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 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評《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尹鈦

野兽按：尹鈦的这篇《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是目前为止我读到的关于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最好的一篇评论。该文发表的时候他还是再读博士生，今天搜索了一下尹鈦已经成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

1976年7月出生，湖南省省宁乡市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995年9月-1990年7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学士学位；2001年9月-2007年7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2007年7月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当代中国政治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翻译《让人民自由》（2010年）等译著，在《二十一世纪》、《读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讲《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等课程。

（一）翻译学术著作

1、狄百瑞：《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

2、约翰·邓恩：《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

（二）学术论文

1、《帝国与多样性治理》，《读书》，2019年2月。

2、《西方学界近三十年来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基于三种研究进路的评述》，载丛日云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复兴》，东方出版社，2018年11月

3、《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载聂露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

4、《“去魅”与“返魅”：民主的历史——评邓恩的<让人民自由>》，载李强主编：《民主与现代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5、《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前沿》，载庞金友主编：《变化社会中的政治观念:政治学理论前沿讲演录》，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

6、《“政治方案”与“政治问题”——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问题意识》，载高全喜主编：《大观》2012年第3卷，总第9卷。

7、《“国父”：单数还是复数？》，《二十一世纪国际评论》（香港），2011年8月第4期。

8、《就“号”这一口：国民革命中的口号政治与政治口号》，《文史知识》2011年6月刊。

9、《中国红色革命中的认同与“政治行动主义”》（与张鸣教授合作），《二十一世纪》（香港），2011年6月号。

10、《代议制观念的消退与政治合法性叙事的重建 ——中国政治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转折》，高全喜主编：《大观》，2010年第4卷。

11、《实际政治与高谈政治》，《读书》2009年第9期。

12、《“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建构——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3、《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评 <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 》，《二十一世纪》（香港）， 2005 年 6 月号。

14、《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研究热点述评》，《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15、《合作组织的效率：1952-1957年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评价》，载《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中心《中国政治》转载。

何處是歸程？長亭連短亭

──評《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

⊙ 尹 鈦

* 本文另有刪節本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5年6月號）。

這個世界每天有千百萬件故事發生，每天有千百萬個生命消逝，這些生命和故事，不管曾經多麼生動鮮活，都會被日常生活的洪流淹沒，都會被時光的長河裹脅著，奔赴那無邊無際的遺忘大海，融入無窮無盡的記憶空白──一路上，也許波瀾不驚，也許浪花四濺。除非，有一位水樣採集師，偶爾停佇於某一處水邊，俯身掬起一瓢清濁，小心地帶回。於是一滴水中看世界，一剎那凝成永恒，我們通過這一點點時代殘留，來回味歷史長河中的大千世界。

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就是這如恒河沙數的故事中採擷出來的一朵浪花。

上訪，在中國，是見怪不怪的事，在中國這片蒼老而常新的土地上，我們已經看得太多正義被掩埋進黑暗，良知被吞噬進岩石的故事，一個水庫庫區幾千移民掀起的風浪，向來難以打濕書齋中吟哦的學者們的精致鞋頭。這一次卻不一樣了，因為這位學者走到了水邊，甚至將他敏感的觸覺，探入了移民水深火熱的境地。他沒有縮手，而是細心地去觀察、體會，記錄。於是有了厚厚的一本書，有了一篇篇以此為話題的評頭論足的文字。

據說，這本印數不過區區七千冊的書，發行後不到半年，就禁掉了。當局對問題的敏感，和這位學者比起來，不遑多讓。那麼，這本以「講故事」而見長的書，究竟犯了甚麼忌諱？為甚麼在學界一片叫好之聲中，當局卻欲三緘其口？

一 引言：移民的疼和國家的傷

「移民」，是一個很曖昧的詞。它過於蒼白，無法勾畫出那些流動的人民在遷徙中經歷的苦難，它過於輕巧，無法承載這些背井離鄉的人民所承受的痛苦。猶太人發明了Diaspora（大流散）這樣的詞來揭示他們失國之後被迫流亡千年的民族痛史，而中國人則發明了「洪洞縣裏、大槐樹下」這樣深具詩意的詞，來紀念他們被驅趕遷移的家族史。似乎中國人有意過濾掉了那一份沈重和苦難。這種過濾，是無奈，還是樂觀？「走西口」和「闖關東」的漢子默默無聞如涓涓細流注入到荒蕪的土地，但這默默遷移背後的「自由」掩蓋不住「湖廣填四川」這樣強橫的國家暴力所揭示出來的農民處境──一個「填」字，生動地表明，在中國，農民被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隨意搬弄的命運。就像一隻只零散的馬鈴薯，他們被任意地塞到各種「國家利益」織就的袋子裏，一捆，一甩，然後撒播四方。其後，他們的命運，如同四散飄蕩的蒲公英，「只有風知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也並沒有改變農民們千年一貫的命運。當工業化的大潮一浪高過一浪，城市的工廠急需各種廉價的工人時，他們象被海綿吸納的水分子一樣吸進城市，當「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出台的時候，他們又如同蟑螂、臭蟲一樣被驅趕回鄉村。甚至，當大饑荒來臨的時候，城市的人口還被大量「壓縮」到鄉村，和在死亡邊緣掙扎的饑民一起爭食一點可憐的口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運動轟轟烈烈，他們高舉著「改造農村」、「接受再教育」的高尚旗幟，但旗幟的背面卻寫著一條冷酷的用意：減輕城市人口就業壓力，消化城市適齡就業青年。

燈火通明的城市，是一隻只肥胖的白蠶，山清水秀的鄉村，如同一片片桑葉。通過各種看得見看不見的的吸管的吞噬，桑葉一點點乾枯，一片片壞死。打開中國的地圖，上面星星點點標示著大大小小天藍色的湖泊、水庫，如藍寶石般熠熠生輝，這是新中國水利建設的成就，也是國家「臉面」上的光彩。但有誰去追問：這些油亮的光彩後面，掩蓋的是甚麼樣的汗和淚？

還是在三年前，看到新華社記者吳象的一本探求中國農村改革的書，《中國農村改革實錄》1，裏面記載著大別山區一個水庫庫區「移民」的悲慘經歷。一位衣不蔽體的七十多歲的老婦，用最原始的器具在搗著一把玉米，而這幾顆玉米是她一年的全部收成。她的玉米種在貧瘠的山上的石頭縫裏，那是她的土地被水庫淹沒之後她能找到的唯一可以種莊稼的地方。

水庫在那裏平靜地躺了幾十年了，像她這樣失去土地的「移民」，就在這山野之間做了幾十年的「遺民」──被遺忘的人民。很難想象她在這石頭鋪就的土地上是如何生存下來的。看過了這個故事，再看《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我一點都不驚訝，甚至也遠離了憤怒。畢竟，「天府之國」的農民還有幾分土地。

水庫移民的痛史，在記載共和國建設成就的年鑒和政府報告之中，是被過濾掉的，是不被書寫的。這些故事不被書寫的原因，極為簡單：為了保存國家的「臉面」。

應星的書花了大量的篇幅，用學理化的語言，分析移民上訪的要求被政府的官僚機構一次次扭曲、一次次阻礙的情況，這扭曲和阻擋中有一種頑固的邏輯在起作用，就是對於政府來說，甚麼樣的問題是重要問題，甚麼樣的問題可以不予理睬、不予解決，甚至都不用提上議事日程。隨著故事的講述，我們會看到，這個邏輯中最核心的詞語，其實就是「臉面」，在書中，應星表示為「國家的光輝」。如果一個問題已經影響到政府（或某一級官員）的「臉面」，它就成為不得不解決的問題。這個臉面，是一個威權主義政體自身不得不化上的妝扮，是這個政府「自信心」和「合法性」賴以建立的支柱。

通過一整套意識形態的編寫和宣傳，黨和政府為自身定做了一套標準的光輝形象，比如說「最廣大的人民利益的代表」、「歷史進步的代言人」、「深受全國各族人民擁護的政權」等等。這一套光輝形象是通過一層層油彩來體現的。為了表明黨和政府是為民當家作主的，所以需要有一整套的嚴密的信訪機構來接待「人民」，雖然已經有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代表各族人民，雖然黨和政府也知道信訪制度並不能解決多少問題；為了表明黨和政府是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政府堅決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表示對國家政策的不滿和抗議，一旦有這種情況發生，那麼抗議者和不滿者就被驅趕出「人民」的行列，以保全「全國人民擁護」這塊招牌2。在中國當前的政治體系中，「公開表示」是國家容忍的底線，越過這個底線，政府的合法性就產生了危機，因為它的意識形態話語被這種「公開表示」撕破了缺口，從而政府的「臉面」上就劃出一道「醜陋」的「傷口」。

甚麼是國家的「傷」？國家的「傷」並不是人民的「痛」，而是根據意識形態話語編織出來的一整套「故事線索」中的「斷線」，是光滑如鏡面的形象上的一道痕。大河移民的故事，在九十年代初期終於有了一個不是結局的結局，除了他們不屈不撓的抗爭以外，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九十年代國家已經開始啟動「三峽工程」，移民問題開始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問題，一個影響到國家形象的「問題」，這個問題就像政府臉上的黑痣，再不切除，就會長大成為黑瘤。應星的書，恰好在三峽工程建設中的問題不斷暴露的時候出版，在國家臉面上拉出了一道尖銳的刻痕。所以，問題不在於他是否出於為國分憂的好意，而是在於他講的故事能否和國家的意識形態故事「接上線」。遺憾的是，他用一把精致的學術解剖刀，將國家這套意識形態話語的內在肌理細緻地展示出來，顛覆了國家幾十年建構起來的形象。俗話說，「打人不打臉」，應星卻專門挑了國家的臉面來出刀，能不招人忌諱？

二 故事裏的事

應星的書以講故事而出彩，可以說他講故事的技巧非常高明，將一個平常的故事（這裏說「平常」，是從這一類上訪故事在中國發生的頻率來看，並非否認這故事打動人的悲劇性力量）說得跌宕起伏而又條理清晰，透過故事，將中國當前的基層政治運作機制揭露得淋漓盡致。在文本中，作者是採用何種學術資源（人類學的、政治學的抑或政治社會學的等等）來支持他的故事，這本來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只要他講出了某些「真實」，揭示出了某些「問題」，就足以向讀者有個「交代」。就像應星所服膺的黃仁宇的名作《萬曆十五年》，前所未有地向讀者詳細、生動地展示出晚期中華帝國的政治運作機制，讓讀者在愉悅地閱讀的同時理解到中華帝國上下臣民的處境和面對的難題，這就已經足夠不朽，至於能不能從中開出一條「大歷史」鋪就的「金光大道」，這「大歷史」觀念和「數目字管理」是不是在學理上站得住腳，那本是題外話，甚至是書的副產品。

但是，對應星的書，讀過之後，卻還是忍不住陷入反思，因為，這故事離我們太近，這故事中的人，跟我們太親，我們無法不去關懷他們的命運，就像關懷我們自身和我們的親人。我們會抑止不住從他的書中尋找永久中止這種人間悲劇的道路。於是，我們不得不進入學理分析的層次，用理性的眼光來估量這個故事的價值，而不是用含淚的眼光向它的可讀性致意。

其實這本書的最初稿本在學人之間流傳已久，但它最初以論文的形式流傳的時候，是採取更加學理化的語言，而不是現在呈現出來的巴赫金式的「複調」敘事形式。現在這種形式，更加便於廣泛而流暢的閱讀，所講述的故事也更加豐富曲折，這無疑是它比原初形式更加有分量的一個原因。

正如應星在致謝詞中表明的那樣，這本書應該是一個學術群體共同探討的結果。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政治體制改革陷入停滯，三農問題開始重新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的時候，「國家與社會」這一套理論範式也被引進到中國，被不少學人用來分析中國農村問題。然而有些敏銳的社會學者發現，這套理論範式難以解釋中國農村的某些「特徵事實」（styledfacts），甚至這樣的特徵事實都不曾進入主流討論的範圍。

孫立平指出，中國農村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個現象是：一方面，國家在農村基層的組織結構在新時期經歷了一個不斷渙散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家的意志卻在農村也得到了持續的貫徹和基本實現。「也就是說，事實展示出來的是一種雙重的情景，而這種雙重的情景在理論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說，從組織結構特徵上推斷不出如此的效能結果，那麼這種效能結果是從何而來？反過來說，這樣的效能結果又能夠說明組織結構怎樣的特徵？」3在我看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看作中國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真正實現「中國化」的一個突破4。

孫立平和李猛這些學者思考這個問題的初步答案是，以往的研究方法難以容納中國農村的「事實」，於是迫使他們尋找新的理論方法來「框住」（解釋）中國的「事實」。這個理論就是「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過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點，是力圖將所要研究的物件由靜態的結構轉向由若干事件所構成的動態過程。」5它「是對於描述方式的強調，即強調一種動態敘事的描述風格。這就意味著，首先需要將研究的物件轉化為一種故事文本」6。這就是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現在轉化為徹底的故事文本的原因。

但這種文本的轉換，並沒有過濾掉這一項研究的原創性問題。我們看到，有幾個始終為學界關注的重大話題仍然鑲嵌在文本之中，迫使閱讀者不時低頭沈思。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官－民關係）和官僚體制的問題，始終是這一複調敘事需要解釋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正是這兩個問題將本書注釋中的學理分析和正文中的故事敘事勾連起來，使這複調沒有成為兩支毫不相關的進行曲。

經過這種視角的轉換，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在農村呈現出一副完全不同的畫面：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是凝固在有關的正式規則和程式之中，而是存在于有關各方的持續不斷的互動之中。在原來的理論視野中，國家與社會關係都是通過某種結構性因素展現出來的，國家以某一層級的政權機構（比如政府、法院）或者某一種強制性的政策力量出場，而社會通過某些社會團體、民間共同體的面目出現，二者之間的關係陷入一種僵硬的二元對立或者分立關係，不是國家吞噬社會的模式，就是社會包容國家的模式，有的學者發現這種思路的問題，轉而提倡二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但不管怎麼界定二者的關係，都無法擺脫一種整體性的「二元」思維方式。但是，通過過程－事件的分析，國家和社會這些實體性的概念都被解構（還原）成為具體的事件和人物，成為一副副生動的「流動的畫面」。比如，作為國家一方出場的，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政府概念，而是具體到了某一屆任期的某一位官員，甚至具體到了這位官員的在事件過程的某一個時間點的某一條指示，而且進而深入到這一條指示如何被捲入事件的各方做了不同的解讀。原來被用來作為社會力量分析的各種群體，也現出了「原型」──移民，不再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而是一個個具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處境、不同的鬥爭策略的個體組成的「場域」。也就是說，在原來的理論視野中被用來作為分析單位的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因素，在新的理論視野中，被分解成為相互獨立而又彼此關聯活動元素，這些元素的互動關係編織成了一張廣闊的事件之網，人物是網的節點，事件的演進成了網的經緯之線，國家和社會二者之間的清晰的界限，也就自然地消逝在這張充滿張力的事件之網中。

與這種解構國家社會關係的實體性概念相似，在經典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範式中以靜態的結構性因素出現的官僚體制，成為一種不斷運動的網狀事件／過程。隨著故事的展開，我們深切地感覺到了官僚體制的實際和真實的存在，但在全部敘事中，除了為敘述的方便不得不提及的某些機構和組織（比如信訪機構，鄉政府）外，我們看到穿插在事件中的是一個個具體的官員，一條條以文本形式出現的政策，指示，和一次次的「打消」問題的計謀、策略，以及官員們操縱的層出不窮的具有國家「背書」（endorse）效力的「官腔」。這些因素都在「運動」之中，因為他們每一次出場時的面目都不一樣。當然，對於這些因素，作者都有通俗的、產生於故事本身的專門術語，比如說，「開口子」，「打界樁」、「拔釘子」、「擺平」和引自各種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文獻的官僚術語。正是通過這種近乎文學故事的白描術，我們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官僚體制的運作機制。閱讀這個故事，我們感到的震撼和悲哀一樣多，我們感到的迷茫和憤怒一樣真切，我們看到農民們一次次艱辛的上訪，就如同卡夫卡筆下的地質測量員K試圖進入那個高踞在迷霧中的神秘城堡一樣，他們不管多麼努力前進，都被一種巨大無形的力量卷回，被擋在門外，被擋在「正義」的門外，他們身入無物之陣，奮力反抗，可是和他們的付出相比，勝利卻如此卑微。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官僚體制，這就是真實的農村基層。所有這些對現實農村的真切理解，都是在一種超乎尋常學術文本的敘述中完成的。

然而，這種敘事方式何以可能？這種敘事和歷史敘事，和文學敘事的差異體現在何處？為甚麼說這種敘事比歷史敘事更為「現實」，比文學敘事更為「真實」？這個問題，是後現代文本敘事無法回避的問題，也是這種文本的合法性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也可以說根本就不成為問題，因為，和這種文本一起誕生的權力分析技術，恰好堵上了閱讀者驚訝張開、試圖質疑的口。我們看到，如果不是文本中無所不在的權力技術分析這把手術刀在飛舞、切割，我們就無法達致對這一事件的深刻直觀，這個故事也就真的成了一個淡白如水的「提綱」。李猛以狂放而深具詩意的語言向我們展示了權力技術分析的效果，通過這種解剖：「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一次『切割』在各種『關係／事件』折疊而成的球莖表面上所產生的許多切口。」7這許多切口，是日常生活中我們整日面對的事件形態，從而，也是更為「真實」的形態。日常生活，就是真實生活，就是我們的生活。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深刻把握，知識實現了可貴的「回歸」。

關於「真實」，還有另一個問題。後現代文本這種「描述性的」語言，如何保證故事的「真實」（事件的「真實」）？難道「真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直致力於取得的知識屬性麼？但這個問題在後現代的哲學脈絡中，被釜底抽薪地避免了。應星在「結語：故事後台的故事」一節中，對講述者的角色效應、書面歷史和口述歷史的關係、「社會實在」與個人建構的關係這些從學理上無法回避的問題做了解答（其實，這些都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田野工作中始終面臨的經典問題），這些解答，也許並非無可挑剔，但至少讓讀者明白，作者清醒地意識到了這種敘事文本內在的某種認識論和方法論陷阱，從而讓我們的閱讀比較放心。

這本書在解構國家意識形態話語時所展現出來的驚人力量，正是通過權力技術的分析方法實現的。說起來具有某種反諷意味，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體系，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上建構起來的（雖然是一種背謬式的利用），但用來解構這套意識形態話語體系最銳利的武器，也正是馬克思的思想所提供的。馬克思講出了「每一種思想後面都隱藏著利益」這一驚人之論，由此開闢了知識社會學的領域，福柯沿著這一思路前進，喊出了「每一種知識後面都隱藏著權力」這一真理，並且用他創造的精致的權力技術解剖刀，解構人類文明中我們習以為常的體制：性、監獄、醫學衛生體系，知識。

《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是目前中國知識界運用權力技術分析方法最為成功的作品之一，這種成功，不止體現在它第一次向中國的讀者描繪出了中國農村社會真實權力關係中一副史詩般的悲壯畫面，也體現在它第一次如此嫺熟地、集中地運用權力分析技術，為中國政治體系中最為軟弱的群體，寫作了一本深描式的傳記。

三 問題俱在，道路全無？

然而，《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張只可觀望，無法措手的事件之網，它也許是一張顯示問題的地圖，卻絕對不是一張可以求解答案的地圖。指望在這張網中尋找某種確定性是徒勞的。因為「確定性」恰恰是這種分析策略從一開始就試圖避免的，而且這種不確定性是由這種方法論的後現代取向決定的8。

它也許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的處境，但在幫助我們改變這種處境方面，卻毫無建樹。作者過於關注日常生活，過於追求細節的真實，這種刻意追求的風格，遮罩了中國政治體系中最為具有支配力的權力關係，他的書中忽視那些最為明顯的結構性力量，刻意將自己的視野限制在微觀的、當下的權力關係上，用心地描述事件的具體場域，卻不去追問這場域如何可能。跟隨作者的筆觸，我們看到事件的展開一幕幕如奇峰突起，如峰回路轉，但是漫漫路途，何處是歸程？我們看到的是一站接一站的故事間隙，我們看不到事件會有一個真正的「解決」，讓移民們真正滿意的「解決」。即使這次事件得到解決，同樣的事件會在小河村或者別的甚麼村出現。這些事件仿佛真的有細菌一樣的繁殖、再生能力。

對於這種權力關係的構造，他們尋找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他們認為這種農民和國家之間複雜的權力關係，是在「過程」中「創造」、「再生」出來的，就像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體系再生出工人階級一樣自然。的確，在大河移民上訪的「過程」中，不斷湧現出新的人物、新的細小事件和新的策略、新的權力關係，但這些因素的出場，並不是象十月懷胎一般由「過程」自然產出，而是由某種場域外的力量牽引和拋入，這種力量看似無形，其實同樣無所不在。

我們看到抗爭中的農民和抵制他們的官僚一樣，如溺水時抱著一根稻草一樣，分享著國家意識形態提供的話語資源（同樣的文件、政策，同樣的國家合法性認同，同樣的壓抑個體的國家利益論等），農民無論如何抗爭，他們的觀念中都有一條底線，一根弦，那就是不能「危害國家利益」，他們向官員抗爭，也是以國家政策（中央政策）作為尚方寶劍。官僚的所有的「擺平術」（或治理術）之所以能夠湊效，就是有這根無形的觀念之弦為他們（農民）的行動劃出了範圍。

農民不敢碰觸國家利益這根線，就像避開地雷一樣小心地繞過這個危險的區域，但卻又扯著這根線來威脅綁在這條線上的官員（對於官員來說，維護地區穩定，不同樣是「國家利益」的要求？）沒有人，包括故事中衝突、糾纏的各方，包括作者自身，質疑這種無所不在的「國家利益」雷區的合法性。為甚麼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農民的土地」9就可以任意徵用剝奪？農民的土地被徵用之前和之後，為甚麼他們根本沒有談判的資格？（在我看來，上訪，不管是採取何種方式，都不能說是一種平等的談判方式，雖然在某些學者那裏，消極怠工等「弱者的武器」也被歸之為「談判」的籌碼。）「國家」和官員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農民同樣認為這是無可置疑的事，他們唯一能夠質疑的，是國家的補償標準是不是低了？在測量土地的時候，是不是不準確？官員是不是沒有按政策來辦？至於全部事件的出發點──國家的強行徵用土地，完全滑出了他們質疑的清單行列。這是觀念的結構在起作用。

同樣，在對官僚主義的抗爭之中，移民（其實中國所有的農民）都有一根弦嵌在腦中：不管對某一個具體的官員、某一級具體的政府、機構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誠意多麼懷疑，絕對不能質疑「黨」和「政府」解決農民困難的「誠意」。但，「黨」和「政府」在事件中卻不親自出場，就像喬治‧奧威爾的《1984》中那個Big Brother一樣，他隱於幕後，決不走到前台，但他的耳目和觸角卻遍佈空間的每一個縫隙。任何人都不能忽視他的存在，不能不聽從他的指示，但沒有人能夠和他辯論和他談判。

在關於「國家利益」和「黨」、「政府」的觀念中，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史上幾千年一貫的「統治」觀念：官（黨和國家的代表）與民，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只不過，以前是被皇上「統治」，現在是被國家「統治」。既然是統治，自然就有順民、有刁民，違背皇上的旨意，是殺頭大罪，違背國家的旨意，不同樣是大罪？於是，權力關係在這樣一個框架中刀來劍往：官員手中握著「國家利益」（有時是「國家大局」，有時候是「社會穩定」）的「尚方寶劍」，而農民手中握著「為民作主」10的「免死金牌」，他們就在這個畫地為牢的圈子裏刀光劍影、纏鬥不休。沒有人能夠跳出這個如來佛的手掌心。因為他們的觀念結構在發揮著潛意識的作用。這種觀念結構不改變，中國的官－民關係也不可能轉變：為甚麼，「國家利益」不能以真正的「人民利益」為起點？為甚麼不能將這種利益衝突擺到一張平坦的、安穩的談判桌上來？當農民開始將他們質疑的目光投注到「國家利益」之上的時候，「順民」和「刁民」這一對概念就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形象高大的「公民」！與這種觀念結構限定的權力關係相伴隨的，是中國宏觀的政治結構，它同樣對大河移民上訪事件中的微觀／日常權力關係產生著巨大的引力場效應。

在政治學的制度主義與公共政策學術流派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術語：政府的回應性（responsivity），官僚主義最典型的特徵就是缺乏回應性，這是中外皆然的事。然而，西方解決官僚主義的痼疾有一個我們難以企及的優勢，就是他們落到實處的「人民主權」。中國這種威權主義政體無法有效解決官僚體制中的信息溝通問題，也無法有效解決對各級官僚的制約問題。

中國的官僚體制之所以無法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是由這種政體決定的：因為威權主義政體最為關注的是政治合法性問題（這個問題在民主政體中早已解決），在這種政體中，政治合法性是通過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來取得的，而政治穩定卻無疑需要控制信息流量，不管是官僚體制內部的信息流量還是官僚體制和人民之間的信息流量，國家都必須嚴格控制11。政治學家林茨就曾經指出，威權（專制）體制的特點是政治多元化受到嚴格限制，社會組織和利益集團的競爭缺乏制度的保障。而限制政治多元化的源頭就是遏制產生政治多元化產生的文化環境，即限制政治信息流通。與威權政治相反，民主政治恰恰需要信息流通。

在應星的書中，反復出現的一個意象，就是「上面」、「中央」、「北京」，這個細節不是無足輕重的，恰恰相反，這是解讀中國基層權力運作機制的一把鑰匙。為甚麼上訪中的農民，都將他們的上訪終點落在了「北京」？「北京」對他們意味著甚麼？為甚麼基層的政府／官員只有在將「上面」牽動之後，才真正開始進入解決問題的「狀態」？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引入一個更為宏觀的視野，中國的中央地方關係。

中央－地方這樣的二元對立概念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種中心－邊緣二分的觀念──中央是中心，地方是邊緣。這種觀念在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即使現在也仍然主導著我們的政治架構。這種對立的觀念，賦予了「中央」一種強大的話語權力。在這種話語系統中，二者的地位天然地不平等，中央是主體，地方是從屬，地方是從中央取得合法性的，它自己不具有獨立的合法性來源。中央的合法性是來自於「天命」這一意義系統，和地方沒有任何關係。這種話語體系內在地產生一種緊張，邊緣要求取得獨立的地位，而中央要將地方牢固地束縛在自己的周圍和下層。這種概念中的緊張的現實表現就是一直無法解決的中央－地方的分權關係。當這種觀念受到挑戰時，就意味著在國家層面上權力的分裂。中國歷史上的分裂往往是以「另立中央」的形式完成的：分裂的地方宣稱自己是「合法」的中央，而原來的中央已經喪失合法性。其象徵就是改旗易幟「建正朔」。所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其中「鹿」就是一種合法性的符號，和大禹鑄九州之金而成的「鼎」一樣，也是一種「中心」地位的隱喻。因為誰獲得「鹿」、「鼎」，誰就獲得「中心」的合法地位，所以，這種話語系統中，「中心」並不是永遠穩固不移的，既有的「中心」和「邊緣」都在爭奪對「中心」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體系內在緊張的根源。

在新中國建立後，這種緊張關係也沒有消失。當高崗的政治活動被定位于分裂中央時，他的政治命運也就注定了，因為這種活動被放入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政治話語中，而且這種對立是一種零和博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對林彪事件也是作同樣的處理，最後林彪的罪狀中就有一條「試圖在廣東另立中央」。概言之，在中國，以往的中央－地方話語體系是一個零和博弈關係，這也許是建國以來眾所周知的「收－放」迴圈的觀念上的病根。

西方的封建傳統卻與此完全不同。在封建制度中，王權和地方封建主的權力實際上是一種契約關係，封建主對王權的服從是以王權尊重封建主的權力為條件的。這種關係得到習慣法的保障12。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王權逐漸獲得了主權象徵的地位，從而也獲得了「中心」的地位。但地方的權力仍然得到尊重。在英國，地方自治的傳統得到保留。美國從英國繼承了這種傳統13。在這種權力安排中，地方和國家不是如中國這樣的對立的關係，雖然二者也存在緊張和衝突。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三十二篇中說：「各州完全合併為一個完全的全國性的主權國家，意味著各部分完全處於從屬地位；各部分無論保留甚麼權力，都將完全取決於總的意志。但是由於制憲會議計劃的目的只在於局部的聯合或合併，各州政府顯然要保留他們以前所有的、按照條款並未專門委託給合眾國的一切主權。」14如果只注意這話的前半句，那麼可能得出印象美國也是地方從屬於中央的權力劃分。但實際上，美國的聯邦政府的權力是來自地方的州的聯合或授權，而根本上是來自於全體「人民」。也就是說，從權力的合法性上說，在聯邦政體中，國家和地方的權力是平等的，而且，進一步追究來源，按照更接近于主權來源的權力更具合法性的原則，地方的權力更具合法性，因為，地方政府「離人民更近」。

西方的國家－地方關係（尤其是聯邦國家）歸根結蒂是一種契約關係，這有自然法和習慣法的根源。契約關係要求契約雙方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談判關係。契約達成意味著這種權力安排是帕累托改進，否則契約就無法達成。所以契約關係必定是正和博弈。但中國的國家－地方關係是一種授予關係──國家（中央）授權於地方。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另外一種特殊契約關係──委託－代理關係。從而在國家（中央）－地方關係中產生了經濟活動中常見的「代理人」和「委託人」之間的矛盾。易言之，傳統的中央－地方關係的矛盾是內在於國家權力的委託代理關係。

觀念上的差異在現實政治層面上的影響是巨大的。現實的政治制度依據這種觀念建構起來。比如說我國的立法制度，省一級地方雖然也有立法權，但這種立法權是由全國人大授予，而不是來自地方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地方的立法要受到中央的審查15。其他如行政體系中的制度安排也是如此。雖然省政府是在省人大的合法性上產生的，但省政府實際上還對國務院負責，這種安排中權力的委託－代理關係很明顯了。最明顯的就是省一級的人事安排。

然而，當代理人獲得其代理身份之日，也就是他獲得獨立的利益動機之時。因此，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總是處在不穩定之中。雖然我們的共和國宣稱是人民的國家，但實際上這種權力關係從沒有落到實際政治安排上。在中央－地方這樣的觀念中，掩蓋著的是幾千年的「中心」權力爭奪模式。地方上的官員無論級別多高，還是以被「提拔」晉升到「中央」為榮。這就是傳統的「京官大三級」觀念的現實寫照。

回到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我們看到，熟悉中國的政治語境的官員非常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基於轄區內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而首要的是政治穩定（如上文分析所指出，政治穩定是威權主義政體合法性的最重要來源之一）。只要穩定上出問題，即使經濟上有成績也會一筆勾銷。這種制度約束促使理性的追求政治權力（升遷）的官員在穩定成為「問題」時將投入更多的資源（時間、精力、資金，尤其是政策等）用於保持政治穩定。

於是，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中，農民只有向上尋求制約基層官員的力量，他們別無出路，因為基層政府只向上負責，唯一能夠制約他們的也只有「上面」；而且農民真正有效的手段，也只有一條，那就是造成「不穩定」。大河移民上訪這個曲折的故事，其實情節早已注定了，不管它的細節浸潤著多麼大的偶然性，它的大致經過和最終結局，卻是中國的政治體制結構早已擬定了的。

我們為大河移民以及其他那些沒有進入書寫的各種各樣的移民的命運所牽系，但是，如果不改變我們的觀念和整體的政治權力結構，中國土地上的移民的悲劇性命運就永遠無法解脫。當應星的《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為我們展示一種敘事方法所傳達出來的動人力量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跟隨作者陷入日常事件和細節造就的遮天蔽日的叢林而迷失方向無法自拔，我們應該尋覓一條出路，讓那些在日常權力關係的網路中掙扎的移民可以走出這命運的陰影，尋找一片真正的「青天」。

註釋

1 吳象：《中國農村改革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 最近發生的在天安門廣場抗議人員被拘捕判刑的案例，就是一個注腳。甚至在金水河跳河自殺，也成了抗議的象徵，被認為是危害國家安全。

3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鷺江出版社，2000年，頁4。

4 林毅夫曾說，誰能將中國經濟經濟的奇跡解釋清楚，將中國改革成功的經驗用理論總結出來，就有得諾貝爾獎的資格。同樣的，誰能用理論將中國政治和社會轉型的路徑勾畫出來，也將為政治學和社會學的中國化作出傑出的貢獻，甚至為中國的政治哲學建構提供堅實的基礎。

5 同註3，頁8。

6 同註3，頁8。

7 轉引自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三聯書店，2001年，頁341。

8 李猛：〈日常生活的權力技術──邁向關係／事件的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1996。李猛在這篇著名的碩士論文中正式提出了關係／事件的社會學分析範式，這種分析範式的哲學基礎無疑是後現代哲學，他的總體思路是要避免社會學中根深蒂固的「深度解釋」模式，使分析物件從「大事件因果關係」轉移到「小事件因果關係」。但是，李猛沒有看到，按照他的這種權力技術分析模式解構事件，得到的很難說仍是社會「科學」中所追求的「因果關係」。孫立平看到了這一點，他指出：「如果說，從結構到效能結果，是一種簡單的因果關係的話，過程因素的加入，則導致了一種更為複雜的因果關係，從而從一種更根本的意義上說，它超出了因果關係的傳統視野（即動態情境的視野）。」參見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鷺江出版社，2000年，頁8。

9 事實上，中國沒有「農民的土地」，只有「集體的土地」和「國家的土地」，但按照張五常對土地產權的定義，中國的農民事實上具有土地的部分產權，而完整的產權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是沒有的。

10 以前是求皇上開恩，求青天大老爺（皇上的代表）開門，現在是求省裏來的官、北京來的人。

11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中國這種政體為甚麼決定了官僚體制內部的信息流量必須受控制。在中共，黨的文件，都有一個甚麼文件發到某一級的規定，因為權力的支配關係是通過對信息的控制來實現的，所以，能夠獲得何種級別的信息，就標示著權力等級。官僚體系外部的信息控制，在應星的書中就有很好的例子：移民為了獲得國家（中央）的政策文件的「效力」，不得不想方設法從各種非正式渠道來收集零散的、支離破碎的信息，而官僚為了控制農民，同樣是費盡心機封鎖各種對他們不利的信息。在這裏，權力的爭奪是以對信息的控制爭奪體現出來的。

12 參見：[比] 亨利‧皮朗著，樂文譯：《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45－60頁；蘇力：〈從契約理論到社會契約理論－一種國家學說的知識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4期，79－104頁。

13 參見：[法] 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1、2、3、5章。

14 [美] 漢密爾頓等著，程逢如等譯：《聯邦黨人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154頁。

15 陳斯喜：〈適度分權：中央與地方立法權限劃分再思考〉，載夏勇等：《中國當代憲政與人權熱點》，北京：昆侖出版社，2001年。

尹 鈦 男，1976年生，現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為在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