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野兽按：不知为何这篇发送不了，是因为字数限制？这篇文章太长了？

作者题记：这篇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长文，动笔于2001年，断断续续写2004年年代，其中有些部分也先后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过。

十五年前的1989年春天，胡耀邦含冤而去；十五年后的2005年严冬，赵紫阳在软禁中走了。

尽管，我对本文还不太满意，并不准备现在就全文发表，但紫阳的离世让我悲痛，官方封锁紫阳亡灵的无耻令我愤怒。所以，也不管自己对本文是否满意，我决定提前发表，以示对紫阳亡灵的悼念和敬重。

序言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官方记忆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着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因为，一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折，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上做出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邓、胡、赵”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整肃“西单民主墙”开始就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默认极左派发动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4.26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在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官民对立，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4.26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宣布军事戒严，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邓又把对学运的定性由“动乱”升级为“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中国改革的“唯一人”，而有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但前者冤死十五年、后者软禁十五年，而且两人的名字也在中国改革史上消失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1980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125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民选村官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发动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甚至意识形态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年代，邓小平自称第二代，是企图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从中共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在50年代就成为中共高层核心七人之一的邓小平，显然属毛、周一代，即中共第一代。因此，本文把胡、赵作为中共第二代的代表加以评述。

八十年代，有一种对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通行说法，即“邓、胡、赵三驾马车”。的确，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战略的后台支柱，与作为前台领军人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曾经有过相互合作的蜜月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大陆中国政坛上的崛起，没有邓小平在幕后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邓小平在国内外如日中天的声誉的取得，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胡、赵后来的政治悲剧，也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全力提携之中。

胡、赵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政客的最大不同在于：两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现代政治理念和宽容异见的胸怀。在胡、赵二人掌权时期，胡的主要贡献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方面，赵的主要贡献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旧体制变革方面。在二人因坚持政治道义而下台之后，二人的政治悲剧不仅凸现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为了坚持政治道义而宁愿放弃政治权力的典范。二人的悲剧形象，既是对民间的道义感召，也是对官场的道义压力。

一、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胡耀邦随邓小平的再次上台而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表现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宽容胸怀、廉洁作风和政治上的远见。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主持平反

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贱民）。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期主持平反工作，不但在促成“四五运动”的平反上起到过巨大作用，而且主持过全国性的平反工作，表现出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平等对待的现代理念。

文革刚刚结束时，如何对待“四五天安门运动”，乃“改革派”与“凡是派”之争的焦点之一，也涉及到今后如何对待民众自发运动的大问题。胡耀邦在中央会议上坚决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支持胡继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以配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平反“四五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21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万岁！》。该文占据一版、二版、三版的主要版面，不仅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对结束文革的巨大意义，而且高度赞扬了民众自发运动的正义性：“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

这篇文章，不但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而且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从长期的政治歧视下获得解放，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阶级歧视和身份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当一个个被打倒的中共元老相继复出之后，当一批批被打成右派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之时，无数被贬入敌对阶级的普通的农民、工人、小职员、无业者……也卸下了政治贱民的重负，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回归社会，在政治上为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赢得了充分的民意支持。

胡耀邦主持的不分高低贵贱的平反，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政治的色彩——政府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人。

（二）主持并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全面改革

1、提出全面改革据《人民日报》前总编秦川先生在《1983年风云中的耀邦》（见《怀念耀邦。第一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回忆：早在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与改革》的讲话，针对只改农村而不改城市、只改经济而不该政治的跛足改革，首次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胡耀邦说：“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而且，胡耀邦还首次提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三个有利”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官方文件中，在对“三个有利”做了些微改动之后，这个发明权就归在邓小平的名下。）

然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讲话，特意约见秦川和王若水告诫说：胡耀邦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而且有与十二大精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要宣传中央某一领导人的某一次讲话，更不要作为宣传中心。在胡乔木的背后是陈云的支持。陈云在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向胡耀邦发难，严厉批评胡耀邦：1，胡不懂经济，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因为陈云提出的增长率是4%，而胡耀邦提出的是7%；陈云甚至暗示胡耀邦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2，反对“全面改革”，特别是反对“城市改革”。

这段公案，最后交由邓小平决断，邓当时还站在胡的一边说：“战绩还是主要的”，争论“到此为止”。接着，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83年年底的《春节祝辞》中，公开配合胡耀邦，提出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快全面改革。

2、主持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胡耀邦推动和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对思想解放意义重大的“理论务虚会”，也亲自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当年的亲历者王强祥回忆：“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揭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载于《纵横》2004年10月号）同时，在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胡耀邦针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提出了“活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静止的思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活思想。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无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所没有提出和没有解答的新问题。可以说，他作为中共新党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推动，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上超越了“真理标准”讨论。

3、提倡文化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在文革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文代会上，诸多被平反的老右派参加了会议，周杨在会上承认了当年充当整肃知识界的打手的错误，并向在“反胡风”和“反右”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道歉。之后，胡耀邦到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胡耀邦的讲话，为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提供了来自高层决策的赦令，曾令许多备受文字狱之苦的作家感激涕零。

4、推动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据胡继伟和王若水等人回忆，胡耀邦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像民主墙上所发表的异见恰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在民主墙被取缔之后，胡耀邦赞成胡继伟先生提出的“设一个民主公园”的建议，并责成胡继伟找北京市市委商量落实问题。后来，北京市建议在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

在改革之初，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起关于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大讨论，支持并保护过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开明导向。同时，胡耀邦还直接推动了起草中国第一部《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

早在1978年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新提出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提案。1983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又有更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同样的提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非常重视这些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就新闻法提案作出答复，并责成中宣部对此进行研究和提出办法。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在胡、赵的支持下，开始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工作。

1983年12月，中宣部新闻局邀请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商议，正式决定着手筹备新闻法的起草。具体工作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同志负责协调由多部门组成的起草小组。1984年5月，召开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会，围绕新闻立法问题展开了讨论，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编辑出版了包括清末民国的新闻出版法律在内的《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

尽管，胡耀邦在1987年初被迫下台，但在赵紫阳主持大局的情况下，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并没有停止，198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遗憾的是，八九运动及其六四大悲剧，致使“新闻法”的后续工作完全搁置。（参见：胡继伟《制定中国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与厄运》）

（三）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的宽容和保护

胡耀邦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的热情和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对西单民主墙人士的保护1979年3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后，胡耀邦却在同年6月举行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对因言治罪表示不同意见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特别公开提到魏京生的被捕，他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虽然，胡耀邦没有能够保住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和刘青，但民主墙时期的其他人如王军涛、胡平等人，却在胡耀邦的保护下免遭牢狱之灾。（参见：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同时，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郭罗基先生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重在论述“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党内毛派马上指责该文是在为魏京生辩护，胡乔木更是大为恼怒，向邓小平打小报告，指责《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据胡继伟回忆，为了这篇文章，他与胡乔木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辩。胡乔木指责胡继伟不送中央审查，就擅自发表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的文章。而在实际上，该文在发表前经过了胡耀邦的审阅修改。

2、对知识界和新闻界的保护众所周知，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一手硬一手软”，而没有按照邓小平的“两手硬”指示来对待知识界，特别是对待八六学潮中的大学生。所以，邓小平指责说：在胡耀邦庇护行下的思想文化界，一直处在软弱涣散状态，把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阵地。邓小平还指责胡耀邦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正是受到胡耀邦保护的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方励之、夏衍、巴金和周杨等人，才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八六学潮的产生。

据八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秘书吴稼祥先生记述介绍：在1986年，在准备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时，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胡耀邦与党内极左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胡坚持不写入这两个提法，邓力群等坚持写入，双方多次把自己的主张上呈给邓小平，但双方都没有得到邓的最终钦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上，文件中已经删去了“清除精神污染”，只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还是坚持要删掉，得到了陆定一、万里等人的支持，而邓力群坚持保留，得到彭真、杨尚昆的支持。最后是邓小平一言九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于是，胡耀邦的败局已定。（参见：《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

的确，胡耀邦复出后，无论当中组部长还是出任总书记，他对知识界的保护是一以贯之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抵制过汪东兴对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兴师问罪，抵制过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对《人民日报》的指责，抵制过胡乔木对电影《苦恋》及其文艺自由化的批判。之后，在党内保守派凭借中共正统的“政治正确”而对“思想解放”运动发难，以“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打压知识界的思想启蒙和民间政治异见之时，胡耀邦再次出面抵制胡乔木、邓力群等毛派发动的“清污”运动，尽其所能地保护改革派知识分子和民间异见，使这一文革后的首次“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半途而废。胡耀邦还把朱厚泽提升为中宣部部长，朱厚泽随即提出思在想文化领域实行“三宽”政策：不仅宽容地对待知识界，还能宽容地对待“八六学潮”并抵制“反自由化运动”……

比如，据胡继伟的《胡耀邦与刘宾雁》一文回忆，在党内毛派频繁向中央状告刘宾雁时，胡耀邦没有因此而指责刘宾雁，而是责成胡继伟等人找刘宾雁谈心。他在给胡继伟等人的批示中说：“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因为保护刘宾雁等著名的“自由化人士”，胡耀邦承受着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巨大压力。对此种压力，胡继伟先生感同身受。他在回忆中特别引用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劝说刘宾雁不要去美国的史实来加以证实。胡继伟先生回忆说：1985年4月，哈佛大学邀请刘宾雁去讲学时，习仲勋对刘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

另外，在清污时期，胡乔木指控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老左棍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胡耀邦出面保护了巴金和周杨。同时，由于党内左派的压力太大，在保不住胡继伟和王若水继续主持《人民日报》的情况下，胡耀邦就用同属开明派的秦川先生主持该报，以便延续《人民日报》的开明导向。

胡耀邦曾在周杨受到胡乔木的整肃时出面予以保护。熟悉八十年代大陆思想论争的人肯定记得，1983－1984年曾有过一场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从延安整风时代到文革之前，周杨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也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头牌前台打手，在“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等运动中，被周杨整肃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然而，周杨万万没有想到，大半辈子整人的“毛泽东棍子”，却在文革中被毛抛弃，不但遭遇大批判，且身陷囹圄八年，所以，经过了生死磨难的周杨对自己以前的作为有了反省。他在文革后复出，逢会便忏悔，逢人便道歉，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支持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文艺创作的自由。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而举行学术讨论会，周杨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重点谈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及其异化思想，并呼吁进一步“思想解放”。

周杨的报告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他认为周杨提出的“异化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和陈云告了周杨的恶状。邓、陈两位党内大老把胡乔木的材料批转给书记处，胡耀邦顶住邓、陈的压力保护周杨。他认为：周杨的报告受到普遍好评，有新意，“不错”，胡乔木诬陷周杨纯属借老人来胡闹。于是，胡耀邦说：他要折腾，就让他折腾，我们书记处无暇他顾。

胡乔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又利用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力，专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打电话，企图阻止该报公开发表周杨的报告，但秦、王二位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没有理会胡乔木的招呼，全文发表了周杨的报告。胡乔木大怒，再次上告邓小平和陈云，指控第一大党报为搞自由化而不惜抗上。两大老又进行干预，责成书记处查处《人民日报》。胡耀邦无奈，只好退一步，撤销王若水的副总编职务，对总编秦川给予口头批评，还允许《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署名的三万字长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周杨进行公开批判。同时，在内部会上，胡乔木与邓力群一起围攻周杨，逼迫周杨公开检讨。

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胡耀邦的开明作风和廉洁人格，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当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之时，他对知识精英、各界社会名流和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达到了中共的历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都难以比拟的程度。所以，在胡耀邦含冤去世后，不仅举国为之悲悼，就连在政治改革上最激进的方励之也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开明。

（四）对西藏问题的开明态度

胡耀邦在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等问题上，表现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制度创新能力。八十年代初，他与万里去西藏时，对1949年以来中共民族政策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检讨。他的讲话虽然没有超出中共的统战传统，但那毕竟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垄断一切的架子和从不认错道歉的恶习，对其执政历史的自省，对其民族政策的检讨的极限了。所以，他的那次高原行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阶层中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西藏及其达赖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决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毫无进展的僵局，两岸关系也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敌视。

（五）权力上和政治上的无私

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力主废除终身制，并公开表示自己愿和邓一起退休，身体力行地为全党提供示范，让人民看到中共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

胡耀邦下台后，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去看望他，根据李锐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的回忆，胡耀邦这样谈及那段往事说：“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事实上，早在中共12大召开前后，胡耀邦已经有意安排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尽量低调，胡乔木就抓住这点向元老们告恶状，陈云便自恃党内资历指责胡耀邦，薄一波更发挥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邓小平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权力的增大，胡耀邦有点翅膀硬了、不听话了，独断专行了。

由此可见，胡耀邦赞同并力劝邓小平退休，允许《深圳青年报》公开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完全出于真心，并非意欲取而代之的逼宫。我也相信，以胡耀邦的人品而言，他表示与邓一起退下，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决不是为了自己牟取更高权力的虚情假意。

然而，根本不想放弃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也只能以一己之恶意度耀邦之善心，必然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待胡耀邦的劝说，把胡的公心理解为私欲。所以，他罢免胡耀邦的问题上，急迫到不顾及任何党内的组织程序，甚至连表面的应景程序也弃之不用，完全是根据私家决定而采取人治的手段。据2004年出版难的《邓小平年谱》记载：1987年1月13日，“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紧接着的2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穷、伍修权、高扬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工作问题。”实际上就是罢免胡耀邦。

一个几千万党员的政党，在决定党魁的去留和党的新一届领导的重大人事问题上，没有党代会、没有政治局会议，而只通过召集几名党内大老在邓家的谈话就决定了。邓的住宅就是太上皇行使绝对权力的密室，相当慈禧太后的后宫。如此丑陋的作为，还美其名曰为“提倡废除终身制”！现在的江泽民所继承的，正是邓小平开创的“垂枪听政”的恶劣先例。

正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太不合程序、太有悖道义，也因为胡耀邦的为政之德颇得党心，所以，胡的下台得到了党心民意的广泛同情，他才能在中共十三大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胡耀邦获得了173位中央委员中的166票，未投他的七票中，还有一票是他自己的。而整肃胡耀邦中最卖力的邓力群却被差额出中央委员会。所以，胡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运动。

胡耀邦身居高位却从不利欲熏心，他那种嫉恶如仇、开明正派和廉洁自律的作风，也可以从保守派对他的反对中得到验证。比如，当下面的人为了讨好胡耀邦而安排其儿媳安黎（中共高官安子文的女儿）出任厦门市副市长时，胡知道后立刻让安黎下来。再如，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违法，胡耀邦坚决主张惩办，赵紫阳出于好心，力劝胡耀邦不要树敌过多，特别是像胡乔木这样的人，难缠的很，最好不要得罪。但胡耀邦没有听从赵紫阳的劝说，还是抓了胡石英。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引起震动。党内大老李先念曾因此警告子女说：“这个胡耀邦是什么也不怕，你们要是被他抓住了，估计一时也保不出来。”后来，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此向胡耀邦发难，指责他搞的党内人人自危。

李锐先生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中这样评价胡耀邦：“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李锐先生对胡耀邦政绩的这段概括性评价，基本准确。

二、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5月）

这段对赵紫阳的评价，引自鲍彤先生写于“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阳》（以下简称《念紫阳》）。这是鲍先生第一次专门撰文谈及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先生。

众所周知，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十三届中央委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可谓赵紫阳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属。也正因为如此，六四血案后，鲍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员，可谓“六四”头号政治犯。出狱后，鲍彤先生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尽管遭遇到准软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发表自己的政见。

我之所以在修订此文时首先谈及鲍彤先生，一是因为鲍先生的回忆令我信服，他的资历和人品就是这种信服的保证。二是因为鲍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运动和六四后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为从赵紫阳重用鲍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见出赵紫阳当政时的开明度已经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鉴于某些对赵紫阳和鲍彤之间的关系的指责，我也要驳斥那些诸如“赵紫阳错用书生”、“鲍彤是书生论政，免不了幼稚激进”等等指责，起而捍卫赵紫阳和鲍彤对八十年代改革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当赵紫阳达到权力高峰而表现出张扬之时，鲍彤作为赵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作用，恰恰不是升温而是是降温。比如，据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记述：在筹备十三大期间，赵紫阳鉴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的新思维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开化”口号，准备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然而，鲍彤先生却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改还仅仅处于“训政阶段”，如果过早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会误导人们联想到开放党禁和报禁，进而开放司法和选举，而目前的现实不可能允许这些开放。所以，十三大报告不要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而还是只提赵紫阳的另两句话更为稳妥，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激进的“政治开放”议题，正是在鲍彤的力谏下，遂被暂时搁置。

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就深得民心，当时流传甚广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明证。他来北京之后，先在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全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营造出最宽松的气氛，并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用鲍彤先生的话说：赵紫阳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上文化上却充满了民主气氛。

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但他还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这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在此意义上，我决不认同赵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表现完全是政治投机且是失败的投机的评价，也无法认同赵紫阳没有尽到“责任伦理”的指责。我相信他在八九运动中的作为，主要发自内心深处的道义支撑和对历史潮流的远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从他主政四川到出任总理再到就任总书记，其执政大方向一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推动经济的市场化与私有化

按照当年赵紫阳的主要智囊之一陈一谘说法，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上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简政，放权，松绑”。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减税让利”（1982年），”利改税” （1984年），”企业承包”（1986年），”股份制试验” （1988年）。在流通领域进行“价格改革”，从“价格双轨制”逐步走向“完全由市场定价”。陈一谘回忆说：赵紫阳在会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时曾明确表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企业不会有竞争力。我也想一下子把价格放开，但做不到，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接受指令，对市场价格讯号反映不灵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经济学家的建议，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见陈一谘《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兼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

在我看来，赵紫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价值观念上终结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改革实践中奠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基础。

1 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早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60年代初，赵紫阳在广东实行的农业政策就是以“让农民一定有口饭吃”为核心，他允许农村搞些“退田”“副业”和“养猪”。邓小平当时就说：”赵紫阳同志对于农业很有一套办法，将来可以考虑让他来到中央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协助邓子恢同志。” 也正因为如此，在刘少奇的权力上升时期，赵紫阳在46岁时接替陶铸而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改革之初，赵紫阳主政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使四川粮食产量在1977年和1978年连续增产100亿斤，并首先响应中央对华国锋代表的“凡是派”的批判。他坚决推行农村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为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齐名的地方要员。“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就是对赵之政绩的最好概括。

由于在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上的卓越成就，他于1982年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后，在农村改革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乡镇企业的因势利导，使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由单纯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发展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开启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序幕，使广大农民第一次主动摆脱被钉死在土地上的命运，而逐渐变成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赵紫阳在总结毛泽东时代的惨重教训时指出：“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所以，他非常看重来自浙江农村的自发乡镇企业试验，确立了乡镇经济的“温州模式”，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指出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他还通过树立十大农民企业家的方式，激励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和致富热情。尽管，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温州模式”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受到批判，但是后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证明，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恰恰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走向自由经济的成功示范。同时，赵紫阳对自己在农村改革上的作为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问道”要吃粮，找紫阳”的问题时，赵紫阳的回答是：“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2 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宏观决策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虽然，由于六四大屠杀的影响，大陆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在1992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蓝图则是在赵任总理及总书记时期确定的。

早在城市经济改革启动前的198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正式批发了赵紫阳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全面论述。赵开始以中国经济领域的总管身份出现在全国的面前。而且，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赵紫阳任总理的八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也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打下了基础。

赵紫阳在1982年就明确提出：经济改革就是改“计划经济”！1984年，赵紫阳在党内高层首次提出“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走出计划经济的窠巢，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之路”的主张，也就是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权力下放、放开物价、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在企业改革上，相继放开了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上，继深圳特区建立之后，又于1984年批准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在1987年首次提出加入全球市场的构想（即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赵紫阳也提出金融改革的初步构想：引进西方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深圳于80年代末开始了股份制试验。在改革之初，这些主张都是非常大胆的创见，并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的赞扬。1986年6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是管全局，赵紫阳同志是抓具体落实，全局设计的好，要是抓具体的配合不好，那么也是事倍功半，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实干家。一贯号称最懂经济的党内大老陈云，也在1987年10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说：“经济方面，还是紫阳强一些。”

鲍彤先生在《咫尺天涯念紫阳》一文中指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文革，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柢固。经济改革要求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业活动的中心人物。”

在赵紫阳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宏观政策的调控方面，其它的一律交给市场和价格调节。企业改革也开始普遍实行政企分开的“法人制度”，即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进行。六四后，经济改革的整体决策的进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进展不过是赵紫阳主政时期的宏观改革决策的继续而已，并没有对赵紫阳框架的实质性突破。

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六四后，中国经济尽管保持了高增长，但经济改革的宏观走向，已经越来越偏离赵紫阳时代所确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即没有同步进行赵紫阳时代所提出的“民主与法制”改革，而是一直偏向了由特权主导的跛足经济，致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而是走向了官僚经济和权贵私有。

（二）政治改革的决策者

由于中国体制的高度独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文革后，中共高层有关改革的决策，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政治决策。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当“邓、胡、赵”三驾马车运行顺利时，邓小平于1986年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着重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缺少监督”的局面为手段。也就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精简机构和改进作风，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赵紫阳自己的叙述与鲍彤的记述基本相同。赵紫阳在六四后曾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见《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在政治上远比邓小平目光远大和心胸开阔的赵紫阳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按照鲍彤先生的说法就是：赵紫阳的政改，“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然而，在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时，邓虽然点了头，但也道明邓要坚守的底线：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可以说，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的观念、人格和贡献，即便在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中，也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据陈一谘回忆，赵紫阳曾两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次是谈及在1984年还极为敏感的价格改革时，另一次是在1986年9月谈及政治改革时，赵紫阳对调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陈一谘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为，邓的政改不准搞西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而是“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反对高层权力的相互制衡是邓的一贯思想。而在这点上，赵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权力制衡，从改变权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宪政，政治决策也才能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此问题上，赵紫阳不但与邓小平等元老有分歧、与胡乔木和邓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与胡耀邦也有分歧，而更接近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风格。

比如，1988年8月，赵紫阳指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防止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误国。”“可是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为什么前边要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讲公平。”（陈一咨回忆）在政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赵紫阳仍然在1989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做出承诺：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

无怪乎，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曾向邓小平和陈云赞扬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是一个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他不仅具备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他的个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来，任劳任怨，是一个奋战在第一线的好同志。”

1、使来头最大来势最猛的“反自由化”运动半途而废胡耀邦在台上时，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与邓之间；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防止个人崇拜、反对“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后，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现在赵和邓之间。

胡耀邦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质上是既管党务也管经济，所面对的又是“反自由化”运动来势正猛的复杂局面。但是，他还是巧妙地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在中止“反自由化”的问题上，赵紫阳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的理由说服了邓小平，之后就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据鲍彤先生回忆：“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5月30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评价。“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反而国内外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象的。

赵紫阳对开明知识分子的保护，鲍彤先生曾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87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纪委”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建议开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党籍，提交常委们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在被开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鲍彤回忆说：“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甚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著，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另据吴稼祥先生记述：邓力群当着邓小平的面指责赵紫阳“保护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比如像严家其这样的人，居然在他的政治改革办公室里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小平同志就问紫阳：紫阳同志有这件事情吗？紫阳同志说：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非常努力的，我坚持改革开放，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严家其同志，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他没有任何问题。”

2、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赵紫阳时期最著名的体制内智囊机构，就是在鲍彤先生主持下的三所一会。这一机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而且，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据当年在“三所一会”的人士回忆，十三大结束后不久，赵紫阳就责成其智囊机构研究如何化解社会突发危机的对策，智囊们提交给赵的报告中已经把“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定期对话机制”作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体制内外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已经开始，八九运动中的几次对话，显然与此相关。

事实证明，赵紫阳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数具有开明取向，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并在六四后受到了严酷的整肃，大多数人失去了体制内的位置，许多人被关入秦城监狱，其中，鲍彤、高山、吴稼祥等人被判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前中央委员鲍彤先生，他在出狱后变成了坚定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的发言，彻底与血腥政权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3、言论尺度的开放在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运动来势凶猛地严峻局面下，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便担负起中止极左思潮和拓宽言论空间的重任。赵在1987年4月见过邓小平之后发表了“5·31讲话”，使“反自由化”无疾而终，基本是赵紫阳的力挽狂澜。之后，在赵的权力达到高峰期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大都有气魄有胆识且言词尖锐。据吴国光记述：1987年2月，赵紫阳听取了温家宝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赵当即指出：自由化也好，不正之风也罢，二者都压制了人民积极性，根子在于“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而解决这一大问题根本办法就是“要搞直接民主”。

“反自由化”运动的半途而废之后，在赵紫阳的支持和保护下，中国的改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现了更为自由的气氛。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最为开放，变成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办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民间思想园地，对民间精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1988年3月，赵紫阳提议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实》。即便这一名称变化巧用了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强调，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有足够的政治胆识，也断断不敢作出更名决策。

在十三大把政治改革提上议程之后，政治改革便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中西方文化的大辩论也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播放，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把对政治改革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也首开大陆电视传媒的政论专题片先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政论专题片已经变成大陆电视传媒的保留节目。同时，赵紫阳还专门会见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两人的自由经济思想成为当时政府幕僚、知识界和民营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据鲍彤先生回忆：“任何一个关心这一段历史的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查历史的记录，看看中国在这个期间、在这两年半当中有没有增加一个政治犯？有没有封闭一家报纸？有没有取缔一本杂志？关闭一个出版社？有没有宣布哪一部电影禁演？哪一本文艺作品非法？我觉得紫阳同志没有这一方面的记录。”鲍彤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紫阳对电影《芙蓉镇》的态度：在当时，该片引发出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位书记处书记请赵紫阳裁定。“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鲍彤评价说：“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从鲍彤先生的上述回忆中，更能见出赵紫阳对思想、文化、艺术的开明态度。

4、全面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方案出台1987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出任总书记，鲍彤先生回忆说：“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甚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现居加拿大的吴国光博士所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记述，也印证了鲍彤先生的回忆。吴国光本人曾作为当时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在1986年9月到1989年2月期间参与了赵紫阳委托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工作，他还参与十三大政治报告和其它重要文件与讲话的起草。

吴国光回忆说：胡耀邦失去邓小平的信任之后，总理赵紫阳在继续负责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参与政改研讨的重要成员有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陈一谘、陈福今。

赵紫阳要求政治改革应该成为中共十三大的主题。为此，政改办召集了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各省市的诸多领导人与专家研讨政改，先后召开过三十多次内部座谈会。在如此多的研讨会上，除了吴冷西等个别人的反应冷淡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皆充满热情，提出大胆的批评与建言。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党的权力太大太集中，所以政改就必须从批判权力高度集中和改变“以党代政”体制入手，进而逐步实现用宪法约束党权、党权在宪法及其法律的范围内行使的宪政。在研讨会上有人举例说：党权已经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去请示中央政治局。所以政改要遵循天赋人权、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方案进行。

有人质疑“党的权力来源”，比如陈毅之子陈晓鲁就曾在讨论会上说：中共经过“武装竞选选上了”，但选上之后却变成千年王国，“滥用了人民给的权力”。陈的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估计“反对党”将会出现，建议现在就着手制订“政党法”，为将来的多党制准备好法律框架。也有人对“政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宪法中没有“政协”的地位，因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政协”属于“非法组织”。所以，制定新闻出版法和结社法，也都在讨论中得到关注。

有人质疑“党的经费来源”，认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财源由国库开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有人主张应该用增加党费与国家补贴相结合来解决党的财源问题。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以强调党决不能办企业和公司为主，他认为党办经济实体的流弊比“党吃国家”还严重。

吴国光还记述了在政改研讨过程中赵紫阳多次发表讲话，其核心可以归结为：政改制度化的实质就是要“分权”。赵紫阳指出：过于强调领导核心的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赵还要求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问题列入研究专题。赵紫阳甚至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我们的党政不分厉害，地方党部不搞一元化领导。”胡启立也经常来政改组发表看法，胡启立认为：封建社会靠科举制、资本主义靠选举制和文官制度，达到了社会稳定和相对公平。赵紫阳赞同胡启立的观点。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戈氏改革所引导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的解放与制度改革的立法等方面，对中国的改革颇有启发。赵紫阳说：“我们也有不民主，不能说成真民主，过去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民主。”他还根据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非常敏感的现实特点指出：“我们在民主问题上要少说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多宣传一些集中，而实际上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扎扎实实搞一点民主，效果可能更好。”也就是尽量避免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多做一些推进民主自由的实事。赵还主张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说：“比如游行，我们不能禁止游行，但要划出一个界限来。”针对邓立群所说的“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紫阳反唇相讥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吴国光的记述还特别凸出赵紫阳不同于其他中共高官的开阔视野。他回忆到：参与研讨的高级干部在谈到政改时，大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1，对中共的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反省；2，对封建社会太长和封建传统太深的批判；3，大多数人对国情有相当的熟悉，主张政改要结合实际和民意。而赵紫阳与众不同在于，他在讲话时常常引用国外资料，对西方、苏东和港台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其高屋建瓴的远见，显示出赵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罕见的知识储备和开阔视野。比如，赵紫阳对“八六学潮”的评论就表现出对中国和后发民主国家的真知灼见：“我们选民的投票兴趣还没有菲律宾大。我们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他还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

赵紫阳主政期间，他不仅宽容、保护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但是，由于在现实推行上的党内阻力过大，特别是“党政分开”的改革遭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诸侯的强力反对，在六四前就难以有效实施。对此，赵紫阳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党政分开之所以遭遇巨大阻力，乃在于这项改革在根本上出击到了“既得利益与权力”。所以，有人甚至语带讽讥地说：“改革改革，最后拿党来开刀”。加之邓小平钦定的硬闯物价关严重受挫，经济改革引发的利益再分配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满的凝聚点，遂使政改陷于停滞状态。赵紫阳也只能回归低调，收回西方模式的政改，而让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即反对腐败、保证廉政和公民权利，为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创造条件。

在中央政治局的改革上，赵紫阳首创例会制度，据鲍彤回忆：“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我记得没有一次例外。”而据吴国光记述：在研究政治局与常委的职权划分时，赵紫阳与胡乔木有过一场著名争论，胡反对划分，理由是没必要。赵则认为不划不行，理由是权力过于集中弊端太大。赵紫阳说：“不规定起码的制约，会出大问题。”而在权力制约的问题上，“党多年的习惯不愿搞具体的东西。我们总是怕繁琐。”

赵紫阳还开创了政治局不干预司法的先例。据鲍彤先生回忆：“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鲍彤还举出一个实例：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向常委汇报并请常委定调子：判甚么刑？赵紫阳却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

正如当时处于权力中心的鲍彤所言：通过“湖南军民冲突案”、“苏绍智案”、“《芙蓉镇案》”等案例，“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而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