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爱智慧
野兽爱智慧

阅读·实修·转化

为何美国这个医疗技术如此进步的国家,会在面对本土疫情爆发时如此捉襟见肘?

新冠肺炎(COVID-19)入侵美国纽约、华盛顿两大都会圈。截至3月10日,纽约市确诊16例、首都华盛顿特区确诊两例,同时有数百人在被监测中。若算上纽约市所在的纽约州和两个城市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有近160人确诊。甚至在美国高层政治人物出席的场合上,均有确诊病例发现。

有三位国会议员宣布暂停公开露面,进行自我隔离。他们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Ted Cruz、亚利桑那州众议员Paul Gosar和佛罗里达众议员Matt Gaetz。

他们均参加了2月26日至29日在华盛顿特区近郊马里兰举行的保守党政治行动会议,其中一名与会者在会后被确诊新冠肺炎,而三位议员曾与这位确诊病例多次握手。出现在这场会议上的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

2020年2月29日马里兰州,于CPAC会议特朗普总统将头放在美国国旗上。摄:Tasos Katopodis/Getty Images


另据白宫的记录,Matt Gaetz还曾在3月9日周一和特朗普总统同乘空军一号。他是在下了飞机几小时后才宣布自我隔离的。

在3月9日清晨的福克斯(Fox)电视节目里,白宫新闻秘书Stephanie Grisham尚表示特朗普总统并不担心。“不,完全不。这就好像流感一样。(No. Not at all. Agai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like a flu.)”她回答电视记者提问时说,“特朗普总统坚持洗手,也一直用消毒剂。他一点也不担心。”

3月1日至3日,在华盛顿国会山举行的另一场政治会议之后,也发现了两个确诊案例。这是美国亲以色列游说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举办的年会,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内尔、财阀布隆伯格等均有出席,与会者还包括总数超过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会后并一同游览国会山。

肺炎以另一种形式“烧”到了白宫。由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和沙特启动石油价格战,3月9日美国时间周一,美股开盘暴跌7%,开盘仅4分钟就暂时停止交易。这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后首次发生熔断事件。特朗普在周一一早连发数条推特,称“油价下跌对消费者是好事”,还将股市下跌归咎于假新闻,进而安抚市场。

“去年有3万7千美国人死于普通流感……什么都没有停止,生活和经济仍在继续。目前我们新冠肺炎确诊546例,22人死亡。你们想一想!”特朗普在推特上说。

经济一直是特朗普寻求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连任的重要砝码。美国东部时间3月9日傍晚,特朗普在白宫召开记者发布会,表示为对抗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正在讨论减税和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航空业、游轮业和酒店业等。

他同时坚称,美国是第一个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的国家,有效阻止了疫情扩散。副总统彭斯在会上表示,疫情在美国扩散的风险仍然较低。同时,白宫在这周将邀请数位经济、金融业人士座谈,包括高盛CEO David Solomon等。

2020年3月3日,纽约时代广场不少人人戴上口罩。摄:Eduardo Munoz / VIEWpress via Getty Images

为何美国这个医疗技术如此进步的国家,会在面对本土疫情爆发时如此捉襟见肘?

美国疾病管制局在二月底就发出警告,指这场肺炎不是一个“是否会大流行”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会大流行”的问题。即便疾病管制局给了这么严厉的警告,川普(特朗普)仍然通过媒体声称,肺炎影响不会过于严重;而CDC和美国的医生们也到处强调口罩用处不大,必须要留给医院员工使用。

在这样混乱的信息下,毫不意外的,美国民众对于新冠病毒的态度也沿着政治倾向极化:共和党支持者倾向于大事化小,而民主党支持者则认为事态严重;大部分自由派媒体也都严厉批评川普政府刻意弱化疫情、抨击疾管局与食药署的指挥防疫体系混乱;保守派媒体则在评论性节目上赞扬川普的处理并攻击民主党阻挠政府防疫。

从各国面对疫情爆发时所采取的举措来看,国家能做的无非是通过断航、隔离检疫等手段限制境外移入案例,以遏止疫情的本土扩散;而当疫情不幸有本土扩散的状态时,国家能做的也就是征用、动员医疗资源来防止损害扩大。重要的是,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快且彻底地采取上述手段,会影响到疫情防治的效率。

为何美国这个医疗技术如此进步的国家,会在面对本土疫情爆发时如此捉襟见肘?这更多的是政治而不是医疗技术问题。

强大的联邦政府与弱势的州政府

这次美国的本土爆发,自由派媒体与评论者都将矛头指向川普政府,批评其准备不足以及刻意忽悠民众。但即便个别政治人物为了选举与金融市场稳定,而刻意弱化这次疫情的严重性,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们仍有非常强的危机意识。

这从一月底美国领先各国决定断航、撤侨以及对非美国居民施行严格的入境管制就可以看得出来。CDC在疫情尚未在美国爆发时,就快速的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来避免疫情的本土传播。

那为何原本非常有效率的CDC没有发现,病毒可能已经在华盛顿州的社区传播了一个多月?这要从美国非常独特的联邦体制说起。

美国采取联邦制,而联邦制在政策与制度上的本质意义,是美国的宪法对于联邦政府“可以做什么事情”做了列举性规定(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项中列举了联邦政府可以管的事项)。其中包含了铸币、铺路、建军、收税以及管制跨州商业行为等等。

这规定是美国建国时,北方与南方代表妥协的结果:北方的工商业菁英希望一个强而有力的联邦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而南方仰赖土地与黑奴的地主菁英只希望一个有限度的小政府就好。或许是因为公共卫生概念在当时不被当成“国家”的核心权力,在这些被列举的联邦权力中,公卫并不包含其中。

2020年3月5日,纽约市地下铁的乘客戴着口罩。摄: 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随着美国的国土、人口与贸易活动的增加,联邦政府势必要更多的介入各种事务。也就是在这背景下,1933年罗斯福开启的新政让联邦政府以保障跨州商业或是征税等等宪法列举的理由,介入管制医疗以及公共卫生。

在这背景下,当代美国公共卫生最重要的几个机关,经由1939年的《政府组织改造法案》,而成为我们今天知道的样子。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从海军医院实验室蜕变而成的国家卫生院、从疟疾防治局演变而来的疾病管制局,以及从农业部独立出来的食物药物管理署。

经过长期的投资,这些机关都成为了医疗以及生物科学界的权威机构,长期与美国一流大学合作,产出各种研究以及权威性意见。但在资金充足且具有科学权威的联邦机关中产生的意见,却并不一定为各州所采纳以及执行。

这是因为在联邦主义的框架下,联邦机关再怎么介入也不能完全深入到各州的具体执行层面上。联邦机关只能借由发布指引来建议各州配合,如果各州不配合,联邦机关最强而有力的武器只是扣起发给各州的补助款项,以“胁迫”各州配合。

集权与分权的张力,在面对新型传染病时就会出现反应速度太慢的问题。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检疫隔离:疾管局无权强制要求各地医院隔离检疫新冠肺炎疑似病患,这一要求必须要由各州州长,宣布医疗紧急状态后才能进行;又比如检测试剂的发放,由于食药署规定未被确认的医疗检测方法,只能由全美唯一的疾管局实验室来操作,而新冠病毒检测恰在这一范围。批评者指这种集中检疫的方法拖慢了美国的防疫,也使得尚未确诊的病人带来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

可见,当公共卫生事务遭遇联邦与州的资源与权力协调时,就会看出联邦系统的弱点:具有资源且能力强的是联邦政府,但具有管理基层事务权限的是州与其他地方政府,加上各州政府的能力又参差不齐,跟不上传染病的快速传播,应对自然也就慢很多。简言之,这样的强联邦/弱地方政府的状况,让灾难应变与重建变得更为困难。

市场导向的医疗服务业

让事情更为棘手的是全面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业体制。美国有全世界绝无仅有的、非常倚赖保险市场的医疗服务业体系,在这个系统下,雇员的医疗保险情况,取决于雇主愿意花多少钱从保险市场上购买。

如此市场导向的医疗服务业造成的后果是,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或是只有便宜但很烂的医疗保险。导致人们即便有感冒症状也习惯性的不就医,而如果不就医,就没有办法检测、也没有办法确诊。

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更为切身的问题是新冠肺炎检测,到底会不会被纳入保险给付范围,或联邦政府愿不愿意买单。如果政府没有办法保证低廉的检测费用的话,那可能就有感染者没有就医,继而成为病毒传播源。

更大的问题是,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与死亡率会沿著社会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区隔,高社经地位、有良好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可以享受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服务,而低社经地位的人,连看医生都不敢看。

病毒扩散暴露各种政治体制的弱点,对美国来说,没有办法同步协调的联邦与州政府,在需要快速协调资源的情况下就会变得非常的没有效率。或许真如许多专家预测的,新冠肺炎会常态化成为流行病并与人类长期共存,而各国要如何调整应对,都会是一个大的挑战。

2020年3月10日,意大利那不勒斯,医务人员检查旅客提问。摄:Getty Images


随着塞浦路斯3月9日通报出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病毒已蔓延到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

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3月10日感染人数已超过1万,死亡人数达631人,当日新增168名感染者死亡。意大利政府日前已宣布全国范围限制出行举措,并取消一切体育比赛等公共活动,要求国民尽量待在家中。

西班牙、法国、德国也是欧洲重灾区。截至3月10日,西班牙累计确诊1690名感染者,35人死亡;法国累计确诊1784人,30人死亡;德国累计确诊1458人,2人死亡。

欧盟国家彼此之间加强防范措施。奥地利(158人感染)周二起禁止所有意大利人入境;西班牙周三起暂停来自意大利直飞航班两周;罗马尼亚、匈牙利等数国亦暂停来自意大利部分地区航班;波兰(22人感染)已对德国、捷克(61人感染)边境启动健康检查。

面对疫情在世界蔓延的现状,让我们回到源头。

武汉肺炎疫区,流传一个笑话:如果时光倒流一个月,你带著病毒肆虐的真相,能够回去拉响警报、拯救世界吗?答案是不能,你只会成为第九个被惩处的「造谣者」。

这个黑色幽默的笑话,透露三个信息:1. 人们都知道,有警报,但没有响。2. 人们都知道,有警报,但不会响。3. 当警报机制失灵,灾难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发源于武汉,肆虐整个中国,乃至蔓延世界的这场瘟疫,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人祸。

从12月1日,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发病,到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中间经过了整整54天。在封城之前,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各城市街头,几乎还无人戴口罩。公众的警觉,是从一座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被封锁,才被唤醒,意识到「出事了」的。

当然已经迟了。1月24日是华人的除夕,1月10日就启动的「春运」,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十几亿人次在中国境内外迁徙,已经整整14天。武汉官员后来承认的数字是,仅仅武汉一城,在封锁之前,已经有500万人随着春运离开,其中一大部分回到了湖北各个市镇县乡的老家,另外近一半,去到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地。

而在1月23日封城之前,在极为严苛的新冠肺炎确诊条件下,仅仅是武汉的医护人员,就确诊了22例,更不要说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的发烧患者。

1月23日之后发生的事,全世界都知道了。

武汉城内,生灵涂炭。新冠病毒本身的致死率之外,还因为疫情高密度爆发带来医疗资源挤兑,长时间陷入短缺绝境;军事化封城停止物流交通,又带来大量慢性病人群药物短缺,各类重症致死人数,远超官方可以统计和公布的数字。

武汉城外,人人自危。从城市、到地区、到国家,相继封锁,交通停运,航班取消,活动暂停,全球化社会如毛细血管般运作的所有人流、物流,猛地按下暂停键,但也挡不住仍在不断攀升的感染数字。

病毒一旦失控成为瘟疫,就自有其生长与扩散逻辑,一刀切的军事化措施,效用已然有限。而在集中爆发的疫区,如何在持久战中,既维持生活,也尽力降低死亡率,更是考验国家的医疗基础工程,与政府深入基层的组织及治理能力。

封城之前,预警系统层层失灵

中国大陆的新闻记者在严格的审查机制下,冲破封锁,不顾病毒的威胁,十几家媒体、几十名记者不停歇地接力,从第一线带回了疫情复盘的关键资讯。这些来自医生、病患、家属与科学家的证词,尽管都被包装在软性的人物与救灾故事中讲述,有心人仍然一眼就可以辨认,那些揭开系统失灵原因的关键时间点。

正常的预警机制理应是,当一线医院发现病例,一方面通报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一方面通报医学科研机构,前者做出公共卫生安排,提前部署医疗资源、部署对内对外的响应和通报机制、部署资讯公开和公众预防教育,防止疫情扩散;后者追查病毒源头,研究医学专业应对方案,联合国际力量试验药物、突破疫苗,以科学控制疫情。

但人们看到的是,在医院第一时间上报,科研人员也第一时间知情之后,中国政府的卫生管理部门,一方面的确启动了内部调查,一方面,在「新增确诊人数」、「人传人」、「医护感染」三个关键指标的通报上,向公众持续隐瞒、说谎。

2020年3月4日,武汉一个穿着保护衣的人。图: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封城之后,公卫治理级级失效

千万人口的城市突然封闭,进入戒严状态,所有人都意识到,疫情爆发已然发生。

为什么在12月政府已经知情的情况下,没有提前准备?为什么在决定武汉要封城之前,没有从各省调拨?为什么在封城之后,没有看到官方调配资源的努力?

在网络上,心急如焚的民间社会行动起来,人们自发组成无数的志愿小组,有人在城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接送医护上下班;有人成立物资组,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厂商捐款购买大量口罩、防护服,送往武汉和湖北各县市医院的前线;有人成立病患帮助小组,想方设法帮助病势凶猛却无法入院、在网上求救的个人及家庭,协调稀缺的医院资源,或者提供心理支持。

如果抗疫如同作战,医护就如战士,医疗物资就如粮草。在武汉这个中国的抗疫最前线,人们看到的是,作战指令刚下达,前线就已经粮草不保,战士病倒,甚至不是因为资源耗尽,而是官家调配不力,又不开放社会自救。

与此同时,从武汉市、湖北省、科研机构、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乃至中央,开始了一场大型的官员推卸责任表演。令病毒爆发成为瘟疫的责任链条中,每一个中间环节的负责人,都出来接受媒体採访,试图隐晦地把责任往上推:我在12月时已经上报,我没有自行决定的权力⋯⋯

医生说我告诉疾控中心了,疾控中心说我告诉地方政府了,地方政府说我上报了,省政府说我也上报了,那一层层往上,责任在谁呢?

北京直到除夕过后,大年初一,才成立了防疫小组。宣布成立小组时,作为责任人的组长竟悬空了一天,才宣布由李克强担任。而后,在防疫战中露面很少的习近平会见WHO秘书长,为了稳住局面,公开说,这是我「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防疫战。

而此时,武汉当地的至少13家主要医院,已经爆发了院内感染。根据官方数字,武汉定点医院一共有病床8254张,已全部用满;有20629人被要求居家隔离;有5425名轻症或疑似患者,搬入宾馆或体育场集中隔离。在武汉,新冠肺炎的致死率高达4.3%,重症死亡率直逼15%,远高于中国其它地区平均水平的0.2%。更不要说,这只是官方统计,有许多人,在确诊之前已经病逝,无法被统计入死亡名单。

举国体制因何失灵?

中国一向被认为擅长「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举国体制,在紧急动员上有民主国家没有的效率优势,这种优势常常体现在救灾,比如水灾、风灾、地震,甚至短期的金融危机(不计长期后果的话)。但这一次发生了什么?

病毒不比地震,瘟疫是病毒长期、动态与社会紧密互动的过程,不是一次大灾害,而是一连串无止尽的次生灾害。地震、海啸当然都有次生灾害,但破坏程度远远低于主体灾害本身。对地震来说,救援重点在震后72小时,军事化的组织动员可以在这样短时间内发挥高效。

但瘟疫不同,病毒如水蔓延,无边无际,有潜伏期,无法简单提前标记隔离,有治疗期,症状可轻可重可反覆,这样的灾难,真正考验的是这个国家毛细血管般绵密的社会组织网络是否功能良好,考验的是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体系这样无形的基础建设,考验的在资讯公开与恐慌管理之间的公民素养。

但中国模式的发展,恰恰是忽略上述三点的:中共一向扼杀社会组织化的任何苗头与可能,自2012年习执政以来,对基础本就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打压,尤其是对NGO、媒体、律师、宗教团体等组织要件的清洗可谓「斩草除根」式的严酷。

第二,中国GDP的增长,投入在公共医疗、社会养老福利这样的基础设施比例少之又少。

第三,严格的资讯审查机制运行多年,以维稳为目的的欺瞒已经成为宣传体制的身体本能,而民众在这样机制之下,不仅难以获得准确资讯,对资讯的辨别识读能力也很低。

瘟疫考验的不是这个政党自上而下调动资源的能力,而是它自下而上,把资源协调与分配到「最后一公里」去解决问题的基层组织实力。网友形容武汉上空出现的「黑洞」,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的失败。调集资源并不难,而资源到不了需要的人手中,就是组织的失败;一刀切封锁城池并不难,而在与病毒的持久战中,困死了本不该困死的人,就是管理的失败。

在习时代,与此前胡温、江李时代,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中共在走出革命年代、进入稳定执政阶段时,维系各派系均衡乃至基层组织的「分赃体制」被打破了。习的运动式反腐打破了传统官僚阶层的利益分赃结构,但同时,权力并没有以民主改革的方式下放到基层,反而更加往上收拢,在党国体制之上,形成高度的个人独裁。至于信仰,自共产革命破灭以来,并无法通过习推动的「党建」重新建立起来。

结果,今日中国地方官僚系统的懒政、怠政早已成为公开的现象,既然做事无利可图,那么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切跟领导指示,多磕头,少说话,成了习时代的官员,尤其是基层组织极为普遍的基本心态。

如果谣言是他的罪名,我们唯有以真话悼念。

回到开头:如果时光倒流一个月,你预知真相,会回去拉响警报吗?

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有网友重新提起这个笑话,并改变了原来黑色幽默的答案:「如果谣言是他的罪名,我们唯有以真话悼念。」

12月30日,34岁的武汉眼科医生李文亮曾在自己的医生同学群组提醒大家小心,怀疑有新型肺炎病毒开始流传,已经有多例确诊。聊天记录被公开后,他因为「造谣」遭到了当地警方的约谈、警告,还签了「悔过书」。李文亮没有离开岗位,因接触患者自己也感染了新冠肺炎,并在2月1日才最终确诊。

确诊的同一天,他在重症监护病房,以实名接受媒体采访,披露了自己见证疫情发展的过程,还公佈了自己曾因「造谣」签署的「悔过书」。2月6日晚上,李文亮医生去世。他生前所签署的悔过书,在网上流传,刺痛了无数在这场瘟疫中煎熬的人。

警方的悔过书上印着:「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李文亮手写了答案,并按下手印:「明白」。

李文亮并不是英雄,他做了每个普通人都会做的事,走出警察局,乖乖听话,不再多说什么。但人们都知道,一个月后他又实名接受采访,实在是「没有明白」。

2020年2月7日,湖北省武汉市的医院放著已故眼科医生李文亮的照片和鲜花。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捷瓦茨拉夫.哈维尔先前以戏剧家而知名,后来又成为著名的异议人士、哲学家,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和一系列中东欧国家相继发生革命,他在民主化的捷克被选为总统。

在他所拥有的极其耀眼的头衔中,历史将永远记得的是,他是一位促成了后极权主义结束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最大的功绩就在于教导人们如何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尊严地生活,做一个真正的人。

哈维尔出生于1936年10月5日,出生后不到两年半,希特勒的铁蹄就占领了他的祖国。1948年,当他12岁的时候,捷克发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维尔一生迄今为止62年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极权主义之下度过的。

虽然他几乎没有过过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于他相信“潜藏于人民心底的人道的与民主的传统”,坚持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所以始终对极权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为争取真实的生活而奋斗。他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了,最后终于成功了。

哈维尔成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是他所谓的“后极权社会”。哈维尔所用的“后”即英文中的Post,也就是对比于前工业化社会的后工业化社会之“后”,相当于“在……之后”的“后”;这个“后”在英文中更恰当的对应之词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后汉之“后”。因为,哈维尔所说的极权主义社会和后极权主义社会,在法统和道德上并无变化,两者的性质上也没有本质区别。

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呢?后极权主义就是指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和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于是,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社会上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

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每个人都有东西可以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恐惧:“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怕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怕自己不被允许继续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无法在学校里取得必要的升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因处于恐惧之中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呢?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即“在真实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英文是Living in Truth!

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因为,那会使“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正因为如此,哈维尔说:“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

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到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临。”

在捷克,哈维尔相信一定会来临的、但又无法预言的最后打击,终于在1989年11月27日到来了。

哈维尔的主张实际上是“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除此之外,他还加上了第一次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的号召,“从小处着手!”这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或者至少是可以争取做到的。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

2020年2月17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医务人员在工作。图: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人们说真话,动因是什么呢?哈维尔回答说:“良心”。他认为,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也许,阴谋可以使某个人登上某个权力的宝座,但这只不过是他成功的顶峰而已,因为他不可能以阴谋改进和推动社会。

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自从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而哈维尔却提出,要以道德、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因为如此,他把这样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在哈维尔看来,他所处的后极权主义的世界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它是无姓名的、无面目的,没有个性化的人,没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顶多再加上“祖国”、“阶级”这么几个词。

因此,哈维尔开始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义。他说:“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从存在分离出来的“我”,“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

哈维尔并不讳言,他对存在有一种神秘的信仰。他说:“追求存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一个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质上就是对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义,对他自己持有一种信心。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这一切揭示了他与生活的关系。”

他还相信,有“一个无所不在,绝对存在的地平线,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永远应当谦卑。哈维尔在存在与人的关系中看到了良心,他从人的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责任,每一个人对万事万物的责任。

良心和责任构成了哈维尔的哲学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话“非常笼统、模糊和不现实”,但是他保证,“所有这些看上去朴素的字句来源于非常具体的对世界的经验”。“实事求是”不也仅仅是两千年前一个汉朝的皇子说过的相当模糊笼统的话吗?但是在经历过二十年极左路线之后,又有多少中国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良心和责任更具体一些的是,哈维尔特别强调公民和公民意识。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

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自由主义的中国实践

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而正是这一层实践,具有极大的难度。因为这是一种真正利他主义的斗争,一种需要真正的无私奉献的真正理想主义实践。

争取自由常常要付出巨大代价,而自由主义者既然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就不能强制别人去支付这种代价(这与别的“主义者”可以以“革命纪律”、“理想主义目标”的名义强迫别人付出代价是不同的),而只能自己去付出代价。

然而作为斗争成果的“自由”又是一种最具“公共物品”性质的东西。财产可以专有,权力可以专有,唯独“自由”不可专有。“劫富济贫”的好汉们可以以“革命需要”的名义多留一些“劫富”所得然后才去“济贫”,即使对财产毫无所留而全部“共产”,也可以在“打江山者坐江山”的游戏中得到权力这一报酬,唯独为自由而斗争者可能比别人付出高得多的代价,却不可能比别人多得任何东西。

斗争的结局不可能使他比别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也不会使别人享有比他更少的“自由”,而斗争若失败他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连名字也被人遗忘——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群体的记忆是需要组织的,“无组织的自由记忆”更容易被遗忘。因此组织严密的革命党比松散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更能记住自己的殉道者。

在许多民族争取自由的历程中都有这么些人,如甘地、哈维尔、曼德拉等,他们并未在学理上给自由主义带来多少精致的贡献,甚至讲的话还未必符合自由主义的规范,然而他们对自由秩序的贡献无与伦比。

究其原因不在其言而在其行:一是他们面对蛮傻之风敢于树立正义之帜,反抗专横而奋不顾身,从而跳出了“消极自由”的悖论;二是他们宽容待世,不搞“己所欲必施于人”的道德专制,更不自认为有权享有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从而跳出了“积极自由”的陷阱。

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缺的不是学理,而是实践,不是那些很少有人能懂得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权、公平交易这类起码规则的实行。即便我们写不出罗尔斯、哈耶克那种层次的理论巨著,我们也可以实行“拿来主义”;但倘若我们干不了甘地、哈维尔等人所干之事,那是决不会有人代替我们干的。

专制主义有时依赖于人们的狂热,但绝大多数时候是依赖于人们的冷漠。人们的冷漠有时是因为无知,但绝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恐惧和自私;专制主义的建立也许需要原教旨主义,但专制主义的维持,通常只需要极其世俗的犬儒主义。专制主义建立它的集中控制时需要臣民的“集体主义”,但维持这种控制时更需要臣民的“原子化”,需要他们“黄牛过河各顾各”。

在非自由状态下做自由主义者,高调律己、低调律人恐怕是必具的品格。无论古今中外,低调律己高调律人的暴君与伪善者都不乏其人,而低调律己低调律人的“嬉皮士自由派”与高调律己高调律人的英雄也不难找。但是,高调律己低调律人的人的确是少而又少。

一些宗教中的圣徒具有这样的品格:为了拯救众生,他们基于信仰而愿意戴荆棘冠、钉十字架、上火刑柱,但他们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不要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付出代价,也不要求他们回报自己的付出,甚至对别人的不理解、别人的敌对也以德报怨。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是中国文化如果仍然富于生命力,它必然有自己的超越性与终极关怀资源。秦晖先生试图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来描述这种资源。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的圣徒精神: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己所不欲勿施人。李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表。

“反右”以后,90年代以来,慎之先生无疑是“穷”者。但他善其身而不“独”,为“济天下”而勤于思考,奋力呼吁,岂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朱自清语)所能比?而50年代初,尤其是80年代大部分时候他官居高位,可谓“达”者,这时的慎之先生固有“济天下”之心,但更有律己容人的襟怀,倡导宽容与自由,反对借“兼济”之名对“天下”滥用强制。 

参考资料

1.张妍《美国首都华盛顿“失守”,多名政要曾与确诊肺炎病患接触》,2020年3月10日发表于端传媒

2.黎班《联邦主义的张力之下:美国抗疫的政治难题》,2020年03月12日发表于端传媒

3.张洁平 《病毒、极权与无权者的权力》,2020年2月13日发表于matters

4.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4期

5.秦晖《实践自由》2004年11月选录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同名著作中

2020年3月14日,周六,00:02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加载中…
加载中…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