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 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余杰

野兽按：此书收录的五十篇书评不少在“自由亚洲电台”的“禁书解读”读过，推介的五十本书也都尽可能寻觅来购读了。诸位书友也不妨按文觅书。

余杰與劉曉波結緣十多年，成為摯友與工作夥伴。這段同志情誼，預告了余杰的流亡。早在二十多歲研究生階段，余杰就以《冰與火》一書成名，他的抗議精神早已種下日後顛簸生活的種子（也是他信仰基督宗教的種子吧）。2012年夏天，在迪化街的「小藝埕」，聽他回憶與國保特務周旋的過程，被酷刑虐待至休克，掙扎於一段「與死亡擦肩而過的黑暗歲月」。於是，有了出亡的決定。

這本《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是余杰的「讀書筆記」，從其評論的書單，可見他的多聞、博學、誠與重。這五十本書，都是近年出版，除了發行於1978年的《龔楚將軍回憶錄》。

這份書單，出自精心刻意的挑選，是余杰所言「通向自由的五十本書」。作者無意針對每本書進行摘要復述，而是「借題發揮」。貫穿全書，旨在表達一個中心理念：如何從「毛主義的遺害」中，解放中國人的個體自由。

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

作者： 余杰

出版社：水牛

出版日期：2013/08/08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00元

中國崛起，面對中國的選項，是依附或逃避？

透過余杰精闢的五十本書的讀書筆記

能夠讓我們認識中國的真面目

了解在那廣大土地上各種不為人知的統治與控制

★用50種不同的角度，理解又愛又恨的那片土地的人事物

被譽為「北大第一才子、當代魯迅」的余杰以其精湛的文筆、有條理的邏輯，寫出了通暢精彩的讀書心得，而且不只是針對書的分析，甚至還有對作者的理解。每一本書在他的解說與分析之下，讓人不由得想要找出原書來讀讀看。

例如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在余杰的筆下，「讀齊邦媛的《巨流河》，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來命名嘔心瀝血之作，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乃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本書特色

★作者所選這50本書涵蓋了文學、歷史、傳記、報導文學、小說；簡體、繁體；台灣、中國和香港，深度與廣度兼具，不只是想要認識中國的必讀之書，也是喜歡閱讀者的絕佳參考書。

在一項調查報告中提到台灣人一年只閱讀兩本書。台灣人真的不愛閱讀嗎？

或許不是因為不愛閱讀，而是不知如何閱讀吧！

如果有正確與精闢的指引，讀者便能從茫茫書海中，找到想讀的書、了解該用什麼樣的觀點和角度來領會書中的內容。

過去學校教育中會訓練孩子寫讀書心得，但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沒有讀通、讀懂，是寫不出真正的讀書心得。

作者簡介

余杰

1974年生於四川成都。十三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就讀北大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期間，創作了上百萬字的作品，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廣為流傳。1998年以雜文集《火與冰》一書驚動文壇和學界，該書嚴厲批判中國大陸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等層面的弊端，迅即引起巨大迴響，印行上百萬冊，並榮獲中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好書俱樂部「1998年十大好書」。

有「北大才子」之稱的余杰，以犀利的言論轟炸沉悶的知識界，引領一時風騷。有人將他的少年得志比為五四時期的胡適，有人將他喻為當代魯迅，更有不少人將他和八○後人氣最旺的青春作家韓寒並列。

因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宣揚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起著作全面遭禁。儘管如此，仍筆耕不輟，先後受邀到歐美及港台數十所大學和學術機構訪問，並曾獲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接見。近年來已在港台出版了十幾本政論集，成果豐碩，視野更廣。

2001年與劉曉波一起推動「獨立中文筆會」，成為中國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援助系獄作家的最重要的民間組織。

著有《我無罪：劉曉波傳》、《香草山》、《生命書：聖經中的大智慧》、《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第1~3卷》、《泥足巨人：蘇聯解體看中國未來》、《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推薦序　流亡者的書架 /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自　序　讀書：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第一卷　絕俗求知道欲真 自甘牛鬼與蛇神

反抗的高度：劉曉波《劉曉波文集》

「六四」是一道肩上的閘門：王丹《王丹回憶錄》

出中國的路比出埃及更長：張伯笠《逃亡者》

愛是久忍耐：蘇曉康《寂寞的德拉瓦灣》

以監獄為家的聖徒：劉賢斌《若為自由故：劉賢斌文選》

四川地震讓「統戰對象」變成「國家公敵」：夏明《政治維納斯》

我不願終身在黑暗中吃喝：梁慕嫻《我與香港地下黨》

守死善道，循善取義：趙越勝《燃燈者：回憶周輔成》

一個人怎樣才能不被黑暗所吞沒？：龔祥瑞《盲人奧里翁》

是「兩頭真」，還是「一頭真」？：胡績偉《胡績偉自述》

第二卷　投槍一例偏心刺 獅吼寒宵百鬼驚

揭秘世界上最成功的洗腦術：陳冠中《盛世：中國，二零一三年》

改革已死，轉型在即：王天成《大轉型》

黨不變則國不變：張博樹《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

不是改革，而是劫掠：朱嘉明《中國改革的歧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王力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帝力於我何有哉？：王笛《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

「混混」當道，鄉村淪陷：黃海《灰地：紅鎮「混混」研究》

一九八八之後是一九八九：韓寒《一九八八：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遺民」與「移民」：哪裡是你的國家？：哈金《自由生活》

名為「大國崛起」，實為「烏有之鄉」：周有光《周有光百歲口述》

第三卷　著述猶然史上愁 名山縱僻豈藏憂

讓子彈「不要飛」：李劼《梟雄與士林》

狂人、畸人與病人：冉雲飛《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

此岸已無中研院：岳南《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她為什麼對「土共」有免疫力？：齊邦媛《巨流河》

白山黑水的悲歌：伊原澤周校注《戰後東北接收交涉紀實：以張嘉璈日記為中心》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張正隆《雪白血紅》

早識天涯路本歧：戴晴《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

戀舊從新法，逢人效鬼辭：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三十年前的拉薩，三十年後的天安門：李江琳《一九五九：拉薩！》

「貴族學校」的「流氓教育」：北島等《暴風雨的記憶：一九六五至一九七零年的北京四中》

第四卷　九州億兆皆苟活 漫漫長夜何時晨

謊言的製造者和謊言的對抗者：索爾孟《謊言帝國》

當代中國的「老殘遊記」：齊福德《三一二號公路》

野草在歌唱：伊恩．強森《苛稅、胡同和法輪功：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

像鎖住長江一樣鎖住人心：何偉《消失中的江城》

鋼鐵是怎樣沒煉成的？：李政亮《中國課：系上紅領巾的中國式青春》

超級巴士之奪命狂奔：范疇《中國是誰的：從台北看北京》

「金磚中國」、「邪惡中國」與「人權中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

看哪，這些戴著白手套的教父：喬．史塔威爾《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

破解共產黨與孔夫子的偽聯盟：莊萬壽《中國民族主義與文化霸權》

統一未必幸福，分裂未必痛苦：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

第五卷　治國之政听于民 豈以天下逞一人

從匪首到皇帝的路有多遠？：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

刀尖上的中國農村與中國農民：弗里曼等《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

天府之國何以淪為人間地獄？：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

周恩來不是人民的總理，而是毛氏的家臣：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

倡優蓄之而不自知：陳伯達《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

毛澤東是國際恐怖主義的祖師爺：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那紅色是鮮血的紅色：周德高《我與中共和柬共》

一座獻給獨裁者的城市：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與魔鬼能做一筆多大的生意？：瑪格蕾特．麥克米蘭《只爭朝夕：當尼克松遇上毛澤東》

毛澤東是希特勒的「加強版」：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推薦序

流亡者的書架 / 吳介民

專制統治善於製造「流亡作家」。余杰在海外的知名度，一部份「歸功於」中國專制者及其鎮壓機器。流亡一點也不浪漫，而是生死交關、時時提心吊膽，考驗著一個人的真誠與膽識。余杰在《我無罪：劉曉波傳》中，重現天安門鎮壓前後，以劉曉波為敘事主軸的歷史現場。六月三日深夜至翌日凌晨，解放軍血腥「清場」之後，劉曉波短暫避居使館區的「外交公寓」，這幾天，他有機會進入使館尋求庇護；但是，六月六日這天，他做了相反的選擇，決定一個人騎自行車回家。

兩個小時後，劉曉波被捕。在大馬路上，他被一輛麵包車撞倒，幾個大漢揪住他，塞住他嘴巴，蒙上他的眼睛，然後架他上車。劉曉波被劫持的那一剎那，心頭湧上無法控制的恐懼，有十五分鐘都在發抖：「要把我拉到哪裡去？會不會拉到一個沒人的地方，把我就地處決？」

劉曉波沒有被處決，但是被北京當局定性為六四反抗運動的「黑手」，送進秦城監獄，也結束他短短幾天的逃亡生活。

余杰與劉曉波結緣十多年，成為摯友與工作夥伴。這段同志情誼，預告了余杰的流亡。早在二十多歲研究生階段，余杰就以《冰與火》一書成名，他的抗議精神早已種下日後顛簸生活的種子（也是他信仰基督宗教的種子吧）。2012年夏天，在迪化街的「小藝埕」，聽他回憶與國保特務周旋的過程，被酷刑虐待至休克，掙扎於一段「與死亡擦肩而過的黑暗歲月」。於是，有了出亡的決定。

余杰生動描繪口吃的劉曉波，怎麼看都不像對群眾有煽動力。「口吃」經常與羞澀、深思、謀略等特質呼應。巧合的是，余杰也口吃。的確，聽余杰講話，感受他靦腆、不擅社交的性格，讓急躁的人也靜了下來。那天他在小藝埕，談話經常停頓，陷入深思模樣，然後理一理眼神，似乎鼓足了氣，從停頓處延續他的故事。「口吃」呈現了一種特殊形態的流亡，約束了他脫口而出、咄咄逼人的衝動；這種不得不「緩慢」的心理質地，聯繫了余杰與劉曉波的關係。

說話的余杰顛躓於口吃，寫作的余杰卻行文流暢，是講故事的能手。

余杰，與許多身處當代中國政經脈絡的反抗者一樣，是個「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中國一般被歸類為「右派」，因為他們對抗「左派」政權。實際上，那個名為「共產黨」的統治集團，早已走向「官僚國家資本主義」，這種結合國族主義與國家資本的政體，並非兩百多年來，以「人的解放」為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下的「左」。

在中國，左與右的位移糾結，使左右之區辨成為泥塘。

因此，在「非典左翼」統治下，劉曉波與余杰們，不得不向「右」擺盪。然則，此「右」不是極端右翼之右（那是國族∕種族主義者），而是追尋「個體自由」之右，用以對照「集體主義」之左。中國在集體主義的「黨文化」橫掃之下，整個社會的個體自由被徹底犧牲。文革末期，一九七五年的《憲法》十三條寫著：「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受黨國機器驅策的鳴、放、辯論與大字報，乃是所謂的「四大自由」，明明是國家由上而下發動的政治運動，卻說是人民創造的革命新形式。

以人民為名的專制政治。這套國家強加人民頭上的、詭異的「集體主義自由論」，使社會趨向混淆、逃避、謊言、否定、暴烈、解體。在那個時代，多少優異而炙熱的心靈，成為「毛主席的狗腿子」，成為暴力加害者。

一九七八年之後，「極左」被糾正了，但是由壟斷資本主宰的市場專制，仍在享用集體主義之黨文化。從劉曉波們到余杰們這兩個世代的「右派」，依舊艱辛地抗拒著「左」的政治文化。他們在霧霾遮掩、面目模糊的社會景觀中，尋找個體性、創造個體性，甚至是以宗教信仰的熱切，在拯救個體性。

召喚個體之回返——這一條線索，可以解釋劉曉波之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反抗精神，也可深入余杰的流亡書寫。（可以說，余杰自從2003年受洗為基督徒之後，就蛻變為自己祖國土地上的流亡書寫者了。）

余杰勤奮讀書寫作，加上快筆，發表了超過千萬字的文章。我沒有精力窮盡如此巨量的創作，但一翻開《劉曉波傳》就被吸引，徹夜捧讀，引領我進入一個歷史行動者的世界。而這本《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是余杰的「讀書筆記」，從其評論的書單，可見他的多聞、博學、誠與重。這五十本書，都是近年出版，除了發行於1978年的《龔楚將軍回憶錄》。

這份書單，出自精心刻意的挑選，是余杰所言「通向自由的五十本書」。作者無意針對每本書進行摘要復述，而是「借題發揮」。貫穿全書，旨在表達一個中心理念：如何從「毛主義的遺害」中，解放中國人的個體自由。

本書共五卷，各有主題，若容我下標題，如下：

卷一：從「紅色枷鎖」中掙脫而出

卷二：對獨裁權術（或詐術）的近身體察

卷三：對「民國人」的浪漫追憶

卷四：來自境外的當代中國考察（其中部分是田野研究及參與觀察，而台灣人的著作佔了三部）

卷五：再評價毛澤東，或徹底否定毛澤東

（這樣的歸類有助於讀者掌握本書軸線，也會因簡要而產生若干誤導，畢竟所有分類架構只是方便之計。）

藉著這本書，作者把自己揭露出來，如同羅蘭．巴特在《明室》中所謂：「為刺點舉例可說是獻出我自己來。」這五十本書，陳列於余杰的案牘，實乃「流亡者書架」之展示，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誠篤，文藝心靈之敏銳，他可能在書房中安置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在深夜閱讀思索，遙想其祖國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聽著巴哈的馬太受難曲。

那麼，或許（我的私心期待）他會同意我的閱讀：本書中對於中共之「法西斯」惡行的重複指摘稍顯急切，畢竟，那樣的惡行，不言而喻地展示於他所引介的大部分書中。有心的讀者，自能從閱讀中，心領神會。

然則，這無損本書的價值。通過這本讀書札記，進入個體對集體這條主軸，讀者可以迅速切入當代中國之統治與反抗的大敘事。至於此主軸外的趣味，則有待讀者自行品嚐發掘了。

余杰這本書在台灣出版，由復出江湖的水牛出版社發行，尤具盎然的興味。「水牛」是五、六十年代文青閱讀的記憶，也是台灣在本土文藝復興之後的大地象徵，就像我們這一代珍藏著的，父母親們曾經遭遇、書寫過的生活史。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著有《第三種中國想像》，合編《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

自序

讀書：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臺灣作家傅月庵在臉書上說了一段關於書的妙語：書有幾種。有的看了爽，爽過就忘了，像好萊塢電影，感官刺激十足；有的看了想，想很久忘不了，像初戀情人；最有趣的一種，因為啟發性，邊讀邊爽，事後還老想。這種書無以譬之且難得，無論文學或非文學。

傅月庵是個真正愛書的人，他寫書、讀書、買書、藏書，又開書店賣書，與書在一起的時間也許比跟妻兒在一起的時間還多。他對書當然有獨特的鑒賞力，他指出，寫那種「讓人又爽又能想」的書的人，多半通透，把現象背後的本質，渾沌之間的轉折，看得清且還抓得住，講得出。這種人過得快不快樂？很難說，但肯定不好矇，不容易上詐騙集團的當。人生只能活一次，讀這種人寫的書，你總會訝異他們的活法：「啊，原來也能這樣看待這樣過！」然後，便覺得蒼白的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不同色彩的可能。

我也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一年差不多閱讀近千冊書籍。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從進入大學開始，二十多年來「讀書破萬卷「應當沒有問題；而成為基督徒之後，亦常常覺得「下筆如有神（助）」。於是，我想寫一本書，主題是介紹傅月庵所說的那些讓人心靈自由的書，以及有膽有識的寫書人。多年的讀書生涯，讓我慢慢產生了分辨好書與壞書的直覺。好書可以建構起一條通往自由之路，壞書則挖掘了一個通往奴役的陷阱。於是，讀好書的人與讀壞書的人，由此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德國思想家班雅明說，根據一個人的藏書，可以講出許多關於該人的事情——他的口味、興趣與習性。我們所保留和所丟棄、我們所閱讀和決定不取閱讀的書籍，都約略透露出我們是誰，是自由人、還是奴隸，是嚮往光明、還是安於黑暗。沙中淘金，雪中送炭，我選擇了五十本好書與讀者分享，這些書構成了我精神成長道路上的階梯。它們涉及文學、歷史、傳記、回憶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哲學、新聞報導等諸多領域。幸運的是，我認識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作者，與十多人還有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當然，我不會因為私人友誼而影響對書本身的判斷。書是好書，人是好人，我才會下筆。

對我來說，寫書評是一件溫暖而快樂的工作，就好像孩子吃到一顆甜蜜蜜的糖，忍不住要分給身邊的同伴品嘗。我一邊寫作或長或短的書評，一邊想到寫出好書的好朋友，他們的名字如行雲流水般展開：劉曉波、王丹、張伯笠、蘇曉康、冉雲飛、王天成、張博樹、吳思……；而那些未曾謀面的作家的名字，亦如璀璨的群星，光照幽暗的大地：周有光、陳冠中、哈金、張戎、韓寒、岳南、李政亮、齊邦媛……憑藉著這些智者和勇者的觀察與思考，我們可以認清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我們是誰、我們在這個世代負有何種使命與願景。

愛讀書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讀什麼書。有不愛讀書的獨裁者，也有愛讀書的獨裁者——後者往往比前者更壞，壞書讓他們更殘暴、更陰險。那些以奴役別人為樂的獨裁者，自己何嘗又不被某種邪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所奴役呢？

毛澤東就是此種典型人物。毛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在北京當北漂時，在北大做過臨時工，卻未認真聽過幾堂課。不過，毛熱愛讀書，即便黃袍加身，住進中南海，亦手不釋卷。他把各種書籍堆滿那張寬大的木板床，即便在床上對情婦大發淫威，也不怕書堆倒塌下來。

毛的傳記作家指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即已遍讀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情節主要描述正直的英雄如何打擊貪官污吏、懲奸除惡。毛最鍾愛的《水滸傳》，是中國版的俠盜羅賓漢，書中描寫官逼民反的綠林好漢歃血為盟，誓言濟弱扶傾，維護正義。然而，毛掌權之後，卻成了「秦始皇加史達林」，讓歷代暴君黯然失色。可見，愛讀書並不能阻止一個人成為獨裁者，與毛澤東並列為二十世紀人類兩大「混世魔王「的希特勒也很愛讀書。學者提摩西‧賴貝克在《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中指出，儘管希特勒為人所知是因為焚書而非藏書，但他卻擁有一萬六千冊圖書。對希特勒來說，藏書代表了「比埃裡亞聖泉」，若按照他本人的講法，他每天晚上至少讀一本書，有時還更多。他有一次說：「在給予的同時也必須收取，而我從書中收取我所需要的東西。」然而，讀書並沒有讓毛澤東和希特勒具有絲毫的愛與憐憫之心。

中國的古書當然可以讀，但不能唯讀中國的古書。百歲老人周有光指出：「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周有光從毛的藏書是「平放」還是「豎放」的細節上，看出毛「現代帝王」的本質——毛領導的革命，是中國傳統農民起義的翻版，而非馬克思所言之「工人階級革命」。所謂「平放」的書，就是中國古代的線裝書，這些書的精神內涵就是厚黑學與權謀術。關於這一點，北大教授、法學家和政治學家龔祥瑞晚年亦指出：「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

將北大精神從北平帶到台大的傅斯年，是「五四」學子，學富五車，目光如炬，對毛澤東的本質的認識最為深刻。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和毛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於是，傅斯年毅然離開中國，躲開了毛即將導演的焚書坑儒的慘劇。

那麼，作為「今上」的習近平呢？二零一三年三月，習近平在訪問俄前夕接受金磚四國媒體訪問，聲稱「讀書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習近平上位後，官媒挖掘他知青時代的「偉大事蹟」，其中有一項是「帶書下鄉」。當年，習近平到陝北梁河村，他的箱子比別人的都小。有一個當地農民挑選這個最小的箱子幫著搬運，以為省力，誰知這個箱子最沉，「裡面裝的不是金元寶，而是書籍」。「愛看書」、「好學」，是梁家河村人對青年習近平的評價。在他們的記憶中，習近平經常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馬列，好像也有數理化。「那時候不通電，他就在煤油燈下看書，有時候吃飯也拿著書。」村民石春陽如此回憶說。

挑燈夜讀的場景似乎很感人。但是，習近平愛讀的究竟是哪些書呢？如今，脫胎換骨的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專門作了一場勸誡領導幹部「好讀書善讀書」的長篇報告，既然他是中共歷史上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黨魁，教導大家讀書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習近平開出的書單卻是「讀馬列、讀毛著」。如此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怎麼可能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呢？

據說，習近平最愛讀的、也向身邊的人推薦的是兩本書：第一本是張維為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張維為是中共御用學者，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後到瑞士留學。此人的本事就是為專制中國的崛起進行學術論證，對中共的惡行給予學術漂白。《中國震撼》一書聲稱，全世界所有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都不成功，中國的成功是走自己的路，不仿照西方，不要西方的市場化、私有化、政治民主化。不過，作者本人卻不願回到陰霾蔽日、毒奶粉遍地的中國，而是在日內瓦過著完全西式的「腐朽墮落的資產階級」的生活。

習近平喜愛的第二本書，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副主任金一南少將的中共黨史《輝煌苦難》。金一南並非歷史學家，這本黨史以抄襲為主，東拼西湊，觀念陳舊。中共黨史中已眾所周知的黑暗面，如富田事件、延安整風肅反、毛澤東借刀殺人消滅西路軍等完全避而不談。著名黨史學者楊奎松嚴厲批評說，這本書沒有學術價值，粗製濫造，錯誤百出，有些段落原封不動抄自他的作品。這本書卻入選中宣部向全黨全軍推薦的學習書目，也被官方欽定為對青年進行愛党教育的必讀書，全國已賣了五十萬冊。

惟垃圾人愛垃圾書。難怪有評論家感歎說：「如果習近平頭腦中裝的就是這些垃圾，其人的思想格局進而中國未來的前景就可想而知了。」這個世界上，有人雖然愛讀書，但選錯了書，就只能越讀越蠢、豬頭豬腦。遺憾的是，主宰中國最高權力的習近平就是其中之一。

我愛讀的書跟毛、習二人不一樣。也許因為口吃，我從小就樂於一個人靜靜地閱讀。我的讀書生涯始于父母慷慨地為我購買連環畫，訂閱《兒童時代》和《少年文藝》。那是八十年代初，父母只是小縣城裡一家工廠的普通職工，家境並不富足，在其他方面他們相當節儉，惟獨在為我買書上從不說「不」。這讓我對父母永遠心存感激。上中學時，我加入了名為「墨池」的文學社，舞文弄墨起來，那是學生文學社團的黃金時代。然後，我遇到了一位剛剛在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中接受洗禮的年輕老師，他把《走向未來叢書》、《河殤》和《人妖之間》等當年大學裡風靡一時的書借給看。由此，我毫不困難地搭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車。

當我如願以償地踏進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卻大失所望。北大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然隨風而逝。昔日最優秀的教授，要麼流亡，要麼沉默，沒有人願意談論八九年的那場屠殺。失望之餘，我意外地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不起眼的閱覽室，裡面通常沒有幾個人。本來，這間閱覽室只允許研究生以上的讀者進入，本科生需要教授寫推薦信。後來，慢慢與管理員熟了，我就堂而皇之地在裡面找書看，而且專找「反動書籍」。我第一次知道殷海光的名字，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思想史著作《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也是在那裡。在北大的七年，那裡是我停留時間最久的地方。我不是在老師的課堂上，而是在那間「密室」裡被鍛造成「反動青年」的。有多少個雪後的深夜，圖書館閉館了，我在凜冽的北風中吃力地騎著自行車，沿著燕南園的院牆回宿舍。那些每個字裡都搖曳著自由的魂魄的書，讓我的每個細胞都像喝過酒似的翩翩起舞。

那時，臺灣和香港還是遙遠而抽象的概念。數年以後，我踏上了臺灣和香港的土地，發現那裡有更多的自由之書。我在香港和臺灣讀書、買書，冒險帶回中國，多次被海關沒收。再以後，因為我太熱愛自由了，與敵視自由的党國發生越來越嚴重的衝突。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支筆。在生命安全亦不得保障之際，我選擇了離開。在美國東岸佛吉尼亞的鄉間，我重新鋪好一張書桌，讀自由的書籍，寫自由的文字，感覺宛如隔世。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政權，不是害怕手無寸鐵的我，而是害怕我寫的書，以及我在書中介紹的那些更了不起的書。

與暴政的對抗並未結束，過去的十年只是一個短短的序幕。引導我在自由之路上奮勇前行的劉曉波身陷牢獄，他失去了讀自己喜愛的書的自由；而我，倍加珍惜這份逃離中國之後才能享有的自由，並誓言呵護自由、禮贊自由、傳播自由。不過，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曾經在思想解凍的歷程中助我一臂之力的臺灣和香港，如今逐漸被籠罩在中共極權主義的陰影下。中共企圖通過所謂的「國民教育」，對香港的年輕人進行「洗腦」教育，將消化不良的「一國兩制」改造成如臂使指的「一國一制」；中共亦假借在中國發財的台商之手，瘋狂並購臺灣大小媒體，雖然暫時不能軍事佔領臺灣，卻要先把臺灣變成其意識形態的殖民地。

在此背景之下，我想，我有責任把自己掙脫鎖鏈、走向自由的秘密寫出來，也有責任向更多的朋友推薦解毒「狼奶」的靈丹妙藥。因此，有了這本《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這本書裡的文章，大部分是我從幾年前開始為自由亞洲電臺寫的名為「禁書解讀」的專欄文章，也有部分發表於香港《開放》雜誌以及「民主中國」網站、「縱覽中國」網站、「觀察」網站等媒體。我寫到的這些書，曾陪伴我度過漫漫長夜，我也希望它們給更多朋友帶去祝福、啟發和安慰，正如英國學者撒母耳‧詹森所說，「書是固定的發光體，只要掩蓋它的浮雲散去，它依舊在原地明亮如初」。我相信，這些與我們同行的書，甚至比我們要到達的目的地更加重要。願藉著這些彩虹般的好書，我們能夠成為聲氣相投的朋友。

齊邦媛《巨流河》

這些人是一群心靈的洗劫者。心靈洗劫是「內戰」；奴役或毀滅人身是「外戰」。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

齊邦媛的回憶錄《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臺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扎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流淌在黑土地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齊邦媛的《巨流河》，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來命名自己的嘔心瀝血之作，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乃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今天中國的大學，有大樓而無大師。齊邦媛先後就讀于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儘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里，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學生有幸遇到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若群星燦爛般的大師們的指點，由此奠定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卻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這才發現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的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林行止其心可誅。林回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使之只配得到此種蔑稱，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　「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份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歷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武大的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份子的週邊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儘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是「貪官污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先要求的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正是人性殘缺的紅衛兵和知青一代，習近平如何回答齊邦媛的追問？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臺灣已完成民主化，曾在臺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臺北書市中露面。齊邦媛感歎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他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麼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麼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組織，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不知退步到哪里去了。

聞一多為何以「愚不可及」自嘲？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著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帶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制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左傾的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溫和的「右派」甘拜下風。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臺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卻對站在政治舞臺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激情的詩人的天性，但介入政治更需要理性。聞一多是優秀的詩人，作為公共知識份子，他的自我反省意識卻較為欠缺。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在授課之餘幫人刻圖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刑前寫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都是被誤捲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無法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歎說，讀者很難不由此想到聞一多的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對於共產黨的邪惡本質，飽經滄桑的聞一多反倒沒有單純質樸的殷海光看得清楚。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瞭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提供了對聞一多等學者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從巨流河到鵝鑾鼻：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臺炙手可熱之際，中國也想出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制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刪減為「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嘗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慘死于「文革」，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面臨著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已經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呐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絕非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同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他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臺灣這個美麗島上守護著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她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著對她說：「你到臺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羡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是知識份子最低的需求，在共產黨統治下卻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歷盡浩劫，所餘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人，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臺灣的齊邦媛，剛開始只是將這裏當作暫居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才對臺灣有了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雲「此心安處是吾鄉」，至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湯瑪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里，祖國就在哪里」。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里，中國文化就在哪里。」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齊邦媛《巨流河》，臺灣天下文化，2009年。（中國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有若干刪節，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