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昨天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视频。是金庸先生在1989年6月19日的香港電視新聞上论論六四。他的这一面是在大陆媒体上看不到的，虽然之前也读过傅国涌老师写的《金庸传》，知道金庸先生报人的一面，但关于他在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是没有涉及到的。

今天又在端传媒上读到这篇文章《在武侠小说之外，报人金庸的“决定性时刻”》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时刻”。

端传媒撰稿人 杨杨

2018-10-31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离开人世，走完了他堪比武侠小说般戏剧化的一生。除却无人不知的武侠小说家身份外，他是著名报刊《明报》的创办人。在《明报》草创期间，他一手写武侠连载吸引读者，一手写社论纵论时事，关注共产主义中国的风云变幻。

中国大陆的武侠爱好者与文学家，他们在20世纪末会激烈争论，金庸的作品到底是否文学，激烈贬之者有之，热情褒扬者亦有。到如今，金庸所塑造的武侠世界，早已通过文字与各类改编的影像，进入无数华人内心。

而在武侠小说以外的金庸，他近百岁人生中的现实抉择，北上还是南下，《明报》坚持中立还是批判，对中国共产党是拥护或反对……都在关键时刻，构成了后人看待与评价他的“决定性瞬间”。

在香港，避开了“镇反”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

1726年，金庸（查良镛）的祖辈查嗣庭被派去做科举江西乡试正主考，他出的考题，被雍正皇帝指控为“心怀怨望，讽刺时事，心怀不端”，下旨批捕全家，杭州海宁县望族查氏从此没落。次年春天，查嗣庭大受拷掠，死在狱中。

两个世纪后，金庸在香港《明报》连载《鹿鼎记》（1969年）时，第一回的回目“如此冰霜如此路”，正是来自查嗣庭的哥哥查慎行——他在离开家乡赴京投狱的路上写下这行诗，不久离世。在《鹿鼎记》的注释中，金庸写下自己家族历史上的这段文字狱，以表达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满腔愤懑。

创办《明报》以前，年轻的金庸在辉煌落幕前的《大公报》，接受了自己的新闻启蒙训练。1948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翻译的金庸，随总编辑胡政之奔赴香港，为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做电讯翻译工作。最初赴港时，金庸和王芸生约定，只待半年就回杭州，但时代的变化翻天覆地，国民党在内战中大势已去，《大公报》也由“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民间独立报纸，转变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派”报纸。

彼时，金庸对新政权怀抱希望，他从《大公报》离职，北上京华，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但出身地主家庭，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及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犹豫，让他不可能成为北京政府的外交官。断了念想之后，金庸再度南下，回到香港《大公报》工作。这一回到香港，他刚好避开了中国内地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然而他的父亲没能逃过时代的变革，因此丧命。

1951年，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地主），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据金庸后来回忆，他哭了三天三夜。要到35年后，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查枢卿案才被复查，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正式平反。

虽然家人未能幸免，但正是这次年轻时代的南下，才有了后来“金庸”出现的可能。也因此，有人认为，金庸是香港在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但这种评论，无疑忽略了金庸在关键时刻的主动抉择。

做“公正与善良”的报纸，决定报道“逃港潮”

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1952年，金庸转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后来他就以“金庸”为笔名开始在这份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一手构造了中国人想象的江湖。

写作武侠小说的同时，金庸也对《大公报》越来越不满。在政治上，《大公报》已经是一张“左派”报纸，跟新华社香港分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方面，金庸也对国民党不怀期望。他仍然怀念1949年之前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大公报》。

1959年5月20日，36岁的金庸创办了《明报》，初衷只是刊载武侠小说，以应对猖獗的盗印行径，这更多的是生意考量。这份创办初期由金庸“左手写小说，右手写社评”勉强维持的小报，后来成为香港最具公信力的报纸之一。

为了同香港非左即右、政治取向明显的其他家报纸作出区别，金庸在《明报》十八期的社评《我们的立场》中，提出了“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他写道：“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1962年是《明报》和金庸的关键一年。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试验失败，1959年到1962年中国内地粮食短缺，出现历时三年的大饥荒（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部分受困于饥饿的广东农民偷渡逃到香港。1962年5月，“大逃港”达到高潮，每天有数千人从深圳、东莞、惠阳等地方逃入英国殖民地香港。

香港政府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仓皇无措，只能派遣警察将他们围堵在梧桐山一带。面对如此重大的新闻，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晶报》、《香港商报》等）一概噤声，报道内地的负面新闻不符合他们的政治立场。

金庸本也不愿登载逃港者的新闻，他出身自《大公报》，深知得罪了“左派”只会惹来是非，“他们对付起异己毫不留情”。但最终，金庸还是选择了忠于《明报》的办报理想，对逃港潮进行大篇幅报导。

从1962年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梧桐山上惨绝人寰》，配以另一篇报道《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描绘逃难者惨状，并颇为震撼地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呼吁官方救人。甚至更进一步，一向中立的《明报》组织读者捐款，安排记者送救济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

大量的独家细致报道，金庸独辟蹊径的社评，以及直接下场救人的义举，让《明报》成为一份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报纸，深受香港市民喜爱。报纸的销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突破到5月份的3万多份，到下半年已经达到了4万多份。

也是从这时候起，社评开始比武侠小说更能代表金庸。

笔战《大公报》，精准预测“文革”

《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

“逃港潮”之后，金庸锋芒渐露。他每天一篇社评，对时局进行评议，其中不免有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逃港潮”报道积下的旧怨，和不断炮轰北京的“新仇”，终于也引起了“左派”报纸对他的回击和“报复”。

196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批评北京，在内地粮食不足的情况下，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给阿尔及尔新政府。9月18日，他更是以《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为题写作社评，对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传闻给予评论。这样的社论，即便放在2018年，似乎也尚未过时。

10月30日，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之后，金庸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以表明他的反对立场：“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尖锐的批评彻底激怒了“左派”报纸，《大公报》、《新晚报》、《香港商报》等群起攻之。《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评，称金庸和《明报》“恶毒反华”，“下流反华”，“妖言惑众”，“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金庸对此一一反驳，他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中写道：“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关键时刻，他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而是全面出击，在诸多敏感话题上请《大公报》“指教”：要不要民主自由？要不要收回俄地？要不要援助外国？

《明报》和“左派”报纸的笔战，便如武侠小说一般精彩，这也让报纸的销量节节攀升，到1965年5月稳定在8万份以上，超过《大公报》和《文汇报》。但事后来看，金庸所面临的处境，实则也凶险无比，在六七暴动期间，他成为香港第二号被暗杀对象，不得不去港避祸。

金庸的社评，不仅是对时事的快意恩仇、嬉笑怒骂，而且对中国政局走向的判断也极其精准。

1966年5月，以“文化大革命”为名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内地发生。文革开始前夕的3月，金庸就已经在社评中准确预测，“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大的变动”。他从久不露面的林彪公开出现中，推演出政局的一系列变化。

5月6日，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写道：“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人所知。”

5月10日、12日、20日，他连续发表三篇社评，指出“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他所说的“大老板”，指的是当时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半个多月后，彭真被撤职。

8月19日，金庸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他判断林彪在党内的地位会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而原来的“接班人”刘少奇会降到第八位。

9月10日，金庸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表示，红卫兵的真正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他指出当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是这场运动要打倒的对象。这让“左派”报纸纷纷抨击《明报》“造谣”，但后来的一切证明，他的沙盘推演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1969年，中国九大通过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金庸却再次语出惊人，发表社评《林副统帅，功高震主》，预言“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又是一语成谶。

在社论与新闻以外，金庸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近乎直白地表现在他最后几部小说里。《笑傲江湖》写于1967年到1969年间，正是内地“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香港“六七暴动”引得市民人心惶惶之时。他把这部罕见的架空历史的小说，写成了政治寓言。黑木崖教徒对东方不败、任我行的谄媚跪拜，影射的似乎是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2018年4月，《纽约客》刊载了金庸生前最后一次访问，在报道里，金庸承认了自己最后的几部小说，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寓言。他本人亲自确认，《鹿鼎记》中要教徒参见和颂念“仙福永享，寿与天齐”的神龙教教主洪安通，其影射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

“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尽管在《明报》上，金庸对中共有严厉批判，但如金庸自己所言，他有浓重的“家国情结”，也因此，中国一旦经历改革开放，他便是邓小平的坚定拥护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批斗时，金庸就在《明报》上刊发《我希望刘邓派获胜》，以示声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掌权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一向钦慕邓的金庸，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因此转变。1986年，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中写道：“《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

作为有很深民族情怀的人，金庸对一个开放的中国充满期待，也支持香港回归，他怀抱极大热情，投入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中。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在预备会议上，金庸关于香港政制提出了一个“新协调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2011年下半年，由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即全民一人一票选出行政长官的阶段。这个方案由于太过保守，民主进程太慢，香港舆论一片反对。

1989年，金庸对中国的乐观遭受了巨大打击。5月19日，六四事件发生前夕，当李鹏与杨尚昆宣布派军队入城之后，金庸立即辞去了基本法起草委员的职位，以表示抗议，这一次的关键抉择，也让北京再度批判金庸这位“老反共分子”。

6月19日，接受香港电视的采访时，谈及清场的镇压，金庸在镜头前失声恸哭。一直到2005年，自六四事件后被长期软禁的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逝世，金庸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谈到赵紫阳，他再次泣不成声，他坦言自己一直支持赵紫阳的改革，动情地说，“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有好报。”

金庸的一生犹如他的武侠小说，沉浮起落，得意失意，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日本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评价金庸是“香港良知的灯塔”，但也有人认为金庸只是“香港特殊年代的特殊产物”，他是投机者，而非现实社会中的“侠之大者”。

2000年，金庸在中国内地文学刊物《收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自传式散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里，他是这样写道：

“金庸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他总是觉得，不应当欺压弱小，使得人家没有反抗能力而忍受极大的痛苦，所以他写武侠小说。他正在写的时候，以后重读自己作品的时候，常常为书中人物的不幸而流泪。他写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哭出声来；他写张无忌与小昭被迫分手时哭了；写萧峰因误会而打死心爱的阿朱时哭得更加伤心；他写佛山镇上穷人钟阿四全家给恶霸凤天南杀死时热血沸腾，大怒拍桌，把手掌也拍痛了。他知道这些都是假的，但世上有不少更加令人悲伤的真事，旁人有很多，自己也有不少。”

终于在2018年，当金庸远去后，他不需要再面对和思考如今的世界和中国，不需要面对所有的褒贬和悲欢。他和池田大作一起“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的美好理想，也还远未来到。

斯人已逝，当我们回顾金庸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时，会发现他在所有的“决定性时刻”，或犹豫或坚定后所做的最终抉择，“好人应该有好报”这句评价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的简单信条，就几乎是金庸在他的武侠世界和社评文章里所要讲的全部事情。

(杨杨，自由撰稿人)

行走武侠媒体江湖间，著名作家金庸逝世，享年94岁

2018-10-31

知名作家、香港《明报》创办人查良镛（笔名金庸）10月30日下午于香港养和医院逝世，享年94岁。其生前以笔名金庸创作《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共15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其中多部被数次改编成影视剧作。他亦曾创办《明报》系列报刊，撰写社评20余年。查良镛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又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剑客”。

人生在世，去若朝露。魂归来兮，哀我何悲。

金庸《天龙八部》

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书香门第，1946年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因香港版复刊急需翻译人员而移居香港。1950年，查良镛赴北京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求职未果。1952年查被调至《大公报》子报《新晚报》任编辑，并开始电影剧本、武侠小说等文学创作。1955年，其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中连载面世，以笔名“金庸”署名。

因对当时《大公报》的政治色彩不满，查良镛1957年离开，并于1959年创办《明报》，开始二十余年“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的写作生涯。1972年，《鹿鼎记》在《明报》连载完后查良镛宣布封笔。

1985年，查良镛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查良镛辞去基本法草委等政治职务，同年宣布辞去《明报》社长一职。1993年，查良镛辞任《明报》董事局主席，正式作别《明报》并退休，此后开始静修、旅行、从事教学等。

1989年初，《纽约时报》对查良镛的采访中描述称，对中国读者而言，查良镛更像是一个文学运动者，而非纯粹的作家。

作家江湖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鹿鼎记·后记》

自1955年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面世，至1972年《鹿鼎记》完成后宣布封笔，查良镛前后共撰写15部武侠小说，多数作品被多次改编为影视作品、舞台剧、漫画、甚至游戏等其他创作形式，并被译为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版本。查良镛更将除《越女剑》外的其他14部作品，联成七言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2018年2月，英国出版社 MacLehose Press 出版了首部英文授权《射雕英雄传》（Legend of the Condor Heroes）的第一卷（A Hero Born），这是目前查良镛作品较近一次的发行，MacLehose 计划每年一本，用12年时间完整出版《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三部曲。据估计，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作品已在全球卖出近3亿本。

查良镛的小说除故事情节外，亦因其视野深意及政治寓意而为人所称赞。中国文学评论家陈世骧指查良镛的（金庸）武侠小说“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独见一人而已。”

15部武侠小说中，《天龙八部》写作过程最长，历时四年，而其上世纪60年代末期（时值文革）写就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记》两部，则被认为是较具有政治和社会寓言特质的作品。

2018年4月，《The New Yorker》登载耶鲁大学东亚语文系博士生傅楠（Nick Frisch）2013年底对查良镛的访问，是次为其生前最后一次受访。过去通常含糊其辞的查良镛，在访谈中意外坦承最后几部作品与文革相照应的政治意涵，指最后一部作品《鹿鼎记》中的神龙教相关情节意在影射中共及文革。

查良镛的作品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曾被中国大陆禁止，1984年恢复。因被怀疑映射暗喻，查良镛作品在台湾戒严年代也曾位列禁令中。

查良镛（金庸）15部武侠小说及创作年份：

1955年——《书剑恩仇录》；1956年——《碧血剑》；1957年至1959年——《射雕英雄传》；1959年至1961年——《神雕侠侣》；1959年——《雪山飞狐》；1961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1960年至1961年——《飞狐外传》；1961年——《倚天屠龙记》；1963年——《连城诀》；1963年至1966年——《天龙八部》；1965年——《侠客行》；1967年——《笑傲江湖》；1970年——《越女剑》；1969年至1972年——《鹿鼎记》

媒体人江湖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

当时文化圈形容

1959年，查良镛与人合作创办《明报》。文革时期，由于查良镛及《明报》持公开反对态度，并特别开辟“北望神州”专栏，使得当时的《明报》成为香港人了解中国大陆政治信息的主要窗口。查因此一度被骂为“走狗”、“豺狼镛”，甚至遭受死亡恐吓，一度离港至新加坡躲避。

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查良镛是委员之一，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

1988年，在争议最大的香港政治制度方案上，查良镛与查济民提出被认为有碍民主进程的争议方案“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即建议立法会分三届发展到半数直选，前三届则由间接选举产生。因此方案在当时最为保守而在稍作修改后被予以通过，其中关于在第三任行政长官任内全民投票决定第四任是否普选及第五届之后的立法会是否全面直选的提议，并未写入《基本法》。

1989年，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首都戒严令”发布当日，查良镛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并在同年卸下《明报》社长一职。

1991年，《明报》上市。1993年，查良镛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一职，宣布退休。

吕恒君：金庸武侠传奇，一场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迷梦

由于金庸的“江湖”并不具备任何相对于庙堂社稷之外的独立价值体系，因而它实际上无从构成一个想像的独立社会，而只能算是一个与现实平行的逃逸体。

2018-11-09

1954年，当境遇潦倒的女作家张爱玲在香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创作农民题材《秧歌》，或许无法想像，这部带有前瞻性预言的江浙农民家园悲歌，会与她1940年代的上海滩作品一道，纳入耶鲁大学出版的文学史册，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而就在次年，当金庸先生在香港替报社同仁梁羽生偶然操刀续写武侠，恐怕也未曾想到，此生将酿就华人社会武侠传奇。他未必更许下日后的宏愿，一二百年后仍然有人会读自己的作品——倘若如此，那意味着其作品也一定载入了文学史。

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2007年曾断言，一百年后不会有人再读金庸，因为他“只是传统的作家”、“他的写作代表的是一种退步”。2009年一篇德文博士论文亦指出，相对于越南语、泰语以及日语的热译，金庸作品只有三部被译成英文，且英文是唯一翻译金庸作品的西方语言。作者Wolfgang Odendahl认为，那是因为西方读者无法体会金庸作品里的文化共识。

由此可见，西方比较文学视野之下的金庸作品，恐怕远远无法与其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相提并论。然而近日金庸先生的仙逝，却比生前任何一部小说的发行更引发一场轰动，甚至涌现出华人社会近年来极为少见的群体性失落与伤感。这种悲恸真挚地发自内心，超越华人社会各地各界及各种身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由得使人再次严肃地审视金庸小说的文学成就，深层考量其在文学史背景下的定位。毕竟群体性本身就与国族、文化等集合概念相关，而群体性情感往往亦是时代风云的敏锐指针。

提供文化认同感的金庸小说

无论如何，金庸在文学领域的知名度显然盖棺定论于他的武侠传奇（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另当别论）。在20世纪初文学革命之前，中国小说的社会地位一向不高，武侠小说更似下里巴人中屡遭忽略的孩子。由于难登大雅之堂，只好伙同贩夫走卒当街说书、招揽听众，顺便搭售大碗茶耐渴充饥，暂时实现精神方面原初的公平正义。其中最典型的，莫如晚清《三侠五义》对民众的吸引力。但在1920-1930年代新文学的强势兴起与冲击之下，就连文人爱读的“鸳鸯蝴蝶派”亦逐渐循亡，武侠小说更是不知所踪。它们均在左翼文学全面迈入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但1950年代人在香港的金庸不仅书写武侠，而且采用传统章回体，并穿插风花雪月的古诗词典故，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套用王朝历史。这一切，似乎也与摩登而又现代的香港完全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却正是香港当时土洋结合、大批流民迁入的社会环境，催生了以金庸为代表的新武侠传奇。

人们只需每天轻松跟读连载金庸作品的报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记忆，找到可以依赖的族群认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于克服现实社会的两难与矛盾。

首先，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香港1858年由传教士创办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之后，地域文学才迟缓萌芽。纵有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国共内战期间文人的南下流入，仍是各自抱有重重意识形态心事的匆匆过客，稳定的文学气候无从谈起。但1950年代香港因韩战爆发而被迫由转口港变为制造中心，本土工业兴起，经济逐渐实现腾飞。在此情景之下，港人不仅有了更多娱乐需要以疏解生活的忙碌与紧张，亦渴求在西式社会规范之下获得轻松亲切的文化归属感。在这兀自独立于大陆之外的小岛香港，金庸的小说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飞狐雪山、大漠孤烟的壮丽景象，挥洒了《射雕英雄传》的豪迈以及《倚天屠龙记》的正义，还为民众提供了广袤的历史地理与文化想像。人们只需每天轻松跟读连载金庸作品的报刊，便能激活自己的文化记忆，找到可以依赖的族群认同及情感凝聚力，有助于克服现实社会的两难与矛盾。毕竟香港的西式文明并非经由底层足够酝酿而自成，而文化冲击亦并非仅存于域外，更来自于新旧文明、东西思维的碰撞与交替。

至于南洋的华人，以及后来因为大陆严酷政治环境逃亡而来的偷渡客，更是异乡的漂泊人，需要抓住金庸小说作为情感归属及族群认知的救命稻草。金庸小说里有唐诗宋词、有阴阳五行、有琴棋剑术及中医草药等丰富的历史典故，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各色人士均可自取所需。无论后来台湾香港还是大陆留学生，不少人远渡重洋时带上一套金庸小说，于他们来说，无异于把记忆中的故土切切实实地带在了身边，于异国他乡依恋、赏析。

对金庸小说的这种迷恋，与张爱玲的《红楼梦》考证颇为相似：当英语写作生涯屡遭打击，与世隔绝的张爱玲一边重复改写四十年代的上海旧作，一边以无穷精力沉浸于《红楼梦》的痴迷考证，甚至声称“偶遇拂逆，事无大小，详一会儿《红楼梦》就好了”。从文化心理学角度进行考察，这是一种基于文化创伤的自我保护机制：当文化认同面临危机，人们需要激活文化记忆来加强自我认知，以致自己的精神归宿不至彻底走失、迷惘无依。而文本阅读显然可以提供广泛便捷、不囿于时空限制而又深具主观选择性的文化因素，以供读者审视消化并引发情感共鸣。

追求人性温度的金庸小说

对台湾读者及大陆民众来说，由于金庸作品曾在两岸长期遭禁，阅读金庸更是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因批蒋言论而屡屡遭禁的金庸曾在台湾长期被当作共产党的同路人。当金庸作品终于自1978年起逐渐解禁，这无疑成为在漫长戒严时期追寻并获得新闻自由、文学自由的一种象征。人们不仅在金庸作品之中临摹大陆从天山到峨眉、从中原到江南的广袤与壮美，鲜活地感触到蒙、满、藏、汉、苗、回等各族人士，就连阅读作品本身，都有经过抗争、令人喜悦的胜利。

当金庸作品1950年代横空出世之际，它糅合了现代西方文学抽丝剥茧的心理描写、人道主义的意象特征，其人格刻画亦正亦邪、一反共产主义文学的脸谱化弊病。

而海峡对岸的大陆民众，更是自1950年代至1980年代初深受共产主义文学冷硬、机械、反人性的压抑扭曲之苦。金庸文学于他们来说无疑于温润的甘露，并且在叙事方面有令人欲罢不能的前卫诱惑力。事实上，当金庸作品1950年代横空出世之际，它已巧妙地顺应时代潮流，糅合了现代西方文学抽丝剥茧的心理描写、人道主义的意象特征，其人格刻画亦正亦邪、一反共产主义文学的脸谱化弊病。

金庸小说的语言之美，更是对经历红宝书语录及高音喇叭的大陆民众的心灵抚慰：如同张爱玲在孤岛以及沦陷时期的上海，以古典风味语言所营造的Déjà-vu 世界——抓住了它，仿佛也就暂时抓住了想要突破封锁回家烧菜、或者进行一场“倾城之恋”的勇气。相比之下，金庸的文字更为温暖、舒适与纯粹，好像民国而来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每个人身上。它成熟的白话不似旧武侠小说那么生疏遥远，而糅合儒释道、中庸包容的文化内涵，却又温润得足以抵抗冰冷的共产主义文学对人性的粗粝打磨。于是人们很难设想，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会有并非发自内心的被动革命。即使是流离颠沛，也是自发地跟随自己的热血梦想，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豪迈豪情。何况金庸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无论男女）均有张扬的个性与潇洒的灵魂，他们敢爱敢恨、随时为自己做主，这几乎使深受儒家行为规范与党组织文化双重压迫之苦的读者，在阅读之中仿佛也毫无羁绊地实现了完全的人身自由。

金庸的“江湖”，并不具备独立价值体系

由于金庸的“江湖”并不具备任何相对于庙堂社稷之外的独立价值体系，因而它实际上无从构成一个想像的独立社会，而只能算是一个与现实平行的逃逸体。

然而，无论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华语世界中承载了多么独特的角色，世界并非只有一极。要考察金庸小说是否纳入文学史，除去偏安华语世界一隅的文化审视，我们仍需参照其在世界文学光谱中的大致定位，考察其文学遗产对身处时代所带来的突破与启示。

无可否认，金庸小说的精华在于“江湖”二字，而“江湖”二字却无法在比较文学之中实现精确的中西互译。当我们将金庸笔下的“江湖”对应小说情节仔细考察，不难发现，金庸小说所提倡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过仍是儒家政治理念在江湖镜面的直接投射，它的精神支柱仍然在于儒家伦理的“忠”“孝”“节”“义”。只不过因为普通民众在现实社会中遭遇重大挫折或不满，遂将这一理念寄托于边远的山林。

由于金庸的“江湖”并不具备任何相对于庙堂社稷之外的独立价值体系，因而它实际上无从构成一个想像的独立社会，而只能算是一个与现实平行的逃逸体。而在这个逃逸社会里，它仍然处处存在与正统王权社会相同的对使命感、对秩序、对环境的崇高屈从，仍然处处存在基于武功武艺以及帮派的等级制划分。金庸笔下的侠士们纵有飞扬的外表、自由的神采，也远远尚未意识到，或许自己也可如中世纪骑士那样，纯粹为个人荣誉、为爱情而战。

从大部分作品的雷同结构来看，他们从小经历挫折、苦练武功，无一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于江湖立于不败之地，从而为朝廷效力，实现所谓的替天行道、匡扶正义。而在他们的意识之中，替天行道的“天”与皇权从未发生过割裂，他们至多怀疑并判定，眼前存在不合格的皇权，需要自己出手帮扶匡正。所以功成之后，他们往往全身而退，重新隐于江湖，直至下次天下大乱时再度出山。正因如此，金庸小说纵使从崇山峻岭的华山到雾气浩渺的峨眉、从山清水秀的江南到白雪皑皑的大漠，场面不可谓不大、气势不可谓不壮、凌波微步九阴真经等独门秘籍不可谓不精不专，却仍旧没有丝毫突破政治框架的设计或政治权力的分配。因而江山依旧是朕的江山，只不过从宋元到明清，这个江湖舞台的布景变幻，任由你我想像驰骋。

江湖如此生生不息、生死轮回，恰也应证了金庸在《神雕侠侣》中的名言：“你瞧那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这不仅是金庸武侠的人生观，也是金庸小说所折射的历史观。在这样的历史观下，纵使传统伦理与道德得到进一步维护与弘扬，社会规则却没有任何本质突破与改进。和所有武侠文学一样，金庸有意避开武林高手们为稻粱谋的生活来源，只需他们一路集中精力，履行崇高的民族大义及与生俱来的忠孝节义。在这样虚幻的浪漫英雄主义情结之下，不仅种族、王朝、领土问题都被高扬的文化认同所掩盖，它甚至轻巧地掩盖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如何应对科学、技术与社会挑战的严肃思考及悲情试探。

为什么金庸作品无法同《堂吉诃德》《浮士德》比肩？

由此可见，金庸的武侠传奇实则是一场文化迷梦，它并不为读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暂时的慰藉。但这种虚幻且轻易的慰藉，于真正的思考者来说却带有绝望的气息，因为它无法提供任何可能性的启示：一切仍是不可控的未来，一切仍在于握不住的世道人心。正如顾彬教授所言，“社会的变革是痛苦、沉重而忧郁的”。它们绝非金庸文学那样，能于每天的连载之中引起一个小小的高潮，却常能令人思考低回很长时间。

这是因为，在现代性面前，“变革的道路本有无穷的可能性”，甚至或许“20世纪的道路无论哪一条都是错的”（顾彬语）。相对于审慎的深具历史责任感的思索，金庸创作于20世纪的江湖传奇，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对的。无论放在哪个时代，它都能凭借忠孝节义匡扶江山，得到正统社稷的承认与江湖的尊敬，从而使两个平行社会轻易地达到和解与暂时的平衡。

金庸的武侠传奇实则是一场文化迷梦，它并不为读者提供思考的能力，只提供暂时的慰藉。但这种虚幻且轻易的慰藉，于真正的思考者来说却带有绝望的气息。

在金庸的武侠传奇之中，我们无法将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历经沉淀而进步的“文明”区别开来。文化在金庸武侠中俯拾皆是，甚至不乏精美，但文明的升华却因无法突破江湖的怪圈而始终缺位。

因此，金庸辞世之际，华人社会的群体性悲怆，正是基于以江湖想像为政治寓言逃避点的这一情感避难所的丧失。正因人们潜意识里确知：眼下身处的社会，还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使人难以安心面对。也就是说，我们仍旧需要金庸式的江湖来除暴安良、惩奸除恶，我们依旧缺乏坚实的可以向前一步依赖的制度文明，以及与终极真理相连、高于世间一切的信仰体系。失去了金庸的江湖，我们无异于失去了一个能够作为精神栖息之地的乌托邦家园，无从轻易安放一颗忧国忧民、却又无能为力的心。从这个层面来说，金庸的江湖传奇绝非仅仅是一场集体阅读，它甚至由公众在集体无意识中书写沉溺而成。

当中世纪欧洲的堂吉诃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深感社会礼崩乐坏而奋身而出，江湖之中一次一次自不量力、啼笑皆非的挫败，令他深刻反思旧思想面对新时代的失败，从而决绝地终结了浪漫理想主义、终结了一个骑士时代。

当中世纪书生浮士德（Faust）受到魔鬼的引诱而游历江湖、体验人生，他最终看到，即使能使魔鬼从皇权手中夺得土地，实行宏大的拦海造田伟业，但老钉子户夫妇的惨死仍旧使他产生自我怀疑、并最终认同人们自主的自由选择。在幽灵的掘墓声中，他虚幻地以为这是人们自立自主、安居乐业的劳动，从而高喊出“多么美好啊，请驻足下来！”，虽然他不得不就此按照魔鬼契约交付生命。但浮士德的虔诚终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人们在天国看到了他的重生。

而在金庸的武侠与江湖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旧秩序的变革或者新思想的启示，大家仍旧欢快地处于替天行道“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道义判断、及其原始简单的支撑体系之中。就此意义上来说，金庸的武侠传奇无异于使用新奇的包装，将老酒装进新瓶，因其徒有现代性之形而无现代性之实。相对于深刻质疑传统伦理价值与权力结构的《红楼梦》来说，不过是“睡了个好觉，赶了个早集”（套用张爱玲评《红楼梦》之语）。这使得金庸的作品纵然风靡华人世界，却或许难以在文学史中真正占得一席之地。在一片缅怀声中，我们不必“责备贤者”，却不妨在比较视野下重新审视金庸的意义，同时对我们身处的时代进行深刻观照。但愿一切不要如顾彬教授所言——“我恐怕中国文学没有什么将来”。

（吕恒君，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文学批评哲学博士、德国汉学学会会员）

黎蜗藤：在国家与民族叙事中，反“民族主义”的金庸小说

作为小说，金庸没有通过说教把反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明确点出，但通过故事，无疑能让读者感受到其用心。

2018-11-13

10月30日香港作家金庸逝世，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哀悼与纪念。作为文学家的金庸，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十几部沉甸甸的小说，还在潜移默化间影响全球华人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华语世界的重要思想塑造者。

本文笔者将从民族与国家构建的角度阐述金庸的贡献。这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金庸小说的流行度本身；第二，金庸小说中蕴藏著的浓厚中国文化；第三，金庸小说中的不断演变的民族观，带给读者的深入思考。

金庸写作的年代，面对“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难题

金庸写作的年代实乃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年代。

尽管中国历史悠久，基本奠定中国现在疆界（除了蒙古后来独立）还是18世纪中期的事，而且还是在一个人数极少的“满洲利亚”（Manchuria）通古斯民族的一支——满族的征服和统治之下才形成的。满洲利亚是满人以外族统治者的身份，作为龙兴之地带入的“嫁妆”（明朝在“东北”的稳定统治区域一般只到达辽宁）；蒙古（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包括青海）都是满人入主后才纳入清朝版图。

如果历史再重演一次，现在被视为中国“传统疆界”的领土很可能根本与现代中国拉不上关系。在18世纪中期之前的一千多年，蒙古曾经是中国的征服者，与明朝又互相攻打；西藏从未属于中国；“新疆”的历史在此前，已和中国上千年没有关系。放在历史长河的角度，那些地方能被勉强称为“自古以来”的领土是一件偶然的事。

“中华民族”，同样也是一个在晚清时期才出现的相当近代的概念。

革命党人大多主张汉人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就是指汉人和内地十八省。革命党人并非仅为革命宣传而“发明”这个口号，而是因为经过长期演变，内地十八省已基本形成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当然十八省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但当时一般被忽视），有共同的文字（汉语），稳定的地域（从明朝就基本稳定下来），共同的经济生活（农业为主），以及共同的心理特征（儒道释，宗族礼法等）。

而满清的其他部分都和汉地异质。地理上，蒙古和西藏一直自治，新疆直到1884年才建省（之前也和汉地区隔），满洲利亚在1873年才撤除柳条边，准许汉人移民。语言上，蒙古、西藏、通古斯人、维吾尔人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经济生活上，蒙古、西藏、回疆以游牧民族为主，通古斯人则以渔猎采集农业并重。心理特征上，蒙古、西藏人信奉藏传佛教，回人信奉伊斯兰教（当时的回人，包括说汉语的（现在的）回族和说维吾尔语的维吾尔人，但回疆只指新疆）。他们都与汉人差距甚远。

在晚清不少汉人知识分子的眼里，满人固然是要推翻的统治者，回蒙藏人与汉人的关系，比起越南人、朝鲜人、甚至日本人都更疏远。比如，重要思想家章太炎心目中的中国，除了以汉人为主的中国本部外，还要和越南朝鲜等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联合，回蒙藏的地区倒是可以不要。

一般认为，“中华民族”这个词是梁启超最早提出的。通过骑劫“中华”概念，强行纳入满蒙回藏四族，嫁接到“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名词之上，他发明了这个相当古怪、生硬、不符合当时实际的话语。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论证满清统治的合理性，为君主立宪辩护，二是论证维持中国当时疆域的合理性。“中华民族”的一个变种是“五族合一”，内涵稍有出入，目的则相当一致。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主导成立临时政府，显得很“自然而然”地采用“五族共和”这个“中华民族”的变种的话语，去宣布要接收整个满清的遗产；接着，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当政，更通过所谓“退位诏书”对满清遗产照单全收。

这里面对的理论和道德困难是，汉人有权推翻满清，民族独立，为何其他民族就没有呢？后来，日本鼓动满洲国独立，苏联鼓动蒙古独立，日本策划内蒙古自治，苏联和英国支持“东突厥斯坦”独立，英国扶助西藏自治或独立，都来自这样的理论依据，这也是满清遗产“未解决”的遗留问题。

从民国成立以来，没有一个汉人政权（无论南北、国共）支持其他民族的自决权，以上事件一概被视为“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它们与“割地赔款”等耻辱一起，汇聚为有国耻教育。也因此，“中华民族”的构建不断加强，作为拒绝“亡国灭种”命运的精神武器，以此把中国从二战接近灭亡的边缘中拉回来。

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不但复杂，而且与立场有关，本文无法详细讨论；只能说，历史上总有“不愉快”的时刻。

何为中国？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华民族？这些难题至今仍未解决，更不用说金庸成长和写作的年代了。

更何况，在金庸写作武侠小说的年代，他还面对一个“新”的构建进程难题。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不考虑其他四大民族，即便是汉人（华人）也由于两个原因被分隔。第一，因割地之故，中国地区被分为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块（澳门地区太小，一般未算成一块）。第二，晚清中期之后，大批华人移居海外，形成数量庞大的海外离散社群，特别以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为多。

1949年之后，这些分隔因素突然严重起来。中国共产党建政大陆，国民党政权退守刚从日本手里拿回来的台湾，两地敌对，不相往来。港英政府在1950年代封锁了边界，陆港两地再也不能人员自由来往。大陆严格控制人民前往海外，海外华人回中国也不容易。这样，全球华人群体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正如地理隔离促进物种分化一样，地理隔离与人员隔离都是构建统一民族的大敌：尚未构建成功的民族可能停止进程，原先构建好的民族也可能重新构建出新的民族。于是，香港和台湾都可能发展自己的民族构建经历，海外华人也面临能否保持“中华民族”的认同及他怎么认识“中国”的问题。

由于这些因素，金庸写作的年代实乃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年代。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在这个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大背景。

作为华人共同经历的金庸小说

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说那样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能跨越时间、地理区隔、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障碍，成为华人彼此“一说起就能说上两句”的共同话题。

根据班尼迪克·安德森著名的“想像的共同体”的现代民族主义构建理论，民族是通过“想像”而构建的。无论我们是否完全同意该观点，无可否认，共同经历、共同回忆这些“想像”，确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

金庸小说风靡华人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它提供了给全体华人的一种共同经历和共同回忆，这本身就是“构建同一个民族”的想像过程。

金庸小说在50年代从香港兴起，很快就传到流通自由的东南亚美洲等海外华人地区。戒严时期的台湾警惕“共产主义”，金庸作为左派报章出身的作家，其作品被禁。远景出版社在1975年要正式出版《射雕英雄传》要改名为《大漠英雄传》，还在蒋经国接见金庸后才能公开发行。但这无碍金庸小说在此前就以其他作家的名字，再换上另一个书名在台湾地下流行。而解禁后，金庸旋即引发阅读热潮。

在中国大陆，共产党把武侠小说视为“封建遗毒”予以封杀。但邓小平早在1975年就托人从香港带回金庸小说，对其爱不释手。1978年邓小平当政，推行改革开放，武侠小说解禁。可这时，武侠小说还长期被视为“毒害青少年”，中小学大多禁止学生读金庸。金庸小说在1990年代才正式授权引入发行。但这同样无法妨碍金庸武侠小说在80年代就以报纸连载、杂志和盗版书的形式迅速流行。迄今，金庸的小说已经至少售出逾亿册，而由于盗版数量太多，根本无从准确估计。

金庸小说的影响力还不限于文字本身，大量的电视电影改编作品也令其更深入人心。从1976年开始，香港各大电视台不断拍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屡屡掀起收视狂潮。无线电视（TVB）拍过几乎所有金庸小说，不少还拍过两次。海外中文台，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加的中文电视台，则几乎同步播出。

金庸小说解禁后，香港金庸剧就传入台湾和大陆。在1980-90年代，TVB拍摄的金庸剧是香港“文化北伐”的一个象征。1982年的《天龙八部》在台湾掀起收视狂潮；1983年的《射雕英雄传》则在大陆引发收视狂潮。继香港之后，其他地区也拍摄金庸剧，就连在中文电视投入较少的新加坡，也投入强大阵容拍摄过《神雕侠侣》，而金庸的翻拍热潮至今未退，最新的是2018年的《倚天屠龙记》。至今，两岸三地光《射雕英雄传》以及其衍生作品就有10部，平均每四年就重拍一次。

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虽然没有电视剧影响这么大，但也不乏令人津津乐道的名篇，尤其《笑傲江湖》最有名。许冠杰版本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好评如潮，林青霞版本则成为新派武侠电影的奠基。

1996年，台湾出版游戏《金庸群侠传》开中文世界RPG游戏的先河，在两岸三地都极受欢迎，金庸群侠传Online版还广受欢迎。以此为起点又兴起庞大的“二次创作”潮，金庸小说和其主人公成为其他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学解读的养分。即便小说中的角色名字也已带有丰富内涵：《此间的少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用金庸小说角色的名字作为笔下大学生的名字是关键因素。

可以说，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离散社会，没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像金庸小说那样深入人心，流传广泛，能跨越时间、地理区隔、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障碍，成为华人彼此“一说起就能说上两句”的共同话题。

而金庸的逝世，全球华人哀悼，评论金庸的文章形成两岸三地的巨大流量，中国主席习近平、台湾总统蔡英文都深切哀悼，这些都构成“中华”民族主义的构建。

作为中华记忆的金庸小说

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大众流行文化，因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而不只局限于上层少数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进程的方向。

金庸对民族主义构建的贡献，还不止于其流行，还在于其内容深深地刻上“中国”烙印。当然，这或许也是其能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原因。

金庸的武侠小说全部以古代中国作为背景，不牵涉现实政治（最多带有政治隐喻），能为各种立场的人接受。十五部作品大都都与中国历史紧密结合，运用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紧密互动的架构，把小说与历史融为一体，真实得让人以为在读真正的历史。

金庸小说中的江湖、侠义、快意恩仇、武功门派等都是中国文学世界的特产，中国人一看就懂，却很难为西方接受。金庸小说很早就被翻译为日文、越南文、韩文及其他东南亚文字，却直到最近才开始翻译为英文。不少中国人认为金庸理应获诺贝尔奖，但实际上，金庸小说只有几本被翻译为西文。这些都说明，金庸小说的“中国性”很高。虽然他也谈到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但无不在儒道佛等的中华思想的包装之下，越接近中华文化的国家越容易明白。

此外，金庸小说还蕴藏浓厚的中国文化细节，如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这也进一步加大了跨文化阅读的障碍。

对中国大陆和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来说，不存在缺乏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但对缺乏由上而下推动民族主义教育的香港和海外华人来说，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则不由自主地增加了爱国情怀，对他们保持对“中国性”相当重要。

以香港为例。在金庸开始写小说的年代还没有“香港人”共同体。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才有“香港人”的构建过程——而这个构建过程，是向着“香港民族”还是“香港的中国人”、甚至“香港的英国人”方向前进，并不是毫无疑问的。

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大众流行文化，因为它能真正深入到社会底层，而不只局限于上层少数精英。因此，流行文化的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进程的方向。

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针对平民的社经报章取代了党派报章，小说连载成为大众娱乐的媒介。七十年代免费电视开始后，电视剧成为另一种（甚至是最重要）的流行文化媒介。七十年代又兴起粤语流行歌。在这几个领域，题材为何，导向为何，都会深刻影响香港共同体构建的方向。

金庸小说在这几个领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小说方面不需多说，至今金庸小说还占据香港公立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头位，而且前十名中有八九本都是金庸小说。电视剧方面，金庸剧屡屡掀起收视狂潮，1983年《射雕英雄传》和1984年《神雕侠侣》均取得过99%的收视奇迹。流行歌方面，金庸剧的主题曲和插曲是当年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无论从文字、影视还是歌声中，都传递出了家国之情，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受众的民族国家感情，推动香港人成为“香港的中国人”或“特殊的中国人”的认同。

金庸小说对海外华人构建和保持其“民族家国”想像，可能意义更重大。当年没有廉价便捷的通讯工具，地理相隔遥远，与母国也缺乏联系，海外华人——或越来越被学界成为“离散华人”，对他们来说，要保持“民族家国”想像即所谓“中国性”并不容易，他们往往要面临“落地生根”还是“斩草除根”的路向。对海外华人来说，金庸小说和影视作品构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对他们“心怀祖国”，保持民族认同的作用更大。

在保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的同时，金庸小说宏大的历史图像，包括蒙满疆藏的“大中华”版图，是较旧的读物所无法提供的。这也令这些海外华人社群，在缺乏官方灌输的情况下，以另一种途径“更新”了家国想像。

金庸小说中，不断进步的民族国家观

在《天龙八部》这部结构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对民族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虽然还以汉人视角写作，但已放弃了“汉人中心论”。作为小说，金庸没有通过说教把反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明确点出，但通过故事，无疑能让读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十五本小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题材，就是民族与国家。在金庸小说中，有十一部小说存在明显的民族矛盾，其中八部小说以民族冲突为故事的主要矛盾；没有明显涉及民族矛盾的，只有《鸳鸯刀》（1961）、《侠客行》（1965）、《笑傲江湖》（1967）、《越女剑》（1970）四部。可见，在金庸的武侠世界，民族问题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的角色。而且这些民族矛盾不是想像出来的矛盾，而是与历史紧密结合的。

武侠小说以民族冲突为题材并不罕见。另一位香港武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历史与民族关系同样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金庸和梁羽生成长的年代，正是国耻教育蓬勃的年代。在构建“中华民族”的同时，又过于偏重“大汉族主义”或“汉人中心主义”。因此，不难理解，在一般同类型的武侠小说中，民族关系总被呈现为“满洲人坏，汉族人好”，或者“辽金入侵中原”的简单二元对立。

金庸的武侠小说则在民族国家观念上，一直思考，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最终摆脱了“汉人中心主义”，这是他比梁羽生深刻的地方。这种进步过程可从故事和人物两方面考察（不加特别注明的话，均以1970年代末的“新版”为讨论基准）。

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描述清朝统治下，汉人与维吾尔人对满洲皇帝的反抗。故事的核心有两条主线。第一，乾隆皇帝是汉人，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是其弟，于是他有意劝乾隆“作一个汉人皇帝”，最后乾隆反悔，红花会只能远走回疆。第二，红花会帮助维吾尔人对抗清兵，满清是“侵略者”，维吾尔人是正义的抵抗者。

这种民族矛盾的设定，很明显混合国耻教育的“大汉族意识”加共产党“阶级斗争理论”：汉人好，满洲人坏，反抗满族的维吾尔人好。这同样体现在人物塑造方面：满清的一方固然反面，汉人如果依附满清政权，不但当了汉奸，其他方面的人格也都不堪，比如张召重就杀害自己的师兄。

承接《书剑恩仇录》的 《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虽然有满清政府和汉人江湖侠客的冲突，但民族因素有所弱化，更像是普通的官府与侠客的关系（只不过官府是满族人而已）。但在人物塑造上，满清（与依附满清的汉人）一方，负面形象依然非常明显。

而《碧血剑》就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袁承志要为父报仇的敌人有两个：明朝的崇祯，满清的皇太极。最后两者都没有报仇成功，但过程相当不一样。没有刺杀崇祯不是因为杀不了，而是袁承志与公主阿九的儿女私情，及基于防止清兵入关的权宜。没有刺杀皇太极则一是因他武力不敌被擒，另一原因则是皇太极的勤政和雄才大略给袁承志深刻印象，“只觉句句入耳动心，浑忘了此来是要刺死此人”。

皇太极还故意安排机会，让祖大寿私下放走袁。故当袁承志知道皇太极死时，“内心却殊无欢愉之意”。金庸在小说中，赞扬皇太极，贬斥崇祯非常明显。更有甚者，就连共产党理论中被褒扬的“起义领袖”李自成，也成为金庸贬斥的对象。在故事最后李自成要杀李岩令袁承志大失所望不用多说，即便在此前，袁承志也已认为李自成不如皇太极。《碧血剑》中的“汉奸”和满洲人也不再是扁平的性格，如祖大寿放了袁承志，令他“茫然若失”，颠覆了“正邪忠奸”的概念。

射雕三部曲发生在南宋和元朝，从题材上说是标准的国仇家恨材料。在《射雕英雄传》以“靖康耻”为切入点，比较接近传统，贬斥金人和“认贼作父”的杨康。但金庸独具匠心地安排了主人公郭靖是在蒙古长大的汉人，又是拖雷的“安达”和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赋予了区别于一般汉人的身份，加入了新一层民族矛盾，为故事发展以及续集进一步深入留下伏笔。

对郭靖来说，无论汉人还是蒙古人立场，反金都是“正义”。在故事的大部分时间，两种身份没有冲突。后来，成吉思汗要郭靖攻打宋朝，郭靖在母亲的教诲下决定背叛蒙古：“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虽然在故事最后，郭靖见成吉思汗时说出“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的话，但驱使郭靖反叛的根本原因还是汉人认同，即标准的“血缘决定认同”的思维。

金庸的民族思想在《神雕侠侣》中出现不小变化。主人公杨过并不太在乎家国情怀，经常摇摆于帮郭靖还是帮蒙古人之间。直到十六年后，他才终于真心接受郭靖那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逻辑。相应地，在人物的塑造中，《神雕》的番邦人物也没有《射雕》这么负面。金轮法王是最大的反派boss，但形象已经没有西毒、裘千仞那么负面，也做了怜悯郭襄的好事，其弟子达尔巴更是淳朴之人。

《倚天屠龙记》的女主角赵敏是蒙古郡主，这是三部曲中的主角的第一个外族的正面角色。她因爱上张无忌而背叛了父亲和蒙古。聼起来，这是标准的“大汉民族主义”叙述。但张无忌能体谅赵敏的蒙古人身份，“她是朝廷郡主，背叛父兄而跟随于我，再要她定计去杀自己蒙古族人，未免强人所难。”这已离开了“改邪归正”的设定。在故事最后，朱元璋使用诡计令张无忌离开明教，也说明了汉人政权的不堪。在新修版，张无忌和赵敏退隐到蒙古，同样表达了对汉人政权的不满。于是最后，赵敏固然背叛了蒙古，张无忌又何尝没有“背叛”了汉人？

《白马啸西风》这部短篇作品不太受人重视，但在民族问题上有其重要的特色。除了女主角李文秀与哈萨克人苏普、瓦耳拉齐及汉人马家骏等的异族爱情瓜葛，点出了爱情不分民族之外，最大的亮点就是高昌国的故事。高昌虽然臣服于唐朝，唐朝却不满足，要求他们遵守汉人的规矩。唐朝因此派大军攻打，俘虏王族与文武百官，还“赐了大批汉人的书籍、衣服、用具、乐器等等给高昌”。可是，高昌人却认为，“你们中华汉人的东西再好，我们高昌野人也是不喜欢”，将唐太宗所赐的物品都放在迷宫中，“谁也不去多瞧上一眼”。金庸没有用很负面的语言描述这段历史，但在故事最后，通过形容李文秀“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已经足以表明对汉人政权这种“大汉族主义”的反感。

在《天龙八部》这部结构宏大的作品中，金庸前所未有地对民族关系进行深刻反思。他虽然还以汉人视角写作，但已放弃了“汉人中心论”。

在宋朝长大的丐帮帮主萧峰一心抗辽，却因契丹人身世被揭而被逐，成为武林公敌。长期受汉人民族主义教育的萧峰，无法接受契丹人的身份，却在不得已之下违背了“不杀一个汉人”的诺言。正在他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就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时，他目睹边境汉人对契丹人的屠杀，意识到“胡人中有好有坏，汉人中也有好有坏”的道理，从此“ 不再以契丹人为耻，也不以大宋为荣。”萧峰就此从汉人民族主义中解脱出来。

此后，他成为大辽皇帝的义弟、南院大王，但同样没有站在契丹的一方进攻宋国。慕容博希望以自己的死来交换萧峰攻宋，还以“大辽国之臣，不思尽忠报国，如何对得起大辽？”相激。萧峰凛然回应：“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而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因而杀人取地、建功立业。”这博得扫地僧“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苍生为念……大仁大义、大英雄”的赞誉。辽帝命令他攻宋，他同样拒绝而被囚。

萧峰在汉人、大理人、西域人、和女真人的救援下逃出，但不少契丹人和救援者被杀，令他再次感到民族身份的挣扎。最后他在胁迫耶律洪基答应不再攻宋之后，说“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而自杀，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在萧峰的一生中，人道主义最后战胜了民族主义，他也因此成为金庸笔下最大的英雄。

“北乔峰”的反面，是“南慕容”慕容博和慕容复。慕容家族一生为民族主义驱动，希望恢复鲜卑国家，不惜在武林搞风搞雨，无所不用其极，可是最后一事无成，众叛亲离，慕容复也落得疯癫的下场。

正如辽帝攻宋的民族主义被批判，宋帝的汉人民族主义也被批判。宋哲宗赵煦在小说被描绘为才大志疏，同样希望大动干戈攻打辽国，“我倒要北上去和他较量一番”。太皇太后临死前劝阻，她虽然肯定王安石“为国为民”不是坏人（与郭靖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反），但指出“为国为民”并非任何时候都正确，继而指出只有“与民休息，颁行仁政，即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于一众汉人江湖豪客，其汉人中心主义则是萧峰悲剧的主因。在故事最后，他们救萧峰只是感动于萧峰不攻打宋国，“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直到最后才反思，“你虽是契丹人，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

作为小说，金庸没有通过说教把反民族主义，反大汉族主义明确点出，但通过故事，无疑能让读者感受到其用心。

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与《碧血剑》有轻微的传承关系，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其早期的满汉民族关系观，汉人民族主义被他摒弃。满人康熙皇帝是书中最大的正面人物，汉人反抗集团，无论是天地会、沐王府、吴三桂、神龙岛、九难师太，无一不被金庸否定。他们当中不乏可敬的英雄（比如陈近南、吴六奇），但均以悲剧收场，只有康熙皇帝笑到最后。

主人公韦小寳最后被顾炎武、黄黎洲、吕留良、查继佐等劝说担任反清领袖。四位大儒一开始搬出民族大义，但在知识结构甚低的韦小寳的反驳下，被迫承认“前明的历朝皇帝把百姓杀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没有一个及得上康熙，最后把理由退到“鞑子占了我们汉家江山，……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这不啻是巨大的讽刺。

《天龙八部》已有庞大的“天下观”，但由于故事发生在北宋，与现代中国民族与疆界的关联较微弱。《鹿鼎记》则很明显地把中国现代疆域作为“天下”概括在内，刻意强调这个构建过程的正统性。藏人大喇嘛桑结、准格尔蒙古王子葛尔丹都需要向康熙寻求支持，也叙述了兼并台湾。小说中还出现了“外族”的俄罗斯。吴三桂和神龙岛结交俄罗斯，被视为勾结外人。韦小寳亲自作为谈判代表，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奠定中国远东边界的基础。

以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关系而论，《鹿鼎记》可谓表达“平等的中华各民族”内涵的集大成者。

在金庸先生逝世的2018年，回过头来看金庸在民族问题上的思考，未必显得非常前卫。但考虑到金庸成长和写作的年代，“中国是汉人的国家”甚至“中国等于汉人”的理论还大行其道，金庸能在小说中有这样的思考，实属难能可贵。对比另一位武侠作家梁羽生的作品，就能看出巨大差距。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重新重视少数民族问题。金庸作品中开明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给当时还沉浸在大汉族主义的中国大陆读者，带来了冲击性的思考。虽然没有确切数量研究表明影响有多大， 但其影响之深，则是毋庸置疑的。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关注美国政治、领土领海争议、东海与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