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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8 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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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西方企业和西方国家重利轻义,放任中共暴行,甚至助纣为虐。许多西方公司和跨国企业帮中国政府建立审查和监控系统。譬如,思科系统公司(Cisco)就提供技术、设备和训练,协助中国打造防火长城(GFW)。北电网络、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也在防火长城项目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在中国国安机关的要求下,雅虎提供用户信息和关键证据,导致多位中国作家和异议人士被判重刑。为了能重回中国市场,谷歌企图开发配合中共审查的搜索引擎“蜻蜓计划”,在面临巨大压力后才被迫放弃。很多西方银行和咨询公司,高薪聘请中国顶级高官的家属为全职顾问。一些跨国公司的生产链,包含了新疆集中营的强迫劳动。这些,仅仅是西方企业与专横政权进行腐败交易的冰山一角。

在西方的“接触政策”、金钱和科技的帮助下,六四屠杀后,中共专制政权日益强大并逐步向全球渗透扩张。互联网成了中共进行政治宣传、洗脑和追踪民众的有效工具。防火长城、社交媒体、大数据、电子商务、现代通讯科技、人脸识别、声纹识别、步态识别、DNA数据库等,都让中共可以更有效地实施对人民的严密监控。在山东省,中共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来检验党员的忠诚度。这已经超出了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述的高科技极权统治。市场调查公司IDC预测,中国的公共监控镜头将持续增加,在2022年将达到27.6亿台,人均两个监控镜头,这还不包括中共可以随时获取信息的个人电脑和手机等设备。


科技威權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大陸國家社會關係

摘要

本文從資訊科技發展與威權主義間的關係出發,進而觀察中共政權如何透過科技發展進行社會管理以達政權鞏固。大陸近年來積極推動的網路管理、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以及天網工程和 DNA 資料庫的建立等,特別是黨國對「大數據」的壟斷,大陸國家社會關係也隨之變化,透過科技發展與制度創新,黨國體制名為替社會編織更完善的安全網絡,但實質上卻是對社會布下天羅地網,使得民眾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一個等級更高的「老大哥」無所不用其極地監控著。而當前中共這種帶有科技能力的政權,本文稱為「科技威權主義」,其或許將成為威權體制一種新的形態。

關鍵詞:科技威權主義(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ism)、國家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社會信用體系(Social Credit System)、天網監控系統(Skynet Surveillance System)、大數據(Big Data)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in Xi’s “New Era”

王信賢(Wang, Hsin-Hsien)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特聘教授兼所長

PROSPECT & EXPLORATION 第 16 卷 第 5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壹、前言

著名小說《1984》想像出一個政府監控無處不在的世界,「老大哥正在監視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成為描繪極權國家的名句。而英國電視劇《黑鏡》(Black Mirror)有一集描繪一個烏托邦世界:人們由一個統一的系統進行評分,這個評分將影響他們的社交、工作等可獲得的待遇。然而在現實上,這樣的事情正在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發生,也讓我們不得不懷疑,監控無所不在的「老大哥」,是否透過新的治理工作出現「升級版」?其中的關鍵正是中共近年大力推動制度創新與科技發展所打造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

對後社會主義國家(post socialist states)轉型研究而言,國家與社會關係(state-society relations)一直是引人關注的議題。此問題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首先,市場化的改革造成黨國體制的退化,政府對人民的控制與社會滲透的能力降低,社會獲得相對自主的空間;其次,社會空間的萌芽讓受宰制的社會行動者有機會進行聯繫,這也造成社會組織與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第三,社會新興力量的出現讓人民得以透過集體行動影響國家政策,甚至與先進民主國家的非政府組織(NGO)進行聯繫,針對特定議題向政府施壓,迫使國家回應社會行動者的訴求。1

前述的特徵確實也在大陸出現,隨著社會力量的湧現,中共將「社會穩定」拉到施政的前沿,也因此,社會的「維權」與政府的「維穩」成為觀察大陸政經社會發展的重要主軸。2

在政策方面,胡錦濤第二任期中共不斷強調的「加強與創新社會管理」,3也成為考核政府官員的重要指標,習近平正式掌權後,提出「創新社會治理」,4在 19 大「政治報告」中則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5

19 大已明確標示中共意識形態、大陸發展進程已進入「新時代」,本文的目的則是觀察習近平「新時代」的大陸國家社會關係,其中一個明顯的特徵是國家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對社會的管理與控制,本文稱之為科技威權主義(technological authoritarianism)。

過去學界對於資訊科技發展究竟是民主的助力,亦或是威權鞏固的利器一直有所爭論,本文也將從此爭論出發,配合比較政治中威權主義之理論對話,透過中共近年來積極推動的網路管理、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以及天網工程和 DNA 資料庫的建立等,觀察大陸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特別是黨國對「大數據」(big data)的壟斷。而這在在都顯示,大陸資訊科技的不斷創新,名為社會編織更完善的安全網絡,但實質上卻是對社會布下天羅地網。

貳、資訊科技與威權主義

近二、三十年來資訊科技(ICTs)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網際網路對於促進民主政治、公民參與有所助益,因此資訊科技普遍被認為具有降低決策參與成本的潛力,對各國民主深化的目標帶來希望。6其中,「電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強調公眾與政府的溝通可以直接透過電腦及網路的運用,創造新的互動空間,以補充甚至取代傳統的代議政治及大眾媒體的功能,形成一種新的民主形態。7

就此而言,隨著網際網路的進步與發達,使得社會部門不論在參與管道增加、門檻降低、規模提高等都有極大助益,換言之,資訊科技的發展可以創造更好的政治參與環境。然而,亦有持反對意見者,其強調 ICTs 的發展不僅在社會部門、區域間加劇數位落差,8

而自由派學者所宣稱 ICTs 可以削弱甚至突破國家控制的能力,實際上可能反過來讓國家強化對資訊的壟斷並加強對人民的控制。9 中共建政後,由於對意識形態的掌控、黨國體系的建構、利用強大的控制機制滲透整個社會,同時也利用計畫經濟掌握資源分配,10 故蘇聯式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向來是學界描述中共政權特徵最主要的模式。11 而隨著改革開放的啟動,政權內部的制度性多元化、重視集體領導與技術官僚、官方意識形態雖存在但不若極權主義具備高度烏托邦色彩、社會動員幅度下降等,描述中共政權的概念也隨之陡增,包括後極權主義(post-totalitarian authoritarianism)12、退化的極權主義(degenerative totalitarianism)13、後全能主義、14 新極權主義、15 調適型後極權主義(adaptive post-totalitarianism)16 以及「後極權的資本主義發展國家」(post-totalitarian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state)17 等。

除 此 之 外, 目 前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把 中 共 政 權 定 位 為 威 權 主 義(authoritarianism),有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之後,中共政權已經從極權主義轉變為威權主義政權。這些轉變包括鎮壓頻率下降、政治繼承制度化、菁英功績任命制、制度的多元化等,黎安友(Andrew Nathan)認為,中共政權「已由極權主義轉型到典型的威權主義」,並認為它具有生存的韌性,可以修補自身的制度缺陷。18 裴敏欣(Minxin Pei)則認為當今中共政權與當年臺灣、韓國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

很相似,因此民主化是可能發生的。19 還有一些學者則提出「帶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with adjectives)來描繪中共政權,20 如分裂式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21、分裂式威權主義 2.0(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22、 分 權 式 威 權 主 義(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23、可接受的威權主義(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24,以及協商式威權主義(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25 等。


此些概念的形成縱使因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區域觀察不同的對象而得,但都指向一個事實,即隨著改革開放的推展,大陸國家社會關係也產生變化,黨國體制對社會的控制相對弱化,如前述「分裂的」、「分權的」、「協商式的」等,一方面指出國家內部機構的分立,使得社會力量出現「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另一方面則是說明隨著社會力量的崛起,國家更願意協商。然而,中共近年來透過資訊科技的發展,建構新的監控體制、對數據的掌握等,明顯地將國家社會關係的鐘擺

重新往回盪。


2015 年 5 月 大 陸 國 務 院 公 布《 中 國 製 造 2025》(Made in China 2025)計畫,其取材自德國的「工業 4.0」(Industry 4.0)計畫,用以提升製造業的電腦化、數位化和智能化。在《中國製造 2025》的催動,再加上阿里巴巴、百度與騰訊等網際網路三大巨頭,使得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AI)等相關產業進入「大爆發」時期,而此不僅是展現在經濟層面,中共政權透過制度設計、對企業的掌控等,使得「數位經濟」成為對民眾的直接控制,更可能實現一種新的超級控制。此種模式被德國政治學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稱之為「數位式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26 更有學者直指中共這種精於網路控制並引導民意的政體為「網絡威權主義」(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27


21 Kenneth Lieberthal, “Introduction: The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Model and Its Limitation,”in Kenneth Lieberthal and David Lampton,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1-30.


22 Andrew C. Mertha,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2.0’: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December 2009), pp. 995–1012.


因此,Stein Ringen 認為現在大陸控制社會的模式,效果強硬、執行柔軟,發展正趨完美,使其成為一個過去從未見過的獨裁體制,可說是「完美獨裁」(perfect dictatorship),其本質就是「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28 換言之,如本節一開始所闡述的爭辯,本文認為在大陸,資訊科技發展不是民主的助力,反而是讓國家強化對資訊的壟斷並加強對人民的控制,而中共此種對資源、技術的掌控,再加上具成熟監控制度設計的政權,可稱之為「科技威權主義」。

參、科技與社會管理

按照習近平在中共 19 大擬定的「強國崛起」路線圖,大陸政府將繼續推動「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實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強調將「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其體現在「社會管理」方面,本文歸納出「網路管理」、「社會信用體系」、「天網工程」以及「DNA 採集」等。

一、網路管理

近年來大陸政府在社會治理等多方面展現其科技優勢,其中一例即是「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中共為鞏固政權的穩定性與正當性,除了防火長城、金盾工程、綠壩網路過濾軟體以及擴充網路員警數量等硬性網路治理措施之外,還佐以五毛黨、網路水軍等軟性網路治理方式,積極地布建網路監管體制。29 此外,微信(We Chat)的發展更引發西方觀察家的關注,《德國之聲》日前刊登了「你好,老大哥:大陸是如何通過 APP 監控民眾的」文章,其提及微信這個「強大」的 APP,迄今註冊用戶已經超過 10 億,可以搜集的用戶資訊多到無法想象,從付款、轉帳、發表文章、交友與照片等完全被中共監控。30《紐約時報》甚至以「看看中國正如何改變你的互聯網」(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Internet)為題,製作一段影片,描述微信集一般日常使用的通訊 APP 於一身,並說明其如何「強大」。31

二、社會信用體系

早在 2003 年,中共 16 屆 3 中全會就明確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方向及目標,2006 年發布的「十一五」規劃就提出,以完善信貸、納稅、合同履約、產品質量的信用記錄為重點,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2012年,國務院確定由國家發改委和中國人民銀行共同牽頭,召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部際聯席會議。2014 年大陸國務院發布《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年)》為落實此一制度的重要開端,其提及要在 2020 年建構一套全國性的社會信用體系,以獎懲機制提高社會的誠信意識和信用水平。33

隨後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公安部、國土資源部、交通運輸部和中國鐵路總公司等四十多個部委、廳局和國有企業簽署的《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合作備忘錄》,其中簽署備忘錄的部委和企業將共享「失信被執行人」之資訊,實施各種限制。34 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辦公廳再發表了《關於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的文件,羅列「失信」的後果。35 2018 年 1 月,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公布首批 12 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包括杭州市、南京市、廈門市、成都市、蘇州市、宿遷市、惠州市、溫州市、威海市、濰坊市、義烏市、榮成市等。36

就實際運作而言,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類是透過兩大網路巨頭阿里巴巴與騰訊。以「芝麻信用」(Sesame Credit)為例,其隸屬於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金服」,根據官方網站的資料,芝麻信用為客戶評分由 350 至 950 分不等,他們使用不同的標準來評分,例如個人行為、轉賬支付行為、購物習慣、出行習慣、生活、公益、個人信用履歷、人脈聯繫等等,信用等級越高,在授信額度和利率等方面越能獲得優惠,輸入各種資訊,並將結算集中於支付寶。此外,為了開發評級系統,芝麻信用與「百合網」和「滴滴出行」展開戰略合作,前者是大陸最大在線約會網站之一,後者是在大陸擊敗優步(Uber)的乘車共享平臺巨無霸。相對於芝麻信用,信而富(China Rapid Finance)則為另一網路巨頭騰訊的合作夥伴,騰訊擁有即時消息服務 QQ 和社交媒體移動應用程序微信,這兩者都擁有 10 億左右的用戶。

第二種類型則為地方政府所設計。如江蘇省睢寧縣自 2010 年開始推行「大眾信用信息分值」,該系統規定,個人信用資訊基本分值為 1000分,包括商業服務信用資訊 150、社會服務資訊 120 分、社會管理信用資訊 530 分、社會信用特別資訊 200 分,此外還有其他加減分事項,例如受國家級表彰加 100 分,見義勇為加 10 分,不贍養老人減 50 分,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減 30 分,「圍堵衝擊黨政機關、企業、工地、纏訪、鬧訪」扣 50 分,「利用網路、短信誣告他人」扣 100 分等。進而將全市 114 萬市民根據各自的分數,劃分為 A、B、C、D 四級信用等級,不同信用等級在社會生活中將受到不同待遇和限制,A 級者在入學、就業、低收入保障、社會救助方面可獲優先照顧,而 D 級則會被否決政審類考察,或在執照、資格審核,政策性扶持、救助項目中不被考慮。37 此外,山東榮成市與德州市也都有類似的制度設計。38

就前述政策看來,「社會信用體系」建構的目的在於透過國家的權威提高社會的誠信與信用,此外,這套徵信系統可以幫助控制金融風險,彌補完善大陸經濟制度中的不足。然而,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是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目前該平臺主要搜集並共享來自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數據,同時還包括來自超過 40 個部委和國家機關總計約四百個資料庫,因此,信用評級系統搜集了龐大的個人資訊,而政府部門則可輕而易舉獲得此些資訊,其不僅可以規範市場,更能達到社會控制的目的。

三、社會安全或社會管控:從天網工程到 DNA 採集

(一)天網工程

早在 2006 年 5 月,四川成都武侯區就已開始建設覆蓋全區的「天網」街面治安實時監控系統,其為成都市黨委、市政府建設「平安成都」、「數字成都」的重點項目。2007 年 10 月,長春市也將視頻監控系統建設統一立項為「天網工程」。而這套系統後由中共政法委發起,公安部聯合工信部等相關部委共同推動下,包含城市治安防控體系、人口信息化等,逐步形成。隨著人工智能與相關科技的發展,其集合了 GIS 地圖、圖像採集、傳輸、控制、顯示等設備,對固定區域進行實時監控和記錄資訊的影像監控系統。以人臉識別系統技術組成的「天網」已在大陸 16 個省市應用,「天網」號稱人臉辨識準確率達 99.8% 以上,只要 1 秒鐘就能把全大陸人口的人臉過濾一遍。39

目前大陸已有 1.7 億臺監視器,預計未來 3 年還要新增 4 億臺,而且許多監視器後端都裝有人工智慧技術,包括臉部識別技術。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蘇德沃思(John Sudworth)即在貴州監控中心實地測試,貴州的這套「實時行人檢測識別系統」大數據,包含所有居民的影像,結果他的臉部被掃描登錄為嫌疑犯後,從市區走到車站僅 7 分鐘,就被大陸警察攔獲。40 此外,近期也傳出歌手張學友日前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辦演唱會,吸引爆滿的 5 萬名歌迷,但在人山人海的現場,一名通緝犯因為入場時遭到「天眼」鎖定,隨即被警方帶走。41

(二)DNA 採集

2000 年代初期,大陸公安部即開始建立名為「法庭科學 DNA 數據庫系統」(又名「全國公安機關 DNA 數據庫應用系統」)的全大陸性可查詢 DNA 數據庫。42 近年更加加快腳步建構此數據庫,各地公安機關已開始使用「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提供的 DNA 數據庫進行檢驗工作,號稱「有中國特色的」DNA 數據應用體系已經形成,未來更嚴密的社會監控與更嚴重的侵權行為,勢將成為大陸社會的新興特徵。其主要針對:1. 重點人員:指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上訪者與曾有犯罪紀錄人員,中共視其潛在「顛覆政權」的威脅。2. 工作對象:用來涵蓋地方政府管控的所需目標,如治安清查人員、更生人、預定拆遷戶等。3. 流動人口:屬於非本地戶籍者,如農民工等。43

除前述對象外,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 HRW)發表的報告指出,大陸政府正以「免費健檢」的旗號,大規模採集 12 歲至65 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居民的 DNA 樣本、指紋、虹膜、血型等資料,其中被當局認定為「重點人員」、也就是可能威脅政權穩定的人士,包含其親屬在內,不分年齡強制採集。而蒐集這些數據的目的,就是為了有助於政府當局進行社會控制。報告也引用了大陸《新華社》的數據,新疆在今年已有 1,880 萬人接受健檢,達成率幾乎 100%。44《華爾街日報》即認為,大陸欲藉此打造全最大的 DNA 資料庫,一方面可供生物科技研究之用,另一方面可強化社會控制。45

肆、科技威權下的國家社會關係

由上可知,一個擁有科技能力的威權政體不僅是透過強制的力量「壓制」人民,還能提供誘因讓人民不知不覺受到掌控,且國家控制社會的幅度與深度還遠大於其他威權體制。以下將分為幾方面討論。

一、國家對社會「軟硬兼施、交叉互補」

Michael Mann 將國家權力區分為「專制權力」(despotic power)與「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前者指的是一種強制的分配力量,國家執政者可不經由社會的同意而遂行其意志,後者指的是國家貫穿、滲透社會的力量,其透過組織的建構與政策制定去協調人民的生活,而現代國家的特徵即是「基礎能力」的增強,除了基礎建設外,國家亦介入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以及人民生活,政策可滲透到領土的角落,擴張對社會的介入。46

一般而言,國家會視其自身能力採用這兩種力量。如在中共的施政中,可以發現此兩者不僅單獨出現,還交互使用,以 19 大「政治報告」為例,其社會面向的標題主軸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準,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準」即代表「基礎權力」的強化,包括「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就業品質和人民收入水準」、「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等。在諸多社會抗爭的案例中我們發現,地方政府由於社會政策無法貫徹或提供(基礎權力過弱),往往透過專制權力予以彌補,因而透過強制力量「壓制」群眾抗爭。47

而科技威權政體在社會管理上突出了兩點,一是透過「科技創新」方式強化原屬「專制權力」的社會控制,如 19 大「政治報告」中所提及的「打造共建共治共用的社會治理格局」與「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均屬此範疇,48 而在前述的社會管理手段中,關於網路管制、天網工程以及 DNA採集等,均是透過科技能力強化社會控制的例子。另一則是透過科技與制度創新,使「基礎權力」得以補強「專制權力」,這也是在一般威權國家較為少見的,在本研究中可具體表現在兩案例,一為「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其透過地方政府的制度建構與網路公司的創新技術強化「基礎權力」,名為建立社會誠信,但實則隱含社會控制在其中。另一例為大陸禁止民眾使用「境外」通訊軟體與 APP,但國內各大公司卻能開發類似功能的軟體,換言之,不是單純的封鎖,還有能力提供「替代」選擇。如大陸禁止使用 Facebook、YouTube、Line、Google、Twitter 等,但卻有微博、微信、人人網、QQ 空間,大陸的社群網站與軟體,甚至能整合各種功能而更為強大,如前述的微信。而此種「關了一扇窗,卻能開一扇門」的能力絕非一般威權政體所擁有,這也是科技威權政體的重要特徵。

二、民眾的自願與同意

不管是「極權」、「威權」體制都有讓人民感到「恐懼」的手段,如司法、軍隊、警察,甚至秘密警察等「專制力量」,但科技威權還擁有讓人民不得不「自願與同意」的手段。而此種「強制」加上「同意」為當代國家的重要能力,按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即是「霸權」(hegemony),「霸權」意味著支配階級對社會從屬者的意識形態優勢,公民社會(意識、共識)加上政治社會(法律、強制)構成了上層結構,而制度的真正力量並不在於統治階級的暴力或國家機器的強制力,而在於被統治者對統治者「世界觀」的接受。49

近年來大陸所提出的物聯網、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等,不僅幫助中共專政體制重新建立起對於民眾的直接控制,更可能實現一種新的超級控制。如果說傳統威權體制屬於透過由外而內的直接控制,如今的大陸透過資訊技術更深入民眾生活,分析人民習慣和偏好,即時掌握行為和軌跡。

以「芝麻信用」為例,其透過「信用歷史」、「行為偏好」、「履約能力」、「身分特質」、「人脈關係」五項訊息,分析出個人信用分數,看似金融信用評分的制度,卻在後來的發展中添加大量非常規的方式來評價個人信用,例如追蹤民眾手機的使用狀況、社交媒體發布的貼文、線上交易與電子支付的交易狀況等,雖然有可能幫助企業進一步判斷個人信用的真實情況,但無形之中,卻也制約著廣大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

而重要的是,過往「老大哥」的監控需要國家積極主動,並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蒐集資訊,但在此種「信用體系」下,民眾為追求更高的信用等級、享有更優惠的購物折扣,心甘情願地「奉送」並隨時更新個資給企業,而此些企業的後臺實質上是完全與國家機器對接,民眾猶如加溫熱鍋中的青蛙而不自知。這已經超乎前述的「數位列寧主義」,更是進階到科技威權體制的「完美控制」。這也是為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不是擺在「強化民生兜底保障」中,而是放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50

三、黨管數據

不論是前述國家對社會控制的進化或民眾之自願同意,其關鍵就在「黨管數據」。如前所述,2016 年「全國信用資訊共用平臺」設立,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基礎,目前該平臺主要搜集並共享來自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數據,同時還涵括 44 個部委和 60 多家市場機構之間的數據網絡。此外,尚有「警務雲系統」,此系統由公安部門整合不同形式資訊,可迅速挖掘個人資訊,包括住址、親屬關係、節育方法和宗教信仰。警務雲平臺並可整合飯店、航班和火車記錄、生物識別特徵、監視器畫面,以及來自其他政府部門甚至私營企業的資訊,從就醫病歷到超市會員資料,乃至郵件投遞記錄,而這些資訊大多可以聯繫到居民身分證號碼。如山東省威海的警務雲即整合63 種公安數據和來自 43 個其他政府部門和企業的 115 種數據。51

然而,隨著大陸第三方支付與相關網路公司信用體系的發展,有一派觀點是大陸政府愈來愈依賴內部大型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騰訊與百度等,從前述「芝麻信用」與「百合網」和「滴滴出行」的合作,「信而富」與騰訊的聯盟,都可看出,相關企業不僅具有高科技技術,且其間的合作聯盟亦不少,近期一再傳出大陸最大科技巨頭正與政府部門合作創建數位身分證件亦是一例。然而,此種看似政府對企業依賴漸深的說法,實則忽略了中共對企業的宰制性。

近期傳出中國人民銀行與國家互聯網辦公室相繼約談「螞蟻金服」與「芝麻性用」,讓此些網路巨頭失去「數據」優勢的是「信聯」的成立。2017 年 8 月人民銀行發出通知,凡是涉及銀行帳戶的網路支付業務,於2018 年 6 月 30 日起,都將統一交由人民銀行主導的「網聯平臺」集中處理。換言之,所有的「數據」將由國家「接手」。今年 2 月 23 日,人民銀行「百行徵信有限公司」的個人徵信業務獲得許可(「信聯」之正名),這也是人民銀行頒發的首張個人徵信牌照。而從主要股東的持股就可看出端倪,「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持股 36%,其餘芝麻信用、騰訊徵信、深圳前海徵信、鵬元徵信、中誠信徵信、考拉徵信、中智誠徵信以及北京華道徵信等各持股 8%。52 其中,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是 2015 年 7 月「由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國家有關部委組織建立的國家級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53 故以人民銀行為代表的黨國體制,透過行政手段輕易地將各大網路巨頭整合、收編,也真正達到「黨管數據」。

伍、結語

本文在理論上探討資訊科技與威權主義間的關係,進而觀察中共政權如何透過科技發展進行社會管理以達政權鞏固。我們從近期的發展來看,中共對社會控制的「軟硬兼施」確實愈發「精進」,「硬」(專制權力)的一手是本文所提及的「天網工程」與 DNA 採集等,「軟」(基礎權力)的一手則是透過「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表面上是為了增進社會的有效治理,實質卻是利用科技創新結合大數據全面搜集個人隱私,監控大眾的溝通管道,換言之,除了「軟硬兼施」外,還能夠透過「軟手段」支援「硬

手段」。再加上黨國「收編」網路巨頭、對「大數據」的掌控,使得民眾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一個等級更高的「老大哥」也無所不用其極地監控著。而這一切都是以黨國對科技的掌握為基礎,故本文稱當前中共政權為「科技威權主義」。

從近年來大陸政治社會發展我們可看出,在「胡溫時期」社會控制確實相對寬鬆,在前述論及「帶有形容詞的威權主義」的研究,多帶有遠離「後極權」或「威權」的意涵,然而,習近平上臺以來,不管是對社會組織的控制、網路管理抑或是壓制社會抗爭、維權律師、管制言論等,都可觀察出國家正在進一步強化對社會的控制,而從大陸的案例可更加驗證,威權體制並非線性發展,其可能由一種威權體制轉移到另一類屬的威權,而非朝向民主化發展,54 本文認為「科技」是促進威權鞏固的重要因素,而大陸這種帶有科技能力的政權,或許將成為威權體制一種新形態。

習近平上臺以來,在網路管理的組織與法規上又更加升級。一直以來,與網路管理相關的部門包括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工業與信息化部等,形成「九龍治水」的狀況,此外還涉及中央與地方不同不等。32 為解決此問題,中共於 2014 年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網信小組」),其下設置辦事機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網信辦」)。「網信小組」及「網信辦」成立後的作為,包括發布《即時通信工具公眾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並與各大入口網站簽署《跟帖評論自律管理承諾書》等,甚至在 2016 年 11 月正式通過《網絡安全法》作為網路管理的最高準則。此外,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提出要實施「網路強國戰略」,將「互聯網 +」行動計畫、國家大數據戰略的部署提升至國家戰略層級。

1Tsveta Petrova and Sidney Tarrow, “Transactional and Participatory Activism in the Emerging European Polity: The Puzzle of East-Central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0,No. 1(January 2007), pp.74-94.

2 王信賢、寇健文編著,邁向公民社會?當代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分析(臺北:五南圖書,2014 年 7 月,初版)。

3 新華社,「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 年 11 月 17 日),2018年 3 月 2 日瀏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7/c_113711665.htm。

4 新華社,「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 年 11 月 15 日),2018 年3 月 2 日瀏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5 新華社,「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報告的決議」(2017 年 10 月24 日),2018 年 3 月 2 日瀏覽,《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4/c_1121849794.htm。

6 Barry Hague and Brian Loader, Digital Democracy: Discourse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London: Routledge, 1999).

7 Julie Freeman and Sharna Quirke, “Understanding E-Democracy: Government-Led Initiatives for Democratic Reform”,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Open Government, Vol.5 No.2(2013), pp.141-154.

8 Pippa Norris, Digital Divide: Civic Engagement, 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0).

9 Hubertus Buchstein, “Bytes that Bite: The Internet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Constellations, Vol.4 No.2(1997),pp. 248-263.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

10 A. 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John W.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1 極權主義政體具有以下特徵:(1)有一官定意識形態;(2)由一魅力型領袖所領導的群眾性政黨;(3)恐怖的秘密警察控制;(4)國家壟斷所有的大眾媒體;(5)黨國對軍隊的掌控;(6)中央指令性經濟。Carl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2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3): Micropolitical Theory(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pp.175-412.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M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8-54.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2000), p. 35. Hongyi Harry Lai, “Religious Policies in Post-totalitarian China: Maintaining Political Monopoly over a Reviving Society,”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1, No.1(Spring 2006), pp.56-77. Chongyi Feng, “Democrat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89,”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7, no. 57(November 2008), pp. 673-688. Lauri Paltemaa and Juha A.Vuori, “Regime Transi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s of Technology: From Mass Science to the Controlled Internet,”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1(April 2009), pp. 1-23.

13 林佳龍、徐斯儉,「退化的極權主義與中國未來發展」,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3 年,初版),頁 11-30。

14 蕭功秦,「後全能主義時代的來臨:世紀之交中國社會各階層政治態勢和前景展望」,當代中國研究(VA),總第 64 期(1999 年);蕭功秦,「後全能體制與 21 世紀中國的政治發展」,戰略與管理(北京),2000 年第 6 期(2000 年 12 月),頁 1-8。

15 徐賁,「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當代中國研究(VA),第 12 卷第 4 期(2005年 12 月),頁 4-26。

16 Philip Hsu,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in S. Philip Hus, Yu-Shan Wu and Suisheng Zhao, In Search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Beyond the Beijing Consensus(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1-24.

17 吳玉山,「宏觀中國: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蘇東與東亞模式的揉合」,收錄於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菁英與政策(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 年 4 月,初版),頁 309-335。

18 Andrew Nathan, Totalitarianism,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The Case of China,” in Myron L. Cohen ed.,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Armonk, NY: M. E. Sharpe, 1992), pp. 235-256; Andrew Nathan, “China’s Changing of the Guard: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January 2003), pp. 6-17.

19 Minxin Pei,“China’s Evolution Toward Soft Authoritarianism,” in Edward Friedman and Barrett McCormick eds., What If China Doesn’t Democratize? Implication for War and Peace(Armonk, NY: M. E. Sharpe, 2000), pp. 74-98.

20 相關的文獻整理可見:高頡,「多種類型的威權主義:中國政體類型的探討」,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57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1-38。


23 Pierre Landr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4 Teresa Wright,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Jessica Teets, “Let Many Civil Societies Bloom: The Rise of 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2 (February 2013), pp. 1~20.

26 Sebastian Heilmann, “Big Data reshapes China’s approach to governance.”Mike Norman Economics, October 7 2017, https://heterodox.economicblogs.org/mike-norman-economics/2017/norman-sebastian-heilmann-mdash-big-data-reshapes-china-governance.

27 Rebecca MacKinnon, “China's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 No. 2(April 2011), pp. 32-46. Wen-Hsuan Tsai, “How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was Operationalized in China: Methods and procedures of public opinion control.”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5, No. 101(2016), pp.731-744.

28 Stein Ringen 著,薛青詩譯,完美的獨裁:二十一世紀的中國(The Perfect Dictatorship: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新北:左岸文化,2017 年)。

29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7, No. 2(May 2013), pp. 326-343.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e Robert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1, No.3(August 2017),pp. 484-501.

30 蘋果日報國際中心,「微信方便好用到不行?老大哥正看著你」(2017 年 4 月 4 日),2018 年 3月 5 日瀏覽,《蘋果日報》,https://tw.news.appledaily.com/international/realtime/20170404/1090519/EDITOR。

31 Jonah M. Kessel and Paul Mozur, “How China Is Changing Your Internet”(August 9,2016),visited date:March 5 , 2018,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video/technology/100000004574648/china-internet-wechat.html。

32 夏倩芳、袁光鋒,「『國家』的分化、控制網絡與衝突性議題傳播的機會結構,開放時代(廣州),2014 年第 1 期,頁 190-208。

33 國務院,「國務院《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 年)》(國發〔2014〕21 號)」(2014 年 6 月 27 日),2018 年 3 月 6 日瀏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6/27/content_8913.htm。

34 此些限制包括具有現金價值保險、擔任企業董事、乘坐高鐵和飛機、四星以上酒店和高爾夫球場等消費、房地產購買、團隊旅游消費、子女就讀高收費學校、出境、調查護照、婚姻狀況及持有的車輛等資訊。

35 新華社,「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2016 年 09 月 25 日),2018 年 3 月 6 日瀏覽,《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5/c_1119620719.htm。

36 政策研究室,「首批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示範城市名單公布」(2018 年 1 月 19 日),2018 年3 月 6 日瀏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http://www.ndrc.gov.cn/xwzx/xwfb/201801/t20180109_873409.html。

37 人民網,「江蘇睢寧探索『社會信用評級』:政府也納入其中」(2014 年 6 月 23 日),2018 年3 月 7 日瀏覽,《人民網》,http://leaders.people.com.cn/n/2014/0623/c350477-25187666.html。

38 人民網,「山東榮成全面發力 深入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2018 年 1 月 29 日),2018 年 3月 7 日瀏覽,《人民網》,http://leaders.people.com.cn/n1/2018/0129/c356819-29793304.html。

39 世界日報,「1 秒鐘『篩』臉 中國 16 省布『天網』口罩、墨鏡擋不住」(2018 年 3 月 24 日),2018 年 3 月 25 日瀏覽,《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049616。

40 Joyce Liu, “In Your Face: China’s all-seeing state”(December 10, 2017), visited date: March25, 2018,《BBC News》, http://www.bbc.com/news/av/world-asia-china-42248056/in-your-facechina-s-all-seeing-state。

41 中央社,「天眼又發威 陸通緝犯在張學友演唱會被抓」(2018 年 4 月 10 日),2018 年 4 月 11日瀏覽,《中央社》,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4100253-1.aspx。

42 光明日報,「公安刑偵 DNA 數據庫將實現全國聯網」(2005 年 8 月 18 日),2018 年 4 月 11日瀏覽,《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5/Aug/944806.htm。

43 鄒文豐,「強採 DNA 中共邁數位極權政府」(2018 年 2 月 11 日),2018 年 4 月 11 日瀏覽,《青年日報》,https://www.ydn.com.tw/News/277368。

44 人權觀察,「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上千萬居民被採集 DNA 公安機關假借公共衛生計劃收集私密信息」(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8 年 4 月 11 日瀏覽,《人權觀察網站》,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17/12/13/312548。

45 Wenxin Fan and Natasha Khan, “China Snares Innocent and Guilty Alike to Build World’s Biggest DNA Database”(December 26, 2017), visited date: April 11, 2017,《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snares-innocent-and-guilty-alike-to-build-worldsbiggest-dna-database-1514310353。

46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1760-191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54-63. Michael Mann, “ InfrastructuralPower Revisited,”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CID) ,Vol. 43, No. 3-4(2008), pp.355-365.

47 王信賢、邱韋智、王信實,「中國社會抗爭中的策略互動與類型:三層模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臺北),第 59 卷第 1 期(2016 年 3 月),頁 75-99。

48 新 華 社,「 中 國 共 產 黨 第 十 九 次 全 國 代 表 大 會 關 於 十 八 屆 中 央 委 員 會 報 告 的 決 議 」(2017 年 10 月 24 日 ),2018 年 4 月 11 日 瀏 覽,《 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4/c_1121849794.htm。

49 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pp.65-88.

50 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2018 年 3 月 5日),2018 年 3 月 7 日瀏覽,《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uanti/2018lh/2018zfgzbg/2018zfbgdzs.htm#book7/page1。

51 沈愚,「中國公安『大數據』系統引發擔憂」(2017 年 11 月 24 日),2018 年 3 月 7 日瀏覽,《法廣世界之聲》,http://trad.cn.rfi.fr/ 中國 /20171124- 中國公安大數據系統引發擔憂。

52 杜宗熹,「阿里騰訊個人徵信 官方收編」(2018 年 2 月 27 日),2018 年 4 月 11 日瀏覽,《經濟日報》,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3001816。

53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介紹」,2018 年 4 月 11 日瀏覽,《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網站》,http://www.nifa.org.cn/nifa/2955644/2955646/index.html。

54 Axel Hadenius and Jan Teorell, “ 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8, No.1(January 2007), pp. 14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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