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rdan Perterson：《意义图谱：信念的构建》

野兽按：吴迪美眉听从胡因梦老师的嘱咐，翻译Jordan Perterson的《Maps of Meaning》，我来做审校。以下是该书的前言部分。

书名：《意义图谱：信念的构建》（maps of meaning ）

作者：Jorden Peterson

译者：吴迪

审校：寿文

我要开口用比喻，说出创世以来被隐藏的事。---马太福音13:35

我们看不见的正是保护着我们的，因为那些看不见的，是我们理解不了的。文化在我们内心的显现，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存在。我们理解不了的，则是孕育文化的“混乱”。如果文化的构架被不小心打乱，混乱就会卷土重来。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保护自己，不让混乱降临。

如果一个人完全陷落在一个问题里，被这个问题所折磨，而这个问题又具有普世性，那么对于这个议题，这个人就有着第一手的个人经验。这过程中的痛苦会带给他一些收获。基于此，他用自己的人生作为载体进行反省和思考，然后总结出关于普世议题的“真相”，展现给世人。——荣格（1978a, 78页）（注解1）

我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庇护下长大的。但我的家人并不是虔诚教徒，在我童年时，妈妈会偶尔带我去参加新教的周末礼拜。她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也不是迷信权威的基督教徒，我们在家里甚至从来不讨论宗教的话题。我爸爸则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除了参加婚礼或葬礼，他从不踏入教堂。即便如此，基督教的伦理准则，还是在我们的家庭中默默地传承着。家庭成员之间的期待和反应以及最深刻最亲密的互动，都是基于这些伦理准则来进行的。

在我的那个年代，大多数人还是像传统教徒一样，去教堂做礼拜，祷告，那时主流的中产阶级“社会规则”仍然是基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教堂里的刻板仪式和教条，但是教会所代表的伦理标准，基督教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大家都是默认的甚至会身体力行。

在我大约12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参加了一个“坚信礼”的教会课程，我很不喜欢。我不喜欢我那些“宗教感”十足的同学（虽然人数不多），也不想变成他们那种在社交场合十分不合群的人，我更不喜欢“坚信礼”课上那种特别严肃的氛围。最重要的是，我完全没办法接受他们课上所教导的内容。有一次我问一个牧师，他如何调和《创世纪》中“神造论”和现代科学“进化论”之间的冲突，结果发现，他不但完全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个难题，反而看上去内心是更相信进化论的。我一直想找个理由离开这个组织，那次对话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开始认为宗教是无知、软弱和迷信的人才信仰的。我从此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加入了现代摩登世界。虽然在基督教的环境下长大，我的童年却算得上是幸福和美好，我迅速而决绝地丢弃这个抚养了我的文化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跳出来说：不，你不能这样。

不管是家人还是教会里的人，甚至是那些深度信教、满腹教条的人，都对我的“反叛”没啥反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让人信服的理论，可以有逻辑有智识地反驳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毕竟，很多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完全无法让人理解的，有些甚至荒谬至极。例如童女生子，我们都知道是毫无可能的；耶稣的“死而复生”则是另一个让人难以下咽的理论。

我的反叛行为是否造成家庭的或者社会的危机？没有，因为我的反叛行为是如此老套，如此的意料之中，连一个生我气的人都没有，除了我的妈妈（不过就连她也很快看出来这是必然）。而我的教会、我社区的其他人员完全已经习惯了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弃教”，根本没注意到“叛变大军”中多了我一个。

我的反叛有没有给我造成负面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影响我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也只有多年后才有能力认识到。

反叛后没多久，我的内心开始发展出一种不成熟的对社会和重大政治议题的深切关注：为什么有些国家和个人那么富足和成功，而有一些却注定困苦凄凉？为什么北约和苏联总是攒着要掐死对方的力量？为什么人会变成二战时候纳粹的样子？……

这些具体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宏大的，但是当时被错误“概念化”的问题：邪恶（尤其是集体邪恶）是怎么形成，并在世界上运作的？

我摒弃了曾经支持我的“宗教传统”，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告别了我的童年。

我慢慢意识到，这意味着伴随着“成人”而来的是巨大的“存在”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毫无招架之力。因为我之前对“宗教体系”的拒绝，导致了我没有一个可用的普世“哲学”来帮助我理解和回答这些问题。

这些行为的后果，在很多年之后才完全展现。而当时的我，通过对“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幼稚的拷问，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出口。我开始给一些被“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政治党派当志愿者，全盘接受了这些组织的“党纲”。

我当时笃定地认为经济的不平等是所有邪恶的根源。这些“不公”可以通过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构架的重新定义来解决。我可以成为这场伟大革命的一员，完成我的崇高理想。我不再困惑和怀疑，我清楚了自己的角色。现在回望，我为我自己行为的”老套“感到震惊。那些行为不是“行动”，而是“一种反射式的反应”；我真是为自己当年的俗气而震惊。

我的理性头脑容不下我当时对宗教的浅见，所以我全盘否定了它。紧接着一转身，我就投身于政治乌托邦的梦想，沉迷于个人的权力（实现乌托邦梦想的个人荣耀）。这个意识形态的陷阱，迷惑了近百年来的多少人！

我17岁时离开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小镇，搬到了附近的城镇，开始了大学生涯，这个大学提供本科的前两年学分。我积极的参与校园里面的政治活动（那时候大多数都是比较左翼的），我还当选为大学理事会的主席。而理事会的成员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比较保守的人：律师，医生和商人。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务实、自信、外向，他们都有所成就。我很崇拜他们，但由于我们政见相左，我对他们的崇拜之情让我有些不安。

作为一个学生政治家和积极的政党工作人员，我参加过不少左派政党的集会。我试图模仿这些社会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他们为加拿大谱写了一段辉煌和高贵的历史，而且他们领导的组织吸引了一些确实有能力有爱心的人。但在这些集会中，我也碰到过不少比较低级的积极分子，我真的无法对那些人产生任何尊敬之情。他们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抱怨”。他们经常没有工作，也没有家人，没完成过任何学业，他们除了意识形态，一无所有。他们易怒，小气，卑微。这时候，我再一次被逼着面对我在大学理事会面对的问题的另一面：这些人跟我政治观点相同，但里面大多数人没有丝毫的可敬佩之处。这个反差，让我的“存在”议题更加复杂。

我的大学室友，一个尖锐的愤世嫉俗派，向我表达了他对我思想体系的怀疑。他说：社会主义的哲学观是没办法“框住”或者“涵盖”这个复杂巨大的世界的。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差不多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只是还没有用确切的语言表达出来，也没有对自己承认这个结论。

不久之后我读了乔治•奥威尔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这本书终于彻底推翻我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摧毁了我对任何基于“意识形态”产生的幻想。奥威尔在后来著名的总结《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的短篇中指出：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形态，很难提倡或者保持民主（至少在英国）的最大原因和缺陷就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真的“爱”穷，而是“仇富”。他的这个想法立刻击中我。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其实就是对自己仇恨和怨恨的一种粉饰，滋养着这幅面具的是他们自己人生的失败。

我遇到很多积极分子都是通过这些远大的理想来合理化自己对“私怨”的“复仇”。

我又穷又没受过良好教育，也没有人尊敬我，这到底是谁的错？很显然，是那些有钱，受过教育又受到爱戴的人的错。正好！复仇的要求和抽象的正义无缝对接！当然要从比我更幸运的人身上的讨回一个公道。

那么，问题并不在于“社会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而在于“意识形态”本身。意识形态将人们简单地划分为思想正确与否，行为妥当与否。意识形态使其信徒能够逃避那些令自己不快的和那些不光彩的幻象和愿望。这样的认知颠覆了我的信念（甚至我对信念的信心），以及我以这些信念为导向所制定的一系列计划。我无法说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因此我也不再知道我该支持谁，或者该反对谁。这个状态，真的很麻烦，我面临着现实层面和哲学层面的双重困境。之前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律师——曾经参加过法学院入学考试，并学习了两年相关的预备课程。我想了解敌人的招数，并准备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但这个计划瓦解了。这世界显然并不需要多一名律师，而曾经自以为是“领导者“的我，也不再认为自己能胜任这个角色。

与此同时，我开始对政治学失去兴趣，这是我曾经的专业。我选修这门学科是为了可以更多地了解人类信仰的结构（以及前面提到的务实职业需求的原因）。我在大一、大二时，还依然对这门学科很感兴趣，那时我接触到了政治哲学的历史。然而，当我后来搬到亚伯达大学主校区的时候，这份兴趣就消失了。书上教育我们：人是受理性力量的驱）使的；人类的信念和行动是由经济压力决定的。这个解释似乎不那么到位。我无法相信（现在依然无法相信），比如，商品（“自然资源”）具有固有的，显而易见的价值。如果它们没有与生俱来的价值，那事物的价值则只能是从社会，文化甚至个人的层面来判定的。这个对价值进行定义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关乎伦理道德的。对我而言，是根据具体讨论的对象：某个社会，文化或个人，他们所信奉的伦理学所决定的。在经济上人们所重视的，仅仅反应了他们所“相信”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这意味着真正的动机势必存在于价值观的领域。我所师从的政治学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价值的。

我的宗教信仰，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还没成形就消失了。当我意识到世界不能仅仅用经济学理论来阐释的时候，我对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的信心湮灭了。当我开始注意到对意识形态认同本身会导致深奥难解的问题，我对意识形态的信仰瓦解了。

我无法接受我所选择的研究领域的基本论点，所以我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深入研究这个学科。于是我结束了三年的学士学位，然后离开大学。我所有的信仰——是为了解决我生活中的混乱，哪怕只是暂时性的——已经被证明都是虚幻；我再也看不到事物的意义。我漂泊不定，无所适从；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想些什么。

但其他人呢？有证据可以证明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经被什么人以任何可接受的方式解决了吗？我朋友和家人的行为模式与生活态度，并没给我多大帮助。我所认识的人里，在人生方向和生活满意度上，好像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更糟。他们的信仰和存在方式似乎仅仅是为了掩饰无尽的怀疑和深深的焦虑。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更普遍的程度上，一些真正疯狂的事情正在发生。世界上的大国，都在狂热地制造一台具有无法想象的破坏力的核机器。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正在制定着可怕的计划。为什么？那些所谓的正常且适应性强的人都在按部就班地忙于营生，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为什么他们不会受影响？他们难道没有注意到世界发生着什么吗？我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我对这世界普遍的社会上与政治上的疯狂和邪恶的忧虑——曾经因对社会主义乌托邦和政治阴谋的狂热而暂时压抑的——再次报复性地卷土重来。冷战的神秘真相越来越多地占据我的意识中心。事情怎么可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历史只是个疯人院

   它翻过所有的石头

   如果你去仔细的阅读

   你会发现,“未知”甚少

我无法理解核竞备：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冒“彻底毁灭”的风险的？——毁灭的不仅仅是现在，而且是所有过去和未来的一切？我们人类是怎么合理化这种恐怖的可能性的？

对此无解，但我至少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了，这也是一种礼物。

我回到大学，开始学习心理学。在亚伯达大学的一位古怪的副教授的督导下，我访问了埃德蒙顿市郊一所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囚犯进行心理治疗。监狱里充斥着杀人犯，强奸犯和抢劫犯。在我第一次勘察期间，就稀里糊涂的来到了在举重区旁边的健身房。我穿着一件产于1890年的羊毛长斗篷——这是我在葡萄牙买的，还有一双高筒皮靴。陪同我的心理学家这时居然不见了，留下我孤身一人。很快，我就被陌生人围住了，有些人极其高大、面目凶悍。其中一个人令我尤为记忆深刻。他肌肉异常发达，赤裸的胸膛布满纹身。他有一条触目惊心的疤痕，从锁骨一直延伸到上腹部。也许他曾经从开胸手术中幸存下来，要么这就是斧头砍伤的。反正，这样的伤肯定会杀死一个更弱小的男人——比如我。

有些穿着不太好的囚犯，提出要用他们的衣服换我的斗篷。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买卖，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拒绝。这时，上天派了一名矮小消瘦，蓄着胡须的男人来拯救了我，他说那个心理医生（我的老师）叫他过来接我，要我跟着他。他只有一个人，而我和我的斗篷正被很多人围着。我立刻相信了他，跟他走了出去。他带我走出体育馆，来到监狱的院子里，一直沉静地谈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记不清是什么了）。当我们走得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不时地满怀希望地回头看身后敞开的大门。终于，我的教授出现了，招呼我回去。我们离开了那个蓄着胡须的犯人，然后来到一个办公室。

教授告诉我，那个陪我离开体育馆的，看似无害的瘦小男人，曾经强迫两个警察挖了坟墓后，杀掉了他们。其中一名警察有小孩，在他挖墓的过程中，还为了孩子乞求此人放他一命，至少根据凶手自己的证词，有这么一个插曲。

这确实让我震惊。

当然，我曾经读过这类事件的报道——但这对于我来说毫无真实感。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与类似事件挨上一点儿边的人，当然更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做过如此可怕事情的人。刚跟我谈话的那个人——他显然是正常的（所以看似不合常理）——怎么会去做这么恶劣的事。

我那时参加的一些课程是在大礼堂讲授的，学生们坐在梯次成排的座位上。在其中的一门《临床心理学导论》课堂上，我经历了一种重复出现的冲动。我会选择坐在一个毫不知情的同学后边，听教授讲课。在这节课的某些时刻，我总会忍不住想要把手里的笔刺进坐在我前边的人的脖子里。这种冲动并非难以抗拒——还算幸运,我从没有付诸实践——但那种冲动让我感到不安。什么样可怕的人会有这样的冲动？肯定不是我。我从来都不具有侵略性。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比我的同学年龄和体格都要更弱小。

距我第一次访问监狱大约一个月之后，我又回去了一次。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两名囚犯袭击了另一个被怀疑是告密者的囚犯。他们绑住他，用铅管把他的一条腿打得粉碎。我又一次被震惊了，但这次我尝试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尝试想象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会是什么样子。很多天我都专注于这项任务并经验到令人恐惧的启示。这种暴行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它的不可能性或遥不可及——如同我曾天真地以为的那样，而恰恰在于它很容易发生。我和那些凶残的囚犯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也能做出他们所能做的事（尽管我从没有做过）。

这个新发现真的让我难过。 我与想象的自己不是一个样子。但是奇怪的是，伴随着这个发现，我的想要“捅人”的欲望消失了。回看当时， 当我的欲望以非常清晰的方式被“承认”之后，当它由情感和画面转化为实在的认知后，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已经显现。这个“冲动”出现的原因，只是因为我想要试图探索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怎么会对另一个人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我提问的时候，认为我的提问对象是别人，是那些坏人，我没有预料到，这个答案是那么的私人，而且那么有意义。

与此同时，我的“交流能力”似乎也在发生一些奇妙的变化。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喜爱辩论，无论什么话题。我觉得它们就像游戏一样（虽然这个感受没啥稀奇的）。但是突然间，我没办法说话了。更准确的说，我没有办法忍受“听”自己说话。我开始在头脑里听到一个“声音”，随时对我的观点进行评论。每次我说一句什么，它都会带着批判性回一句。这个声音有一种抽离感，带着一种实事求是甚至是百无聊赖的语调：

你不相信你刚才所说的。

那句不是真的。

你不相信你刚才所说的。

那句不是真的。

这个“声音”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做了类似的回复。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评论员是我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认知让我更加困惑了。哪个部分才是真正的我呢？是说话的那部分，还是评论的那部分？如果是说话的那部分，那评论的部分是谁？如果是评论的部分，那么：为什么我说的每句话它都认为是假的呢？我的无解和困惑让我决定，我要做个实验。我决定只说出我内在评论员不反对的话。这就意味着，我要非常仔细的注意我说话的内容，也意味着我说的话越来越少。我经常句子讲了一半，需要突然停下来，又尴尬又笨拙的重新组织我的思想。

从此我只说“内在声音”不反对的话，不久后我就发现自己不那么焦躁了，也更自信了。我松了一口气，这个实验宣告成功；我是那个评判的那部分。但是我还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消化这一观点----基本上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假的----至少，它们不是真的自己的想法。

所有我认为自己“相信”的东西都是我认为听起来好的、令人尊敬的、勇敢的那些内容。可它们不是我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我从某处偷来的，很多是从书里拿来的。我觉得我可以收纳它们，它们就自然变成我拥有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别人的想法；充满了各式各样我无法用逻辑辩驳的理论。我当时并不知道，一个无法用逻辑辩驳的理论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我当时也不知道去“认同”某些理论是一种“权利”，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挣得”。

在这个时期我读了很多卡尔•荣格的著作来帮助理解我正经历着的一切。荣格创造了persona（人格面具）这个概念：一个我们捏造的现实独特性的面具。拥有和使用这个面具，荣格认为，让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相信我们真是独立的个体。（注解2）

荣格说：当我们撕下这个面具，来分析下面的人格，我们发现所谓的独立个体是在集体的最底层的，换句话说，那就是persona只是一个集体心理状态的面具。从最基础的角度来说，这人格面具没有“真”的东西，它是独立个体和社会集体在对“一个人应该展现什么样的特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一个人得到一个名字，拥有一个头衔，施展一个功能，他是“这样”或者“那样”。当然从某个角度上来说这些描述的内容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从这个个体最精髓的“独立性”这个角度来说，它只是一个屈居第二位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妥协后的结果，这个结果更多是由别人所影响而决定的，而不是他自己。 这个人格面具是一个表象， 如果要给一个小名，就是一个有“两个维度”的现实。（“社会要求”和“自我表达”这两个维度）

所以，尽管我一直都很能说会道，那时的我不是真实的。要承认这一点极为痛苦。

我开始做一些我完全无法承受的梦。我在此之前做的梦，基本上没什么大事儿发生，而且我也不太记得。而现在，对于视觉能力不怎么样的我来说，如此惨烈的情绪，那么惊心动魄的梦境，让我变得每天都不敢入睡。我的梦那么生动，如同现实一般。我没有办法逃避或者忽视它们。它们围绕这一个主题不停的循环：核战争，彻底的毁灭----以我或我内在某个部分能想出来的最“邪恶”的方式呈现：

我的父母住在阿尔伯达北部的一个中产阶级住宅区，一个农场式的房子里。我坐在房子昏暗的地下室客厅中，跟我的表姐戴安一起看电视。戴安在现实生活中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孩。一个新闻播报员突然打断了正在播放的电视节目。电视的图像变得扭曲而不清晰，接着屏幕上布满雪花。我的表姐站起来，去检查一下电视后面的电线。她触摸到电线，开始剧烈的抽搐，口吐白沫，浑身被电流击得僵硬。

地下室被一束从窗户里洒进来的强光充满。我冲上楼，楼上的房子已经没了。房子被完全铲平，只留下地板，作为地下室的屋顶存在。从地平线望去，红色和橘黄色的火焰点燃了天空。我眼睛所见之处，没有什么东西得以存留，除了一些骷髅般的废墟零零点点的耸立：没有房屋，没有树木，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或者生命的踪影。整个镇子和镇子周围的草原都被彻底的摧毁。

天上开始下密密的泥点。那泥点模糊了视线，地球被染成棕色、潮湿、平平的、了无声色。天空的颜色暗下去，甚至变灰。一些惊魂未定的人们开始聚集。他们手上拿着没有标签的、变形了的食物罐头：里面只装着糊状物和罐头蔬菜。他们站在泥里，蓬头垢面，满脸疲惫。从地下室楼梯里走出来几只狗，不知道他们躲在哪里逃过一劫的。他们用后腿站立行走、很瘦，像是灰狗这个物种，有着尖尖的鼻子。他们看起来像某种仪式里的生物：像是从埃及墓里来的阿努比斯（埃及神话里的豺头人身神）。他们手里拿着盘子，盘子上有烧焦的肉。他们想用这些肉换人类的罐头。我接过来一个盘子，盘子中心是一块直径4英寸、厚一英寸的一块肉。烤地脏脏的，油乎乎的，这块肉中间还有一块看得到骨髓的骨头。

我意识到了一个很恐怖的事实，我飞跑去地下室，去找我的表姐。那些狗屠杀了她，现在正在外面将她的肉献给这场灾难的幸存者。

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每周都要做两三次这么强烈的、末日景象的梦，当时我同时在打工和上学，跟没事儿人一样的。但事实上，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事情正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同时被两个层面上的事情所影响：第一个层面就是日常的、循规蹈矩的每日生活，跟其他人一样。然而在第二个层面（我以为是只发生在我身上的），那里有着恐怖的画面，和让人无法承受的情感体验。这个奇异的主观的世界——大家一般都认为是虚幻不实的——给我的感觉是：这看似虚幻不实的东西，其实是每个人了解的熟悉的“真实”背后的东西。但是“真实”是什么意思呢？我越仔细的往里面看，却越看不懂。真的东西在哪里？这一切的最里面是什么？我觉得活着而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实在不行。

我对冷战的由“兴趣”转为“痴迷”。我每天从起床到入睡，都思考着：大家怎么这么争分夺秒的为一个自杀性也谋杀性的战争做着准备。这个现状是怎么来的？这个现状谁来负责？

我梦到我在一个大商场的停车场中奔跑，好像是在为了逃离某个东西。我穿过一排排停着的车。我钻进一个车的车门，爬过座位，然后从另一侧的车门钻出，接着钻进下一辆车的车门，周而复始。在我钻进其中一辆的时候，车门猛地被关上，我当时正好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车自己开始移动。一个声音冷酷的说：“这里无路可逃！”我被困在一趟我不想去的旅途上，我也不是这趟旅程的主驾驶。

我变得很焦虑很抑郁。我有了轻微的自杀念头，但主要只是希望一切都可以过去。我想要躺在我的沙发上，深深的陷下去，直到只有我的鼻子露在外面——就像一个潜水员露出水面的水下通气管一样。我无法承受我对一切的“感知”。

一天晚上，我参加完一个大学派对，回到家里，感觉又自我厌恶又愤怒。我拿来一个帆布板和一点颜料，画了一幅粗糙的，凌乱的草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目光怒视，充满着魔性——他的腰间缠着一条眼镜蛇，像皮带一样。这幅画搅动了我内在的很深的东西——虽然我是不可知论者，这幅图的亵渎性还是让我觉得当头一棒。但是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画这个。这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已经很多年想都没想任何跟宗教相关的东西了。我把这幅油画藏在我衣橱的一些旧衣服底下，然后盘腿坐了下来。我低下头。那一刻我很清晰的意识到我对自己和他人一无所知。 我所理解的所有关于社会的关于我自己的，到头来都证明是假的。这个世界显然已经疯了，而我的头脑里面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令人惊恐的事情。詹姆斯·乔伊斯说，“历史是一场我试图从中醒来的噩梦。”对我来说，“历史”是真实意义上的“噩梦”。(注释3)。 我在那一刻只希望真正的醒来，也希望每晚伴随我的噩梦消失不见。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探索和试图理解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的： “恶”的潜能——尤其是与“信念/信仰”相关的“恶”。我开始尝试着分析我的梦境。毕竟我没办法忽视这些梦。也许它们是想告诉我什么？承认这个可能性没什么坏处。我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觉得挺有用。至少弗洛伊德是认真的在探讨“梦”这个课题——但是我没办法把我的梦归类于“为了满足某种幻想和愿望”。 而且我的梦境都跟“性”没什么关系，反倒是有很浓的宗教性。我模糊的感觉荣格在神学和宗教方面专业的建树会对我有所帮助，虽然学术界似乎历来不是很待见他的思想，但是学术界同样也不是很关注“梦”这个议题，而我特别在乎我自己的梦。我开始研读他的著作，因为这些梦如此之激烈，他们有可能把我整成神经病。（我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去相信那些折磨着我的恐惧和痛苦都是假的吗？）

荣格想要阐述的很多内容我都不懂。他想讲述的观点是我无法领悟的，他用的语言是我不能理解的。但是偶尔，他会有那么一两句话，击中我的心。比如他观察到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必须承认，“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内容，有时会以极为丑陋而恐怖的梦境或者幻想来展现，这样，就连最顽固的“理性主义者”们，都没办法躲开那些天崩地裂的噩梦和萦绕不散的恐惧。（注释4）

这段话的第二部分肯定适用于我，虽然这第一部分（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的内容）还是很神秘生涩。即使如此，我觉得这个方向很有希望。荣格至少指出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何况他更进一步的给出一些线索，解释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所以我继续读了下去。很快我读到了以下这个假说。这个论点很可能帮助我解决自己正在面临的问题——或者说它至少给我指了条路：

对（梦境或者幻想）的画面的心理学的阐释，很明显的要涉入宗教现象学领域的深处，而这种工作是不可以被轻易不予置之或者忽视的。宗教的历史，在最广的意义上（所以包括神话学，民间传说，和原始心理学），是我们心理医生的一个宝藏。在里面，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很多充满洞见的类比 ，可以帮助我们将迷茫的的，如同在海上漂行的“意识”，安定下来，清晰起来。这些大胆奇异又具有威胁性的画面，在“头脑”的眼前呈现出来，把这些画面放到一个“背景”下面来解析，是十分有必要的。我的经验表明，用神话比较学的素材来做这件事情是最有效的。

学习“神话比较学”的材料确实让我噩梦消失了。而此番学习的代价是：频繁且痛苦的转化：我对世界的认知颠覆的如此彻底，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完全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我发现，“beliefs（信念信仰）”真实地铸造了世界——beliefs就是世界本身，不仅仅是从一个形而上的层面来说。这个发现并没有让我成为道德相对主义者，（注释5）相反的，我坚信“这个由信仰构建的世界”是有秩序的；这里面是有普遍性的（宇宙性的）绝对道德准则的。（当然，这些准则的“构架”方式使得：1.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想法，2.这种不同的存在是有益处）。我相信每个摒弃了这些绝对道德准则的独立个体和社会——不管是因为无知还是故意的反抗——都终将走上一条充满苦难，最后会瓦解的路。

我发现了信仰体系中最深的底层基础的意义，是可以被深入浅出地讲解的，使得一个即使充满怀疑的“理性主义者”也可以理解。而这个新的诠释，是如此的令人着迷，充满深刻的洞见，也非常有必要知道。我得知了人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为什么人类可以为了维持和扩大自己信仰体系的影响力，能够集体的犯下无法言喻的残酷与镇压之行。和我们怎么才能改善这个如此普世的人类倾向。最终，我还学到了，人生中那些黑暗的部分可能是“生命”存在的前提条件。而这个前提条件，我们是可以去接受、去理解的。

我希望我能带所有阅读此书的人到达同样的地方，这种“到达”不需要大家放弃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只希望在最开始我提出观点的时候，大家有足够的开放态度来允许这些观点的可能性。

下面是这些观点的一个大概的总结：这个世界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行动”发生的“场所”，也是看做一个“事物”存在的“地方”。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世界描述成一个事物存在的地方。但是从“叙事”的角度——神话、文学和戏剧所刻画的——世界是一个“行动”发生的场所。这两种角度，由于我们没有对它们分管的领域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一直以来都被武断的对立。

前者主要覆盖的是“客观世界”——以主体间性的感知角度来定义“现实世界”是什么。（注释6）后者所覆盖的则是“价值观”的世界——以情感和行动的角度，来丈量“现实是什么”以及“现实应该是怎么样的？”

世界作为一个“行动”发生的“场所”，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是以具有代表性的“隐喻”形式显现。

第一部分是“尚未探索的领域”：“伟大的母亲”，自然界，既充满创造力又充满毁灭性，既是“有形世界”的源头，又是它最终的安葬之地。第二部分是“已被探索的领域”：“伟大的父亲”，文化，及保护着我们也制约着我们，古老智慧的积累。第三部分是“斡旋”前两个元素之间的过程：“圣子”，“个体”的原型，具有创造力和探索精神的“话语”，一个复仇的挑战者。

我们对这些神圣的“人物角色”如此的熟悉，就像我们对客观物质世界习以为常一样。

这种“浸入式的适应”（对“人物原型”或者物质世界的熟悉）意味着从“现实”层面讲，我们所处的环境，即是一个行动的场所，又是一个事物存在的地方。

如果被毫无保护的暴露在未被探索的领域中，我们会产生恐惧。那么个体何以让自己不被这种恐惧所侵袭？我们传承集体身份认同，是以“仪式”为载体“模仿”“伟大父亲”的原型进行的。（注释7）对集体身份认同的传承，让我们更容易把事物的“含义”（祖辈已经将它们定义），这样社会性的互动也变得更有套路可循。但是如果这种对集体的身份认同变得绝对——当每一件事情都被控制，被僵死的定义，当“未知”不再被允许——那么那个创造性、探索性的过程就不再能够自我显现，而这个集体也就不再有能力更新自己。压抑这股不断自我更新的适应性力量，会使这个集体中的“社会性攻击”急剧增加。(注释8)

对“未知”的拒绝无异于“成为魔鬼”，在所有神话里，魔鬼永远都是与那个探索世界、创造世界的“英雄”为敌的。对“未知”的拒绝和对“魔鬼”的认同，源于路西法的傲慢，这傲慢宣称：所有需要知道的，我都已经知道了。（注释9）这份傲慢是一种对“全知全能”的觊觎和妄想——是用“理性”来取代上帝的位置——这种状态无一例外的给个人和社会来带来“地狱般”的体验。没有了谦逊的对“未知”的承认，创造性的探索不可能产生，地狱由此而生。那个既有适应性又有保护性的信仰体系，它给人生带来大部分意义。而它是由创造性的探索过程构建和维持的。

“集体身份认同”这一行为自带很多危险倾向，容易滑入“精神错乱”的深渊，而“成为魔鬼”会使这一危险加剧。拥抱已经定义好的世界，拥抱“常规”而不去思考，是很有诱惑性的。所以忠于“个人兴趣”——主观的生命意义——是对付这种诱惑的解药 。“个人兴趣”，也就是主观的生命意义，在已知和未知领域的交汇处显现。它是非常好的判断我们是否“投入地活着”的指标，用来判断你是否从个人和社会层面的真正健康地不断进化。

忠于个人的兴趣等同于成为“英雄”的原型——“救世主”（比如耶稣）——那个面对死亡，无论一个群体如何向他施压，逼他顺从，还是不与自己“创造性话语”失去连接的人。“成为英雄”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即使受到打击，动力也不会那么快的消失；更重要的是，“成为英雄”让每个个体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维持了集体的秩序，也超越了集体本身。

在书中每章（子章节）的开始，都会有一段像上面一样的总结。建议大家一气呵成的读完这些总结篇，它们以完整但是精炼的方式囊括了本书的内容。以这个顺序来阅读此书，大家会了解我完整的理论体系，掌握了这个体系会加速大家对每个章节具体内容的理解。

注释

注释1：（荣格，1978a, 78页）和老子的道德经同样说道：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

注释2：人格面具 (persona) 指人在公共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方面，其目的在于表现出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良好形象以便得到社会的认可。与自己的人格面具良好沟通能降低社会性焦虑的强度。

注释3: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作家、诗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代表作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

注释4：集体无意识,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荣格认为人的无意识有个体的和非个体（或超个体）的两个层面。前者只到达婴儿最早记忆的程度，是由冲动、愿望、模糊的知觉以及经验组成的无意识；后者则包括婴儿实际开始以前的全部时间，即包括祖先生命的残留，它的内容能在一切人的心中找到，带有普遍性，故称“集体无意识”。

原型：指神话、宗教、梦境、幻想、文学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意象，它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潜意识。这种意象可以是描述性的细节、剧情模式或角色典型，它能唤起观众或读者潜意识中的原始经验，使其产生深刻、强烈、非理性的情绪反应。

注释5：在哲学中，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立场，认为道德或伦理并不反映客观或普遍的道德真理，而主张社会、文化、历史或个人境遇的相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者与道德普遍主义相反，坚持不存在评价伦理道德的普遍标准。相对主义立场认为道德价值只适用于特定文化边界内，或个人选择的前后关系。极端的相对主义立场提议其他个人或团体的道德判断或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注释6：主体间性，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

注释7: 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须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

注释8：社会性攻击又叫关系型攻击，是一损害某人的关系或社会地位的攻击行为。

注释9：路西法（Lucifer）原先只是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名词。经过后世传播，成为了基督教传说的堕落天使，基督教信徒一般认为，路西法过去是上帝创造的光辉最耀眼的天使，未堕落前由于过度骄傲，后来因反叛上帝而堕入地狱。在部分观点里，路西法甚至经常被认为是恶魔撒旦（Satan）。