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傅国涌：林昭和她的时代

关于林昭和她的时代起码有三个问题：林昭是谁?林昭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她与那个时代为什么构成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冲突?

我想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林昭是谁?如果用最简单的一两句话来回答，林昭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她在1958年也就是反右运动的后期成了右派，在1960年中国大饥荒时代，她被一个“反革命集团”案子所波及(不是主动卷进去的)，成为一个“反革命”。1968年当“文化大革命”高潮的时候，她不是被法院而是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了死刑。

这就是林昭的履历。

但是，如果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林昭，她首先不是一个政治反抗者，而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更加明确的身份，她是一个诗人，对文学有着强烈兴趣的学生。她一生中从事过的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北大文学刊物《红楼》的编辑。这是她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

她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果用几句话来回答，林昭所处的是一个“抒情时代”。在这里我想说的“抒情”是什么意思呢?革命就是最大的抒情。暴力革命尤其是抒情中的抒情，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浪漫，充满了幻想，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林昭生活在一个急风暴雨、雷霆霹雳的“抒情时代”。

这个“抒情时代”是不容许有中间地带、灰色地带的，它的颜色是单一的，不允许人们擅自在这个中间画出五颜六色的图画。“抒情时代”的最大特点，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它有一个非常宏大的理想，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堂，或者说，一个完美的乌托邦。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抒情诗人，也曾经是中国那一代唯一的桂冠诗人，其他人的诗都是附属于他的，他是那个时代唯一可以随意挥洒自己才情的桂冠诗人，他是“抒情时代”最高的、不可替代的代表。

林昭对这个“抒情时代”曾经充满了向往。她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强烈地向往这个“抒情时代”，并且介入了这个“抒情时”代，甚至不惜与家人决裂，投奔到这个“抒情时代”的宏大叙事里面去。但是她慢慢地就发现了，自己骨子里面的那些东西和“抒情时代”是有抵触的，人性深处，或者说她天生的气质，所以她最终被甩了出来，被这个“抒情时代”毫不留情地甩出来了。

我想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林昭为什么跟那样一个“抒情时代”构成冲突?构成冲突的最主要原因，虽然她是个诗人，但在本质上她是一个带有强烈生活情趣的人，一个叙事的人，对生活有着非常敏感、非常柔软的追求，她不是一个可以抛弃自己的个人生活完全融入宏大的革命叙事当中去的人，她内心深处有很多属于个人的部份，非常私人的部份。

过去我们看着林昭，主要是她已露出的个别诗文和片言只语，我最初关注她大概十来年前，那个时候我们理解的林昭几乎是政治性的，是以斗士的面目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对林昭了解的加深，其实，真实的林昭是生活中的。就是她私人性的文字和公开发表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异。她在书写那些与毛时代的抒情诗格调相似的文字时，这从1957年之前她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诗篇可以看出，她也完全是用那个“抒情时代”的相同语言表述的。但是她在私人书信里面，包括她写给好朋友倪竞雄的书信，包括写给中学同学陆震华等人的书信，这些私人文字既有跟那个“抒情时代”关连的一面，但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些很干净、很纯粹的文字，还是家长里短，关于她个人的思考、个人的生活细节。

比如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有一次跟她最要好的朋友倪竞雄在信里讲，听说你们那个地方出产丝绸，不知一般的多少钱一尺?质料花色如何?特别对防雨绸兴趣更大，如果这种雨衣的确很好，她很想买一件。她对这种似乎与那个“抒情时代”不大搭调的日用小物件都是非常喜欢的。包括丝绸的东西，其他好玩的东西。还有一次她在土改工作队，母亲给她寄了一件新的丝绵背心，冬天给她御寒用的，她竟把这件丝绵背心拿去卖掉，卖掉的目的是什么?因为那天是周末，她要跟她的好朋友去吃小吃，几乎把所有摊位上的小吃从头到尾都尝一遍，最后都吃撑了。她后来想起那天吃小吃的情景，写信的时候，还沉醉在一种开心的回忆中，她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她想要的。

所以，我在她的私人文字和她的公开文字中看到的了潜在的冲突，只是这种冲突还没有暴露而已。私人文字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真实的林昭，公开发表的文字一开始也不是不真实的，而是真实的，至少当时看起来是真实的，她确实非常想融入到那个“抒情时代”当中去，愿意跟那个“抒情时代”合而为一。但是她内心那种太强大的生活化的、叙事的底色，使她跟“抒情时代”的冲突将越来越大，这一点随着时间就会凸显出来。

这种冲突到1957年夏天就完全摊牌了。但是在1957年之前的8年当中，林昭已经开始跟这个时代发生零零星星的冲突了。甚至可以说，1948年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了。林昭早在1940年代后期就是一个左倾的小青年，她在高中读书时不仅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而且正儿八经加入了地下党，那个时候当然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1949年前夜，她所在的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组织上安排她撤到上海去躲避，另外跟她同一个支部的几个人都撤走了。她居然未执行这一个组织纪律，没有撤走。最后国民党没有来抓她，她安然无事，但从此之后她就不是党员了，因为她没有执行党的纪律，这就成了她的一个政治污点，她成了组织不信任、不喜欢的人。她后来跟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冲突，都跟她这一次没有执行命令有微妙的关系。后来她就再也没有能回到党组织里面，虽然她一度很想入党。

另一件事发生在1949年之后不久，大概是1950年，她已经在无锡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她在这个新闻专科学校前后只有一年，其中半年都是在外面参加土改工作队，真正读书的时间很短。她在土改工作队发现了那些南下干部的个人品质有问题，这个发现让她非常的吃惊，原来她心目中的共产党员是她舅舅那个样子。

她舅舅许金元，1927年是中共江苏省委的常委，被国民党枪毙的一个烈士。她的母亲是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强人，苏州最大的汽车公司董事，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力，也是民盟苏州支部的重要成员，所以民盟让她出来竞选“国大代表”，可以说是国民党时代的地方精英。但是她母亲是一个很左的人，暗中替共产党传递情报，经常保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林昭受她母亲和母系的家庭影响，对共产党向来就有好感，自己少女时代就加入过这个党。

但是她发现共产党阵营中的一些干部，到了革命胜利南下了以后，居然换老婆，把乡下的黄脸婆抛弃了，在工作队找一个她这个年龄的人。林昭生于1931年，1950年她19岁，和她一起的很多是19岁左右的小姑娘，那些漂亮一点的小姑娘都被工作队的南下干部(指导员、队长们)盯上了。其中一个她的顶头上司，她所在那个队的指导员，就娶了与她同一个小组的漂亮姑娘。她不仅在私下谈话中对这样的现象表达了她的不满，而且在一些半公开的场合明知她上司会知道，也会在那里说，上司的报复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950到1951年，林昭就开始受到打击报复，说她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说她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毛病，其中一条毛病今天听起来很荒诞，说她爱流眼泪，说她感情脆弱，爱流眼泪就是感情脆弱的表示，进入革命队伍怎么好爱流泪呢?她在千人大会上被点名批判。

我们今天无法理解千人大会点名批判是什么概念，但是在1950年到1951年，一个一心向往革命、追随革命的年轻人，在一个区的千人大会上，那么多同事、同学、熟人都听到她是一个反面典型，她是一种什么滋味。她当时在私下的信里面说，她回去以后痛哭，特别委屈特别伤心。她这样的事见了很多，不是见了一个，而她的毛病还是改不了，她的朋友说林昭的嘴巴就是不饶人，林昭这个人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看见这样的事，她就要说。她不仅在私人的场合说，而且在写给朋友的信里，她也会讲到土改工作队里面看到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她在感情上拒绝一些有身份的人对她的追求，这也很容易遭来打击的。

这一切都让她在1949年后“抒情时代“到来不久，就开始对那个时代感受到了一种不适应。她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又是一个很敏感的人，甚至可以说有一点脆弱的人。她的爱哭是有名的，一直到北大读书她的同学都说她爱哭，她喜欢流眼泪，比较感性。

所以我想说，林昭骨子里面不是一个政治型的人，她其实是一个生活型的人，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后面的反抗和批判，更多的也是感性的，是直觉的，是审美的，而不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甚至不是政治的。但是在一个不容许有任何怀疑，更不容许有任何批判何况反抗的“抒情时代”里面，任何不去适应或者迎合这个时代的人，注定都要成为它的对立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以站立。

如果林昭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叙事时代”。这个时代是琐碎的，是消费主义的，是物质主义的，林昭要是活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她可能不会坐牢，更不会被枪毙，因为她其实并没有想跟自己生活的时代构成对抗。从她的主观意愿出发，她只是想按照自己感性的理解去生活，但是在那个时代不容许她这样做。所以，她最终就被这样的时代一步一步甩出来。

1954年她进入北大读书，除了功课以外，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校园文学活动当中，成了当时北大校园文坛最活跃的、也最有影响力的几个人之一。她能成为当时北大《红楼》杂志的编辑，意味着在北大校园文学圈子里的地位。因为那个时代，能够变成纸质印刷品是很稀罕的，这是学校出钱、北大团委主办的一份文学杂志。她在这份杂志里是很活跃的一个人物。

直到1957年5月19日，那天就要贴出那张最有名的大字报(《是时候了》那首诗)，那天林昭和那首诗的作者之一张元勋，她们《红楼》的那一批编辑和作者到颐和园去游玩。游玩的过程当中，她是拿照相机的，那天所有照片都是她拍的(所以合影上没有她)，留下了他们在大难来临之前最美好的回忆。

她爱摄影，她喜欢很多美好的东西，她爱吃，爱玩，爱跳舞，爱穿好看的衣服，爱猫，她给自己起了一个昵名，就叫“小猫”，或者叫“猫”。她写给好朋友倪竞雄的信最后署名的地方，有时候画一只猫，有时候写两个字：“小猫”。

从她1950年代初使用的信纸、和她的笔迹，也可看出她那种对生活的热情。她写的信不是我们通常——可能那个时代的纸很难得，能够写字的纸也不容易——她是随意抓到什么纸都用来写信的。有的纸，薄得现在都不能动，一动就要碎掉似的。很薄很薄的纸，而且是不成张的纸片，不知道她哪里找来的，她却可以写成跟蚂蚁那么大的字，密密麻麻的，而且双面都写，里面很多字写得小小，你会看到她跟朋友之间有说不完的私房话，那些私房话才是一个少女内心的自白，是她与好朋友之间的私下闲话，透露的是她心灵的秘密。

在这种密密麻麻的家长里短、琐碎叙事后面，我们可以隐约感到她跟那个“抒情时代”是难以兼容的。那个时代要求革命，要高歌猛进，要建立一个人间天堂，而她最关心的不是外面的那些东西。所以，我感到，她正式发表的那些文本，未必能够更真实地代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真实的林昭。

我把林昭看作是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高调的理想主义者，那个时代是高调理想主义的，而林昭恰恰是一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她对生活的热情其实更高于她对革命的热情。

过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林昭真是一个充满人性的人，她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她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非常敏锐的触觉。她不是那种我们熟悉的镜头里面喊口号的形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抒情时代”本质上就不是一路。她后来被甩出来，是出于她人性的必然，是跟她的本性吻合的。

这种吻合，我想说，来自于她的家庭教育，和她所受的学校教育，或者说跟她成长的那个时代环境相关连。她的家庭背景，应该说出生于民国时代的一户好人家。她的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凭着自己的才华，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文官考试当中，获得江苏省第一名，被任命为吴县县长。那个时候吴县管辖的地盘就在苏州城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行政职务。但是她父亲是一个心思很简单的书生，当了一年多就被官场倾轧、撤职查办了，押送到镇江的列车上遇到了林昭的母亲。

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是苏州有名的红衣女郎，年轻时就很活跃，热衷于社会运动。接下来，她父母的婚礼苏州合城轰动，当地报纸上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报道。林昭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出生，这个家庭里什么元素都有。既有像她母亲、她舅舅这样认同共产党理念的，又有她父亲这样很标准的读书人，又曾书生从政，在国民政府任职，三次担任县长，三次都以被抓起来告终，但每次都是无罪释放。她这个家庭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给她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家庭出生，她的思想演变最后也不会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

第二个影响她的就是民国的学校教育。她先后两次读的中学都是教会学校，她初中开始进入萃英中学，后来到景海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她也是在这里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是她的美国老师给她施的洗，这所学校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学校。在景海，她不仅成为基督徒，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事，也是构成冲突的，恐怕只有在那个时代，才可以理解。那是一个很复杂的时代，也是一个多色调的时代，覆盖一切的“抒情时代”还没有到来。

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想都在碰撞，林昭的生命底色中有很多复杂的元素，有基督信仰带给她的，有共产主义的红色思想，有民国最纯正、朴素的人道和人性的观念。她在学校里面是很活跃的人，参加过“大地图书馆”等社团，还创办过油印刊物。林昭后来并不赞同办地下刊物，是因为中学时代就办过这样的刊物，知道环境已经改变了。

到了1954年她进入北大以后，她慢慢发现，过去经历的那个时代已完全过去了。其实，她在北大在政治上是一个低调的人，是一个平和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更多的是关注文学，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但是她却在1955年批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中被“留团察看一年”，理由是说她的“恋爱观不正确”、思想颓伤、人生观消极。

这跟她的爱美有关系。她曾经烫头发，把小辫子下面这个地方烫起来，她觉得好看;她在穿着上也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会穿一些碎花的衣服，有精致的裁剪，从苏州上海带回去的，这在当时的北大也是很稀奇的;她有的时候还会喝点酒。她喜欢的那些东西，包括她说话没有顾忌，有什么话都会直说，可能在同学当中也容易得罪人。与她成为右派有关系的，包括她同宿舍的女生的举报。

林昭即使到1957年也就是写了两首诗，一首诗是为沈泽宜、张元勋辩护的，主要是反驳江枫，也是北大中文系一个学生，叫《这是什么歌》。另外一首《党，我呼唤……》，其中有“奇怪的谴责像马刀砍来，我年青的心伤痕斑斑”这样的句子，也只是表示了失望与忧虑。她的立场虽是站在右派的一面，但她自己所谓的右派的言论，今天讲得出来就一句话，可能就是组织性和良心的矛盾。到1958年初她还是被甩出来了。林昭思想的真正转变发生在1958年5月左右，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右派，还在北大，1958年5月4日她写给她妹妹的一封信。

这封信内容很丰富。这封信讲到了到了1958年上半年，北大又出现了一个小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专门针对教授的，尤其是针对那些有名的教授。1957年下半年，反右主要打学生，1958年上半年，是要整教授，这个运动波及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王瑶、吴组缃、游国恩。她在信里说，批王瑶的时候，因为跟王瑶不熟悉，还没觉得怎么样，批吴组缃的时候，她就想去看望吴老师了。因为吴组缃给她们讲《红楼梦》，她的课堂笔记做得很详细，还带给妹妹看过的。但自己是个右派，又不敢去看望。

接着，她的恩师游国恩也被批判了。游国恩最欣赏林昭，林昭本来是读新闻专业的，他希望林昭转到中文系来。但来不及转过来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当游国恩被批判的时候，她就有一点肝肠欲裂的感觉，她说自己眼泪都没有了，原来很爱哭，现在已经是欲哭无泪。她已经完全绝望了，看到局势一步一步的演变，她原以为反右搞搞就过去了，到1958年上半年的时候她还以为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她一直对毛泽东存有幻想。

毛泽东曾经是她心目中的太阳和父亲，她当年在乡下最穷的时候，她都要卖掉新衣服去吃小吃时，还写信托朋友去苏州新华书店买四五寸阔、八九寸高的彩色毛泽东像——她上次在橱窗里看到就爱上了——要买却没有了。她对毛是很仰望的，甚至1957年之后都没有绝望，直到1958年才开始绝望的。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是她后来一步一步走到1968年起承转合的一个关键点。

直到1960年，林昭走到这一步为止，仍然只是一个诗人，她只是写了两首长诗，一首《海鸥之歌》，一首《普罗米修斯受难日》，这两首诗还不足以让她被枪毙，她只是一个诗人，她的诗也只是私下流传。就是这个时候兰州大学的一批右派找到她，并且把她的诗刊登在油印刊物《星火》上。《星火》印出之前，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跑到上海见了她，看了她的诗这么有才华，就专程来见她。对于办油印刊物，她是不以为然的。办刊物算不了什么，她在国民党时代就办过，但现在不是时候，她认为风险太大，不仅对印的人是个冒险，对于一切读的人来说同样是个冒险。

林昭反对办刊物，也反对搞组织，对于政治的危险她当时是清醒的。但她跟《星火》这批人确实有交情，有来往，甚至跟顾雁有十来个月的来往。顾雁现在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退休教授，在物理学上还是有成就的，现在还在写物理方面的论文。可以说，他是林昭被捕之前来往最多的一个人。林昭给他的来信有跟他交男女朋友的意思。顾雁没有明确接受，也没有拒绝交往。

林昭才华横溢，个性也是很强的，要表现自己，跟他在一起时，多是林昭在那里说，尤其她那时处于落难状态，更加希望自己的才华能有人来分享。她写的文章都想拿给顾雁看。林昭进监狱之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研究白居易的《琵琶行》，分别时塞在他包里的。

顾雁是学物理的，但是他也很有文学才华的，在被打成右派以后把法文的一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他其实一天法语都没学过，就是根据他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父亲带回的教科书自学的法语，再根据辞典翻译出来的。他寄给他爸的朋友傅雷看，傅雷看了以后就给他指出了一百多处错误，说你翻译的这篇小说正好我以前练笔的时候也翻译过。

傅雷约顾雁去见面，顾雁不去见，只是通信。顾雁现在讲：我如果去见了，傅雷也卷入《星火》了，他说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多危险，不想牵连傅雷。我们知道傅雷虽然没有被顾雁牵连，照样幸免不了自杀的下场。无论波及的，没波及的，命运都差不多，在那个时代。

在和顾雁交往的这个过程，林昭给他写了三四十封信，林昭以后在狱中见到北大学生张元勋，说我一生中要编三本书，其中一本叫《情书一束》，长期以来，人们无法理解，所谓“情书一束”到底写给谁的情书?顾雁一语道破，他说一看见这句话就知道，“情书一束”就是写给他的信啊，大约有三十几封。当年林昭之所以被捕，就是因为这一批信惹的祸。

1960年，张春元、顾雁他们创办《星火》，其实只是油印了二三十份。这是目前看到的，几乎是大饥荒时代唯一一份民间的、对那个时代提出了公开、直接批判的地下刊物，迄今还没发现第二种。林昭的那首诗也登在上面，事先她并不知道。但是光是这首诗，还不至于牵连到她。但是很快，其他人抓走之后，警察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在顾雁家对门，一个郊区小镇，警察都租了房子，观察了他一段时间，一直等到10月才下手。这个案大概5月就破了，10月才抓顾雁，在顾雁家的阁楼上抄出了林昭写给顾雁的那些信。所以林昭也在苏州被抓了。

其实10月之前，顾雁知道自己要出事的时候，已经专程跑到苏州林昭家里去过，说把我们所有来往的东西，一个字都不要留下，全部烧了。但是顾雁回来烧这些信的时候，觉得烧了太可惜了，太才华横溢了!结果舍不得烧。看来看去，家里有个阁楼，就把它藏在天花板上，自以为藏得很好。

林昭是1960年10月被抓的，起诉书有两份。其中有一份起诉书更真实，可以了解那个时候的林昭。这份起诉书上有一句关键的话，说林昭被捕之后“仍然狡辩，企图推卸罪责”，这句话非常关键，这句话是真的。林昭被捕之后确实不承认罪责，因为她跟《星火》真的就只有这么些关系，没有更深的关系，这件事是真的。但是警察岂能放过她?所以还是把她一直关押到了1962年，从1960年的10月关押到了1962年的3月。

当时把她放了。放林昭到现在还基本上是一个迷。为什么放她?过去说的那个原因是错误的。以前讲把林昭放出来是做诱饵，为了诱捕最大的那一条鱼，《星火》的中心人物张春元，因为张春元曾经脱逃;但现在看来不对，因为张春元在1961年下半年就已经被捉拿归案了。但是从林昭1961年11月写的一份《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里面反复提到她写有一部几十万字的“思想日记”，对自己的思想历程有更详细的反思，这本东西太宝贵了，可惜我们见不到。

现在看到的几千字的这份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也很宝贵，这里面透露，林昭在1961年10月在监狱里的思想有反复。她当时对1961年的政策变化有了好感，认为中国在1961年以后，就是说看到了那么多人在大饥荒中死去，当时刘少奇的政策占了上风，中国要搞政治改革了。她竟然使用了“政治改革”这个词，我不知道，有没有比她在1961年更早的使用“政治改革”这个词，她说共产党如果搞政治改革，她就重新拥护共产党，她要“尽一切可能热情赞助和实地促成党的治政民主化”。她对这个政权又重新产生一种幻想。

我现在推测，她被放出来，是跟她当时思想上的这些检查，包括那个几十万字“思想日记”里面所讲述的自己思想反思过程，被当时的共产党监狱当局认为有悔改迹象，很有关系。

但是她在当年又被抓回去了。1962年3月放出来，11月又抓回去了，中间出来8个月。在这8个月里林昭为什么会变成跟之前换了一个人似的，这是现在关于林昭生平研究中最大的一个迷，是我理解不了的一个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她其实只是接触了2个人，一个叫朱泓，后来当过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80年代的诗坛上还有点名气的一个诗人。另一个叫黄政。三个人都是右派，他们结合了，创立了一个由林昭提名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这是林昭的第二份起诉书，1964年的起诉。

林昭一共两份起诉书，第一份起诉书是1962年，当时林昭保外期间，上面一共3个人，有顾雁，有林昭，有梁炎武。其实林昭跟梁炎武是不认识的。林昭跟梁炎武都是因为顾雁的关系，顾雁既认识林昭也认识梁炎武，梁炎武是顾雁在北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学，留在北大做助教，这三个人在一份起诉书上，就是《星火》的事，起诉书说林昭“仍然狡辩，企图推卸罪责”。第二份起诉书是林昭一个人的，就是讲她搞“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所以她的罪就重了，都搞组织了嘛。

按照前面第一份起诉书的话，主犯是顾雁，应该是顾雁判刑最重，是顾雁第一个名字，林昭第二个名字，梁炎武第三个名字，但是判刑的结果是，顾雁只判了17年，林昭判了20年，梁炎武7年。梁炎武的罪行只有2条，第一条是帮助顾雁搜集各省党政领导的名单;第二条就是通风报信。就是两条罪名判了7年。林昭单独有第二份起诉书，但到了判决的时候，判决书上还是3个人。顾雁17年，林昭变成了20年。

我觉得这个中间发生变化是难以理解。林昭从非常温和的，一直反对搞地下刊物、反对搞组织的人变成了主动去搞组织，这不是往枪口上送吗?而且她是保外就医，随时可以收回去的。再看她1961年10月在狱中写的个人思想回顾与检查，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现在的推测就是：她发现上当了。

她不是放出来了吗?她说了这些话以后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发现现实并不是那回事，感到自己在狱中上当了，所以就变得更加激烈地要反抗。我问过顾雁一个问题，他怎么理解林昭的变化?跟他原来认识的林昭是不是不一样了?他的理解是，林昭发现自己放出来以后，张春元没放，顾雁他们都没放，她觉得出于道义，自己应该跟他们在一起，应该在监狱，不应该在狱外。所以她就以更激进的反抗姿态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林昭整个的反抗过程，她似乎并没有什么系统的对理论思考，对于政治制度，她没有特别深思熟虑的东西。她后来的那些思想的火花也都是片断的、即兴的，更多的是感性的。她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感性的反抗者，她确实不是理性的，不是靠逻辑推出来的，她就是凭自己的直觉，她从来都不是一个以权力为指向的政治中人。

在她的世界中，更多的是情感的、想象的、好玩的、趣味的，她一生中曾有很多的男朋友，在每一个阶段都跟不同的人有过情感的关系。顾雁说，林昭来信有意跟他做男女朋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是相濡以沫，将来要相忘于江湖。他说，现在就像洪水之后，两条鱼需要相濡以沫，将来洪水涨上来了，两条鱼还是要各自去游的。但是他们一直来往，直到被捕前不久。

《星火》一案一共逮捕43人，判刑25人，枪毙3人。这是一个大案，一直被遮蔽的大案，波及将近200人，林昭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波及的人，但是她最后却变成了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最重要的反抗者，最重要的思想者。我觉得她最后变成决绝的反抗者，并且给那个时代下了一个定语，叫极权时代，跟她的信仰，就是教会学校给她的信仰维度是有关系的。她最后很多的用词，包括她语言的干净，都回到了民国，不再是“抒情时代”的那种词汇。

所以看她在狱中所写的大量文字，基本上已经看不出毛时代留下的痕迹。“抒情时代”给她的痕迹都褪去了，她回到了那个多元的时代。她的色彩还是叙事的、生活的，尤其是她最后的文字，几乎可以看作是她的绝笔，就是向她妈妈要吃的。

要吃的其实那些东西就隐含着她要死了。所以她说“斋斋我，第一要紧的是猪头三牲”：“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祭祀才用猪头、猪尾巴。那是1968年的1月14日，那一刻她要表达什么?除了想到了死亡的临近，她真的是对吃的充满了向往，狱中人的那种向往，所以她里面开了一锅牛肉、一锅羊肉、一只咸猪头……，还要吃什么、吃什么，一张信纸上都写满了要吃的东西。

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跟时代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诗人跟一个“抒情时代”的冲突。她不是一个抒情诗人，骨子里还是一个叙事的、生活中的人，是一个追求平凡生活、追求人间生活的人，却不幸生在那样一个时代里，不容许一个人按照正常的状态生活下去，所以她最后被抛出去了。

1968年，她被判死刑的4月19日和她被枪毙的4月29日，在那两天的《解放日报》上，我一点都看不到林昭要被枪毙的痕迹，也当然不会有痕迹。这两天的报纸上都印满了伟大领袖的语录和头像，那时报纸已经不再报道新闻了，完全都是口号和表决心。

1968年4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时候公检法都不存在了——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林昭的死刑判决书上面也印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第一条，“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最高指示;第二条，“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林昭真的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她是基督徒，所以她真的是带着她的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了。上面写的也就是这样一条语录。

这个判决书最后，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二款，根据劳动改造条例七十一条，判处林昭死刑。十天后执行了这个判决。那个时候外面正是“文革”热闹的时候，她是悄悄地给枪毙了。过去听说枪毙在龙华，有一个小孩子目睹了，现在看来不一定，到底枪毙在哪里还没找到一个确切地方，很可能就在提篮桥附近，或者就在提篮桥里面，因为提篮桥监狱里有一个枪毙犯人的地方。那个时代什么都顾不上了，法院的程序都没有了，也没有什么游街示众、公审大会。

林昭的故事，表面上终结于1968年4月29日，但是林昭的时代其实没有结束，留下的另一个争议就是林昭到底是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与其说林昭有精神病，不如说，那个时代就是一个真正有精神病的时代。

所谓精神病就是脱离生命常态，脱离社会常态的时代也是精神病的时代，她就是在那个一个时代里被枪杀的。假如她是在病理学上被论断为一个精神病患者，那把她送上刑场的那个时代就是更值得诅咒的一个时代了。如果她不是精神病，把她送上刑场，那照样是一个值得诅咒的时代。要回答她有没有精神病，那是病理学家的事情，但是把她送上刑场的时代一定是一个精神病的时代。

这个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如果林昭在大陆还没有到可以完全公开言说的时候，这样的时代就没有结束。只有到了林昭可以被公开言说，被公开研究，公开被拍成电影，可以公开讨论的时代，那个时代才真正的结束。甚至可以说，林昭真正活着的时代不是1968年4月29日之前，而是在她被枪毙之后，林昭的生命，她的精神生命才真正开始。

林昭在生前并不有名，认识她的就是她的同学、熟人;林昭身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心她，关注她，认识她，所以她的生命是从她死后开始，是从她被送上刑场的那一刻开始。她的时代何时结束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这个时代总有一天要结束。

林昭　是1949年之後在中國公開地，自覺地，清醒地反抗極權暴政的第一人。在紅色恐怖的年代，林昭從一個純潔的追隨者轉變成對它徹底批判的毫不畏懼的反抗者。在長達八年的監獄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髮卡刺破自己的手指,用自己的鮮血書寫了幾十萬字的血的聲明、詩歌和思想筆記。本片紀錄了尋訪者在當下社會中遇到的人和事，呈現出林昭聖女般的精神以及那一段慘痛的歷史。

導演介紹：

胡傑導演生於中國山東省濟南市，曾經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習油畫專業。1995年3月，開展獨立紀錄片製作至今。參與過包括英國牛津國際紀錄片電影節在內的多項國際紀錄片影展，並與2007年在上海迷倉電影獲得電影犧牲獎（即二等獎），2008年獲得第一屆華語紀錄片影展冠軍。（資料來自「陽光華語紀錄片獎」網頁）

節錄香港影評家石琪先生@2004年7月10日明報影話專欄：

「《尋找林昭的靈魂》由胡杰自費製片、導演、剪接，並擔任主要的採訪人和攝影師。 胡杰撰文自述原任電視公職，自從1999年聽到林昭事蹟，便辭職去拍攝林昭紀錄片，現在版本就是由1999年6月拍到2004年3月。

林昭是誰﹖我看了那些文章和紀錄片才知道她本名彭令昭，1933年生於蘇州名門，讀過基督教學校。中共「解放」後她曾熱心革命，參加土改，並成為北京大學著名才女學生。但在1957年毛澤東「反右整風」時成為「右派」，多次被捕入獄。她堅持不悔改，還在獄中用筆墨和血書寫出數十萬字詩文，表明反極權反暴政，爭自由信耶穌。1968年她被秘密槍決，官方還向她的母親索取五分錢子彈費。

現在紀錄片不可能出現林昭的活動影像，幸而找到她一些黑白照片，她有着「上鏡」的明星感外形，這一點無疑很重要，否則「有才無貌」便不易引起廣泛注意。林昭被形容為像林黛玉多愁善感，又多才多藝，而且像聖女貞德、黑獄烈士，甘受苦難而不屈。她亦顯然浪漫多情，不少男生追求她，至少有過兩位「未婚夫」。胡杰在片中到處奔波查訪，雖然無法進入上海提籃橋監獄內，但找到林昭的骨灰、遺髮和書信，以及獄中不少詩文，有血有淚。片中主體是訪問現存的林昭舊同學、舊戰友、舊情人，在蒼老年齡憶述青春往事，充滿感慨。

由於官方的林昭檔案至今仍列為「絕密」，未能公開，獨立紀錄片亦受條件所限，只能間接描述，但已經大膽、難得了。林昭有時在信中畫小貓代替簽名，應該是位愛貓的人。片中另一感人片段，是其中一位「未婚夫」回憶探監時見到林昭最後一面的情景，並保存她當時送他的紙船禮物。」

丁东小群| 胡杰的探索

屈指算来，我们和胡杰相识已经16年。

2003年9月，胡杰带着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来北京征求意见。崔卫平知道我从事民间思想研究，邀请我们去她家看片子。我第一次和胡杰见面。片子放完了，电影界的专家从专业的角度指出了一些缺点，而我则久久地沉浸在思想的震撼之中。我的直觉是，胡杰这部作品，将成为中国纪录片的经典之作。分手的时候，我告诉胡杰，我有一位邻居许兰亭先生是林昭的北大同学，1957年的难友，如果有意采访，我可以介绍。过了几天，胡杰来到我家，我带他采访了许兰亭，还和胡杰长谈了一番。

我了解到，他为拍摄这部片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原来他接触到林昭的事迹，就开始了锲而不舍地寻找。一度成了文化个体户，靠给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从事摄影服务为生。在长达四年之久的对林昭知情人的追寻当中，他先后投入十万元。因为经济拮据，外出采访乘硬座车是常有的事。有时好不容易查询到一个采访线索，因为手里没钱，只好为挣钱而奔波。钱挣到了，采访对象却已经病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让他扼腕叹息。胡杰是个踏实低调的人，言谈话语间没有张扬自己的意思。但我却为他的选择而深深感动。我向他赠送《顾准日记》、《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顾准、遇罗克、王申酉和林昭一样，都是黑暗年代的思想先驱。我觉得，这是向胡杰表示敬意的最恰当的方式。

2004年春节过后，我们到中文大学访问，作了关于文革民间思想的搜集整理与出版的学术演讲，同时介绍了胡杰的纪录片。我讲完了，去会另一个朋友，将胡杰的片子留给中文大学的师生观摩。第二天，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告诉我，许多年轻的学生，和已经不年轻的教授，看了这部片子都哭了。她当即表示，我们要邀请胡杰来做学术访问。

接着，我途经广州，在中山大学见到了一位熟悉的女教授，和她说起这件事。她把胡杰的片子拿去连夜看了。第二天就问我，怎么和胡杰联系？我要请他来。我们当即和胡杰通了电话。一个多月以后，她在中山大学的广州校区和珠海校区，举办了“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胡杰纪录片影展”，放映了包括《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内的六部片子，引起了又一次轰动。她还邀请胡杰担任中山大学驻校艺术家，解决他经济收入的燃眉之急，同时和胡杰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优秀纪录片。

后来，胡杰到北京拍摄《我虽死去》，我和他又在王晶垚家相遇。

2014年11月18日，我和小群去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参加胡杰画展开幕式。画展原定11上旬开幕，因特殊情况，有关部门要求把画展开幕时间推迟。当时他已完成了30多部纪录片。其中《星火》一片，刚刚在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获奖。反右运动以后，一批兰州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遣送到天水地区农村劳动改造。在那里，他们目睹了大跃进的荒唐和饿殍遍野的惨烈。其中的几个人，办了一个油印的地下刊物，取名《星火》。他们自己写文章，从理论上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批判。他们与林昭取得了联系，林昭的长诗也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当然，他们厄运难逃，办刊人和撰稿人都被捕了，判处刑期不等的徒刑。文革中，数人被升级为死刑立即执行，如张春元、林昭，和给予他们同情和帮助的县委书记杜映华。胡杰费尽千辛万苦，总算找到了这份油印刊物的原件，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不甘沉默、不屈抗争的宝贵一页。

胡杰在天津等待期间，他看到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有木刻材料，于是拿起刻刀，创作一组木刻《要有光》。虽然是临时创作，但画中的想法延续了《星火》的思考。他的木刻以饥饿为主题。在铁路交叉的路边，饥饿的妇女会为了一小块窝头而同一位陌生人走向他乡；有三幅捧着大碗的画面：有人想到为省一份口粮而上吊的妻子；有人想到已经饿死的孩子；有人做着玫瑰般的梦；还有乳袋下垂嚎啕着的母亲和领着孩子们乞讨的母亲，等等。白黑之间，干净而有力，画中都是肋骨嶙峋饥饿的人，视觉冲击力很强。在我有限的欣赏经验里，自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以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样震撼人心的木刻作品。从中不但读到了深刻的当代主题，还看到了独特的造型语言。我当即向他表示，你的木刻版画独树一帜。小群随后也撰写了评介文章，在杂志上发表。

其后的几年里，胡杰又创作出一批出色的木刻版画作品，在国内外都得到好评。一个艺术家，能够在一个领域引领时代风骚已经不易。胡杰能在两个领域取得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实在难得。

最近看了两个艺术家的传记片，主人公一是梵高，一是高更。他们都是世界艺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如今不论哪国博物馆，都以拥有他们的遗作为荣，偶然流入拍卖市场便达到天价。但他们生前都穷困潦倒，连维持温饱都异常艰难。或许，这正是世界上一些艺术先驱的宿命。在中国，这种宿命同样存在。艺术家造诣的高低，与当下市场的收益，背离和错位是常态。一些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仍在重蹈梵高和高更的覆辙。胡杰的纪录片和木刻版画，虽然得到中外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敬意，但不能带来经济上的丰硕回报。他和妻子仍然过着俭朴的生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胡杰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还将继续前行。

2020年4月29 日，林昭52年忌日之际，周云蓬的《四月挽歌》再次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

《四月挽歌》

周云蓬

交给陌生人五分钱

妈妈买了一颗子弹

该把它放到哪里去

想看见又害怕看见

妈妈成了一个小姑娘

光着脚跑到大街上

她想把子弹藏起来

躲开众人的目光

时间请你停下

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让她跑完所有的街道再放她死去吧

在一条街的转弯处

一群孩子追上了她

慌忙中她把子弹藏进了

她女儿的身体里

她又把女儿埋在了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谁也别想找到她了

谁也别想找到她

谁也别想找到她了

谁也别想找到她

在苏州城的阊门外

梦中的家门窗紧闭

只有海鸥从海上飞来

报告大海依然胜利

报告亲人们早已离散

再没有什么消息啦

没有什么消息了

没有什么消息

林昭狱中家信：

   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

   我要吃呀，妈妈！

   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

   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

   没钱你借债去。

   鱼也别少了我的，

   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

   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

   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

   再弄点鲞鱼下饭。

   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

   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

   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

   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糕、开口笑。

   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

   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

   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

   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

   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

   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

   妈妈你来斋斋我啊，

   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

   猪尾巴——猪头！猪尾巴？——猪头！

   猪尾巴！——猪头！猪头！猪头！

   肉松买福建式的，油多一些。

   买几只文旦给我，要大，装在网袋里好了。

   咸蛋买臭的，因可下饭，装在蒲包里。

   煮的东西都不要切。

   哦，别忘了，还要些罐头。

   昨天买到一个，酱汁肉，半斤，好吃，嵌着牙缝了！

   别的——慢慢要罢。

林昭附注：

   嘿！写完了自己看看一笑！

   尘世几逢开口笑，

   小花须插满头归！还有哩：

   举世皆从忙里老，

   谁人肯向死前休！

   致以女儿的爱恋，

   我的妈妈！

怒狮7 | 纪念林昭——有的人永远不会被历史忘记

“林昭？那是谁？”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时偶然问到这个问题，胡杰根本不会和这位40多年前死去的、与他毫无关系的女性产生什么联系。

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问题，寻找“答案”的过程却日渐漫长，以至于他不得不辞去公职，将其作为一个“个体事业”。5年里，在对80多人的寻访过程中，他倔强、百折不挠地坚持着，使许多紧闭了几十年的嘴终于张开———关于林昭，他们甚至对家人也很少提起。胡杰越来越认识到：找回林昭，重新审视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对于今天的我们，绝对是一种精神财富”。

林昭生活的时代已离我们远去了。对于中国的青年一代，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反右”时期，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曾存在”的时代。在他们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样为人所熟悉。

然而历史总是要顽强地呈现出本来面目。冥冥之中，飞机机械师出身的胡杰，像组装上万个飞机零件一样，重新组装这段历史，重现那个被人遗忘的杰出的中国女性。

这笔“财富”，现在以一部纪录片的形式，被无数人默默传看着，虽然它还尚未完成，还在不断地补充新的材料，不断地更新。纪录片引出泪水、震惊、愤慨和无尽的沉思。

林昭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林昭被枪杀时，胡杰只有10岁。他那时是一名在学校里高喊口号打倒老师的“红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杰握紧拳头，向天空挥舞着。他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人是“反革命”，这三个字又代表了什么。如今再次回想当时的场景，他觉得可笑又无奈。林昭就在被小胡杰要“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杰看来，她的一生，却是最最坚定、最最“革命”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她十几岁，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时，便已萌发。

在胡杰寻访到的一份林昭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段她家庭及历史情况的简略描述：

母系苏州民革委员、政协委员，早年参加共产党，后又参加国民党，抗战时期偕同林昭一起坐过牢；父系伪官吏，反革命管制分子，管制期间畏罪自杀。

这并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员的实际情况。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于苏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许金元，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的负责人，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沉入长江。

母亲许宪民，自16岁便在哥哥影响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许宪民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在一系列有利身份的掩护下，她资助共产党地下电台的建立，提供收发电报的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胡杰找到了一张林昭此时的照片，她将两条长长的辫子卷在耳后，晒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面色憔悴。她或许处于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许正为自己的“不上进”感到焦灼。

“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在文学方面基础深厚，但她还是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能成为毛泽东时代最优秀的记者。

“她笑着，两条小辫子从后面挂出来，穿一件白色的衬衫，工人裤，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张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杰形容她记忆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觉得她走起路来轻柔的样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几句词：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

在这里，林昭疯狂地阅读了大量她喜欢的书籍，同学们常常看见她从图书馆抱出满满一怀的线装书。没人知道她阅读和思考的结果。她观察到现实生活并非如她想像得美好，从而陷入了“爱与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气中，她成长着，思考着。在想到自己曾亲自揭发过母亲的“罪行”时，她痛苦得哭出来，写信给母亲发誓说：“今后宁可到河里、井里去死，决不再说违心话！”

这种对亲情、对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许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转折。

张元勋，林昭当年的北大同学，向胡杰讲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夜晚，在北大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批判“大字报中的话是反革命煽动”的舌战正在展开。张元勋因为贴出了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而处于猛烈攻击的焦点，讨伐进行得“声嘶力竭，语无伦次”。这时，一名女学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静的女中音使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今天晚上的会是什么会？是演讲会还是斗争会？斗争会是谈不上的，因为今天不需要斗争。斗争谁？张元勋吗？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们一斗？我们不是号召党外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

话音未落，一声怒吼从黑暗的人群中传来：“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点儿声音也没有。她稍停，又说：“告诉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既然来了，就不考虑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日！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个悲壮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在胡杰的考证中，林昭并非因为赞同张元勋的言论而跳上桌子为他申辩。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这段时期，她在日记中写道：“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该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这个夜晚成为林昭生活的转折点。不久，她成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这个数字占当时北大学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还多），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刀在口上之日”，这句精彩的即兴演讲，成为林昭短暂一生的缩写。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我知道的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陈爱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忆说：“不仅不检讨，还在会上公开顶撞。有人对她说，你是什么观点，讲出来。林昭回答：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

“平心而论，林昭那时的言论，实际上都是常识。”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学在接受胡杰的采访时说。这名同学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无芥蒂，仍然同他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没敢吭声”，也“从来没和别人谈过”。

“但我们那时处于历史的低谷，把常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面对胡杰，他激动地挥着右手，一遍遍地重复：“实际上就是这样：说出常识就是反革命！”

这名“左派”同学在经过长时间考虑后，同意接受胡杰的采访。

这位70多岁的老人，电话里沉稳平静，在为胡杰打开家门的那一刹那，却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着对惊呆的胡杰说：“马克思说：法兰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他顿了顿：“我觉得，林昭就是一个有着那样骨气的人。”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

“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记录中，这样写道：“林犯关押几年来，一贯拒不接受教育，书写了大量的反动血书，虽经工作人员多方教育，并采取了单独关押，专人负责管教，家属规劝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开扬言：永远不放弃宗旨而改变立场。”

她的宗旨和立场的确从未改变。无论是革命时期、土改时期，还是反右之后，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爱、和睦。狱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时期的信仰，只有简单的两个字———人性！

张元勋，是胡杰采访到的惟一一位见过狱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张元勋结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后，以未婚夫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了林昭。监狱同意他与林昭见面的条件是：说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给她买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铁扦子一个个插进去检查。

“进来十几个武警，每个都带着枪，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接见场面。又有脚步响，林昭来了，一个女狱医搀着她，后面有两个武警带枪跟着。

“她穿一件白色衬衣，很脏。外面披着夹的外套，也很破旧。手里抱着一个破布包。头发很长，最明显的是，三分之一的头发都白了。头上顶了一块手绢，上面是血写的字———冤！

“她一进门，站住了，看见我，嫣然一笑。整个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后来别人告诉我，从来没见她这么笑过。

“她对我说：我现在趁此机会告诉你，万一有一天我死了，母亲、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请你多多关照他们，他们太可怜了，千万千万。说完，她就哭了。”

临别时，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件礼物。张元勋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纸叠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20多年后，风浪归于平静，沧海上的那一叶白帆却永远消失了，但风浪带来的恐惧却并没有消失。

林昭当年的朋友和同学，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寻找并说服他们，接受这样一部历史纪录片的拍摄，就像他们幸存于那个时代一样艰难。

面对胡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谁？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他们面前的这个40多岁的汉子，当过兵，身体强壮，一脸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绍信，也没有工作证明。他只是一再诚恳而温和地说：“留下这段历史的记录，对我们的未来很重要。”

一个初次接待胡杰的人，把他关在防盗门外，隔着铁栅栏，严厉而冷漠地说了40分钟拒绝的话。他最后打开门时，只说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林昭，我绝对不会让你跨进这个门一步。”

另一个最初很坚决地拒绝了胡杰的人，答应在胡杰离开前最后与他见一面。胡杰并没有再次要求他回忆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从小到大的生活：参军，去朝鲜战场，因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农场劳动……老人说着说着，突然老泪纵横。他亲眼看见许多人被饿死，他和另外几个还算强壮的人负责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再去时，都会发现新坟都被刨开了，那是周围的老百姓来偷走裹尸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后，他离开了农场，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被“保外就医”的林昭。没过多久，便因与林昭相识，开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开始拍！”胡杰擦擦溢满眼眶的泪水，坚定地说。

对方默默地点点头。这一天，他们在胡杰住的简陋的旅馆聊了五六个小时。直到离开时，这个人才承认，他本来打算一字不吐，来挨胡杰一顿臭骂，然后便坦然回家的。“绝不能让我的孩子知道这段痛苦的经历。”不止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胡杰说，“太残忍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想起，山那边的一盏灯。在冷雾凄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独地、美丽的、凛然不可侵犯地亮着，以她的光，尽可能远地摒弃着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断的恋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乐人帮助，将林昭当年创作的一首歌的词曲记录下来。

胡杰找到他那天，天飘着雪花儿，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着这首他们年轻时共同歌唱过的《呼唤》：“在暴风雨的夜，我怀念着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风，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飞出去寻找你……”

当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纸文书宣告平反时，他们已年近半百。他们在牢狱中度过了最有创造力和智慧最发达的年华。

林昭看不到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枪决于上海龙华机场。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里，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枪决。家属要交5分钱子弹费。”

母亲许宪民听到后，立刻晕倒在地。有人说，她不久后就疯了。7年后，这个当年坚定的抗日分子、热情帮助过共产党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滩街头。

她的亲友后来从一位狱医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枪决那天，是从提篮桥监狱卫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来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终在反抗与呼喊。这位狱医吓得躲进隔壁的病房，听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对他道“永别”。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决书上，林昭愤然写下《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血书。12年后，她的预言应验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为右派平反后，开始内心平静地相互联系时，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学和老师在那一年年底为林昭召开了追悼会，没有骨灰，只摆放了一束林昭的头发，和一张遗像。照片上，林昭梳着两条麻花辫，双眼沉静、忧伤而略带笑意。

在这个追悼会上，出现了一副无字的挽联———

上联是：？下联是：！

事隔20多年，当胡杰再次追寻那个充满了回忆的悲恸与无奈的惋惜的场面时，却无人能回忆起这副挽联的作者，但他们都承认，这的确是对林昭一生最好的诠释与哀悼，或许，也是对他们所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一副含义最为深刻的挽联。

5年来，胡杰并不孤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他提供经济援助，或尽自己所能寻找线索。在这支日渐庞大的队伍中，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有声名显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会不久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胡杰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社长穆青等人写的长篇报道《历史的审判》，里面简要记述了林昭的命运，“她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但穆青“解释”了胡杰们这样做的意义———

也许在若干年以后，我们的后代对上述这一切将难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确实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实。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曾经为它感到极度的羞耻。请不要轻视这种羞耻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耻，那它就会像一头准备向前扑去而往后退缩的狮子”。

有的人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这就是历史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