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兽爷的“兽楼处”是个订阅用户巨多的微信公号，每篇文章都是十万+，但也常常活不过一天。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的文章已消失了好几篇。今天推送了一篇《过于漫长的冬天》，立马十万+了，但我判断可能又活不过今晚。在这里存档，立此存照。同时也放上他之前被404的几篇文章。

昨天，是湖北省十堰市封城的第三十天。

下午两点，花果街道铸一社区的工作人员和铸一新村小区的楼栋长敲开36栋10单元502号的房门。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开门的是一位只有5、6岁大的小男孩。他和自己71岁的爷爷谭民华共同生活，父亲谭毅在柳州居住。

当工作人员询问小男孩爷爷在哪里时，小男孩回答到：

已经死了几天了。

工作人员在卫生间发现了老人的遗体，嘴角还有渗出的血迹:

遗体上盖着小男孩为爷爷盖的被子。

随后，志愿者报警，警察和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当被问及为何不出门寻求帮助时，这位学龄前的小朋友表示爷爷不让出去：

外面有病毒。

爷爷走了之后，小朋友已经一个人在家呆了好几天了。这几天，谭小朋友靠着吃家里的饼干维生。如果不是社区人员上门排查疫情，还不知道老人要曝尸家中多久。更不知道小男孩会不会因为小饼干断绝，饿死在家里。

谭民华老人生前是东风铸造一厂的退休职工，出生于1949年10月。铸一社区是东风铸造一厂移交地方的企业社区，现有常住人口2252户。

从现场传回的一张图片，是谭小朋友穿着防护服的照片。防护服穿在他矮小的身上，显得有些过于宽大，遮住了小朋友的一只眼睛。就像他的年龄和他所承受的伤痛那样不相符合。

收治谭民华老人的医院工作人员告诉我，老人在卫生间突然昏厥，孙子叫了他两个小时，却没有得到爷爷的答复。

考虑到老人的既往病史，医院判断，应该是冠心病发作，属于心源性猝死。

这位工作人员跟我说：

这段时间死了很多人，一些有基础病的老人很难熬过冬天的。

心源性猝死的黄金抢救时间是十分钟。如果抢救及时，生存率可以达到90%。花果医院急救站离铸一新村的距离为1.1公里，开车只需要4分钟。

截止到今天，十堰市累计确诊671例病人，死亡3例。

2月18日，湖北开始全面排查发热病人，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周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要排查的工作量依旧不小。

今天是武汉封城的第33天。这是无法忘却的三十三天。

昨天，世界卫生组织武汉考察组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说，25年前，他曾经到过武汉，当时的武汉比现在小很多，但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比现在很有活力。

两个晚上之前，他们考察组到达武汉时，那个地方是如此不同，那个城市充满了高楼大厦，现代化的交通枢纽，死灰一般沉寂。

他们路过的高楼大厦，那里有灯光，他们几个礼拜就待在家里。他们与武汉同事交流时，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肩负的责任。

布鲁斯·艾尔沃德说，要认识武汉人民的贡献，世界欠你们的。这一个月，中国人民经历了很多，但武汉人民是砥砺前行的。

截止今天中午，整个湖北省累计确证64786例，死亡2563人。

之前我写过。北野武2011年在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说：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可以说，这33天里，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在湖北发生了2563次。但有些事情，是不会被记录的。比如没人知道，谭姓小朋友经历的，是怎样的几天。

他们曾经是别人的父亲、母亲，是丈夫、妻子，是儿子、女儿，都曾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五六年前，看过一部香港电影。讲十几个人，搭乘了一辆去大埔的通宵小巴。

穿过狮子山隧道后，地球上其余的70亿人口，于一瞬间全然消失。

他们很恐慌，想知道为什么。后来才知道，这一车子的人，实际上在过隧道的途中，已经车祸身亡了。他们被永远困在了那辆中巴车上。

《基督山伯爵》里写，人类的一切智慧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希望。

这三十三天里，很多人都在想念疫情之前曾经普通的每一天。说疫情结束后，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只是，我看到有网友说：

我们只是被困在家里，那些逝去的人，永远困在了2020年的冬天。   

兽楼处 | 疫苗之王

来自微信公号：兽楼处（ID: ishoulc）；作者：兽爷

2001年，东北一家国有疫苗公司悄无声息进行改制。多年后再回首，人们才明白其中意义。

那年的9月18日，上市公司长春高新旗下的长生生物迎来了两位新的股东——韩刚君和杜伟民。

韩刚君用1932万元买下了长生生物30%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他和杜伟民的合资公司则成为了长生的小股东。

杜伟民是长生生物的销售总监。

这笔交易几乎没人注意到。长生生物被放到聚光灯下，是在两年后了。

2003年末，长春高新和长生生物的掌门人高俊芳把2000万打进公司账户，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

算下来，高俊芳的出价是每股2.4元；而当时多位竞标者表示，他们愿意出3元/股的价格。

高俊芳很感谢他们的出价，然后拒绝了他们。

这引起了漫天质疑，有人把低价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寄到了市政府。但仍然没有阻挡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第三大股东。

终于，高俊芳、韩刚君和杜伟民走到一起，他们手中握着长生生物的大半股份。

2007年，韩刚君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高俊芳，帮助后者成为长生生物的绝对控制人。

十年后再回首，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中国疫苗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

他们生产的疫苗，每天都源源不断，注入你和你孩子的身体中。

1

就在高俊芳顶着资本市场的唾骂，完成长生生物私有化的时候，韩刚君与杜伟民已经南下，他们盯上了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州延申生物。

很快，韩刚君与杜伟民以2000万元拿下了常州延申90%的股份，将其改组成为江苏延申，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杜伟民在加拿大远程完成了这一切。他这时已经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只要再待几年，他就能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白求恩大夫的老乡。

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韩刚君为江苏延申拿到了流感疫苗、气管炎疫苗、疖病疫苗的生产批文。江苏延申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流感疫苗供应商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公司。

2007年10月，韩刚君和杜伟民已经准备好了上市资料。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江苏延申将会登陆资本市场。

2009年3月，大连金港迪安狂犬疫苗在抽检中被发现造假，食药监总局马上对狂犬疫苗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江苏延申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

食药监局发现，延申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疫苗抗原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达不到药效。

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将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杀人。

但这时，江苏延申的18万份疫苗已经流入21个省107个疾控中心，全部被注射进了病人体中。

江苏延申表示，我们无能为力。

没有召回、没有补偿。案件发生后，江苏延申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三百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

董事长韩刚君和另一位大股东却毫发无伤。

更诡异的是，江苏延申很快东山再起，仅仅半年之后，就获得了防疫部门160万人份甲流订单，价格超过亿元；不久又获得了甲流疫苗生产牌照。

就在调查组的眼皮子底下，杜伟民把这个生产假疫苗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套现两亿元，顺利退出延申。

2

杜伟民的眼前是一片星辰大海。

根据一篇人物报道，2007年，杜伟民毅然变卖了加拿大的家产，放弃了入籍，带着妻儿回国了，重新投身疫苗领域。

“我熟悉这个行业，清楚中国的生物产业是要发展的。而且我在国外越来越觉得，让疫苗技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关系到国家的生物安全”。

中国真是一片化腐朽为神奇的土地。在海外迷失了自己，回国就对了。

不过，杜先生没有放弃加拿大绿卡和香港身份证。

2008年开始，杜伟民悄无声息地在产权交易所吃下了深圳老国企康泰生物的大部分股份，控制了这家中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

深圳康泰的乙肝疫苗技术，来自于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援助。1989年9月，美国默克公司以微不足道的700万美元向中国转让了全套工艺技术。

杜伟民把当年重组江苏延申的手法用在了康泰生物的重组上，开始为上市铺路。

疫苗企业上市，最大的障碍是产品种类单一，康泰多年来上市无功而返，就是因为只有乙肝疫苗这一种产品。

很快，杜先生通过收购北京民海生物，让康泰的产品多样化。2012年底到2013年，康泰自主研发的三款疫苗——Hib疫苗、麻风疫苗、四联疫苗获准生产，先后上市。

民海生物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三款产品的生产许可？

北京高级法院的一则审判书显示，2010年到2014年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副主任尹红章收受杜伟民47万元，为民海生物的药品申报审批事宜提供帮助。

除了加快新疫苗上市，杜伟民也让康泰的主打产品乙肝疫苗获得了新生。

当年杜伟民还在长生生物做销售时，中国的疫苗市场基本被国有七大生物制品公司瓜分，互不侵犯。杜伟民瞅准时机，用拉低价格的方式抢占山头。

他在康泰复制了这一手段，在政府的招标中，康泰用低价摆平了一切竞争者。

乙肝疫苗单人份的出厂价格本来在15元左右，康泰直接报价6.9元，迅速拿下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项目的大笔订单。对于竞标的研究所来说，这比它们的成本价还低，毕竟国家规定的出厂价都需要9.3元。

2013年12月，康泰和杜伟民迎来了最大危机。在十天时间里，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一个月后，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

风波过后，康泰安然上市，市值从杜伟民收购时的6亿元飙升到现在的400亿元。

3

高俊芳、韩刚君与杜伟民三位疫苗之王，有太多共同点。

他们对疫苗企业的控制和改造路径相似。瞄准的都是老牌疫苗企业，长生生物、延申生物和深圳康泰，背后都是中国国有的生物制剂研究所。

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迅速入手，实现完全控股，然后在短时间内拿到多个疫苗生产牌照，为将来上市铺路。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企业所属的有关部门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疫苗生产牌照的价值——疫苗的毛利普遍在80%以上。

高俊芳买下长生生物时，企业估值为1.2亿元，2015年借壳上市时，市值为55亿元；

2008年杜伟民吃进深圳康泰时，企业估值为6亿元，2016年上市首日，市值达到138亿元；

江苏延申没能上市，不过韩刚君和杜伟民是以2222万元的估值入股的，不过就在他们重组的那三年，延申的净利润总额就达到8400万元。

兽爷的好友你包叔说：

都是九年义务教育，科研工作者怎么这么好骗。

康泰生物上市前的半年内，公司的股权在个人和机构之间进行了20多次倒手。

深交所曾经质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国资流失，要求公司说明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等，但康泰始终没有详细回答这个问题。

高俊芳则用同样的手法，把自己的儿子、老公、小姑子、外甥和侄女全部变成了长生生物的股东。

就像360安全卫士，安装后，你会发现有各种360软件出现在你的电脑里。

2017胡润百富榜中，杜伟民以73亿元的身价位列第559位，高俊芳家族以51亿位列第820位。

如果不是江苏延申的狂犬疫苗出了问题，韩刚君也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

疫苗之王们都起于草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从哪来的。

高俊芳入股长生生物的4000多万全部是自筹资金，当时上市公司的公告显示，她的月薪只有6000元。高俊芳说自己掏了200万，其余的钱一会说是亲友凑的，一会说是和银行贷款。

杜伟民和韩刚君之前分别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和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员工。下海不过四五年时间，成了疫苗行业最重要的资本推手。

都是天才。生子当如防疫员。

4

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是美俄英法中，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也是这些疫苗之王们。

2018年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国家药监局马上对长生生物进行飞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局收回长春长生的药品GMP证书，长春长生主动召回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在对长生生物调查的时候，吉林食药监管局“顺手”对其两年前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2017年11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接到报告，在抽检中发现长生生物一个批次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接种后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免疫效果。

这时25万支疫苗已经全部销往山东，打入25万多名儿童的身体。

8个月过去，吉林有关部门行动迅速，没收了库存的186支疫苗，对长生生物罚款300多万。

186支，长生生物的库存真多啊。300万，处罚力度真大呀。

于是很快有了第二次造假。

短短三年时间，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的市场占有率，就从不到4%上升到28%，成为中国第二大狂犬病疫苗供应商，正在威胁行业霸主成大生物的市场地位。

成大生物疫苗的报价是149元，长春长生的报价则是239元，而且还要比成大生物多打一针。

生物制药行业的朋友说：

活了这么久，竟然见到价格更高、针次更多的产品，把价格更低、针次更少的行业老大给压下去。

兽爷发现，长生生物2017年销售费用为5.83亿元，也就是说25个销售人员每人的销售费用是2330万元，是康泰生物的4倍，是成大生物的47倍。

兽爷就是租了个摊位卖煎饼的。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我是一点都看不懂的。对了，城管来了，我要去搞好下关系去了。

1989年，在默克公司总裁罗伊·瓦杰洛斯的主导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被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中国人民。他说，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最好方法是预防它。

那时，这位乙肝英雄应该没有想到，传染病可以预防，有些事却无法预防。

穷病真的是没法治的？

兽楼处 | 永不消逝的哨音

Posted by 不忘初心 | 2月 15, 2020

1989年10月,美国雷斯顿的灵长类免疫中心收到100只来自菲律宾热带雨林的猴子。

没几天,在这个距离首都只有50公里的美国最大动物实验中心,猴子开始陆续死亡。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在死亡猴子的样本上发现了一种丝状病毒,在P4实验室里检测后,他们确认,这是埃博拉病毒。

军队迅速出马。他们封锁了整栋大楼,处死所有猴子后,在楼里洒满了消毒药水。

1992年,美国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经过3年的采访,把这个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1994年,他的小说《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出版,销量经久不衰。

美国人后来把这个故事拍成了电视剧。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观众们在各大美剧平台上,把它的播放量顶到了第一名。

埃博拉大概是我们人类已知的最可怕病毒,死亡率超过6成。发现者之一的卡尔·约翰逊说,假如埃博拉能够轻易通过空气传播的话:

人类会少很多。

电视剧里,有可怕的埃博拉,也有傲慢的官僚体系,恐慌的民众。女主人公南希为了阻止当局捂盖子,将真相捅给了《华盛顿邮报》。她说:

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就无所作为。

《华盛顿邮报》曾因为踢爆水门事件内幕,直接导致总统尼克松下台。

也是携带埃博拉病毒的猴子抵达美国的那一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法案:

防止公权滥用,鼓励不愿沉默的人们站出来说“不”。

法案叫《吹哨人保护法案》,说不的人,叫吹哨人。

1

上世纪20年代,黑帮大佬阿尔·卡彭在芝加哥一手遮天,杀人无算。但当地警察却找不到他的犯罪证据。

美国联邦税务局站了出来,他们派了一名会计卧底进入了阿尔·卡彭的帮派,收集到他逃税的证据。

阿尔·卡彭被判11年。1947年,因为梅毒,一代教父病死狱中。据说临死前教父留给手下三句话:

重机枪比冲锋枪好使;

鼓掌要戴上小油伞;

不要忘了交税。

交税的事,归联邦税务局管。他们有自己的雇员、部队甚至装甲车,以便上门武装征税。

在阿尔·卡彭死的这一年前后,美国又有了一个机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管起了传染病和小油伞的事情。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类有组织地对抗疾病的历程也是。

1976年2月6日,美国新泽西州一处军营里,新兵大卫·刘易斯死于一种呼吸道疾病。

而且,这位毒王,传染了500个战友。

6天之后,CDC成功分离出了H1N1病毒。

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这种疾病已经一个甲子没有在美国出现过了。CDC站出来表示,美国没有足够的疫苗,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更是断言:

即将到来的猪流感,将会使100万美国人丧命。

美国人民害怕了。特别是知道疫苗不够之后,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逼得总统卡特站出来宣布紧急状态,并表示一定会给每个美国男人、女人和孩子接种疫苗。

预计中的大流行,一直都没有爆发。相反的是,全年因接种疫苗而导致死亡和副作用的案例,接近4000个:

疫苗杀死的人比感染流感的人数还多。

大家都很生气,急需找出谁该负责任。一顿争吵后,国会通过了《国家紧急状态法案》总统再也无权随意宣布紧急状态。

1989年,美国爆发麻疹。3年时间,55000人患病,132人死亡。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克林顿站了出来,推动了《联邦应对预案》的诞生。

疫情一次又一次地,改良着美国的防疫体系。

在《联邦应对预案》里,美国设置了12种突发事件的场景,不仅首次将公共卫生事件作为一种独立突发事件独立开来 ,明确了卫生部门的领导地位,还详细规定了事件发生后的评估、应急响应,各部门之间的职责与协调,详细到令人发指:

卫生部门提供药品、物资和救援队,接受危重病人,提供医疗支持以及殡葬服务;

CDC负责疾病监控,疾病技术咨询,检测应急人员自身的安全防护;

FDA负责提供食品和确保用药安全,心理健康中心负责心理疏导;

国防部帮助转运病人,退伍军人事务部负责启动床位响应和接收、护理工作;

交通部负责病人的分诊和疏导;海岸警卫队利用直升机提供空中支援;

美国红十字会负责调配血液制品;

……

有些职责,甚至具体到了部门办公室一级。

2

2010年,《行尸走肉》第一季尾声,当美国观众看到剧中的CDC被炸毁后,在论坛留言:

完了,CDC没有了,第二季肯定是病毒的世界。

通过一系列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CDC的权利越来越大,在美国人心里的形象非常伟光正。

现在,它有15000名雇员,派出单位遍布全球61个国家。他们全年无休监控着数百种疾病,甚至包括暴力伤害。

他们还管理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储备,包括各类药品、解毒剂和防护用品。法律允许他们限制他国公民入境或本国个人和团体的出行,扣押任何认为有必要的外来船舶和飞机,销毁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财产或动物。

2017年之后,CDC甚至拥有了类似警察的执法权,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可以扣留你3天。

作为防疫的领导力量,2019年,美国CDC的预算达到7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11元。与之对比的是,我国2019年全国各级疾控机构支出约为:

478亿元。

有人曾统计过,SARS之后,我国疾控中心支出占政府支出比例一直在下降,这也导致从2008年到2016年八年时间里,疾控机构人才流失超过6000人。

2003年,我国一名士官患H5N1流感死亡。一年之后,卫生部领导仍然表示:

中国目前没有出现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的现象。

一直到2006年,已去世三年的士官才被确诊。

2005年,中美两国都通过了各自的《大流感准备计划》。中国版本有7900个字,美国版本只有4900个字。但美国人的预案背后,还跟着:

233页的详细实施计划,以及实施计划6个月后和1年后的追踪报告。

2005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美国按照80万人住院、12.9万人重症、20.9万人死亡的标准来做准备。卫生部门花了30亿美元用于采购物资和研发疫苗。

2009年,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流感疫情,政府发放了25%的储备物资,包括1100万份抗病毒药物,3900万套手套和口罩:

还有5950万个N95口罩。

那一年,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流感疫苗,H1N1接种人数超过6000万。

同年,我国H1N1接种人数为2500万。

根据这一比例计算,美国储备了约覆盖总人口47%的物资,以应对紧急卫生事件。

去年6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个演讲。他讲了很多实话,比如疾控防疫体系已经到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地步。更严重的是:

我们的专家几乎每次都被排除在决策层外。

3

《血疫》里的女主角,在吹哨之后,继续担任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病理科负责人。此外,还获得了包括陆军成就奖章在内的多份表彰。

现在,她和丈夫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兽医学院担任教授,生活幸福。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被看作是“吹哨人”。 很多人也希望李文亮医生的牺牲,可以带来吹哨人制度。

这个时候,更有必要理清吹哨人的概念。吹哨人,意指为了公共利益,而揭露一个组织内部的非法或不正当行为。一般来说,“吹哨人”概念有三大要件:

1. 组织内部有人违规违法;

2. 自己没有正规渠道传递信息;

3. 出发点是为了公共安全。

按照这三大要件来看,李文良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吹哨人。但这无损于他是一位伟大的信使和医生。

其实更符合“吹哨人”定义的,应该是钟南山的学生、香港大学教授管轶。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

如今,20天过去,管轶当初的论断很多都被验证。

采访发布以后,在微生物领域排名世界第十一、非典中贡献巨大的管轶,当即被舆论的铁拳锤爆了。大家幸灾乐祸地转发他的实验室被查封的旧闻。

掷向他的石块中,有很多也来自于他想保护的普通人。

李医生去世的那天早上,有人在北京的通惠河边积雪里写下“送别李文亮”。最后的感叹号,是作者躺在雪地里完成的。

兽爷到附近看过,往来的人们带了各种纪念品,有极为珍贵的N95口罩,还有李医生爱吃的炸鸡腿。

1991年,高教司颁布了我国医学生誓词。开头的一句话只有八个字: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李医生做到了,做得很好。

2月14日,领导在讲话中指出: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

从历史经验来看,防疫体系确实是一次一次在疫情中暴露问题,得到改善的。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一句话:好的管理,有预见,静悄悄,平淡淡。

不出英雄。

兽爷丨三个武汉家庭的生与死

2020年02月01日

过完年，申威每天要开车往返武汉第七医院四五回。 从武昌小东门父母家到七医院，途经民主路和中南二路。这是武汉最堵的路段之一，逢早晚高峰，一公里多的路经常要走半小时。 现在，中南路畅通无阻，申威开五分钟就能到医院。 封城后，武汉城空空荡荡。有摄影师航拍了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城市，镜头扫过楚河汉街、街道口、岳家嘴，路上没有一个人。 没有人，但有其他生物。有人拍到了一只野猪，在空旷的二环高架上仓皇奔跑。像极了末日，又像创世纪的第一天。 平时嫌城市人多拥挤。现在还是怀念它的人声鼎沸。

之前文章写过，申威父亲1月上旬身体不适，1月12号去社区医院打点滴，1月19日扛不住，且症状疑似感染了那个病，自此开启了医院的流浪之旅。

从中南医院、到七医院、再到九医院，又到七医院，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那一天，他父亲才住进七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父亲住院两天后，母亲也因为高烧，住进了七医院二楼的门诊留观室。

那天，感觉有点心慌的他也做了个CT检查。结果显示左肺上下叶斑片、右肺小结节。医生诊断和他父亲一样：

疑似病毒性肺炎。

1

床位紧张，口罩、防护服等物资还堆在红十字会的仓库里，武汉的医院现在的能力，只能收纳重症患者。

轻度患者回家自行隔离，开药、打吊瓶。申威这种没有什么症状的疑似病例，当然也是在家隔离。

但父母都住院，尤其是母亲需要送饭、跑手续，他不得不每天往返医院好几回。

申威比很多人都要幸运。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经离开武汉，返回老家荆州。他还能回家睡觉，不用担心传染给家人。

很多患者现在打完针，根本不敢回家。由于担心传染给家人，不少人在医院大厅的板凳上过夜。

天亮了，他们四处流浪。有时仅靠背包里的小面包和一瓶水维持生机。此外，他们还要拖着发烧的身体东奔西跑，进出超市购买生活用品，隔三差五进行病情复查。

有人的复查结果，一次比一次加重，和医生申请住院治疗。医生也没办法，真没有床位。

七医院很早就在门口贴了通知，隔离病房和门诊留观室住满了人。连一楼大厅打点滴的病房，每天也二三十号人。

也是从1月26日那天开始，武汉政府调整了发热病人的看病流程。

患者先到社区卫生院报备筛查，由社区卫生院提交去定点医院看病住院。很多人将自己的检查结果上报到社区卫生院进行报备筛查，等待社区卫生院的安排。

但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没得到回复，至今还在医院大门徘徊。

2

有人在城里流浪，有人在城外流浪了很久。

陈亚1月下旬还在越南旅行，突然接到父亲电话，说之前一直感冒的母亲病危了。

母亲12月底去过华南海鲜市场买年货。之后反复发烧，1月18号去长航医院检查，CT及血检，说病毒感染。

当时他们一家人还没有重视。直到1月20号钟南山说华南海鲜市场“人传人”这件事，才有点慌了。后来母亲辗转了一个星期，也没找到医院床位，病情越来越重，出现呼吸困难、小便失禁等状况。

陈亚着急赶回来照顾母亲。那时武汉已经封城了，她定的航班在武汉已经取消，只有飞深圳段的还在。

她1月28号凌晨2点飞到深圳。落地后空乘马上点名，让包括陈亚在内的三个武汉乘客留下来。他们被带到海关处检查体温、填信息。

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血常规的试剂管。体温有问题的人要做检查，没问题才能放行。

放行后，陈亚坐地铁去高铁站。但通往武汉的高铁已经全部停掉了，有人说有经停武汉的高铁，她查了所有高铁，终于查到两班可以。然后买了高铁票，到武汉下车。

下车后已经是28号下午了。从火车站出来，整个武汉城已经没有公交、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车了。

封城后，武汉政府给每个社区安排了的士，以武汉目前的人口基数来算，平均300户人家一辆的士。不过碰到生病的人，司机也不敢送，怕病毒落在车上。大街上也打不到车，私家车也不让上路，除非用于接送病人，否则会扣满12分。

等了很久，到最后，还是警察把她送回家的。

回到家，紧接着就是帮母亲找床位。汉口是重灾区，定点医院就几个，他们去汉口医院看病，排到了1000多号。晚上12点去，病人还在过道上排，床位肯定是没有的。

他们于是去同济中法医院找床位。在中法医院门口2公里处，被警察拦截了。说要打120才让去，120电话一直占线。

她接着打市长热线，打110，都说他们不管；119也打了，也说不管。

那一刻，站在武汉空旷的大街上，陈亚说自己感到很无力。

3

1月28日，申威和他父母都做了核酸检测。那天早晨排队做检测的时候，旁边一张长椅上，躺了个穿黑色外套的老人。

维持秩序的医生想去叫醒他，用右手手背敲了敲他，才发现已经去世好几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里躺了多久。

北野武2011年在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说：

灾难并不是死了两万人这样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两万次。

截至2月1日早晨9点，官方公布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有259个人去世。

现在可以说，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259次。

世卫组织发官推说，我们必须记住，他们都是人，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王斌的父亲肯定不在那个259个人名单里。

王斌的父亲是武汉很早的一批患者。他50多岁，平时身体很好。1月6号因为高烧一直不退，去了汉口的同济医院看病。

当时新型肺炎还没有爆发。在同济医院门诊耗了三四天，打了消炎和抗病毒的药后，父亲反而病情越来越重。他们才去找了关系，进了重症室的病床。

那会父亲人都有点不行了。

当时武汉只有包括同济医院在内的几家医院收治新型肺炎患者。父亲住院的时候，王斌就听说同济医院就有几个护士感染了，但专家还是说，不会人传人。

父亲病得厉害的时候，王斌曾经在医院和父亲陪床睡过一晚。但是他和母亲到现在为止，观察了大半个月，都没有感染上新型肺炎，谁知道妻子竟然被感染上了。

王斌本来就担心妻子感染，就让妻子提前回重庆娘家了。妻子后来在重庆半夜起来喂小孩，着凉感冒，紧接着发烧，然后就被确诊了。

王斌说，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这可能意味着，一个人从头到尾都不会被感染，但他又是行走的感染体。

他打了一个比喻。人是一个蛋，病毒是苍蝇。如果这个蛋没有裂痕，苍蝇是没法感染的。但这个苍蝇会在蛋上停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这个蛋接触过其他有裂缝的蛋，它也许就有感染的机会。

王斌跟我反复说，大家一定不要生病，不要给病毒可乘之机。

4

核酸检测几天后，申威和他父母的结果都出来了。父母都是阳性，而他很幸运，是阴性。

母亲在门诊留观室病情很反复。不过也有好消息，他父亲在隔离病房病情稳定了。

陈亚发了朋友圈，找了媒体，动用了很多社会关系，她母亲前天住进了武汉三院光谷分院重病室。到今天，病情也稳定多了。

1月22日，王斌的父亲在同济医院的重症室去世了。死因是病毒性肺炎。

从始至终，他都没被确诊。

自父亲进入重症室后，就再也没看见过他。父亲走了后，医院要他喊殡仪馆的人来接，他给公共的殡仪馆打电话，但对方怕感染，不派车来。

再后来，殡仪馆的中介来了。他拿着父亲的死亡证明，找他要了一万块钱，才给运走。

说话语气很嚣张，说武汉只有他一台车，能运这种感染尸体。

截至2月1日9时，新冠肺炎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接近12000例，远远超过了03年非典的确诊病例。

凤凰卫视2013年拍的纪录片《非典十年祭》里说，事后证明非典肆虐的助力，是：

无法查询到的信息、不透明的公共卫生网络、还有媒体迟迟无法介入的封闭尺度。

非典里有句话。如果你不幸感染了，对大众来说，可能只是增加了一个病例。

但对你自己，可能是你全部的人生。

这次疫情也是全方位的。既关于病毒，也关于人性。

而脱离了琐碎的工作和生活，各种情绪此时也来得清晰而强烈。平静、恐惧、孤独、忧伤……

南方周末曾写过，在非典时期，北京离婚率下降了一半。

要是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在疫病流行的城市中，这句话成为了人们更愿意付出爱意的理由。

就像张爱玲写过的《倾城之恋》，勾心斗角的情侣，因香港的陷落得到成全。

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

疫病是暂时的，平常生活会是基本形态。但之后的平常生活，会是褪去了张扬的欲望的生活。

（应家属要求，他们名字全部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