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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CDS档案 | 2020年4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再次被纵容放大的时代的丑陋

野兽按:每月的中国数字时代的中国言论审查纪要是我每次都会细读的。还是分享给内地的朋友们。做个历史的见证。

中国数字时代是我每次爬墙后都第一个打开的网站。当墙内的微信公号文章消失后,我也会第一时间打开中国数字时代找备份。感谢你,中国数字时代。

极权暴政之可恶,倒不一定在其幽禁杀戮。专制政体之下也常有这类现象。极权暴政最可恶之处,在从根本上剥夺大家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而明辨是非真假的基本方法,端在求证。但是,极权统治者根本不许你求证。求证之事,须由他代办。总而言之,说也由他,证明也由他。你只有听的分。他们借着罩下铁幕,只让你知道他们认为他们在政治方面有利的那些事物。他们因政治需要来替大家重新安排一个知识世界。你终生受知识的禁锢。——殷海光

從斯大林的女兒到中共的孫子們,從未中斷的逃亡潮(歷史上的今天20190306第298期)



自2016年,抖音在中国境外发布其海外版Tik Tok以来,这款短视频应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积累了15亿名用户。摄:AFP via Getty Images


CDS档案 | 2020年4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再次被纵容放大的时代的丑陋

四月,公周在其文章《70 年代震动全国的“蜗牛事件”,或许是眼下舆论场的一面镜子》中说到:

阴谋论滋生的土壤,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人类的天性,对未知的恐惧、对迫害的妄想。这就决定了,越是蒙昧无知的人,越是缺乏科学思维和知识储备的人,越容易陷入阴谋论不能自拔。半个世界前的惨痛经验,已经深刻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制造阴谋论的人呢?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最清楚真相是什么,却为何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翻云覆雨、穿凿附会,把谎言当做真理去传播,去恐吓那些可怜的傻瓜呢?
两个字,利益。

在这篇文章结尾,公周说:“一切丑陋,都不是那个时代的特有产物,但在那个时代被纵容放大到了极致”。在四月,这种丑陋再次被纵容放大到了极致, 充满了阴谋论、大字报与批判,从异议人士、人权律师到普通网民,从方方日记批判、美国投毒论到中泰大战、北岛白睿文再到真假记者之争,从国内混战到出征国际,从官方舆论导向到有组织的小粉红,无论是异议人士、公共知识分子、作家还是普通人,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都受到严重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从未走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

至暗时刻,每一个人的自由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来捍卫,守护李文亮、艾芬们的哨声,守护方方及其支持者的自由,因为这些也是我们的自由。

一 对个人自由底线的不断挑战

4月21日,致力于在全球倡导新闻自由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发布《2020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国丶厄立特里亚丶土库曼与朝鲜分居最后四名。

无国界记者表示,中国过去一年来快速提升资讯监控与审查的机制,并持续迫害与关押记者与部落客,这也导致新闻自由在中国与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他们指出,中国当局在2020年2月逮补了至少三名公民记者,藉此隐匿新冠病毒危机,而这点也突显中国持续透过资讯监控与审查来巩固权力。
根据无国界记者的统计,目前中国是全球关押记者数目最高的国家,约有100名中国记者遭到监禁,而绝大多数遭监禁的记者都是维吾尔人。无国界记者东亚办公室的艾玮昂指出,中国的资讯监控已不只影响中国人民,而是开始对全球的所有人造成威胁。

由网友自发统计,自1月1日到4月5日国家哀悼日期间,因新冠病毒言论而获罪的案例达484起,如 河南女律师转帖“武汉殡仪馆排起长队”获律协处分,北科大退休教师陈兆志已被批捕。

在上个月撰文称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的任志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李文亮之后,又一位湖北医生因“不当言论”被处理:知名科普作家棒棒医生余向东被发红头文件点名通报批评。

通报称,余向东医生因针对戴口罩、居家管理、中药等问题,发表一些冷嘲热讽的不当言论,引起严重负面影响。
他因此受到记过处分,并被免去鄂东医疗集团管理质量部主任,以及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的职务。余向东医生的微博(棒棒医生)也显示异常状态,所有内容均已清空。

中国政府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管制,不仅对中国疫情造成巨大不良影响,其祸延及全球:

无国界记者的东亚办公室主任艾玮昂(Cedric Alviani) 向德国之声表示:“中国的审查制度现在对每个人都造成威胁,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
他说,中国的政权和审查制度间存在着紧密关系,而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月试图隐匿和延误通报就是最好的证明。
艾玮昂指出,当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变成全球大流行时,中国还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和新闻APP上审查了一长串与该病毒相关的关键词,阻止人们在网上讨论疫情。

面对新冠病毒,在我们面临一种“新道德”的逻辑:防疫措施做过头比做不够要好。这种新的道德逻辑,面对病毒的无能,让我们主动呼唤数字利维坦,主动要求行政手段挤压个人自由的底线,于是,“健康码”似乎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然而,你做好一直使用“健康码”的准备了吗?

然而,更为可怕的是,防疫已俨然成为一种打压异见分子的手段。公民记者在2月26日失踪后,终于露面,原来一直被强制隔离中,并失去与外沟通的网络(【CDTV】李泽华:这是2月26日至今关于我的一些情况)

4月5日,709人权律师王全璋出狱,然而出狱后被强制送完济南居住,以新冠病毒为由进行强制隔离,难获自由。4月27日,在背强制隔离21天后,王全璋终于与妻子李文足儿子泉泉团聚。

纪录片导演、诗人陈家坪(原名陈勇)被执行“监视居住”已经一个多月,只因其所拍的纪录片《许志永》。

在香港,香港当局逮捕了15位政治、公民社会和媒体的著名民主派人士,对此事件,美国纽约时报题为:借疫情“掩护”。(香港当局逮捕15位著名民主派人士可能会重新引发抗议活动)

而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监控更是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警察要在我家装监控,因为我是维族)

对于普通人来说,利维坦对个人自由的不断压制,已经在不知不觉深刻改变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便是和政治毫无关系的娱乐节目,也被严格审查(蝉创意 | “真没想到,就这点尺度也要打码???”)

林小谷在其文章《敏感词如何影响了我们》中归结了四个严重不良影响:1 文章发不出去;2 文章内容晦涩难懂,点到即止;3 网络分为更加戏谑,加重犬儒主义;4 自我审查极为严重。

林小谷在其另一篇文章指出 :中文互联网是一座小小孤岛

全球的中文互联网环境将一步步恶化,空间变得非常狭小,导致中文网络上的思想变得愚蠢,人们受其影响也变得愚蠢。愚蠢环境具有迷惑性,它能让人慢慢地习惯于此,并意识不到这是愚蠢,恶性循环,病情加重。

在微博上,人民网微博为了保护方言,特意跟网友进行互动(华观察 | 叫声甘蔗太沉重)。

人民网微博在一条微博里配置了一张甘蔗图,上面有一个提问:在你们那,这叫什么?

第一个网友回答:不知道,一切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第二个网友回答:嗯,不敢妄议。
第三个网友回答:不信谣,不传谣。
第四个网友回答:领导说叫什么就是什么。
第五个网友回答:不管它是什么,你们说是鹿,我们决不说是马。
第六个网友回答:坐等通稿。
第七个网友回答:通稿说它是小麦我也信。
……
然后,然后人民网微博就把这条微博悄悄删除了。

在残忍的四月,这不是一个笑话,也不是一个简单命名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发展方向:我们还能不能说一句真话?

至暗时刻,每一个人的自由需要每一个人的行动来捍卫。

许章润 市民社会与私法精神


二 没有深刻反思,哀悼没有意义

4月3日,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决定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在此期间,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日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然而,网友却发现:

朋友圈里全是点亮的蜡烛,全是凄切的哀辞。
我想寻找一份完整的逝者名单,寄托自己的哀思,可是找不到。
甚至于我连一份100名逝者的名单也找不到。
按照《人民日报》的消息,截止4月2日,全球死亡45526人,中国之外死亡42197人。那么,中国的死亡人数就是3329人。
我们知道这3329人都是谁吗?
每个逝者都是有名有姓的,每个逝者的背后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想把我的哀思寄托给这3329个人,可是我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我想跪在坟前大哭,可是我首先必须知道坟墓里埋的是谁。
我有几个朋友在武汉消失了,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我想知道他们在不在这3329个人里面。(李幺傻新工作室 | 若没有深刻反思,则哀悼毫无意义)

“忽报人间曾训诫,泪飞顿化404。” 4月4日,被安排为哀悼日,再也没有被这更讽刺的了。连悲伤也需要被特许、被安排的话,哀悼的姿势也被要求也就不奇怪了。4月4日,有大量网友发布对武汉新新冠疫情“追责”、“不遗忘”等主题的悼念信息遭到国内平台的严厉删除。有网友评论称“删除不符合姿势要求的悼念也是悼念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20年4月4日00:00:00起,几乎全部的中国境内大型商业网站及政府网站都变成了黑白色。此举动疑似来自于网信部门对国务院全国哀悼日活动的统一部署。然而,却有网友发现,在“404哀悼日”当天,中国外交部网站及中国政府网,却将网站整体黑白处理后,唯独将习近平等领导人的照片彩色显示。 (  【立此存照】“404哀悼日”的中国网站是黑白的 但他们是彩色的)

而最好的哀悼,是问责追责:

我们眼目所见,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不是一个一个死去,而是一家一家的死去……瘟疫将一个个温馨家庭所有的生命全部吞噬!还有什么比这更惨烈,还有什么比这更悲壮!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是麻木、是谎言、是封嘴、是满屏的404!如果我们不去问责追责,不去揭开疫情爆发的真相,不去倾听武汉人的哀哭,不去反思这场灾难,那么下一次灾难,很可能落在每一个人头上。(一家观点 | 问责追责是对逝者最好的悼念)

一位网友在李文亮的微博下留言:“他们一边给了你所谓的荣誉,一边变本加厉地掐住我们的喉咙。”

在微博上,人们依然不停地在李文亮微博下留言,但很显然,宣传部门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甚至被人视为眼中钉。为了保存这座堡垒,这堵哭墙,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的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CDS档案 | 李文亮医生的微博就是我们自己的哭墙 (持续更新)
贺卫方、何兵、徐昕 中国司法改革的走向


三  “方方的发声权利,也是我们发声的权利”

四月,最为极致的丑陋莫过于对方方日记的批判。2020年1月23日武汉启动封城,4月8日解封。方方在封城期间,共写了60篇日记。看方方日记成为很多人的必修课,在方方结束日记后,有海外的出版社要结集出版,却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在网络上对方方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批判,核心理由主要有两条:家丑外扬与吃相难看,认为方方是“汉奸”,甚至在武汉街头出现讨伐方方的大字报。(面传楳 | 刚刚,武汉街头惊现讨伐方方的大字报!)甚至连方方《武汉日记》的英文译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微博也被“占领”,直接“寸草不生”。(新知时间 | 北岛关闭评论、白睿文微博沦陷:语言暴力作恶者的“打砸抢”)

南京一位叫“左笔书法钱诗贵”的网民在网上刊发一篇题为《南京雕塑家计划在秦桧夫妻跪像旁新添方方跪像》的文章,引发全网震惊!

面对铺天盖地地大批判,方方接受了《财经十一人》的采访《如果我不“交代”,谣言就永远没完》,回应了批评:

财经十一人:胡锡进先生认为《武汉日记》国际版“不会是一般的纪实文学交流,它一定会被国际政治捕捉到。很有可能的是,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对此您如何看?
方方:胡总编说出这样的话,起到了煽动无数人仇恨我的作用。因为他告诉公众:我是牺牲了他们的利益来让自己在西方出名。这是阴险恶毒地罗织罪名,是指责我出卖了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个帽子何其之大!他说这话的后果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好多人果然行动起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不光有了文艺节目式的表演,还有了上门收拾我的企图。

同时,方方也得到了国内诸多学者、作家和网民的支持,其中法学学者张雪忠写到:

我不但支持方方女士,而且还很敬佩她。支持她是基于言论自由的原则,是认为她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有写作和出版的自由(这是公民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敬佩她是因为身处疫区还在坚持记录,并为此承受着冒犯某些权力所带来的压力。但支持和敬佩一个人,并不意味着要认同她的一切看法。实际上,只有当我们有着自己的独立看法时,我们对他人的支持和敬佩,才有可能是坚实而稳定的。
在这次对她的有组织舆论围剿中,我当然是站在她这一边的。但我不太认同她以及她的一些支持者,以她的言论“已经很温和”,或她的书“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作为辩解的理由,因为这样的辩解实质上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放弃。在我看来,此次舆论风潮中,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政府有什么资格来审查一位作家的言论和作品?(   张雪忠、慕容雪村:对方方受到舆论围剿一事的看法)

然而这些公开支持方方的人,也遭受到可怕的举报、攻击,甚至是来自官方的调查。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吕效平在新浪微博发表《我的个人声明》,强烈谴责《南京雕塑家计划在秦桧夫妻跪像旁新添方方跪像》一文:

如果钱诗贵得逞,他将开启一个非经法院便认定罪犯并残忍羞辱的黑暗时代,跪在牛首山秦桧墓地的将是成千上万的人。

然而,吕效平的个人微博账号开始遭到疯狂的攻击。

4月26日湖北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关于网友反映该校文学院教师梁艳萍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了调查组,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将视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梁艳萍教授的”不当言论“为其之前写的一篇文章《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在文章梁中教授愤怒写到:

封城日记的挞伐者,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他们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65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
更多的跟从者则投入到胜利叙事的狂欢。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都从蛰伏中出来,换件衣服,披个马甲,又上阵了。他们犹如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企图寄生于其上,让自己活下去,至少可以多蹭那么一点含赵量,或者到时候去邀功,我也是参过战的,我也是打过方方的。
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

在接受学人公众号采访《我的书跟国家之间没有张力》时,方方对于当下的网络舆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网络上几乎跟文革时差不多了。而这个裂缝的产生,实际上是极左人士刻意挖出来的,他们的曲意解读和放大他们需要的言词,以及配假照片造谣说这就是我看到的照片,等等,这个裂缝根本就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弥合这一裂缝,需要大家学习常识。只要有常识,这些裂缝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

4月30日,海南大学通报:针对网友反映本校退休教师王小妮个人微博发布不当言论问题,学校成立专项工作组核查,引起网民一片惊呼:文革来了。但问题是,《谁来认定所谓的不当言论?》,为此,有识之士更是指出:

对一个教授的所谓不当言论成立专门调查组,是高校的耻辱,《新民周刊》第一时间站出来背书,更是居心叵测,这将打开潘多拉魔盒,逼迫每一个群体都会跟风站出来排队表态,支持方方认同方方视为大逆不道,反对方方咒骂方方得到奖赏,倘是如此,大学将变得一片死寂,整个社会也会坠入黑暗的深渊,每个人只能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满嘴谎言,倘是如此,这个社会将重演上一代人熟悉的悲剧,甚至遭遇更为惨烈的浩劫,那绝不是国人之福。

“看理想”公众号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控诉,不仅为了方方的名誉,更为了我们的权利》,里面有一句话这么一句话:

方方的名誉,连同我们的名誉。方方的发声权利,也是我们发声的权利。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捍卫。

 

美国抖音负责人朱骏曾在采访时说到,甚至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他下架Tik Tok应用内的内容,他也不会照做:“我会拒绝他。”图:Greylock Partners via YouTube


四 从上到下,从宣传到外交的流氓化

四月网络的另一个奇观便是小粉红出征泰国。最近在国内大火的泰国耽美剧《假偶天成》中的一名男主角靓仔,其现实生活中的女友转发了一条关于此次新冠病毒可能来源于武汉的新闻,并加以评论;以及当靓仔评论其女友很漂亮,像个“中国女孩”时,女友回复说是像“台湾女孩”,于是,立即被小粉红视为“辱华”的国际大事。“于是,小粉红出征推特、ins等国外网站,没想到的是,此次却遭遇了最佛系、消极和心大的泰国网友。不仅未能侮辱到他们,反而自己被羞辱和讽刺的颜面扫地,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同时,也让泰国网友造出一系列新词,成为推特热议话题榜首,从而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这样一批小粉红,及其行事手段。”(罂粟与记忆 | “为黑暗辩护的人”:NMSLESE诞生记)

至于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则大都非正常的讨论,而往往属于一种骂战或是你死我活的网络战。在此次出征泰国网络时,一大批小粉红继续使用这一战术,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如许多泰国网友所制作的图片,小粉红往往难以拿出完整的论辩依据或过程,或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理性的陈述,以及对他人用来反驳的观点的无能为力,最后就只能通过各种“国骂”。一方面来掩盖自己无论在知识、思考和理性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不愿意接纳别人的意见、指出的错误。于是“国骂”成了最后的武器和遮羞布,只是没想到最终却被泰国网友抓到,于是便出现了昨天在推特上热度第一的“nmsl”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新词汇:nmslese、nmsland与nmslism等。

小粉红的出征打着“维护国家形象”的旗号,但实际效果如何呢?

一次次出征过后,「大陆人」受到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以这次「中泰大战」为例,泰国网友(事实上不仅仅是泰国网友)做了大量的表情包来展现TA们心目中的大陆人形象:一群只会喊打喊杀、无法用正常语言参与讨论的人。那些狂热的情绪和僵化的语言破坏性太强了,在刷屏的「NMSL」之下,我们说再多遍「热爱和平」都无法让人信服。
虽然围观每一次「出征」都留下很多好玩的段子,但是最终的代价需要每一个大陆人承担。(黑羊公社 | 泰好笑了 只会”NMSL”?球球你们别出征了)

4月10日,一位微博网友以反讽高级黑的语气发表了一番对于“北京天热”的“感想”,不少网友纷纷以“小粉红抬杠”的语气回应,网友们对于“五毛话术”娴熟掌握,似乎并不是一件值得大笑的事情,因为它似乎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圣谛所言:关于“北京有点热”那种事,我几乎天天能遇到。

如张文宏医生大概率不会想到,自己会因为一碗粥而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诗人北岛也不会想到,仅仅因为贴了一首诗便被迫关闭了评论区。(思维补丁|当“崇洋媚外”的张文宏,遇上被迫关评的北岛)

在中国互联网上,这样的魔幻几乎每日都在上演,只要不合,便骂到关停(蝉创意|把他骂到关评,“NMSL”还要祸害多少年轻人):

这种粗鄙粗暴和简单化,在压缩我们的讨论和思考空间。
每个人说话不是在交流讨论、分析事实,而是党同伐异,急匆匆地站队、划分立场、扣帽子。

河南,4条鲜活的小生命悲惨地离去。红星新闻、新京报、上游新闻等媒体记者在河南新乡原阳县采访这一“4名儿童被埋”事件时,遭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推搡甚至殴打,手机被抢,引发舆论关注。随着事件的发酵,伴随着舆论质疑的,却是网上出现的大量针对记者的恶意咒骂和人身攻击。给人的感觉,真的是这些“不长眼”的记者们激怒了吃瓜群众。(宾曰语云|网上辱骂被打记者的真相来了

疫情期间,《财新》派遣一批记者到一线采访,报道了许多好的报道。然而,即便是《财新》,也遭到了围攻。(白龙妈和黑龙马 | 财新果然被围攻了)

财新被围攻的导火线是《财新周刊》的一张封面图。图上第一个是红色的冠状病毒,第二个是美国国旗,第三个是地球。稍微认识几个字的人都应该看得来出来是什么意思,病毒袭向美国,病毒扩散全球。就这样的一张图却莫名其妙成了反华的素材,不少人又习惯性的把这归于万能痰盂的“阴谋论”,是的,就是背后是西方是美国的那个阴谋论。

一位辍学的大学生这样分析当下的网络环境:

现在劣币驱逐良币,三天两头类似“如何看待xx辱华”的问题就占据头条,不用点进去就知道,高赞一定是这种答案“中国强大了,有些人跪久了站不起来”、“试看将来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美国自由民主都是骗人的,看看黑人的待遇”,剩下的都是些无脑低级红,点进他们主页看看,说不好听的,都是臭鱼烂虾,完全不是知乎以前那批用户。后来我分析,为什么知乎粉红化这么严重,可能还是我之前讲的,他们见不得精英,有种骨子里的自卑,心里想,”你知乎不是天天装逼,天天宣扬外国好吗,我偏把你搞臭,把你弄成泥腿子论坛”。你发个不同意见,分分钟被骂的自闭,然后被举报封号。豆瓣也是如此。(品葱 | 我眼中大陆目前的真实现状(可能比你们想的还糟糕))

爱国的流氓化不仅体现在网络与民间,更是出现在官方:从上到下,从宣传到外交的流氓化。

特别是外交部发言人的风格,胡温时期,虽然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但总归属于台面上的东西,属于外交辞令。到了庆丰年间,对外强硬蛮横甚至泼妇化,成为外交系统内部一种被欣赏和鼓励的风格,叫的最凶的那几个人升的也快,纵观被党媒和粉红吹捧的那几次发言,流氓化是其次,起码可以说很不专业,“不服憋着”,“搅屎棍”这种话都能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美其名曰“怒斥”、“怼”。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把泼妇和无赖碰瓷者塑造成榜样是常有的事。你随便打开大陆一个综合网站,第一行一定是“习大大牵挂这困难群众”之类的,然后滚动的图片新闻就是“香港废青阻挠游客回家”,“美国吓尿,贸易战求饶”等等之类的,懒得截图了,你们随便看看那些门户网站,比如hao123,网易等等,真的(品葱 | 我眼中大陆目前的真实现状(可能比你们想的还糟糕)) 

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至暗时刻,也是改变时刻,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与行动。

川普阅兵和习近平阅兵,看人民的伟大和独裁者的狂妄 习近平香港事态掌控还是失控(川普推推推20190705第12期)
2020年4月15日泰国曼谷,戴著防护口罩和脸罩的僧侣,保持社交距离,在教育学院上宗教课。摄:Gemunu Amarasinghe/AP/达志影像

CDS档案|2020年1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极权的切尔诺贝利时刻

CDT编者按:从2020年1月起,中国数字时代每月底推出当月的中国言论审查纪要,纪录当下中国政府对中国新闻、网络言论的审查情况,努力保存当下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真实情况。

 

武汉肺炎!武汉肺炎!武汉肺炎!1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WTO)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的危险程度为“高”,在中国的危险程度则为“极高”。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示,截至1月29日24时,累计死亡病例增加38例至170例,确诊病例增加超过1,700例。中国全国境内均报告武汉肺炎疫情,并全部全面采取一级红色最高级警戒。

加缪在其小说《鼠疫》中说到:“这一切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的问题。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

若是要追究武汉肺炎为什么会从可控到失控,到如今变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唯一的原因恐怕就是不诚实。

 一 从可控到失控,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27名不明肺炎患者。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8人散布武汉肺炎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 ,为此,警方还特别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

1月21日,第一篇指控官员隐瞒疫情的文章在网络疯传《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的》,文章指出:

武汉市和湖北省前一阵子都在忙着开两个重要的会,有些武汉官员的想法恐怕是觉得重要会议期间要稳定,不要制造混乱。这种想法,从我2002年大学毕业进入武汉的新闻单位就有了,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两会期间,不允许报道负面的新闻,要给两会营造和谐的氛围。
如他们所愿,他们舒舒服服开完了会,疫情也一步步扩散开了去。
2020年1月19日,武汉才派了了一个副市长出来介绍疫情。而武汉的第一例病人,出现在2019年12月8日。

此后,武汉肺炎的情况才陆续有媒体报道。1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 报道《武汉医生:疫情刚开始“整个不让说”》

回溯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蔓延过程,赵军实这样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几乎是一种必然。
2019年12月30日,网上流传出一份盖有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公章的红头文件,紧急通知“武汉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月27日,财新采访武汉市长周先旺《武汉市长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周先旺承认:

周先旺:这次我们的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强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说是硬了一拍,比如说关闭离汉通道的问题,暂停我们的城市的地铁、公交、轮渡,包括武汉出去的长途公交车,这是很果断的。

1月27日,八名造谣者之一现身,接受北京青年报深一度采访,原来这位受到警方训诫的造谣者是一位医生,在被训诫11天后便被传染住进隔离病房,同时,其父母也被感染。当天,这篇报道《北青深一度|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被全网封杀。

随后,8名“传谣者”身份揭晓,他们分属于三个群,群名是:武汉 大学临床04级群、协和红会神内、肿瘤中心。从名字看,都是医学交流群,身份几乎都算是医疗专业人士。其中一位“传谣者”李文亮,还是一位在一线治疗新冠肺炎的医生,后来他和父母也都染上了新冠肺炎,他自己病情还比较重,在重症监护室,无法下床,大小便都在床上,基本没办法说话。

据一位医学专家说,1月1日,几乎所有网络平台的医学编辑,都看到了这个“谣言”,有几个编辑还向他约稿,写如何预防SARS感染的文章。但他考虑到由于法律规定,传染病发布,必须由政府部门官方进行,否则违法,故一直沉默着。
也是说,在元旦前后,2019-E ncov与SARS -cov70%同源的结果,已经在临床医生中流传。然而八位作者被抓,还上央视宣布,导致医生人人自危,从此以后没有医生再敢发出预警。

1月29日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接受媒体采访,解答如何打赢这场病毒“歼灭战”,在回答有关这8位传谣者一事时,曾光表示,

这8个人是可敬的,我们事后评论,可以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他们是事前诸葛亮,但是科学讲究相信证据,做出判断得拿出依据。

然而,武汉方面对此8人毫无认错表现。《武汉8人“传谣”最新细节曝光:“做错了,就要认错,可是认错真的好难啊!”》)

1月29日,账户名“小山狗”发表文章《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详细记录了2019年26、27日发现新冠状病毒的经过,同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两天就已经分析出了这个未知的病毒是一个跟SARS很像的冠状病毒,并且上报了所有分析结果,官方要到1月7号才发布消息明确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要谈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痛心,还有愤怒。我们都已经发现那么及时了,为啥现在还是没能控制住?让全国进入的疫情大战?更多的不是科学因素,也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决策和媒体。

这篇文章第二天被删除。

1月30日,公众号“医学界”发表文章《武汉大瘟疫,国字头专家们贡献了什么?》,文章分析了1月《柳叶刀》推出两篇来自中国的新型肺炎研究论文,

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在官网公布了这成为论文的41例病例,实际上,《柳叶刀》论文中研究者公开表示,自己的数据来自官方(authorities)。在存在14名患者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前提下,且医院和卫健委专家按空气传播隔离防范的前提下,武汉市卫健委公告中显示“未发现人传人证据”。
1月15日,距离医院给予患者空气传播阻隔措施已经过去了半个月以上,截至1月1日确定出现一例家族群聚性病例,已经出现14名患者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的前提下,武汉卫健委在官网的“知识问答”中提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且继续强调“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许多国内媒体在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
NEJM论文中公布的数据表格,最后一行显示医务人员感染情况,1月1-1月11日期间,共有7名医务人员感染。

然而,不知什么缘故,这两篇文章中的数据以及显示出的新冠状病毒的危害性,未能体现在防控疫情上。文章作者姜飞雄最后说:

事实罗列至此,引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共卫生中心副院长、流行病学资深终身教授张作风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的话:这次的武汉肺炎的科研成果是一流的,很短的时间内在很多知名杂志发表了文章,但是根据这些发表的数据信息,有很多完全可以在疫情暴发初期就用来指导这次新发传染病的控制。有些非常重要的数据,仅仅是在英文杂志上发表以后,我们才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在国内并没有及时向公众公开,也没有及时地应用在扑灭暴发流行的整个过程中。
发表高质量的文章,可敬可贺,但为什么这些数据国内看不到,如果让这些结果在这场疫情控制过程中有所应用,不是更好吗?感觉到这次的主导方向是科研和抢着发表高水平论文,而不是公共卫生的实践,以保护人民健康为首要。

1月30日,公众号“BIOWORLD”发表文章《 NEJM实锤,12月中旬武汉新冠病毒已发生人传人,是谁隐瞒发现,让疫情蔓延全国?

疾控中心的专家已经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开始人传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汉官方仍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了会人传人。
那么,究竟是谁耽误了武汉呢?以至于耽误了全国呢?

在回顾疫情出现到爆发,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从可控到失控,武汉错过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时期。有网友梳理了武汉疫情的时间线(《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最后总结出:

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日-1月10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1日-1月17日,自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后7天,武汉一直通报“无新增病例”;
2020年1月20日-1月22日,最高指示发出,防控全面升级后2天,武汉才开始号召市民戴口罩,武汉相关领导还在参加春节团拜会;
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谁为死去的人负责?

1月31日,著名公号“知识分子”发文《 “瞒报”还是“保守”?一篇论文引发武汉疫情争议》,文章分析:

北京时间1月30日凌晨,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线了一篇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瞬间引发舆论关切。
有批评者认为,论文提到的 “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显示包括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内的论文作者至少在1月初已经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但外界直到1月20日才了解到病毒可人传人。也有科学家表示,该论文属于流行病学回顾性研究,数据采集和分析都是滞后的,为何一定要推演到“隐瞒疫情”。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文章还提到,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就该论文提出的质疑,“新冠状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地隐瞒了!”

“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月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秘)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别的情况?”
王立铭的这一质疑迅速在网上得到数万人的转发和评论,两个小时后被删除。

与此同时,政府各个部门也开始了“甩锅大战”,《梳理一下这丑陋的甩锅比赛,比赛到哪回合了?》梳理目前为止武汉市长、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之间互相甩锅,“没有一个自省反思的,全都是别人的责任,别人有错。”接下来,这个黑锅又会甩给谁呢? 这篇文章几乎被秒删。网络上,追问责任的文章几乎是被删除最快的。

二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真相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真相的缺席。随着疫情的扩散,武汉肺炎期间的新闻管制和言论管制也从未放松过,不断有命令禁止知情人发声,不断有报道和帖子被删除,甚至连一线医生护士和病人求助的信息也被控制删除。即便在武汉肺炎被确认后,也不断有人因编造和转发疫情信息被刑拘

然,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就在武汉人奋力与病毒抗战,医疗资源全面匮乏,医生护士崩溃痛哭的视频传遍网络时,湖北省和武汉市官方依然在高调欢度春节。1月19日,武汉4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上演万人和谐宴会。1月21日,2020年湖北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圆满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晓东等领导与全省各界代表一同到场观看了演出。1月22日,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新春联欢会。

网友称,看了武汉报纸近期的头版,心都冷了。在这些头版中,只字不提武汉肺炎,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

1月23日, 武汉肺炎在中国各地扩散,武汉当局宣布封城以制止疫情扩散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只字不提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和或武汉肺炎的问题。1月25日,央视春晚成龙献唱“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1月25日,有新浪微博网友因不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重大国家安全事件中的缺席,发帖询问“那个人在哪里?”,该帖很快遭到删除。重新转发此帖的网友深知“习近平”一词敏感,继而用“特朗普”代替,很快微博上呈现出一片“怒斥特朗普”之声。(《因“习近平”一词敏感 微博网友怒斥“特朗普下台”》)甚至网民开始贴出寻人启事:习近平 男 汉族

1月28日,习近平在北京高调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引关注。应对此次武汉肺炎疫情危机,北京特别成立“中共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该小组26日首度召开会议,小组长竟是李克强而非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引发外界诸多揣测。似乎是为驳斥外界谣言,习近平在会见谭德塞时强调,“对于这一次的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三 武汉肺炎到底有多严重?

武汉肺炎到底有多严重?官方数据和通报有多少真相?在社交网络上,网友们纷纷质疑,同时“谣言”四起。

作家胡泳的一篇旧文章《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再次回到公众视野,这篇文章引用卡普费雷的话说:“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又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在无人邀请的情况下自发地争夺发言的权力。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因为它感觉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令我们质疑当局,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有时是相左的,所以,谣言构成了一种反权力,即对权力的某种制衡。”因此,民众只能从谣言中去寻找真相:《武汉肺炎:“谣言”中的真相(持续更新)》。

随着疫情的严重,一个一个令人万箭穿心、肝胆俱摧的感染者的故事开始流出:这是2020年一个孩子活活冻饿死在家中(《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被隔离,湖北17岁脑瘫儿独自在家6天后死亡》),一家五口都不幸感染,大年初一送别母亲(《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一位女孩,在一个月内失去奶奶和父亲,母亲依然在隔离病房治疗(《送走奶奶和爸爸,武汉女孩的漫长一月》);一位丈夫借债二十多万也未能挽回怀孕妻子的生命(《一个“重症肺炎”患者的最后12天》);无数武汉人在网上求助(《“武汉难民”在中国:国人只爱“中国人”不爱同胞》)他们的故事也在开始被官方删除,被官方抹去。

在此期间,一篇回顾2003年非典疫情的文章《 非典十三年祭:不说,并不代表遗忘》也在网上流传,文章分析了当时中国与越南非典疫情的情况: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一边是187天疫情,5328人感染。一边是39天疫情,63人感染。

为何越南能迅速有效控制疫情,文章分析说:

河内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乌尔班尼的及时诊断和通报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越南政府的开明态度也确实必须点赞。用新英格兰内科杂志一篇文章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河内萨斯疫情的故事,是把大众健康置于政治考虑之上的一个最佳案例。”(http://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030080 )。
这话有点文。用口语来说,就是:河内官员在这次疫情处理中,把老百姓的健康看得比政客的面子重要。
如果,第一次出现萨斯病例的时候,中国也及时邀请一位乌尔班尼那样的医生参加诊治;又如果,中国的官员也像越南官员那样放下政治考虑,从一开始就积极跟国际合作,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或许中国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世界不会有这么多人死亡。

可惜,不会有如果,死去的人不会再有机会重来。然而,最大的悲剧不是犯错,而是不承认错误,使得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在此次武汉肺炎中,如果中国的官员能吸取教训放下政治“面子”,听取“造谣者”和一线医生的意见,把大众健康放在政治考虑之上,及时防控,疫情是不是会得到更加有效的控制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因为这是极权的代价,“每一个极权都有自己切尔诺贝利时刻”,当局从初期的删帖封号、抓捕“造谣”网民、拖延、瞒报真实的疫情,到之后显示出的缓慢、低效的危机管理与应对措施的执行能力,几乎重蹈了17年前SARS事件的覆辙,仿佛从未汲取灾难的教训。不少人意识到,究其根本,是这个封闭、傲慢、前现代的权力体系,始终忙于清除异己,已经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在遭遇公共危机的时候,官员总是将维稳置于人民的权利之前,陈旧体制所纵容出的落后的执政理念和能力暴露无遗。这一条固步自封到积重难返的路径,和“切尔诺贝利”中的桥段又是多么相似。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在评价切尔诺贝利悲剧的文章《“有组织的无序”:封闭系统中组织决策的大困境》中,分析了一个越是封闭的体制,越难以承受意外事件的打击。这个封闭而傲慢的体制,同样无法承受任何意外事件的打击。

 四 其他审查纪要

可怕的是,极权,并不只是针对重大疫情而存在,它更是成为一种日常。在这个极权体制中,时时刻刻都经历着切尔诺贝利的悲剧。

2019年年底,公安部指派山东警方成立「12.13」专案组,展开一项自「709大抓捕」以来最大规模的公民社会大清算,连串针对自由派人士的调查行动由12月26日开始高调进行,迄元旦当天至少已有8人被带走,分别是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李英俊,黄志强、刘书庆、卫小兵、卢思位,此后陆续还有其他人权律师在被追捕和被迫逃亡中。同时遭到警方追捕和迫害的还有这些人权人士的家属。他们的声音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完全被封杀。被迫逃亡到海外的律师文东海的妻子周友芳1月19日在自媒体上讲述自己的逃亡,并担忧仍在国内逃亡的文东海:《我带着两个孩子逃亡,却不知道逃往哪里?》;人权律师丁家喜、余文生的妻子控诉中国政府的非法行为,指控中国政府如「土匪」般非法登门绑架,也不让律师介入,至今生死未卜。甚至妻子也被株连抓进派出所审问,铐在椅子上长达 9 小时,甚至遭羞辱式的要求脱光检查,出门被跟踪更是日常。

其他纪要:

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自焚身亡 校方封锁消息长达10日 (1月7日)

留美学生推特发「维尼熊」等讽习卡通,回武汉后遭判刑6个月。(1月24日)

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将从即日起无限期停办。(1月9日)

武汉网友因“翻墙与发布时政批评推文”被判一年3个月。(1月4日)

方可成的《对不起,33年前那场大火绝不是一曲凯歌》刷屏  ,第二天文章全文封杀。(1月12日)

有网友爆料,有豆瓣网友因发帖讨论如何向澳洲森林大火提供捐助而遭到举报,帖子遭到封禁。(《正常的国家都是讨论募捐,特殊国家贴给举报没了》)(1月8日)

公号“梁惠王的云梦之泽”的文章《苏莱曼尼算死于暗杀吗?》发出旋即被删。(1月6日)

中国滑雪队“发威” 命挪威图书馆下架敏感书籍。 (1月4日)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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