部队,是1949 年在黄杰率领下,由中华民国广西省撤退到越南国南圻的中华民国国军部队,又称留越国军。后驻越法军以“保护”名义,解除武装后集中软禁在越南富国岛。透过美国向法国居中协调,加上国际反共阵营的明确化,法国改变了对富台部队的态度。在1953年,这批部队陆续转运回台湾;抵台后重新整编,成为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之一部。)

在越南,一待就是四年。我们在越南每天一样出操、练习,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变化,但每个人的心中都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台湾。我记得当时,有人问有没有人想被送回大陆,我虽然很挂念在大陆的家人,但我没有回去,也不想回去,既然都跑出来,为什么要回去,为什么要自找麻烦。今天大陆已经丢了,共产党来了,我怎么可能回去。我如果回去给共产党抓到,日子还会好过吗,不会有人自愿跑回去的,真的有,那叫神经病。

现在想想,我的人生因为战争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抗日战争之前,我只是中学生,我爸妈给我安排相亲,我在很年轻时就娶了第一任的太太,也生了个儿子。如果战争没发生,我应该是继承我父亲的裁缝店,当个旗袍师傅。但后来一连发生抗日战争、国共内,我从军,就跟他们分开了。

一路撤退的过程,我遇上现在的妻子,她是湖南人,父亲是医生。她家就在我们部队的不远处,所以我们很常来往,他们一家人也对我很好。在我准备从湖南撤退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了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她竟然说好。可是,当时兵团的规定是不能携家带眷,所以我就拜托卫生连连长安排一个护士的位置,让她跟着我们部队一起撤到广西,后来马马虎虎地就在广西结婚。

1953 年,我们总算可以离开越南了,不过因为兵团的人实在太多了,大约有三万多人,所以我们是分批前往台湾,在海上,因为有美国军舰保护,才能一路平安地抵达高雄左营。一到台湾,我没想太多,还以为国民党很快就要收复大陆,我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但时间久了,慢慢也就忘了这回事。现在说要收复大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当然,我也没想到会跟湖北的家人,分离这么久。

回台湾的第一年,国民党安排我们住在桃园中坜的“富台新村”(取自富台部队村),就这样,我在台湾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第二任妻子也在那一年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几年内陆续生了四个小孩。我在台湾一共有五个小孩。

十几年前,一个做眷村纪录的人访问我,问我有几个小孩,我一下脱口而出说五个,后来文章刊出来,他写五个。但其实加上我留在湖北的大儿子,我是有六个小孩的。后来有一次,我湖北的大儿子来到台湾,在家里看到文章,很难过我竟然忘了他。其实我事后也很懊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忘记他。

在台湾生活的期间,因为两岸局势紧张的关系,我很难跟在大陆的家人联系,偶尔是通过香港的朋友给我们带点消息。我有听说,湖北家人在文革时期受了苦,但文革之后似乎好转一些,现在大儿子的事业好像也做的很不错。但其实,我也不清楚他们在那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1987 年,台湾开放探亲,我已经 63 岁了,跟湖北家人也有 38 年没见了,我第一时间就申请回去探亲。一到大陆心里非常紧张,我跟妻子坐火车到湖北,一下车,就看到所有亲戚朋友们在车站外头等我,大家一看到彼此就抱着哭了好久。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自然有开心,但也很难过、遗憾,因为我的爸爸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没有机会见到他。还有,我在湖北的妻子和大儿子也来了,她没有再嫁人,但我已经有了新的家庭。

离开越南之后,后续发生的一切都很难以想像,所以就算两岸开放了,我也只回去大陆两次,很多事情变了,包括我的生活、身体。

我到现在还是想念湖北的一切,尤其是那里的亲人,住在台湾那么久,我对台湾当然也有感情,但我会时刻提醒我的孩子、孙子,不能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我告诉他们,你们是出生在台湾,是湖北人,就跟我一样,我家里的客厅放着我们的家谱,就是得让我们记得过去的一切。

我已经太老了,可能没剩三年可活了,对政治的事情,我觉得活好就好,也没什么好说的。我是觉得,大家和平就好,就算你共产党把台湾占到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台湾、中国大陆都给你,又怎么样呢?你现在已经够了嘛,还要再把国民党逼到哪里去呢?都打死了,你再来接收,那有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是中国人,又何必这样搞,哎心痛啊。

许佩琪,40岁,已经取得台湾身份证的大陆配偶,现居新北市

在台湾的大陆人,不一定就是支持统一

我是 2009 那一年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已经住在台湾 11 年了,也顺利取得台湾身份证。今年一月,我也参与了台湾总统大选,投下人生第一张选票。

如果跟我出生的老家相比,我在台湾待的时间,已经快超越老家了。我喜欢台湾,也很笃定自己未来会一直待在台湾一辈子。如果说大陆是我的第一故乡,台湾就是我的第二故乡,两边对我来说,都是很难割舍的。

不过,当我具备申请台湾身份证的资格时,我还是纠结了很久,一方面,我在台湾已经建立起新的朋友圈、生活圈,在这边生活也相对习惯了,有台湾的身分证自然是更加方便的,另一方面,我早期的生活在大陆,父母也在大陆,要说真的完全割舍掉过往身份,其实很不容易。

再加上,很多时候我们两边都不是很讨好,在台湾,人家说你是大陆人;在大陆,人家说你是台湾人。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非常为难。特别是今年,两岸最近情势很紧张,加上疫情的关系,因为大家认为病毒是从大陆那里传来的,所以对大陆很反感,当很多事件叠加起来,就是极大的反感。

以前,两岸关系相对缓和的时候,我并不会害怕跟别人说我从哪里来,但今年常会面临一种尴尬的情境,我感觉台湾民众的情绪比较高涨,所以在外面,我不会主动讲我是来自哪里,因为我不希望因为政治立场,造成不必要的冲突跟麻烦,对我来讲,即便我现在没有明确的立场,但你却无法保证跟你对话的人,是如何看待我的立场。

确实,在来台湾之前,我在大陆的成长过程中,所接受到的教育跟身处在台湾的人接收到的很不一样。我从小学习的课本,告诉我们台湾是属于中国,台湾只是暂时离开,台湾有一天会回归,但基于各种状况,现在台湾还没有回归,一路以来,我们的思维里就是这种既定印象。

也因此,我们从小,包含我爷爷、奶奶这一辈,即便没有人真正到过台湾,但都莫名地对台湾有种深厚的情感投射,每个人都会讲“台湾是个宝岛,台湾有我们的亲人,我们期待着,有一天相聚重逢的日子”。

一直到我来到台湾,待了下来,我真正感受到和看到的,原来真正的“台湾”跟我在大陆所学的完全不一样,台湾人民有着自己的声音和想法。即便是我在台湾的家庭里,大家的政治立场也很不一样,对一件事也时常有着南辕北辙的想法。

可能很多人会直接认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支持两岸统一,但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偏向统一或独立,因为这对我来说真的很两难,我从小以为,台湾属于中国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到台湾之后,我发现很多人民对大陆很反感,也充满着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原来台湾社会里有这么多不同的状况时,我的直接感觉就是非常无奈。

以我的立场,现在我生活在台湾,我只是希望未来两边能用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问题,并保证老百姓安全与利益。今年因为两岸敌对情势升高,很多人提醒我可能会发生战争,但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不会发生。该怎么说呢,我总觉得大陆不会,也不应该用一种过于激烈的手法,例如战争这种方式收回台湾,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但至于台湾这里,会不会往独立的方式走,我就觉得很难讲了。

我是大陆人也是台湾人,这是我的身份认同,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冲突与矛盾。对我来说,一个人的身份认同会建立在,他在一个地方里是否被接纳、被认可。现在我手上拿着台湾身份证,但我是真的很想知道,这个政府、社会,真的认为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吗?

何山,40 岁,记者,现居台北市

中华民国是两岸最大的分歧点,但也是双方唯一可以对话的空间。

我担任记者已经 8 年了,说起来有点好笑,之前我不是特别欣赏这份工作,一心只想从事学术工作,但后来却因为家庭变动的关系,因缘际会当上记者,就这样一直当到现在。

在这 8 年内,我对台湾社会的变动感受还是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一个观感。假设今天硬要把台湾媒体区分成两个阵营,《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相对来说,就比较支持两岸交流,至于《自由时报》、《苹果日报》就相对少了些,这是个别媒体立场问题。

坦白讲,台湾现在真正懂两岸议题的人都在中时和联合,但没有人要看中时和联合,尤其是真正懂中共党政运作这一块的,人才都是在中时和联合,假设你真的想了解中共对台政策的思路,中时跟联合是比较好的环境,毕竟现在中时和联合主事者,其实都有相关背景,且也是有真正驻点在大陆。但很可惜的是,在现在的政治氛围之下,这群人写的东西,台湾民众并不想看。

直觉上,我们总觉得两岸关系是和我们生活习习相关,但其实台湾民众普遍对中国大陆是不感兴趣的,无论是对两岸议题讯息的需求,或是在观察视角上的偏颇。

台湾民众在看待大陆新闻的时候,普遍会过于关注在其中一种视角,对另一种视角却视而不见,假设今天有篇新闻在批评中共,说中共快倒了,读者就会觉得“对!这很对”。但当有媒体好好分析中共接下来的布局,以及会怎样因应中美局势变化所做出的调整,这时候就会被说成中共同路人,替中共大外宣。

我过去曾在大陆驻点过,现阶段来说,两边的民众想法、生活方式还是差很多。在差很多的情况下,要谈统一真的是很难的事,客观条件还不到那个点上。

我常觉得两岸就像是一条平行线,不管你挨得再近,至少现阶段我看不到交会的可能。维持现状我觉得现阶段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状况,对中共来说,如果他们脑袋够清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状况。

中共老是喜欢讲说求同存异,最终就会水到渠成,你不要说水,你连渠都没盖出来,怎么水到渠成。台湾是不可能跟你主动说统一的,你要怎么水到渠成?中共现在做的所谓惠台措施,讲难听点,都很肤浅。持平一点讲,他(中共)的对台作法有越来越细腻,但是越来越细腻有没有那个效果,我是打问号的。至少从台湾角度来说,效果没有太大,除非走到武统。当然,如果走向武统,尽管未来变数还很多,但单纯就武力而言,台湾绝对是被统的。

过去四年有点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台湾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战略机遇,有点像是当时韩战那个时候,有一个战略机遇。在这个情况之下,使得台湾民众对于局势的发展过度乐观,从而高估了自己、又误判了中共的形式。之前媒体调查说台湾民众愿意上战场的人变多了,坦白讲,我觉得这是过度高估了,我们对两岸发生战争,自己所能承受的抗压的力道过于乐观,也太低估北京。我觉得对中共的想法是,我可以用全国 14 亿人跟你 2300 万人拼都没关系,拼到玉石具焚都没关系,就算拿回来是一个烂岛,全岛都烂掉也没关系。我觉得台湾民众低估北京对于主权这块的决心。

两岸务必是要通过沟通解决纷争,但坦白说,即便现在是国民党执政,两岸谈判也走不下去,因为两岸要谈,不光是经济的东西,肯定是会要谈到政治的东西。在政治深水区,一定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要怎么处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中共并不否认中华民国,也没有反对孙中山,尽管他们不是把孙中山定位为国父,也把他定位为革命的先行者。每年十一的时候,天安门广场另一侧会摆着孙中山的头像,跟着毛泽东对望。

只是,现在他们是把中华民国当作一个朝代,在 1949 年灭亡了,这个说法对国民党、民进党来说都不会接受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现在式,这要怎么否认?有一个岛,上面住两千三百万人,是中华民国的内涵之一,请问你是要怎么否定这个事实和这些人。

要谈,中共务必要做论述上的改变,解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不然两岸之间不可能走得下去。我在国台办记者会上曾经问过,“如果两岸要和谈,该怎么解决中华民国的问题?”

就我看法,中华民国确实是现阶段台湾民众的最大公约数,虽然我到现在这个年纪,看这四个字早已经没有太大的情感成分在里面,不会一看到就肃然起敬、心里激昂阿,但至少它是现阶段比较可以对话的一个空间。

假设两边都一直不处理中华民国的问题,那迟早就是被民进党收割这些论述,现在中华民国这个词正逐渐弱化,失去历史厚度和意义。一旦中华民国被弱化到都没有的时候,你说是最大的分歧点,但同时也是双方唯一可以对话的空间。

不过,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是历史洪流的一小块,也没有想像中那么严重。假设今天因为台湾坚持某种做法,导致中共攻过来,我也不会因此否定说过去我们在台湾所做的民主的事是失败的。

黄永勋,50 岁,男性,移民来台的香港人,现居新北市

台湾已经是华人民主的最后一站。

我是出生在 1970 年的香港,还是港英政府时期,我老家住在香港的观塘区。我妈妈是台湾的华侨,小时候几乎每年都会陪妈妈回来探亲,所以我跟台湾并不算陌生。

有一年,我跟家人来台湾探亲,在教会里遇上我现在的太太,她是云林人,之前在外商公司工作。后来我们两个开始拍拖(交往),那段时间我几乎是每两、三个月就来台湾一趟。

2013年,我跟她结婚之后,决定搬来台湾,到现在已经在这里 7 年了,目前在台湾的工作是开计程车,很自由,我很喜欢。2016 年左右也取得台湾身分证。

我离开香港之后,香港发生了很多事,像是 2014 年的雨伞运动还有去年的事,都很难过。一方面我觉得年轻人不应该那么冲动,因为这样会有生命危险,然后也会想为什么这么小年纪的学生也会出去抗议,但我更同情那些年轻人,很可怜的,他们跟我们不一样,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以前生活的时候,还有很大一段时间给英国统治,但他们出生没多久,就给共产党统治,一些改变很难适应的。

在疫情爆发之前,我回了一趟香港,当时整个香港社会给我感觉很沉重,很多人变得很不开心,走到哪里都是警察,感觉随时随地要抓人一样。香港变了,跟以前我住的香港很不一样。

你说看到香港变成这个样子,现在我来到台湾,我就会希望这里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就很好。我不希望台湾跟大陆统一,因为我真的看不到现在大陆有什么想令人想统一的原因,但我还是觉得,台湾真的不要跟香港一样,跟他们的关系弄得这么僵。因为你真的不会知道共产党,当你把他们逼到一个地步,他们疯掉会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我也搞不清楚,只觉得台湾暂时不要跟他们统一就好。

所以我觉得,台湾跟大陆如果可以保持基本往来,像国民党时期,和平一点可能会比较好。怎么讲呢,我们大家都还是中国人,如果大陆方面跟台湾保持交流、和平关系。台湾这里也会比较好。

有时候我会感觉民进党好像是想把台湾直接独立,但我还是觉得独立比较危险,会把跟他们关系弄得太僵,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知道台湾很多人想要独立,但要独立的话,还是得评估有多少力量。所以个人立场,台湾保持现状,不要跟他们并在一起,但也不要大家都没有话好说。

不过,虽然我来台湾定居,拿到身份,但我是永远都不会忘了自己是香港人。我不会跟别人说自己是台湾人。这种感觉很像以前在香港一样,英国时代我也不会说自己是英国人,也不会讲自己是中国人。确实,我们都有中国血统,但我不是给你中国人统治。好像我们香港人,一直都是给英国人管,管那么久了,你现在中国人过来说要要管,怎么都管不了。

这就是我觉得,台湾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如果大陆用他们那一套统治台湾,是真的没办法,就好像我说的,跟香港一样,留地方不留人。我一直都觉得,台湾已经是华人民主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了,如果还要搞的跟共产党一样,没有言论自由,所有人都要听他话,那我们华人可能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生活了。

汪坚,36岁,男性,金门影像工作者

就独立而言,我没有特别支持,因为我觉得台湾这个岛屿没有独立的必要性,它本身的政治体制就已经非常完整了,我们有自己的立法和司法机关,本来就是很独立的个体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独立,只有要不要改名的问题而已。

但如果你要改名叫台湾,澎湖人、金门人可能无法认同,尤其是我们金门、马祖人帮你们承受这么多飞弹,结果现在就要变成台湾人?假如中央政府现在在绿岛,我们应该不会逼所有人都自称绿岛人吧?既然中央政府现在在台北,那要不要干脆就改名叫台北国?如果台湾改了国名能够飞黄腾达,那我会同意改;如果不能,那干嘛要刻意去改,然后造成区域局势动荡呢?

如果问我要不要统一,那要考虑的,就变成是用什么方法统一:是美国那种联邦制?还是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华人地区(像新加坡)一起组成一个更大的集团?这些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考虑,也不需要放弃,重点是如何用不一样的型态,去达到区域性的和平和利益。如果你要我被共产党统治,我不一定能认同,他们最多只能用战争来逼我投降;但如果有一些别的结合/统一型态,我可能会蛮支持的。

我会觉得我自己是中国人;别人说我是中国人,我也不会感到生气或被排斥。出国的时候,如果我从金门出发,就会说自己是金门人;从台湾出发,就会说自己是台湾人——我都会看场合来决定说自己是哪里人。如果有其他大陆人在场,我就会说我是台湾来的;如果在场没有大陆人,我就会说自己是中国人。

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形走下去,战争的可能性蛮高的,只是战争型态和规模的问题而已——是网路瘫痪、电力瘫痪、还是经济瘫痪呢?就我自己的了解,战争是无所不在的,比如贸易也是战争。人类史上其实很少看到那种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而台湾的价值,应该也还不足以让大陆用毁灭性的战争来取得,但其他种形式的战争还是有可能的——但当然,我们是不希望看到这些发生的。但如果我们的执政党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方法和对方达到妥协,彼此进行善意沟通的话,甚至还不断刺激对方的话,那发生战争不是不可能的。

至于我愿不愿意上战场?如果今天我们是因为一个愚蠢的总统、领导人因为个人的主义去发动战争的话,我当然不会为此牺牲自己的性命,但如果今天大陆是要屠杀我的亲朋好友,那当然我会去抵抗。如果你要我们上战场去肉搏,我相信台湾人在战场上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要上战场太难。但如果大陆要来杀我的家人了,我当然还是会意思意思去抵抗一下。但就我所知,现在很多金门人家里都有两面旗嘛,万一打仗了,可以看哪边比较强、就升哪边的旗。

台湾人没有看过战场长什么样子,但如果你来金门,就会知道战场是很残酷的。

我很愿意拿中华民国国旗,我甚至会鼓励中国大陆的同胞使用我们的国旗。毕竟现在大陆用的国旗还是党旗,但以前是苏维埃主义去领导所有的党,所以它是跨国的政党。然而现在苏维埃早就解体了,为什么还要用党去领政呢?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要换国旗。

我觉得拿哪个国旗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万一真的发生战争、打肉搏战了,要放哪面国旗比较安全。所以不是说我不爱中华民国国旗,我看到国旗是会觉得很骄傲的。如果这个国家是被认同的,我当然会对这张国旗感到骄傲,但如果你把国家改名叫台湾了、不认同我们国家的名字,那要怎么去认同这面国旗呢?

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这三种称呼我都会用,要看情况。如果我遇到大陆人,我就会用“大陆”,但如果在讲国际议题的时候,就会使用“中国”。我很同意自己就是中国人。但我也不会否认我是台湾人;你说我是金门人,我也会很开心。不过你如果要说我是“大陆人”,那我可能就无法认同了,因为我不是在大陆出生的。

在国外的话,如果对方知道台湾,我可能还是会说自己是台湾来的,因为我出国本来就是从台湾出发的嘛;但如果对方不知道台湾,我就会说“我是 Chinese。”

如果按照目前的情势来看,加上在野党也没有有效措施去抵制执政党的作法,我觉得我们就是会一直去跟中国大陆做正面冲突。这样一来,就只能看大陆政府觉得怎么做对它是有利的。比如说,他们可以一直派战斗机来绕台,我们也只能飞战斗机去回应,然后飞一飞就失事,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再掉几台飞机,花多少钱帮战斗机加油。再这样下去,我们国家是会被掏空的,我们会默默背负很多债务。我觉得没有必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应该要努力恢复到稳定的状态,用更理性的方式去沟通。

阿塔,32岁,女性,自由业,原住民

在我们的家族、部落有这么多人从军的情形下,我希望不战争的时间拖的越长越好,希望永远都不要打仗。

(统或独)至少在我有生之年,还是想选择维持现状,就是让现在的生活不被这些事情影响到,我觉得这才是每个人真正在过日子的方式。我觉得“生活”对我来说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爸爸是闽南人,妈妈是排湾族,所以妈妈那边都是原住民,那像我阿姨,她有四个儿子,都是军人;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子、侄女也都是军人。对我来说,我是非常不想要有战争的,我会去想像,万一有战争,我阿姨可能四个儿子、甚至孙子加孙女,他们都要去战场上,这件事其实很可怕。

每个从军的人都会知道有这样的风险,那为什么我们家族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跟一直以来,原住民在很多事情上的不平等有关,教育阿、经济其实是不平等的。父母们把孩子送去军校,其实他们也很痛苦,我阿姨一直都还会跟我提到,她记得孩子就是小小年纪就离开部落,背着东西下山,去念军校的那个情形,想到都还是会很心痛。

因为很多部落父母,没有能力给小孩读书,可是又希望他们未来能够稳定的,那在公务机关上是稳定的,从军这件事是门槛相对低的,就是说不用花太多钱让小孩读书,可是他未来是有保障的。这说起来,还是原住民在社会上的结构问题。

在我们的家族、部落有这么多人从军的情形下,我希望不战争的时间拖的越长越好,希望永远都不要打仗。

如果有一天真的打起来,我可能会想要抱着我的猫,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为带着猫逃难,光是在和平时期就很麻烦了,战争时期一定更没办法。所以我要跟猫在家里,直到最后一刻,看怎样就怎样吧。

(应受访者要求,汪坚、许佩琪、何山、黄永勋、阿塔皆为化名)

野兽爱智慧

伊格言:2021年,数位极权的三种未来怎么走?怎么办?

数位之狂野,你和我,谁遭没顶,谁能生还?

特约撰稿人 伊格言 发自台北

2021-01-01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九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这一篇邀请科幻小说家伊格言,以科幻文学作家之眼,讲讲对当下互联网现实及未来存在的看法。

至为不幸的是,历史或将如此行进──数十年或一世纪后,回望今日,我们终将承认,此刻即是数位极权与数位战争萌芽之初始。人类必将亲赌一部分的自身文明在此洪流中土崩瓦解,倒退至蛮荒。那将是数位之旷野,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灭顶与生还。

2020终于过了,是吧?还有什么比席卷全球杀人无数的Covid-19更惊心动魄的呢?瘟疫大年,万物生长且凋敝,惊诧于所谓“非常”之余,我们总还拥有些不灭的,足堪告慰的“日常”对吧?不,问题是,一切并未随2020结束。立足于民主台湾、晚期资本主义兼且全球化时代如我辈者,个人以为,比起病毒更“活久见”的是,截至目前为止,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尘埃未定,现任总统川普拒绝认输,而真假消息、舞弊阴谋论则尘沙漫天,无日无之。

伊格言:台湾作家,台大心理学系、台北医学院医学系肄业,淡江大学中文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噬梦人》、《零地点 GroundZero》,短篇小说集《瓮中人》、《拜访糖果阿姨》及评论集《幻事录──伊格言的现代小说经典16讲》等。曾获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长篇小说奖、林荣三文学奖、吴浊流文学奖长篇小说正奖,入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亚洲版布克奖)、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典奖等,曾获选中央通讯社2008台湾十大潜力人物。曾任香港、德国、台湾多所大学及文学机构访校或驻校作家;现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共同学科讲师,镜文学签约作家。

作票?窜改数据?美国人作票,兼且窜改数据?他们是国民党吗?而且还是个戒严时期的国民党?这事乍听之下未免匪夷所思。然而且慢──未必如此。12月1日,美国邮政系统外包运输公司员工,卡车司机Jesse Morgan挺身指证,宣称他本人曾于10月21日载运20箱已填好的选票自纽约至宾州蓝卡斯特(Lancaster),其间诸多不寻常迹象(如平时均正常执行的货品签收程序此次却并未执行等),而隔日20箱选票则原地消失。12月3日,乔治亚州“计票舞弊影片”流出;监视器录像显示,该地State Farm Arena投票中心选务人员在以水管爆裂为由赶走监票员后,突然自黑布大桌下拖出四大箱预藏选票,于深夜无人监管下开始扫瞄计票。这段作票影片由State Farm Arena场地监视器直接拍下,首尾俱足。至截稿为止,最新发展是,德州总检察长代表德州状告四大选举争议摇摆州(密西根、宾州、乔治亚、威斯康星),谓由于后者选票计算方式并不严谨,多有违规违法之处,遂构成对德州等其余“守法乖乖州”之权利侵害,不能坐视。根据美国宪法,州与州间若发生争执,则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夺。然而三天后,最高法院以7:2票数拒绝受理此一诉讼。(编注:关于乔治亚州影片事件,请参阅。)

人类必将亲赌一部分的自身文明在此洪流中土崩瓦解,倒退至蛮荒。那将是数位之旷野,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灭顶与生还。

此为美国总统选举法律大戏之实况。笔者对美国选举实务与法律体系并不熟悉,亦无从得知事实真相,自然难以预判可能走向。然而早已令人目瞪口呆的2020终究以此作结,却似乎饶富深意。我以为,这恰恰明示了,我们竟是如此躬逢其盛地身处于此一怪异的巨变时代之中;且地平线上四顾茫茫,史无前例。而正因其史无前例,参考座标付之阙如;是以对于历史长流中的人类,对于此刻似乎为2020行将告终(疫苗好歹是来了对吧?)而暂且松了一口气的我们,更堪称难题。

何以见得?这或许得从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政治学经典《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以及未来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起了。

先说《民主在美国》──是,这本法国人托克维尔完成于1840年的政治学经典早已为读者详述了美国的民主是个什么东西。平心而论,对我辈成长于解严时代的台湾人而言,威权不远,但对民主程序似乎也已习以为常──至少“投票”对我们而言早已如家常便饭。但光是公正选举所必须的户政系统,台湾与美国便大异其趣。事实是,也正是在此刻,我们方才愕然发现,号称自由世界民主模范生的美国,居然连“翔实可信的选举人名册”这事都有争议;而各州选举规定也不尽然一致。何以致此?究其实,此刻台湾拥有一套中央集权、准确可信赖的户政官僚体系并非理所当然(我们甚至可推断,这无非是日治与威权时代的政治遗产),而以联邦制立国的美国,其州与州之间的差异却远远超乎我们想像。这当然是因为其宪法赋予美国各州极大自主权的原因。

关于这点,《民主在美国》即曾论及,此种“自己的邦国自己管”的公民意识深入美国人民骨髓(早在北美十三州时期便是如此),遂进而造就了各州自扫门前雪的倾向。这“自扫门前雪”听来负面,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它既是公民意识之表征(一般公民倾向于对公共事务高度关切;因为往往涉及切身之事──托克维尔以“积极公民”称之),也是对代议制的尊重。原则上各州自治;非不得已,联邦无意介入。当然,这也是选举人团制度的底层逻辑──你们想要川普还是拜登,自己搞定了再通知我就好;至于你们内部要怎么乔怎么吵,那是你们的事(没错,也正因如此,各州选务规定才居然各行其是,马马虎虎;连个选举人名册、邮寄选票截止期限都搞不定)。

这样好吗?答案是,有好有坏。托克维尔指出,直接民主在美国开国先贤眼中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多了这样一层各州的自治、自管与代议(作为人民本身与联邦最高权利机构间的中介),除了维护各州“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等各类因地制宜的权利之外,也能适当削减、过滤并裁量民众的激情与疯狂。是,人类的疯狂我们可见多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是位拥有极高民意支持的领袖。而各州自治与代议恰恰匡正了此类多数暴力的可能弊端。这也是美国此一国度相较之下并不那么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

此刻的世界里,还有什么会比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更“极权”的? 有的,当然有;答案是,“多数暴力”。而此类“多数暴力”,实体化且具现化于当下时空环境者曰:网路。

但问题来了。这样就结束了吗?这样就天下太平了吗?当然不。让我们暂且自此一“中央集权”概念展开思辩──试想:此刻的世界里,还有什么会比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更“极权”的?

有的,当然有;答案是,“多数暴力”。而此类“多数暴力”,实体化且具现化于当下时空环境者曰:网路。

此即是此刻意料之外的美国总统选举大戏所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是,我们以为极权不远,然而不知不觉间,它已然初露端倪──以一种我们未曾体验的全新形式。才在20年前(在贾伯斯于2007年拿出第一支iPhone之前),这一切对我们似乎无法想像。民主是什么?此一时代的“数位极权”又将以何种形式现身?民主与极权,是否必然彼此对立?或者,极权就在“所谓”“民主”之中?我以为,这是身处2020转捩点的我们必须思索的。

位极权之一:自下而上“涌现”的网路霸凌与多数暴力

网路。Internet。是吗?网路很极权吗?那难道不是个百家争鸣,三教九流各类意见纷然杂处,因而导致权力高度分散,谁也不服谁的地方吗?不,未必尽然。祖父母均于法国大革命中惨遭虐杀(对,自由、平等、“博爱”与虐杀)的托克维尔想必对此颇有体会。事实上,“多数暴力”此一概念正是由他首度提出。《民主在美国》的犀利陈述是,于“自由”与“平等”间,民主时代的“民主群体”(此刻我们身处其间者),所谓民众、或曰人民,几乎必然更重视平等,多过自由。原因不难推敲──既然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人不因其出身而尊贵,理论上亦不因之而卑贱;那么只要发现别人似乎比自己多拿到了些什么,多享受了些什么,直觉反应即是“我是否权益受损了?”、“那是否本该是我的?”──一言以蔽之曰,“我也要!”。

反正我也要。很合理吧?此乃人之常情。至于“自由”,那是个与平等截然相异的概念(事实上也比平等艰难许多)──那是某种于群体法度内(换言之,在与他人复杂万端的互动中织就而成的法律、道德与习俗之网)“为自己负责”的概念;自作自受,自业自得。英国文豪符傲斯(John Fowles)巨著《魔法师》(The Magus)即曾言及,“自由是残酷的,因为自由使我们至少必须对自己的现状负部分责任”,庶几近之。换言之,时日既久,群体互动既久,对多数人而言,“自由”其实一点也不讨喜;而“向这个世界索讨平等”(而非负起自己某种程度自由的责任)则相对容易得多──或曰,媚俗得多。

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早在近二百年前,托克维尔早已为我们揭示了“乡民的正义”之弊病──尽管那时Internet这种东西尚且连个影子也没有。而躺在床上忙著滑手机的我们难道对这样的“数位极权”浑然无所觉吗?不,我们其实知道──不仅托克维尔;未来学家凯文‧凯利(Kevin Kelly)也早已在《失控》(或译“释控”,Out of Control: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 Social Systems, & the Economic World)中为我们预言了网路霸凌、网路多数暴力的存在。

此刻的Internet是个什么样的场域?答案是,是个“你开车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却被群众判之以枪决”的世界。这不存在于正常的法治社会,在此Internet时代降临之前也并不常见

《失控》成书于1994年──当时对一般大众而言,Internet也尚在虚无缥缈中;而此刻,所有凯文‧凯利当时洞见的未来已于我们面前一一成真。那是“去中心”、是“低层级群体向高层级群体的涌现”、是“低层级与高层逻辑的全然相异”、是“低层级无法理解高层级”。上述一众命题听来拗口,但其实仅仅是关于“涌现”(emergence)一事的不同陈述而已。“涌现”是什么?简化地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即谓之涌现。系统中众多单一个体彼此互动联作,久而久之,所形塑聚合而成的整体,其性质、其行为已与单一个体完全不同。常见的举例是蚁群或蜂群──蚂蚁或蜜蜂单一个体极小,中枢神经系统极其粗陋,几乎确定仅能形成求生本能或求生直觉,不可能驾驭更高级的心智运作。但当牠们形成蚁群或蜂群,却能合力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例如建造巢穴,合作觅食,抵御外侮等等。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以为,这正是“数位极权”的由来之一。此刻的Internet是个什么样的场域?答案是,是个“你开车不小心闯了个红灯,却被群众判之以枪决”的世界。这不存在于正常的法治社会,在此Internet时代降临之前也并不常见;因为法治社会难以违反比例原则。而此刻的事实是,我们在网路言论市场上部分实现了直接民主。结果如下:热衷于网路霸凌、网路公审的人未必能觉察自己嗜血与发泄的原始动机,而演算法与人性的弱点则将世界一往无前地向膻色腥、媚俗与嗜血的方向推去。这是个即溶三合一的世界,重甜重油重咸。若托克维尔若生于今日,想必他会立刻犀利指出其间弊病:你看,我早说了,小范围的各州自治与代议制的过滤是必须的(是,对激情与疯狂的过滤与裁剪是必须的),就跟你说直接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吧。

托克维尔的诊断或许如此,然而它是否正确,我们其实难以断定。准确地说,之所以称之为“涌现”(且此“涌现”之所以神秘难解),正是因为我们身处其间。身为低层级个体之一,我们原本便未必能凌空窥其堂奥。但尽管如此,孜孜不倦的追问依旧是必须的──这是此刻自诩文明的人类所不可免──否则我们有何资格自称“文明”?

众口烁金。烧女巫。今日多数暴力的数位极权还在我们个人经验范围之外,但“极权”之恶,历史上自然也不新鲜。自奥许维兹中幸存的义大利化学家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于经典《灭顶与生还》中曾如此析论这史上最恶名昭彰的杀人体制意图湮灭杀人罪证的努力,及其未尽成功:

幸好历史的发展并不如受害者所恐惧,以及纳粹所期盼。最完美的组织也难免有漏洞,何况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尤其是其政体瓦解前的最后几个月,更远远谈不上是完美的机器。

幸好官僚结构远非完美。幸好。然而这与我们所亲见的,此时此刻萤幕方寸之上的的数位极权有何不同?有,当然有。我首先想到的是:惨了。比集中营更惨。我必须说,若依普利摩‧李维之思路,奥许维兹的技术官僚结构(那众多平庸之恶的立体层叠)难免于制度上存在罅隙;则万一,万一当今我们所熟知的一众网路巨头们意图炮制某种极权统治,那么在省略了此层叠官僚零件的运转摩擦之后,那是否会“平滑”、容易多了?

我以为,这向我们提示了数位极权的第二种可能:自上而下的高效极权黑箱。

Internet上的数位极权,或许比我们想像的更“多元”──它可能来自由下而上的多数暴力,亦可能来自由上而下的演算法AI或程序黑盒子──而其源头,则更可能是网路巨头们个人的师心自用。

数位极权之二:自上而下的高效极权黑箱

我必须说,想像此类“极权状态”并不是最恐怖的事──更恐怖的是,其实它已然发生。如前所述,2020年11月,败选的川普总统拒绝认输,坚称选举并不公正。暂且不论其对错,这自然不乏热情支持者与无数YouTuber自媒体发声相挺。然而12月8日,以打击假新闻为由,YouTube官方宣布,将渐进式删除质疑选举公正性的影片,且将逐日加强力度。消息既出,网路世界一片哗然,新仇旧恨一拥而上(是啊,新仇旧恨──如果你是个曾被“黄标”过的政论YouTuber的话)。但,这是对的吗?脸书在所有怀疑选举舞弊的贴文后标上“拜登是此次选举的预测当选人”或“邮寄选票行之有年,舞弊现象极其少见”是该被容许的吗?尽管这样的“下标”所言未必不是事实?YouTube是否挟其垄断地位公然箝制言论自由?若说“涌现”使我们难以测度网路直接民主的恐怖后果(我们已然窥其一端:没错,此刻我们已无法预测这疯狂、嗜血兼且盲目的蜂群,亦即人群,会将我们带向何方);那么,以高层核心(YouTube官方、Twitter官方、Facebook官方)为单一发动机,看似古老的“中央集权令”,是否找到了比八十年前的奥许维兹更高效、更无缝、更如臂使指兼且杀人不见血的执行方法?

令人惊异的是,此处竟已无须庞大官僚作动,仅需数行程序码,或少数演算法微调而已。改变近乎一键直达,需时仅在一夜之间;禁言令既出,即刻通行无阻。我的意思是,就此一面向而言,Internet上的数位极权,或许比我们想像的更“多元”──它可能来自由下而上的多数暴力(那恐怖且不知伊于胡底地“涌现”的,“乡民的正义”,网路霸凌与网路公审),亦可能来自由上而下的演算法AI或程序黑盒子──而其源头,则更可能是网路巨头们个人的师心自用。试想:才在十数年前,我们并未如此单一且集中地为google、Youtube或Facebook所控,不是吗?而正因此数位怪兽的组构方式不仅一种(是啊,若说科技进展驱动了极权变化、装扮其自身形貌的能力,又有何意外?),它或许将来得更令人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是吗?我必须说,是的,是的。基于惰性,我们之中的多数对此并无抵抗能力。失去抵抗意志甚至也比我们所以为的容易。容我揣想:此即是数位极权的第三种可能。

数位极权之三:麻痺抵抗力的惰性

大数据监控身体的时代已然到来,这当然构成对隐私的侵害;问题在于,多数人都乐意让渡自己的部分隐私,以求获得某些“好处”。

你读到这里了吗?恭喜你,我想你是相较之下能抵抗人性中的惰性与短视的人。我文章写得长,但我想我必得如此才能不简化地将事实交代清楚──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写不容易,读也累人。我们直觉上太容易被短小轻薄的情绪所填满,太容易习惯性地拥抱它们。我们对长文敬而远之。这当然在上述社交媒体巨头们的预料之内。我们都迷失在赞数所带来的多巴胺中;又或者如果缺赞,那么就习于感到忧郁。近日大红的Netflix纪录片《智能社会:进退两难》已将此事梳理得明明白白。然而事不止此。

以色列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irari)也在《人类大命运》中提醒,大数据监控身体的时代已然到来,这当然构成对隐私的侵害;问题在于,多数人都乐意让渡自己的部分隐私,以求获得某些“好处”。就像我们已经习惯GPS带给我们的方便,而AI自动驾驶也已近在眼前。有朝一日,当医疗保险公司能时时透过你的脉搏、血压与其他身体指数监测并“维护”你的健康,你大约也不会拒绝。而张开双臂欢迎这些“好处”的结果就是,一不小心就让得太多,而掌握大数据的科技巨头们也越来越坏──最简单的推估是,他们会利用这些优势让你失去对上述极权之一与极权之二的抵抗意志。而此事,大概也至少已部分实现。

没有解决方法吗?我是否过度悲观?至为不幸的是,我依旧以为历史或将如此行进──数十年或一世纪后,回望今日,我们终将承认,此刻即是数位极权与数位战争萌芽之初始。人类必将亲赌一部分的自身文明在此洪流中土崩瓦解,倒退至蛮荒。那将是数位之旷野,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灭顶与生还。

我们该如何阻止它?

可能的解方:部落化的网路世界与“自组织”

此刻网路上的网红与意见领袖,其实就颇类似部落首领;而相异部落之间的竞和,其实也正类似我们先祖的斗争日常。

我当然不会有完美的方法──我甚至揣想,大约还会有许多人对上述预判无限怀疑吧:有那么严重吗?这是否杞人忧天?我能理解这样的怀疑,因为难道我不抱持著同样的自我质疑吗?此刻我所能者,仅是提供一思考进路以供参考。这思考进路是这样的:首先,借用《枪砲、病菌与钢铁》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语:人类者,无非是除了大猩猩、黑猩猩二种灵长类近亲之外的“第三种猩猩”;而当下将主导未来历史的,就是一群活在数位旷野之上的黑猩猩们。他们都是。我们都是。

前此数千年,基于信息产制与传递之缓慢,我们发展出了现今人类文明的样貌;而基于近二十年来信息产制与传递速度之爆炸性增长,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部分“返祖”至史前时代,并将此一文明历程之一部分重走一次。那将是一幅部落化的野蛮图像──别的不说,此刻网路上的网红与意见领袖,其实就颇类似部落首领;而相异部落之间的竞和,其实也正类似我们先祖的斗争日常。那里并无定则,无法无天,纷争可以暴力解决,亦可私下“乔一乔”了事──而更常见者,当然就是花言巧语、哗众取宠、曲解他人、骗取支持,兼且拥兵自重了。

镇日滑手机忙著“出征”的乡民们大概极少联想到自己和拿著石斧弓箭的先民们很像吧。但这并不奇怪,因为依凯文‧凯利所言,我们所眼见的未来,必然会是个人与机器、人与思想联姻的未来。也正因如此,所谓“演化”将不再局限于有生命的生物体,而是生物体与其相关配件(例如知识,例如网路,例如宗教与文化倾向)共同参与。这很合理,因为从迷因(meme)演化角度析论,基督徒或穆斯林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因为此类一神教内建了“不许崇拜其他偶像”的排他性,而此排他性使得它在思想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天择场域中胜出。所谓“优胜劣败”,所谓“适者生存”。凯文‧凯利的洞见如此,然而我要说,在这恍若史前时代再临的数位荒野之上,若说第三种猩猩们的野蛮(嗜血、从众、盲目、权利欲,充满惰性,如此自由平等且无爱地绞杀他人)其来有自,那么,解方或许也来自同一处──“自组织”(Self-organizing)。

自组织,是社会中散布的凝结核,是足以部分取代中央集权庞大官僚统治功能的代替性结构,是威望与能力兼具的小领主或仕绅集团;而此刻我们的同温层似乎严重缺乏这样的功能。

“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ing Theory)最初似乎源自于对混沌系统之析论,然而此刻,其应用早已不局限于数学或物理学领域。著有《远东的线索》、《文明更迭的源代码》等书,近年以其“姨学”网上爆红的当代史家刘仲敬即是此概念之爱用者。还记得邓巴数字(Dunbar’s number,数值为“150”)定律吗?1990年代,人类学家Robin Dunbar提出“邓巴数字理论”,谓基于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之规模限制,单一个人所能维持与自己具紧密连结关系的人数,约落于150人左右。简化地说,此即是人类原始部落的最大规模──而当群体持续发展至超越此一上限,则将无法免于法律与制度的介入。换言之,此即最原初、无须上层结构的原始文明胚胎状态。当然,这所谓150人间的“紧密连结关系”自有其定义,而于此手机内的数位荒野时代,数字也或可有所变动(正如学者们曾依据“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概念重算Facebook上的人际连结,得出其分隔维度为3.57)。

邓巴数字未必还是150,但总而言之,第三种猩猩的人性本质未变──无论是在FB、IG抑或Twitter上,我们依旧将继续培养我们自己的文明胚胎,我们自己的自组织部落。这概念(自组织部落)有些许类似我们琅琅上口的“同温层”──但当然,也有极大不同;而且重点即在其相异处。史家刘仲敬论述中的自组织,是社会中散布的凝结核,是足以部分取代中央集权庞大官僚统治功能的代替性结构(也因此而缩减了数位极权的某些可能性),是威望与能力兼具的小领主或仕绅集团(注意:其功能在于调和、协商、统治,而非如部分当今社群上的意见领袖网红般,以攻击、煽惑、蹭声量或蹭政治正确为其核心目的);而此刻我们的同温层似乎严重缺乏这样的功能。是吧,这也算理所当然──智慧型手机问世才刚刚十数年,我们还在数位荒野上活得非常原始。刘仲敬甚至明确指出,那些优良的自组织,正类似《民主在美国》中提及的“积极公民”;而其终极目的,则是经济学家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梦想中的“自发秩序与理性”。

有可能吗?这是否对人性过度乐观?这也算是某种痴人说梦吗?让我们都想一想吧。我想指出的关键是:虚拟社群世界中的部落(自组织)将如何发展?此刻既蛮荒又残忍的Internet世界是否有可能形成某些自组织规范(演化学家理论中“群体演化”的可能性)?我们是否可能摆脱盲目且严重不符比例原则的网路霸凌或公审,适度调节“批判”的力道至一合理状态?或者,回到《民主在美国》──这其中,是否存在某种程度的代议(以求自然过滤或沉淀某些激情)的可能?

我们能摆脱各种形式的,可能的数位极权吗?我们能辨识出那些以政治正确为掩饰,以挑起对立、赚流量圈粉为主要目的的,心术不正的意见领袖吗?是否有朝一日,我们终能克服自蚁群或蜂群中“涌现”的癫狂、谵妄与血腥?

这是此刻不可免的思考方向。我以为,这将是我们理解或预测近未来世界的关键之一,也正是2020之后我们自我审视的观察重点。

野兽爱智慧

2020年,网络流行语里的中国

一边是女性意识苏醒,一边是内卷带来的焦虑;虚荣装点凡尔赛,悲愤堆砌了哭墙。

端传媒记者 杨钰 發自香港

2020-12-10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二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2020年,爬出疫情黑洞的中国经历了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与内循环的一再加剧,由内卷引起的焦虑不断在网上掀起热议与共鸣,与此同时,女性意识的苏醒为舆论场上的表达增添了更多反抗精神。端传媒盘点了2020年14个互联网流行语,借此回看这颠簸的一年,并试图理解流行语背后的社会脉络。

武汉肺炎

2019年底,疫情自武汉爆发。初期,当地卫健委等官方文件统一使用“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或“武汉病毒性肺炎”指代,媒体则普遍简称为“武汉肺炎”。这一称呼曾出现于中国大陆央视新闻频道、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香港政府新闻公报的标题中。

随着对病毒的了解及疫情在国际的扩散,命名成为国际讨论的焦点之一。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学者周达在《中国青年报》撰文,称以地名、国名命名病毒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若成为惯例,“不利于武汉乃至中国疫后长远的国际形象和品牌建设”。一些科学家,如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高级学者Crystal Watson也担忧,这一命名方式可能会造成针对特定群体的抵制。当然,亦有声音认为地名命名的方式已是约定俗成,无必要特意更改,更可以提醒后人起始地。

2020年2月7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将这一疾病定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此后,中国大陆官方及媒体普遍使用这一名称。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该疾病命名为“COVID-19”。同天,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为国际资讯接轨及方便民众,将病毒称为“COVID-19”,简称“武汉肺炎”。2月13日,大陆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社评,指台湾媒体使用“武汉肺炎”是“侮辱性、歧视性、针对性的称谓”。一些香港、台湾媒体,则一直沿用“武汉肺炎”的称呼。

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其称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并否认是种族歧视。中国外交部则强烈反对将疫情与中国联系,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

抄作业

2020年1月底,一些网民以“快来抄某省的作业”的戏谑口吻,督促防控措施温和或防控不力的省市效彷更强硬地区的做法。到2月底,全球疫情蔓延,境外新增病例超过境内,部分民族主义情绪激烈的网民,发表“快来抄中国的作业”、“中国把标准答案都给了,还不会照抄吗?”等说法,嘲讽其他国家控制疫情不力。与此同时,舆论场上出现大量赞美中国抗疫有力的文章,例如《如果不是2020这场疫情,我都不知道祖国原来这么牛!》、《这次疫情,让我知道中国制造有多牛》等。

不能,不明白

2月6日晚,医生李文亮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引爆舆论。他是最早传出疫情预警的医生之一,曾被武汉警方以“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传唤、训诫。训诫书上写道:“……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警方要求李文亮在训诫书上签下“能 明白”的字样。

李文亮后来被确诊感染2019冠状病毒,随着疫情扩散,内地舆论及官媒话风转向,李文亮从“造谣者”变成疫情的“吹哨人”。他病逝消息传出的当晚至翌日凌晨,网民们在口罩上写下“不能 不明白”进行自拍,表达哀悼和抗议。人们纷纷转发李文亮生前受访时讲过的一句话——“健康的社会里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这些自拍旋即被各平台删除,发起自拍运动的网民中亦有人被当地有关部门一次次找上家门,质问是否在煽动什么。李文亮去世后,每天都有网民到其生前微博下留言,他最后一则微博帖文已累积超过100万条评论,被称为“中国哭墙”。6月19日,这道“哭墙”一度被悉数清空且无法再进行评论,后在网民抗议下被恢复,但仅可依时间顺序排列,无法看到累计点赞最高的留言。近来的一条留言写着:“就是想来看看,这一年好难。”

江山娇与红旗漫

2月17日,中国共青团新浪微博帐号“共青团中央”发布旗下虚拟偶像“江山娇与红旗漫”,担任其宣传视频的虚拟主播,号召粉丝“给团属爱豆打call”。“江山娇”是戴有蝴蝶头饰的齐刘海长发少女,“红旗漫”为佩戴中国结的少男,“江山娇”是“红旗漫”的姐姐,两个名字均取自毛泽东诗词。

同一天,另一则新闻也登上热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援鄂医疗队的女性医护人员被集体剃成光头,摄像机记录了这一过程,并对准她们落泪的脸,官方更对此大作宣传。早前又发生过志愿者向女性医护工作者捐助女性卫生用品、被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领导拒绝一事。在这样的语境下,江山娇与红旗漫不仅没有如2013年“那年那兔”受到年轻受众的钟爱,反而遭遇抵制,大量网民涌入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下留言:“江山娇,你会为国剃头吗?”、“江山娇,你来月经吗?”、“江山娇,你 30 岁前一定要嫁人吗?”、“江山娇,你和红旗漫走那么近,有人骂你是婊子吗?”。有网民集结留言,制成《江山娇之五十五问》、《江山娇处处吻》等影片上传于B站,后均被删除。

注:《那年那兔那些事儿》是一部由军迷创作的、亲中国政府官方立场的网络漫画,后被改编成动画,并获共青团和新华社微博推荐。

在发布“给团属爱豆打call”五小时后,共青团删除了相关内容,这两个官方虚拟偶像被无限期搁置。与此同时,有网民发布共青团2017年的一条微博截图进行反讽:“删贴有用,要截图干嘛?”

方方日记

武汉作家方方在1月至3月期间,将她在疫情时的所见所闻及朋友经历写在新浪微博里,美国哈珀科林斯出版集团4月将日记翻译成英文并编辑出版成书,《武汉日记》(Wuhan Diary)后来又被译作德文、日文等在世界各地发行。

然而,这本日记在国际社会的出版却在舆论场引起千层浪。大量反对方方的网民称其“卖国”,指方方日记中充满“道听途说”,没有佐证,看不到政府和民众抗疫的努力,没有传播正能量,反而为西方世界诟病中国“递了刀”。甚至有网民制作漫画及说唱歌曲《内圆外方》,嘲讽方方讨好国际社会。而发声支持方方的学者、教授,则遭到反对者起底和举报,一些人被挖出曾声援香港示威者或批评中国政府而遭到校方处分。

方方11月27日入选“BBC百大女性榜”,她在最近一次BBC的专访中表示,自己“根本没有打算要去和谁作对”,或许是“对百姓的同情,多于对政府的赞美”,作品便无法获得官方批准在国内出版,“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国家不准许出版他的作品,是件非常非常残酷的事。”

后浪

受益于疫情下大范围的居家隔离,网络视频及短视频产业今年增速迅勐。商业分析平台Analysys预测,2020年中国网络视频付费市场将突破600亿人民币,较去年增长近100亿。5月,视频网站Bilibili在五四前夕推出宣传片《后浪》,称其为“献给新一代的演讲”。片中,西装笔挺的演员何冰直视着镜头侃侃而谈:“你们拥有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并以“奔涌吧,后浪”作为结尾的祝福。

宣传片的剪辑版在收视率极高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前的广告时段播出,《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亦发起“献给年轻一代的演讲”话题,并发表评论,鼓励青年人“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凝聚起蓬勃力量”。

“后浪”推出后,3小时内观看量破100万,至当日晚,弹幕量也高达18万条。然而“后浪”们却并不尽然领情,有声音认为视频在教育观众如何做一个“好的年轻人”,语句态度傲慢,明言欣赏,实则为带有俯视视角的评价,显得“爹味十足”;有人认为片中描述的出国旅行、体验极限运动的年轻人是少数“中产年轻人”,而现实中,多数人在“996”的工作体制下没日没夜加班,被房贷车贷束缚。

一篇模彷《后浪》语言格式的文章被热传,作者在名为《献给老一代的演讲》中写到:“你们几乎拥有过,我们如今梦寐以求的权利,接近自由的权利”,并在结尾表示:“如果不能在逆流当中成为叛逆榜样的话,那么,沉默吧,前浪,别再用热泪盈眶绑架我们。”文章很快被删除。

不过,试图讨好贴近年轻人的《后浪》虽不被“后浪”们买单,却成为政府宣传文案所偏爱的词汇。在各地方政府及机关单位的门户网站上,总能看到类似的标题:“奔涌吧,广东司法行政『后浪』!”、“吴中民间工艺『后浪奔涌』”、“国防部:期待『后浪』奔涌向前,汇入强军兴军洪流”。

入关学

“入关学”是中国互联网政治讨论用语,用明末清初满洲入关的历史,比喻现时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入关学的支持者认为,中国需要如满洲跨越山海关、改朝换代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强国并重新制定世界规则。

其起源是一位名为“山高县”的网民,在2019年12月回答知乎提问“中国人从明亡的历史中学到过哪些历史教训?”时留下的答案,其中一句为:“入关前不要搬着圣贤书胡思乱想,入关后自有正统儒学大师为我所用。”这篇获得超过4千个赞,被网民们称为“入关学开山之作”,入关学因此也被称为“嵩学”。

2020年8月,知乎账号被封禁之后,“山高县”于B站“观视频工作室”创立视频专栏,其首则视频“中美博弈,中国赌上了发展,美国却是在『赌命』!”获206万次播放,列B站排行榜第17位,视频上线初期,更一度涌入大量“入关”弹幕。

为规避审查,中国大陆互联网曾产出“赵家人”、“长者”等不少影射政治的流行语。由于“入关学”一定程度迎合了官方叙事,形成讨论初期并未遭遇言论审查,反而在以知乎为主的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山高县”知乎被封号前,相关讨论有2万多条。“环球网”和“观察者网”亦曾登载有关“入关学”的评论,指其虽不成熟,却“体现了年轻人获得文化上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小镇做题家

“小镇做题家”诞生于一个有11万成员的豆瓣小组——“985废物引进计划”,原是组内成员的自嘲用语,意指出身三四线城市,善于应试考取了不错的大学,却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年轻人。

小组创立于2020年5月,早前以个人经历分享为主,在“新人报导”栏目,充满了考研失败、失业、无法与自己和解的故事:“东北某985,刚毕业就去了工厂倒班,同班好几个都窝在电子厂倒班,去了工厂之后发现上一届的学长也在同一个科室倒班。”“刚回老家三线国企,完全不适应国企的做事风格。”

小镇做题家在6、7月被媒体集中报导,阶级固化、区域发展不平衡、被成绩和房贷车贷捆绑的人生,打中了年轻人的窘迫感和无力感。官媒新华网将此叙述为“一种错觉”,呼吁“小镇做题家”们“学会直面更真实更复杂的人生,利用更全面的教育环境实现人生跃升”。

网抑云

“网抑云”指音乐平台“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常常出现抑郁沮丧的留言:爱而不得,考场失败,离别,病痛,职场的压抑,代际沟通不畅的痛苦。有人觉得被评论唤起同感,也有人认为是评论者做作伪装,无病呻吟。因此,一些网友对于这些颓丧的留言发起群嘲:“一看就是老网抑云了”、“深夜到了,网抑云模式已启动”。

这样的调侃一度成为热搜,8月3日,网易云音乐推出“云村评论治愈计划”,邀请心理专家及心理专业的志愿者为情绪有困扰的人群提供帮助。

“网抑云”的热议带来两种不同的解读视角。有评论认为,情绪具有“传染性”,负面情绪的留言可能会诱发其他读者不好的回忆。也有声音指出,对一些人来说,日常工作要求他们在白天做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下班后若又因怕被指责“矫情”而不敢表达,无疑是堵上了他们本就不多的诉说窗口,并反问:“年轻人还有矫情的权利吗?”

社会性死亡

“社会性死亡”一词多用来指在不认识或不熟悉的人面前出丑。一些网民分享自己的“死亡经历”:“大学课堂上下(滚珠式)跳棋,棋翻了”、“ 在自习室喝水忘了张嘴”、“老师,今年我们还需要大便吗(注:原为答辩,博主打字出错)”。豆瓣2020年4月出现一个名为“社会性死亡”的小组,目前已有23万名成员。

社会性死亡也可指因网络暴力和起底引起的被动式“死亡”,导致当事人社交断裂。例如9月的罗冠军事件,其前女友梁颖发布长文指控罗强奸,后又表示罗并没有强奸,罗冠军在事后称自己“社会性死亡”,声誉尽毁。

月经贫困

9月,廉价的“散装卫生巾”登上微博热搜榜,淘宝售卖页中一则“我有难处”的留言显示部分女性正遭遇月经贫困,由此引发了女性卫生用品是否应收增值税、月经花费、月经羞耻等议题的讨论。其中,有男性称,使用廉价国产卫生巾就可以解决月经贫困,也有人将卫生巾价格和“一杯奶茶钱”做比,这些留言也招致大量“何不食肉糜”的反对声。

10月,各大高校开始在女性洗手间摆放“卫生巾互助盒”。首先出现的是华东政法大学,透明盒子中放着几片卫生巾,并在旁边的海报上写:“应急用,拿一片放一片,共同维护”,海报背景是密集的“拒绝月经羞耻”小字。之后,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吉林财经大学、南京外国语学校等也相继出现互助盒。

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现卫生巾互助盒的同一天,男厕所出现了“卫生纸互助盒”,并彷照卫生巾互助盒,写着“用多少,还多少,品牌不限,手当其冲,兄弟互助”,辅以密集小字的“拒绝射精歧视”。

最美逆行者

由中共中央广电出品的中国首部抗疫题材电视剧《最美逆行者》,于9月中旬播映。开播后,剧集因漠视女性在疫情期间的付出而备受抵制。《人民日报》曾发布称,支援湖北的女性医务人员达2.8万人,占整个医疗队的2/3。然而在电视剧中,女性却成为辅助或配角。更有网友指出,在公交公司开动员大会一节,领导称“咱们报名的都是男同志,是不是女同志也出一个呀?”,认为剧情涉及对女性的贬低。开播伊始,《最美逆行者》在书影音网站豆瓣上的评分便低至2.4分,之后更一路下滑,目前其评分及评论均被豆瓣关闭和删除。

引发争议后,网民开始使用“要求最美逆行者停播”等标签表示抗议,但部分标签遭到删除和封锁。有影评作者发帖表示,“每个勇敢抗击疫情的人为这件事定下了基调,可《最美逆行者》却把这场宏大叙事解构成一地鸡毛。”

内卷

内卷(involute)原本是一个人类学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用来解释农耕社会长期没有大的突破的现象,后由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引入中国,用其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内卷一词最先在大学生群体中流传,用来形容为了获得绩点优势而形成的非理性内部竞争,例如一篇要求3000字的论文,大家往往会写到5000甚至7000字。后成为网络流行语,主要形容依靠不断压榨自己来获取极少竞争优势的情况,是一种高度消耗、却收效甚微甚至下降的竞争,有网民称之为“形式主义的内耗”。

人类学家项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内卷是想表达,我参与了那么多竞争以后,连最基本的期望都没有达到。”他将内卷形容为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退出便会面对巨大的道德压力,“整个社会的所谓发达都是靠这种白热化的竞争维系起来的。”

在百度搜索的需求图谱中,与“内卷”一词具有强相关关系的包括打工人、马尔萨斯陷阱、囚徒困境、996等。马尔萨斯陷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指技术进步仅使得人口增加却没有提高生活水平,导致人类收入停滞的状态。囚徒困境,则是一种非零和博弈的典型例子,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豆瓣“你所在专业或从事行业有哪些『内卷』现象?”的话题中,一些排列在前的留言写到:“金融,总部机构招个清北硕士来当复印机管理员”、“老家县城招聘70个社区工作者,月薪2600,报名2100人,46个硕士!”、“高考吧,高考还不够卷吗”、“艺考培训班。艺术的进步因一些『技术原因』被阻断。并没有新的价值观出现。而行业内却涌入了一群被培训出来的『艺术家』。”

打工人

“打工人”最早起源于B站网红“抽象带篮子”的短视频,其在9月末陆续发布多条“早安,打工人”的短视频,之后,“打工人”作为一种自嘲迅速走红网络。在社交媒体中,随处可见有头盔、锤子等元素组成的打工人表情包,无论流水线工人,还是格子间的白领,都少不了那句“早安,打工人”作为帖文的结尾。

“打工人”后期又衍生出“XX人”的形式,用以自嘲式自称,例如“尾款人”。双十一购物节时,阿里巴巴的优惠活动需要先付定金后付尾款,尾款支付时间越靠近零点优惠力度越大,因此不少在双十一购物的年轻人用“白天打工人,晚上尾款人”自嘲。

学者李凯睿指出,“打工”原是指外出务工从事体力劳作的农民工群体,不过,是次使用“打工人”的,却大多数是白领群体,这种自嘲和调侃,仿佛给了被996工作制、无尽的加班所压榨的白领,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在难以改变的现实情况下,『打工人』通过重新定义『工作』这个概念,完成了一次看似积极实则心酸的抵抗。”

凡尔赛文学

11月,一位博主看似平淡甚至抱怨、实为炫耀生活优越感的帖文,引发关注和热议。这类帖文被称为“凡尔赛文学”,最初是由另一位微博博主“小奶球”提出,她将这类帖文形容为“想用一种『朴实无华』的语气来表达高人一等的感觉。”

有网友模彷凡尔赛文学造句到:“在法国巴黎,想喝胡辣汤了,立马打飞的回河南郑州,没办法就爱这一口,多远都值得。”“北大食堂的饭菜真香。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正在斯坦福啃鸡腿。只能怪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餐美食,都被学历划好了价格。”

值得一提的是,B站博主“曹译文iris”早前发布一条名为“早安,打工人”的视频,拍摄其到自家建筑工地体验各个工种的打工生活,并表示这样的工作并不如预期那么累,在自己长期肌肉锻炼下,可以轻松应付。这则视频上线后遭遇大量网民的批评,有人表示:“凡尔赛学创作,请别消费打工人。”

端传媒实习记者杜萌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野兽爱智慧

大湾区航空争霸:香港会丢失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吗?

“我承认大湾区的确会带来好处,问题是,香港是否一定分享得到?”一个湾区,被规划了三个国际枢纽机场,广、深谁先跑赢香港?

端传媒记者 梁越 发自香港

2020-12-16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三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在香港国际机场接送亲友的人们,以往都要在机场大堂驻足良久,努力抬头从上方的大萤幕辨认航班,在潮涌的旅客和行李中拼命搜索熟悉的身影。然而2020年一年来,熟悉的场景早已不再,接机、送机大楼以至整个机场,皆一片萧瑟。只余零丁旅客和职员掠过冷清的通道。

一场疫情,有如无色暴风,席卷全球的航空业,香港亦不能幸免。即使香港政府于今年6月9日,向国泰注资273亿港元,亦无力抵抗疫情带来的打击:今年10月,国泰平均每天只运载1,243名乘客,创史上新低;原有96条客运航线亦大幅削减至现时的27条。同月21日,国泰集团宣布,将会于全球削减8500个就业岗位,其中包括5300名以香港为基地的员工,旗下的国泰港龙航空,亦会即时结业。

坏消息震憾了国泰员工和不少港人,更直接震憾了前国泰空中服务员方子俊。接过解雇的大信封以后,方子俊回忆,2007年刚入行时,国泰航空已经几近如同香港的国际品牌,亦是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的基石;不论是服务、名声、航点网络、班次,皆处世界领先位置,“外国人至少一定会听过国泰这个名字,更有澳大利亚旅客跟我们说,比起自家的澳大利亚航空,他们更喜欢乘坐国泰的航班。”

然而,身处国泰之内,对国泰的衰落,方子俊比一般人早有心理准备。这些年来,他看著员工福利的变化,已大约感受到国泰下坠的轨迹:以往丰厚的外站津贴,令空中服务员一个月只需要飞2条长途航线,即可有充足收入,几年前开始逐年减少;平均为四星酒店的外站住宿,部份在近期已变为普通宾馆。他甚至认为,港龙停运早已近乎定局,疫情不过加速发生;即使疫情过后,国泰的角色亦只会不断被淡化。

这两年以来,香港正值多事之秋,不少人嗟叹,过往香港的一些抽象价值,如法治,如自由,正处于急剧转变当中。而随著港龙停运,国泰衰落,另一家航空公司——香港航空,亦于12月11日裁走250人。未来,会否连航空业,一个长年为香港作出巨大贡献的产业,亦正面临消失之危?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或许只是承袭前代优势的虚象?又会否被经常被提及的大湾区乘势追上?半世纪的地位与传统,也许正在洗牌。

当国泰衰落,香港还是枢纽吗?

David Newbery年轻时是英国空军,经过20年的军旅生涯,于1994年退役,远渡而来香港,于国泰航空出任机长。他认为,即使早于8、90年代,香港早已是发展成熟的国际航空枢纽。

当年航空科技未彰,飞机还不能跨越远距离,从欧洲到澳大利亚及东亚各地的长途航班,需要一个中转站。香港的地理位置处于亚洲中间,正适合成为上述航线的转运点;香港第一家提供民航服务的航空公司国泰航空,成立早期已开办前往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的航线。

及后至中国改革开放,航往中国各地的需求上升。然而,当时中国的航空业仍未成熟,航点及航班均未完善;现时三大中国航空公司:中国国际航空、东方航空及南方航空最快亦要于1988年才正式成立,香港顺理成章,除了是点对点旅客的旅游目的地,亦成为各地转机旅客前往中国以及东亚各地的枢纽。

根据香港机场管理局数据,现时香港可飞往全球近220个航点,约120家航空公司经香港提供航班。

除了地理及时局优势,要成为国际枢纽,还需要一家扎根本地的枢纽型航空公司。香港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主任袁志乐对端传媒表示,现时香港仅有三家有固定航班的航空公司,不过只有国泰航空及其旗下的港龙航空,是以枢纽模式营运,透个连接世界各地的航班,将旅客先集中于香港,再分散到各个最终目的地。

1946年,国泰航空本以“澳华出入口公司”之名在上海创立,同年9月因故迁至香港。58年,国泰收购香港航空,接收包括台北、东京及首尔等航线,雄霸香港及东亚。83年开始,又开设多条前往欧美国家的航线,令香港正式成为连接世界的航空枢纽。现时香港三间航空公司中,亦只有国泰经营前往欧美的航线,香港的国际枢纽地位,国泰可谓承担了最重的份额。

“判断一个枢纽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是网络的完整性。”袁志乐说,假若飞来香港以后,可转飞的目的地选择不多,班次又不够频密的话,则不能称上是国际枢纽,“这一方面,国泰做得不错。”

方子杰回忆说,在国泰做空少时,最忙的一个月,可以从欧洲飞到美洲,再转进至东亚,游遍五至六个国家;班次则视乎该航点的受欢迎程度,例如香港到伦敦,疫情以前一日最多可高达6班航班,香港到台北,一日甚至可以达到15、16班,繁忙时20分钟就一班飞机。

换句话说,一位台北旅客可以从桃园机场飞来香港,抵港1至2小时后,已经可以转飞伦敦的班机。

2006年,国泰成功收购港龙航空,接收其连接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网络,两间公司以分工方式包揽世界各地受欢迎的航点。

然而,自从国泰管理层于2015年因进行燃油对冲而造成巨额投资亏损,令国泰未来蒙上阴影,尽管随后三年国泰不断进行业务转型,却又在今年遇上疫情。大量航线皆需停飞,收入大幅减少,即使港府破例注资237亿,国泰最终在今年10月宣布裁减8500个岗位,其中包括5300名以香港为基地的员工,港龙航空亦会即时结业。

除了裁员之外,国泰最近取消营运7条国际航线,包括停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等城市,欧洲方面亦停飞比利时、爱尔兰及英国伦敦格域机场等,宣称未来短期内不会经营以上航线。

另外,由于港龙停运,需要向政府交还其航空营运人许可证,来往中国的航权亦会回到政府手中,当时已有讨论,或令国泰的航空网络受损,从而影响香港的枢纽地位。

袁志乐向端传媒表示,假若政府短期内就将港龙的航权和航线释出,于本地层面,基本上只有国泰有能力接收;然而,若国泰因故拒绝或无力接收,致令这些航线长期悬空,就有机会降低香港作为枢纽竞争力,以往需经香港前往中国的旅客,必然会流失至中国大陆,包括大湾区的机场。

不过,随著时代变迁,即使没有世纪疫情、投资失败这些因素,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价值,也不断受到挑战。

香港机场发展关注网络发言人巫堃泰指出,随著航空科技发展,近年飞机已经能承担越来越长途的飞行,对于航空中转站的需求愈来越低。

2004年,波音777-300ER正式推出,可飞航程达14,490公里,大约等于德国飞到澳大利亚的直线距离,此型号亦自此成为国泰、阿联酋航空等公司的主力。2018年3月,澳大利亚航空推出首条欧洲至澳大利亚的直航航线,来往伦敦及珀斯。

“如果不是疫情,航空公司可能已考虑飞更长途的航线,由伦敦去悉尼。”巫堃泰说。2017年8月,澳大利亚航空宣布“日出计划”Project Sunrise,挑战全球最远程的航线。2019年,澳航已分别完成一次纽约-悉尼,以及伦敦-悉尼的试飞,然而由于疫情,今年5月澳航宣布搁置“日出计划”。

后起之秀的崛起,更开始威胁香港,最著名的例子当是中东杜拜。巫堃泰说,以地理位置来说,杜拜可能才是真正的世界枢纽。

“(杜拜)地理位置更是欧洲和亚洲的中间,亚洲去杜拜八个钟、杜拜去伦敦七个钟,刚刚好是正中间,旅客会认为自己不是乘坐太长途的飞机。”加上中东三航(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卡达航空)崛起,中东本身更是产油国,燃油成本大减,在枢纽竞争方面,中东比起香港或许更占上风。

返回亚太地区,香港也不再是一地独大。例如南方的新加坡,本身亦位于东西交通要冲,多年来积极与各国如台湾、韩国、英国等签订开放天空协议。2018年,新加坡-吉隆坡的航线,更击败香港-台北航线,成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航线。

然而,要说最接近又最受关注的对手,还是与香港机场仅一海之隔的粤港澳大湾区。

来自大湾区的威胁

大湾区,意指围绕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组成的城市群,区内有5个主要机场: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珠海金湾机场及澳门国际机场。其中广州和深圳两地的机场,分别于90年代,以及2016年的中国“十三五规划中”,都被官方界定了与香港一样角色:国际航空枢纽。

翻查近五年数据,可见广深两地机场急起直追,其总载客量每年至少增长5.2%。香港国际机场虽然首四年亦录得升幅,但幅度远不及广深两地,2019年时更下降4.2%,被广州以7340万人次超越。

黄惠虹指出,最大原因在于香港机场的跑道,早已不够容量。香港机场管理局亦曾表示,香港机场现有两条跑道,最大容量是1小时可以处理68班飞机,于2016年已经饱和。香港国际机场现正进行第三跑道系统的工程,预料于2024年底全面投入运作。

至于广深两地,广州白云机场最初设有两条跑道,2014年落成第三条跑道;于今年9月27日展开第三期工程,将会新建2条跑道、1个新建的航站楼,和超过190个机位的停机坪;深圳宝安机场则正进行第三跑道扩建工程,预计2021年可投入使用。

黄惠虹表示,从机场及跑道扩建方面来看,“广州和深圳机场发展的势头,某程度已好过香港。”

两地机场近年亦积极拓展国际航点。过去5年,广州的国际航点从76个上升为95个,深圳更是几近翻了5倍,由11个上升为50个。2010年,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签订航空协议,两地城市已经有大量直航航班,对于想前往东南亚的旅客来说,香港不再是唯一选择。

在早于疫情前已开始的大湾区航空争霸中,广州是香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深圳则次之。“现时深圳的国际航班和航点的数目,比广州和香港少好多,未形成一个枢纽网络。”袁志乐说。

2017年,黄惠虹曾进行研究,发现香港和广州机场的航点高度重叠,重叠的主要是中国内地的城市,也包括去东亚、欧美的航点,令香港和广州出现抢夺客源的局面。

根据她的研究报告,2015年6月从广州及深圳机场出境的旅客中,分别有71%和52%的乘客其实可以经由香港转机,到达同一目的地。意味著这部分是广州与香港,深圳与香港的重叠客源。

这两个城市的机场,也拥有近年发展不俗的基地航空公司。其中,中国南方航空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枢纽基地,中国国际航空则以深圳宝安作为重点机场。根据英国独立品牌评估公司Brand Finance发表的“2020年全球最有价值航空公司品牌50强”中,尽管受到疫情打击,借助大量的国内航线,中国国航及南方航空分别位列第6及第7位,而国泰则位于第28位。

签证本来亦是香港作为航空枢纽的一大优势,现时有167 个国家和地区给予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持有人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安排,中国护照则仅有72个。

但是,自2019年5月起,来自53个国家的外国旅客(包括欧盟各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旅客),不需要签证即可在深圳、广州或广东其他城市中转停留144个小时。

广州、深圳两地机场发展迅速,提供的机票也相对便宜。黄惠虹向端传媒表示,认识一些居于香港的朋友和学生,都会以高铁到广深机场,再前往中国各地,原因都是价钱相宜:“价钱方面都会相差500元左右。”

曾参与兴建香港国际机场的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焯鸿更表示,若是前往东南亚的机票,价钱差距会更大。“我每一个月都会乘飞机前往柬埔寨金边一两次,深圳的票价是$1700港币来回,还要1日有两班航机,香港则要$4000,1日1班。”

“大陆的硬件费用,远比香港低。”潘焯鸿说,一些机场杂费,例如停泊费、推机费、桥费;机组人员的工资,香港都比大陆昂贵;而且,中国本身有大量国内航线,“飞机的使用率很高,平均的经营成本就会低很多。”

袁志乐进一步指出,中国大型的航空公司都是国营,会有不同的国家补贴,尤其一些特定的国际航线,“假设成都去伊朗首都德克兰,就会有补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新闻发言人戚耀明于2018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航线补贴主要是在二三线城市开通的国际航线,由每年几百万至上千万人民币不等;深圳宝安机场于2013年亦曾提及,未来将全力增拓国际航线业务,所有亚洲以外的新航线可获市政府2000万财政补贴。

而香港,由于一直奉行市场主导的政策,国泰亦是私营公司,除了今年6月港府向国泰注资273亿元之外,从来没有政府的大力补贴。

香港仍有优势,还是仅存的余晖?

不过,或因政制背景,或因传统累积,香港航空业亦有一定优势。尽管广深两地近年积极拓展航点,但在航点数量、国际班次、人流以及货运量上,香港仍然稳夺三城之最。

以南方航空为例,疫前南方航空于广州有8个欧洲航点,而国泰则有13个;班次则差距更大,截至2018年,南方航空一星期有12班航班前往伦敦,而国泰于疫情之前,一星期则有35班。

黄惠虹分析,广深两地的国际航点和航班上升得较慢,背后主要原因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制度优势。

当中国大陆和别国商讨航权时,对方要考虑的,是整个大陆的航空公司,都有权飞进本土,对本地的航空业影响甚大。“而香港去商量时,是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去商量,外国会比较欢迎。”黄惠虹说,香港只有一个航点,最多3间航空公司,自然简单许多。而且,香港的法制与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相类,亦早已是世界贸易组织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组织的成员,商讨过程会比中国大陆更为方便。

不过,刚刚裁员,又正承受疫情打击的国泰,是否仍可支撑到这么多航线?对此,一家航空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Jeffrey Lowe表示,国泰于疫情的损失实在太大,“由一天数以十万计的旅客,变为一天可能只有一千多人”,转型为较小型的航空公司,削减更多航班甚至航线,或许无可避免。他更认为,港府需有预备,为国泰提供更多补贴及资助,“始终,国泰对于香港是必须的。”

一个国际机场,运输的不仅包括旅客,还有大量货物。根据国际机场协会的数据,由2010年开始直到现在,香港国际机场一直是全球货运量最高的机场。

于今年1月之前,香港机场对于空运货物品实施的安检,民航处仅要求检验货物的1%;反观中国,则一直需要实行3个“100%查验要求”,即100%实名制、100%开箱验视及100%X光检验机安检;在安检时间和成本上,香港都有极大优势。

袁志乐指出,香港空运不论是速度,可靠性,灵活度和应对特定种类的货品,都甚为优秀:“冷冻货品,或者活物,例如龙虾,很多时候只有香港机场或公司可以做到这类运输。”

不过上述优势,也在面临新挑战。国际民航组织(ICAO)于2016年9月公布政策指引,要求所有空运货物均须进行安检,香港民航处亦将配合,分四个阶段执行,逐步将空运货物安检量提升至100%。

黄惠虹表示,很多大湾区城市也在不断改善货运服务,例如广州及深圳,已推行单一窗口平台,以办理国际货运及贸易手续。至于香港,单一窗口将会分三阶段推行,现时已推出的平台,只会处理14类主要为特定受管制物品所须申请的文件,第二阶段预计于2023年起分批推出,第三阶段则未有时间表。

香港的货运速度及效率优势未来或将受到影响。更关键的是,香港集中于转口服务,运输的货源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以后大陆货物改由自己出口的诱因将会提高。

发展主导,还是另觅出路?

面对来势汹汹的广、深二城,近年来香港一直有声音强调,应改变产业思路,同样以快速的扩张、基建发展促进需求和市场。

大陆不少城市以及新加坡的机场,主要以发展为主导,加上政制关系,各种基建例如跑道、客运站、航天城等,提案后可迅速动工;反观香港,三跑于2011年由机管局提出,至2016年方可正式动工。

“香港始终是,有了需求再慢慢做好供应,而新加坡则是创造需求。”黄惠虹也认为,港府一直固守大市场小政府的政策,以致行动过慢,且缺乏长远规划。

香港政府及一些商界意见认为,三跑的价值,建基于未来的香港区域内的航空需求有增无减,而且升幅颇大。香港机管局于2015年预测指出,2030年香港机场的客运量有望超过1亿人次。

根据预测,庞大需求很大程度来自GDP不断提升的大湾区。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于2019年4月的报告,只要一地一年的人均GDP超过20000美金,该地的航空需求将会急速增长,而大湾区的人均GDP,广深两地均已超越20000美金。袁志乐据此表示,即使未来广深的航空业继续发展,香港仍然可以分到部分需求,“块饼太大了。”

不过,上述预测全都发生在疫情爆发之前。对于疫情后的航空业,曾参与兴建香港国际机场的中科兴业董事总经理潘焯鸿持悲观态度。

潘焯鸿指出,现时西方大部分疫苗都不建议16岁以下未成年人接种,而中国的疫苗则不予18岁以下人士接种,潘预计未来数年家庭旅游将减少。加上疫苗效用未明,亦难以预料会否有新一波疫情复发。

另外,疫情之后,全球各地的商务客或许也会减少。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于今年7月指出,商业机构已习惯于使用网上会议,或会影响将来的旅客量。

面对不明朗的未来需求,潘焯鸿强调,因为要先完成填海工程才能建设跑道,而填海工程三跑工程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有可能因填料不足而延误,进一步带来因延期而导致的承建商索偿。根据他的预测,连同其他现存工程,最高索赔额可能达到260亿水平,超支后的三跑支出将达1675亿,比原计划增加18%。

“付出这么多钱,能够回本吗?”潘焯鸿说,“有基建就有需求,只是一场‘基建梦’。”

潘焯鸿说,假设疫后需求殷切,需求的源头也是中国大陆,不是香港,而当深圳、广州不断拓展国际航点,费用又相对便宜,旅客就不一定要选择香港起飞。“我承认大湾区的确会带来好处,问题是香港是否一定分享得到?”

与其盲目跟随别人做基建梦,也有声音认为,不如进一步优化、改善自己固有的优势。

袁志乐指出,航空业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需求,飞机作为运输工具,运输途中的待遇及感受,以至为何要乘机到达香港,这个城市的旅游特色、商业活动,都会大大影响香港航空业的未来。

以香港-台北这条世界第二频繁的航线为例,尤其是香港-桃园,疫情前每天有80个航班往来,平均每18分钟就起降一班。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数据,近77%旅客是两地往返,剩下的才是经转机旅客,显示出香港的旅游业或其他活动对台湾仍有莫大吸引力。即使是社会动荡的2019年,台湾仍有约167万人次前往香港。

考量到随著科技发展,日后直航航线或会更为广泛,目的地本身的吸引力可能至关重要。新加坡的航天城和韩国仁川机场近年的尝试,都是按此思路,发展出综合购物娱乐的项目。

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经过多次扩建,去年4月开业“星耀樟宜”,为包含购物、景观、游乐、住宿的航天城计划,其中包括十万多株灌木,及世界上最高的室内瀑布,自会吸引不少慕名而来的旅客,甚至是中转旅客。

而仁川机场则针对转机旅客,提供费用全免,时长由1-5小时不等的旅行导赏团,游览景点包括历史景点及购物市集等;又推出名为K-Stopover的优惠计划,为转机旅客的住宿、交通、购物等提供优惠。香港国际机场目前没有任何类似的配套及计划。

除了旅游业,潘焯鸿认为,最简单就是发展本地产业,自然会刺激本地航空需求。“例如香港发展好钟表业,自然会有钟表展览,会有商人来港,就创造了航空需求。”

黄惠虹说,即使大湾区于硬件,例如机队、基建、政策等急起直追,航点和航班亦可能慢慢赶上,但在软件方面,则有待追赶。她表示,香港不论是机场抑或是航空公司,在提供的服务、细节体验,以致整个氛围,对比中国内地仍然占优。她举例,在香港或九龙港铁站预办登机手续,其托运的行李将可直达机场,这种配套服务在大湾区仍是罕见。

现时,香港国际机场被英国著名航空顾问公司Skytrax评为五星级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为四星,深圳宝安机场则为三星。

“看你如何定义航空业,只是一种运输工具,还是由踏进机场一刻,已经是一个服务的享受。”黄惠虹说。

合作时机已过,湾区三城未来谁做大佬?

换一种思路:香港和广州、深圳等大湾区城市的关系,是否仅限于竞争对手?

坊间一直有声音指出,香港应尝试与其他机场合作,达至共赢局面。今年最新的施政报告提及香港要和珠海合作,包括机管局将入股珠海机场。不过,袁志乐认为,这一合作对香港航空枢纽地位帮助非常有限。机管局自2006年,其实早以专营权模式经营珠海机场,加上珠海本身的航空网络不大,航空需求亦不算高,其定位亦不是香港的竞争对象。

而上述措施并未提及广州和深圳,反映出香港与两地仍然难以合作。

“香港与广深合作的时机已经过了,”袁志乐坦言。在他看来,最佳的合作时机,理应是90年代至香港回归初期,广深的航空业尚未发展完善,若当时以互补角色的方式合作,香港负责国际航线,广深则连接内地城市,亦可分担香港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

到了今天,广深二地已向国际枢纽的方向迈进,他们都想优先发展自己的网络,再考虑到中国的民用空域本身颇为有限,三地合作空间较小。

中国现时的空域,大约只有20%开放为民用用途,这亦是中国的航班经常延迟的其中一个原因。即使一直以来中央政府称会逐步开放民用空域,应对航空需求,但实际开放的仅有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基本上只对直升机等航空工具有利。

在珠三角地区,由于机场密布,上空的空域更为复杂,各个机场的空域交叠,同时包括香港、珠海及广州三个空域管制区。而且三地定位相同,空域更是宝贵资源,让步的诱因不大。从2006年香港机管局提出三跑计划起始,一直有舆论质疑,若广州和深圳不让出空域,三跑或无用武之地。

黄惠虹表示, 在中央的角度,亦不想三城竞争,但是从2001年开始,首届“珠江三角洲五大机场研讨会”在港举行,距今已有19年,于至关重要的空域问题上,三城仍未见共识。即使2019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会加强空域协调,亦未见实际措施出台。

“白云机场背后是广东省,深圳是全中国最高GDP的地方,香港是传统的第一枢纽,如何协调?”黄惠虹指出,而倘若无法协调和区分定位,她对香港航空业的未来是相对悲观的。

三地是否能协调,在空域、航点、角色定位等问题上,最终或需依赖中央政策方可成事。然而,考虑到香港去年的反修例风波和紧张国际局势,黄惠虹分析指出,三地机场协调或许已不是中央优先考虑的事。

巫堃泰早前于今年施政报告出炉、宣布香港机管局将会入股珠海机场后撰文,指出香港与珠海合作的措施,或为将来香港和珠海之间的空域合作而铺口路,让香港机场的三条跑道能够根据英国国家航空交通服务控股公司(NATS)的建议来规划,在珠江西面空域布局,以确保新跑道落成后,能尽量达至1小时升降102班飞机的计划。

然而,上述一切仅是设想,倘若属实,最终决定权亦在中国政府,一如上文提及的香港优势:一国两制。

去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国泰有员工参与罢工,机师于飞机上以广播读出“香港加油”,中国民用航空局其后反制,要求参与及支持示威的国泰职员禁飞内地航班,并向内地提供所有飞往内地航班的机组人员身份资料;国泰最终亦表示,会完全遵守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安全指示。

对于香港航空业的未来,前国泰机师及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谭文豪认为短期内累积的老牌优势仍然不倒,但长远一点也是相对悲观的:“分分钟十年内,十年左右,深圳机场会超越香港。”他认为,香港之所以成为枢纽,正因其法制与中国不同,不过他最近留意到,今年10月,中国国务院公布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正给予深圳更多的自主权。

“(赋予深圳的)有少少像是另类的一国两制。”谭文豪说,反观香港,自反修例运动以后,“由两制逐步回去一国。”

“航空从来是国家的事。”谭文豪感叹,由航权到空域,若中国想重夺控制权,香港其实无力阻止,“从来,香港都是受外在影响,多于自己本身的原因。”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方子俊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张晓澄对此文亦有重要贡献。)

野兽爱智慧

数字游民:和工作一起旅行,是现代生活的解药么?

趁我们还没忘记那个自由而开放的世界模样

端传媒记者 门悦悦 发自 北京

2020-12-24

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五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播到最终季时,Allison决定去克罗地亚,那里是剧中王国首都君临城的取景拍摄地:最惨烈的黑水河之战“发生”在那里的派勒码头,瑟曦太后全裸地游走过城中的圣多米尼卡街,无数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君临城墙巍峨地立在海边。行走在玫瑰花丛、砖灰色拱廊和郁葱树林下的Allison,被震撼得仿佛身处剧中。

在这之后的一周,她就要飞去雅典,在布达佩斯认识的朋友已经在那租好了房子,请Allison去小住一阵。

Allison小时候常常幻想环游世界的情景:是不是就是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又奔去另一个地方?住在雅典的那几天,Allison很想告诉小时候的自己:是的,这就是环游世界,更棒的是,新的城市都会有新的朋友。

“那一刻觉得我真的属于这个世界。”舒畅自由的感觉,甚至让她原谅了《权力的游戏》最后一季的烂尾。这是她成为“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的第二年——在互联网的覆盖下,边工作边环游世界,Allison走向她的现代“游牧”生活。

打开世界的牡蛎

三年前,Allison经常坐在斯图加特家中软绵绵的沙发上发愣。那时她27岁,刚刚离开中国搬来,有一个在奔驰上班,情投意合的德国丈夫,衣食不愁,时间自由,在欧洲最性感的地方,她正在适应一段崭新的生活。

但Allison却喘不过气来。回忆起那段日子,“全是乌云”——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与大多数被囚困在生活模版中的中国年轻人相比,Allison早早逃离了自己不喜欢的一切。她在贵阳出生。那是一个中国西南并不起眼的省会城市,甚至不及周边省份二线城市的热闹时尚,倒共享着西南地区潮湿灰蒙的气候。小城市居民头脑里一致的传统观念,没有秘密的生活圈层,让Allison从小就想逃离那里,借着上大学的机会,她头也不回地跑去了上海。

大学生活临近尾声,她又发现自己同样不适合职场生活。她曾想当个记者,但一次反映中国教育问题的实习作品被主管拿掉后,浇灭了她的新闻理想。办公室里到点也不下班,无所事事的同事们憋着一口气等主管先走的氛围,也让她觉得身在牢笼。还没等到毕业,Allison就确认自己要远离这种靠压抑和从众换取安稳的生活模式。

她再一次选择出逃,幸运的是这次有人相伴,一个理性温柔的德国男人。他们在上海相遇,这个男人支持她,鼓励她去追求喜欢的一切。Allison确定自己遇到了生命中的那个人,跟随着他一起来到另一个国家。

但真的逃离“一切”后,Allison又茫然了——她只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却不知道喜欢什么。因为签证问题无法工作,在德国的Allison生活完全空闲,巨大的空虚向她袭来。从不失眠的她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原来这就是成年人的生活”,她想着,“读大学、读研究生、结婚,以为是一条清晰的成长路线,结果却陷入一片空白”,而且她要为这一切负责了。

那是一段Allison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的日子,什么事都不想做,浑浑噩噩。谷底之际,她想起了法国的朋友小K。上大学时,小K曾告诉Allison有一种比拼命赚钱存钱,40岁就退休更爽的生活方式,叫做“数字游民”,这是小K在看过一本叫 The 4-Hour Workweek 的书后受到的启发。这本描述“数字游民”生活的书被奉为该群体的圣经,启发了绝大部分走上这条道的年轻人。

Jarod也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数字游民”生活的实践者和布道者。Jarod今年35岁,但已经在路上五年。资历丰富的他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付费社区,有偿向已经听闻过这个概念的人提供各式资料和解答。常见的问题包括“怎么解决签证问题”、“怎么赚钱”、“什么样的工作类型适合数字游民”等等。有时疑问会变成质疑,最尖锐的一次是在某新闻网站为Jarod举行的公开问答上,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人们抛出各类犀利评价:“在中国北漂沪漂,这个就是‘世界漂’”、“只有物质达到一定的富足,人们的生存观念达到超然的境界后,数字游民才可能出现”、“这个‘游’字既不新鲜也没什么特别意义,无非是打短工的‘自由职业者’,是些‘小清新式’的矫情而已”。

“我知道贫穷会限制想像力,通过你的问题表述来看朝九晚五的禁锢同样会限制想像力。”Jarod毫不示弱地回敬这些提问者。Jarod讨厌职场和朝九晚五的工作,他认为都市人被囚禁在一个恶性循环中,一辈子呆在同一个地方,赚钱,买房,再被房套牢加倍工作,像一只在转笼里永不停歇的仓鼠,无法享受世界丰富多元的美好。他希望分享给更多人“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这将大大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大多数时候,他还是会回到礼貌的布道者姿态,“数字游民摆脱了对于工作地点的依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故乡陪伴家人,而且不用担心春运买不到票”、“全家在路上做游民的人也不在少数,孩子的教育问题可以通过home school或者国际学校来解决”,他依次回应他人的好奇。在关于如何取得收入的问题上,他列举自由职业、远程工作、创客、电商、自媒体等7种可能,回答了整整4781字。“说服别人是漫长的”,Jarod感慨。

其实说服自己也需要一个过程。几乎每一个“数字游民”都经历过埋种、萌芽到最终行动的漫长过程。连Jarod自己,即便早在2009年就领略过 The 4-Hour Workweek 里描述的“神仙日子”,但也是在工作到第七年,有了一定积蓄和互联网技术能力后,才真正过上数字游民生活。据他观察,成为游民的大致是三类人——朝九晚五做了几年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最后愤然辞职的;基本上没怎么正常上过班,骨子里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的;以及在工作时便尝试第二收入,当第二收入稳妥时再开启新生活的。

“数字游民是一个门槛很高的生活方式,要求但不限于英语能力、互联网收入能力,自我学习能力......但正是因为门槛高,才更值得追求。”Jarod直言。

Allison第一次听说“数字游民”之后,也是觉得不太现实。即便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她认为还是传统的生活方式更轻松容易,毕竟只要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就好。但被德国日复一日的寂寥生活折磨之后,她决定赌一次——反正最坏不过如此。

一步步来,Allison首先通过练习瑜伽、逐步早起,找回对生活的掌握感,之后又成功劝说工作得同样不开心的丈夫辞职创业,和她一起游民,她还开了一个淘宝店,靠自制瑜伽用品有了小小的收入来源。

准备充分后,他们先来到东南亚,这是大多数数字游民开启新生活的第一站,物价低廉、气候宜人、网络等基础设施基本完备。在软糯海风和香茅草味的东南亚待过两个月后,再移居到欧洲。Allison确定下一站的方式往往由机票网站的特价促销来决定。她本来就生活简单,不需要太多行李,拎着一个行李箱,特价机票指哪,Allison就去哪。

还有人连行李箱都不需要,程序员Leo的游民生活,只要一个24寸的双肩包。困在上海格子间中的他为朋友圈中好友们发的蓝天白云感到焦虑,他认为自在和浪漫才是生活该有的模样。他迁徙到昆明,去咖啡馆工作的途中需要穿过翠湖,昆明花开的季节下,翠湖空气湿软清新,Leo觉得整个人活了起来。

路上的孤独与乡愁

切换到生活的新模式后,原来的各种习以为常开始肢解。成为游民后,Allison学到的第一课是:原来友情并不是理所当然的。

Allison需要朋友。23岁那年,她在泰国第一次见到大海,眼前空无一物,只有丰富的蓝色由浅至深,一直延伸到天空去。她感到震撼,却又难过——身边没有人可以分享她当时的感受。她一个人朝沙滩走去,感受到孤独。

成为“数字游民”之前,Allison常常与朋友一起去郊游、骑车,在热闹中做些打发时间的事情。随着学业和工作的变化,从小到大也换了地方,但好像每去一个新环境安稳下来,便自然能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从小玩到大的老友们也保持着联系,回家就能见到。

但成为“数字游民”后,一个月便要换一个新地点,国内的老朋友可以偶尔联系,但无法再一个电话就呼啦啦聚一起,而且随着地理位置和时差的相隔,共同话题不可避免的减少。新朋友也难以遇到,在新城市光熟悉环境就要一段时间,等好不容易从琐事中抽身可以社交了,又要去下一个地方,“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其实满悲伤的。”

Allison发现,以前有一点把拥有朋友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了,实际上,“交朋友是一个技能”。

那就练习起来。可以先找同为游民的人,这群同是孤单的人主动交友的欲望非常强烈,“友谊”往往一拍即合。去游民聚集的co-working space,或者在朋友圈中发出邀请,等待刚好在同一地点的朋友回应,都是发现游民好友的方式。但是具体能遇到谁,她也不知道,游民的朋友是流动的,遇见更看“缘分”。

找“本地”朋友则要费些功夫。每到一个新城市,Allison便会在Facebook上的该城市小组发一封介绍自己的帖子:姓名、职业、什么时候来的、预备呆多久,再加一句友好的“你们有推荐我可以去的地方嘛?”Airbnb的房东、城市里已有的活动、朋友的朋友,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也延伸为交友的契机。她也尝试着更加打开自己,学着向朋友袒露心扉,流露出的真诚和需求,“能帮助拉近人们的距离”。邀请她一起去希腊的布达佩斯朋友便是这么认识的,现在她们经常视频,不时约着两三个月后去另一个国家相见。Allison感激她们的存在。但另一方面,也要对友情保持适度的期待,相见时相谈甚欢,分别时各自生活,“像把友谊暂时冷冻一样,”Allison形容,“见面时再发酵,但所有东西都没有变。”

但一些更细腻的心思,比如那些突如其来的感慨,对人生的思考,或者自我的怀疑,Allison还是更愿意和那些最熟悉的老友坦然。这些朋友经过了时间的累积,共同积攒的生活细节赋予老友无可替代的信赖度。

时间也塑造出对家的观感。成为游民三年的Allison,心中依旧有牵挂,那都是从前的生活细节堆积出的怀念。比如童年时居住的大学校园。虽然不喜欢贵阳,但那个连小卖部都没有的单纯环境,给了Allison有关“家乡”的最初认知: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地疯跑,爸妈只有吃饭时才叫唤一声,碗筷一放又去疯玩。在不同的城市遇到黄昏时,Allison总会想起这些温暖时光。

Allison的爸爸是开明派,鼓励她什么事都去试一下,妈妈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母亲,强势、焦虑、对女儿有操不完的心。Allison决定成为游民时,专门从德国跑回家呆了三个月,给父母做足心理准备。父母犹疑时,Allison就使出杀手锏:“你们最大的心愿不就是希望我快乐么,现在的我很快乐。”这句话一出,倔强的母亲也会无可奈何。好在父母对她的游民行动没有激烈反对,就当是年轻人贪玩,想出去转一转。只是现在的Allison回家时,母亲会取消一切娱乐活动,全身心陪伴女儿,甚至把做好的饭菜送到床边喂她吃,尽一切可能宠着她。

尽管在父母面前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但Allison其实舍不得这一切。当初上大学离开父母时,她就会提前好几天开始焦虑,去机场的路上止不住的哭。结果过上游民生活,分别成为常态,和父母、和朋友、和好不容易熟悉起来的生活环境,离别无时无刻的发生,Allison一开始非常痛苦。

但看过了克罗地亚的海滩,在印度十几人的营地里学习瑜伽,与布达佩斯认识的姐妹团一起做美甲后,Allison对离别有了另外的看法。“我知道人生就是不停地离别,任何阶段不停地失去一些东西,也同时不断地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而走过那么多地方后,Allison越发觉得人类都是“共通”的,分享着差不多的快乐和悲伤。她并不打算去刻意地习惯离别,但在坐上飞机的刹那,除了难过,还有期待——她知道前方还有新鲜的风景和未结交的朋友等着她。

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自其中认清了自己应当归属的另一面。

Leo曾对美国充满期待,但真的抵达美国时,地铁站浓厚的尿骚气味让他皱起眉头。接送他的司机大哥,回头用低沉的声音郑重交代他“晚上不要出门”。他住在市中心,周围环境却满是脏乱差,晚上有一次经过市中心公园,遇到几个人聚众吸毒,Leo埋头匆匆经过,那些人直勾勾地盯着他。

“怎么说呢,是一种祛魅。”Leo突然有种浓厚的失望,不仅对美国,还有对整个游民的生活。与其他“数字游民”一样,刚进入这种生活时,Leo对即将到来的旅程激动又憧憬,要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一遍,然后在社交网站加上“游历52国打卡223个城市”一类的签名。有的游民会给自己列下长长的待做事项,将每一天的安排精确到小时,期待过上一种工作、生活、游玩三不误的生活,最好还能抽出时间做做冥想和看书。

但结束美国之旅后,Leo突然觉得“全世界都是美国”——即便踏上那些没去过的地方,能做的也不过是租一个符合自己审美的Airbnb,出门找个星巴克工作,再和全世界的游客挤在一起,去著名的景点看一看。出门前憧憬的体验各地文化,真到地方了,才发现不懂当地语言,能接触的始终是皮毛——自己不过是个时间呆得比普通游客久上几星期的长期游客罢了。

Jarod也有类似感受。疫情中他滞留在了哥伦比亚,无法继续出发,由于大使馆关门,到期的签证也难以续上,保险公司还一度拒绝为他提供2019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的保障。难得的暂停让他不得不静心在一个地方呆了下来——他发现南美洲的日子还不赖,治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糟;墨西哥的玉米饼和中国人的饺子一样,是必吃的主食;以前在拉美文学中体会的魔幻现实,现在就发生在他的身边。平时停留在一个国家的时间大致不过一两个月,真的慢慢在一个地方生活后,这些生活和文化上的有趣差异反而显示出了真正的趣味。

说到饺子,Jarod发现自己瘦了:中国胃还是需要中国食物喂养。

在世界与自己的改变之后

Allison从行走中获得与失去时,她的丈夫都相伴身旁,这很难得。且不说两人都要接受,且刚好有机会一同进入游民生活,光是路途中的琐事与奔波,也会放大生活中的摩擦。何况选择做数字游民的人大多个性独立,亲密关系更像生活中的调剂品,因此数字游民大多一人上路,少有双人同行的,如果有小孩,大部分人又会退出,回到“系统”里去生活。

好在Allison与丈夫暂未有生育计划,也自认是在“行走中获得力量”的人,开始游民生活前,他们也经常一同四处游玩。而且两人都比较独立,不需要多照顾对方,即便是在24小时相对的游民生活中,也会刻意分开一段时间独自行动,保持相对自由的空间。

但即便如此,Allison也从未想过一个人上路,她还是在意两个人在一起的安全感。可那次为了学瑜伽计划去印度时,丈夫拒绝了她。他对瑜伽的兴趣不大,那是一个封闭式训练营,他担心如果自己跟随着一同去印度,Allison会牵挂在营外的他,无法全身心体验。

Allison一开始撵,觉得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没有丈夫陪的自己会害怕。但她拗不过日耳曼男人耐心又死板的拒绝,只好硬着头皮一人来到飘着厚重咖喱香和奇怪香料味道的陌生国度。出乎意料的,她发现体验还不错,伴随着有节奏的呼吸和冥想音乐,Allison觉得她能学会一个人时也能平静而坚定的方法,同期的十几个同学,也在封闭的营地中形成了家人般的联系,她发现自己并不孤单。

从此以后,Allison一个人在路上再也不是问题。

“我觉得孤独是成年人必须拥有的东西。”现在的Allison很少觉得孤单,再看到一个漂亮的夕阳时,更多觉得感动,而不是孤寂。她开了个叫艾莉森王的博客,学着把不好意思对任何人说的话说给自己听,做自己的听众。回到家时也不再扭捏,放弃在外时建立起的自律生活节奏,欣然接受父母如照顾巨婴般的宠爱。在路上的日子给了她与自己相处的机会,她发现自己是可以照顾自己的。

也有人选择退出游民生活。在一个雨天,Leo坐在东南亚车伕的手扶车上,雨水顺着雨棚的缝隙滴下来,Leo拿手机记录着这一画面,突然,他意识到自己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现在的他在广州创业,不再焦虑朋友圈中其他人的旅行动态,他觉得自己的心定下来了,已经体验过自由的感觉,是时候往下走了。

Jarod开始满世界找据点,他打算像其他老游民一样,在全球选择一两个据点,之后的日子就在这些精心挑选的据点中生活,像一个候鸟那样。他也会定期回老家,和父母呆上半年,好好安抚自己的中国胃。

结束完印度之旅后,Allison和丈夫相约在克罗地亚的果冻海,租了两辆自行车,骑到一个无人的海滩躺下看海。不苟言笑的丈夫突然捧出一小桶刚摘的野花,那时正是午间,阳光把海面照得晶莹剔透,像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Allison靠在丈夫怀里,觉得那一小束野花特别可爱。

她觉得她明白了想要的生活。

野兽爱智慧

数说中国经济2020:34万亿新基建,与未被统计的1亿失业者

中国或成为少数实现2020年GDP正增长的国家之一。但高涨的除了投资和出口,还有债务与失业率。

端传媒记者 杨钰 设计师 郭瑾烨、Alice Tse 发自香港

2021-01-06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1篇,歡迎點擊訂閱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2020年最后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1年新年贺词,称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两天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2%左右——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不谋而合。

在大流行病令全球经济陷入瘫痪的2020年,中国或成为少数几个实现GDP正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拉动这一增长的力量究竟有哪些?增长曲线下的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又经历了怎样的困境?端传媒整理多方数据,为你展示中国经济的真实温度。

本文主要看点:

  • 5G、大数据等新基建成为拉动投资的主力
  • 房地产市场北冷南热
  • 外商投资高涨、民间投资疲弱
  • 出口在全球占比创新高
  • CPI连环下跌,化妆品和珠宝却买买买不停
  • 民众荷包大缩水,“1亿多人失业”
  • 政府、企业、居民负债均大幅增长

哪些力量拉动了增长?

受益于严格的封锁和相对高效的疫情应对,中国大陆经历第一季度的停工、滞产后,经济于3、4月大面积复苏,人们戴著口罩走入厂区、格子间继续开工。宏观经济研究机构恒大智库预测,中国第四季度GDP增速或达5.5%,该智库同时指出,基建和房地产投资、替代型出口是这一年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力量。

在拉动GDP增长的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是绝对主力。这是中国应对经济低迷期时常用的宏观调控举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拿出四万亿人民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钢铁、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生产,带来就业机会,从而驱动发展,安全度过全球经济震荡的时期。

过去十数年,生猛的现代化、城镇化已覆盖几乎所有铁路、公路和桥梁,“新基建”——成为政府在疫情后拉动投资的主力。2018年年底,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即以高科技高技术水平为主的基础设施。2020年4月20日,中国国家发改委进一步细化了“新基建”的内容——5G、大数据、人工智能,及科学研究、产品研制等创新基础设施。民间分析机构往往也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城际高铁纳入“新基建”的范畴。

2020年,中国各省市在新基建上的总投资金额高达34万亿人民币。其中,5G基站及大数据中心因技术已相对成熟且早有部署,成为投资的重点。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特别提及:“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这一部署与中国近几年遭遇的国际形势密切相关。2020年5月,美国以中国提供的5G网络装置可能用于搜集数据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禁止中方设备入境,同时开始游说其盟国。以华为为主的中资企业在英、法等数个欧洲国家遭遇困局,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也禁止网络运营商采购中资设备。另一边,中国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四部委9月23日联合发布《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为5G、新能源等产业再次创造政策利好空间。

至9月,中国各省市累计出台的5G政策已达460个。10月,中国建成逾70万个5G基站,提前两个月完成全年的建设指标,这些基站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及南方省市。

这些信息科技产业的发展,涉及一个备受技术水平和国际环境掣肘的要素——芯片。中美贸易战伊始,芯片便成为中方被美方“卡脖子”的关键产品。2020年,中国政府更大力扶持芯片产业。8月,财政部宣布对半导体和软件公司减税,以期在2025年实现芯片需求7成自产——这一比例目前不足3成。

作为芯片的组成单位,集成电路的生产似乎并未因疫情遭受严重冲击。据企业信息平台“天眼查”,2020年前10个月,工商登记的新增了超过5.8万个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较去年增长33%,平均每天都有200家新的企业出现。

这场浩浩荡荡的芯片投资与生产,甚至被民间形容为“造芯大跃进”。热钱涌入,泡沫膨胀,大量项目最终破灭。官媒CCTV也曾报道南京德科码和淮安德怀的烂尾项目,其中淮安的项目有35亿为政府资金,工厂车间停放著大量还未拆开塑料膜的设备,员工也从近千人降至78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外商累计直接投资在9月实现了正增长,截至11月已快追赶上2019年全年,预期良好。在外部国际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仍能录得此增长,主要是由于在全球经济低迷之际,中国是实现正向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些资金也如中国国内资本一样,多数涌入生物制药、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

火热的楼市与信心低迷的中小企业

除了信息科技产业,“战略性”的新基建亦带动了建筑业的扩张,其商务活动指数(PMI)4至12月连续9个月维持在60%左右的高景气水平。服务业也主要由电信、铁路运输及金融行业拉动。(注: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一国制造业发展的最直接指标,非制造业PMI以商务活动指数来衡量。50%是一条荣枯线,以上为扩张,以下为收缩。)

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向好。据天眼查,仅前三季度,中国便新增了30万家房地产相关企业,较去年同期增长11.19%。2020年,地方政府因疫情纾困、减缓税收而陷入比过去更大的收支赤字中,也愈发依赖土地财政。经济复苏伊始,青岛、广州、济南等不少地区在“房住不炒”的严控下仍悄悄松绑限购,后又因媒体集中报导而朝令夕改,政策“一日游”。

福卡智库经济学专家王德培解释,房企沿著“疫情—金融放松—房企财务成本降低—拿地资金宽裕—购房金融贷款成本下降—房企利润—集中拿地”的逻辑,在疫情后大幅扩张,“超发的货币为房价上涨买了单”。

这一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分布不均。房市的热潮主要集中在南方城市,尤其是以杭州为主的长三角城市群,和以深圳、广州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在严格的限购政策下,杭州、深圳均出现了职业摇号的投机者,亲友间股份制“众筹”摇号购房、再共享出售后收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注:买房摇号是一项房地产限购政策,每个有购房意愿的人会分到一个号码,由开发商随机抽号,购房者按照抽中的顺序来购房。)

而北方内陆地区除个别城市(如西安)外,房市则面临下跌的风险。在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楼市榜单盘点:二手房市场城市榜单》中,北方城市廊坊(跌8.4%)、青岛(跌3.8%)、济南(跌3.4%)位列跌幅前三。

在房企赚得盆满钵满之际,广大中小企业却迟迟得不到有力救助。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7月底的“中小微企业疫情生存调查”显示,中小企业在第一第二季度均面临“订单减少”的需求困境,而这些企业获得各地政府纾困政策优惠的比例也并不高——46%的企业获得了税负社保的优惠,25%的公司享受到减租降费,而享受到金融支持的仅15%。

直到11月,民间投资才在持续低迷近一年后微弱转正。12月30日发布的第三季度“中小微企业疫情生存调查”显示,即使到了需求逐步回暖的第三季度,仍有2/3的小微经营者有融资需求,但3成以上难以得到融资支持。近7成经营者在第三季度营收未及去年同期水平的一半,近3成经营者甚至营收完全未恢复。他们对第四季度的经营情况信心也很微弱,对经营成本增长顾虑较大。

口全球占比创新高,中国“替代”了那些无法开工的国家

据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和Haver Analytics的数据,中国在全球出口总额占比于2020年4月达到18%的历史新高,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高位。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也显示,11月出口同比增长21.1%,已连续4个月录得超过9%的增长,是2018年2月以来的最高增速。

这些增长一方面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医疗防疫、远程办公及相关节日的需求。以11月出口数据为例,增长主要来自居家用品、消费类电子、医药用品等防疫需求及圣诞节前夕的节日需求(塑料制品)等。

另一方面,“替代效应”也为中国带来了大量出口订单。华泰证券的分析报告指出,出口替代对冲了因疫情带来的需求下滑,是支撑出口的重要因素。由于印度、巴西、缅甸等制造业国家疫情严重,工厂难以开工,中国大陆成了主要替代选项。例如9月以来,原在印度生产的大批纺织订单转向中国,重新盘活了中国的服装产业。

“替代效应”也体现在机械、音响设备、航空器等机电制造行业。疫情期间国际协作难度增大,导致需下游生产商合作完成的产品难以生产,中国则依靠本土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承接了欧美的部分订单。

这一效应很可能会延续。多家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对界面表示,2021年上半年,中国大陆的出口或持续增长。他们指出,是次订单增长的车辆零部件、机械器具、音响设备等具有较大黏性,出口可能大程度保留;服装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印度等地疫情平稳后可能流失,但在疫情平稳可能带来的外需增长会对流失形成对冲,因而至少对明年上半年的出口表示乐观。

珠宝销量与失业率齐飞

8月,北京奢侈品百货公司——SKP的Channel、LV等奢侈品店舖门前排起长队,媒体报导称主要因当时时值七夕及“涨价”传言。要客研究院院长、奢侈品专家周婷对梨视频透露,头部奢侈品品牌线下门店在8月同比“两位数增长”,线上“同比三位数增长”,部分品牌更是“四位数增长”。

受国际疫情影响,高收入群体无法出国消费,金银珠宝和化妆品品类消费在中国持续走高。Kering等不少欧洲奢侈品品牌,今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均因中国的消费而拉高

和珠宝同时热卖的还有汽车,主要因商用车消费拉动。2018年,中国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预计在2020年年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淘汰不合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100万辆。防疫物资运输及电商增长也推动了物流发展,2020年各类卡车消费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此外,各地方政府也在2020年纷纷出台补贴计划,推动农村汽车的消费升级,及新能源公交车的置换。工信部更表示将“启动全面电动化试点城市的申报”,“以公共领域电动化有效带动私人消费”。2020年1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销量分别同比增长75.1%、104.9%,刷新单月销售纪录。

预计在2021年,财政部将继续安排新能源汽车补贴高达375.85亿人民币,是2020年总补贴额的3.34倍。

在个别领域销量增长的同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却连环下跌。11月,CPI按年跌0.5%,出现2009年11月以来中国的首次通缩(注:物价持续降低)。纵然官方表示,这主要受猪肉价格回落和油价下跌的影响,但去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CPI走势也并不乐观,连续5个月处于0.5%的历史低位。其中,交通和通讯、居住、衣著三项分类的价格指数均在11月呈负值。

CPI是衡量物价变动的指标,小幅度(3%以下)的上涨被认为对经济有益,说明需求旺盛,完全平稳的价格则可能带来通货紧缩,导致破产与经济衰退。可以说,核心CPI的低走势将需求疲软写在了数据上。

事实上,早在2019年末,恒大智库的经济学专家任泽平就曾提出,中国CPI除当时受非洲猪瘟影响的猪肉价格外,呈现通缩的迹象。对于2020年的经济,他表示,资本市场相对实体经济吸收了更多的流动资金,加上小微企业和就业形势的黯淡,消费复苏艰难。

消费与收入直接相关,过去中国已呈现明显的收入分层和差距,疫情则进一步拉大了分层。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7月底对前两季度的调研数据,中低收入者在第一、第二季度均面临财富缩水。年收入5万及以下的家庭,2020年第一季度收入仅为2019年第四季度的63.4%,第二季度更缩水至2020年第一季度的55.6%。

2020年2月至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连续3个月维持在6%左右,是自2017年有城镇调查失业率以来的最糟表现。而这一数据难以全面反映现实的困境,外界一直对中国官方的数据存疑。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师李迅雷团队于4月发表报告,指出彼时中国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超7000万,失业率在20%左右。报告引起热议后,李迅雷旋即发表声明澄清,说该报告“旨在对我国就业统计进行偏学术的探讨,并在特定假设情境下,得出对应的失业率水平估算”。据《新京报》报道,发声明时,李迅雷已卸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但依然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12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是对城镇人口的统计,但失业人群主要是非城镇户籍人口。姚洋指,北大国发院6月底在网上一项面向6000多人的调查显示,失业率高达15%,另有5%处于半失业状态,以全国7亿就业、其中5亿在城镇计算,“有1亿多人失业”。

负债高企,经济却“远谈不上复苏”

随V形经济曲线一同上涨的,还有债务。2020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一路飙升,至第三季度已达GDP的2.7倍,较2019年年末增长24.7%,是仅次于2009年31.8%增长的历史次高位。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永祖认为,这些债务主要为实体经济的发展、稳定就业和支持企业现金周转提供了支持,是“特殊时期采取特殊政策的结果”。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学者张晓晶、刘磊则进一步解释,除了政策要求,信贷增长与实体经济低迷的错配,也加剧了杠杆率。疫情冲击下,不少企业信贷的需求是用于纾困——例如给员工发工资、支付过去的债务利息等,而非用于商业扩张,这使得大幅高于往年的信贷增长与明显低于往年的实体经济活动间,出现不匹配,拉大了杠杆率。

CSC Financial的分析师Yang Rong表示,过去不良贷款比率很低的航空、娱乐、餐饮业及零售业,在2020年也看到显著的不良贷款增加,“大流行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将是长期的、值得注意的。”

中信证券的债券研究提到,宏观经济杠杆率居高不下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不过,高筑的债台却没有转化为经济增长,多数流入了金融市场,形成“实体经济的低速增长和资产市值快速扩张的分裂情形”。信用风险、债务危机、金融体系的脆弱,成为关注的重点。

2020年末,中国大陆高信用评级国企华晨集团、永城煤电、芯片制造公司清华紫光相继被披露债务违约,引起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

永城煤电暴雷后的一周多内,冀中能源、平顶山煤业等多支同类国企债券被低价抛售。山西省国资委为此特地发出《致山西省属企业债权人的一封信》,表态“高度重视省属企业债务安全”,以期安抚市场。12月29日,中国央行、发改委和证监会共同发布《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信用债的信息披露内容、频率等作了统一要求,并将于2021年5月1日起实施。

荣鼎咨询,2020年前10个月,中国债券违约总额达1200亿人民币。分析师Logan Wright表示,越来越多国企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私募进行融资,因而违约数据或被低估,预计2021年房地产公司和地方融资平台所发行的债券可能出现更多违约。

另据彭博社数据,2021年的偿债压力更大。预计至2021年11月,中国债券市场应缴付1726亿的还款额,其中约37%(639亿)来自2020年末债务违约未偿的永城煤电、清华紫光及华晨汽车。

前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20年末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指出,过去一系列违约事件,在于央行监管不力,未能防范系统性风险。楼还表示,经过疫情,中国债务在积累,资产价格持续位于高位,但经济却“远谈不上复苏”,未来需“有序结束刺激计划”,再回“去杠杆”,减少金融泡沫,否则将威胁中国经济的运行。楼继伟演讲后半部分的直播被中断,翌日,全文文字版也很快在网上被删除。

除了政府和企业债务,中国居民的家庭债务也大幅增长,在2020年上半年,增长额度居全球首位。其中,中长期消费性贷款(购房、买车等)及经营贷款,同比增速均超过15%,消费性贷款则出现同比10%的负增长——这与前两个季度房地产快速增长、消费动力不足的情形相符。

政府以举债拉动GDP,是否能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实际燃料?新基建和房地产等大型企业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小企业能在支援不利下熬过寒冬吗?民众收入急剧缩水,一亿失业人口如何重拾生活?收入分层,消费进一步折叠,低迷的CPI能建立“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新格局么?一些旧问题尚未找到答案,新问题已开始慢慢堆积。在全球疫情仍未看见曙光之际,伴随中国经济走入了2021年。

野兽爱智慧

【重磅影片】2020,为自由付上的

若你问我可否回到以前,其实是远到见不到,见不到以前的自己。

端传媒记者 林可欣 Stanley Leung 发自香港

2020-12-30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八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混沌”,2020年末,街头市民如此向我们总结岁末感受。这一年,世界被颠覆了。在香港,停滞与解离搅动着同时发生,人们无所适从。

“若你问我可否回到以前,其实是远到见不到,见不到以前的自己。实在有太多事,你看不到将来。”在香港街头,一个年轻男生这样说。

疫情凝固了时空,生死每天在眼前发生;政治高压无处不在、旧世界模糊不清,人们在混沌中挣扎,慢慢体察心中积压的震惊、愤怒和悲伤,重新审视自己与家人、与理想,与那一个想像中的香港的距离。

这部年终影片,拍摄于2020年岁末。端传媒记者、摄影师在香港、台湾两地采访了五位香港人:明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叶澄如(化名),在运动后陷入家庭撕裂的伤痛;年轻护士Chris Li 10个月来在医院服务肺炎疫情的病人,每日经历生死日常;从夜更的士司机到参选区议员,蔡志强每日在最贴地的空间中感受人心变化;决定从英国返港定居后,咖啡师Terry Fok震惊于香港变幻,每日带着护照和信用卡出门,求个心安;而对于作词人潘源良来说,他已决定带着香港的亲密与气息,转赴台湾,寻一个梦。

为自由,为心中所愿,付出了多少?还可以付出多少?

在这里的伤口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后,裂痕横亘在叶澄如与父母中。一年过去,裂痕越来越大。20多岁的她如今觉得,自己和父母之间的距离,是一道深深的伤口。

起初,是政见不同。19年下半年,叶澄如说,父母经常在家庭whatsapp群发亲建制的消息,其中包括一些假新闻。她认为厘清假消息,但发现父母听不进去。

她记得,家人关系原本和睦。小时候,妈妈鼓励她和姐姐看新闻时,记下新闻节目的内容。她喜欢看香港电台的《铿锵集》,妈妈也会陪着看。去年开始,家中的电视也成为战场,心的间隙在滋长。20多年来,叶澄如第一次离家居住,以几个月不回家的姿态来表达抗议。

不过,她说其实自己心里也不好受。

今年农历新年邻近,疫症爆发,她感觉是时候回家一趟,在大年三十与家人团聚吃饭。还没回家,她就听亲戚转告,父母早已计划年三十出游,未曾打算告诉她。震惊之余,伤口再次加深。

她说,政见之外,父母的冷淡更让她难过。她想像,撕裂的伤口可能随时间结痂,但疤痕和曾经的伤痛会一直在。“一条疤痕永远在那里,当你不遮住的时候,就会有人看得到。”

今年,她尝试重新理解,家人是什么。在自由、理想和父母温暖之间,是不是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她羡慕有朋友不经意和她说,“妈妈给我留了碗汤。”

“家人是很玄妙的关系,正如我不回家我也不好受,这是种无法完全割裂的关系。”她说。有一些细节,偶尔也会让她想,妈妈或许也只是没有直接表达她的感受。

父母习惯给叶澄如一些零用钱。去年夏天,运动爆发后,叶澄如担心自己会受到经济制裁,计划顺势实现经济独立,反正自己也找到兼职。没想到偶尔回家,妈妈还是会在第二天上班前留下零用钱。

一度,母亲发狠话,叫叶澄如退出家庭whatsapp群,但她没有退。“你对我好过,所以我暂时也不想放弃这一段关系,觉得不需要去到尽。她尝试行前一步,所以我愿意后退一步去拉近距离。”

今年疫情爆发后,叶澄如回家了。示威热浪消退,家人忙着储备防疫物资,生活恢复了表面的和平。11月是她的大学毕业礼,她曾经想邀请父母去学校合照。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们是否还可以扮无事发生,和平共处?我们在这个时代里,真的可以不挑动大家的情绪吗?我没有信心。”

在那里补上

对于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作词人潘源良来说,自由的代价,如今真真切切更高了。

“现在所谓自由两个字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这是跟我们成长时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又非面对不可。”落地台湾新北不久后,潘源良告诉我们。

30多年前,中英启动关于香港的主权移交谈判,香港爆发移民潮,潘源良写下《今天应该很高兴》,歌词传颂,没想到在2020年的香港,尤其应景。歌词中,主人公的朋友亲人全数离开,留他一人独自过圣诞。

今年,潘源良也决定和太太移民台湾。从加拿大经香港转机,飞到台湾的一路上,他为达明一派新歌填词,写下《今天世上所有地方》。新曲是旧曲的续集,他说无需多解释,任君解读体会:

/ 如世界已给窄长隧道埋藏 / 时间看似走向绝望境况 / 跌踫再摸索前面路茫茫 / 靠极远 一点光 / 可会找到方向

/ 我会说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 你要去多远也被困在迷惘 / 却更要相信自由必将释放 / 那里缺少的 在那里补上/

他在不同城市生活过,向来是个自由人,但不用多说,不用多想,香港又是无处不在的。他从小习惯逛香港,“我小时候什么地方都去,后来学懂开车,那是30多、40多年前,开着车到香港每一条街。”无论去哪儿,港岛、九龙、新界,一街一巷他都熟悉。

如今在台湾新北,他还在适应。假如要开车,必须紧盯着GPS导航。不过他觉得不用挂念香港。“那种记忆、感觉、有关香港的亲密,我相信一直都在。”

离散,或许也是另一种重逢。选择台湾,他想着是可以做点事。“我的想法是希望可以在台湾尝试发展或者维系香港文化的承传、延展,给后生仔多一点可能性去参与、发展,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创作或制作的空间。”他说,这是一个梦,一个越来越实在、越来越非做不可的梦。

“我只是个海盗,”潘源良说,“船只兜一个圈又可能会回来的。”

倘若用一句歌词形容今年的香港,以及此刻自己和香港的关系?

“那里缺少的 在那里补上 ”

为什么?

“不用解释了。”潘源良笑了,“我们尽力做补上的工作。”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叶澄如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李静琳、叶洁明、黄德镰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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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终专题预告

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端传媒编辑部

2020-11-26

2020年,我们的生活被距离感重新定义。去往另一国度的路程被无限延长,塑料隔板将餐厅切割成一个个狭小的格子间,与此同时,家里的那张桌成了真正意义的格子间。囿于桌前的我们,想念和一群人一起大笑、争吵的时光,在影院里与恋人分享爆米花的亲密,以及,无需通过口罩呼吸的自在。

旧世界在眼前一片片瓦解,航空业遭遇洗牌,经济疲弱的阴影投注在每个人肩上,一部法令扼住700万人的咽喉,一张二维码成为14亿人的通行证。内卷取代合作,攻讦代替对话,阴谋论像空气中的病毒,不安分地四处传染。我们曾经拥抱的价值,坍塌成时代注脚上的尘埃。

身处这巨变和种种不确定性之中,我们比以往更加相信记录的价值。端传媒年终专题策划近20篇深度报道,与你一起观察一个时代的碎裂,并关注另一个时代的新生。我们将呈现生活形态的无数可能性、疫情启发下的空间设计,以及,人类从未休止的太空探索。

我们相信,破碎的一切终将在未来汇合。

端传媒执行总编 吴婧

年终专题阅读手册

20篇报道按照“锈”与“光”的主题分为两类。在每篇报道的结尾,你会看到一张图片,揭晓该篇属于“锈”还是“光”。

整个专题将在2020年11月底至2021年1月陆续发布,并在之后集结成精美的电子书,送给会员。欢迎点击订阅2020年终专题

明天(11.27)我们将发表专题的第一篇报道,记录作为外媒之都的香港,在国安法压境、新闻自由收窄和频发的签证问题下,如何走过2020;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倘若失去外媒,香港失去的到底是什么?

设计师有话说

在贯穿主题的主视觉中央,铺起一条浅肤色的路。那些向著远方汇聚的圆与碎片,像是这个时代所遗留的各种情绪,朝著前方柔软的目标缓缓前进。

橙色是锈,也代表著光。你可以严肃地阅读锈面,思考那些具体且深远、渐层至黑色般的负面改变;也可以随时跳转思考,面对远方如太阳般的圆,缓缓地散步,直到下个时代的光面出现。

2021年,让我们保持思考、保持乐观,保持心中画面的暖调。废墟会生长新的风景,让光在远方指引你。

野兽爱智慧

香港,亚洲外媒之都的殒落?

“以前大家倾向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个篮子就是香港,那么以后可能是把鸡蛋放进不同篮子。”

端传媒记者 李慧筠 发自香港

2020-11-27

【编者按】这是端传媒2020年终专题的第一篇,欢迎点击订阅专题。我们与你一起,关注一个时代的碎裂与另一个时代的新生。

不久前,来自爱尔兰的麦固仑(Aaron Mc Nicholas)离开他生活了5年的香港。“我要走了,但你们要留下,并设法应对这些来临的转变。”离境前,他对一群香港记者朋友说。

麦固仑所指的转变,来自香港低沉的大气候,但更直接的,是外籍媒体人的签证困扰。2015年,他随爱尔兰新闻机构Storyful拓展业务而搬至香港,后来转职《彭博新闻社》,做社交媒体编辑。他两次续领签证,最多一个多星期获批。不过今年3月,他被新雇主Hong Kong Free Press聘请,新工作签证等了整整5个月。8月25日,香港入境处书面通知他:拒绝批出工作签证,未说明理由。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麦固仑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拒绝签证、任职于本地媒体的外籍记者。舆论沸腾,揣测不断。HKFP是香港成立5年的英文网络媒体,在去年运动中紧贴报导,麦固仑本计划加入担任编辑。

在2020年,签证的难题困扰著许多记者。与麦固仑被明确拒签不同,更多在港的外籍记者遭遇续签时间延长,长期不能工作的问题。8月,《纽约时报》传出至少6至7名记者被拖延签证,加上《华尔街日报》、CNN等大型国际机构,逾10名记者遇上类似情况。立场新闻据消息报导,香港入境处新设“国安组”审视外籍记者的签证。端传媒向入境处查询国安法后,有否更改处理外籍记者签证的工作流程,入境处未正面回答,仅指所有来港工作的签证申请均由其辖下的“签证管制执行科”处理。

作为亚洲甚至国际的外媒之都,全球约有80家新闻机构在港设立办事处(注一),这是在港记者第一次遭遇这等规模的签证问题。据端传媒了解,记者们的签证审批时间延长始于今年5月,直到9月之后,才陆续收到等待逾数月至半年的签证;但据两名外媒记者分别透露,他们身边有同行至今仍未获签证。对部分记者而言,马上被驱逐的威胁暂时搁置,但不安与紧张感持续弥漫——这些异动可能影响人事布局,长远可能影响中港报导的操作。

“让记者等候签证批准,自然引发了寒蝉效应。记者会更小心翼翼、设置红线吗?很有可能。”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心总监瑞凯德(Keith Richburg)告诉端传媒。进入大学之前,瑞凯德是拥有逾20年驻外经验的记者,曾被《华盛顿邮报》派驻全球七个城市,在2009-2013年驻北京工作。

他记得在北京,每逢踏入冬季,外籍驻华记者就要筹谋将于12月失效的记者证,大家要看看是否能顺利延长签证,才飞回家乡过圣诞。有时,外交部等到平安夜当日才发签证。

所有在中国的记者都很担心,他们总是很担心。这是一种心理策略,为了签证,你可能对于写政府的新闻会有点胆怯。
瑞凯德

“他们就是让你等。所有在中国的记者都很担心,他们总是很担心。这是一种心理策略,为了签证,你可能对于写政府的新闻会有点胆怯。 ”瑞凯德说,这一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不过,场景似乎开始从北京切换到香港了。

“驻我国的中国大使馆会怎样看我写的报导?”

等待了大半年,Elton还没有获得中国外交部的记者签证。他把私人物品留在中国大陆,带著简便行李,辗转睡在香港的酒店,等候未知的消息。

“很多人都问我,如果无法回去工作会怎样。”Elton说,他今年一直心情抑郁。过去数年,他为不同的外国媒体担任驻华记者,曾经采访新疆议题,此刻,他无法分辨签证延误是因为自己的报导,因为疫情,抑或因为中国的对外关系。

在Elton身边,有记者因为被拖延签证太久,已经开始考虑转行。

尽管多年以来,驻华记者的签证问题不时出现,不过来到2020年,美国也开始对中国驻美机构和记者作出种种限制。

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5间中国媒体定义为外国使团,为中国政府一部分,限制其雇员数量。差不多同一时间,《华尔街日报》发表〈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评论文章,被中国外交部批评带有种族歧视色彩。中国旋即出手,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记者的记者证,限5天内离开中国。

中美冲突不断升温,在贸易、关税之外,签证成为两个大国的对抗武器。中国继续吊销部分国际媒体记者的记者证、禁止其在境内采访,而且不再仅仅限于美国媒体。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指,此举影响至少13名记者,他们被规定不能在包括港澳地区的中国境内采访。之后,外籍记者开始被拘捕和上门问话,有澳籍记者一度逃入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寻求保护。

在大陆,驻留6个月以上的外籍记者要申请俗称J1 Visa的记者签证,到埗后申领记者证,再办理居留许可。位于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2019年底访问了186位驻华记者,受访者表示签证、记者证和居留许可证的比以往的处理时间长,有效期比以前短,例如只获发放6个月或以下的签证、或是3个月的居留许可。

另一边,美国再把10间中方媒体列入“外国使团”名单。5月,在非美国新闻媒体任职的中国籍记者只能拿到90天的工作签证,有别于以前的无限期单次入境签证。

刀光剑影的中美关系中,香港不再被视为一个缓冲地带。

今年5月,《纽约时报》资深中国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被赶离大陆,之后他来到香港,尝试向香港入境处续领工作签证。7月,香港入境处同样拒绝批出签证,未提供原由。

“中美关系很大张力,我已经预想会棘手。”瑞凯德说。今年,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计划聘请一名普立兹奖得主、资深外籍记者做访问学者,并为学生教新闻特写。考虑到紧张的中美关系或许会影响香港签证,5、6月左右,港大开始为这名记者申请签证。外籍人士来港工作,可以申领“一般就业政策”,入境处网上列明一般需时4星期处理。

不料,入境处向港大提出的问题达40-50条,比以往更多,内容包括学院有否在香港物色人选、申请人在港完成工作后下一步计划,反复近两个月,仍未有结果。最终,该名记者因为疫情原因自行撤回申请。

“他们不给拒签的原因,或者是国安法设立的目的,就是不告诉你红线在哪里,使媒体自我审查——你能不能访问这个人,能不能写这一个词汇?”HKFP总编辑Tom Grundy向端传媒表示,“可以想像现在许多报馆中,(外籍记者)投资了那么多在香港,当你要具名写一个敏感的故事,你会多了很多外在的念头闯入脑海。”

自由身记者Kayla对端传媒说,近来她的忧虑增加了。除了签证,港区国安法也让她担心。她来自欧洲,目前定居香港,关注中国的留守儿童、同志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为各大欧美媒体供稿。最近,她的编辑将她一篇报导的标题改得更有感染力,但同时加强了对北京的批评,她为此有点担心。

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忧虑,我比之前更担心,我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会怎么看待我的报导。
Kayla(化名)

“以前我从来没有这种忧虑,我比之前更担心,我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会怎么看待我的报导,”Kayla对端传媒说。她隐约感觉,中国官方的注视,以后可能会令她牵扯上国安法。

在2020年之前,她在香港总体感觉安全而自由,常常短期去广州、深圳采访。采访敏感话题之后,她会把相机的记忆卡小心地塞在自己的袜子里,尽快穿过中港边境,回到香港。

她记得,以前乘上罗湖往红磡的东铁列车,就安心了,“每次听到地铁那音乐,你就会觉得,啊!一切恢复正常了。”

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外部的世界”

1943年,抗日战争未平,一群外媒记者组成了外国记者会(FCC),选址重庆一所24个房间的民居,极力向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争取获得其抗日及抗共战事的消息。FCC曾驻南京,后来搬到上海,至1949年,“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席卷中国大陆”,FCC带著协会的资料飞往香港,落脚在港岛半山。(注二)

二战后初期,主要新闻机构都在东京设立亚洲总部。直至六七暴动爆发,外籍记者涌至香港,加上时值越战,许多前线记者在越南工作3个月后,便休假跑到香港,在FCC呷下几杯酒精。

冷战时期,关注亚洲的记者开始汇聚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英文环境和便利生活。而在当时殖民政府斡旋之下,香港也成为中西逢源的信息、情报交流基地。(注三)除了记者,FCC的会员还有商界人士和外交官,各国政策、政坛消息和金融信息在此汇集发散。90年代,这个记者会策划过不少重要讲座,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都曾是座上客。

走入今天座落中环下亚厘毕道的FCC,旧格调的酒吧里贴满韩战、越战的照片。以前,人们还会看到Clare Hollingworth坐在她专属桌子的身影。1939年,这位《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记者在波兰边境拍下纳粹德军的集结场面,是首位报导二战触发的记者。她年轻时风风火火的走访过越南、中东和中国,最后2017年在香港终老离世。

今年9月,瑞典籍自由身记者Johan Nylander坐在酒吧一角,写好聚焦中美贸易战的新书 “The Epic Split – Why ‘Made in China’ is going out of style”。他对驻外采访情有独钟,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驻守伦敦报导,很快留意到世界的焦点持续转移到亚洲。

我做了许多大新闻,在香港,人们信任我。
Johan Nylander

2011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香港。他专注报导中港政治及金融新闻,为瑞典媒体《每日工业报》(Dagens industri)、CNN等供稿,也加入了FCC。目前他已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资格,有时往返内地采写。

“记者可以在任何地点工作,就算你身处南极,只要有电脑就可以。但是,如果你需要与人们碰面、出席不同场合,或者建立你的人际网络、挖掘一手联络和采访,香港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地方。”他说。

Johan写过不少中国报导,其中有新疆石油“能源基地”的资源开采如何影响少数族裔的特写故事,也有对近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细致描绘。“在香港,你可以一只脚在中国,一只脚在外在的世界。你可以得到中国内部的感受,但你同时可以保持距离。”他说,如果走得太远,会失去当地人的联络,能触及的,只剩下官方政策和人权报告。

在香港,他获得了不少独特的金融新闻素材,也结识到游走中港两地的黑社会、大银行或国际公司管理层的人物。这些人向他解释自己怎样从中国走资、如何与大陆的贪污与及贿赂合作共存,“我做了许多大新闻。”Johan说,香港相对大陆的开放氛围,让受访者愿意透露新闻线索,“在香港,人们信任我。”

对Johan而言,香港的独特之处,正是新闻记者所仗赖的信息自由流通。“当你在中国使用VPN工作,不是很work。”Johan 看向酒吧内聊天的人们,想到每次回到北京时,总会发现酒吧一间一间地倒闭。“在香港,你可以走入一间酒吧,跟人们有开放的讨论,但这在中国困难许多。”

在中环一所共享工作室内,Kayla 也指出,对于观察中国甚至亚洲,香港曾经是一个较理想的地点。“香港真的什么都有。这里有国际视野,人们讲不同语言,也很容易前往不同国家。所有的媒体集中在这里,外籍人士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她一口气说,“就算你报导敏感议题,他们(中国政府人员)也不会跑到香港找你。以前,香港跟中国是分开的,你感觉很安全。”

除了采写业务以外,驻外记者也要考虑生活、子女教育等问题。数年前,Kayla移居香港也考虑到子女的就学问题。“这绝对也是媒体驻留香港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员工很容易在这里找到说法语、德语或英语的学校。”她说,“但是,台北肯定没有,我也不觉得东京会有。”

英籍作家Paul French是上海外国记者会(SFCC)于千禧年代创会的成员之一。FCC迁往香港后,驻华外籍记者于2003年在上海重建SFCC。从1996年起,Paul开始在中国工作,持续接近20年,大部分时间驻留上海。目前,他返回伦敦生活,不时为《南华早报》撰文。

(在香港)我可以一个早上就合法地开办一间公司——开设银行、电话和网络帐户、租办公室。香港的目标是邀请你带来资金,然后不会收取太重的税。这所有在中国是相反的。
Paul French

“在上海,我也是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5分钟就把事情办妥了。当时,从没有过一个正常的手提电话,他们不会让外籍人士设(电信公司的长期)帐户,怕你不付帐就离境;上网帐户也一样。”French回忆,外籍人士去当地银行处理事务需花更长时间,但现今情况无疑已大大改善。

French认为,“(在香港)我可以一个早上就合法地开办一间公司——开设银行、电话和网络帐户、租办公室。香港的目标是邀请你带来资金,然后不会收取太重的税。这所有在中国是相反的。”在中国大陆,外国新闻机构想派常驻记者,需要向外交部新闻司申请;而在香港,海外传媒机构在香港设办事处或派常驻记者,都毋须向港府申请。

不过,观察到这一年的形势,French认为,“这些在港的教育和银行体系将逐渐改变。”

正的“回归”时刻

1997年7月1日,香港下了一场暴雨。前一晚,当时仍是《华盛顿邮报》香港部主编的瑞凯德正忙于撰写主权移交的新闻。完成工作的清晨,他步出家里截下一辆的士,上车后看出窗外,雨水淅沥的街上并没有人。路上,的士司机突然以英语问他从哪里来,瑞凯德说是美国。司机接续说,“你没有离开。”瑞凯德回应,“我会留下。”

“谢谢你留下来。”司机听罢说。

23年过去,这一幕一直留在他的脑海中。

1995年,瑞凯德来到香港。主权移交前夕,这个城市前途不明。到埗不久,他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同与政府新闻处职员进餐,他问那名职员:如何取得香港的记者证?

瑞凯德记得,对方回答,“你在香港不需要记者证,这里有新闻自由。”

“中国要接管一个繁荣的城市,以前从没试过,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过了一两个星期,香港政府主管一切,大家又放松了下来——一切还好,应该会没问题的。”瑞凯德说,97后,任何政见的人都会出现在外国记者会的午餐会;他们邀请曾钰成、也邀请李柱铭。自由空间似乎依旧。2005年,《纽约时报》来港设立办事处。

在很长一段时间,外国媒体的存在是港府认为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一个证明。2005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在纽约出席活动,强调香港是“亚洲国际都会”,一个力证是不少外媒都以香港为基地,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曾荫权指出,自由流通的新闻信息是建构香港成功的一项支柱,是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外国商贸互通的平台,大家最重视的优势”之一。2009年,时任政务司长唐英年表示,《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信息流通,香港是“国际信息中心”。

倘若看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九七后短期内起起伏伏,但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跌。不过,瑞凯德指出,一切直至2018年才响起明确的警号。“2018年,中国跟香港政府就踢走了马凯(Victor Mallet),打破了用签证对付在港记者的禁忌。”

当年8月,香港外国记者会邀请提倡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出席演讲,时任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凯负责主持,引起外交部驻港公署的不满。10月,入境处拒绝延长马凯的工作签证,马凯随后离港,11月,他以旅客身份入境香港,亦被拒绝

同年,民族党被禁止运作,这是香港政府第一次关闭一个政党。瑞凯德当时撰写了一篇评论,题为 “It took a while, but ‘The Death of Hong Kong’ has arrived” ——尽管挣扎了一会,但“香港之死”最终还是到来了。

不过,随后两年,剧变没有马上紧随。到了此刻,瑞凯德感觉,2020年才是香港全面回归的真正时刻。“那些我们在1997年害怕会发生的事,花了更多时间、20多年的时间,但是现在香港的回归终于发生了。”他说。

在香港设立分部15年后,《纽约时报》近来宣布前所未有的变动,宣布将香港的数码新闻业务搬到韩国首尔。该报向员工发布的内部备忘录提到,国安法对该报运作及新闻行业造成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制订后备方案,并在亚洲区内分散员工。

《纽约时报》回复端传媒查询,指考虑到当前局势并不稳定,纽时正计划使亚洲驻点更多元化;撤离数码新闻中心至首尔可使亚洲区内资源运用更灵活,而该报印刷版和广告部会继续留在香港。据端传媒了解,此次搬到首尔的为该报的编辑团队。

被中国政府驱逐后,《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Steven Lee Myers已经从北京搬去了首尔工作。Myers告诉端传媒,从中国外部去报导中国,带来种种挑战,尽管目前网络通讯发达,但各种在线采访,“也无法取代在地去看、去听、去感受当地的生活和社会”。他希望中国政府能重新考虑签证的问题,也指出无论如何,《纽约时报》都会继续报导中国。

针对《纽约时报》的业务更动,《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不少大型驻港外媒机构的知情人员:包括《华尔街日报》有员工透露,公司正考虑必要情况下重新编配驻港人手;《华盛顿邮报》表明没有计划缩减香港营运规模;《金融时报》、CNN等都没有计划离港。

一名在外媒驻港机构工作逾10年的本地记者余卓明透露,公司最近的全体会议中,同事们纷纷表达了忧虑。“公司的情况怎样?香港部情况如何?”他说,“有管理层觉得香港情况开始变差,但不至于缅甸或俄罗斯的情况。”公司口头答应,如果员工因公遭跟踪或被指违法,会给予法律支援。

记者的疑虑和恐惧,先是从签证延迟开始,近来再因香港本地记者蔡玉玲、浸大编委会记者邓泽旻、网媒“娱宾”女记者何家欣等被拘捕、检控而深化。余卓明开始回想,自己过往做过什么报导?

“有些时候,你会想,是不是曾经有条线在这里。”余卓明说。

Plan B和新篮子

更多的国际机构和外籍记者选择冷静地观望和坚持。

一家大型国际媒体机构的驻港记者Alison向端传媒表示,考虑到近来许多记者陆续获得签证,她认为,短期内的风险减低了,不过,并不代表未来是乐观的。她指出,签证是政府常用对待记者的手段,而在香港,“现在没有看到大面积的使用,但不代表以后不用。”

目前来看,她认为对于做中国、中港报导的记者来说,香港仍是一个较理想的地方,她也有信心,新闻机构和记者们不会因为签证被阻而不去报导政治敏感的题目。“那不就合了他们(当权者)的心愿吗?”Alison说。

香港作为外媒中心的角色,可能会一点点地衰落,但不会在几个月内消失或被其他地方取代。
Alison(化名)

但无论如何,机构和人都可能开始分散风险,制定plan B。“以前大家倾向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个篮子就是香港,那么以后可能是把鸡蛋放进不同篮子。”Alison说,“香港作为外媒中心的角色,可能会一点点地衰落,但不会在几个月内消失或被其他地方取代。”

Kayla还在每天采写报导,但同时也在考虑plan B。在她身边,不同外媒机构或记者都在制定应急计划,有考虑新加坡的、首尔的、东京的,甚至去夏威夷的。她发现,大家不容易找到一个如以前的香港一样的理想之地。

“大家都在谈论搬至不同的地方,反映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代替香港。”倘若最终决定离开香港,Kayla计划和家人一起返回欧洲。

对于更多外媒记者来说,这大半年的苦恼好比海中暗礁。我们发出许多访问邀请,大部分记者为免影响签证和所属机构,都要求匿名访问或拒访;也有等候签证日久而情绪不佳的记者婉拒访问。

有记者已经准备应变措施,甚至变卖资产。一名不愿具名的外籍记者告诉端传媒,有同行在国安法实施后便出售在港物业,与家人重新租地方住,“那你就可以60秒内跑走。”受访当日,他刚取得台湾的工作签证,作为自己的Plan B。

三年前,创立于法国、关注记者权益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决定增设亚洲总部,曾经考虑定址香港还是台湾。由于忧虑香港法律无法保障组织人员及避免被监视,最终选址台湾。

“现在,每个在港外媒记者都清楚,他们可以像驻中国记者一样随时被逐出香港。”该组织东亚办事处主任Cédric Alviani说道。他认为,在一切太迟之前,香港的外媒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尽快思考在其他城市开设分部的应变策略。

根据香港政府新闻处的数字,10年前,定期接收政府信息的驻港海外传媒机构有95间;此后数字缓慢下降,至2017年轻微上升。2020年,相关驻港海外传媒机构有84间。

如果你把所有从中国赶出来的人放在台湾,就显得太敏感了。对于北京当局,这是更大的挑衅。
Alison(化名)

今年3月,台湾外交部于官方Twitter欢迎被中国驱逐的外媒迁至台湾。现在,《纽约时报》有被逐的记者正驻台工作。台湾外交部回复端传媒指,2020年1月至今,首次向外交部申请登记派驻台湾的国际媒体记者共计36名,其中9位自中国移驻台湾。而去年,总计16名国际媒体记者首次申请登记驻台。Alviani指出,台湾在过去30年不断改善吸纳外籍专才的环境,包括语言水平、申办公司的法规,其营运成本亦较香港低。

不过,Alison透露,是否转移到台湾,对国际媒体来说,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如果你把所有从中国赶出来的人放在台湾,就显得太敏感了。对于北京当局,这是更大的挑衅。”

在不稳的国际时局底下,对于驻华外媒的未来动向,Paul French分析有两个可能:外媒为免除等待签证的成本,可能会派出较少敏感报导经验的记者驻华,这也意味著,该记者未必是最好的人选;外媒亦可能会转而聘请中国或香港记者报导当地新闻,但这却暗藏员工人身安全的隐忧。

“当我们说自我审查,会不会也在说媒体的人事安排?”Paul French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想做一个China Hater

回到爱尔兰之后,麦固仑正在适应生活,准备找新工作。对于未来重返香港,他并不完全悲观。他说,香港教他最难忘的,是身边的记者朋友如何抱持热忱,追逐新闻。

“在香港,我看到本地记者如何努力采访。”他说,香港人给他一种感觉——就算民主来日方长,也要著力推动新闻和信息流通的自由。“香港没有选举民主制度,记者认为在港做好新闻工作、比起在拥有完善民主的地方做好工作,来得更加重要。”

最近,他在爱尔兰媒体撰写文章,提及香港警察搜查壹传媒大楼,并修订记者定义等等限制传媒的作法。“10月1日有少了记者吗?我不认为。现时改变尚未显著,但是我们要继续观察。”

另一边,驻华记者Elton虽然可以暂时在港工作,不过他仍然希望返回中国。在大陆的时候,他发现许多文化和历史故事很值得报导,“你(对记者)增加障碍,别人怎样了解你的国家文化?”

瑞凯德认为,新闻自由不只是关于记者跑采访的空间,其长远建立的是商业发展所依赖的信息流通。有驻华商人告诉他,为了避开中国境内监控,他们推出新商品时都会飞往韩国开会。“你不会想这件事发生在香港。因为信息流通,金融机构才选址香港。”

瑞凯德说,现时外媒机构都正在观望。“香港突然成为了故事本身,我甚至觉得会有更多记者来香港,但外媒未必想把办公室留在这里。香港仍是容易报导中国的驻点,但那也看政府未来会削减多少报导空间。”Johan也表示,国安法过后,一些外国商会成员、银行行政总裁对他说,担心香港失去新闻自由,连带信息交流日渐堵塞,影响他们日后作出准确的投资决定。

今年3月,Johan在《每日工业报》发布一篇有关疫情的评论文章,随后被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点名批评。在Johan看来,以往同类情况中,中方只会批评媒体,点名批评作者的操作较之罕见。他的脑中响起了警号。

不过,Johan暂时还不打算离开香港。他的内心近来有两股力量相互拉扯。一方面,他对香港有深厚的感情,觉得有责任留下纪录城市的衰落,也还有兴趣去理解中国,他说,自己不想做一个充满怨忿的 “China Hater”。他心里记挂在那片大陆里,在经济急速发展下生活的普通人,一位曾经带领他们游历沙漠的维吾尔族人。

去留的决定并不容易。我希望自己离开香港的那天,不是因为我有所恐惧,而是我想去做更好的事。
Johan

另一方面,他觉得在港的日子已经不短,想要学习新事物,近年对雅加达、马尼拉等地发展亦很感兴趣。而且,他也需要考虑家人的安全和教育问题。

“记者向前走,然后采访另一个故事,然后要抽离。”他说,“去留的决定并不容易。我希望自己离开香港的那天,不是因为我有所恐惧,而是我想去做更好的事。”

从中环码头拾级而上,走至下亚厘毕道的FCC之前,Johan特意绕一趟远路,在2019年曾经布满示威者和路障的皇后大道上,来回踱步。

“摩天大厦之间,阳光普照。一切当然还好,不是吗?”他站在阳光底下的一片阴影,“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像我总觉得,(被逐或被捕)并不在于你说的话对不对,而是你某天是否成为了目标。”

注一:立法会文件,《立法会十六题:内地政府驱逐美媒记者对本港新闻自由及“一国两制”的影响》

注二:香港外国记者会,"Eyewitness on Asia: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Hong Kong, Up to 1997 and Beyond"

注三:麦志坤,《冷战与香港──英美关系1949-1957》

(为保护受访者,Elton、Kayla、余卓明、Alison均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何清怡、张晓澄、黄诗慧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野兽爱智慧

兽爷丨过劳时代

01/08/2021

2018年8月1日,74岁的学者森冈孝二因心脏病发,抢救无效去世。

森冈孝二被称为“过劳死问题研究第一人”,一生为解决过劳问题而奔波。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心脏疾病,但为了研究过劳,自己也成了工作狂,常常深夜两三点还在回复邮件,最后,连他自己也死于严重过劳。

在过劳死的学术研究上,日本当然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但韩国和中国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就像成都肛肠医院发达一样,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而且东亚三国在劳动强度上的追逐越来越激烈。连森冈孝二也说,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韩两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

相反,中韩两国的长时间劳动是推进日本长时间劳动进一步加剧的重要原因。

难怪有人说,看看日本和韩国,真的会对我们自己的前途有点担忧。

日韩成为发达国家这么多年了,内卷反而越来越激烈了、人们的工作年龄越来越长了。

难怪有人把中日韩比作“三块人肉干电池”。

1

“过劳死”这个词,也是岛国舶来品。2002年,《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收录了来自日语的词汇“karoshi”(过劳死)。

岛国人值得这个词。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的平均劳动时间叹为观止。泡沫破裂前的1988年,日本人均劳动时间是2480小时。这意味着除去法定节假日,单单算工作日,日本人均日工作时长是10小时。所以1988年功能饮料Regain的广告语,是那年岛国年度流行语:

你能24小时作战吗?

但很快,过劳死成为日本难以彻底祛除的社会性灾难。日本官方对过劳死的定义是:

每个月加班80个小时,因过度疲劳造成的死亡。

森冈孝二1989年研究推算,日本每年过劳死人数1.7万人;2004年,他出版了《过劳时代》,说全球化、信息化和消费主义盛行,并没有让大家工作时间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或主动,或被动的延长了劳动时间。

硅谷、华尔街一样加班成风,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菲佛在2018年出版的书《工作致死》里说,过劳已经成为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他估计美国人每年死于工作的人数是12万。

马斯克就是加班狂人。他最近一次请病假是在2001年,当时他得了疟疾。有员工因孩子出生错过一场活动,他马上发邮件:这不是借口,你要弄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更重要。

我们正在改变世界,如果你不打算全力以赴,那就别干了。

说旧社会扒皮吃人,新社会的企业家不仅要榨取你的价值,还要对你PUA:

不加班就是不上进。

前几天,科技媒体品玩报道了特斯拉中国的加班、血汗工厂文化。特斯拉对外事务副总裁陶琳回应说,文章错得太离谱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直到昨天晚上,才有时间把文章看完。

马上要过春节了,不多加加班,来年的韭菜被别人抢着割了可怎么办?

2

最近,拼多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1月3号晚上,有一个匿名的拼多多员工在脉脉上爆料,拼多多在乌鲁木齐的一个23岁女孩,在12月29日凌晨一点半的下班路上猝死。互联网圈子里,就数拼多多员工爱爆料,小到公司厕所坑位不够,大到穿拖鞋进公司被保安锁喉。芝麻西瓜,管他是啥都第一时间文字直播。

这次,遗体很快被火化,拼多多没有公告,加班如旧,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位员工愤怒地说:

真的没人敢出来讲一句话吗?

这是公众在前年对996文化进行集体反思后,又一次将过劳死这件事送上了热搜。但令人意外的是,第二天早晨,拼多多官方账号在知乎“如何看待网传拼多多加班后猝死一事?”的提问下回答说:

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

这种感觉,黄峥以前的话里也体现得很明显:“山寨不是假货”、“我们着了黑公关的道”、“公司没从老百姓手里赚过一分钱”。

这一次,员工猝死,拼多多也是转而将锅抛给了这个社会和时代。

大家也看清楚了。一个刚毕业就在大厂工作、拿着一万多的月工资、被同龄人羡慕的小姑娘,在服务五环外群众的资本眼中,其实还是一个“拿命换钱”的“底层人民”。

知乎的回答存在了几十秒钟,就被删除。随后,拼多多官方用逝者家属一个“大家停止讨论这件事……感谢公司”的截图,作为回应。回复中还辟谣称,知乎上的官方回复是谣言。回复里没有反思和道歉,姑娘是不是加班猝死,日后如何改进,他们一个字都没提。

这个辟谣很快被知乎打脸了。于是累死一个95后打工人的拼多多,又把锅抛给了另一个95后打工人。

从成立、到上市,拼多多只用三年时间。12个月GMV做到1.46万亿美元——相当于15个乌克兰全年国民生产总值,拼多多只用5年。

但这种快速扩张也是建立在对员工们的透支上。黄峥自己是个工作狂,时间规划精确到分钟。拼多多员工们用餐时间也被缩减到一半。这种硬核模式下,员工们每个月工作得超过300个小时。迟到一分钟,就会被扣掉3小工时。

去年开始,拼多多大举押注社区团购。全公司6000多人,三分之一赶赴买菜业务。买菜业务飞速扩张背景下,是很多年轻员工严重过劳的基础上的。大家熬夜、通宵、加班,有的人一干就是30个小时。

一位多多买菜的网格站负责人曾告诉我,他每天的作息是:

21点干到0点,睡三个小时,然后起床,从凌晨3点干到上午9点。没有加班费。

有人说多多买菜是996。请不要侮辱996,这里是月休两天。假如你全月无休,还可以多两天的工资。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说,犹豫之后,他选择了不休:

这就是“底层人民”选择。

一位曾全程目睹多多买菜员工加班情景的大姐问他: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拼吗?

不是年轻人太拼,而是没得选。即使这样,这位身在福建的员工,月工资也只有一万多。

3

2018年,在《过劳时代》的中文版序言里,森冈孝二引用了高桥茉莉的案例。

2015年圣诞节那天,24岁的电通员工高桥茉莉因为不堪工作压力,选择从员工宿舍跳楼自杀。临死前,她给母亲发了条短信:

工作和人生都太辛苦了,感谢至今为止的照顾。

路透社说高桥经常加班到凌晨5点回家。仅2015年10月份,高桥累计加班就达130个小时,每天得工作14个小时。这已经很接近西贝老板贾国龙推行的715工作制了。

刚开始,高桥茉莉的死亡就像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没有引起什么岛国人注意,但她的母亲一直为女儿四处奔走。到了第二年9月,东京劳动部门终于认定高桥茉莉“过劳死”。

官方裁定的公布,引发了日本年轻人的共鸣和愤怒。电通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并“成功”获得当年日本网友投票产生的一项大奖:

2016年日本黑心企业大奖。

2016年12月,因为高桥茉莉的悲剧,电通CEO石井直宣布引咎辞职。他在发布会上说:没能阻止过度劳动,由衷表示歉意。为防止高桥茉莉悲剧重演,电通开始要求员工晚10点前必须离开办公楼,且禁止在家中加班。

但直到现在,电通还是摆脱不了黑心企业的标签。

2017年2月,安倍晋三接见了高桥茉莉的母亲。几个月后,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安倍内阁提出的“工作方式改革关联法案”,对加班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原则上每个月上限45小时,繁忙期加班每个月不能超过100小时。

违反规定企业管理层将面临监禁。

中国很长时间没有人研究过过劳死。首经贸大学教授杨河清有次看到在飞机上看到一个韩国媒体说,2006年中国有六十万人过劳死。他于是开始研究这个课题,并成立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

抽样结果触目惊心。2015年北京白领有61.6%的人已进入了“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红灯”危险区,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26.7%。

这两年,不断有过劳死的悲剧传来。在房地产行业,这两年因为高周转和狼性文化,不断有员工猝死,我的朋友章子姨去年就写过两位地产人因为过劳不幸去世。

半个月前,一个43岁的饿了么骑手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北京警方调查骑手是猝死。但家属被饿了么告知,穿着蓝色制服的骑手与平台其实并无任何关系。

饿了么出于人道主义,愿意非常大方地给家属提供补偿:

2000元。

为平台而死的底层工具人,原来就值一个骨灰盒的钱。

他老家还有双亲,和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4

前年“996.ICU”引爆网络的时候,有条热评这么说:我讨厌996,却又是它的践行者,这就是人生吗?

还有个段子说,人不知疲倦地996重复劳动,让自己变成机器。而机器不断地训练学习提升智能,让自己变成人。

这两年,觉得压力太大的年轻人都在逃离北上广,但996早就开始下沉。从成都到福建,从苏州到厦门,现在连新疆也开始了996。前几天有个排行,中国十大最忙碌城市不再只是北上广,还有:

西宁、银川、乌鲁木齐、哈尔滨……

拼多多自己没有员工论坛。不断有员工在脉脉上吐槽,他们戏称拼多多为黑洞:

进去了,就看不到朋友圈更新了。

倒在乌鲁木齐零下二十度街头的姑娘在拼多多花名叫润肺。脉脉上,她点评苏宁强制员工全员带货的新闻:不合理,纯属剥削员工。她在内部账号的签名是:为多多守边疆。

她爱听音乐、爱笑、爱追剧。

猝死事件发酵后,拼多多股价竟然一度暴涨了12%,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身家超越了马云和马化腾,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

用钱投票的人,可能还是认为能让员工“用命为多多守边疆”的公司,是家好公司。

森冈孝二的代表作,当然是《过劳时代》,而《过劳时代》的下一本书,是《格差社会》:

格差社会中,低薪劳动者不断增加、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断扩大。

过劳只是表象, 格差才是内核。

讽刺的是,这篇文章也是我在严重过劳的状态下写完的。不说了,写完这玩意,我得去准备明早出摊的面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