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和谦
徐和谦

學習歷史,逡巡兩岸,現居北京

獅城鱗爪

從中學時期讀了韓福光等人所撰的《李光耀治國之鑰》以來,一直對新加坡的社會政治經濟模式深感興趣。日前,終於有機會在匆匆幾天內,一窺這個“小紅點”的一鱗半爪。

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裡,專門有一個小展閣介紹了20世紀初期,南洋華人對中國近現代政治的投入和參與。我向同行的當地夥伴說,或許在不久之後,新加坡國家博物館會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以正面形象highlight青天白日旗的國家博物館了。

再到從小教科書上都會介紹的晚晴園一逛時,更能看到當時南洋華僑──其中為數不少是早年就移民馬來亞,慣說閩粵方言和馬來土著語言,也通英語但基本不會說國語的“土生華人”們,投入晚清立憲與革命之辯,而後又大多轉向支持國民革命、參與民國制度建設,乃至同情且投入爾後中國抗戰的鮮活歷程。

這或許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歷史情境和心態。一方面,當年的華僑們知道,自己所處的土地不是中國,日常打交道的統治當局和制度也不是中國制度;但同時,自己又不把自己的人格與身分,自外於中國的前途,並為之論辯、為之捨身拼搏。

對比起1920、1930年代對國民革命還不太熟悉、對中國政局沒有太強帶入感的台灣,如果說新加坡當時的華人社群,把自己所在之地當作中華民國的“心靈疆域”當不為過。

這種華僑心境,直到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之後,才逐漸淡去,“在地化”為一種立基於新加坡、不斷提醒自己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的新型態國族認同。

在見到新加坡外長維文時,這位身為印度裔和華族家庭後裔的接班世代政治新星同我們說,新加坡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以華人為多數族群的中國以外的國家,如何掌握好、鞏固好這種獨特的認同,對新加坡來說特別重要。他說,新加坡人固可以樂見,甚至可以為中國的發展和崛起驕傲。新加坡政府也擁有其他外國政府未必擁有的,和中國政府大規模深度合作的互信以及工作能力。但維文也說,新加坡仍須是新加坡。世界上已經有幾千個中國城市了,新加坡不需要變成另外一個。

而在有限時間內與當地朋友的交流中,我問他們:到底身為一個華人,這個身分,對如今的新加坡公民來說還有多大的意義?對於這個問題,答案和光譜在普通人當中,也是多元的。

有些人認為,意義仍然十分重大,尤其是當身處與馬來族裔的張力之下,作為一個華人對自己來說仍然非常重要;與此同時,世界上華語人口所帶來的新事業機遇,包括一帶一路的前景,也都是自己理應享有的機會和願景。但也有人希望極力撇清自己與新加坡社會裡中國新移民的關係,或視當今的中國為東亞地緣政治穩定的威脅,以及對新加坡本身制度、國際問題立場的壓力源。

但不論情感或思想傾向如何,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對自己政治選擇和國家前途負責,已經成為新加坡建國後三代公民的高度共識。包括對公共住宅組屋的設計、避免房地產過度劫掠經濟紅利的底線;對每一吋國土的致密規劃和使用,和積極建軍、訓軍並屯兵海外,以備在極端情況發生時可以從海外“反攻”回來的戰略部署,都是這種自我負責感的體現。

即便從經濟上和發展機遇上來說,新加坡或許還願意時不時的“遙從南斗望中原”一把;但從心靈歸屬來看,徜徉於赤道下的他們,則已經有了新的──但不知道是不是會再繼續漂移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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