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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汶川地震十二年,回到人事已非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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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文 心灵自由 今天

野兽按:今天是2020年5月12日,周二,庚子年四月二十,汶川大地震十二周年纪念日。刚才在陈寿文公号上写了一篇《汶川大地震十二年: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在心灵自由上打算再写一篇记住这个日子。

2020年3月5日,野兽曾经连写了三篇文章纪念汶川大地震,当时没在公号上推送,因为觉得肯定是会被河蟹的。今天这个纪念日,看到朋友圈以及各大公号一片岁月静好,没人提起这个日子。于是忍不住要写一文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也没法原文照搬,还是只能发个太监版。墙外成人版见野兽的matters自由创作空间(野兽爱智慧:https://matters.news/@philosophia1979)。

2008年的北川中学


The PrayerAndrea Bocelli;Céline Dion - 2011 Concerto One Night In Central Park

端传媒的”川震十年“的系列报道,2018年5月就读过。记忆犹新。遗憾这样的报道由于言论审查制度,没能进入内地读者的视野,没有通过自由的讨论和交流,形成公共理性,变成集体的智慧与共识。于是,悲剧继续发生。

回顾这二十年,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天灾呢,大多是人祸而已。从2003年广州和北京的萨斯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从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到2019年武汉新冠肺炎,多少苦难转眼就完,官方媒体上,永远只有抗灾的宣传,没有灾难的见证。

唯有一些公民,要为苦难作见证,但命运坎坷,”为众人抱薪者,大多冻毙于风雨中“,只因有关部门已学会让他们的所作所为消失于大众的视野里,尤其对于那些不会爬墙甚至不敢爬墙乃至不想爬墙的内地人来说,巨大的信息鸿沟造成了爬墙人和墙内人的巨大分裂,两类人彷佛生活在不同的中国,同一地方,不同世界。

拼接起来的绵竹富新小学地震遇难学生照片。 XIE YIHUI


汶川地震十年,回到人事已非的现场

端传媒记者花了近一年时间奔波各地,策划、采访、制作的专题,只是希望为你从时间的缝隙里,留下有意义的细节,让记忆的执念,跨过时间。

端传媒2018-05-05

在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地震中,有68712人死亡,17921人失踪,其中包括5335名学生。图为北川地震遗址上的北川职教中学。摄:林振东/端传媒


“四川地震十年”专题将从 5 月 7 日开始持续更新,我们也会及时在此文中更新报导链接,以作阅读导览目录。若你对该专题感兴趣,可收藏这篇文章,方便后续阅读重磅内容。若你想阅读更多深度报导,欢迎成为我们的付费会员。

十年生死两茫茫。在经历了近十万人死亡的四川地震灾区,十年时间,意味着什么?

时间覆盖了伤口。失去了伴侣的人们重组了家庭,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再次生育,失去了四肢的人们被称为幸存者,学习与义肢和机械手相处。

时间暴露了庸常。灾区是景点,伤痕是最佳的挣钱道具。死难者的冤屈与幸存者的自尽都只是意外。要感恩,要表彰,要在纪念大会热泪盈眶。

时间掩埋了真相。碎成粉末的学校了无痕迹,死难学生的名单永不完整,心碎的家长逐渐失散在上访的路上,坐了牢的抗争者困在原地。

也有人和事跨过了时间。在绝大多数志愿者与机构逐渐离场后,有人选择留下来,没有走。他们的经验给灾区上了一门长长的“复康”课。地震中失去了孩子的妈妈,开办幼稚园,养育了很多丧子母亲的第二个孩子。震后的“援建工程”,成了跨地区、跨部门合作的试验田,香港和内地从官方到民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全面合作,在四川尝试“一国两制”也从这里开始。

根据官方数据,在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地震中,有68712人死亡,17921人失踪,其中包括5335名学生。

十年过去,我们能做的不多。端传媒记者花了近一年时间奔波各地,策划、采访、制作的专题,只是希望为你从时间的缝隙里,留下有意义的细节,让记忆的执念,跨过时间。因为记忆,就是抵抗。

【失孤父母】背着死去的孩子和新生的孩子,活下去

“肯定是斗不过他的,我们想给孩子讨公道,肯定很难的,但肯定要去争取。”李艳一连说了三个肯定,她12岁的女儿杨丹在四川大地震中被埋在粉碎的富新二小。

不要说十年了,二十年、三十年......可能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天,要真的这个事情没有圆满的答复,我们也跟孩子一样,死不瞑目。”父亲桑军与母亲刘孟英,儿子桑兴鹏11岁遇难。摄:林振东/端传媒


这一群父母,他们的孩子十年前死在粉碎的校舍里,是不是豆腐渣工程,从政府到法院,没人愿意给答案。今天,他们四五十岁了,积极维权的人越来越少。缠绕住他们脚步的,有贫穷、病痛、年迈,更实际的各种利益,还有再生育的新生命。但痛苦与愤怒,从未减少。

【消失的学校】重访校舍倒塌之地,却发现真相被有意无意地擦去

当年被广泛质疑为豆腐渣工程的学校,今天变成了什么?当年惨烈的、悲恸的、让人激愤的,如今都换上了平静的妆容,所有的拷问都没有答案。

我们重访了十所校舍倒塌之地,原址在地图上已经无从得知,只能靠当地人的记忆,给不甘心的访问者带路。除了零星的纪念碑,所有遗址都被有意无意地擦去,连带着真相的蛛丝马迹。“就是这片小山坡,当年的北川中学和孩子们,就埋在下面,这前面的绿草坪,就是以前的操场。”北川县城一名老人。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 NGO】他们用十年在四川建立起康复系统

72小时是生死之间的黄金救援期;而90天则是截肢病人未来康复的黄金治疗时间。在大地震面前,中国有足够力量投入生死救援,却没有经验与储备应对幸存者的康复。

香港力量在此时进入,帮扶伤员康复的各类NGO进入灾区,用十年时间在四川建立起康复系统。

政府不能做(康复治疗)、也没有想过去做,基金会来做了。给你医院买设备、出治疗费,你医院还在想这样做了能给我什么好处。——一名福幼基金会志愿康复治疗师

据调查,当时四川有康复医学教育背景的医生不超过400个,中国大多数地区对康复的理解仍停滞在上个世纪。一些人认为康复就是休息,也有人认为康复就是按摩。摄:Imagine China


【康复治疗】凝视康复十年,记住人、记住伤痛

2008年,汶川地震以极其惨痛的方式唤醒了中国民众的志愿者精神,数以百万计的志愿者涌入灾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后来陆续回归原来的生活轨道,但少数人留了下来,帮扶地震伤员走过漫长、艰难、枯燥的康复之路。

至今留川的康复师、心理辅导员、社工和他们的患者。时光或许像滤镜一般,虚化了泪与血、痛与恨,但回看历史的目光不该轻飘飘地落在“感恩”上,凝视康复十年,看见宏大叙事外、小人物的每一步挣扎,看见人、记住人、记住伤痛。

我们的陪同就是 make a difference 。——什邡在地震中失去了159个孩子,来自香港青年发展基金的金高英帮扶妈妈们再生育。

一个服务对象曾偷偷告诉康复中心的志愿者赖寒,参加康复活动两三年后,自己仍抱著一个想法——总有一天你要从我这里拿走什么。摄:邹璧宇/端传媒


重返四川记者手记:“我们的灾难日,不是他们的感恩日”

端传媒过去一周推出汶川地震十周年专题,记者走访多个灾区,在这篇手记里,记下了他们还没写进新闻报导的所见所闻,他们一路上遇见的幸存者和遇难学生家长。

一个十年前被埋在北川中学废墟之下的男生告诉记者,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逢5月12日,大家总是把“黑色的日子”过得喜庆,“这天是我们的灾难日,不是他们的感恩日,”他郑重地,一字一句地说,“我们都是踏着别人的鲜血走过来的,这应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

记者在手记中写道,“假若有一个由民间设计的汶川地震纪念馆,这些来自幸存者的话,该被永久的好好收藏。其中会有痛苦的的话,阴暗的话,无奈的话,也会有欢快的,充满希望和感激的话。但所有的话语,都该是人们缓缓说出的,不该是扩音器里重复播放的口号。”

都江堰公墓,绝大部分四川大地震中的都江堰遇难学生都安葬于此。摄:林振东/端传媒


【香港援建】当香港援建遇上四川国情

四川重建,时任总理温家宝曾下令“三年任务两年完成”,而香港援建四川的工作花了整整八年。这是内地与香港两地政府第一次全面、深入的大规模合作,主事官员说,是“在内地讲一国两制”。港方表示要对批准拨款的香港立法会和市民负责,而川方最担心的,是“上面”是否满意。

政府是会改变的,国家是不会变的,我们的土地、人民是不会变的。——麦齐光,时任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建,投资超过100亿港币。它集结了香港社会四面八方的力量:除却牵头的香港政府,还有工程、建筑、康复医学等各界别的资深人士和大大小小数十间NGO。图为香港特区政府资助援建,都江堰大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援建,投资超过100亿港币。它集结了香港社会四面八方的力量:除却牵头的香港政府,还有工程、建筑、康复医学等各界别的资深人士和大大小小数十间NGO。图为香港特区政府资助援建,都江堰大熊猫救护与疾病防控中心。摄:林振东/端传媒


穷者兼济天下,达者独善其身

徐贲先生在”《鼠疫》与记忆“一文中提到: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象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

卡夫卡讲过一个《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的故事。“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

阿伦特、雅斯贝尔斯和哈维尔都是拒绝接受女歌手约瑟芬命运的人。他们走出极权的黑暗洞穴,即柏拉图所说的那种洞穴,向外张望,看到来自洞穴之外的光亮。

他们并没有就此独自庆幸地离去,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里,告诉还在洞穴里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是一个有光亮的世界。这个光亮就是与纳粹或者其它极权专制政治不同的民主道德政治。

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的对象是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

“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秦晖先生在他的《实践自由》回应到: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

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1949年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储安平一类人,而不是陈寅恪、钱锺书一类人。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

争取自由常常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不能强制别人去支付这种代价(这与别的“主义者”可以以“革命纪律”、“理想主义目标”的名义强迫别人付出代价是不同的),而只能自己去付出代价。然而作为斗争成果的“自由”又是一种最具“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财产可以专有,权力可以专有,唯独“自由”不可专有。“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可以以“革命需要”的名义多留一些“劫富”所得然后才去“济贫”,即使对财产毫无所留而全部“共产”,也可以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中得到权力这一报酬,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

斗争的结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更容易被遗忘。因此组织严密的革命党比松散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更能记住自己的殉道者。

人们经常责怪中国人没有记住王造时、林昭……等等,这的确令人心酸,然而并不奇怪,这与“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未必有多少关系。不信你去东欧看看,有几个人还记得那些当年受迫害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

因此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比做别的主义者要难得多:不是难于论证,而是难于实践。自由主义并不是犬儒主义(尽管有些人往往把自由主义描绘为犬儒主义),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说他是“真正的”,是因为自由主义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律己而无法律人的理想。他与某些主义的“理想”长于律人却决不律己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由主义的“消极”和“低调”是指自由主义者对人性局限(“性恶”、“性愚”等)的理解,他不指望人人是圣徒,甚至他不排除人人为犹大的可能,然而自由主义者自己必须做圣徒,必须有殉道精神。

自由主义描绘的未来可能是十分平庸的:那是个俗人的世界而非圣人的天国,那是个有缺点但可免于“最坏”的场景。但为了这一“平庸”的未来,——为了人们都有过“平庸”生活的权利而不至于在“崇高的强制”下陷于非人境地,却需要付出最崇高的奋斗。

一句话,自由主义者不能指望别人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它应当假设别人都是庸人而且完全有权理直气壮地当庸人,但他自己却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他必须准备为“庸人们的权利”付出牺牲,而且不能指望“庸人”们有任何回报。——还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能甚于此呢?

由此我们也就可知何以自由秩序的实现是如此困难。这困难不是由于论证的悖论,而是由于实践的悖论:世人皆知奴役苦,三个和尚无自由。前一句讲的是自由主义论证之易,后一句讲的是自由主义实践之难。这两点其实都是普世的,与“文化”或者所谓民族性的优劣无关。

我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但如果要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两者中进行选择,我以为后者的谬误肯定比前者小。人们如今讲的许多“文化”之别实际上只是制度之别。比如许多人说西方人爱好自由,而东方人爱好道德。初听之似是,深究之实非。所谓不自由毋宁死,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极致之言,有几人能做到?

人类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无论西方东方,监狱如不上锁,犯人都要跑掉。但人类也有追求安全、希望受保护的本能。无论西方东方,牺牲自由而换得保障、接受束缚而获得庇护、放弃机会而躲避风险、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束缚多而保护少,或者只有束缚而无保护,人们便趋向于争取自由;保护多而束缚少,机会小而风险大,人们便趋向于“逃避自由”;而束缚与保护达到平衡,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契约。

但广义契约由于没有形式化,其结清的成本很高:如果君不君,不能给臣民提供保护,则臣不臣就只能以“水能覆舟”的方式摆脱束缚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自然比“统治者权力来自被统治者授予”的形式化契约要大。

对一般社会成员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专制制度通常是束缚多而保护少,自由民主制度通常是束缚少而保护多,因此只要超越特殊利益,无论从自由的本能还是寻求保护的本能而言,人们都会认为后者比前者公道——后者也有问题则是另一回事。

至于东方人的道德爱好之说,只要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折腾克林顿性丑闻而中国古代帝王有多少墙茨之丑却没有谁为此下台,就会明白真正的区别只在于专制制度下是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讲道德,自由民主制度下则是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讲道德,如此而已。

自由比专制好,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而且自由主义对人性的期望值又是如此低调和“现实”:“计划经济”要求深奥的“科学”来为经济过程提供人为的“最优解”,而自由经济只要求不偷不抢,公平交易自会“顺其自然”;“理想政治”要求人皆为圣贤,而自由政治只要求人不作奸犯科。应当说这种要求比“社会主义新人”要好做得多。

然而几千年来各种独立发展的古文明都未能“自发”形成“自由秩序”,而是“自发”地走上了各种各样的“受奴役之路”。而真正形成原创性自由秩序的只有西欧,今日世界其它地方的这种秩序也直接间接都是从那里扩散的。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社会是如此之少呢?

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尤其是消极自由主义有个要命的悖论:它一旦实现,是可以成功运转的,而且其生命力比人们预期的更强;然而它本身却难以使自己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它又比人们预期的更不成器。

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然而“自由”本身却又是个最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某个人付出牺牲争到了自由的制度,则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制度中“免费享受”了自由;如果这人对此不快并要求自己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反过来要求别人享有更少的“自由”),那这要求本身便破坏了他所要争到的东西。

如果这个人开始便看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他那样为争取自由而付出代价,那么他更是一开始便破坏了自由主义——因为这个主义的基础便是尊重个人选择、承认理性自利。于是,自由主义不仅会陷入西人所言的“搭便车”、中国人所讲的“三个和尚”困境,更坏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鲁迅讲的那种吃“人血馒头”的悲剧:某人为自由而付出牺牲,而享受了自由的人们非但不感谢,还会朝他泼脏水。应当说,在绝大多数场合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都是这种“行为困境”,而不是什么“文化困境”。

要跳出这种困境,人们必须面对的不是学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面对压迫,人们如果各怀私心,都为“珍视自己”的实际考虑而沉默,就无法冲破压抑去实现自由。于是,“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的“殉教”精神。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秩序的贡献无与伦比。

究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奋不顾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于是他们这种“第三种自由”的实践,使社会有可能走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再残暴的专制也不会杀掉一切人,最后轮到自己被害只是一种几率有限的可能性,但站出来抗议招致受害则几乎是必然的。而如果别人冒险抗议成功,自己不付代价照样可以免除专制的威胁。不说话之害是大家分担的,而说话的代价则是自己承担,于是大家都明白不说话之害,但大家都不说话,于是大家都受害。古往今来禁止异议的独裁者之所以得逞,固然有时是因为人们不知言论自由之可欲,但更多情况下恐怕还是因为没人、或只有可以被轻易镇压下去的极少数人愿意自付代价为大家争发言权。

专制主义有时依赖于人们的狂热,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依赖于人们的冷漠。人们的冷漠有时是因为无知,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恐惧和自私;专制主义的建立也许需要原教旨主义,但专制主义的维持,通常只需要极其世俗的犬儒主义。专制主义建立它的集中控制时需要臣民的“集体主义”,但维持这种控制时更需要臣民的“原子化”,需要他们“黄牛过河各顾各”。

古代帝王所以懂得“法道互补”,商君韩非之流所以通过分异令、推行瓦解族群自治的伪个人主义来实现“利出一孔”的国家经济统制,“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所以比具有自组织传统的俄国村社社员更容易“被集体化”而变成“一大二公”,都是这个道理。

在自由秩序中做自由主义者,低调律人,亦低调律己可也。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会主义抗争者,可能需要高调律己、高调律人——以道德感召与纪律约束双管齐下来组织运动。而在非自由状态下做“社会主义主子”,完全可以低调律己,高调律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惟独在非自由状态下做自由主义者,高调律己、低调律人恐怕是必具的品格。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

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正如胡斯对那位往自己火刑柱上添柴的“虔诚老妇”。在逆境中圣徒勇于舍身殉道,但在得势时他们通常并不以势压人。

圣徒并非神学家,甚至有的干脆目不识丁,在宗教理论上谈不到什么原创性发明。他们主要不是信仰的论证者,而是信仰的实践者。但在基督教历史上圣徒的贡献决不亚于神学家,而圣徒之难得则远过于神学家。没有一种办法能够成批“培养”圣徒,但中世纪的经院制度曾经系统地培养了大批高造诣的神学家(所谓经院哲学家)。他们无疑是有贡献的,但是无庸置疑,当时神学家的众多并没有改变宗教暮气沉沉、教会腐败不堪的危机局面。

后来的宗教复兴恰恰是从恢复早期圣徒传统开始的。新教方面固然强调“因信称义”,天主教方面的人文主义者也强调“朴素的虔诚”。被认为是近代自由制度创造者的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有许多远远超出“消极自由”的高调追求,五月花号的船民到美洲时甚至过着一种“共产主义”式的生活——但正是他们创造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

在这里所谓的圣徒并非某一特定宗教的概念,更与教廷封圣名单无关。圣徒是具有某种品格的人,一是拒绝专横,二是宽容待世。有前者无后者就成了霍梅尼,有后者无前者便成了犬儒,这两种人在许多社会里都不缺(甚至有些过剩),但两者都做到的实在不多。

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自由秩序的实现过程的确与宗教有关。没有这样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动力,就很难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疑是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宗教观则是多元的,它不可能仅仅与某一种宗教、某一种文化相联系,更不可能对其他宗教其他文化持排斥态度。自由主义与任何形式的宗教审判都不相容。但是自由主义者完全可能是异端迫害的火刑柱上的殉教圣徒,自由主义这种世俗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种宗教精神或曰终极关怀的土壤。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秦晖先生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反右”以后,90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就以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的哈维尔来说,他作为深受卡夫卡式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剧作家,很难说对自由主义理论、尤其是认同市场经济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少热情,甚至他(如同甘地等人一样)的某些言论与如今一些所谓左派愤青也不无形似。使他与后者截然有别的不就是他的实践吗?

2020年3月5日,庚子年二月十二,周四,00:18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2020年5月12日,庚子年四月二十,周二,17:30修订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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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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