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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野兽爱智慧》

野兽按:十五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在追更的华人学者已经没有几个了。徐贲先生是其中之一,现在回头看,他的写作是公民写作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今天下午三点,应约要在网络上视频直播分享他的《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在公共说理这方面,中国大陆没有进步,反而一直在退步中。作为一个公民,也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巧的是我的个人微信号因为在朋友圈分享端传媒的一篇深度文章:从信任危机到世界救星,中国政府如何重建“大国自信”叙事 而被封号了。而且封号后想在另一个微信号说明原因的朋友圈也被屏蔽了。再次验证了徐贲先生在《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始于1968年、旨在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干校”,距今已经整整五十二年。它是1949年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长期“强制说服”过程的后期阶段。摄:VCG via Getty Images


长期主导和影响中国公共言论的独语式宣传是造成中国不讲理,非理性公共语言的主要力量。这种宣传语言充斥着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大众传媒、文化产品、教育用书中,成为对民众语言的日常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潜移默化作用。它对人们事理认知,说理方式,心理期待,逻辑运用,语言习惯都有深远而持久的负面影响。

细读既是学习并实践公民思想的人文训练,也是一种“自由教育”,至少让思想免受极权雾霾的侵袭。

说理的交流特别得借助于文字。逻辑谬误出现在口头话语中,因为一句接一句,往往不可能一下子“听”出来。当然,在文字表述中,如果只是“粗读”,也是读不出来的。所以,说理教育的一项基本的学习和阅读训练就是“细读”。

细读是一种专注的阅读,也是一种开放式的阅读。细读要求读者先搁置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评估文本是否能够自圆其说、言之有理、论之有据。逻辑是评估的关键部分,但并非全部。细读还要对文本的内容有所思考和判断的,看它是否符合普遍道义原则,如尊重他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

说理反对极权宣传的理由不仅是因为极权宣传不逻辑、非理性,而且更是因为极权宣传的目的是帮助维护一种专制、排斥、迫害、不民主、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细读的人不是一个被动的文本阅读者,而是一个以价值判断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独立思想者。

2020年3月22日,周日,庚子年二月二十九,03:29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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